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逯东付鹏杨丹
会计研究 2015年09期
媒体在市场经济时代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媒体监督的自由度与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正相关，开放的新闻媒体是市场经济深化和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陈志武，2005)。近几年来，从牛奶行业的“三聚氰胺”、双汇发展的“瘦肉精”事件、盛景山河的造假上市，再到2013年的近30家A股上市公司被质疑财务造假和2014年的宏良股份因财务造假被暂缓发行，媒体报道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和对投资者的保护作用愈加明显。因此，有关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已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但尚鲜见深入探讨媒体关注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之间关系的文献。
内部控制本身源于企业财务舞弊、财务失败事件的不断发生，目的在于控制企业的全面风险。但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建设是在财政部等五部委的主导推动下形成的，意味着本用于公司自我防范风险所构建的内部控制进入了政府管制的范畴(逯东等，2013)，公司有可能为了应付政府检查，较好地制订了内部控制制度却实施效果不佳(刘启亮等，2012)。那么，作为重要外部治理机制的媒体是否能够有效监督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执行，尤其是这样一种由政府主导推动的内部控制发展模式？事实上，在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媒体报道能够引入行政机构的介入(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媒体报道很可能在政府监管部门和上市公司之间起着信息沟通桥梁的作用，可能是影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执行效率的重要因素。而赵渊贤和吴伟荣(2014)发现包括媒体关注的企业外部规制会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但该文只是割裂地讨论了如市场化进程、法律制度、政府干预、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媒体关注等外部制度性因素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并未单独深入讨论媒体关注对内部控制的作用，且忽视了媒体的作用机制会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事实上，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受到的政府干预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因此，本文试图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深入探讨媒体关注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影响。
另外，不同类型的媒体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将报纸媒体划分为政策导向和市场导向两类，并发现被政策导向媒体曝光的企业越容易引起监管层的注意。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媒体的作用日益重要，其内容更为广泛，甚至有超越传统媒体的趋势(沈艺峰等，2013)，罗进辉(2012)还发现，以百度新闻搜索引擎所获取的媒体关注度能够降低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因此，本文将媒体关注划分为网络媒体关注、政策导向媒体关注和市场导向媒体关注三大类，进一步比较三种不同类型的媒体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作用差异。
区别于以往研究，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本文基于政府主导内部控制建设的转型经济背景，专门深入研究了媒体关注对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了对媒体治理作用的认识，也丰富了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研究文献；第二，将媒体关注划分为网络媒体、政策导向媒体和市场导向媒体三类，从内部控制角度比较了不同类型媒体发挥治理机制的作用机理。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基于欧美成熟的资本市场，Dyck and Zingales(2002)提出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存在三条途径：首先，媒体关注影响政治家声誉，能驱使政治家执行新的公司法或者推行公司法改革，从而约束限制高管行为；其次，媒体关注能够影响公司高管在股东和未来雇主心目中的声誉；最后，媒体报道能够影响公司高管的社会公众声誉和形象。进一步，Dyck et al.(2008)将媒体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机制模型化，指出媒体是通过影响经理人声誉发挥治理作用，但是这一治理作用的发挥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即媒体报道引致的潜在声誉损失成本和法律处罚成本大于经理人从违法行为中获得的私人收益。
在我国不成熟的转型市场经济中，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面临着两方面的障碍：(1)行政干预的作用大于法治，对媒体言论自由的法治保护尚不健全(陈志武，2005)，且对媒体为吸引公众眼球而制造虚假新闻进而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约束机制也不存在，媒体难以发挥积极的治理作用；(2)相对于市场，政府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处置权，尚未建立起成熟的产品市场和经理人市场，市场竞争机制的缺乏会导致经理人声誉机制的失效，媒体报道的实质作用不大。但李焰和王琳(2013)认为，媒体报道所带来的声誉受损成本会从企业转移到政府监管部门，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依然可以通过行政机构的介入发挥作用(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因此，当企业的某些行为可能导致政府监管部门的声誉受损时，媒体的积极监督作用依然会存在。
