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智峰
=来源：原载《党政研究》2016年第2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上标题为编者所拟。
欢迎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走中国自己的渐进改革的民主道路
——论顾准对中国政治体制与民主问题的思考（下）
四、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
顾准青年时代放弃了优厚的待遇而投身革命，所追求所殷殷期盼的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经济高度发展和政治高度民主的国家，他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的日记里动情地表达了他的心愿：
“如果这一生能够看到苏格兰兵的裙子在南京路上晃，日本重坦克在北四川路上开；又能够亲自参加过抗日与解放战争的行伍；又能亲自看到在高涨的经济与文化建设中实现高度的文明，真正实现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决定作用，这一生也就不算虚度了！仅仅看到用野蛮办法在一个野蛮国家里实现文明，这还是多么不能满足呀！”
但他的理想在现实里是处处碰壁的，而且是越发的没有希望，但顾准从来没有失望过，即使是在1959年置身河南商城那种饥饿、谎言、死亡、告密环绕的恐怖残酷的环境里，他还是把眼光看到了未来：“这个战役不会长期继续下去，结果必将以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来代替目前的用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完成历史的使命。”
在民主问题上，顾准绝对不是空想主义者，甚至不是理想主义者，他的主张都是建立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上。他首先指出，直接民主，也就是“人民直接统治”的民主理想在现实中是不能实现的。原因在于，直接民主只能行使于希腊那样的小的城邦，而现在已经没有历史上那种很小的城邦国家，都是民族国家，而且国家的范围还越来越大，社会分工逐渐细化，人民的直接民主从政治技术上也是做不到的，“广土众民的国家无法实行直接民主。在这样的大国里，直接民主，到头来只能成为实施依仗壮丽、深宫隐居和神秘莫测的君王权术的伪善借口。”
这和卢梭的分析是一致的，卢梭早就指出过，历史上没有所谓“真正的民主”，他说：“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秩序的，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无止地开大会来讨论公共事务。”
顾准关于直接民主不能实行和政治只能是政治家的政治的思想来源于他翻译的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参见该书的21章和23章，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顾准认为前苏联的政治制度就是直接民主式的，因为革命胜利后取消了原来的代议机构，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直接统治的新制度。但列宁很快意识到了专政机构变为官僚机构之后其权力不受制约的迅速膨胀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积极地寻求建立新的制约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历史没有给他时间，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和悬念。
顾准说：“列宁强调直接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夺取了政权，扫荡了沙皇政治的污泥浊水。但实行的结果是：苏联的军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支职业军队。它的官僚机构是中国以外最庞大的机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递变为一切权力属于党，再变而为一切权力属于斯大林。”
苏联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直接民主不过是好听的政治名词罢了，掩饰了极少数人治理绝大多数人的政治现实，顾准说：“若利用直接民主的口号，搞苏维埃式的、代表大会式的、一党制的民主，势必成为以民主的招牌，来掩盖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来对全国人民实行领导的国家，说干脆一些，独裁国家。别的结果是不可能有的。”
在苏联式的政治体制已经成为历史的今天，顾准的分析的确是值得我们反思：过度的专制和政治集权并且排斥民主的存在和发展是不是苏联体制崩溃的原因呢？
历史的真实就是如此充满着理想与现实的尖锐而复杂的矛盾。“人民群众永远在政治上是消极被动的，能够做到当前掌握行政权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及其朝廷，已经很不容易了。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为假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
这真是一针见血的分析，古往今来，不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还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多数人的统治，总是少数人在治理国家，所以，必须正视这个现实，必须看到，政治制度的关键就不在于民主还是专制这样的名词之争，既然居于统治地位的永远是少数，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少数统治者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他们的权力是否能够受到多数民众的限制和制约——这才是所谓民主政治的真实含义和现实的可能实现的政治目标。
可以说，顾准对民主制度的这种认识和对民主理念的认识一样，都是在从理想主义走向了经验主义，从对人间天国的渴望回到了地面上的真实政治世界。直接民主不现实也行不通，能够实现的民主只能是代议制民主——从13世纪的英国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复杂精巧的、适合于广土众民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制度—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足以代替它的制度，虽然它极不完善。”议会政治的实质就是合法的政党通过在议会里合法的政治斗争争取民众、争取政权，“政治也是一种专门的行业，有政治家，他们精心炮制政纲，争取群众拥护，以期取得政权。”
