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对中国情感文化的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传承了五千多年的文明古国，拥有着其特有政治制度。有人云，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而中国长期以来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决定了中国人行为的无形的大手，在着两只手的操作下，中华民族形成了特有的中国情感文化。 在宗法制度和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影响下，中国情感文化及其有特点，其中以家文化和官本位现象最为有突出。 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有四：一是家天下的延续；二是封国制度不断；三是家族制度长盛不衰；四是家国同构。 首先，宗法制度对国民性格塑造的最大影响就是其对家庭意识的构建。 童年时期家庭关系和氛围的和睦与否，在塑造孩子性格中有无可争议的重要性。孟母三迁就是极好的佐证。而中国古代的幼童启蒙读物，如《三字经》、《弟子规》、《幼学琼林》，《孝经》等，对家庭意识的塑造可谓功不可没，其中对“孝”的评价，甚至高于任何知识，所谓“百善孝为先”。因为一个注重家庭的人必定会得到人格上的认可，像是孔融让梨、黄香扇席的故事，能流传到今日，可见家庭和睦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臵。 在常年累月的熏陶下，一个正常人必定会与其家庭产生深深的依恋。而一个人一旦隶属于一个家庭，便意味着他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集体的一份子，人际关系也日趋复杂，欲处理与集体中其他人的情感、利益关系，便不得不“有所为”，“有所不为”。其中的轻重权衡的选择，便决定了他的性情、而这也是反作用于一个家庭的构建的。家与人互相影响，互相塑造，而“忍”便是它的直接产物之一。 相传唐代有位宰相叫张公艺，有幸九世同堂，为世人羡慕不已。唐高宗问及他成功的秘诀，宰相唤来纸笔，挥毫写了一百个“忍”。但中国人并不认为“忍”是这种家庭制度的不幸产物，相反，他们一直对它有着一种敬佩之情。这也是“百忍”、“和气生财”等等家训的由来。在这种宗法制度的阴影下，个人的价值并不被予以特别的重视，而认为人只有处在和谐的环境中才能称得上完美，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忍耐力被中国人看做一个崇高的美德。 其次，从小被灌输的强烈的家庭意识，对家长的言听计从的惯性，转嫁于社会关系，便是对传统的尊重，对权威的服从。 所谓传统的中国人，便是“老成温厚”的代名词，也是“因循守旧”的代名词。“老成温厚”是农耕为主的社会里人们的理想人格。“老成温厚”意味着镇静和抗御，意味着成熟和稳重、意味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睿智、意味着“丢一卒而胜全局”的胸襟，意味着宁静的文明。而“因循守旧”则是它物极必反的另一面。 同样，对权威的服从也可能领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消极避世、另一个是超脱老滑。在乱世，消极避世的多，在治世，超脱老滑的多。前者以道家为楷模，后者，以儒家为鼻祖。一退一进、一弛一张，中国人的性情就在当中作着拉锯战。而有时，两个极端并非就是非此即彼，而是彼此融合、互相渗透，一个超脱老滑的人能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也能隐居在山林快乐逍遥；相反，一个消极避世的人能在山水田园中安贫乐道、自由自在，也能大隐隐于市，洞悉瞬息万变的风起云涌，并适时的保护自己。 最后，家文化的扩大，使得整个社会都将人情上升到一个极高的地步，形成一个人脉社会。 在中国，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把人情摆在台面上。谈生意时，需要在酒桌上，称兄道弟，喝得兴意高涨才能开始。而当官做事的，也往往情理不分，办下许多糊涂事。像在红楼梦里，糊涂僧办糊涂案，就是因为情理难了。在中国，人情往往左右着中国人的行为。也许，它可以让社会显得稍稍和谐一些，但人情的过高对待，造成的社会弊端也是会很大的。 为什么中国人愿意把老人养在家里，而西方人则不耻于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去？为什么中国人会因为家人的生病住院而向单位请假，照看家人，而外国老板无法理解家人生病与你不来上班何干？为什么中国父母会为孩子设计人生轨迹，而美国家长则在孩子一成人就将他们“扫地出门”？为什么华侨移民总是觉得“月是故乡圆”，如此期盼落叶归根，而真正的中国同胞却总对社会、对政府有着强烈的不满？为什么明明法律白纸黑字的规定清楚的准则，往往很多人依旧难以抉择？宗法制度或许不是唯一的解释，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答案。 宗法制度对于权威的服从，以及君主专制制度的高度集权，使得官本位思想
