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１年５月第３８卷第３期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ａｙ，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８
Ｎｏ．３
《旧唐书・则天本纪》探源
李
娜
（郑州大学文学院，郑州４５０００１）
摘要：是否承认武氏的女皇地位，乃是唐宋史臣们在书写这段历史时争议的焦点之一。对史官而言，有关武则天的历史定位，不仅牵涉书史采用何种体例，更关系到对史学主旨的根本认识。作为唯一承认武氏女皇地位的正史著作，《旧唐书・则天本纪》原稿既是神龙至开元时期政治斗争的反映，也集中体现了唐代前期的官方修史思想。
关键词：《则天本纪》；修史思想；女皇地位中图分类号：ｌ（２０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５７（２０１１）０３－０１１８－０４
武则天在正史中官方身份究竟为何？是垂帘听政的太后？还是名正言顺的女皇？由盛唐至北宋，三百年间史臣们就此聚讼不已。争议的核心乃是借以确定武则天历史地位的两个史学体例问题：其一，对武氏的称谓，称之为“太后”还是“上”；其二，年号问题，是采用武后“光宅”、“天授”等年号，还是以“帝在房州”来系年。吴兢、沈既济、欧阳修等著名史臣先后卷入这一争论。作为正史中唯一承认武氏女皇地位的著作，《旧唐书・则天本纪》本出自于唐史臣吴兢，然而《则天本纪》原稿问世不久，即受到后世史臣的质疑。考之史籍，可知吴兢这样做并非其一己之见，而是神龙至开元时期政局与唐代前期官方修史思想的集中体现。
十八卷。…３０２３
经详考，笔者认为《旧唐书・则天本纪》几为吴兢所著之原貌，有以下依据：
第一，沈既济《论则天不宜称本纪议》云：“吴兢撰国史，为《则天本纪》，次高宗下”。［２］４８６６沈既济为代宗、德宗时人，德宗时由杨炎荐入史馆，曾修《建中实录》。《论则天不宜称本纪议》著于建中元年（７８０年），距吴兢辞世不过三十一年，应不为误。第二，《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论赞》云：“观夫武氏称制之年，英才接轸，靡不痛心于家索，扼腕于朝危，竞不能报先帝之恩，卫吾君之子。”其中所用之“先帝”、“吾君”之语颇为可疑，后代史臣追叙前朝旧事怎可能使用“先帝”、“吾君”这样的词语来指前朝君王？两《唐书》中所见“吾君”一词共１２处，皆是以直接引语的形式出现、以第一人称的口气来指说话人当朝的君王。如：
建德谓其纳言宋正本、内史侍郎孔德绍日：“吾为隋之百姓数十年矣，隋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杀之……”
［２１２２ｚｓ
一、《旧唐书・则天本纪》与唐史臣吴兢
事实上，《旧唐书・则天本纪》并非出自五代史臣刘晌、赵莹等人之手，而是源于唐史臣吴兢之纪传体断代史著作《唐书》。吴兢于《唐书》中立则天事为本纪，《旧唐书》的前半部分基本出自“《唐书》”旧稿，故而，《则天本纪》应取自吴兢之底稿。…
《唐书》旧稿作者吴兢（６６９ｑ４９年）为唐代著名史学
家，《旧唐书》称其“励志勤学，博通经史”。长安三年（７０３年）吴兢由朱敬则、魏元忠举荐入史馆修史，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乃盛唐时期重要史臣，几与刘知几齐名。吴兢所撰《唐书》起于隋大业十三年，止于开元十四年春，共九
窦建德所言“吾君”即指隋文帝和炀帝，乃本朝君王。史臣在论赞中称“吾君”，足可证明史臣所论乃本朝之事。据此推测，五代史臣此处极可能照录唐人原文，一如《顺宗纪・论题史臣韩愈》、《宪宗纪・论题史臣蒋系》等。可知，《旧唐书・则天本纪》不仅采用吴兢旧稿，且极可能只字未改，故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２－０３
作者简介：李娜（１９７９一），女，河南焦作人，现为郑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清）永珞等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今观所述，大抵长庆以前，《本纪》惟书大事，……是《唐书》旧稿，实出吴兢。啕等用为蓝本，故具有典型”，中华书局，１９３１年版，第１０册，３３页。（清）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劁记校正》卷十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４５页一３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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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其中对武后的评价也应为原作者吴兢的观点。二、吴兢《则天本纪》对武氏的定位与评价
显然，吴兢承认武则天作为帝王的历史地位。他不仅将武氏之事立为本纪，还按照时间限度，分别称武氏为“太后”、“神皇”、“上”，将武氏在不同时期的身份严格区分，纪年也采用武后年号：
（垂拱四年）五月，皇太后加尊号日圣母神皇。
载初元年春正月．神皇亲享明堂。大敖天下。……乙酉，加尊号日圣神皇帝，降皇帝为皇嗣。