如前所述，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主要由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所推动，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建设情况必然受到政府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由于媒体对于信息披露、汇集与扩散发挥着关键的中介作用(孔东民等，2013)，政府监管部门很可能会部分通过媒体信息这一渠道来强化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建设的监督，如证监会2013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稽查执法工作的意见》就明确了要加强对媒体报道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监测与分析。据此，我们判断，当某上市公司受到较多的媒体关注时，意味着其不规范的内部控制行为更容易被曝光，更容易引起行政监管部门的注意；在这种压力下，其内部控制行为将更为规范，内控质量更高。故，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1。
假设1：媒体关注度越高，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现有研究发现，与政策导向报纸媒体相比，市场导向报纸媒体更有积极的治理作用(Miller，2006；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但被政策导向报纸媒体曝光的企业越容易引起监管层的关注(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政策导向报纸的主管单位都具有官方色彩，具有传达政策导向的功能(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其披露的内容必然会受到政府监管机构和上市公司的高度关注，会给上市公司带来更大的压力。而市场导向报纸尽管有更大的自由和更强的原创性，往往可能会率先曝光一些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但贺建刚等(2008)通过五粮液的案例发现，单纯依靠市场的媒体舆论监督并不能纠正大股东滥用控制权的行为。因此，我们判断相对于市场导向报纸媒体，政策导向报纸媒体的关注度会给上市公司更大的压力，更能提高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另外，考虑到现在网络媒体的覆盖面广泛，信息传播效率快，既包含了正式的官方和非官方媒体信息，也包含了社会舆情，网络媒体关注度越高，也会给上市公司较大的压力。故，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2。
假设2：不同类型的媒体作用可能存在差异，政策导向报纸媒体关注度和网络媒体关注度，能提高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但市场导向报纸媒体关注度难以提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
刘启亮等(2012)发现，相对于地方国企，中央国企和民企的内部控制质量更高；他们认为原因在于：在专业知识、监管水平和人才储备等方面，中央国资委和财政部要强于地方国资委及主管部门，且民营企业利用内部控制来实现风险管控的主动性更强。那么，媒体关注度对于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的内部控制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在我国，由于政治晋升锦标赛的存在(周黎安，2007)，地方国企是地方政府实现政绩诉求的主要手段。例如，为促进地方GDP和就业的增长，地方国企往往承担了更多的过度投资(唐雪松等，2010)或冗员(薛云奎和白云霞，2008)，甚至通过关联方交易向集团公司输送利益以换来当地更多企业的增长(李焰和王琳，2013)。事实上，出于各种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地方政府对本地国企的“掠夺之手”长期存在，也必然会干预媒体的监督治理作用。
陈志武(2005)就指出，我国的司法并不独立，法院的财政和人事都由各级地方政府所决定，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媒体的言论自由权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甚至出现了不少媒体因报道公共事件而被诉侵权进而败诉的案例。戴亦一等(2011)发现，地方政府的干预会大大削弱媒体的监督治理效力。李焰和王琳(2013)通过媒体报道五粮液侵害投资者行为的案例分析发现，在迫于大量媒体报道的压力下，证监会才对五粮液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但调查过程遇到来自地方政府的较大阻力，导致调查进展非常缓慢和最终的处罚力度较小。尤其是内部控制的构建会耗费巨额的成本(Krishnan et al.，2008；逯东等，2013)，还可能会限制地方政府作为大股东的一些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故，与中央等部委主导推动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建设不同，追求政绩诉求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动机来促进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建设，甚至很可能会干扰媒体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监督。
据此，我们判断，基于我国地方政府的政绩诉求和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媒体报道对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监督效果有限。故，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3。
假设3：媒体关注度可以提高中央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但难以提高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于2008年才发布，且2008年又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年，为更有效考察媒体关注度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本文选择2009-2012年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另外，删除同时发行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删除考察期间内曾经或正被的上市公司；删除简称容易混淆的上市公司，比如“农产品”、“新世纪”、“连云港”等。最终得到5800个公司-年观测值。
媒体关注度数据通过“百度新闻搜索引擎”(http://news.baidu.com/)和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手工收集整理，并区分为网络媒体关注、政策导向媒体关注、市场导向媒体关注三大类。具体收集方法是：(1)借鉴罗进辉(2012)的方法，对于每家上市公司，通过“百度新闻搜索引擎”(http://news.baidu.com)对标题中含有公司简称的报道分年度搜索；百度新闻搜索引擎会自动输出相应的新闻报道条数，我们将其界定为网络媒体关注度。(2)借鉴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以及戴亦一等(2011)的方法，通过“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手工收集了8份重要报纸的媒体报道，分别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和《第一财经日报》；考虑到前四份报纸是证监会指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专门报纸(戴亦一等，2011)，且带有半官方色彩，具备传导政策导向的功能(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我们将这四份报纸分类为政策导向报；而后四份报纸属于财经类报纸的龙头，并常常通过原创性的深度报道率先曝光一些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戴亦一等，2011)，因此我们将这四份报纸归类为市场导向报。
