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發達國家各社會
黨、社會民主黨和工
黨在80年代中期開始
的以黨綱修改為核心
的意識形態重塑，拉
開了社會民主主義復
興的序幕，特別是從
1997年起，法國社會
黨、意大利左翼民主
黨、英國工黨和德國
社會民主黨相繼上台。從福利國家到社會投資：社會民主主義的公共政策轉型二十世紀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世紀。西方發達國家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和工黨在80年代中期開始的以黨綱修改為核心的意識形態重塑，拉開了社會民主主義復興的序幕；他們在90年代中期後紛紛重返執政舞台，成為其理論運用於實踐的開始。特別是從1997年開始，法國社會黨、意大利左翼民主黨、英國工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相繼上台，形成了西歐國家（除西班牙和愛爾蘭以外）全部由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單獨或聯合執政的局面，一度形成了「粉紅色的歐洲」現象，達到了社會民主主義發展的又一個高潮。作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中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和工黨奉行的思想理論體系的總稱，社會民主主義的綱領、理念和政策，通過歐洲各種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和工黨之間的對話，「在過去幾年中取得了可觀的共識，既有基本政治哲學方面的，也有便於實施新政策的方針路線方面的。」1這些共識在西方發達國家，在民主制度容許的時空中，對政治、經濟和社會都產生了全面影響。在二十世紀末，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層面，社會民主主義都引領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變遷。
一 社會民主主義的「神奇回歸」
社會民主黨人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黃金時代」（The Golden Age），在歐洲的大部分地區大步邁進，建立了福利國家。在「進步的」60和70年代，社會民主主義政策激進化，但在這以後，對社會民主主義來說，潮流似乎轉向了，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和福利國家政策陷入困境後，奠定社會民主黨人改良主義成功基礎的經濟條件消失了。社會民主黨以「經濟增長、社會平等、勞動就業、理性原則、國家、國際主義」為內容的政治方案，到二十世紀末喪失了其物質和思想基礎，「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範式及其社會基礎被結構性地削弱了」，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被認為是「昨日的命題」2。
在吉登斯看來，無論
是社會民主主義還是
新自由主義，都給人
類帶來了損害。他所
要做的就是彌補、完
善和整合這兩大思
想，並修復它們所帶
來的破壞，用「第三條
道路」來超越老派的
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
由主義。西歐社會民主黨人總是善於根據時代的變化、社會的要求和自身力量的消長，修正自己的觀點，調整自己的策略，提出新的理論。二十世紀90年代以後，作為英國工黨的理論家、更作為英國工黨領袖布萊爾的精神導師（Blair's Guru ）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超越左與右：激進政治的未來》（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一書中提出了六點框架，作為他的政治綱領的核心。這六點框架的主要內容是：第一，修復被破壞的團結，重構個人生活與集體生活的關係，修復被極端利己主義破壞的社會關係和家庭關係；第二，從左翼和自由主義的解放政治轉入「生活政治」，關注人類在一個開放的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如何生活的問題；第三，結合反思性社會的出現，推廣積極的信任，提倡一種能動性政治，使個人與團體、國家與公民社會建立起積極的信任關係，以便解決貧困與社會排斥問題；第四，在全球化和反思的社會秩序中，克服自由民主制度的缺陷，建立一種對話民主的社會制度；第五，為建立一個積極的和反思的福利國家做好準備，並將其與解決全球貧困聯繫起來；第六，通過對話解決包括戰爭、價值衝突和性暴力等在內的各種暴力問題6。超越左與右：新變革的政治坐標從1995年開始，布萊爾在公開場合表示工黨要超越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建構新的政治哲學。1998年5月，吉登斯出版了《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一書，從理論上
進一步完善和闡明了工黨的新思路。同年9月，布萊爾出版了《第三條道路：新世紀的新政治》（The Third Way: New
Politics for the New Century），詳細闡發
了工黨的執政思想。同月，布萊爾撰文
提出，「第三條道路是最好的道路」，認
為「第三條道路」是現代社會民主重新獲
得恢復並取得成功的道路7。
在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理念上，吉
登斯認為：「過去，社會民主主義總是與
社會主義聯繫在一起。現在，在一個資
本主義已經無可替代的世界上，它的取
向又應當是甚麼呢？」答案就是他所提出
的被稱作是「告別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
路」8。吉登斯進一步看到，在當代的西
方社會中，新自由主義似乎已經在全球
範圍內取得了勝利，而社會民主主義「正
陷入意識形態的混亂之中」9。因此，傳
統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必須從根本上加（一）
以改良。
與此同時，吉登斯也尖銳地指出新自由主義本身所陷入的困境，那就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存在的張力。傳統的連續性在保守主義的思想中佔據核心地位，傳統中包含p 過去所累積下來的智慧，並因此提供了一種邁向未來的指南。因而，他主張自由市場的哲學對未來的希望，寄託在通過不斷解放市場力量而獲得的永無止息的經濟增長上：「給它所設想的〔福利制度的〕受益者——被它界定為弱小者、貧窮者和不幸者的人——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它削弱了個人的進取和自立精神，並且在我們這個自由社會的基礎之下醞釀出某種一觸即發的怨恨。」bk
