【摘要】范长江是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之一。为了更好地弘扬长江精神，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对近三十年来对范长江及其作品的研究现状和成果进行了归纳梳理。 【关键词】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研究综述 一、研究的背景 范长江是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之一。自1978年起，我国开始出现了一些研究范长江的文章。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研究范长江的文章数量更是达到了空前，有大量的文章见诸于众多学术刊物，并且有一批学术专著面世。研究者将范长江及其作品放在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等诸多层面进行剖析，研究不断走向深化和细化，形成了较为开阔且合理的学术格局。本文在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就近三十年来对范长江及其作品的研究现状和成果进行了归纳梳理。 二、国内研究范长江的现状 1、范长江纪念活动推动了对范长江及其作品的研究 1987年，中国记协设立范长江新闻奖基金，1991年，由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该奖项于2005年与“韬奋新闻奖”合并成为“长江韬奋奖”。这一奖项的设立鼓励了广大新闻人员，也使关于范长江的研究的对象扩大到了其他新闻工作者及该奖项本身，将二者有机结合了起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如刘保全的《向获奖者学习做范长江式的记者》（《新闻知识》，1996年03期）、郑亚楠的《范长江新闻奖的精神寻找》（《新闻大学》，2008年02期）等文章，可以说扩展了新的研究领域，丰富了此项研究。 纪念范长江诞辰百年座谈会的召开，更是进一步推动了对范长江的研究，产生了大量怀念性的文章，如慕素娟的《一个人的百年――写在纪念范长江同志诞辰百年之际》（《新闻三昧》，2009年11期），以及在《新闻三昧》上，连续刊发了5篇王大龙与王玲写作的题名为《千古风范映长江――为纪念范长江同志诞辰95周年而作》的文章。在这些活动的推动下，还出版了一批有关研究范长江的专著，如蓝鸿文著《范长江记者生涯研究》、《面向新闻界》，于友著《解读范长江：记者要坚持真理说真话》等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与范长江纪念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成果的取得使得对范长江的研究走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2、注重对其品质与作品的研究 首先，出现了大量研究范长江个人品质的文章，从他高尚的人格、爱国的思想、可贵的精神和渊博的学识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如冯英子的《富贵不淫和得道多助》（《新闻记者》，1997年08期）、高超的《范长江的严谨》（《世纪》，2008年 03期）等。研究者们认为这些个人品质在当时的时代是可贵的，在今天更是需要大力弘扬的，尤其是在当前媒体竞争日趋激烈、媒体环境存在同质化等弊病和新闻从业人员大量增加的形势下，这些个人品质仍然对教育和引导新闻工作者为党的新闻事业努力奋斗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出现了大量研究范长江新闻作品的文章，研究视角更为广阔，涉及的层面更为丰富。尤其是对《中国的西北角》一书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做了细致的解读。这些文章从新闻思想、写作手法、写作过程、地域特色、人文关怀、话语结构、出版次数、边疆及民族宗教问题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的西北角》不仅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与历史价值，还有着富有感染力的文学价值。但是对《中国的西北角》这样的名作与其他著名记者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极少，张瑷的文章《斯诺与范长江报告文学比较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03期）可以说是个另类，在这一方面写得很有深度。这种横向的比较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范长江及其作品，给我们带来新的研究视角与思考维度，而在著名的新闻作品之间有着很多可比性，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滞后，扩大研究视角很有必要。 3、侧重对史料的分析和挖掘 研究者以还原事实和还原历史的精神为基准，研究范长江和政治领导人的关系，如范长江和毛泽东的关系、范长江与周恩来、张学良、陈大章的关系。作为一名记者，范长江一生始终与政治有着牵连。因此，也有许多文章研究范长江与政治事件的关系，如范长江与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西安事变、国共内战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这一系列与政治事件的关系又往往和这些政治人物交织在一起，如刘春秀的《范长江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交往》（《�望新闻周刊》，1995年35期），文章再现了当年的那一段历史，讲述了在风云变幻的政治事件中，范长江深入采访，并与领导人建交的史实。 