反映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数据来自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该指数涵盖企业战略执行结果、经营回报、信息披露真实完整性、经营合法合规性、资产安全这五方面，并根据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进行补充与修正，充分反映了内部控制的质量。其余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一方面，媒体关注度可能提高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另一方面，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司也更可能吸引媒体的注意，即媒体关注度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很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的内生性问题。借鉴Fan and Wong(2005)与罗进辉(2012)的做法，我们设计了下面的联立方程组以控制内生性问题，并使用3SLS方法估计联立方程组中的各个参数。
其中，该方程组由两个回归模型组成：(1)第一个是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模型，被解释变量是内部控制质量(Icindex)，用内部控制指数来衡量，该指数越大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关键考察变量是媒体关注度(Media)，分类为网络媒体关注度(Medial)、政策导向媒体关注度(Media2)、市场导向媒体关注度(Media3)；同时CEO是否两职合一、独立董事比例、公司是否发生兼并行为、是否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审计等公司治理特征和外部市场环境也是影响内部控制质量的重要因素(Ashbaugh-Skaife et al.,2008；刘启亮等，2012；逯东等，2013)；另外公司规模、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存货、成长性等财务特征会影响内部控制质量(Doyle et al.，2007；刘启亮等，2012)；所以我们选择的控制变量分别为：CEO是否两职合一(Dual)、独立董事比例(Ratio)、公司是否发生兼并行为(M&A)、是否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Big4)、市场化指数(Marketindex)①、公司规模(Size)、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Leverage)、存货比例(Inventory)、成长性(Growth)，最后我们还控制了行业(Industry)和年度(Year)因素。(2)第二个是媒体关注度影响因素模型，被解释变量是媒体关注度(Media)；考察变量是内部控制质量(Icindex)；根据于忠泊等(2011)、权小峰和吴世农(2012)以及罗进辉(2012)的研究设计，选择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Leverage)、非流通股比例(Nontradable)、上市公司年限(Age)以及行业(Industry)和年度(Year)因素。其中，非流通股比例(Nontrable)和上市公司年限(Age)作为第一个方程的内生解释变量(媒体关注度)的工具变量。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四、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见表2，提供了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已对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此外，我们计算了各主要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绝大部分在2以内，均远远小于10，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二)回归分析
1.媒体关注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
表3报告了反映不同类型媒体关注与内部控制质量相互关系的实证结果。见模型(1)和模型(2)，网络媒体关注度(Medial)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P＜0.01)，由于网络媒体关注度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媒体报道，表明媒体关注度越高，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支持了研究假设1；内部控制质量(Icindex)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P＜0.01)，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差的公司，越会被媒体高度关注。见模型(3)和模型(4)，政策导向媒体关注度(Media2)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P＜0.05)，表明政策导向媒体关注越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好；内部控制质量(Icindex)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负(P＜0.1)。见模型(5)和模型(6)，市场导向媒体关注度(Media3)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市场导向媒体关注度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且内部控制质量(Icindex)的回归系数也不显著。
以上回归结果表明，针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网络媒体和政策导向报纸媒体会给上市公司更大的压力，即媒体关注度越高，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但市场导向报纸媒体的作用不显著，原因很可能在于我国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导致媒体治理的作用离不开行政机构的介入(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等)，单纯依靠市场的媒体舆论监督机制失效。该结论也支持了研究假设2。
2.媒体关注与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
