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和经济的发展必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南方周末》在这类问题上从来都是站在环保一方，大力支持环境治理。“临沂治霾选择题”的报道实质上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时刻，站在特定的维度去重新审视这个事件本身，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另一重社会问题。 确定选题的过程很简单：编辑把这个选题交给了我，拿到之后一看是很典型的题材，当时恰逢新的环境监管机制出台，多个市长被约谈，抱着借这件事映射一下全国的环境监管机制中存在问题的想法，着手开始准备采访。 首先是打电话给爆料人，了解目前大致的事态发展情况，之后大量地补课，翻阅的电子资料如果摞起来都有很厚的一沓。之前虽然有类似的报道经历，但毕竟不是专业的环保记者，而且新闻跟其他行业不同，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因为和你打交道的是人，而人性是这个世界上最难以把握的东西，这就导致了采访存在很大的变数。作为记者，就要时刻为你的报道做足功课，否则采访中的变数会分分钟打断你的思路。还好《南方周末》对于环境污染与治理的报道一向热衷，以前的一些资料多少能用得到。 因为涉及敏感话题，信息源突破是个难点，为了推进采访，我们也先后找了一些人，我先是选择了比较好下手的一方，作为企业方面，首先他们大多数在这次整改中遭受损失，工厂停工，工人大量失业，他们比谁都急切地盼望早日开工。加之我们采用匿名的方式进行暗访，这样既不会给企业造成什么压力，也免除了很多麻烦，还能收集到许多不被注意的关键信息。起初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于涉及敏感话题的访问都三缄其口，“没法说，请你理解，除非我们企业不想在这干了。”还好，了解到我们的意图之后还是相对积极地配合了我们的采访。 前期的过程进行得还算顺利，进入后期，开始和相关政府部门打交道，问题便来了。我首先给环保局长打了电话，对方听到我们的采访方向后二话没说，留下一句“请联系宣传科”，便挂断了电话，对此我表示理解，因为这次的采访涉及社会敏感问题，很可能触碰到当地环境治理政策的导向，他们不愿多说也实属正常。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和配合，我们再三解释了我们的初衷――《南方周末》只是为了了解事实真相，而没有他们官方的态度和确认，这篇新闻很可能失去报道价值，也不一定能够发表。之后经过我们的多方周旋，终于，环保局做出了回应，一些信息的盲点也得到了官方的填补。对于记者来说，这是个艰难的博弈过程，但最终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已经算得上差强人意了。新闻就是这样，你必须想尽办法去达成采访目的，记者的犹豫和退怯很可能造成关键信息的流逝和报道方向的不全面。 报道发表之后很快便有了反馈，环保系统从高层到地方对此反应十分激烈，甚至还为此专门出了文章进行变相反驳。《南方周末》方面于是邀请了一些业内专家连续两天对这些言论进行了回应。关于如何看待这些争议，所谓真理不辨不明，我个人认为这是件好事，一方面，侧面反映了我们的工作有了成效，能够引发一场深刻的讨论和思考，另一方面，只有引起重视，才能群策群力，汇集更多人的智慧去积极面对、解决事情。再者，争议本就是报道的主题。如果一味歌功颂德，那就与媒体的属性相背离了。媒体本来就是担任一种查漏补缺的使命，应该站在团体的角度，站在更高的高度去看待问题，监督不是我们的目的，批评也不是目的，整个社会像一艘前行的巨轮，在行进的过程中，很可能有一些礁石，而媒体则是一座�t望塔，在看到远方的暗礁时及时作出提醒和预警，帮助政府更好地查漏补缺，更全面、有效地推进事件向好的方向发展。 虽然事前有所预测，但坦白说，报道的成效还是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媒体平衡性的报道，对于大局上的推进其实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与我们一贯秉持的立场并不矛盾，而其成果从环保厅到地方的重视程度就可以看出来，正是因为我们触碰到了敏感话题的核心，真实地把问题抛给社会，才能引发足够的关注，才能梳理出一条更好的道路。这是这篇报道的核心价值，对于我来说，是新闻生涯的一次新的尝试，能获得肯定，我很感激。 很高兴能借助《中国周刊》这个平台来谈谈我理解的记者精神：独立、理性、客观，公正，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不回避争议的同时，不要把自己变成争议的本身。不要触碰底线，也不要挑战底线。还有，最重要的，不要碰钱，不要迷失了本心，媒体不是一个赚钱的行业，但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应该安贫乐道，安贫不需要解释，这里的“道”就需要自己去好好把握了。
