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做好抗美援朝的宣传报道工作,新华社先后派出和调配了50多名记者、编辑赴朝,并组建了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及其分支机构。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新华社记者深入战斗前沿,与志愿军战士同甘苦,共患难,采写了大量有影响的新闻报道,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热爱祖国、参加祖国建设的热情,推动了抗美援朝斗争的进程,在新中国军事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志愿军总分社的创建 1950年9月,新华社记者陈伯坚从三野总分社奉调到北京总社军事组工作。10月2日,总社陈克寒社长找他谈话,说由于形势的发展要派他到东北边防部队,并说仗可能打也可能不打,打起来可能报道也可能不报道,一切都待到了前方再定。10月12日,陈伯坚从北京启程经沈阳前往丹东,到刚刚组建的志愿军政治部报到。当时,部队正在进行赴朝作战的动员,陈伯坚在志愿军部队中进行了广泛的采访,为赴朝后的新闻报道积累素材。10月中旬,他跟随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西线战场,成为首位随志愿军入朝采访的新华社记者。 1950年10月中下旬的一个晚上,新华社三野总分社副社长邓岗将林麟、李耐因、徐熊三位军事记者召到家里谈话。告诉他们,美军已推进到朝鲜半岛北部,威胁到我国东北,中央决定出兵朝鲜,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军侵略。三野九兵团的部队已经北调,准备入朝参战。新华总社决定派记者随军入朝,由他们三人组成新华社九兵团记者组,林麟任组长,立刻进京到总社接受任务。邓岗再三叮嘱,出兵朝鲜是军事秘密,一个字也不得对外泄露。他们三人先从南京到北京,接受总社领导指示并办理好相关手续后,又一起由北京去沈阳,到刚由华东地区抵达此间的九兵团政治部报到。11月中旬,他们随九兵团入朝,冒着冰雪严寒,翻越崎岖难行的高山峻岭,进入朝鲜东线战场。 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初,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中央决定对外不公开发布任何消息。11月7日,第一次战役结束时,新华社始以《朝人民军在中国志愿部队援助之下已在朝鲜西北部取得重要胜利》为题播发电讯,首次对外报道志愿军入朝参战的消息,这则战报新闻是毛泽东授意撰写并由他亲自修改审定的。之后不久,毛泽东又对朝鲜战场的军事新闻报道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并指示新华社派记者去朝鲜采访发电。 1951年1月,新社华总社根据形势发展需要,特派总社国内部军事组组长普金到朝鲜,建立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总分社社长由志愿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李唯一兼任,普金任专职副社长。与普金同时入朝的还有军事组编辑夏公然和邓蜀生。总分社建立后,邓蜀生留任编辑,夏公然下部队采访。志愿军总分社的建立,是新华社朝鲜前线报道工作逐步走向健全体制的开端。 此后,新华社总社、地方分社、军队分社等陆续有很多记者、编辑及其他工作人员被抽调或随部队到朝鲜前线参加新闻报道工作。 在战争环境的特殊条件下,志愿军总分社的编辑部一直都非常精干,通常只有一个副社长和采编主任,编辑仅有1至3名。另外,除了报务、译电人员,只有很少的勤杂人员。总分社领导除了组织指挥报道、审发稿件外,还亲自编辑稿件和撰写战报、军事述评等。总分社采编人员多数来自新华社在部队的分社和地方分社。志愿军各兵团在不同时期陆续入朝,新华社在各兵团的机构体制也不尽相同,如三兵团和十九兵团是新华分社,九兵团和二十兵团是记者组,五次战役后均统称为记者组。志愿军总部直接指挥的十三兵团未设记者组,一直由总分社派记者到所属部队采访报道。为加强对一些重要问题、重要战役、重点区域的宣传报道,志愿军总分社还先后成立了战俘问题报道组、反细菌战报道组、后勤记者组、上甘岭前线记者组、东海岸记者组、西海岸记者组、开城记者组等。 新华社在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新闻报道工作的,除志愿军总分社外,还包括平壤分社,以及在开城谈判期间参加我方代表团新闻处工作和中国记者团的人员,还有从事对外、摄影报道的同志(这两部分业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分属国际新闻局和新闻摄影局,1952年2月归并到新华社,成为对外新闻编辑部和新闻摄影部)等。