有的学者研究范长江与新闻机构的关系。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时刻与新闻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新闻机构成为展现他们的平台，而众多的新闻工作者也成就了知名的新闻机构，范长江正是这样一名新闻从业人。范长江一生经历坎坷曲折，他曾与许多新闻机构相依相伴，并做了大量的工作，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如范长江与大公报、华商报、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日报、青年记者学会、国新社、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和北京新闻学校之间的关系，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众多，为我们勾勒出了范长江在这些新闻机构中的活动轨迹。这一系列文章从历史图景上寻找范长江，全面详细地论述了范长江深入西部采访的过程，思想发生转变的内外因，以及在这些事件中所做出的贡献，肯定其价值，阐释寻常而又不平凡的范长江。 4、争论问题的产生和深入 随着对范长江研究的不断深入，在一些方面，研究的观点和认识出现了分歧，主要是在红军长征上。 在许多学者的研究文章中，范长江被认为是国内第一个报道红军长征的人，他的《中国的西北角》也因此而增色不少，成为经典名著。如李元鸿的《范长江――报道长征第一人》（《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03期）、周克冰的《报道长征第一人――范长江采访中国的西北角》（《军事记者》，2002年07期）等等均谈了这样的观点。和上述许多学者一样，蓝鸿文认为范长江是国内第一个报道红军长征的人，且范长江去西北采访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的动向。他在文章中写道：“这些通讯，是范长江去西北采访两个目的之一‘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的产物”①，持这种说法的人占大多数。 但是，尹韵公提出了与此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范长江并不是最早报道红军长征的人，在此之前《大公报》上已经发表了关于红军的多篇报道，他在文章中写道：“范长江是1935年7月14日离开成都北上的,范长江写的所谓‘最早公开报道红军长征的篇章’――《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是发表于1935年9月13、14日《大公报》上的。因此,选择这样的个案对象和时间，更便于弄清事实的真相。”② “据查，《大公报》在1935年7月的31天中，有24天发表了关于红军的报道，另有7天空白。”③后来，尹韵公在文章《论范长江“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的目的之不能成立》中进一步论述了这一观点，从当年红军长征的时间、行程、地点等多方面因素考察，以史实为依据，认为范长江在1961年说的当年西北采访的目的之一“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是一个伪命题，且认为范长江对红军的报道有失客观，“范长江在西北采访过程中的红军报道，肯定大多是负面的而不是正面的，消极因素大于积极因素。”④ 伴随着这一争论，在这两种观点之外又有一些学者谈了自己的看法，胡忠青、李相成在文章中写道：“尹韵公认为范长江的采访是不扎实的,有的甚至是道听途说,笔者觉得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而且在范长江的其他新闻作品中也能看到,特别是在《战地通讯》中,很多就不是新闻而是记者的个人感受,在严格意义上,不能算作新闻作品。”⑤“尽管《范长江新闻文集》中的确有上述方面的问题,而且尹韵公先生也分析得十分正确,但是笔者认为,尹韵公对范长江的评价还是有失公允,至少没有站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更没有结合范长江一生的新闻生涯来看待《中国的西北角》”⑥。这种学术上的分歧和争论，打破了一贯的认识和看法，在上世纪80年代重新充分肯定范长江新闻成就的基础上，个别学者开始了更为冷静客观的思考，注重对史实和实地的考证，认识到范长江的局限。其间存在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这显然为我们无限挖掘范长江，认识范长江提供了有力的参考和交流空间。其实，能在学术研究中摆事实，讲道理，能有根有据地进行研究，不失为一件好事，因为本着客观的争论无疑会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有助于对范长江研究的深入。
可见，国内对范长江的研究涉及很多方面，成果是显著的，不论是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透视，还是对争论问题的探讨，都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整体的研究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三、国外研究的现状 相对于国内的研究，国外对范长江的研究很少。从蓝鸿文的研究文章中我们可知，范长江的通讯曾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上被转载和引用过。而在国外研究中，对范长江较为关注的是日本。早在1938年，日本的松枝茂夫在鲁迅的朋友增田涉的劝导帮助下，就将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译成日文，介绍给日本人民。