环境治理和经济的发展必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南方周末》在这类问题上从来都是站在环保一方，大力支持环境治理。“临沂治霾选择题”的报道实质上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时刻，站在特定的维度去重新审视这个事件本身，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另一重社会问题。 确定选题的过程很简单：编辑把这个选题交给了我，拿到之后一看是很典型的题材，当时恰逢新的环境监管机制出台，多个市长被约谈，抱着借这件事映射一下全国的环境监管机制中存在问题的想法，着手开始准备采访。 首先是打电话给爆料人，了解目前大致的事态发展情况，之后大量地补课，翻阅的电子资料如果摞起来都有很厚的一沓。之前虽然有类似的报道经历，但毕竟不是专业的环保记者，而且新闻跟其他行业不同，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因为和你打交道的是人，而人性是这个世界上最难以把握的东西，这就导致了采访存在很大的变数。作为记者，就要时刻为你的报道做足功课，否则采访中的变数会分分钟打断你的思路。还好《南方周末》对于环境污染与治理的报道一向热衷，以前的一些资料多少能用得到。 因为涉及敏感话题，信息源突破是个难点，为了推进采访，我们也先后找了一些人，我先是选择了比较好下手的一方，作为企业方面，首先他们大多数在这次整改中遭受损失，工厂停工，工人大量失业，他们比谁都急切地盼望早日开工。加之我们采用匿名的方式进行暗访，这样既不会给企业造成什么压力，也免除了很多麻烦，还能收集到许多不被注意的关键信息。起初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于涉及敏感话题的访问都三缄其口，“没法说，请你理解，除非我们企业不想在这干了。”还好，了解到我们的意图之后还是相对积极地配合了我们的采访。 前期的过程进行得还算顺利，进入后期，开始和相关政府部门打交道，问题便来了。我首先给环保局长打了电话，对方听到我们的采访方向后二话没说，留下一句“请联系宣传科”，便挂断了电话，对此我表示理解，因为这次的采访涉及社会敏感问题，很可能触碰到当地环境治理政策的导向，他们不愿多说也实属正常。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和配合，我们再三解释了我们的初衷――《南方周末》只是为了了解事实真相，而没有他们官方的态度和确认，这篇新闻很可能失去报道价值，也不一定能够发表。之后经过我们的多方周旋，终于，环保局做出了回应，一些信息的盲点也得到了官方的填补。对于记者来说，这是个艰难的博弈过程，但最终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已经算得上差强人意了。新闻就是这样，你必须想尽办法去达成采访目的，记者的犹豫和退怯很可能造成关键信息的流逝和报道方向的不全面。 报道发表之后很快便有了反馈，环保系统从高层到地方对此反应十分激烈，甚至还为此专门出了文章进行变相反驳。《南方周末》方面于是邀请了一些业内专家连续两天对这些言论进行了回应。关于如何看待这些争议，所谓真理不辨不明，我个人认为这是件好事，一方面，侧面反映了我们的工作有了成效，能够引发一场深刻的讨论和思考，另一方面，只有引起重视，才能群策群力，汇集更多人的智慧去积极面对、解决事情。再者，争议本就是报道的主题。如果一味歌功颂德，那就与媒体的属性相背离了。媒体本来就是担任一种查漏补缺的使命，应该站在团体的角度，站在更高的高度去看待问题，监督不是我们的目的，批评也不是目的，整个社会像一艘前行的巨轮，在行进的过程中，很可能有一些礁石，而媒体则是一座�t望塔，在看到远方的暗礁时及时作出提醒和预警，帮助政府更好地查漏补缺，更全面、有效地推进事件向好的方向发展。 虽然事前有所预测，但坦白说，报道的成效还是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媒体平衡性的报道，对于大局上的推进其实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与我们一贯秉持的立场并不矛盾，而其成果从环保厅到地方的重视程度就可以看出来，正是因为我们触碰到了敏感话题的核心，真实地把问题抛给社会，才能引发足够的关注，才能梳理出一条更好的道路。这是这篇报道的核心价值，对于我来说，是新闻生涯的一次新的尝试，能获得肯定，我很感激。 很高兴能借助《中国周刊》这个平台来谈谈我理解的记者精神：独立、理性、客观，公正，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不回避争议的同时，不要把自己变成争议的本身。不要触碰底线，也不要挑战底线。还有，最重要的，不要碰钱，不要迷失了本心，媒体不是一个赚钱的行业，但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应该安贫乐道，安贫不需要解释，这里的“道”就需要自己去好好把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