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2010-06-24 10:20:45 来源: 网易读书 跟贴 305 条 手机读书革命是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必然结果？在遭遇了1927年大革命时期和1934年苏维埃政权的惨重失败的中共，为何能从极度弱小到一步步壮大？进而推翻看似强大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国名党？
十月革命送来的俄国革命经验：“五四”之后，为什么革命不可避免？
主持人：关于大革命时期、苏维埃时期革命失败的原因稍后再请您细说。我们把话题再拉回从头，为什么“五四运动”之后，一些知识分子会以俄为师，选择共产革命作为救国的出路，这个革命是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在有一些说法，中国如果有机会进行改良的话，其实是可以避免革命的。比如美国人如果能够遏制住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野心，给国民党以时间，中国国内的政治可能会不一样的，有这样一种说法。
杨奎松：首先第一，“五四运动”以后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了俄国，向俄国学习，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其实是非常少的少数，中共最初成立的时候是很少的人，而且就是在上海这个地方。后来中共召开一大，也就50多个党员，你可以想象它的影响力其实是很小很小的，而且中共党员里面除了两个教授以外，绝大多数都是青年学生，也就是说都是激进青年这种小知识分子，他们其实不能够代表那个时候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或者大多数人的倾向和看法。
但当时的背景非常特殊，一个背景就是“五四运动”，由于“五四运动”、由于中国近代以来长期在很多问题上的失败，整个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失败，或者说不完善；南北的分裂、对抗，再加上中国在外交上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失败，到了“五四”的时候最终造成了那样一个后果，很多青年不满，起来通过各种方式发声、抗议，甚至示威游行，用各种各样的杂志、报纸，通过这些工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形成了一个空前思想解放的热潮。其实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一个情况，这一段思想解放的热潮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两条路径在走，一条路径是我们看到“五四运动”是爱国的，“五四”反对“巴黎和会”，学生上街游行，我们今天相信，或者我们今天讲的是它的爱国主义、民族情绪高涨等等，好像是民族主义的情绪上来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一点，在这个时候其实很多年青人当中，流行的是“无政府主义”包括毛泽东，包括其他的很多人，其实“无政府主义”那个时候非常盛行，而且这个“无政府主义”是从整个一○年代，从刘师培一直到后来延续下来的。到“五四”期间，整个的“无政府主义”在那时的宣传、影响力非常大。
在“五四”的时候还有一个思潮或者另外一个行为主义的现象，就是所谓的“世界主义”，大量“世界主义”出版、发表的文章、作品，以及“世界语”的流行等等，也就是说它一方面是民主主义盛行，一方面实际上是一种“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比较盛行，因为你要接受俄国革命的思想，就意味着你要接受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的那套理论，那套理论本身是主张国际主义的，它不承认或者说它不主张纯粹的民主主义，不主张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利益看成是最高的利益，它主张的是“阶级利益是最高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你就会发现，为什么那么一批很激进的年青人，最后会愿意去创造一个中国共产党。如果大家去读一读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一些出版物，比如《共产党月刊》，包括共产党当时的《党纲》，中共一大的《党纲》等等，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当年的思想，他们不是民主主义的思想，他们是世界革命的思想，他们认为俄国的，俄罗斯的一切都是中国将来必须要走的方向，也就是说俄罗斯今天所表现出来的一切特征，在各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将来都会走向同一条道路，中国革命也要靠俄国来帮助。这种思想一直到1923年我们还能在毛泽东的言论当中看得很清楚，他们都在讲，因为中国共产党那么少的人，到1923年的时候，也只不过几百人，不超过400人，在这种情况下它要想在中国发动革命成功其实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时他们的基本想法就是“一切均借俄助”必须要靠苏俄，我们在中国起一种宣传、煽动、组织的作用，但是真正要想在中国推动革命成功，一定要靠苏俄。
主持人：走的模式也必须按照苏联革命的模式来走。
杨奎松：对，毫无疑问，一切都应该按照苏联的这种方式来走。