1951年和1952年,总社特派记者华山曾先后三次到朝鲜前线采访,写出了《歼灭性的打击》、《万里纵横到处家》等脍炙人口的通讯名篇。 在战争第一线开展采访活动 朝鲜战场的环境是十分艰苦和危险的。志愿军总分社的编辑部常年设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由于洞内“滴答滴答”不停地渗水,被大家戏称为“水帘洞”。后来在山洞外搭起了一座简易的棚屋,编辑部平时在棚屋内办公,遇有敌机空袭时就进山洞里防空。总分社办公地点附近曾几次遭到敌机的轰炸和扫射。有一次敌机投下的炸弹就在附近几米处爆炸,屋内的烛火被气流震灭,稿件被震飞,总分社编辑丁德润、朱承修收拾好稿件进山洞隐蔽时,再次轰炸崩起的泥土石块纷纷打落在他们身上。轰炸过后,编辑们很快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志愿军总分社的记者经常深入部队、到战争第一线采访,他们忍饥耐寒,走过雪岭冰川,冒着敌机轰炸、冲过战火硝烟的封锁线,和志愿军战士同甘苦、共生死,写出了很多有血有肉、具体生动的报道。李翼振曾参加过第五次战役、上甘岭战役等报道工作,他回顾自己在朝鲜战场的经历时写道:“我们的记者下部队深入采访,与前线年轻战士吃住一起,不怕苦累,不顾生死,甚至前进到离敌阵不远的我军孤守前沿的哨兵岗位,亲切慰问最可爱的战士。”王玉章在朝鲜前线采访的约两年时间,曾到过志愿军的10个军,朝鲜的东线、中线、西线都去过,他在回忆中写道:“在前线采访同指挥部和指挥员建立密切的联系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深入到战争的第一线,同战士们在一起,同甘苦共生死,才能同战士们心连心,才能体会到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心胸和情怀,才能体察到他们是以怎样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英勇献身的精神来战胜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的。” 很多前线记者在深入前线采访的过程中都曾遭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险。李耐因在一次夜过广城岭的时候,由于天黑林深,道路难辨,他和交通员只好沿指挥部通往前方的电话线走,电话线有时搭在矮树枝上,有时拴在突出的岩石上,有时掩埋在雪下,非常难找,在零下30至40摄氏度的高山上,北风萧萧,白雪茫茫,远处炮声隆隆,他穿着一双大约有三斤重的鞋底有铁钉的圆头毛皮靴,在冰雪路上跌了不少跟头,下山时由于路太滑了,他干脆把鞋脱下来挂在肩头,脚上穿着布袜再裹上毛巾继续往前走,没想到在一个崖坎处又摔了一跤,皮靴从肩上甩了出去,滑落深谷不知去向,只好一直坚持到山下后勤部队的一个供应点,才领到新的棉鞋、毛巾和棉袜。阎吾在一次随军行动中,部队与敌遭遇,战场上的指挥员英勇牺牲。此时敌军向我军扑来,而我方却暂时失去统一指挥。情急之下,有战士看到记者身背望远镜,误认为他就是指挥员,请求他下命令投入战斗。由于记者了解敌人的情况和部队整个作战意图,坚信把这股敌人击退,就会为后续大军打开胜利通道,于是毅然指挥部队投入了战斗。战士们组成战斗小组向敌军冲杀过去,抢占了山头阵地,接着他又向部队首长报告了战场的最新消息,大部队迅速赶来,一举取得了歼灭敌人的胜利。 严寒的气候和恶劣的环境,使一些前线记者染上了疾病。姜庆肇在大德山采访时,与部队战士们一起住在被称为“地下长城”的坑道里,但住了不到10天就病倒了,腰直不起来,两眼模糊看不清东西,经医生诊断是得了风湿病和夜盲症。连队当即把他用担架送到团部,团首长决定送他到师后勤医院,但他坚决不同意,要求留在团卫生队治疗。治疗期间,他主动和医护人员了解部队伤病员情况,并请卫生队领导同意他每天采访一两位伤病员。根据采访的素材,他趴在两块木板拼成的病床上,写下了反映志愿军战士从来自祖国的家信中获得鼓舞和力量的通讯《家信和喜报》。徐熊传染上斑疹伤寒病倒于战地,在志愿军战地医院抢救下获生,但有半个多月时间他一直处于昏迷中,一边接受治疗,一边被向后方医院转运,回国休养一段时期之后他再次入朝参加前线报道工作。记者长期在前线战地采访,体力消耗很大,需要定期回国休整,但由于没有更多的军事记者替换,志愿军总分社的很多采编人员都是一直在朝鲜坚持工作,直到停战以后才回国。