因此，在吉登斯看來，無論是社會民主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都給人類帶來了損害。他所要做的就是彌補、完善和整合這兩大思想，並修復它們所帶來的破壞。他要用復興了的社會民主主義即「第三條道路」，來超越老派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第三條道路』指的是一種思維框架或政策制訂框架，它試圖適應過去二三十年來這個天翻地覆的世界。這種『第三條道路』的意義在於：它試圖超越老派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bl
堅持核心價值：復興的政治架構
195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其制訂的著名的《哥德斯堡綱領》（Godesberger Parteiprogramm ）中對所有制這一敏感問題進行了溫和的處理，逐漸淡化其形式，從而凸顯其倫理價值性——由「制度社會主義」向「價值社會主義」轉變，進一步提出社會民主黨的價值核心是自由、公正和團結互助，並按這個基本價值的精神徹底改造這個世界bm 。
自由、公正和團結互助作為社會民主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確立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社會民主主義的一致性並非出於一種世界觀，「而是根植於建立在共同道德原則之上的共同政治目標」。這個共同的道德原則就是從人道主義出發，爭取社會的自由和公正，而共同的政治目標則是實現人性的徹底解放。
核心價值的確立深遠而全面地影響了二戰結束以來社會民主主義的各種政治主張與演變，人道主義的核心價值定位也進一步淡化了社會民主主義的階級色彩，鞏固和擴大了社會民主黨的社會基礎與黨員隊伍，使得社會民主黨雖然歷經挫折，其在世界範圍的影響力卻不斷發展壯大。
1999年，布萊爾與德國前總理、社會民主黨前領導人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在他們發表的《共同聲明》中更明確表達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核心價值：公平和社會公正，自由和機會平等，團結和對他人負責，這些價值觀念是永恆的。社會民主主義永遠不會犧牲這些價值觀。」bn 而且，布萊爾更表明：「新工黨的基本信條是我們必須將傳統的價值觀以新的方法運用於新形勢之中。」bo
事實上，社會民主主義仍繼續從左翼的價值觀中汲取靈感，要在平等、自由、社會的公正和發展上有效地發揮國家干預的作用，做「政策的代言人」。同核心價值的確立深遠地影響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各種政治主張與演變，人道主義的核心價值定位也進一步淡化了其階級色彩，鞏固和擴大了社會民主黨的社會基礎與黨員隊伍，使得社會民主黨雖然歷經挫折，但影響力卻不斷發展壯大。（二）「
儘管將經濟繁榮和社
會公正結合起來的戰
後設計本身並沒有失
去對選民的吸引力，
新的經濟環境也沒有
使兩者的結合變得不
可能，但許多政策措
施過去行之有效，現
在效力大減。為了保
持在選舉中的競爭
力，社會民主黨被迫
尋找將兩者結合起來
的新途徑。時，針對當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社會民主黨人還進一步拓展他們的思路，提出「必須使民主政策在新的全球化條件下發揮效力，從而使全球化的好處能夠被平等分享，成為所有人的機遇」bp 。三 社會民主主義的公共政策取向在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刷新下，社會民主主義的公共政策轉型就是一種必然。從現實層面上看，儘管將經濟繁榮和社會公正結合起來的戰後設計本身並沒有失去對選民的吸引力，儘管新的經濟環境也沒有使兩者的結合變得完全不可能，但是由於經濟環境的改變，兩者的結合變得更加困難了。許多政策措施過去行之有效，但現在效力大減。為了保持在選舉中的競爭力，社會民主黨被迫尋找將兩者結合起來的新途徑bq 。「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公共政策指針當代社會民主黨「第三條道路」的種種理論、政策，正是在應對各種變化和挑戰中形成的，「⋯⋯異常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技術變遷。我們應當怎樣來回應這些變化？」「〔我們〕需要找到第三條道路。」br 「第三條道路政治的總目標，應當
是幫助公民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變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這些變革是：全球化、個人生活的轉變，以及我們與自然的關係。」bs
在幾乎所有由社會民主黨上台執政的歐洲國家中，「第三條道路」已經變成了一條改變政府實踐活動的指導路線。但是，這一次社會民主主義的回歸在歐洲各國各具特色，惟其共同的地方是重新對市場作用採取了更加開明的態度，在政策上表現為對民主社會主義遺產和新保守主義遺產的雙重繼承，即在國家與市場、安全感與靈活性、社會理性調節與經濟自發力量之間尋求新的平衡。
為此，布萊爾總結性提出：「第三條道路是現代社會民主重新得到恢復並取得成功的道路。它決不僅是在左派和右派之間的一條妥協之路。它尋找採納中間和中左道路的基本價值觀念，並使其適用於全世界根本的社會和經濟變革，而且不受過時的意識形態的束縛。」bt
社會投資國家：社會民主主義的公共政策核心
建立一個新的、現代的福利國家是社會民主主義政策的核心部分，即以「社會投資國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來改革傳統的「社會福利國家」模式。在吉登斯看來，福利國家建立之初的社會條件已發生了非常明顯的改變，在現今認為不確定性佔主導地位的時代，建立在外部風險基礎上的福利制度開始瓦解。也就是說，隨p社會經濟的變化，解決外部風險的手段無法解決本身製造出來的（一）（二）
風險。因此可以說，「福利國家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風險管理危機」ck 。
在重新認識福利國家危機實質的基礎上，吉登斯開始p手探索福利國家的改革，而如何改革則成了關鍵問題。他認為必須擺脫把「預後關懷」（precautionary aftercare ）作為解決風險的主要手段以及對它的依賴cl 。吉登斯明確提出，應當以「積極福利」（positive welfare）政策代替目前的傳統福利政策，使傳統福利國家現代化，變福利國家為「社會投資國家」。
