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一个周末去北京图书大厦买书，我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当时，我正在文学专柜前浏览阎连科的《北京，最后的纪念》，忽然肩头被人一拍，以为是遇到熟人了，扭过头却发现是一张陌生的脸。 这是一名大学生模样的女孩，面容姣好，却一言不发，举着一张写有文字的纸板，并示意我看上面的字。我快速看了一下，上面大概是说她是聋哑女孩，家境贫困，需要凑钱治病，希望大家献爱心，给她踊跃捐款，每人至少10元。等我看完，她一边向我展示手中已经收到的捐款，一边不停地带有鞠躬意味的点头示意我捐钱。 因为难辨真假，我并没有立刻掏钱。看我没有行动，这位“聋哑女孩”立刻收起了刚才的满脸笑容，转身而去。 我不是个冷漠的人，时常会给街边年迈的乞讨者、无助的上访者、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一些零钱，我觉得他们需要。但对于一些年纪轻轻、冒充弱者的职业乞讨者，我基本不予理会。 我有些后悔。也许她是真的残疾人，真的需要帮助，而我却无端猜疑。 惴惴不安中，我再也无心看书，就到其他专柜随便转转。没走几步，又被人拍了肩膀，回头一看，是另一位一言不发的女孩。这次，她的纸板内容变了，但目的一致，也是让人捐钱，好像为了证实自己，手里还拿着学生证。但很快，我就发现了问题。学生证上写的学校所在地我很熟悉，而那里根本没有这样一所学校。 我再次拒绝了。女孩同样转身而去，继续在人群中寻找新的目标。 半天下来，我竟然被十几位“聋哑大学生”拍肩、拉胳膊，他们所拿纸板内容不同，理由各异，但目的却是一致：要求捐款。我都摆摆手拒绝了，不过，也有不少顾客当场捐款。后来我向图书大厦保安打听，他说他也分不清这些人到底是不是聋哑人，但他建议我不要捐款，“很多是骗人的”。 回去的路上，我又在天桥上遇到了一位下午曾经拍我肩头的“聋哑女孩”，她显然对我毫无印象，正和同伴说说笑笑地走过…… 回来后，据同事和朋友说，这种一言不发的“拍肩”索捐行为，在北京西站、上海客运总站以及其他城市也遇到过。这些人有的确实是聋哑人，有的则是冒充的。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管理，对真正需要帮助的聋哑孩子加强救助，对那些假冒骗钱的人进行打击。否则，这种骗局伤害的不仅仅是聋哑孩子、有爱心的人们，还有社会的公德和诚信。 单欣（北京）
上月一个周末去北京图书大厦买书，我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当时，我正在文学专柜前浏览阎连科的《北京，最后的纪念》，忽然肩头被人一拍，以为是遇到熟人了，扭过头却发现是一张陌生的脸。 这是一名大学生模样的女孩，面容姣好，却一言不发，举着一张写有文字的纸板，并示意我看上面的字。我快速看了一下，上面大概是说她是聋哑女孩，家境贫困，需要凑钱治病，希望大家献爱心，给她踊跃捐款，每人至少10元。等我看完，她一边向我展示手中已经收到的捐款，一边不停地带有鞠躬意味的点头示意我捐钱。 因为难辨真假，我并没有立刻掏钱。看我没有行动，这位“聋哑女孩”立刻收起了刚才的满脸笑容，转身而去。 我不是个冷漠的人，时常会给街边年迈的乞讨者、无助的上访者、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一些零钱，我觉得他们需要。但对于一些年纪轻轻、冒充弱者的职业乞讨者，我基本不予理会。 我有些后悔。也许她是真的残疾人，真的需要帮助，而我却无端猜疑。 惴惴不安中，我再也无心看书，就到其他专柜随便转转。没走几步，又被人拍了肩膀，回头一看，是另一位一言不发的女孩。这次，她的纸板内容变了，但目的一致，也是让人捐钱，好像为了证实自己，手里还拿着学生证。但很快，我就发现了问题。学生证上写的学校所在地我很熟悉，而那里根本没有这样一所学校。 我再次拒绝了。女孩同样转身而去，继续在人群中寻找新的目标。 半天下来，我竟然被十几位“聋哑大学生”拍肩、拉胳膊，他们所拿纸板内容不同，理由各异，但目的却是一致：要求捐款。我都摆摆手拒绝了，不过，也有不少顾客当场捐款。后来我向图书大厦保安打听，他说他也分不清这些人到底是不是聋哑人，但他建议我不要捐款，“很多是骗人的”。 回去的路上，我又在天桥上遇到了一位下午曾经拍我肩头的“聋哑女孩”，她显然对我毫无印象，正和同伴说说笑笑地走过…… 回来后，据同事和朋友说，这种一言不发的“拍肩”索捐行为，在北京西站、上海客运总站以及其他城市也遇到过。这些人有的确实是聋哑人，有的则是冒充的。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管理，对真正需要帮助的聋哑孩子加强救助，对那些假冒骗钱的人进行打击。否则，这种骗局伤害的不仅仅是聋哑孩子、有爱心的人们，还有社会的公德和诚信。 单欣（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