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敌我斗争异常激烈,危险可能随时而至。新华社记者为完成采访报道任务,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1952年8月2日上午,新华社记者刘鸣正在位于坑道式防空洞内的我志愿军西线某师前线指挥所的值班室伏案写稿,此时一架敌机飞过该地上空,并投下6枚炸弹,其中一枚炸弹在洞顶爆炸,防空洞顿时垮塌,洞顶的土块、石块倾泻而下,刘鸣在爆炸中牺牲,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衣衫,染红了身边未完成的稿件。1953年8月4日上午,新华社记者周斯杰随联合观察小组第十组我方组员去东海岸江亭村军事分界线与对方组员会晤。途中我方一辆卡车触地雷被炸毁挡在路上,导致后面朝中组员乘坐的车辆无法按时赶到会晤地点,于是有几个人乘坐前面带路的一辆吉普车先行前往。周斯杰本来不在那辆吉普车上,但他为了尽快前去采访和了解情况,在车子开动的时刻跃身跳了上去,车子开出百米左右触雷爆炸,周斯杰光荣牺牲。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新华社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烈士还有郭普民、高健飞、樊勋龙、马自亮、丁明等。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新华社采编人员通过在朝鲜战场和停战谈判期间的工作实践,经受了考验和锻炼,提高了新闻业务水平,特别是学习、掌握了关于现代战争和国际报道的知识与本领,其中一些人员后来被派往新华社的驻外分社,走上了国际新闻报道的工作岗位。在朝鲜战场上,新华社很多同志都因为在工作岗位上的突出表现而立功受奖。1953年7月31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决定给予长期战斗在朝鲜半岛上的志愿军军事、政治、后勤等各方人员以崇高荣誉,分别授予勋章和奖章。新华社有100多位记者、编辑和报务、机要人员获得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三级国旗勋章和军功奖章。 打动人心的朝鲜前线报道 新华社抗美援朝报道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志愿军首长的关怀和具体指导下进行的。毛泽东不仅多次给新华社具体的报道指示,还亲自审阅修改和撰写了不少重要新闻,确立了抗美援朝报道的指导思想,也为新华社改进战报的写作作出了示范。1950年12月6日播发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解放平壤》。这条战报形式的消息是在事件发生后几小时内播发的,成为首次报道这一事件的独家新闻,产生了震动中外的效果。彭德怀司令员也对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的报道工作给予了具体的关心和指导,他曾亲切接见志愿军总分社编辑记者,并就战场形势和军事报道发表讲话。1951年2月15日新华社播发的《汉江前线志愿军战士对敌人的嘲笑》一稿,是在彭德怀授意下由志愿军总分社副社长普金撰写的,新华总社表扬这篇稿件“极合时宜,宣传作用很大,把敌人挖苦得无容身之地”。 朝鲜战争是一场异常复杂并且举世瞩目的战争,新华社朝鲜前线的新闻报道任务也是非常艰巨的,不仅要做好对国内的宣传,而且要面向全世界,照顾到世界范围内读者的要求,根据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为此,志愿军总分社要求记者要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提高政治意识和大局观念,提高写作能力,加强自我思想改造,努力把朝鲜战争的报道工作做得更好。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51年和1952年两年中,志愿军总分社就共向总社发消息、通讯、述评约1000篇,平均每月发稿41篇多,其中93%左右被总社采用。通过大量朝鲜前线报道,新华社有力地宣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的重大胜利,反映了战争的进程和基本形势,颂扬了志愿军战士旺盛的战斗情绪、钢铁般的战斗意志和崇高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以及中朝军队和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及其失败,这些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0年11月25日新华社播发了陈伯坚采写的战地通讯《在朝鲜战场上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通讯的开头引用了流传在志愿军战士中的一首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小诗。