吉登斯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者必須改變福利國家所蘊涵的風險與安全之間的關係，以形成這樣一個社會——在政府、企業和勞動力市場中的人是「負責任的風險承擔者」（responsible risk takers）cm ；作為一項倫理原則，「無責任即無權利」（no rights without responsibilities）必須不僅適用於福利的受益者，而且也適用於每一個人cn 。在這個意義上，責任是健全社會的基石，它既是個人的，又屬於社會的。社會行動的目的不是要用社會或國家的行為代替個人責任，而是通過改善社會來促進公民個人自我完善的實現。與此相應，新公正觀「應該允許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現象存在」co ，以促進個人的努力。在此基礎上，作為個人都要積極回報社會的關愛，為社會和他人承擔義務，真正實現基於現代意義的社會公正——「有予有取」，即機會、權利共享，風險、義務共擔。另一方面，不再強調「充分就業」，而是把資金引向人力資本的投資方面：「我們應該把強調的重點轉到積極的福利上，除了國家以外，個人和其他組織都對它負責，而且它會推動財富的創造⋯⋯社會投資國家的主要原則可以簡單表述如下：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要投資於人力資本，而不是直接給予利益。」cp
在實現「社會投資國家」的途徑上，吉登斯提出的思路是：傳統的福利國家是階級妥協的產物，而福利國家的改革也應該繼續實現社會妥協，只不過妥協的雙方不再局限在階級之間，而是更多的在社會團體之間、兩性之間，以防止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現象的出現和惡化。被理解為「積極福利」的福利開支將不再是完全由政府來創造和分配，而是與積極發展公民社會結合起來，國家與公民社會應當確立一種「合作夥伴」（partnership ）的關係，共同參與和推進社會福利目標。改革後的福利國家在政治管理過程中，通過合作與協調來實現「善治」（good governance）這一目標，通過「增權」（empowerment ）來發揮各種主體的自主性及責任感，強調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注重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鼓勵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提倡強制與自願的合作，實現多元化的福利供給模式。
（三）多樣化的面向：社會民主主義的公共政策途徑
在全球性福利國家改革浪潮中，社會民主主義政策多樣化的面向表現在：圍繞經濟發展和促進宏觀經濟的穩定，制訂能夠鼓勵獨立，而不具有依賴性的稅收和福利政策；通過教育和培訓的實施使人們能夠適應和獲得工作，重點扶助青年和弱勢群體，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社會民主主義政策多樣化的面向表現在：圍繞經濟發展和促進宏觀經濟的穩定，制訂能夠鼓勵獨立，而不具有依賴性的稅收和福利政策；通過教育和培訓的實施使人們能夠適應和獲得工作，重點扶助青年和弱勢群體。
在解決失業問題的重
點上，北歐國家強調
的不再是簡單發放救
濟金，增加失業補
貼，而是變被動的恩
惠式福利為主動的進
取式福利，變事後補
救性福利為事前預防
性福利。（1）在教育和培訓方面，強調人力資本投資。「社會投資國家」的主要準則就是將資金盡可能用於人力資本投資，而不是直接用於福利支出，變「授人以魚」為「授人以漁」，發展一種二次機會的政治。教育和培訓作為培養負責任的個人最經濟、最積極的手段，被認為是從「依賴福利」走向「工作福利」的橋樑。英國新工黨一直把教育當作「最大的經濟問題」，把提高英國教育水平視為政府的首要工作目標，盡可能為每個人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其中特別注重解決教育中的社會排斥問題：主要是因為貧困、種族、社會地位等原因不能接受平等的教育機會。「終身教育」可以說是新工黨一個標誌性的口號。新工黨執政以來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計劃，覆蓋了從嬰幼兒階段的看護到學前教育、中小學教育、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崗位培訓等人生各個重要階段，制訂了大量針對未成年人口的新政策，尤其是貧困家庭的子女從社會政策改革中受益最大；同時，創建了新的機構組織，並設立新基金，以推廣教育。（2）在勞動和就業方面，推行各種「新政」（New Deal）。「社會投資國家」主張應改變過去固守傳統觀念和提出不切實際的做法；把過去「追求平等的目標」的
就業導向轉向「創造平等的機會」，強調要以更多的協調、更多的改革來創造更多的就業；並制訂能夠鼓勵工作自立、放棄依賴社會的政策，推行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實現以「工作福利」（Welfare-to-work ）代替社會福利；同時，為人們創造更大的經濟活動空間，使每個公民既願意行使勞動的權利，又有發展的機會，從而「給那些能工作的人工作，給那些無法工作的人安全」cq 。
北歐國家在對勞動市場大力改革的同時，使用了「工作福利國家」（workfare state ）的口號，在普遍實施削減給付水平、縮短給付時間、嚴格給付條件的政策下，各國也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工作有其酬」（work pays）的口號，試圖進一步強化工作激勵機制，加強失業補助和工作給付之間的聯繫，實現從「消極的補助」向「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的過渡。在解決失業問題的重點上，強調的不再是簡單發放救濟金，增加失業補貼，而是變被動的恩惠式福利為主動的進取式福利，變事後補救性福利為事前預防性福利。通過加大對教育和培訓的投資，創造條件，促使公民學習新技能，接受新工作和提高冒險創業的精神和能力，幫助弱者自強。
在實現就業導向的轉變中，「新政」是英國新工黨政府的福利政策改革「工作福利」的主要內容。1998年2月推出的「新政」主要目標為：解決英國長年以來嚴重的失業問題，對象包括青年人、長期失業者、殘疾人士和單親母親等等。在第一年率先撥出了4.8億英鎊的預算，成立培訓與企業委員會（Training andEnterprise Councils），針對18到24歲、25歲以上、50歲以上、殘疾人士及單親家庭失業者制訂出五種不同的就業計劃，其中以輔導18到24歲的青少年就業為重點。
在「新政」計劃中，以1998年率先實施的「青年新政」（The New Deal for YoungPeople, NDYP）計劃影響最大，是其他各項「新政」計劃的原型。新工黨認為英國素來嚴重的青少年高失業率是源自於「失業與無工作經驗」（no job, no experience;
no experience, no job）兩者之間的惡性循環。所以，「青年新政」是一項強制性的政策，對象是年齡在18至24歲，並已接受求職津貼（Jobseeker's Allowance）六個月以上者。「青年新政」分為「進入」（gateway ）、「選擇」（options ）和「後續」（follow-through ）三個階段。在「進入」階段中，求職者將與來自「就業綜合中心」（Jobcentre Plus ）的個人顧問共同評估個人狀況後，擬定一套個人求職計劃，接受政府提供的各種免費培訓。十六周後，如未能找到工作，就會進入「選擇」階段，面臨補助性就業和自主創業、全日制的教育和培訓、到志願部門工作、參加政府提供的環保工作四項選擇，可持續十三周。第三階段為「後續」階段，它可持續二十六周。此時失業青年可申領失業補助金，他的個人顧問仍將為他提供針對性的建議和指導，失業者仍須在個人顧問和就業服務機構的協助下努力尋找工作。與第一階段稍有不同的是，這一階段具體的培訓量較少，主要提供諮詢和建議服務，因為進入這一階段的青年失業者人數已很少cr 。