证圣元年春一月，上加尊号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
万岁登封元年腊月甲中，上登封于嵩岳，大赦天下，改元，大醣九日。【２］Ｉｌ卜Ⅲ
可见，在称谓和年号这两个最敏感的问题上，吴兢明确表态他和他所代表的官方修史群体承认武氏的女皇地位。但这并不说明吴兢对武后的所作所为全无异议，他在《则天本纪论赞》中说：
史臣日：治乱，时也，存亡，势也……观夫武氏称制之年，英才接轸，靡不痛心于家索，扼腕于朝危，竟不能报先帝之恩，卫吾君之子。俄至无辜被陷，引颈就诛，天地为笼，去将安所？悲夫！昔掩鼻之谗，古称其毒；人彘之酷．世以为冤。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恒态也。然犹泛延谠议，时礼正人。初虽牝鸡司晨，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辩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有旨哉，有旨哉！
赞日：龙豢易貌．丙殿昌储。胡为穹昊，生此夔魑？夺攘神器。秽亵皇居。穷妖白首，降鉴何如。Ｂ¨”在论词中，吴兢强烈批评武则天残害王皇后、萧淑妃以及杀戮李氏子孙的残暴行径；并在赞词中痛骂武氏篡夺大权、蓄养男宠，称其为“夔魑”、“妖”，言辞激烈；对武氏善终吴兢也表示不满，“穷妖白首，降鉴何如”，认为武氏应受到严惩。但同时他又对武氏任用魏元忠、狄仁杰等名臣、诛杀酷吏并最终传位太子表示欣赏。可见，吴兢不仅承认武氏为女皇，对她的功过也并未全部否定。
三、后世对吴兢《则天本纪》的评价
尽管吴兢《则天本纪》对武后多有批评，但由于武则天本身的争议性，《则天本纪》注定会给吴兢招来诸多是非。
（一）沈既济对昊兢《则天本纪》的批驳
吴兢卒后不过三十年，德宗之史官沈既济即有异论。建中元年七月，沈既济上表专论此事，据《旧唐书・沈既济传》载：
既济以吴兢撰《国史＞，以则天事立本纪，奏议非之日．．．…・夫则天体自坤顺，位居乾极，以柔乘刚，天纪倒张，进以强有，退非德让。今史臣追书，当称之太后，不宜日“上”……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复旧业，虽尊名中夺，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阂。裂为二纪？昔鲁昭之出也，《春秋》岁书其居，日“公在乾
万方数据
侯”。且君在，虽失位，不敢废也。今请并《天后纪》合《孝和纪＞，每于岁首，必书孝和所在以统之，书日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则纪称孝和，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礼不违常；……其姓氏名讳，入宫之由，历位之资，才艺智略，年辰崩葬，别纂录入《皇后传》，列于废后王庶人之下，题其篇日“则天
顺圣武后”云。事虽不行。而史氏称之。ｆ２］“删
沈氏此说完全不承认武氏的女皇地位，不仅欲合武后事于中宗纪，纪年亦弃则天之年号。以沈氏之说，武氏生前虽未治其谋逆大罪，但在其身后于史册中也应予以“审判”，将其归于废后之类。
以沈既济之观念，为实现惩恶扬善的宗旨，修史需以儒家道德为标准来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效仿《春秋》“微言大义”之法，《论则天不宜称本纪议》开篇即称：
史氏之作，本乎惩劝，……不止属辞比事，以日系月而已。故善恶之道，在乎劝诫；劝诫之柄，存乎褒贬。是以《春秋》之义，尊卑轻重升降，几微仿佛，虽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２］４０３４
在沈既济眼中，武氏的所作所为实属大恶之类，吴兢却立其事为本纪，严重违背“微言大义”的史学法则。沈氏言辞激切，似乎是代表李唐皇室审判武氏，但德宗皇帝并未领情，甚而五代史臣编纂《旧唐书》时亦未认同。
（二）欧阳修对吴兢《则天本纪》的赞誉
至宋代，欧阳修编修《新唐书》本纪，同样注重《春秋》笔法，以微言示褒贬，这与沈氏的史学观念不谋而合。在记述武则天事时，欧阳修部分采用了沈既济的意见，仅称武氏为“皇后”、“太后”，并将武后事分载于《则天皇后・中宗本纪》、《后妃传》。但欧阳修仍以武氏之年号纪年，在《后妃尽管欧阳修赞同沈既济之说，但他并不反对立则天事为赞日：昔都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于杀君篡国之主，皆不黜绝之，岂以其盗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没其实，所以著其大恶而不隐欤？自司马迁、班固皆作《高后纪＞，吕氏虽非篡汉，而盗执其国政，遂不敢没其实，岂其得圣人之意欤？抑亦偶合于《春秋》之法也。唐之旧史因之，列武后于本纪，盖其所从来远矣……武后之恶，不及于大戮，所谓幸免者也。［３】Ｉ∞史学原则，二是学习司马迁、班固记吕后事。欧阳修认为这就实质而言，沈既济、欧阳修并无分歧，无论是否赞成立为武氏本纪，都全面否定武氏以女主称制。他们认为，武则“体自坤顺，位居乾极，以柔乘刚，天纪倒张”，因而只将武氏
一１１９一
传》中按时间顺序将武氏列于高宗王皇后之下，而非玄宗废后王氏之下。
本纪，反而极力赞扬吴兢的做法，《新唐书・则天皇后・中宗本纪赞》云：
在欧阳修看来，吴兢将武氏列入本纪，一是本着不隐其恶的样做恰恰为了昭示武后的罪行，正是取法于前代史学惯例的