著名音乐家周巍峙看到《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新华社记者的这篇报道后,很受感动,当即为这首诗谱了曲,后来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首歌很快在国内广为传唱,并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一首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歌曲。 1950年12月24日,新华社播发了本社记者发自朝鲜北部的新闻通讯《不朽的杨根思英雄排》,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三连连长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事迹。随着这篇通讯的播发,杨根思的英雄事迹很快在国内外传播开来。后来,在拍摄电影《英雄儿女》时,导演和编剧对志愿军英雄王成牺牲的细节进行具体构思时,部分取材于杨根思的事迹。在朝鲜战场上首次对外报道杨根思英勇牺牲事迹的,是时任九兵团二十军《先锋报》和新华支社记者的华敏。由于对杨根思英雄排事迹的出色报道,兵团党委于1952年11月20日给华敏记三等功一次。 1952年2月4日,新华社播发了本社记者戴煌发自朝鲜前线的新闻通讯《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侦察队文书罗盛教舍身抢救落水朝鲜少年的英雄事迹。这篇报道由志愿军总分社副社长普金亲自布置,记者戴煌在冰天雪地中翻山越岭前往罗盛教生前所在部队驻地采访。通讯经志愿军总分社编辑朱承修初编,又经过副社长普金改定,用特急电发往北京新华总社。罗盛教的报道经新华社播发后,很快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他生前所在部队和他的家属都收到大量来自国内外的慰问信,人们纷纷表示要学习罗盛教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建设国家、保卫和平的伟大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1952年10月下旬到12月下旬上甘岭战役报道中,总分社共发稿60篇,被新华社总社采用54篇。这次报道除战报、军事述评和综合性战斗通讯外,还采写了关于步兵、炮兵、高射炮兵、通讯兵、后勤工作、朝鲜人民、敌军俘虏等多方面的新闻通讯,全面、生动地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英勇顽强、机智灵活的战斗情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志,受到总社的通报表扬。上甘岭战役报道中宣传了许多志愿军英雄人物的事迹,特别是由记者石峰、王玉章采写的《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和通讯员郑大藩采写的《伟大的战士邱少云》两篇稿件,分别报道了黄继光用身体堵住敌人正在发射的枪眼和邱少云为执行潜伏任务在雄雄烈火中牺牲的事迹,在人民群众和部队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志愿军英雄们身上体现出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精神和优秀品质,深深感动了亿万读者,成为人民学习的榜样。 除以上提到的这些报道外,新华社抗美援朝报道的代表作品还有夏公然的《范佛里特秋季攻势第一回合的败绩》,刘鸣的《火线一夜话祖国》,徐熊的《战友》、《正义的军队》,李耐因的《不朽的友谊》、《快乐的战地之家》,李翼振的《与敌机作斗争》,王玉章、韩庆祥的《从一座桥看美军“空中优势”》,尤璐的《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姜庆肇的《运输线上的防空哨兵》、《爱国号》,刘尔宁的《战斗在朝鲜天空的“银燕”》,张结的《神勇的侦察兵》,朱承修的《海岛上的歼灭战》,谢芝麟的《海上阻击战》,徐孔的《朝中渠》,殷步实的《一个朝鲜的战时集市》,林麟的《战俘营中的圣诞节》,阎吾的《打破顾虑、回归祖国》,高向明的《美国将军的供状》、《虎口余生》等。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新闻报道,不仅在被媒体大量采用,其中一些优秀作品后来还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或通讯作品集。 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志愿军总分社的一些记者被抽调前往开城,参加了停战谈判的动态报道、遣返战俘和监督停战的报道等。普金和陈伯坚还分别被指定为中国记者团团长和秘书长。