以下，将上市公司按照其产权性质，划分为中央国有、地方国有和民营三类，进一步分析媒体关注度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首先，见表4，报告了网络媒体关注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见模型(1)和模型(2)，网络媒体关注度(Medial)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P＜0.01)，表明，网络媒体关注度可以提高中央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内部控制质量(Icindex)的回归系数虽然为负但不显著，表明内部控制质量差的中央国有上市公司并没有得到网络媒体的特别关注，原因很可能在于中央国有上市公司本身由于其影响力就容易受到网络媒体的高度关注。见模型(3)和模型(4)，网络媒体关注度(Medial)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网络媒体关注度不能提高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但内部控制质量(Icindex)的回归系数却显著为负(P＜0.01)，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差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越容易受到网络媒体的高度关注；但这种高度关注并没有给地方国企带来压力，没有改善其内部控制。见模型(5)和模型(6)，网络媒体关注度(Medial)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P＜0.05)，表明网络媒体关注度可以提高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内部控制质量(Icindex)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P＜0.1)。总体而言，表4的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3，即媒体关注度可以提高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但由于地方政府的干预，媒体关注度对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压力有限，无法提高其内部控制质量。
见表5，报告了政策导向媒体关注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见模型(1)、(3)和(5)，回归结果与表4的模型(1)、(3)和(5)类似，即政策导向媒体关注度可以提高中央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但不能提高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依然支持了假设3。见模型(2)、(4)和(6)，其回归结果表明，中央国有上市公司和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差，越容易受到政策导向媒体的高度关注；而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差，越不会引起政策导向媒体的高度关注；原因很可能在于政策导向媒体重点关注的是政府行政机构更关心的问题，更关注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执行情况。
见表6，报告了市场导向媒体关注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见模型(1)、(3)和(5)，市场导向媒体关注度(Media3)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无论何种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市场导向媒体关注都不能提高其内部控制质量，该结论与假设2相符合，即由于不容易引起行政机构的介入，单纯的市场导向的媒体监督机制失效。另外，见模型(2)、(4)和(6)，内部控制质量(Icindex)的回归系数也均不显著，表明内部控制质量差的上市公司，并不会引起市场导向媒体的高度关注，原因很可能在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主要由政府行政机构所推动与主导，加之我国对媒体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不足，导致市场导向媒体没有动力监督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执行情况。
(三)稳健性测试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测试：(1)为了避免估计方法选择上的偏差，我们还使用了2SLS估计方法进行联立方程组的估计；(2)借鉴于忠泊等(2011)以及权小锋和吴世农(2012)的研究设计，我们在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模型中，也采用上市年限和非流通股比例作为媒体关注度的工具变量，进行单一线性方程的2SLS估计，重复以上回归分析；(3)我们还对所有连续性变量进行了上下5%的Winsorize缩尾处理，重复上述回归分析；基本结论都未发生变化。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网络媒体关注和政策导向媒体关注可以提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但市场导向媒体关注不能提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表明，由于市场竞争机制的不成熟所导致的声誉机制的扭曲，只有当媒体信息更可能引起政府监管机构的重视时，媒体的高度关注才能给予上市公司足够的压力，迫使其改善内部控制；而单纯的市场媒体舆论监督无效。(2)网络媒体关注和政策导向媒体关注主要能够提高中央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但不能提高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表明，基于地方政府的政绩诉求和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会得到地方政府的行政和司法保护，引入行政监督的媒体治理机制也基本失效。
以上研究结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我国这样的市场竞争机制尚不成熟的转型经济国家，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媒体，其监督治理功能的发挥主要取决于政府行政机构的介入方式。例如，当政府以监管者的身份介入时，媒体的监督治理功能发挥作用；而当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以股东身份介入时，媒体的监督治理功能将失效。因此，要完善媒体的监督治理功能，一方面在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让市场的声誉机制能弥补单纯的行政监管所带来的低效率；另一方面则是改变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现状，保护媒体的言论自由权，减少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诉求而大量介入上市公司经营的行为。
①该指标采用的是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中所提供的2009年的指数。对于2010年的指数计算，我们用2009年的指数加上2005-2009这五年相对于前一年指数增加值的平均数；依此类推，计算了2011和2012年的指数。
作者介绍：逯东，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611130；付鹏，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611130；杨丹，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611130
