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却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在黑暗中撕心裂肺，似乎只需默默一念，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秋水生凉，寒气渐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象我投江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二 我外祖母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其父在民国初留学扶桑八年，归国赴任甘肃省高法院长前，决定与天门望族刘家结为姻亲——那时的刘家三少爷（我外祖父）刚成为黄埔八期的士官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可能存在过的短暂幸福之后，作为战祸频仍年代的军人之妻，外祖母便带着我的母亲步入了她孤独的一生。 抗战爆发，外祖父侍卫蒋公撤退西南。刘家太爷故去，大宅日见凋敝。该地区又是各方拉锯争夺之地，无论哪一部短暂占领，徒具虚名的刘宅便成了搜刮粮饷的目标。外祖母带着我年少的母亲东躲西藏，饱受离乱之苦。最后因怕女儿受辱，外祖母只好托乡里客商将我母亲带到湘西伯父家避祸。母亲在那里识尽炎凉，像一个女仆般做工求学。 三 日本投降当年，母亲独自踏上还乡寻母的艰难路程，当她找到捡棉花纺线度日的外祖母时，劫后重逢的泪水湿透了她们褴褛的衣衫。次年，乡人传言外祖父衣锦还乡，授衔少将驻节武汉。母亲来到省城寻父，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雳——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还能侥幸存活，已经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隐瞒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认。 悲愤的母亲闯进了她父亲的一场盛大酒会，一时舆论大哗。外祖父回乡逼迫外祖母离婚，从此父女反目，我母亲坚决改名换姓，以示恩断义绝。 天道往还，1948年，节节败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师恩施，赴任途中被伏击，流弹洞穿了他壮年的胸脯——而最后为他扶柩理丧的竟是我终身寡居的外祖母。 1949年，“革大”招生，母亲投考，结业后竟又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亲送命的路程。在这条充满险恶的山路上，她与我父亲邂逅。一个平原被弃的将门孤女，一个山中破落的土司孑遗，在那个伟大动荡的时代，偶然而又必然地结合了，并从此扎根深山。 四 外祖母早已原谅了她的丈夫，母亲却永远仇恨她的父亲。她无法在现实中惩罚他，便极力在精神上满足一种虚构的报复——改名换姓，不承认有此父亲，甚至不允许外祖母去原谅。 然而这种背叛只能停留在自我泄愤的地步。从她报考革命大学那天起，她就要面对无数张表格。她总是试图说明她是她父亲那个阶级的弃婴，她和她母亲属于苦难平民，然而表格却限制了她的声辩。 当任何一个批判她的人诘问——你是不是军阀的女儿，她就仿佛陷入一个悖论。她比别人还恨她的父亲，却又偏被他们视为同一个敌人。她觉得这个父亲不仅在生前遗弃了她，还在死后长久地陷害着她，她完全无力跳出这一血缘的魔沼。 20年后终于彻底获平反时，母亲已老去，所有曾经蒙受的屈辱和伤害不知向谁讨还。被划为右派和终获平反都是一张纸，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后者轻于鸿毛。 五 “文革”开始时，父亲作为矿长很快被打倒，母亲微薄的工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那时她是小镇供销社可以双手打算盘的会计。外祖母陪着失学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队务农，二姐当了矿工，父亲病危，在武汉住院，10岁的我也因肺结核穿孔而命若悬丝，我们家人一分四处，进入了生命中最艰危的岁月。攻击母亲的大字报依旧贴满门窗，频繁地抄家，连缝纫机头也被拎走，母亲带着我忍辱负重地在小镇访医求药。她不能垮，她要拉扯着这个破碎的家庭的成员一个不少地走进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带我到县城看病，回来时求熟人找了个便车，司机走出城后竟威逼我们从车厢下来。一生不低头的母亲为了我哀婉乞求，她看着扬尘而去的汽车悲愤难耐，又不愿让儿子看到一个母亲的窘迫和尴尬，只好将泪水默默吞下。她永远不理解人世间的恶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个时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学毕业后，学校又以我有传染病为由不录我上初中，我开始了短暂的少年樵夫岁月。