「青年新政」計劃通過全方位的就業指導、教育、培訓和政府補貼性就業，不僅提高了失業者的就業能力，更增強了他們的自信心和責任心，有利於從整體上提高國家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體現了國家福利支出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意義。
其他「新政」計劃還包括「長期失業者新政」、「單親新政」、「25歲+新政」、「50歲+新政」和「殘疾人新政」等。為了提高失業者的就業動力，確保就業收入具有充分的激勵作用，英國新工黨政府的「工作福利」計劃還包括「工作稅額抵免」（working tax credit）和國家最低工資標準政策，對低收入者提供稅收減免或補貼等cs 。
（3）在公共服務方面，實施公私合作改革。一方面，鼓勵公共福利機構與私營福利機構合作，打破政府對社會福利行業的壟斷；鼓勵公民參加私人養老保險；打破以往政府對於福利制度只是「發放保險金」的思維模式，強調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如提高教育、住房的服務質量，同時積極地幫助殘疾者面對社會排斥的問題、改善醫患關係等等。另一方面，視公眾為「顧客」，取消非政府（或非政府資助）提供者進入公共服務領域的障礙，在公共服務提供者之間形成競爭，給公眾提供選擇餘地；以競標方式決定提供者，實現政府購買與產品提供之間的分離。特別是英國布萊爾政府要求所有公共服務職能部門與財政部簽訂公共服務協定，並授權財政部監督公共服務協定實施情況，監督的重點是「服務產出」和「服務效果」，主要是通過實行《公共服務協議》（Public Service Agreement）和《服務水平協議》（Service Level Agreement）來推動。1997年的布萊爾政府改革，74%的公共服務職能轉向了執行代理機構，政府機構只有財政部、內閣辦公室和國家審計辦公室三個部門。2002年制定了執行代理機構的主要工作目標，旨在以顧客市場驅動，滿足顧客需求。這些目標都以《公共服務協議》的形式予以確定，而英國的《服務水平協議》則是責任部門與具體提供公共服務的單位群體簽訂協定，旨在提供的服務能滿足協定規定的水平。
註釋
1
2
3
4
5邁爾（Thomas Meyer）著，高靜宇編譯：〈現代社會民主主義：共同的基礎和爭王學東：〈西歐社會民主主義新變化評析〉，《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1年達仁道夫（Ralf Dahrendorf）著，林榮遠譯：《現代社會衝突：自由政治隨感》（北邁爾（Thomas Meyer）著，殷š彝譯：《社會民主主義的轉型——走向21世紀的佩特森（William E. Paterson）、托馬斯（Alastair H. Thomas）著，林幼琪等譯：論的問題〉，《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3年第1期，頁54。第1期，頁46。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152-53。社會民主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43。《西歐社會民主黨》（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頁3。
6cl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李惠斌、楊雪冬譯：《超越左與右：激進政治的未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6；190。
7bt 布萊爾（Tony Blair）：〈第三條道路是最好的道路〉，原載於《華盛頓郵報》，1998年9月27日，轉自《參考消息》，1998年10月7日。
89bkblbscmcn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鄭戈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25-27；15；14；27；67；104；68-69。
bm
bn 邁爾（Thomas Meyer）著，殷š彝譯：《社會民主主義導論》（北京：中央編譯出布萊爾（Tony Blair）、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 ）：〈歐洲：第三條道路／新中版社，1996），頁98。間派——布萊爾和施羅德的共同聲明〉，載陳林、林德山主編：《第三條道路：世紀之交的西方政治變革》（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0），頁36。
bo
bp
bq 布萊爾（Tony Blair）著，曹振寰等譯：《新英國：我對一個年輕國家的展望》中聯部編譯小組編：《社會黨國際重要文件選編》（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格林一彼德森（Christoffer Green-Pedersen）、范凱什伯亨（Kees van Kersbergen）（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264。2005），頁6。著，張文成編譯：〈從丹麥和荷蘭社會民主黨的轉型看政黨競爭與「第三條道路」〉，《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3年第4期，頁119。
br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作者序〉，載吉登斯：《第三條道路》，頁1、2。ckcp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周紅雲譯：《失控的世界：全城化如何重塑我們的生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112；101-102。
co
cq 王堅紅：〈托馬斯．邁爾談「第三條道路」〉，《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0年Anthony Giddens, “After the Left's Paralysis: The Third Way Can Provide a第1期，頁64。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ought That Cuts across the Old Dividesof Social Democracy and Neoliberalism”, New Statesman 127, no. 4383 (1998):18.
cr
pdf.
cs 胡昌宇、陳曉律：〈試析布萊爾工黨政府的成功之道〉，《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頁54。Jobcentre Plus, “New Deal for Young People” (January 2008), www.jobcentreplus.gov.uk/JCP/stellent/groups/jcp/documents/sitestudio/dev_015305.