(本文来源：网易读书 作者：雷天)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2010-06-24 10:20:45 来源: 网易读书 跟贴 305 条 手机读书革命是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必然结果？在遭遇了1927年大革命时期和1934年苏维埃政权的惨重失败的中共，为何能从极度弱小到一步步壮大？进而推翻看似强大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国名党？
十月革命送来的俄国革命经验：“五四”之后，为什么革命不可避免？
主持人：关于大革命时期、苏维埃时期革命失败的原因稍后再请您细说。我们把话题再拉回从头，为什么“五四运动”之后，一些知识分子会以俄为师，选择共产革命作为救国的出路，这个革命是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在有一些说法，中国如果有机会进行改良的话，其实是可以避免革命的。比如美国人如果能够遏制住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野心，给国民党以时间，中国国内的政治可能会不一样的，有这样一种说法。
杨奎松：首先第一，“五四运动”以后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了俄国，向俄国学习，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其实是非常少的少数，中共最初成立的时候是很少的人，而且就是在上海这个地方。后来中共召开一大，也就50多个党员，你可以想象它的影响力其实是很小很小的，而且中共党员里面除了两个教授以外，绝大多数都是青年学生，也就是说都是激进青年这种小知识分子，他们其实不能够代表那个时候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或者大多数人的倾向和看法。
但当时的背景非常特殊，一个背景就是“五四运动”，由于“五四运动”、由于中国近代以来长期在很多问题上的失败，整个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失败，或者说不完善；南北的分裂、对抗，再加上中国在外交上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失败，到了“五四”的时候最终造成了那样一个后果，很多青年不满，起来通过各种方式发声、抗议，甚至示威游行，用各种各样的杂志、报纸，通过这些工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形成了一个空前思想解放的热潮。其实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一个情况，这一段思想解放的热潮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两条路径在走，一条路径是我们看到“五四运动”是爱国的，“五四”反对“巴黎和会”，学生上街游行，我们今天相信，或者我们今天讲的是它的爱国主义、民族情绪高涨等等，好像是民族主义的情绪上来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一点，在这个时候其实很多年青人当中，流行的是“无政府主义”包括毛泽东，包括其他的很多人，其实“无政府主义”那个时候非常盛行，而且这个“无政府主义”是从整个一○年代，从刘师培一直到后来延续下来的。到“五四”期间，整个的“无政府主义”在那时的宣传、影响力非常大。
在“五四”的时候还有一个思潮或者另外一个行为主义的现象，就是所谓的“世界主义”，大量“世界主义”出版、发表的文章、作品，以及“世界语”的流行等等，也就是说它一方面是民主主义盛行，一方面实际上是一种“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比较盛行，因为你要接受俄国革命的思想，就意味着你要接受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的那套理论，那套理论本身是主张国际主义的，它不承认或者说它不主张纯粹的民主主义，不主张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利益看成是最高的利益，它主张的是“阶级利益是最高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你就会发现，为什么那么一批很激进的年青人，最后会愿意去创造一个中国共产党。如果大家去读一读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一些出版物，比如《共产党月刊》，包括共产党当时的《党纲》，中共一大的《党纲》等等，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当年的思想，他们不是民主主义的思想，他们是世界革命的思想，他们认为俄国的，俄罗斯的一切都是中国将来必须要走的方向，也就是说俄罗斯今天所表现出来的一切特征，在各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将来都会走向同一条道路，中国革命也要靠俄国来帮助。这种思想一直到1923年我们还能在毛泽东的言论当中看得很清楚，他们都在讲，因为中国共产党那么少的人，到1923年的时候，也只不过几百人，不超过400人，在这种情况下它要想在中国发动革命成功其实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时他们的基本想法就是“一切均借俄助”必须要靠苏俄，我们在中国起一种宣传、煽动、组织的作用，但是真正要想在中国推动革命成功，一定要靠苏俄。
主持人：走的模式也必须按照苏联革命的模式来走。
杨奎松：对，毫无疑问，一切都应该按照苏联的这种方式来走。
(本文来源：网易读书 作者：雷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