在中国盛行不衰。“朝为田舍男，暮登天子堂”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 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至少包括了四点内涵 ：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 在传统中国人的心底，似乎存在这么一种意识，即做官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方式和最佳方式，除了“入朝为官”，其他一切职业都是低贱的职业，中国古代仕、农、工、商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就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中国人自古缺乏民主传统，不像西方古希腊那样，早在几千年前就实行了民主制度，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直是皇帝对一切人绝对专制，而官吏对老百姓绝对专制的制度，在一切人面前，皇上是最高权威，一切由他说了算，在老百姓面前，官吏是最高权威，一切由他们说了算，没有任何可以反抗和争辩的余地。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和官吏阶层依靠权力压制其他一切阶层，套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说就是，官吏阶层在古代是绝对的优势群体，而其他阶层则是绝对的弱势群体。 古人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考取功名，能入朝为官，在古代，为官是唯一一件能光宗耀祖的事。古代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大多要付出极大的艰辛，有的人考了一辈子，还是个秀才，一辈子就在考试中度过了。吴敬梓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所录范进中举的故事，一方面深刻揭示了古代读书人的可悲境地，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生动描绘了当时人们“官本位”思想的牢固地位。范进中举前生活景况穷愁潦倒，岳父胡屠夫以及所有的亲戚朋友和所有的乡民对其百般刁难、万般侮辱，不把范进步当人看，当猴子耍，当狗踢，结果后来范进中举后，一下子由“士子”升级为了“仕子”，这时一切来了个天翻地覆的转变，就连乡绅们也来巴结他了。 可见，从历史角度来看，“官位”具有其他任何职业无可比拟的巨大”虚荣效用”，这种巨大的”虚荣效用”使得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做官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一切以官为本的官本位思想也就产生。”虚荣效用”原指炫耀性商品能带给人们虚荣心满足的能力，这里借用这个概念，把它的使用范围扩大到万事万物，既可以考察官位的”虚荣效用”，也可以考察其他职业和事物的”虚荣效用”，根据前面得出的结论，追求虚荣心的满足构成人生追求的主体，那么换句话说，人们在一生中主要活动就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更“优质”的“虚荣效用”，获取“虚荣效用”的方式就是通过从事某种职业或拥有某些物品，在中国，做官比其他一切职业都更加荣耀，更能使人获得炫耀性的成就感满足， “官位”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具有至高无上的“虚荣效用”，“做官”能获取“质量”最好的“虚荣效用”，这便是“官本位”之所以形成的虚荣成因。 与西方相比，中国历史上既没有宗教也没有形成发达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古代的有钱人不可能通过炫耀性消费来获取社会大众的成败和羡慕，中国古代的商人吕不韦善于经商，富可敌国，但其地位依然低下，被人看不起，只有当他成为秦王的丞相之后，他才被社会所广泛尊重和崇拜。历朝历代的大富商们，大都要出钱捐个官来做，其主要目的并非想通过做官捞取更多的金钱，而是想提升自己的地位，由最低级的“商”上升为最高级的“官”，这样他们才会被社会所看得起。如此，中国人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获得“质量上乘”的”虚荣效用”，那就是入朝为官。 如果说宗法制度导致的家文化利弊兼有，那么君主专制制度所形成的官本位思想则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利微弊大，甚而是有弊无利。官本位思想作为一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所形成的不良产物，早应该杜绝。然而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官本位思想依旧在社会上横行。不得不说，长期的政治影响，在中国人心底烙下了太深刻的印记，中国情感文化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改变。 家文化也好，官本位思想也罢，都还有很多的方面需要改进。希望有一天，一个更完美的政治制度，会让中国情感文化变得更加美好。