当然，这些民主的思想、理念和制度都是起源于西方的，中国自古没有这样的传统，“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套全是进口货。”但在顾准看来，“不进口不行。”“思想要靠灌输，一点也不错。” “近代欧洲的文明——这是一种注定要传布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去的进步文明。”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顾准提出了他自己的民主政治的思想。必须指出的是，顾准探索中国的民主政治企图解决的问题依然是党在革命成功取得执政地位后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他一再提到的，“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一是如何避免执政党权力的腐化变质；一是如何解决矛盾和冲突，顾准认为，这两个问题都应该用民主政治的方法来解决。
对于革命党与执政党性质和地位上的差别，顾准40年代在解放区工作期间就有所察觉。他“开始认识到执政党和地下党工作性质的不同。地下党的工作任务在于积聚力量，组织群众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执政党要代表先进阶级执掌政权，要代表先进阶级治国安民，工作比地下党复杂的多。”尤其重要的是“执政党的干部总是在当官，当官就容易当官做老爷，无论在生活上工作上都易脱离群众。”
而在党实际上执政以后，这种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治理，这是1956年毛泽东发动整风的重要原因，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领导干部的特权和腐化的现象即使在60年代那种国民经济发展陷入困境时期依然是存在的。
顾准在河南商城劳改时的日记里多次提到了领导干部多吃多占的特权现象，他称那种不平等的社会为“社会主义的史前期”，他写道：“社会主义是在保证少数人有正常与富裕生活条件下集中国力做战时经济式的建设。”而“共产主义是关怀多数人的生活，使生活水平的悬殊减少，并在社会道德方面恢复市民生活的正常秩序，消灭社会主义时代所发展的畸形。应该说老实话，那不过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史前期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已。”
毛泽东无疑看到了这些官僚主义、特权现象和等级差别问题，但他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革命式的，就是通过政治斗争、群众运动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此来铲除官僚主义消极腐化的弊端、保持干部队伍的革命热情，“文革”就是这种思想的实践。但顾准指出，试图摧毁官僚机构在实际上做不到，“马克思没有体会到，他的共产主义中的社会，不能不是国家，他的共产主义，必定要求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而不是摧毁官僚结构。”
顾准的这一思想很明显是来源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见顾译该书515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十月革命以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都是这个官僚的和军事机器的更进一步发展。十月革命废除过一阵，为时极短。1949年的中国，在二十年的干部准备基础上，又接收了以前的国家机器。”原因在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国家机器的维持，“社会日趋复杂，国家机关不能没有，打烂（其实是取消）国家机器是办不到的。”是政治浪漫主义。
所以，顾准在“文革”中提出了他的民主的而不是革命的解决办法，他说：“在我心目中还有一个干部脱离群众，蜕化变质的问题。主席教导我们，要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我却以为，通过民主的方法，可以代替革命来解决这个问题。”
顾准这一思想还只是一个萌芽，没有来得及展开，也只有简略的论述，其实，他的意思不过是在消灭了私有财产的前提下，新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一定要有制约，有来自被领导者的压力才能保持生机活力。
他认为通过政治上的监督和制约的存在，可以避免苏联体制的个人崇拜和僵化等一系列弊端，“苏联发生的一切弊害，倒反而因为执政者总有反对派在旁边等着他失败，等着他失却群众的拥戴，等着下次选举时取而代之，随便什么事情不敢做得过分，更不用说把真理过头成为荒谬了，弊害的大半是可以避免掉的。”在苏联早已亡党亡国亡制的今天，顾准的这些建议仍然是引人深思的。
这实际上是顾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通过民主的方法监督、制约并防止权力的无限膨胀和滥用。他追问说：“一个人，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你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不乱搞？有什么保证？”
“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绝不是不要人民的意志，而是要找一种表达和实现这种意志的方式，必须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行的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有表达其选择的意志的机会。”
顾准的这些思考是很有意义的，那就是，所谓的人人当家做主式的直接民主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的精神如果不能在政治体制中体现出来，政治权力失去了来自人民的制约就会腐败下去，所以，任何一种不能长久维持的政治体制都必须体现民主——反映人民的意志和选择，这是防止权力腐败和体制衰败的唯一途径。
政治体制的重要职能就是解决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顾准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党在执政之后不能继续用革命的专政的方式去处理矛盾和冲突，还是应该用民主的和平的方法去解决。斯大林那种“闭眼不看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利害不同的阶级和集团，空叫无矛盾的发展”是脱离现实的，“矛盾冲突在尘世上必须存在。这种矛盾冲突只有在一定的竞技规则下，在一个清谈馆内以和平方式展开，这样才能真正调节各阶级关系，推动社会前进。” “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地上天国，矛盾永远存在，斗争永远存在，而斗争的方式，那老一套的正确错误的绝对论维持不下去了。”