作者：逯东付鹏杨丹
会计研究 2015年09期
媒体在市场经济时代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媒体监督的自由度与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正相关，开放的新闻媒体是市场经济深化和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陈志武，2005)。近几年来，从牛奶行业的“三聚氰胺”、双汇发展的“瘦肉精”事件、盛景山河的造假上市，再到2013年的近30家A股上市公司被质疑财务造假和2014年的宏良股份因财务造假被暂缓发行，媒体报道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和对投资者的保护作用愈加明显。因此，有关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已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但尚鲜见深入探讨媒体关注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之间关系的文献。
内部控制本身源于企业财务舞弊、财务失败事件的不断发生，目的在于控制企业的全面风险。但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建设是在财政部等五部委的主导推动下形成的，意味着本用于公司自我防范风险所构建的内部控制进入了政府管制的范畴(逯东等，2013)，公司有可能为了应付政府检查，较好地制订了内部控制制度却实施效果不佳(刘启亮等，2012)。那么，作为重要外部治理机制的媒体是否能够有效监督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执行，尤其是这样一种由政府主导推动的内部控制发展模式？事实上，在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媒体报道能够引入行政机构的介入(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媒体报道很可能在政府监管部门和上市公司之间起着信息沟通桥梁的作用，可能是影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执行效率的重要因素。而赵渊贤和吴伟荣(2014)发现包括媒体关注的企业外部规制会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但该文只是割裂地讨论了如市场化进程、法律制度、政府干预、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媒体关注等外部制度性因素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并未单独深入讨论媒体关注对内部控制的作用，且忽视了媒体的作用机制会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事实上，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受到的政府干预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因此，本文试图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深入探讨媒体关注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影响。
另外，不同类型的媒体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将报纸媒体划分为政策导向和市场导向两类，并发现被政策导向媒体曝光的企业越容易引起监管层的注意。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媒体的作用日益重要，其内容更为广泛，甚至有超越传统媒体的趋势(沈艺峰等，2013)，罗进辉(2012)还发现，以百度新闻搜索引擎所获取的媒体关注度能够降低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因此，本文将媒体关注划分为网络媒体关注、政策导向媒体关注和市场导向媒体关注三大类，进一步比较三种不同类型的媒体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作用差异。
区别于以往研究，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本文基于政府主导内部控制建设的转型经济背景，专门深入研究了媒体关注对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了对媒体治理作用的认识，也丰富了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研究文献；第二，将媒体关注划分为网络媒体、政策导向媒体和市场导向媒体三类，从内部控制角度比较了不同类型媒体发挥治理机制的作用机理。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基于欧美成熟的资本市场，Dyck and Zingales(2002)提出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存在三条途径：首先，媒体关注影响政治家声誉，能驱使政治家执行新的公司法或者推行公司法改革，从而约束限制高管行为；其次，媒体关注能够影响公司高管在股东和未来雇主心目中的声誉；最后，媒体报道能够影响公司高管的社会公众声誉和形象。进一步，Dyck et al.(2008)将媒体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机制模型化，指出媒体是通过影响经理人声誉发挥治理作用，但是这一治理作用的发挥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即媒体报道引致的潜在声誉损失成本和法律处罚成本大于经理人从违法行为中获得的私人收益。
在我国不成熟的转型市场经济中，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面临着两方面的障碍：(1)行政干预的作用大于法治，对媒体言论自由的法治保护尚不健全(陈志武，2005)，且对媒体为吸引公众眼球而制造虚假新闻进而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约束机制也不存在，媒体难以发挥积极的治理作用；(2)相对于市场，政府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处置权，尚未建立起成熟的产品市场和经理人市场，市场竞争机制的缺乏会导致经理人声誉机制的失效，媒体报道的实质作用不大。但李焰和王琳(2013)认为，媒体报道所带来的声誉受损成本会从企业转移到政府监管部门，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依然可以通过行政机构的介入发挥作用(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因此，当企业的某些行为可能导致政府监管部门的声誉受损时，媒体的积极监督作用依然会存在。
如前所述，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主要由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所推动，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建设情况必然受到政府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由于媒体对于信息披露、汇集与扩散发挥着关键的中介作用(孔东民等，2013)，政府监管部门很可能会部分通过媒体信息这一渠道来强化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建设的监督，如证监会2013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稽查执法工作的意见》就明确了要加强对媒体报道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监测与分析。据此，我们判断，当某上市公司受到较多的媒体关注时，意味着其不规范的内部控制行为更容易被曝光，更容易引起行政监管部门的注意；在这种压力下，其内部控制行为将更为规范，内控质量更高。故，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1。