表现，合于《春秋》惩恶扬善之旨。在这一点上，欧阳修与沈既济的看法又背道而驰。
天“盗执国政”，破坏了儒家道统对女性的政治定位，所谓
的统治定性为太后摄政。然而，作为为武则天立传的第一位史臣，吴兢同样也是一位大儒，他又何以会在史册中承认武氏为女皇呢？
四、唐代官方对武后地位的认识与
吴兢《则天本纪》
对武氏篡位之事，唐代统治者并未如诸史臣之所想。他们非但不能正视史实，反而一再为此寻找“合法解释”。武后驾崩之时，崔融撰《高宗则天皇后哀册文》中有“从宜称制，于斯为美”之语，明言武后乃承高宗顾托，掌权称制皆为
权宜之策。［４］嬲开元四年（７１６年）睿宗谢世，涉及陵庙礼仪
之事，太常姜皎等人就武后于太庙神主之题名曾有谏议，其中沿用崔氏之说：“伏寻昔居宠秩，亲承顾托，因摄大政，事乃从权。”…９５１此虽为回护皇家脸面的堂皇之词，但“亲承顾托”之语也确有高宗遗诏为据，这种说法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唐王朝对武后夺权的官方解释。
至于对武后的历史定位，唐代统治者的态度更令史臣失望。自神龙元年（７０５年）至开元四年十余年间，中宗、睿宗都未能对武后事认真反省，甚至还一度追复其帝号，《新唐书・则天本纪》载：
（神龙元年）丙午，皇帝复于位。丁未，徙后于上阳宫。戊申，上后号日则天大圣皇帝。十一月，崩，谥日大圣则天皇后。唐隆元年，改为天后；景云元年，改为大圣天后；延和元年，改为天后圣帝，未几，改为圣后；开元四年，改为则天皇后；天宝八载，加谥则天顺圣皇后。ｐ¨”武则天逊位之后，其名号依然为皇帝，并享有类于太上皇的地位和礼遇，《新唐书・后妃传》亦载：“中宗於是复即位。徙太后上阳宫，帝率百官诣观风殿问起居，后率十日一诣宫，俄朝朔、望。”［３］瑚５如此隆重的礼节即使是太宗对禅位后的高祖都未曾使用过。睿宗即位后，更是一步步改变武后谥号并最终归复武氏之帝号。
事实上，中宗、睿宗对武后地位的认定与武三思、太平公主等人有极大关系。自中宗复位（７０５年）至太平公主被诛（７１２年），八年之间，武三思、太平公主等人为借武后之名谋求自己的政治利益，想方设法维护并抬高武则天及武氏陵庙的地位。围绕武后尊号、武氏陵庙的礼制及存废等问题，他们与拥护李唐正统的大臣几乎展开了拉锯战，历经两个回合才分出胜负。《新唐书・后妃传》载：
中宗於是复即位，……迁东都武氏庙於崇尊庙，更号崇恩，复唐宗庙。诸武王者成降爵。是岁，后崩，年八十一。遗制称则天大圣皇太后，去帝号。谥日则天大圣后，拊乾陵。会武三思蒸韦庶人，复用事。於是大旱，祈陵辄雨。三思林帝诏崇恩庙祠如太庙，斋郎用五品子。博士杨孚言：“太庙诸郎取七品子，今崇恩取五品，不可。”帝日：“太庙如崇恩可乎？”孚日：“崇恩太庙之私，以臣准君则借，以君准臣则惑。”乃止。及韦、武党诛，诏则天大圣皇后复号天后，废崇恩庙及陵。景云元年，号大圣天后。太平公主奸政，请复二陵官，又尊后日天后圣帝，俄号圣后。太平诛，诏黜周孝明皇帝号，复为太原
郡王，后为妃，罢吴、顺等陵。【３］姗删
一１２０一
万方数据
武则天谢世之后，以中宗之昏、睿宗之懦皆未能正确认识这段历史，宠信武三思、太平公主等人，非但没能清算武后之罪，还尊崇武氏之陵庙，使之享有等同于昭陵的礼制。唐玄宗即位后又推崇《孝经》，宣扬以孝治天下，就更无法治自己嫡亲祖母之罪，让自己背上“不孝”之名。
君王如此，大臣又是如何看待武后呢？武则天实际统治唐帝国近半个世纪，历时甚久，期间大力提拔士人，知人善任，并最终恢复中宗李显太子之位，这些都使得武后本人深得士人之心。且神龙至延和年间，武三思、太平公主用事；开元时，武后朝重臣如姚崇、宋琼、张说等人又先后入居相职，这些政要都曾为武后的亲信重臣，使得武则天政治地位始终稳如泰山，朝野上下自无人敢言武后之罪。
综上可知，神龙至开元年间，朝野上下，于君于臣，皆无清算武后之意，甚至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一度追复武后之帝号，以致武后作为合法统治者的地位愈加稳固。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中宗返正后大赦天下，独独未赦免起兵反武后的徐敬业，《旧唐书・中宗睿宗本纪》：
甲申，制文明巴来破家臣僚所有子孙，并还资荫。其扬州构逆徒党，唯徐敬业一房不在免限，余并原宥。［３］啪
尽管此为武后遗诏，但中宗并未作任何改变，此后的唐代帝王也都视徐敬业起兵为谋逆。甚而至于后世，徐敬业始终身背反臣之骂名。《旧唐书》语及此事，皆称之为“作乱”、称其军士为“贼”。因反武后而定罪为叛逆，也暗示唐代帝王已承认武则天也是代表唐王朝利益的统治者之一。
既然皇室官方都对武氏的统治甚至帝号予以承认，史臣书史若偏离此旨，又何称为“史”？故而，吴兢立《则天本纪》合乎史实。然而，同样作为儒士，吴兢为何未如沈既济所想以“微言大义之法”对武后进行审判呢？
五、吴兢《则天本纪》与唐代前期
官方修史思想
其实，吴兢《则天本纪》与唐代前期的官方修史思想渊源极深。贞观年间，唐王朝大规模编修前代史，唐太宗所提倡的“直书实录”精神成为官方修史主导思想，据《贞观政要》“文史”条：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征，散骑常侍姚思廉……以贞观十一年撰成周、齐、梁、陈、隋等《五代史》奏上。太宗劳之日：“良史善恶必书，足为惩劝。……［４］，钾为实现“直书”，太宗强调史官必须做到“不隐恶”。在唐太宗看来，史学的价值在于其作为社会道德教科书的角色。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直书实录”，不应有任何讳饰。此后的著名史臣刘允济、朱敬则、刘知几等人皆奉之为圭臬，“直书不讳”作为唐代前期官方修史思想的主流得以在一任任史官手中传承延续。