从苏联解体的教训来看，其政治体制的高度集权带来的结果就是只能以革命的专政的压制的方式去处理或者掩盖政治和社会矛盾，这种刚性的体制和方法只能导致矛盾的不断累积和集中爆发最后就是体制的崩解。从这样的角度看，苏联体制瓦解的重要原因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匮乏，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五、中国的民主进程必须是渐进的
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顾准的这些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不仅是超前的、超越时代的，也是不合时宜和受到批判的，顾准自己对于他的这些想法也经常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促使他的思想更加理性和现实，认识到经济基础是政治体制不可逾越的基础性条件——民主的实现要有一定的现实条件，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尽管他在50年代的日记里就追问：“社会主义者无一个高度发展的民主机构，怎能胜过资本主义而令人向往？”
他认为“党内民主极端缺乏”，但也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经济的落后、中国政治的特殊性和中国历史传统里面缺乏民主法治的弊端所带来的惰性，所以他主张民主在中国的实行不能激进，不能超越历史阶段，而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有先有后，“这一二月来，愈来愈觉得，社会主义民主靠爆炸式的改革做不到，而且后果也不好。”
他认为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还是优先发展经济，“按照我的想法，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达到相当高度发展以后，盛行民主个人主义的社会。” “我既然把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看作比较遥远的将来的事，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加速经济发展。”
他十分清醒地说：“中国乱不得，不可以上下内外一齐来，要走，也要慢慢来（所谓淡入淡出）。何况，一个基础薄弱的国家要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千万种困难有待克服，无产阶级专政即使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所谓历史必然性）。民主社会主义是我的理想，但是它的实现，要以高度发达的经济为前提，它的逐步实现，要在二三十年之后。”
顾准的思想真是特立独行，在“政治挂帅”，批判“物质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年代，这些思想需要多大的勇气。实际上，顾准在这里是提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观点，那就是以强大的国家政权的力量集中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顾准的这一思想和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民主的思想是一致的。1989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时候说：“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页。
这样的思想逻辑使得顾准坚信，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必须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当经济高速发展与集中化时，斯大林式的个人独裁不免出现。然而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高度集中势不可能长期维持，精雕细刻的发挥生产潜力成为迫切的要求，群众的智慧要发生作用，任何事情也就不能在顷刻之间获得定论，自由争论，长期的政治斗争就成为继续发展的生命力。这时候，没有民主主义怎么办？”
实际上，顾准在这里揭示了人的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之间的关系和不同的发展阶段问题，在经济水平较低的时候，人们首先需要满足的是温饱，而没有权利、民主方面的要求；而当经济发展到相当的水平，人们拥有了一定的财富，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政治权利、民主、参与国家治理方面的要求就出现了，也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的时机就到来了。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取得深入发展的时期，顾准的这些半个世纪之前的思索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如何进行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都是有启发意义的。
顾准的思考实际上是涉及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稳固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到相当的程度，社会的经济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背景下，又必须及时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不可能巩固。这就是政治和经济之间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也是邓小平在上个八十年代反复阐述的道理。
顾准一生一直是热烈的革命者，始终怀抱着革命者为了祖国的强大和民族复兴以及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坚定信念，他对中国传统的政治，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及其改革的思考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使是在党、国家和个人遭受坎坷和磨难的时候，他的信念也没有动摇过。在这样的意义上，顾准无疑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坚定的爱国者。但苦难也促使他的思想更加成熟和理性，更加现实，更少幻想，他自己说是从理想主义走向了经验主义，实际上是从历史和政治的浪漫主义走向了现实主义，尽管怀抱理想主义的激情，但他冷静地回到了现实，主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该是渐进的，需要有经济基础不能盲目冒进，但在经济改革有了一定成就之后又是不能回避的而是必须进行的。（完）
（编者注：因篇幅所限，未保留注释。主要参考资料有《顾准笔记》、《顾准文稿》、《顾准日记》、《顾准自述》。）
=作者：刘智峰