林閩鋼 南京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西方發達國家各社會
黨、社會民主黨和工
黨在80年代中期開始
的以黨綱修改為核心
的意識形態重塑，拉
開了社會民主主義復
興的序幕，特別是從
1997年起，法國社會
黨、意大利左翼民主
黨、英國工黨和德國
社會民主黨相繼上台。從福利國家到社會投資：社會民主主義的公共政策轉型二十世紀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世紀。西方發達國家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和工黨在80年代中期開始的以黨綱修改為核心的意識形態重塑，拉開了社會民主主義復興的序幕；他們在90年代中期後紛紛重返執政舞台，成為其理論運用於實踐的開始。特別是從1997年開始，法國社會黨、意大利左翼民主黨、英國工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相繼上台，形成了西歐國家（除西班牙和愛爾蘭以外）全部由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單獨或聯合執政的局面，一度形成了「粉紅色的歐洲」現象，達到了社會民主主義發展的又一個高潮。作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中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和工黨奉行的思想理論體系的總稱，社會民主主義的綱領、理念和政策，通過歐洲各種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和工黨之間的對話，「在過去幾年中取得了可觀的共識，既有基本政治哲學方面的，也有便於實施新政策的方針路線方面的。」1這些共識在西方發達國家，在民主制度容許的時空中，對政治、經濟和社會都產生了全面影響。在二十世紀末，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層面，社會民主主義都引領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變遷。
一 社會民主主義的「神奇回歸」
社會民主黨人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黃金時代」（The Golden Age），在歐洲的大部分地區大步邁進，建立了福利國家。在「進步的」60和70年代，社會民主主義政策激進化，但在這以後，對社會民主主義來說，潮流似乎轉向了，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和福利國家政策陷入困境後，奠定社會民主黨人改良主義成功基礎的經濟條件消失了。社會民主黨以「經濟增長、社會平等、勞動就業、理性原則、國家、國際主義」為內容的政治方案，到二十世紀末喪失了其物質和思想基礎，「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範式及其社會基礎被結構性地削弱了」，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被認為是「昨日的命題」2。
在吉登斯看來，無論
是社會民主主義還是
新自由主義，都給人
類帶來了損害。他所
要做的就是彌補、完
善和整合這兩大思
想，並修復它們所帶
來的破壞，用「第三條
道路」來超越老派的
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
由主義。西歐社會民主黨人總是善於根據時代的變化、社會的要求和自身力量的消長，修正自己的觀點，調整自己的策略，提出新的理論。二十世紀90年代以後，作為英國工黨的理論家、更作為英國工黨領袖布萊爾的精神導師（Blair's Guru ）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超越左與右：激進政治的未來》（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一書中提出了六點框架，作為他的政治綱領的核心。這六點框架的主要內容是：第一，修復被破壞的團結，重構個人生活與集體生活的關係，修復被極端利己主義破壞的社會關係和家庭關係；第二，從左翼和自由主義的解放政治轉入「生活政治」，關注人類在一個開放的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如何生活的問題；第三，結合反思性社會的出現，推廣積極的信任，提倡一種能動性政治，使個人與團體、國家與公民社會建立起積極的信任關係，以便解決貧困與社會排斥問題；第四，在全球化和反思的社會秩序中，克服自由民主制度的缺陷，建立一種對話民主的社會制度；第五，為建立一個積極的和反思的福利國家做好準備，並將其與解決全球貧困聯繫起來；第六，通過對話解決包括戰爭、價值衝突和性暴力等在內的各種暴力問題6。超越左與右：新變革的政治坐標從1995年開始，布萊爾在公開場合表示工黨要超越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建構新的政治哲學。1998年5月，吉登斯出版了《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一書，從理論上
進一步完善和闡明了工黨的新思路。同年9月，布萊爾出版了《第三條道路：新世紀的新政治》（The Third Way: New
Politics for the New Century），詳細闡發
了工黨的執政思想。同月，布萊爾撰文
提出，「第三條道路是最好的道路」，認
為「第三條道路」是現代社會民主重新獲
得恢復並取得成功的道路7。
在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理念上，吉
登斯認為：「過去，社會民主主義總是與
社會主義聯繫在一起。現在，在一個資
本主義已經無可替代的世界上，它的取
向又應當是甚麼呢？」答案就是他所提出
的被稱作是「告別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
路」8。吉登斯進一步看到，在當代的西
方社會中，新自由主義似乎已經在全球
範圍內取得了勝利，而社會民主主義「正
陷入意識形態的混亂之中」9。因此，傳
統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必須從根本上加（一）
以改良。
與此同時，吉登斯也尖銳地指出新自由主義本身所陷入的困境，那就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存在的張力。傳統的連續性在保守主義的思想中佔據核心地位，傳統中包含p 過去所累積下來的智慧，並因此提供了一種邁向未來的指南。因而，他主張自由市場的哲學對未來的希望，寄託在通過不斷解放市場力量而獲得的永無止息的經濟增長上：「給它所設想的〔福利制度的〕受益者——被它界定為弱小者、貧窮者和不幸者的人——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它削弱了個人的進取和自立精神，並且在我們這個自由社會的基礎之下醞釀出某種一觸即發的怨恨。」bk
