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逵是我国人民比较喜欢的古典文艺人物形象。他从南宋的民间传说中一路走来，从元杂剧中寄托广大民众伸张正义的文化思想，扮演了一个嫉恶如仇、能“文”能“武”的让人称颂的绿林侠士，到《水浒传》中的憨勇率直，愚顽嗜杀惹人诟病草莽英雄。李逵形象从性格上经历了丰富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两种不同文体在塑造人物方面的需要，还可以看到不同时代背景作用下人们（包括作者）文化心态的嬗变历程。
李逵是元杂剧水浒戏与小说《水浒传》乃至今天的各类文艺载体都非常重视的一个人物。也是从南宋至今，在我国，乃至更大的地理范围一个人们耳熟能详，比较喜爱的古典文艺人物形象。在这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李逵的形象从性格上经历了丰富的变化。南宋已降，元之前的李逵缺少明确的文献记载，形象比较模糊，仅仅作为一个概念性的符号存见于极少数的历史文献中。元封建王朝为巩固其政权针对汉人施行的高压政策，催生了大量水浒戏诞生，代表正义的李逵的形象迅速丰满起来，一跃成为具有多重个性，粗雅合一富有正义和喜剧色彩的绿林侠士。又经过了一个时期的演绎，终于在施耐庵的塑造下形成了我们今天在《水浒传》中看到的憨勇率直，愚顽嗜杀颇惹人诟病悲剧人物形象。
抛却历来争论不休，古典文艺人物道德价值观念方面的评判，我们不仅可以从“元杂剧”和《水浒传》这两种不同文体中看出李逵性格的明显变迁，而且可以得出代表人们文化心态的符号的文艺人物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背景演变而不断演变的。南宋时代的李逵是南宋时代的李逵；元杂剧的李逵是“元代的李逵”；而《水浒传》的的李逵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李逵，相信在未来的日子理，随着时代的变化李逵的形象还将变化。
一
在元代以前，记载李逵的相关文献微乎其微，就连比较著名的宋代笔记文献《大宋宣和遗事之宋江三十六人赞》中对李逵“黑旋风”的讲述也仅有“风有大小，不辨雌雄;山谷之中，遇尔亦凶”寥寥数句而已。[1]因此，这一时期，李逵的形象还很苍白、模糊。剽悍蛮横，崇尚武力的蒙古族入侵中原建立了元封建帝国后，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推行种族岐视政策，汉人在饱受欺凌的状况下愈加怀念南宋传说中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水浒英雄。于是北宋宋江聚众梁山起义，反抗强权政治等故事传说便应运而生，并且日益成为元杂剧的重要题材之一。 元时代大量的水浒戏诞生，使水浒人物李逵的形象迅速地丰满起来并渐趋定型。这一时期，由于多位剧作家创作了多种版本，李逵形象和性格也是多种多样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是作为一种喜剧人物形象出现的。及至《水浒传》的诞生，李逵的形象得到了定型，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李逵形象。从元杂剧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到《水浒传》中的典型化。李逵的形象变化差异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考量这一过程时可以发现：李逵作为人物形象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变化的，由此可以说：元杂剧对《水浒传》中李逵形象的成型功不可没。
从现存的元代水浒剧来看，关于李逵故事的剧目数量还是不少的。据统计，梁山好汉见之于元杂剧中者共有二十四人，除宋江在各剧中都有述及外，至于水浒剧中的主角，则以李逵为最多。其中有高文秀8种(《双献功》、《乔教学》、《斗鸡会》、《诗酒丽春园》、《大闹牡丹园》、《敷演刘耍和》、《穷风月》、《借尸还魂》)，康进之2种(《李逵负荆》、《老收心》)，杨显之《乔断案》，李致远《大妇小妻还牢末》，红字李二《板沓儿黑旋风》，无名氏《喜赏黄花峪》，王德信《诗酒丽春园》，庾天锡《黑旋风诗酒丽春园》。再有明代李逵戏一种《黑旋风仗义疏财》。在这些流传至今的优秀剧作中，以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康进之的《梁山泊李逵负荆》和李致远的《大妇小妻还牢末》成就最高。他们的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水浒戏除了表现李逵的正义勇敢、急躁莽撞的个性特征外，还揉入了带有文人理想气质的自由浪漫精神，这一点颇与西方民间传说中的剑客“佐罗”相似。