据《唐会要》载：“长安二年，风阁舍人修国史刘允济尝云，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一年后，朱敬则上《请择史官表》予以响应，提出从史官人选上来保证“善恶必书”的实现：
国之要者，在乎记事之官。……及文宣即位，又尝
敕收日：“好直笔，勿谓惧。”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又周文帝之为相也，纳柳虬之说，特命书法不隐，其志在惩劝如此。……且董狐南史，岂知生於往代，而独无於此时？…１７３５
朱敬则认为，选择史官需以“董狐”、“南史”等为准的，他本人在史学撰述中也坚持这一原则。据《新唐书・朱敬则传》载，侍中韦安石曾读到朱敬则之史稿，赞叹道：“董狐何以
加！”Ｃ３１４２２０
初与刘子玄撰定《武后实录》，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事，颇言“说已然可，赖宋碌等邀励苦切，故转祸为忠，不然，皇嗣且殆。”后说为相，读之，心不善，知兢所为，即从容谬谓日：“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日：“子玄已亡，不可受诬地下。兢实书之，其草故在。”闻者叹其直。说屡以情蕲改，辞日：“徇公之情，何名实录？”卒不改。世谓今董狐云ｏ［３１４５２９
上述诸位良史皆将“直书不讳”作为史官的最大责任，身体力行。值得注意的是，朱敬则、吴兢皆被唐人赞比董狐，这也意味着当时社会主流思想认同以“实录直书”作为史学的终极意义。在这样的史学氛围之中，吴兢修《则天本纪》焉得不以史实为要？
综上可知，吴兢立《则天本纪》承认武则天的女皇地位，既是对当世史实的忠实反映，也是初盛唐时期官方修史思想的集中体现。若非吴兢秉笔直书，武则天在正史中恐怕只能拥有太后的名号，二十四史中唯一的女皇也就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史学家刘知几更是将“直书”上升为史学的最高标准，以之审视此前的所有史作，甚至大胆批判《春秋》未能坚持“实录直书”精神，多有“讳书”之弊：
……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也乎？
……［５】镕二册．炉Ｉ∞
刘知几推崇“直书”为史学之最高原则，为此不惜挑战《春秋》的经学地位，甚至对万世景仰的孔夫子都毫不留情，指责其有悖于“良史”之义。此举在惊世骇俗的同时也将太宗提倡的实录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作为朱敬则擢拔的史臣，吴兢同样秉承了实录精神，他在《请总成国史奏》云：“臣愚以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此与太宗之言几无二致。他坚持直书，不惜得罪当朝权相张说，留下“吴兢不改史”的佳话，《新唐书・吴兢传》载：
参考文献：
［１］董诰，等．全唐文［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２］刘晌，等．旧唐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３］欧阳修，宋祁．新唐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４］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５］刘知几．史通［Ｍ］．四部丛刊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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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１２１—
万方数据
《旧唐书·则天本纪》探源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李娜， LI Na
郑州大学,文学院,郑州,450001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11,38(3)
参考文献(5条)1. 董诰 全唐文 19832. 刘昫 旧唐书 1974
3.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 19754. 谢保成 贞观政要集注 20035. 刘知几 史通 1929
引用本文格式：李娜. LI Na 《旧唐书·则天本纪》探源[期刊论文]-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3)