假设1：媒体关注度越高，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现有研究发现，与政策导向报纸媒体相比，市场导向报纸媒体更有积极的治理作用(Miller，2006；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但被政策导向报纸媒体曝光的企业越容易引起监管层的关注(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政策导向报纸的主管单位都具有官方色彩，具有传达政策导向的功能(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其披露的内容必然会受到政府监管机构和上市公司的高度关注，会给上市公司带来更大的压力。而市场导向报纸尽管有更大的自由和更强的原创性，往往可能会率先曝光一些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但贺建刚等(2008)通过五粮液的案例发现，单纯依靠市场的媒体舆论监督并不能纠正大股东滥用控制权的行为。因此，我们判断相对于市场导向报纸媒体，政策导向报纸媒体的关注度会给上市公司更大的压力，更能提高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另外，考虑到现在网络媒体的覆盖面广泛，信息传播效率快，既包含了正式的官方和非官方媒体信息，也包含了社会舆情，网络媒体关注度越高，也会给上市公司较大的压力。故，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2。
假设2：不同类型的媒体作用可能存在差异，政策导向报纸媒体关注度和网络媒体关注度，能提高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但市场导向报纸媒体关注度难以提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
刘启亮等(2012)发现，相对于地方国企，中央国企和民企的内部控制质量更高；他们认为原因在于：在专业知识、监管水平和人才储备等方面，中央国资委和财政部要强于地方国资委及主管部门，且民营企业利用内部控制来实现风险管控的主动性更强。那么，媒体关注度对于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的内部控制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在我国，由于政治晋升锦标赛的存在(周黎安，2007)，地方国企是地方政府实现政绩诉求的主要手段。例如，为促进地方GDP和就业的增长，地方国企往往承担了更多的过度投资(唐雪松等，2010)或冗员(薛云奎和白云霞，2008)，甚至通过关联方交易向集团公司输送利益以换来当地更多企业的增长(李焰和王琳，2013)。事实上，出于各种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地方政府对本地国企的“掠夺之手”长期存在，也必然会干预媒体的监督治理作用。
陈志武(2005)就指出，我国的司法并不独立，法院的财政和人事都由各级地方政府所决定，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媒体的言论自由权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甚至出现了不少媒体因报道公共事件而被诉侵权进而败诉的案例。戴亦一等(2011)发现，地方政府的干预会大大削弱媒体的监督治理效力。李焰和王琳(2013)通过媒体报道五粮液侵害投资者行为的案例分析发现，在迫于大量媒体报道的压力下，证监会才对五粮液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但调查过程遇到来自地方政府的较大阻力，导致调查进展非常缓慢和最终的处罚力度较小。尤其是内部控制的构建会耗费巨额的成本(Krishnan et al.，2008；逯东等，2013)，还可能会限制地方政府作为大股东的一些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故，与中央等部委主导推动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建设不同，追求政绩诉求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动机来促进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建设，甚至很可能会干扰媒体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监督。
据此，我们判断，基于我国地方政府的政绩诉求和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媒体报道对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监督效果有限。故，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3。
假设3：媒体关注度可以提高中央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但难以提高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于2008年才发布，且2008年又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年，为更有效考察媒体关注度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本文选择2009-2012年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另外，删除同时发行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删除考察期间内曾经或正被的上市公司；删除简称容易混淆的上市公司，比如“农产品”、“新世纪”、“连云港”等。最终得到5800个公司-年观测值。
媒体关注度数据通过“百度新闻搜索引擎”(http://news.baidu.com/)和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手工收集整理，并区分为网络媒体关注、政策导向媒体关注、市场导向媒体关注三大类。具体收集方法是：(1)借鉴罗进辉(2012)的方法，对于每家上市公司，通过“百度新闻搜索引擎”(http://news.baidu.com)对标题中含有公司简称的报道分年度搜索；百度新闻搜索引擎会自动输出相应的新闻报道条数，我们将其界定为网络媒体关注度。(2)借鉴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以及戴亦一等(2011)的方法，通过“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手工收集了8份重要报纸的媒体报道，分别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和《第一财经日报》；考虑到前四份报纸是证监会指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专门报纸(戴亦一等，2011)，且带有半官方色彩，具备传导政策导向的功能(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我们将这四份报纸分类为政策导向报；而后四份报纸属于财经类报纸的龙头，并常常通过原创性的深度报道率先曝光一些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戴亦一等，2011)，因此我们将这四份报纸归类为市场导向报。