通过粗略梳理这些关于李逵的元杂剧，我们可以看出带有戏谑态度和喜剧色彩的“疾恶如仇、能“文”能“武”是李逵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如康进之的《梁山泊李逵负荆》的成功之处就是传神的刻划了李逵“疾恶如仇”的人物形像。该剧对人物形像的刻划是通过戏剧冲
突完成的。《李逵负荆》的戏剧冲突是由误会造成的。恶棍冒充宋江抢走满堂娇便引起王林对宋江的误会。当李逵听王林说他女儿“被一贼汉夺将去了”，李逵认为“贼汉”是指自己，便火性大发，李逵又与王林产生了误会，而真正推动整个剧情发展而导致冲突达到危机顶点的误会是李逵与宋江的误会。李逵确信宋江抢了满堂娇后，便“按不住莽撞心头气”，“抖搜着黑精神，扎煞开黄髭 ”，无情板斧怎肯担饶”，“恨不得咬掉他一块肉”，“把那厮脊梁骨折做两三截”„„怒气如雷地回山质问宋江，便引出了闹山、对质、负荆等构成富有喜剧特色的戏剧冲突。及至后来李逵不辞劳苦地寻找到宋刚、鲁智恩，并杀了他们解救了老王林女儿满堂娇等。
在这里李逵生性焦躁，勇猛而充满正义感的性格表现的非常充分。碰上欺压百姓的恶势力总是“按不住莽撞心头气”，“不邓邓按不住心头怒”。即使是他平生最敬畏的“公明哥哥”做了坏事，他也要大义灭亲，一心除恶，丝毫不手软，也正是在矛盾斗争的漩涡中塑造出李逵那正义、鲁莽、豪爽、粗犷的性格。
“这些元杂居除了表现李逵正义、鲁莽、豪爽、粗犷的性格外，还赋予了他喜剧性格特质，以强化戏剧的可欣赏性。”[2]一般来说李逵给人的印象是是“烟薰的子路，墨洒的金刚”似的黑凛凛的粗莽大汉，做的是杀人放火的粗莽汉。而一些元代水浒戏却把截然相反的两种性格集于李逵一身，把他塑造成既鲁莽勇敢又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文人形象。这一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特征，极富喜剧效果。
李逵是我国人民比较喜欢的古典文艺人物形象。他从南宋的民间传说中一路走来，从元杂剧中寄托广大民众伸张正义的文化思想，扮演了一个嫉恶如仇、能“文”能“武”的让人称颂的绿林侠士，到《水浒传》中的憨勇率直，愚顽嗜杀惹人诟病草莽英雄。李逵形象从性格上经历了丰富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两种不同文体在塑造人物方面的需要，还可以看到不同时代背景作用下人们（包括作者）文化心态的嬗变历程。
李逵是元杂剧水浒戏与小说《水浒传》乃至今天的各类文艺载体都非常重视的一个人物。也是从南宋至今，在我国，乃至更大的地理范围一个人们耳熟能详，比较喜爱的古典文艺人物形象。在这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李逵的形象从性格上经历了丰富的变化。南宋已降，元之前的李逵缺少明确的文献记载，形象比较模糊，仅仅作为一个概念性的符号存见于极少数的历史文献中。元封建王朝为巩固其政权针对汉人施行的高压政策，催生了大量水浒戏诞生，代表正义的李逵的形象迅速丰满起来，一跃成为具有多重个性，粗雅合一富有正义和喜剧色彩的绿林侠士。又经过了一个时期的演绎，终于在施耐庵的塑造下形成了我们今天在《水浒传》中看到的憨勇率直，愚顽嗜杀颇惹人诟病悲剧人物形象。
抛却历来争论不休，古典文艺人物道德价值观念方面的评判，我们不仅可以从“元杂剧”和《水浒传》这两种不同文体中看出李逵性格的明显变迁，而且可以得出代表人们文化心态的符号的文艺人物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背景演变而不断演变的。南宋时代的李逵是南宋时代的李逵；元杂剧的李逵是“元代的李逵”；而《水浒传》的的李逵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李逵，相信在未来的日子理，随着时代的变化李逵的形象还将变化。
一