在他们调往开城工作期间,先后由夏公然、李耐因、林麟主持总分社的军事报道工作。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分期分批自朝鲜撤回国内,在朝鲜的志愿军总部缩编为兵团建制,新华社在志愿军的报道机构于1954年5月相应改为志愿军分社。志愿军分社社长由新改组的志愿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钱抵千兼任,周泽民任采编主任。1956年,志愿军分社撤销,由新华社总社解放军分社派记者李犁常驻志愿军进行有关报道,直至志愿军部队1958年全部撤离回国。 (责任编辑 谢文雄)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做好抗美援朝的宣传报道工作,新华社先后派出和调配了50多名记者、编辑赴朝,并组建了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及其分支机构。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新华社记者深入战斗前沿,与志愿军战士同甘苦,共患难,采写了大量有影响的新闻报道,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热爱祖国、参加祖国建设的热情,推动了抗美援朝斗争的进程,在新中国军事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志愿军总分社的创建 1950年9月,新华社记者陈伯坚从三野总分社奉调到北京总社军事组工作。10月2日,总社陈克寒社长找他谈话,说由于形势的发展要派他到东北边防部队,并说仗可能打也可能不打,打起来可能报道也可能不报道,一切都待到了前方再定。10月12日,陈伯坚从北京启程经沈阳前往丹东,到刚刚组建的志愿军政治部报到。当时,部队正在进行赴朝作战的动员,陈伯坚在志愿军部队中进行了广泛的采访,为赴朝后的新闻报道积累素材。10月中旬,他跟随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西线战场,成为首位随志愿军入朝采访的新华社记者。 1950年10月中下旬的一个晚上,新华社三野总分社副社长邓岗将林麟、李耐因、徐熊三位军事记者召到家里谈话。告诉他们,美军已推进到朝鲜半岛北部,威胁到我国东北,中央决定出兵朝鲜,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军侵略。三野九兵团的部队已经北调,准备入朝参战。新华总社决定派记者随军入朝,由他们三人组成新华社九兵团记者组,林麟任组长,立刻进京到总社接受任务。邓岗再三叮嘱,出兵朝鲜是军事秘密,一个字也不得对外泄露。他们三人先从南京到北京,接受总社领导指示并办理好相关手续后,又一起由北京去沈阳,到刚由华东地区抵达此间的九兵团政治部报到。11月中旬,他们随九兵团入朝,冒着冰雪严寒,翻越崎岖难行的高山峻岭,进入朝鲜东线战场。 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初,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中央决定对外不公开发布任何消息。11月7日,第一次战役结束时,新华社始以《朝人民军在中国志愿部队援助之下已在朝鲜西北部取得重要胜利》为题播发电讯,首次对外报道志愿军入朝参战的消息,这则战报新闻是毛泽东授意撰写并由他亲自修改审定的。之后不久,毛泽东又对朝鲜战场的军事新闻报道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并指示新华社派记者去朝鲜采访发电。 1951年1月,新社华总社根据形势发展需要,特派总社国内部军事组组长普金到朝鲜,建立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总分社社长由志愿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李唯一兼任,普金任专职副社长。与普金同时入朝的还有军事组编辑夏公然和邓蜀生。总分社建立后,邓蜀生留任编辑,夏公然下部队采访。志愿军总分社的建立,是新华社朝鲜前线报道工作逐步走向健全体制的开端。 此后,新华社总社、地方分社、军队分社等陆续有很多记者、编辑及其他工作人员被抽调或随部队到朝鲜前线参加新闻报道工作。 在战争环境的特殊条件下,志愿军总分社的编辑部一直都非常精干,通常只有一个副社长和采编主任,编辑仅有1至3名。另外,除了报务、译电人员,只有很少的勤杂人员。总分社领导除了组织指挥报道、审发稿件外,还亲自编辑稿件和撰写战报、军事述评等。总分社采编人员多数来自新华社在部队的分社和地方分社。志愿军各兵团在不同时期陆续入朝,新华社在各兵团的机构体制也不尽相同,如三兵团和十九兵团是新华分社,九兵团和二十兵团是记者组,五次战役后均统称为记者组。志愿军总部直接指挥的十三兵团未设记者组,一直由总分社派记者到所属部队采访报道。