反映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数据来自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该指数涵盖企业战略执行结果、经营回报、信息披露真实完整性、经营合法合规性、资产安全这五方面，并根据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进行补充与修正，充分反映了内部控制的质量。其余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一方面，媒体关注度可能提高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另一方面，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公司也更可能吸引媒体的注意，即媒体关注度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很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的内生性问题。借鉴Fan and Wong(2005)与罗进辉(2012)的做法，我们设计了下面的联立方程组以控制内生性问题，并使用3SLS方法估计联立方程组中的各个参数。
其中，该方程组由两个回归模型组成：(1)第一个是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模型，被解释变量是内部控制质量(Icindex)，用内部控制指数来衡量，该指数越大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关键考察变量是媒体关注度(Media)，分类为网络媒体关注度(Medial)、政策导向媒体关注度(Media2)、市场导向媒体关注度(Media3)；同时CEO是否两职合一、独立董事比例、公司是否发生兼并行为、是否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审计等公司治理特征和外部市场环境也是影响内部控制质量的重要因素(Ashbaugh-Skaife et al.,2008；刘启亮等，2012；逯东等，2013)；另外公司规模、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存货、成长性等财务特征会影响内部控制质量(Doyle et al.，2007；刘启亮等，2012)；所以我们选择的控制变量分别为：CEO是否两职合一(Dual)、独立董事比例(Ratio)、公司是否发生兼并行为(M&A)、是否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Big4)、市场化指数(Marketindex)①、公司规模(Size)、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Leverage)、存货比例(Inventory)、成长性(Growth)，最后我们还控制了行业(Industry)和年度(Year)因素。(2)第二个是媒体关注度影响因素模型，被解释变量是媒体关注度(Media)；考察变量是内部控制质量(Icindex)；根据于忠泊等(2011)、权小峰和吴世农(2012)以及罗进辉(2012)的研究设计，选择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Leverage)、非流通股比例(Nontradable)、上市公司年限(Age)以及行业(Industry)和年度(Year)因素。其中，非流通股比例(Nontrable)和上市公司年限(Age)作为第一个方程的内生解释变量(媒体关注度)的工具变量。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四、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见表2，提供了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已对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此外，我们计算了各主要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绝大部分在2以内，均远远小于10，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二)回归分析
1.媒体关注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
表3报告了反映不同类型媒体关注与内部控制质量相互关系的实证结果。见模型(1)和模型(2)，网络媒体关注度(Medial)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P＜0.01)，由于网络媒体关注度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媒体报道，表明媒体关注度越高，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支持了研究假设1；内部控制质量(Icindex)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P＜0.01)，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差的公司，越会被媒体高度关注。见模型(3)和模型(4)，政策导向媒体关注度(Media2)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P＜0.05)，表明政策导向媒体关注越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好；内部控制质量(Icindex)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负(P＜0.1)。见模型(5)和模型(6)，市场导向媒体关注度(Media3)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市场导向媒体关注度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且内部控制质量(Icindex)的回归系数也不显著。
以上回归结果表明，针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网络媒体和政策导向报纸媒体会给上市公司更大的压力，即媒体关注度越高，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但市场导向报纸媒体的作用不显著，原因很可能在于我国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导致媒体治理的作用离不开行政机构的介入(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等)，单纯依靠市场的媒体舆论监督机制失效。该结论也支持了研究假设2。
2.媒体关注与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