=来源：原载《党政研究》2016年第2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上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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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中国自己的渐进改革的民主道路
——论顾准对中国政治体制与民主问题的思考（下）
四、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
顾准青年时代放弃了优厚的待遇而投身革命，所追求所殷殷期盼的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经济高度发展和政治高度民主的国家，他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的日记里动情地表达了他的心愿：
“如果这一生能够看到苏格兰兵的裙子在南京路上晃，日本重坦克在北四川路上开；又能够亲自参加过抗日与解放战争的行伍；又能亲自看到在高涨的经济与文化建设中实现高度的文明，真正实现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决定作用，这一生也就不算虚度了！仅仅看到用野蛮办法在一个野蛮国家里实现文明，这还是多么不能满足呀！”
但他的理想在现实里是处处碰壁的，而且是越发的没有希望，但顾准从来没有失望过，即使是在1959年置身河南商城那种饥饿、谎言、死亡、告密环绕的恐怖残酷的环境里，他还是把眼光看到了未来：“这个战役不会长期继续下去，结果必将以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来代替目前的用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完成历史的使命。”
在民主问题上，顾准绝对不是空想主义者，甚至不是理想主义者，他的主张都是建立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上。他首先指出，直接民主，也就是“人民直接统治”的民主理想在现实中是不能实现的。原因在于，直接民主只能行使于希腊那样的小的城邦，而现在已经没有历史上那种很小的城邦国家，都是民族国家，而且国家的范围还越来越大，社会分工逐渐细化，人民的直接民主从政治技术上也是做不到的，“广土众民的国家无法实行直接民主。在这样的大国里，直接民主，到头来只能成为实施依仗壮丽、深宫隐居和神秘莫测的君王权术的伪善借口。”
这和卢梭的分析是一致的，卢梭早就指出过，历史上没有所谓“真正的民主”，他说：“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秩序的，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无止地开大会来讨论公共事务。”
顾准关于直接民主不能实行和政治只能是政治家的政治的思想来源于他翻译的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参见该书的21章和23章，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顾准认为前苏联的政治制度就是直接民主式的，因为革命胜利后取消了原来的代议机构，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直接统治的新制度。但列宁很快意识到了专政机构变为官僚机构之后其权力不受制约的迅速膨胀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积极地寻求建立新的制约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历史没有给他时间，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和悬念。
顾准说：“列宁强调直接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夺取了政权，扫荡了沙皇政治的污泥浊水。但实行的结果是：苏联的军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支职业军队。它的官僚机构是中国以外最庞大的机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递变为一切权力属于党，再变而为一切权力属于斯大林。”
苏联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直接民主不过是好听的政治名词罢了，掩饰了极少数人治理绝大多数人的政治现实，顾准说：“若利用直接民主的口号，搞苏维埃式的、代表大会式的、一党制的民主，势必成为以民主的招牌，来掩盖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来对全国人民实行领导的国家，说干脆一些，独裁国家。别的结果是不可能有的。”
在苏联式的政治体制已经成为历史的今天，顾准的分析的确是值得我们反思：过度的专制和政治集权并且排斥民主的存在和发展是不是苏联体制崩溃的原因呢？
历史的真实就是如此充满着理想与现实的尖锐而复杂的矛盾。“人民群众永远在政治上是消极被动的，能够做到当前掌握行政权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及其朝廷，已经很不容易了。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为假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
这真是一针见血的分析，古往今来，不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还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多数人的统治，总是少数人在治理国家，所以，必须正视这个现实，必须看到，政治制度的关键就不在于民主还是专制这样的名词之争，既然居于统治地位的永远是少数，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少数统治者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他们的权力是否能够受到多数民众的限制和制约——这才是所谓民主政治的真实含义和现实的可能实现的政治目标。
可以说，顾准对民主制度的这种认识和对民主理念的认识一样，都是在从理想主义走向了经验主义，从对人间天国的渴望回到了地面上的真实政治世界。直接民主不现实也行不通，能够实现的民主只能是代议制民主——从13世纪的英国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复杂精巧的、适合于广土众民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制度—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足以代替它的制度，虽然它极不完善。”议会政治的实质就是合法的政党通过在议会里合法的政治斗争争取民众、争取政权，“政治也是一种专门的行业，有政治家，他们精心炮制政纲，争取群众拥护，以期取得政权。”