２０１１年５月第３８卷第３期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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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则天本纪》探源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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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在正史中官方身份究竟为何？是垂帘听政的太后？还是名正言顺的女皇？由盛唐至北宋，三百年间史臣们就此聚讼不已。争议的核心乃是借以确定武则天历史地位的两个史学体例问题：其一，对武氏的称谓，称之为“太后”还是“上”；其二，年号问题，是采用武后“光宅”、“天授”等年号，还是以“帝在房州”来系年。吴兢、沈既济、欧阳修等著名史臣先后卷入这一争论。作为正史中唯一承认武氏女皇地位的著作，《旧唐书・则天本纪》本出自于唐史臣吴兢，然而《则天本纪》原稿问世不久，即受到后世史臣的质疑。考之史籍，可知吴兢这样做并非其一己之见，而是神龙至开元时期政局与唐代前期官方修史思想的集中体现。
十八卷。…３０２３
经详考，笔者认为《旧唐书・则天本纪》几为吴兢所著之原貌，有以下依据：
第一，沈既济《论则天不宜称本纪议》云：“吴兢撰国史，为《则天本纪》，次高宗下”。［２］４８６６沈既济为代宗、德宗时人，德宗时由杨炎荐入史馆，曾修《建中实录》。《论则天不宜称本纪议》著于建中元年（７８０年），距吴兢辞世不过三十一年，应不为误。第二，《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论赞》云：“观夫武氏称制之年，英才接轸，靡不痛心于家索，扼腕于朝危，竞不能报先帝之恩，卫吾君之子。”其中所用之“先帝”、“吾君”之语颇为可疑，后代史臣追叙前朝旧事怎可能使用“先帝”、“吾君”这样的词语来指前朝君王？两《唐书》中所见“吾君”一词共１２处，皆是以直接引语的形式出现、以第一人称的口气来指说话人当朝的君王。如：
建德谓其纳言宋正本、内史侍郎孔德绍日：“吾为隋之百姓数十年矣，隋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杀之……”
［２１２２ｚｓ
一、《旧唐书・则天本纪》与唐史臣吴兢
事实上，《旧唐书・则天本纪》并非出自五代史臣刘晌、赵莹等人之手，而是源于唐史臣吴兢之纪传体断代史著作《唐书》。吴兢于《唐书》中立则天事为本纪，《旧唐书》的前半部分基本出自“《唐书》”旧稿，故而，《则天本纪》应取自吴兢之底稿。…
《唐书》旧稿作者吴兢（６６９ｑ４９年）为唐代著名史学
家，《旧唐书》称其“励志勤学，博通经史”。长安三年（７０３年）吴兢由朱敬则、魏元忠举荐入史馆修史，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乃盛唐时期重要史臣，几与刘知几齐名。吴兢所撰《唐书》起于隋大业十三年，止于开元十四年春，共九
窦建德所言“吾君”即指隋文帝和炀帝，乃本朝君王。史臣在论赞中称“吾君”，足可证明史臣所论乃本朝之事。据此推测，五代史臣此处极可能照录唐人原文，一如《顺宗纪・论题史臣韩愈》、《宪宗纪・论题史臣蒋系》等。可知，《旧唐书・则天本纪》不仅采用吴兢旧稿，且极可能只字未改，故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２－０３
作者简介：李娜（１９７９一），女，河南焦作人，现为郑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清）永珞等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今观所述，大抵长庆以前，《本纪》惟书大事，……是《唐书》旧稿，实出吴兢。啕等用为蓝本，故具有典型”，中华书局，１９３１年版，第１０册，３３页。（清）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劁记校正》卷十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４５页一３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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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武后的评价也应为原作者吴兢的观点。二、吴兢《则天本纪》对武氏的定位与评价
显然，吴兢承认武则天作为帝王的历史地位。他不仅将武氏之事立为本纪，还按照时间限度，分别称武氏为“太后”、“神皇”、“上”，将武氏在不同时期的身份严格区分，纪年也采用武后年号：
（垂拱四年）五月，皇太后加尊号日圣母神皇。
载初元年春正月．神皇亲享明堂。大敖天下。……乙酉，加尊号日圣神皇帝，降皇帝为皇嗣。
证圣元年春一月，上加尊号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
万岁登封元年腊月甲中，上登封于嵩岳，大赦天下，改元，大醣九日。【２］Ｉｌ卜Ⅲ
可见，在称谓和年号这两个最敏感的问题上，吴兢明确表态他和他所代表的官方修史群体承认武氏的女皇地位。但这并不说明吴兢对武后的所作所为全无异议，他在《则天本纪论赞》中说：