当我在夕阳下挑着柴火蹒跚而归时，总能远远看见下班后又来接我的母亲。那时她已见憔悴了，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两个姐姐都已失学，她再不能让我沉沦泥涂，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长，终于使我得以入学。 六 母亲终于带着全家迎来了1978年。父亲升迁，她获平反，大姐有了工作，我考上大学，外祖母又回到我们身边。这时的母亲总算有了笑颜。即使那些迫害过她的人来我家走动，她依旧不假辞色。 1983年外祖母辞世，1985年父母离休，1987年父亲患癌，两年后我入狱，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忧患余生。 父亲总想等到儿子重见天日，因而不得不承受每年动一至两次手术的巨大痛苦。他身上的器官被一点点割去，只有那求生的意志仍顽强茁壮。真正苦的是母亲，她不断拖着她的衰朽之躯，陪父亲去省城求医。父亲在病床上辗转，60多岁的母亲却在病床下铺一张席子陪护着艰难的日日夜夜。只要稍能走动，母亲就要扶着父亲来探监，三人在铁门话别的悲惨画面，往往连狱警也感动含泪。 七 1995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时，只有母亲还在空空的房里收拾着断线碎布。那时父亲刚刚离去半年，他在楼顶奇迹般地种植的一棵花椒树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悬望。 母亲依然如往昔我漂泊归来一样，为我炒好酸菜鸡杂。她拿出一大坛药酒说，你喝吧，这是你爸为你泡的劳伤药。她怎知儿子的伤原在心灵深处。 为了求生，我不得不又匆匆出山。临行之际，母亲异样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武汉安顿好后，就接我过去吧，家里太空了，一个人竟觉得害怕。我突然发现母亲已经衰老了，她一生的坚强无畏似乎荡然无存，竟至一下虚弱得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 八 我用从朋友处借的一点钱租了一所肮脏的房子，几件歪斜的家具也算撑起了一个家。母亲带着一个单开门的冰箱来了，我见上面有许多修补的漆痕，心中无限酸楚——这就是两位老人一生节俭唯一值点钱的财产了，无常的灾难耗尽了他们的一切，我又怎么才能报答。
一 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却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在黑暗中撕心裂肺，似乎只需默默一念，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秋水生凉，寒气渐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象我投江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二 我外祖母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其父在民国初留学扶桑八年，归国赴任甘肃省高法院长前，决定与天门望族刘家结为姻亲——那时的刘家三少爷（我外祖父）刚成为黄埔八期的士官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可能存在过的短暂幸福之后，作为战祸频仍年代的军人之妻，外祖母便带着我的母亲步入了她孤独的一生。 抗战爆发，外祖父侍卫蒋公撤退西南。刘家太爷故去，大宅日见凋敝。该地区又是各方拉锯争夺之地，无论哪一部短暂占领，徒具虚名的刘宅便成了搜刮粮饷的目标。外祖母带着我年少的母亲东躲西藏，饱受离乱之苦。最后因怕女儿受辱，外祖母只好托乡里客商将我母亲带到湘西伯父家避祸。母亲在那里识尽炎凉，像一个女仆般做工求学。 三 日本投降当年，母亲独自踏上还乡寻母的艰难路程，当她找到捡棉花纺线度日的外祖母时，劫后重逢的泪水湿透了她们褴褛的衣衫。次年，乡人传言外祖父衣锦还乡，授衔少将驻节武汉。母亲来到省城寻父，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雳——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还能侥幸存活，已经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隐瞒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认。 悲愤的母亲闯进了她父亲的一场盛大酒会，一时舆论大哗。外祖父回乡逼迫外祖母离婚，从此父女反目，我母亲坚决改名换姓，以示恩断义绝。 天道往还，1948年，节节败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师恩施，赴任途中被伏击，流弹洞穿了他壮年的胸脯——而最后为他扶柩理丧的竟是我终身寡居的外祖母。 