当然，这些民主的思想、理念和制度都是起源于西方的，中国自古没有这样的传统，“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套全是进口货。”但在顾准看来，“不进口不行。”“思想要靠灌输，一点也不错。” “近代欧洲的文明——这是一种注定要传布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去的进步文明。”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顾准提出了他自己的民主政治的思想。必须指出的是，顾准探索中国的民主政治企图解决的问题依然是党在革命成功取得执政地位后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他一再提到的，“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一是如何避免执政党权力的腐化变质；一是如何解决矛盾和冲突，顾准认为，这两个问题都应该用民主政治的方法来解决。
对于革命党与执政党性质和地位上的差别，顾准40年代在解放区工作期间就有所察觉。他“开始认识到执政党和地下党工作性质的不同。地下党的工作任务在于积聚力量，组织群众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执政党要代表先进阶级执掌政权，要代表先进阶级治国安民，工作比地下党复杂的多。”尤其重要的是“执政党的干部总是在当官，当官就容易当官做老爷，无论在生活上工作上都易脱离群众。”
而在党实际上执政以后，这种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治理，这是1956年毛泽东发动整风的重要原因，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领导干部的特权和腐化的现象即使在60年代那种国民经济发展陷入困境时期依然是存在的。
顾准在河南商城劳改时的日记里多次提到了领导干部多吃多占的特权现象，他称那种不平等的社会为“社会主义的史前期”，他写道：“社会主义是在保证少数人有正常与富裕生活条件下集中国力做战时经济式的建设。”而“共产主义是关怀多数人的生活，使生活水平的悬殊减少，并在社会道德方面恢复市民生活的正常秩序，消灭社会主义时代所发展的畸形。应该说老实话，那不过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史前期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已。”
毛泽东无疑看到了这些官僚主义、特权现象和等级差别问题，但他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革命式的，就是通过政治斗争、群众运动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此来铲除官僚主义消极腐化的弊端、保持干部队伍的革命热情，“文革”就是这种思想的实践。但顾准指出，试图摧毁官僚机构在实际上做不到，“马克思没有体会到，他的共产主义中的社会，不能不是国家，他的共产主义，必定要求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而不是摧毁官僚结构。”
顾准的这一思想很明显是来源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见顾译该书515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十月革命以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都是这个官僚的和军事机器的更进一步发展。十月革命废除过一阵，为时极短。1949年的中国，在二十年的干部准备基础上，又接收了以前的国家机器。”原因在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国家机器的维持，“社会日趋复杂，国家机关不能没有，打烂（其实是取消）国家机器是办不到的。”是政治浪漫主义。
所以，顾准在“文革”中提出了他的民主的而不是革命的解决办法，他说：“在我心目中还有一个干部脱离群众，蜕化变质的问题。主席教导我们，要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我却以为，通过民主的方法，可以代替革命来解决这个问题。”
顾准这一思想还只是一个萌芽，没有来得及展开，也只有简略的论述，其实，他的意思不过是在消灭了私有财产的前提下，新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一定要有制约，有来自被领导者的压力才能保持生机活力。
他认为通过政治上的监督和制约的存在，可以避免苏联体制的个人崇拜和僵化等一系列弊端，“苏联发生的一切弊害，倒反而因为执政者总有反对派在旁边等着他失败，等着他失却群众的拥戴，等着下次选举时取而代之，随便什么事情不敢做得过分，更不用说把真理过头成为荒谬了，弊害的大半是可以避免掉的。”在苏联早已亡党亡国亡制的今天，顾准的这些建议仍然是引人深思的。
这实际上是顾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通过民主的方法监督、制约并防止权力的无限膨胀和滥用。他追问说：“一个人，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你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不乱搞？有什么保证？”
“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绝不是不要人民的意志，而是要找一种表达和实现这种意志的方式，必须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行的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有表达其选择的意志的机会。”
顾准的这些思考是很有意义的，那就是，所谓的人人当家做主式的直接民主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的精神如果不能在政治体制中体现出来，政治权力失去了来自人民的制约就会腐败下去，所以，任何一种不能长久维持的政治体制都必须体现民主——反映人民的意志和选择，这是防止权力腐败和体制衰败的唯一途径。
政治体制的重要职能就是解决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顾准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党在执政之后不能继续用革命的专政的方式去处理矛盾和冲突，还是应该用民主的和平的方法去解决。斯大林那种“闭眼不看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利害不同的阶级和集团，空叫无矛盾的发展”是脱离现实的，“矛盾冲突在尘世上必须存在。这种矛盾冲突只有在一定的竞技规则下，在一个清谈馆内以和平方式展开，这样才能真正调节各阶级关系，推动社会前进。” “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地上天国，矛盾永远存在，斗争永远存在，而斗争的方式，那老一套的正确错误的绝对论维持不下去了。”