在元代以前，记载李逵的相关文献微乎其微，就连比较著名的宋代笔记文献《大宋宣和遗事之宋江三十六人赞》中对李逵“黑旋风”的讲述也仅有“风有大小，不辨雌雄;山谷之中，遇尔亦凶”寥寥数句而已。[1]因此，这一时期，李逵的形象还很苍白、模糊。剽悍蛮横，崇尚武力的蒙古族入侵中原建立了元封建帝国后，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推行种族岐视政策，汉人在饱受欺凌的状况下愈加怀念南宋传说中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水浒英雄。于是北宋宋江聚众梁山起义，反抗强权政治等故事传说便应运而生，并且日益成为元杂剧的重要题材之一。 元时代大量的水浒戏诞生，使水浒人物李逵的形象迅速地丰满起来并渐趋定型。这一时期，由于多位剧作家创作了多种版本，李逵形象和性格也是多种多样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是作为一种喜剧人物形象出现的。及至《水浒传》的诞生，李逵的形象得到了定型，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李逵形象。从元杂剧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到《水浒传》中的典型化。李逵的形象变化差异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考量这一过程时可以发现：李逵作为人物形象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变化的，由此可以说：元杂剧对《水浒传》中李逵形象的成型功不可没。
从现存的元代水浒剧来看，关于李逵故事的剧目数量还是不少的。据统计，梁山好汉见之于元杂剧中者共有二十四人，除宋江在各剧中都有述及外，至于水浒剧中的主角，则以李逵为最多。其中有高文秀8种(《双献功》、《乔教学》、《斗鸡会》、《诗酒丽春园》、《大闹牡丹园》、《敷演刘耍和》、《穷风月》、《借尸还魂》)，康进之2种(《李逵负荆》、《老收心》)，杨显之《乔断案》，李致远《大妇小妻还牢末》，红字李二《板沓儿黑旋风》，无名氏《喜赏黄花峪》，王德信《诗酒丽春园》，庾天锡《黑旋风诗酒丽春园》。再有明代李逵戏一种《黑旋风仗义疏财》。在这些流传至今的优秀剧作中，以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康进之的《梁山泊李逵负荆》和李致远的《大妇小妻还牢末》成就最高。他们的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水浒戏除了表现李逵的正义勇敢、急躁莽撞的个性特征外，还揉入了带有文人理想气质的自由浪漫精神，这一点颇与西方民间传说中的剑客“佐罗”相似。
通过粗略梳理这些关于李逵的元杂剧，我们可以看出带有戏谑态度和喜剧色彩的“疾恶如仇、能“文”能“武”是李逵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如康进之的《梁山泊李逵负荆》的成功之处就是传神的刻划了李逵“疾恶如仇”的人物形像。该剧对人物形像的刻划是通过戏剧冲
突完成的。《李逵负荆》的戏剧冲突是由误会造成的。恶棍冒充宋江抢走满堂娇便引起王林对宋江的误会。当李逵听王林说他女儿“被一贼汉夺将去了”，李逵认为“贼汉”是指自己，便火性大发，李逵又与王林产生了误会，而真正推动整个剧情发展而导致冲突达到危机顶点的误会是李逵与宋江的误会。李逵确信宋江抢了满堂娇后，便“按不住莽撞心头气”，“抖搜着黑精神，扎煞开黄髭 ”，无情板斧怎肯担饶”，“恨不得咬掉他一块肉”，“把那厮脊梁骨折做两三截”„„怒气如雷地回山质问宋江，便引出了闹山、对质、负荆等构成富有喜剧特色的戏剧冲突。及至后来李逵不辞劳苦地寻找到宋刚、鲁智恩，并杀了他们解救了老王林女儿满堂娇等。
在这里李逵生性焦躁，勇猛而充满正义感的性格表现的非常充分。碰上欺压百姓的恶势力总是“按不住莽撞心头气”，“不邓邓按不住心头怒”。即使是他平生最敬畏的“公明哥哥”做了坏事，他也要大义灭亲，一心除恶，丝毫不手软，也正是在矛盾斗争的漩涡中塑造出李逵那正义、鲁莽、豪爽、粗犷的性格。
“这些元杂居除了表现李逵正义、鲁莽、豪爽、粗犷的性格外，还赋予了他喜剧性格特质，以强化戏剧的可欣赏性。”[2]一般来说李逵给人的印象是是“烟薰的子路，墨洒的金刚”似的黑凛凛的粗莽大汉，做的是杀人放火的粗莽汉。而一些元代水浒戏却把截然相反的两种性格集于李逵一身，把他塑造成既鲁莽勇敢又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文人形象。这一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特征，极富喜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