因此，在吉登斯看來，無論是社會民主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都給人類帶來了損害。他所要做的就是彌補、完善和整合這兩大思想，並修復它們所帶來的破壞。他要用復興了的社會民主主義即「第三條道路」，來超越老派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第三條道路』指的是一種思維框架或政策制訂框架，它試圖適應過去二三十年來這個天翻地覆的世界。這種『第三條道路』的意義在於：它試圖超越老派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bl
堅持核心價值：復興的政治架構
195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其制訂的著名的《哥德斯堡綱領》（Godesberger Parteiprogramm ）中對所有制這一敏感問題進行了溫和的處理，逐漸淡化其形式，從而凸顯其倫理價值性——由「制度社會主義」向「價值社會主義」轉變，進一步提出社會民主黨的價值核心是自由、公正和團結互助，並按這個基本價值的精神徹底改造這個世界bm 。
自由、公正和團結互助作為社會民主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確立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社會民主主義的一致性並非出於一種世界觀，「而是根植於建立在共同道德原則之上的共同政治目標」。這個共同的道德原則就是從人道主義出發，爭取社會的自由和公正，而共同的政治目標則是實現人性的徹底解放。
核心價值的確立深遠而全面地影響了二戰結束以來社會民主主義的各種政治主張與演變，人道主義的核心價值定位也進一步淡化了社會民主主義的階級色彩，鞏固和擴大了社會民主黨的社會基礎與黨員隊伍，使得社會民主黨雖然歷經挫折，其在世界範圍的影響力卻不斷發展壯大。
1999年，布萊爾與德國前總理、社會民主黨前領導人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在他們發表的《共同聲明》中更明確表達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核心價值：公平和社會公正，自由和機會平等，團結和對他人負責，這些價值觀念是永恆的。社會民主主義永遠不會犧牲這些價值觀。」bn 而且，布萊爾更表明：「新工黨的基本信條是我們必須將傳統的價值觀以新的方法運用於新形勢之中。」bo
事實上，社會民主主義仍繼續從左翼的價值觀中汲取靈感，要在平等、自由、社會的公正和發展上有效地發揮國家干預的作用，做「政策的代言人」。同核心價值的確立深遠地影響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各種政治主張與演變，人道主義的核心價值定位也進一步淡化了其階級色彩，鞏固和擴大了社會民主黨的社會基礎與黨員隊伍，使得社會民主黨雖然歷經挫折，但影響力卻不斷發展壯大。（二）「
儘管將經濟繁榮和社
會公正結合起來的戰
後設計本身並沒有失
去對選民的吸引力，
新的經濟環境也沒有
使兩者的結合變得不
可能，但許多政策措
施過去行之有效，現
在效力大減。為了保
持在選舉中的競爭
力，社會民主黨被迫
尋找將兩者結合起來
的新途徑。時，針對當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社會民主黨人還進一步拓展他們的思路，提出「必須使民主政策在新的全球化條件下發揮效力，從而使全球化的好處能夠被平等分享，成為所有人的機遇」bp 。三 社會民主主義的公共政策取向在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刷新下，社會民主主義的公共政策轉型就是一種必然。從現實層面上看，儘管將經濟繁榮和社會公正結合起來的戰後設計本身並沒有失去對選民的吸引力，儘管新的經濟環境也沒有使兩者的結合變得完全不可能，但是由於經濟環境的改變，兩者的結合變得更加困難了。許多政策措施過去行之有效，但現在效力大減。為了保持在選舉中的競爭力，社會民主黨被迫尋找將兩者結合起來的新途徑bq 。「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公共政策指針當代社會民主黨「第三條道路」的種種理論、政策，正是在應對各種變化和挑戰中形成的，「⋯⋯異常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技術變遷。我們應當怎樣來回應這些變化？」「〔我們〕需要找到第三條道路。」br 「第三條道路政治的總目標，應當
是幫助公民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變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這些變革是：全球化、個人生活的轉變，以及我們與自然的關係。」bs
在幾乎所有由社會民主黨上台執政的歐洲國家中，「第三條道路」已經變成了一條改變政府實踐活動的指導路線。但是，這一次社會民主主義的回歸在歐洲各國各具特色，惟其共同的地方是重新對市場作用採取了更加開明的態度，在政策上表現為對民主社會主義遺產和新保守主義遺產的雙重繼承，即在國家與市場、安全感與靈活性、社會理性調節與經濟自發力量之間尋求新的平衡。
為此，布萊爾總結性提出：「第三條道路是現代社會民主重新得到恢復並取得成功的道路。它決不僅是在左派和右派之間的一條妥協之路。它尋找採納中間和中左道路的基本價值觀念，並使其適用於全世界根本的社會和經濟變革，而且不受過時的意識形態的束縛。」bt
社會投資國家：社會民主主義的公共政策核心
建立一個新的、現代的福利國家是社會民主主義政策的核心部分，即以「社會投資國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來改革傳統的「社會福利國家」模式。在吉登斯看來，福利國家建立之初的社會條件已發生了非常明顯的改變，在現今認為不確定性佔主導地位的時代，建立在外部風險基礎上的福利制度開始瓦解。也就是說，隨p社會經濟的變化，解決外部風險的手段無法解決本身製造出來的（一）（二）
風險。因此可以說，「福利國家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風險管理危機」ck 。
在重新認識福利國家危機實質的基礎上，吉登斯開始p手探索福利國家的改革，而如何改革則成了關鍵問題。他認為必須擺脫把「預後關懷」（precautionary aftercare ）作為解決風險的主要手段以及對它的依賴cl 。吉登斯明確提出，應當以「積極福利」（positive welfare）政策代替目前的傳統福利政策，使傳統福利國家現代化，變福利國家為「社會投資國家」。
吉登斯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者必須改變福利國家所蘊涵的風險與安全之間的關係，以形成這樣一個社會——在政府、企業和勞動力市場中的人是「負責任的風險承擔者」（responsible risk takers）cm ；作為一項倫理原則，「無責任即無權利」（no rights without responsibilities）必須不僅適用於福利的受益者，而且也適用於每一個人cn 。在這個意義上，責任是健全社會的基石，它既是個人的，又屬於社會的。社會行動的目的不是要用社會或國家的行為代替個人責任，而是通過改善社會來促進公民個人自我完善的實現。與此相應，新公正觀「應該允許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現象存在」co ，以促進個人的努力。在此基礎上，作為個人都要積極回報社會的關愛，為社會和他人承擔義務，真正實現基於現代意義的社會公正——「有予有取」，即機會、權利共享，風險、義務共擔。另一方面，不再強調「充分就業」，而是把資金引向人力資本的投資方面：「我們應該把強調的重點轉到積極的福利上，除了國家以外，個人和其他組織都對它負責，而且它會推動財富的創造⋯⋯社會投資國家的主要原則可以簡單表述如下：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要投資於人力資本，而不是直接給予利益。」cp