浅析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对中国情感文化的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传承了五千多年的文明古国，拥有着其特有政治制度。有人云，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而中国长期以来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决定了中国人行为的无形的大手，在着两只手的操作下，中华民族形成了特有的中国情感文化。 在宗法制度和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影响下，中国情感文化及其有特点，其中以家文化和官本位现象最为有突出。 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有四：一是家天下的延续；二是封国制度不断；三是家族制度长盛不衰；四是家国同构。 首先，宗法制度对国民性格塑造的最大影响就是其对家庭意识的构建。 童年时期家庭关系和氛围的和睦与否，在塑造孩子性格中有无可争议的重要性。孟母三迁就是极好的佐证。而中国古代的幼童启蒙读物，如《三字经》、《弟子规》、《幼学琼林》，《孝经》等，对家庭意识的塑造可谓功不可没，其中对“孝”的评价，甚至高于任何知识，所谓“百善孝为先”。因为一个注重家庭的人必定会得到人格上的认可，像是孔融让梨、黄香扇席的故事，能流传到今日，可见家庭和睦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臵。 在常年累月的熏陶下，一个正常人必定会与其家庭产生深深的依恋。而一个人一旦隶属于一个家庭，便意味着他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集体的一份子，人际关系也日趋复杂，欲处理与集体中其他人的情感、利益关系，便不得不“有所为”，“有所不为”。其中的轻重权衡的选择，便决定了他的性情、而这也是反作用于一个家庭的构建的。家与人互相影响，互相塑造，而“忍”便是它的直接产物之一。 相传唐代有位宰相叫张公艺，有幸九世同堂，为世人羡慕不已。唐高宗问及他成功的秘诀，宰相唤来纸笔，挥毫写了一百个“忍”。但中国人并不认为“忍”是这种家庭制度的不幸产物，相反，他们一直对它有着一种敬佩之情。这也是“百忍”、“和气生财”等等家训的由来。在这种宗法制度的阴影下，个人的价值并不被予以特别的重视，而认为人只有处在和谐的环境中才能称得上完美，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忍耐力被中国人看做一个崇高的美德。 其次，从小被灌输的强烈的家庭意识，对家长的言听计从的惯性，转嫁于社会关系，便是对传统的尊重，对权威的服从。 所谓传统的中国人，便是“老成温厚”的代名词，也是“因循守旧”的代名词。“老成温厚”是农耕为主的社会里人们的理想人格。“老成温厚”意味着镇静和抗御，意味着成熟和稳重、意味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睿智、意味着“丢一卒而胜全局”的胸襟，意味着宁静的文明。而“因循守旧”则是它物极必反的另一面。 同样，对权威的服从也可能领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消极避世、另一个是超脱老滑。在乱世，消极避世的多，在治世，超脱老滑的多。前者以道家为楷模，后者，以儒家为鼻祖。一退一进、一弛一张，中国人的性情就在当中作着拉锯战。而有时，两个极端并非就是非此即彼，而是彼此融合、互相渗透，一个超脱老滑的人能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也能隐居在山林快乐逍遥；相反，一个消极避世的人能在山水田园中安贫乐道、自由自在，也能大隐隐于市，洞悉瞬息万变的风起云涌，并适时的保护自己。 最后，家文化的扩大，使得整个社会都将人情上升到一个极高的地步，形成一个人脉社会。 在中国，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把人情摆在台面上。谈生意时，需要在酒桌上，称兄道弟，喝得兴意高涨才能开始。而当官做事的，也往往情理不分，办下许多糊涂事。像在红楼梦里，糊涂僧办糊涂案，就是因为情理难了。在中国，人情往往左右着中国人的行为。也许，它可以让社会显得稍稍和谐一些，但人情的过高对待，造成的社会弊端也是会很大的。 为什么中国人愿意把老人养在家里，而西方人则不耻于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去？为什么中国人会因为家人的生病住院而向单位请假，照看家人，而外国老板无法理解家人生病与你不来上班何干？为什么中国父母会为孩子设计人生轨迹，而美国家长则在孩子一成人就将他们“扫地出门”？为什么华侨移民总是觉得“月是故乡圆”，如此期盼落叶归根，而真正的中国同胞却总对社会、对政府有着强烈的不满？为什么明明法律白纸黑字的规定清楚的准则，往往很多人依旧难以抉择？宗法制度或许不是唯一的解释，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答案。 宗法制度对于权威的服从，以及君主专制制度的高度集权，使得官本位思想