史臣日：治乱，时也，存亡，势也……观夫武氏称制之年，英才接轸，靡不痛心于家索，扼腕于朝危，竟不能报先帝之恩，卫吾君之子。俄至无辜被陷，引颈就诛，天地为笼，去将安所？悲夫！昔掩鼻之谗，古称其毒；人彘之酷．世以为冤。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恒态也。然犹泛延谠议，时礼正人。初虽牝鸡司晨，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辩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有旨哉，有旨哉！
赞日：龙豢易貌．丙殿昌储。胡为穹昊，生此夔魑？夺攘神器。秽亵皇居。穷妖白首，降鉴何如。Ｂ¨”在论词中，吴兢强烈批评武则天残害王皇后、萧淑妃以及杀戮李氏子孙的残暴行径；并在赞词中痛骂武氏篡夺大权、蓄养男宠，称其为“夔魑”、“妖”，言辞激烈；对武氏善终吴兢也表示不满，“穷妖白首，降鉴何如”，认为武氏应受到严惩。但同时他又对武氏任用魏元忠、狄仁杰等名臣、诛杀酷吏并最终传位太子表示欣赏。可见，吴兢不仅承认武氏为女皇，对她的功过也并未全部否定。
三、后世对吴兢《则天本纪》的评价
尽管吴兢《则天本纪》对武后多有批评，但由于武则天本身的争议性，《则天本纪》注定会给吴兢招来诸多是非。
（一）沈既济对昊兢《则天本纪》的批驳
吴兢卒后不过三十年，德宗之史官沈既济即有异论。建中元年七月，沈既济上表专论此事，据《旧唐书・沈既济传》载：
既济以吴兢撰《国史＞，以则天事立本纪，奏议非之日．．．…・夫则天体自坤顺，位居乾极，以柔乘刚，天纪倒张，进以强有，退非德让。今史臣追书，当称之太后，不宜日“上”……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复旧业，虽尊名中夺，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阂。裂为二纪？昔鲁昭之出也，《春秋》岁书其居，日“公在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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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且君在，虽失位，不敢废也。今请并《天后纪》合《孝和纪＞，每于岁首，必书孝和所在以统之，书日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则纪称孝和，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礼不违常；……其姓氏名讳，入宫之由，历位之资，才艺智略，年辰崩葬，别纂录入《皇后传》，列于废后王庶人之下，题其篇日“则天
顺圣武后”云。事虽不行。而史氏称之。ｆ２］“删
沈氏此说完全不承认武氏的女皇地位，不仅欲合武后事于中宗纪，纪年亦弃则天之年号。以沈氏之说，武氏生前虽未治其谋逆大罪，但在其身后于史册中也应予以“审判”，将其归于废后之类。
以沈既济之观念，为实现惩恶扬善的宗旨，修史需以儒家道德为标准来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效仿《春秋》“微言大义”之法，《论则天不宜称本纪议》开篇即称：
史氏之作，本乎惩劝，……不止属辞比事，以日系月而已。故善恶之道，在乎劝诫；劝诫之柄，存乎褒贬。是以《春秋》之义，尊卑轻重升降，几微仿佛，虽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２］４０３４
在沈既济眼中，武氏的所作所为实属大恶之类，吴兢却立其事为本纪，严重违背“微言大义”的史学法则。沈氏言辞激切，似乎是代表李唐皇室审判武氏，但德宗皇帝并未领情，甚而五代史臣编纂《旧唐书》时亦未认同。
（二）欧阳修对吴兢《则天本纪》的赞誉
至宋代，欧阳修编修《新唐书》本纪，同样注重《春秋》笔法，以微言示褒贬，这与沈氏的史学观念不谋而合。在记述武则天事时，欧阳修部分采用了沈既济的意见，仅称武氏为“皇后”、“太后”，并将武后事分载于《则天皇后・中宗本纪》、《后妃传》。但欧阳修仍以武氏之年号纪年，在《后妃尽管欧阳修赞同沈既济之说，但他并不反对立则天事为赞日：昔都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于杀君篡国之主，皆不黜绝之，岂以其盗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没其实，所以著其大恶而不隐欤？自司马迁、班固皆作《高后纪＞，吕氏虽非篡汉，而盗执其国政，遂不敢没其实，岂其得圣人之意欤？抑亦偶合于《春秋》之法也。唐之旧史因之，列武后于本纪，盖其所从来远矣……武后之恶，不及于大戮，所谓幸免者也。［３】Ｉ∞史学原则，二是学习司马迁、班固记吕后事。欧阳修认为这就实质而言，沈既济、欧阳修并无分歧，无论是否赞成立为武氏本纪，都全面否定武氏以女主称制。他们认为，武则“体自坤顺，位居乾极，以柔乘刚，天纪倒张”，因而只将武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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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中按时间顺序将武氏列于高宗王皇后之下，而非玄宗废后王氏之下。
本纪，反而极力赞扬吴兢的做法，《新唐书・则天皇后・中宗本纪赞》云：
在欧阳修看来，吴兢将武氏列入本纪，一是本着不隐其恶的样做恰恰为了昭示武后的罪行，正是取法于前代史学惯例的