在實現「社會投資國家」的途徑上，吉登斯提出的思路是：傳統的福利國家是階級妥協的產物，而福利國家的改革也應該繼續實現社會妥協，只不過妥協的雙方不再局限在階級之間，而是更多的在社會團體之間、兩性之間，以防止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現象的出現和惡化。被理解為「積極福利」的福利開支將不再是完全由政府來創造和分配，而是與積極發展公民社會結合起來，國家與公民社會應當確立一種「合作夥伴」（partnership ）的關係，共同參與和推進社會福利目標。改革後的福利國家在政治管理過程中，通過合作與協調來實現「善治」（good governance）這一目標，通過「增權」（empowerment ）來發揮各種主體的自主性及責任感，強調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注重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鼓勵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提倡強制與自願的合作，實現多元化的福利供給模式。
（三）多樣化的面向：社會民主主義的公共政策途徑
在全球性福利國家改革浪潮中，社會民主主義政策多樣化的面向表現在：圍繞經濟發展和促進宏觀經濟的穩定，制訂能夠鼓勵獨立，而不具有依賴性的稅收和福利政策；通過教育和培訓的實施使人們能夠適應和獲得工作，重點扶助青年和弱勢群體，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社會民主主義政策多樣化的面向表現在：圍繞經濟發展和促進宏觀經濟的穩定，制訂能夠鼓勵獨立，而不具有依賴性的稅收和福利政策；通過教育和培訓的實施使人們能夠適應和獲得工作，重點扶助青年和弱勢群體。
在解決失業問題的重
點上，北歐國家強調
的不再是簡單發放救
濟金，增加失業補
貼，而是變被動的恩
惠式福利為主動的進
取式福利，變事後補
救性福利為事前預防
性福利。（1）在教育和培訓方面，強調人力資本投資。「社會投資國家」的主要準則就是將資金盡可能用於人力資本投資，而不是直接用於福利支出，變「授人以魚」為「授人以漁」，發展一種二次機會的政治。教育和培訓作為培養負責任的個人最經濟、最積極的手段，被認為是從「依賴福利」走向「工作福利」的橋樑。英國新工黨一直把教育當作「最大的經濟問題」，把提高英國教育水平視為政府的首要工作目標，盡可能為每個人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其中特別注重解決教育中的社會排斥問題：主要是因為貧困、種族、社會地位等原因不能接受平等的教育機會。「終身教育」可以說是新工黨一個標誌性的口號。新工黨執政以來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計劃，覆蓋了從嬰幼兒階段的看護到學前教育、中小學教育、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崗位培訓等人生各個重要階段，制訂了大量針對未成年人口的新政策，尤其是貧困家庭的子女從社會政策改革中受益最大；同時，創建了新的機構組織，並設立新基金，以推廣教育。（2）在勞動和就業方面，推行各種「新政」（New Deal）。「社會投資國家」主張應改變過去固守傳統觀念和提出不切實際的做法；把過去「追求平等的目標」的
就業導向轉向「創造平等的機會」，強調要以更多的協調、更多的改革來創造更多的就業；並制訂能夠鼓勵工作自立、放棄依賴社會的政策，推行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實現以「工作福利」（Welfare-to-work ）代替社會福利；同時，為人們創造更大的經濟活動空間，使每個公民既願意行使勞動的權利，又有發展的機會，從而「給那些能工作的人工作，給那些無法工作的人安全」cq 。
北歐國家在對勞動市場大力改革的同時，使用了「工作福利國家」（workfare state ）的口號，在普遍實施削減給付水平、縮短給付時間、嚴格給付條件的政策下，各國也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工作有其酬」（work pays）的口號，試圖進一步強化工作激勵機制，加強失業補助和工作給付之間的聯繫，實現從「消極的補助」向「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的過渡。在解決失業問題的重點上，強調的不再是簡單發放救濟金，增加失業補貼，而是變被動的恩惠式福利為主動的進取式福利，變事後補救性福利為事前預防性福利。通過加大對教育和培訓的投資，創造條件，促使公民學習新技能，接受新工作和提高冒險創業的精神和能力，幫助弱者自強。
在實現就業導向的轉變中，「新政」是英國新工黨政府的福利政策改革「工作福利」的主要內容。1998年2月推出的「新政」主要目標為：解決英國長年以來嚴重的失業問題，對象包括青年人、長期失業者、殘疾人士和單親母親等等。在第一年率先撥出了4.8億英鎊的預算，成立培訓與企業委員會（Training andEnterprise Councils），針對18到24歲、25歲以上、50歲以上、殘疾人士及單親家庭失業者制訂出五種不同的就業計劃，其中以輔導18到24歲的青少年就業為重點。
在「新政」計劃中，以1998年率先實施的「青年新政」（The New Deal for YoungPeople, NDYP）計劃影響最大，是其他各項「新政」計劃的原型。新工黨認為英國素來嚴重的青少年高失業率是源自於「失業與無工作經驗」（no job, no experience;
no experience, no job）兩者之間的惡性循環。所以，「青年新政」是一項強制性的政策，對象是年齡在18至24歲，並已接受求職津貼（Jobseeker's Allowance）六個月以上者。「青年新政」分為「進入」（gateway ）、「選擇」（options ）和「後續」（follow-through ）三個階段。在「進入」階段中，求職者將與來自「就業綜合中心」（Jobcentre Plus ）的個人顧問共同評估個人狀況後，擬定一套個人求職計劃，接受政府提供的各種免費培訓。十六周後，如未能找到工作，就會進入「選擇」階段，面臨補助性就業和自主創業、全日制的教育和培訓、到志願部門工作、參加政府提供的環保工作四項選擇，可持續十三周。第三階段為「後續」階段，它可持續二十六周。此時失業青年可申領失業補助金，他的個人顧問仍將為他提供針對性的建議和指導，失業者仍須在個人顧問和就業服務機構的協助下努力尋找工作。與第一階段稍有不同的是，這一階段具體的培訓量較少，主要提供諮詢和建議服務，因為進入這一階段的青年失業者人數已很少cr 。