在中国盛行不衰。“朝为田舍男，暮登天子堂”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 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至少包括了四点内涵 ：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 在传统中国人的心底，似乎存在这么一种意识，即做官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方式和最佳方式，除了“入朝为官”，其他一切职业都是低贱的职业，中国古代仕、农、工、商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就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中国人自古缺乏民主传统，不像西方古希腊那样，早在几千年前就实行了民主制度，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直是皇帝对一切人绝对专制，而官吏对老百姓绝对专制的制度，在一切人面前，皇上是最高权威，一切由他说了算，在老百姓面前，官吏是最高权威，一切由他们说了算，没有任何可以反抗和争辩的余地。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和官吏阶层依靠权力压制其他一切阶层，套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说就是，官吏阶层在古代是绝对的优势群体，而其他阶层则是绝对的弱势群体。 古人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考取功名，能入朝为官，在古代，为官是唯一一件能光宗耀祖的事。古代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大多要付出极大的艰辛，有的人考了一辈子，还是个秀才，一辈子就在考试中度过了。吴敬梓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所录范进中举的故事，一方面深刻揭示了古代读书人的可悲境地，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生动描绘了当时人们“官本位”思想的牢固地位。范进中举前生活景况穷愁潦倒，岳父胡屠夫以及所有的亲戚朋友和所有的乡民对其百般刁难、万般侮辱，不把范进步当人看，当猴子耍，当狗踢，结果后来范进中举后，一下子由“士子”升级为了“仕子”，这时一切来了个天翻地覆的转变，就连乡绅们也来巴结他了。 可见，从历史角度来看，“官位”具有其他任何职业无可比拟的巨大”虚荣效用”，这种巨大的”虚荣效用”使得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做官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一切以官为本的官本位思想也就产生。”虚荣效用”原指炫耀性商品能带给人们虚荣心满足的能力，这里借用这个概念，把它的使用范围扩大到万事万物，既可以考察官位的”虚荣效用”，也可以考察其他职业和事物的”虚荣效用”，根据前面得出的结论，追求虚荣心的满足构成人生追求的主体，那么换句话说，人们在一生中主要活动就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更“优质”的“虚荣效用”，获取“虚荣效用”的方式就是通过从事某种职业或拥有某些物品，在中国，做官比其他一切职业都更加荣耀，更能使人获得炫耀性的成就感满足， “官位”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具有至高无上的“虚荣效用”，“做官”能获取“质量”最好的“虚荣效用”，这便是“官本位”之所以形成的虚荣成因。 与西方相比，中国历史上既没有宗教也没有形成发达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古代的有钱人不可能通过炫耀性消费来获取社会大众的成败和羡慕，中国古代的商人吕不韦善于经商，富可敌国，但其地位依然低下，被人看不起，只有当他成为秦王的丞相之后，他才被社会所广泛尊重和崇拜。历朝历代的大富商们，大都要出钱捐个官来做，其主要目的并非想通过做官捞取更多的金钱，而是想提升自己的地位，由最低级的“商”上升为最高级的“官”，这样他们才会被社会所看得起。如此，中国人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获得“质量上乘”的”虚荣效用”，那就是入朝为官。 如果说宗法制度导致的家文化利弊兼有，那么君主专制制度所形成的官本位思想则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利微弊大，甚而是有弊无利。官本位思想作为一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所形成的不良产物，早应该杜绝。然而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官本位思想依旧在社会上横行。不得不说，长期的政治影响，在中国人心底烙下了太深刻的印记，中国情感文化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改变。 家文化也好，官本位思想也罢，都还有很多的方面需要改进。希望有一天，一个更完美的政治制度，会让中国情感文化变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