后来松枝茂夫的学生岸田五郎又与他的老师松枝茂夫合译了《塞上行》，于1989年5月出版，出版者是筑摩书房，书名改为《西安事变前后―1936年中国》。日译本的出现使日本人民了解范长江，也进一步扩大了范长江的影响。 四、研究的启示 纵观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范长江的研究极为广泛，涉及很多方面，研究逐渐走向多元化、深层化，研究的视角不断细致化，可谓硕果累累，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终结，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研究还存在着不足。 首先是对《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之外的文章研究相对薄弱，尽管这些文章不是范长江的代表作，但却是他一生思想和活动的一个缩影，对这些文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客观地了解和评价范长江。 其次是对范长江与其他名记者之间的比较研究较少，不论是从人生经历、思想情怀，还是从写作风格、社会语境等方面都缺少大量的横向比较。注重他们之间这种共同性与异质性的研究，有利于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对于我们今天培养和造就新闻从业人员,提高他们的素质，都是很有意义的。因此，还应在这类研究方面进一步努力。 最后是国外对范长江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面对全球化的趋势，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交往更加频繁，政府部门应该利用各种途径来扩大宣传，努力增进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达到一种文化上的交流和互融。在这方面我们还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①蓝鸿文，《范长江三次写红军长征》，《军事记者》，2009（1） ②③尹韵公，《为什么不是范长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2） ④尹韵公，《论范长江“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的目的之不能成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3） ⑤⑥胡忠青、李相成，《:是伤疤还是足迹? 》，《现代传播》，2007（5） （作者：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09级广播电视艺术硕士） 责编：周蕾
【摘要】范长江是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之一。为了更好地弘扬长江精神，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对近三十年来对范长江及其作品的研究现状和成果进行了归纳梳理。 【关键词】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研究综述 一、研究的背景 范长江是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之一。自1978年起，我国开始出现了一些研究范长江的文章。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研究范长江的文章数量更是达到了空前，有大量的文章见诸于众多学术刊物，并且有一批学术专著面世。研究者将范长江及其作品放在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等诸多层面进行剖析，研究不断走向深化和细化，形成了较为开阔且合理的学术格局。本文在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就近三十年来对范长江及其作品的研究现状和成果进行了归纳梳理。 二、国内研究范长江的现状 1、范长江纪念活动推动了对范长江及其作品的研究 1987年，中国记协设立范长江新闻奖基金，1991年，由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该奖项于2005年与“韬奋新闻奖”合并成为“长江韬奋奖”。这一奖项的设立鼓励了广大新闻人员，也使关于范长江的研究的对象扩大到了其他新闻工作者及该奖项本身，将二者有机结合了起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如刘保全的《向获奖者学习做范长江式的记者》（《新闻知识》，1996年03期）、郑亚楠的《范长江新闻奖的精神寻找》（《新闻大学》，2008年02期）等文章，可以说扩展了新的研究领域，丰富了此项研究。 纪念范长江诞辰百年座谈会的召开，更是进一步推动了对范长江的研究，产生了大量怀念性的文章，如慕素娟的《一个人的百年――写在纪念范长江同志诞辰百年之际》（《新闻三昧》，2009年11期），以及在《新闻三昧》上，连续刊发了5篇王大龙与王玲写作的题名为《千古风范映长江――为纪念范长江同志诞辰95周年而作》的文章。在这些活动的推动下，还出版了一批有关研究范长江的专著，如蓝鸿文著《范长江记者生涯研究》、《面向新闻界》，于友著《解读范长江：记者要坚持真理说真话》等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与范长江纪念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成果的取得使得对范长江的研究走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2、注重对其品质与作品的研究 首先，出现了大量研究范长江个人品质的文章，从他高尚的人格、爱国的思想、可贵的精神和渊博的学识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如冯英子的《富贵不淫和得道多助》（《新闻记者》，1997年08期）、高超的《范长江的严谨》（《世纪》，2008年 03期）等。