从苏联解体的教训来看，其政治体制的高度集权带来的结果就是只能以革命的专政的压制的方式去处理或者掩盖政治和社会矛盾，这种刚性的体制和方法只能导致矛盾的不断累积和集中爆发最后就是体制的崩解。从这样的角度看，苏联体制瓦解的重要原因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匮乏，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五、中国的民主进程必须是渐进的
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顾准的这些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不仅是超前的、超越时代的，也是不合时宜和受到批判的，顾准自己对于他的这些想法也经常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促使他的思想更加理性和现实，认识到经济基础是政治体制不可逾越的基础性条件——民主的实现要有一定的现实条件，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尽管他在50年代的日记里就追问：“社会主义者无一个高度发展的民主机构，怎能胜过资本主义而令人向往？”
他认为“党内民主极端缺乏”，但也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经济的落后、中国政治的特殊性和中国历史传统里面缺乏民主法治的弊端所带来的惰性，所以他主张民主在中国的实行不能激进，不能超越历史阶段，而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有先有后，“这一二月来，愈来愈觉得，社会主义民主靠爆炸式的改革做不到，而且后果也不好。”
他认为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还是优先发展经济，“按照我的想法，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达到相当高度发展以后，盛行民主个人主义的社会。” “我既然把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看作比较遥远的将来的事，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加速经济发展。”
他十分清醒地说：“中国乱不得，不可以上下内外一齐来，要走，也要慢慢来（所谓淡入淡出）。何况，一个基础薄弱的国家要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千万种困难有待克服，无产阶级专政即使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所谓历史必然性）。民主社会主义是我的理想，但是它的实现，要以高度发达的经济为前提，它的逐步实现，要在二三十年之后。”
顾准的思想真是特立独行，在“政治挂帅”，批判“物质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年代，这些思想需要多大的勇气。实际上，顾准在这里是提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观点，那就是以强大的国家政权的力量集中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顾准的这一思想和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民主的思想是一致的。1989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时候说：“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页。
这样的思想逻辑使得顾准坚信，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必须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当经济高速发展与集中化时，斯大林式的个人独裁不免出现。然而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高度集中势不可能长期维持，精雕细刻的发挥生产潜力成为迫切的要求，群众的智慧要发生作用，任何事情也就不能在顷刻之间获得定论，自由争论，长期的政治斗争就成为继续发展的生命力。这时候，没有民主主义怎么办？”
实际上，顾准在这里揭示了人的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之间的关系和不同的发展阶段问题，在经济水平较低的时候，人们首先需要满足的是温饱，而没有权利、民主方面的要求；而当经济发展到相当的水平，人们拥有了一定的财富，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政治权利、民主、参与国家治理方面的要求就出现了，也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的时机就到来了。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取得深入发展的时期，顾准的这些半个世纪之前的思索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如何进行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都是有启发意义的。
顾准的思考实际上是涉及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稳固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到相当的程度，社会的经济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背景下，又必须及时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不可能巩固。这就是政治和经济之间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也是邓小平在上个八十年代反复阐述的道理。
顾准一生一直是热烈的革命者，始终怀抱着革命者为了祖国的强大和民族复兴以及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坚定信念，他对中国传统的政治，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及其改革的思考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使是在党、国家和个人遭受坎坷和磨难的时候，他的信念也没有动摇过。在这样的意义上，顾准无疑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坚定的爱国者。但苦难也促使他的思想更加成熟和理性，更加现实，更少幻想，他自己说是从理想主义走向了经验主义，实际上是从历史和政治的浪漫主义走向了现实主义，尽管怀抱理想主义的激情，但他冷静地回到了现实，主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该是渐进的，需要有经济基础不能盲目冒进，但在经济改革有了一定成就之后又是不能回避的而是必须进行的。（完）
（编者注：因篇幅所限，未保留注释。主要参考资料有《顾准笔记》、《顾准文稿》、《顾准日记》、《顾准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