以下，将上市公司按照其产权性质，划分为中央国有、地方国有和民营三类，进一步分析媒体关注度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首先，见表4，报告了网络媒体关注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见模型(1)和模型(2)，网络媒体关注度(Medial)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P＜0.01)，表明，网络媒体关注度可以提高中央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内部控制质量(Icindex)的回归系数虽然为负但不显著，表明内部控制质量差的中央国有上市公司并没有得到网络媒体的特别关注，原因很可能在于中央国有上市公司本身由于其影响力就容易受到网络媒体的高度关注。见模型(3)和模型(4)，网络媒体关注度(Medial)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网络媒体关注度不能提高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但内部控制质量(Icindex)的回归系数却显著为负(P＜0.01)，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差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越容易受到网络媒体的高度关注；但这种高度关注并没有给地方国企带来压力，没有改善其内部控制。见模型(5)和模型(6)，网络媒体关注度(Medial)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P＜0.05)，表明网络媒体关注度可以提高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内部控制质量(Icindex)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P＜0.1)。总体而言，表4的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3，即媒体关注度可以提高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但由于地方政府的干预，媒体关注度对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压力有限，无法提高其内部控制质量。
见表5，报告了政策导向媒体关注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见模型(1)、(3)和(5)，回归结果与表4的模型(1)、(3)和(5)类似，即政策导向媒体关注度可以提高中央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但不能提高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依然支持了假设3。见模型(2)、(4)和(6)，其回归结果表明，中央国有上市公司和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差，越容易受到政策导向媒体的高度关注；而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差，越不会引起政策导向媒体的高度关注；原因很可能在于政策导向媒体重点关注的是政府行政机构更关心的问题，更关注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执行情况。
见表6，报告了市场导向媒体关注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见模型(1)、(3)和(5)，市场导向媒体关注度(Media3)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无论何种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市场导向媒体关注都不能提高其内部控制质量，该结论与假设2相符合，即由于不容易引起行政机构的介入，单纯的市场导向的媒体监督机制失效。另外，见模型(2)、(4)和(6)，内部控制质量(Icindex)的回归系数也均不显著，表明内部控制质量差的上市公司，并不会引起市场导向媒体的高度关注，原因很可能在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主要由政府行政机构所推动与主导，加之我国对媒体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不足，导致市场导向媒体没有动力监督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执行情况。
(三)稳健性测试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测试：(1)为了避免估计方法选择上的偏差，我们还使用了2SLS估计方法进行联立方程组的估计；(2)借鉴于忠泊等(2011)以及权小锋和吴世农(2012)的研究设计，我们在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模型中，也采用上市年限和非流通股比例作为媒体关注度的工具变量，进行单一线性方程的2SLS估计，重复以上回归分析；(3)我们还对所有连续性变量进行了上下5%的Winsorize缩尾处理，重复上述回归分析；基本结论都未发生变化。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网络媒体关注和政策导向媒体关注可以提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但市场导向媒体关注不能提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表明，由于市场竞争机制的不成熟所导致的声誉机制的扭曲，只有当媒体信息更可能引起政府监管机构的重视时，媒体的高度关注才能给予上市公司足够的压力，迫使其改善内部控制；而单纯的市场媒体舆论监督无效。(2)网络媒体关注和政策导向媒体关注主要能够提高中央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但不能提高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表明，基于地方政府的政绩诉求和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会得到地方政府的行政和司法保护，引入行政监督的媒体治理机制也基本失效。
以上研究结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我国这样的市场竞争机制尚不成熟的转型经济国家，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媒体，其监督治理功能的发挥主要取决于政府行政机构的介入方式。例如，当政府以监管者的身份介入时，媒体的监督治理功能发挥作用；而当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以股东身份介入时，媒体的监督治理功能将失效。因此，要完善媒体的监督治理功能，一方面在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让市场的声誉机制能弥补单纯的行政监管所带来的低效率；另一方面则是改变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现状，保护媒体的言论自由权，减少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诉求而大量介入上市公司经营的行为。
①该指标采用的是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中所提供的2009年的指数。对于2010年的指数计算，我们用2009年的指数加上2005-2009这五年相对于前一年指数增加值的平均数；依此类推，计算了2011和2012年的指数。
作者介绍：逯东，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611130；付鹏，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611130；杨丹，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61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