表现，合于《春秋》惩恶扬善之旨。在这一点上，欧阳修与沈既济的看法又背道而驰。
天“盗执国政”，破坏了儒家道统对女性的政治定位，所谓
的统治定性为太后摄政。然而，作为为武则天立传的第一位史臣，吴兢同样也是一位大儒，他又何以会在史册中承认武氏为女皇呢？
四、唐代官方对武后地位的认识与
吴兢《则天本纪》
对武氏篡位之事，唐代统治者并未如诸史臣之所想。他们非但不能正视史实，反而一再为此寻找“合法解释”。武后驾崩之时，崔融撰《高宗则天皇后哀册文》中有“从宜称制，于斯为美”之语，明言武后乃承高宗顾托，掌权称制皆为
权宜之策。［４］嬲开元四年（７１６年）睿宗谢世，涉及陵庙礼仪
之事，太常姜皎等人就武后于太庙神主之题名曾有谏议，其中沿用崔氏之说：“伏寻昔居宠秩，亲承顾托，因摄大政，事乃从权。”…９５１此虽为回护皇家脸面的堂皇之词，但“亲承顾托”之语也确有高宗遗诏为据，这种说法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唐王朝对武后夺权的官方解释。
至于对武后的历史定位，唐代统治者的态度更令史臣失望。自神龙元年（７０５年）至开元四年十余年间，中宗、睿宗都未能对武后事认真反省，甚至还一度追复其帝号，《新唐书・则天本纪》载：
（神龙元年）丙午，皇帝复于位。丁未，徙后于上阳宫。戊申，上后号日则天大圣皇帝。十一月，崩，谥日大圣则天皇后。唐隆元年，改为天后；景云元年，改为大圣天后；延和元年，改为天后圣帝，未几，改为圣后；开元四年，改为则天皇后；天宝八载，加谥则天顺圣皇后。ｐ¨”武则天逊位之后，其名号依然为皇帝，并享有类于太上皇的地位和礼遇，《新唐书・后妃传》亦载：“中宗於是复即位。徙太后上阳宫，帝率百官诣观风殿问起居，后率十日一诣宫，俄朝朔、望。”［３］瑚５如此隆重的礼节即使是太宗对禅位后的高祖都未曾使用过。睿宗即位后，更是一步步改变武后谥号并最终归复武氏之帝号。
事实上，中宗、睿宗对武后地位的认定与武三思、太平公主等人有极大关系。自中宗复位（７０５年）至太平公主被诛（７１２年），八年之间，武三思、太平公主等人为借武后之名谋求自己的政治利益，想方设法维护并抬高武则天及武氏陵庙的地位。围绕武后尊号、武氏陵庙的礼制及存废等问题，他们与拥护李唐正统的大臣几乎展开了拉锯战，历经两个回合才分出胜负。《新唐书・后妃传》载：
中宗於是复即位，……迁东都武氏庙於崇尊庙，更号崇恩，复唐宗庙。诸武王者成降爵。是岁，后崩，年八十一。遗制称则天大圣皇太后，去帝号。谥日则天大圣后，拊乾陵。会武三思蒸韦庶人，复用事。於是大旱，祈陵辄雨。三思林帝诏崇恩庙祠如太庙，斋郎用五品子。博士杨孚言：“太庙诸郎取七品子，今崇恩取五品，不可。”帝日：“太庙如崇恩可乎？”孚日：“崇恩太庙之私，以臣准君则借，以君准臣则惑。”乃止。及韦、武党诛，诏则天大圣皇后复号天后，废崇恩庙及陵。景云元年，号大圣天后。太平公主奸政，请复二陵官，又尊后日天后圣帝，俄号圣后。太平诛，诏黜周孝明皇帝号，复为太原
郡王，后为妃，罢吴、顺等陵。【３］姗删
一１２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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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谢世之后，以中宗之昏、睿宗之懦皆未能正确认识这段历史，宠信武三思、太平公主等人，非但没能清算武后之罪，还尊崇武氏之陵庙，使之享有等同于昭陵的礼制。唐玄宗即位后又推崇《孝经》，宣扬以孝治天下，就更无法治自己嫡亲祖母之罪，让自己背上“不孝”之名。
君王如此，大臣又是如何看待武后呢？武则天实际统治唐帝国近半个世纪，历时甚久，期间大力提拔士人，知人善任，并最终恢复中宗李显太子之位，这些都使得武后本人深得士人之心。且神龙至延和年间，武三思、太平公主用事；开元时，武后朝重臣如姚崇、宋琼、张说等人又先后入居相职，这些政要都曾为武后的亲信重臣，使得武则天政治地位始终稳如泰山，朝野上下自无人敢言武后之罪。
综上可知，神龙至开元年间，朝野上下，于君于臣，皆无清算武后之意，甚至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一度追复武后之帝号，以致武后作为合法统治者的地位愈加稳固。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中宗返正后大赦天下，独独未赦免起兵反武后的徐敬业，《旧唐书・中宗睿宗本纪》：
甲申，制文明巴来破家臣僚所有子孙，并还资荫。其扬州构逆徒党，唯徐敬业一房不在免限，余并原宥。［３］啪
尽管此为武后遗诏，但中宗并未作任何改变，此后的唐代帝王也都视徐敬业起兵为谋逆。甚而至于后世，徐敬业始终身背反臣之骂名。《旧唐书》语及此事，皆称之为“作乱”、称其军士为“贼”。因反武后而定罪为叛逆，也暗示唐代帝王已承认武则天也是代表唐王朝利益的统治者之一。
既然皇室官方都对武氏的统治甚至帝号予以承认，史臣书史若偏离此旨，又何称为“史”？故而，吴兢立《则天本纪》合乎史实。然而，同样作为儒士，吴兢为何未如沈既济所想以“微言大义之法”对武后进行审判呢？
五、吴兢《则天本纪》与唐代前期
官方修史思想