「青年新政」計劃通過全方位的就業指導、教育、培訓和政府補貼性就業，不僅提高了失業者的就業能力，更增強了他們的自信心和責任心，有利於從整體上提高國家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體現了國家福利支出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意義。
其他「新政」計劃還包括「長期失業者新政」、「單親新政」、「25歲+新政」、「50歲+新政」和「殘疾人新政」等。為了提高失業者的就業動力，確保就業收入具有充分的激勵作用，英國新工黨政府的「工作福利」計劃還包括「工作稅額抵免」（working tax credit）和國家最低工資標準政策，對低收入者提供稅收減免或補貼等cs 。
（3）在公共服務方面，實施公私合作改革。一方面，鼓勵公共福利機構與私營福利機構合作，打破政府對社會福利行業的壟斷；鼓勵公民參加私人養老保險；打破以往政府對於福利制度只是「發放保險金」的思維模式，強調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如提高教育、住房的服務質量，同時積極地幫助殘疾者面對社會排斥的問題、改善醫患關係等等。另一方面，視公眾為「顧客」，取消非政府（或非政府資助）提供者進入公共服務領域的障礙，在公共服務提供者之間形成競爭，給公眾提供選擇餘地；以競標方式決定提供者，實現政府購買與產品提供之間的分離。特別是英國布萊爾政府要求所有公共服務職能部門與財政部簽訂公共服務協定，並授權財政部監督公共服務協定實施情況，監督的重點是「服務產出」和「服務效果」，主要是通過實行《公共服務協議》（Public Service Agreement）和《服務水平協議》（Service Level Agreement）來推動。1997年的布萊爾政府改革，74%的公共服務職能轉向了執行代理機構，政府機構只有財政部、內閣辦公室和國家審計辦公室三個部門。2002年制定了執行代理機構的主要工作目標，旨在以顧客市場驅動，滿足顧客需求。這些目標都以《公共服務協議》的形式予以確定，而英國的《服務水平協議》則是責任部門與具體提供公共服務的單位群體簽訂協定，旨在提供的服務能滿足協定規定的水平。
註釋
1
2
3
4
5邁爾（Thomas Meyer）著，高靜宇編譯：〈現代社會民主主義：共同的基礎和爭王學東：〈西歐社會民主主義新變化評析〉，《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1年達仁道夫（Ralf Dahrendorf）著，林榮遠譯：《現代社會衝突：自由政治隨感》（北邁爾（Thomas Meyer）著，殷š彝譯：《社會民主主義的轉型——走向21世紀的佩特森（William E. Paterson）、托馬斯（Alastair H. Thomas）著，林幼琪等譯：論的問題〉，《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3年第1期，頁54。第1期，頁46。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152-53。社會民主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43。《西歐社會民主黨》（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頁3。
6cl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李惠斌、楊雪冬譯：《超越左與右：激進政治的未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6；190。
7bt 布萊爾（Tony Blair）：〈第三條道路是最好的道路〉，原載於《華盛頓郵報》，1998年9月27日，轉自《參考消息》，1998年10月7日。
89bkblbscmcn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鄭戈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25-27；15；14；27；67；104；68-69。
bm
bn 邁爾（Thomas Meyer）著，殷š彝譯：《社會民主主義導論》（北京：中央編譯出布萊爾（Tony Blair）、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 ）：〈歐洲：第三條道路／新中版社，1996），頁98。間派——布萊爾和施羅德的共同聲明〉，載陳林、林德山主編：《第三條道路：世紀之交的西方政治變革》（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0），頁36。
bo
bp
bq 布萊爾（Tony Blair）著，曹振寰等譯：《新英國：我對一個年輕國家的展望》中聯部編譯小組編：《社會黨國際重要文件選編》（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格林一彼德森（Christoffer Green-Pedersen）、范凱什伯亨（Kees van Kersbergen）（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264。2005），頁6。著，張文成編譯：〈從丹麥和荷蘭社會民主黨的轉型看政黨競爭與「第三條道路」〉，《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3年第4期，頁119。
br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作者序〉，載吉登斯：《第三條道路》，頁1、2。ckcp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周紅雲譯：《失控的世界：全城化如何重塑我們的生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112；101-102。
co
cq 王堅紅：〈托馬斯．邁爾談「第三條道路」〉，《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0年Anthony Giddens, “After the Left's Paralysis: The Third Way Can Provide a第1期，頁64。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ought That Cuts across the Old Dividesof Social Democracy and Neoliberalism”, New Statesman 127, no. 4383 (1998):18.
cr
pdf.
cs 胡昌宇、陳曉律：〈試析布萊爾工黨政府的成功之道〉，《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頁54。Jobcentre Plus, “New Deal for Young People” (January 2008), www.jobcentreplus.gov.uk/JCP/stellent/groups/jcp/documents/sitestudio/dev_015305.
林閩鋼 南京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