研究者们认为这些个人品质在当时的时代是可贵的，在今天更是需要大力弘扬的，尤其是在当前媒体竞争日趋激烈、媒体环境存在同质化等弊病和新闻从业人员大量增加的形势下，这些个人品质仍然对教育和引导新闻工作者为党的新闻事业努力奋斗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出现了大量研究范长江新闻作品的文章，研究视角更为广阔，涉及的层面更为丰富。尤其是对《中国的西北角》一书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做了细致的解读。这些文章从新闻思想、写作手法、写作过程、地域特色、人文关怀、话语结构、出版次数、边疆及民族宗教问题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的西北角》不仅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与历史价值，还有着富有感染力的文学价值。但是对《中国的西北角》这样的名作与其他著名记者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极少，张瑷的文章《斯诺与范长江报告文学比较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03期）可以说是个另类，在这一方面写得很有深度。这种横向的比较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范长江及其作品，给我们带来新的研究视角与思考维度，而在著名的新闻作品之间有着很多可比性，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滞后，扩大研究视角很有必要。 3、侧重对史料的分析和挖掘 研究者以还原事实和还原历史的精神为基准，研究范长江和政治领导人的关系，如范长江和毛泽东的关系、范长江与周恩来、张学良、陈大章的关系。作为一名记者，范长江一生始终与政治有着牵连。因此，也有许多文章研究范长江与政治事件的关系，如范长江与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西安事变、国共内战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这一系列与政治事件的关系又往往和这些政治人物交织在一起，如刘春秀的《范长江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交往》（《�望新闻周刊》，1995年35期），文章再现了当年的那一段历史，讲述了在风云变幻的政治事件中，范长江深入采访，并与领导人建交的史实。 有的学者研究范长江与新闻机构的关系。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时刻与新闻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新闻机构成为展现他们的平台，而众多的新闻工作者也成就了知名的新闻机构，范长江正是这样一名新闻从业人。范长江一生经历坎坷曲折，他曾与许多新闻机构相依相伴，并做了大量的工作，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如范长江与大公报、华商报、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日报、青年记者学会、国新社、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和北京新闻学校之间的关系，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众多，为我们勾勒出了范长江在这些新闻机构中的活动轨迹。这一系列文章从历史图景上寻找范长江，全面详细地论述了范长江深入西部采访的过程，思想发生转变的内外因，以及在这些事件中所做出的贡献，肯定其价值，阐释寻常而又不平凡的范长江。 4、争论问题的产生和深入 随着对范长江研究的不断深入，在一些方面，研究的观点和认识出现了分歧，主要是在红军长征上。 在许多学者的研究文章中，范长江被认为是国内第一个报道红军长征的人，他的《中国的西北角》也因此而增色不少，成为经典名著。如李元鸿的《范长江――报道长征第一人》（《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03期）、周克冰的《报道长征第一人――范长江采访中国的西北角》（《军事记者》，2002年07期）等等均谈了这样的观点。和上述许多学者一样，蓝鸿文认为范长江是国内第一个报道红军长征的人，且范长江去西北采访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的动向。他在文章中写道：“这些通讯，是范长江去西北采访两个目的之一‘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的产物”①，持这种说法的人占大多数。 但是，尹韵公提出了与此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范长江并不是最早报道红军长征的人，在此之前《大公报》上已经发表了关于红军的多篇报道，他在文章中写道：“范长江是1935年7月14日离开成都北上的,范长江写的所谓‘最早公开报道红军长征的篇章’――《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是发表于1935年9月13、14日《大公报》上的。因此,选择这样的个案对象和时间，更便于弄清事实的真相。”② “据查，《大公报》在1935年7月的31天中，有24天发表了关于红军的报道，另有7天空白。”