1949年，“革大”招生，母亲投考，结业后竟又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亲送命的路程。在这条充满险恶的山路上，她与我父亲邂逅。一个平原被弃的将门孤女，一个山中破落的土司孑遗，在那个伟大动荡的时代，偶然而又必然地结合了，并从此扎根深山。 四 外祖母早已原谅了她的丈夫，母亲却永远仇恨她的父亲。她无法在现实中惩罚他，便极力在精神上满足一种虚构的报复——改名换姓，不承认有此父亲，甚至不允许外祖母去原谅。 然而这种背叛只能停留在自我泄愤的地步。从她报考革命大学那天起，她就要面对无数张表格。她总是试图说明她是她父亲那个阶级的弃婴，她和她母亲属于苦难平民，然而表格却限制了她的声辩。 当任何一个批判她的人诘问——你是不是军阀的女儿，她就仿佛陷入一个悖论。她比别人还恨她的父亲，却又偏被他们视为同一个敌人。她觉得这个父亲不仅在生前遗弃了她，还在死后长久地陷害着她，她完全无力跳出这一血缘的魔沼。 20年后终于彻底获平反时，母亲已老去，所有曾经蒙受的屈辱和伤害不知向谁讨还。被划为右派和终获平反都是一张纸，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后者轻于鸿毛。 五 “文革”开始时，父亲作为矿长很快被打倒，母亲微薄的工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那时她是小镇供销社可以双手打算盘的会计。外祖母陪着失学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队务农，二姐当了矿工，父亲病危，在武汉住院，10岁的我也因肺结核穿孔而命若悬丝，我们家人一分四处，进入了生命中最艰危的岁月。攻击母亲的大字报依旧贴满门窗，频繁地抄家，连缝纫机头也被拎走，母亲带着我忍辱负重地在小镇访医求药。她不能垮，她要拉扯着这个破碎的家庭的成员一个不少地走进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带我到县城看病，回来时求熟人找了个便车，司机走出城后竟威逼我们从车厢下来。一生不低头的母亲为了我哀婉乞求，她看着扬尘而去的汽车悲愤难耐，又不愿让儿子看到一个母亲的窘迫和尴尬，只好将泪水默默吞下。她永远不理解人世间的恶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个时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学毕业后，学校又以我有传染病为由不录我上初中，我开始了短暂的少年樵夫岁月。当我在夕阳下挑着柴火蹒跚而归时，总能远远看见下班后又来接我的母亲。那时她已见憔悴了，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两个姐姐都已失学，她再不能让我沉沦泥涂，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长，终于使我得以入学。 六 母亲终于带着全家迎来了1978年。父亲升迁，她获平反，大姐有了工作，我考上大学，外祖母又回到我们身边。这时的母亲总算有了笑颜。即使那些迫害过她的人来我家走动，她依旧不假辞色。 1983年外祖母辞世，1985年父母离休，1987年父亲患癌，两年后我入狱，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忧患余生。 父亲总想等到儿子重见天日，因而不得不承受每年动一至两次手术的巨大痛苦。他身上的器官被一点点割去，只有那求生的意志仍顽强茁壮。真正苦的是母亲，她不断拖着她的衰朽之躯，陪父亲去省城求医。父亲在病床上辗转，60多岁的母亲却在病床下铺一张席子陪护着艰难的日日夜夜。只要稍能走动，母亲就要扶着父亲来探监，三人在铁门话别的悲惨画面，往往连狱警也感动含泪。 七 1995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时，只有母亲还在空空的房里收拾着断线碎布。那时父亲刚刚离去半年，他在楼顶奇迹般地种植的一棵花椒树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悬望。 母亲依然如往昔我漂泊归来一样，为我炒好酸菜鸡杂。她拿出一大坛药酒说，你喝吧，这是你爸为你泡的劳伤药。她怎知儿子的伤原在心灵深处。 为了求生，我不得不又匆匆出山。临行之际，母亲异样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武汉安顿好后，就接我过去吧，家里太空了，一个人竟觉得害怕。我突然发现母亲已经衰老了，她一生的坚强无畏似乎荡然无存，竟至一下虚弱得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 八 我用从朋友处借的一点钱租了一所肮脏的房子，几件歪斜的家具也算撑起了一个家。母亲带着一个单开门的冰箱来了，我见上面有许多修补的漆痕，心中无限酸楚——这就是两位老人一生节俭唯一值点钱的财产了，无常的灾难耗尽了他们的一切，我又怎么才能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