其实，吴兢《则天本纪》与唐代前期的官方修史思想渊源极深。贞观年间，唐王朝大规模编修前代史，唐太宗所提倡的“直书实录”精神成为官方修史主导思想，据《贞观政要》“文史”条：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征，散骑常侍姚思廉……以贞观十一年撰成周、齐、梁、陈、隋等《五代史》奏上。太宗劳之日：“良史善恶必书，足为惩劝。……［４］，钾为实现“直书”，太宗强调史官必须做到“不隐恶”。在唐太宗看来，史学的价值在于其作为社会道德教科书的角色。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直书实录”，不应有任何讳饰。此后的著名史臣刘允济、朱敬则、刘知几等人皆奉之为圭臬，“直书不讳”作为唐代前期官方修史思想的主流得以在一任任史官手中传承延续。
据《唐会要》载：“长安二年，风阁舍人修国史刘允济尝云，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一年后，朱敬则上《请择史官表》予以响应，提出从史官人选上来保证“善恶必书”的实现：
国之要者，在乎记事之官。……及文宣即位，又尝
敕收日：“好直笔，勿谓惧。”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又周文帝之为相也，纳柳虬之说，特命书法不隐，其志在惩劝如此。……且董狐南史，岂知生於往代，而独无於此时？…１７３５
朱敬则认为，选择史官需以“董狐”、“南史”等为准的，他本人在史学撰述中也坚持这一原则。据《新唐书・朱敬则传》载，侍中韦安石曾读到朱敬则之史稿，赞叹道：“董狐何以
加！”Ｃ３１４２２０
初与刘子玄撰定《武后实录》，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事，颇言“说已然可，赖宋碌等邀励苦切，故转祸为忠，不然，皇嗣且殆。”后说为相，读之，心不善，知兢所为，即从容谬谓日：“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日：“子玄已亡，不可受诬地下。兢实书之，其草故在。”闻者叹其直。说屡以情蕲改，辞日：“徇公之情，何名实录？”卒不改。世谓今董狐云ｏ［３１４５２９
上述诸位良史皆将“直书不讳”作为史官的最大责任，身体力行。值得注意的是，朱敬则、吴兢皆被唐人赞比董狐，这也意味着当时社会主流思想认同以“实录直书”作为史学的终极意义。在这样的史学氛围之中，吴兢修《则天本纪》焉得不以史实为要？
综上可知，吴兢立《则天本纪》承认武则天的女皇地位，既是对当世史实的忠实反映，也是初盛唐时期官方修史思想的集中体现。若非吴兢秉笔直书，武则天在正史中恐怕只能拥有太后的名号，二十四史中唯一的女皇也就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史学家刘知几更是将“直书”上升为史学的最高标准，以之审视此前的所有史作，甚至大胆批判《春秋》未能坚持“实录直书”精神，多有“讳书”之弊：
……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也乎？
……［５】镕二册．炉Ｉ∞
刘知几推崇“直书”为史学之最高原则，为此不惜挑战《春秋》的经学地位，甚至对万世景仰的孔夫子都毫不留情，指责其有悖于“良史”之义。此举在惊世骇俗的同时也将太宗提倡的实录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作为朱敬则擢拔的史臣，吴兢同样秉承了实录精神，他在《请总成国史奏》云：“臣愚以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此与太宗之言几无二致。他坚持直书，不惜得罪当朝权相张说，留下“吴兢不改史”的佳话，《新唐书・吴兢传》载：
参考文献：
［１］董诰，等．全唐文［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２］刘晌，等．旧唐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３］欧阳修，宋祁．新唐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４］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５］刘知几．史通［Ｍ］．四部丛刊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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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则天本纪》探源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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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文学院,郑州,450001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11,38(3)
参考文献(5条)1. 董诰 全唐文 19832. 刘昫 旧唐书 1974
3.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 19754. 谢保成 贞观政要集注 20035. 刘知几 史通 1929
引用本文格式：李娜. LI Na 《旧唐书·则天本纪》探源[期刊论文]-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