③后来，尹韵公在文章《论范长江“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的目的之不能成立》中进一步论述了这一观点，从当年红军长征的时间、行程、地点等多方面因素考察，以史实为依据，认为范长江在1961年说的当年西北采访的目的之一“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是一个伪命题，且认为范长江对红军的报道有失客观，“范长江在西北采访过程中的红军报道，肯定大多是负面的而不是正面的，消极因素大于积极因素。”④ 伴随着这一争论，在这两种观点之外又有一些学者谈了自己的看法，胡忠青、李相成在文章中写道：“尹韵公认为范长江的采访是不扎实的,有的甚至是道听途说,笔者觉得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而且在范长江的其他新闻作品中也能看到,特别是在《战地通讯》中,很多就不是新闻而是记者的个人感受,在严格意义上,不能算作新闻作品。”⑤“尽管《范长江新闻文集》中的确有上述方面的问题,而且尹韵公先生也分析得十分正确,但是笔者认为,尹韵公对范长江的评价还是有失公允,至少没有站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更没有结合范长江一生的新闻生涯来看待《中国的西北角》”⑥。这种学术上的分歧和争论，打破了一贯的认识和看法，在上世纪80年代重新充分肯定范长江新闻成就的基础上，个别学者开始了更为冷静客观的思考，注重对史实和实地的考证，认识到范长江的局限。其间存在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这显然为我们无限挖掘范长江，认识范长江提供了有力的参考和交流空间。其实，能在学术研究中摆事实，讲道理，能有根有据地进行研究，不失为一件好事，因为本着客观的争论无疑会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有助于对范长江研究的深入。
可见，国内对范长江的研究涉及很多方面，成果是显著的，不论是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透视，还是对争论问题的探讨，都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整体的研究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三、国外研究的现状 相对于国内的研究，国外对范长江的研究很少。从蓝鸿文的研究文章中我们可知，范长江的通讯曾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上被转载和引用过。而在国外研究中，对范长江较为关注的是日本。早在1938年，日本的松枝茂夫在鲁迅的朋友增田涉的劝导帮助下，就将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译成日文，介绍给日本人民。后来松枝茂夫的学生岸田五郎又与他的老师松枝茂夫合译了《塞上行》，于1989年5月出版，出版者是筑摩书房，书名改为《西安事变前后―1936年中国》。日译本的出现使日本人民了解范长江，也进一步扩大了范长江的影响。 四、研究的启示 纵观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范长江的研究极为广泛，涉及很多方面，研究逐渐走向多元化、深层化，研究的视角不断细致化，可谓硕果累累，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终结，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研究还存在着不足。 首先是对《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之外的文章研究相对薄弱，尽管这些文章不是范长江的代表作，但却是他一生思想和活动的一个缩影，对这些文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客观地了解和评价范长江。 其次是对范长江与其他名记者之间的比较研究较少，不论是从人生经历、思想情怀，还是从写作风格、社会语境等方面都缺少大量的横向比较。注重他们之间这种共同性与异质性的研究，有利于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对于我们今天培养和造就新闻从业人员,提高他们的素质，都是很有意义的。因此，还应在这类研究方面进一步努力。 最后是国外对范长江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面对全球化的趋势，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交往更加频繁，政府部门应该利用各种途径来扩大宣传，努力增进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达到一种文化上的交流和互融。在这方面我们还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①蓝鸿文，《范长江三次写红军长征》，《军事记者》，2009（1） ②③尹韵公，《为什么不是范长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2） ④尹韵公，《论范长江“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的目的之不能成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3） ⑤⑥胡忠青、李相成，《:是伤疤还是足迹? 》，《现代传播》，2007（5） （作者：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09级广播电视艺术硕士）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