为加强对一些重要问题、重要战役、重点区域的宣传报道,志愿军总分社还先后成立了战俘问题报道组、反细菌战报道组、后勤记者组、上甘岭前线记者组、东海岸记者组、西海岸记者组、开城记者组等。 新华社在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新闻报道工作的,除志愿军总分社外,还包括平壤分社,以及在开城谈判期间参加我方代表团新闻处工作和中国记者团的人员,还有从事对外、摄影报道的同志(这两部分业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分属国际新闻局和新闻摄影局,1952年2月归并到新华社,成为对外新闻编辑部和新闻摄影部)等。1951年和1952年,总社特派记者华山曾先后三次到朝鲜前线采访,写出了《歼灭性的打击》、《万里纵横到处家》等脍炙人口的通讯名篇。 在战争第一线开展采访活动 朝鲜战场的环境是十分艰苦和危险的。志愿军总分社的编辑部常年设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由于洞内“滴答滴答”不停地渗水,被大家戏称为“水帘洞”。后来在山洞外搭起了一座简易的棚屋,编辑部平时在棚屋内办公,遇有敌机空袭时就进山洞里防空。总分社办公地点附近曾几次遭到敌机的轰炸和扫射。有一次敌机投下的炸弹就在附近几米处爆炸,屋内的烛火被气流震灭,稿件被震飞,总分社编辑丁德润、朱承修收拾好稿件进山洞隐蔽时,再次轰炸崩起的泥土石块纷纷打落在他们身上。轰炸过后,编辑们很快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志愿军总分社的记者经常深入部队、到战争第一线采访,他们忍饥耐寒,走过雪岭冰川,冒着敌机轰炸、冲过战火硝烟的封锁线,和志愿军战士同甘苦、共生死,写出了很多有血有肉、具体生动的报道。李翼振曾参加过第五次战役、上甘岭战役等报道工作,他回顾自己在朝鲜战场的经历时写道:“我们的记者下部队深入采访,与前线年轻战士吃住一起,不怕苦累,不顾生死,甚至前进到离敌阵不远的我军孤守前沿的哨兵岗位,亲切慰问最可爱的战士。”王玉章在朝鲜前线采访的约两年时间,曾到过志愿军的10个军,朝鲜的东线、中线、西线都去过,他在回忆中写道:“在前线采访同指挥部和指挥员建立密切的联系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深入到战争的第一线,同战士们在一起,同甘苦共生死,才能同战士们心连心,才能体会到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心胸和情怀,才能体察到他们是以怎样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英勇献身的精神来战胜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的。” 很多前线记者在深入前线采访的过程中都曾遭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险。李耐因在一次夜过广城岭的时候,由于天黑林深,道路难辨,他和交通员只好沿指挥部通往前方的电话线走,电话线有时搭在矮树枝上,有时拴在突出的岩石上,有时掩埋在雪下,非常难找,在零下30至40摄氏度的高山上,北风萧萧,白雪茫茫,远处炮声隆隆,他穿着一双大约有三斤重的鞋底有铁钉的圆头毛皮靴,在冰雪路上跌了不少跟头,下山时由于路太滑了,他干脆把鞋脱下来挂在肩头,脚上穿着布袜再裹上毛巾继续往前走,没想到在一个崖坎处又摔了一跤,皮靴从肩上甩了出去,滑落深谷不知去向,只好一直坚持到山下后勤部队的一个供应点,才领到新的棉鞋、毛巾和棉袜。阎吾在一次随军行动中,部队与敌遭遇,战场上的指挥员英勇牺牲。此时敌军向我军扑来,而我方却暂时失去统一指挥。情急之下,有战士看到记者身背望远镜,误认为他就是指挥员,请求他下命令投入战斗。由于记者了解敌人的情况和部队整个作战意图,坚信把这股敌人击退,就会为后续大军打开胜利通道,于是毅然指挥部队投入了战斗。战士们组成战斗小组向敌军冲杀过去,抢占了山头阵地,接着他又向部队首长报告了战场的最新消息,大部队迅速赶来,一举取得了歼灭敌人的胜利。 严寒的气候和恶劣的环境,使一些前线记者染上了疾病。姜庆肇在大德山采访时,与部队战士们一起住在被称为“地下长城”的坑道里,但住了不到10天就病倒了,腰直不起来,两眼模糊看不清东西,经医生诊断是得了风湿病和夜盲症。连队当即把他用担架送到团部,团首长决定送他到师后勤医院,但他坚决不同意,要求留在团卫生队治疗。治疗期间,他主动和医护人员了解部队伤病员情况,并请卫生队领导同意他每天采访一两位伤病员。根据采访的素材,他趴在两块木板拼成的病床上,写下了反映志愿军战士从来自祖国的家信中获得鼓舞和力量的通讯《家信和喜报》。徐熊传染上斑疹伤寒病倒于战地,在志愿军战地医院抢救下获生,但有半个多月时间他一直处于昏迷中,一边接受治疗,一边被向后方医院转运,回国休养一段时期之后他再次入朝参加前线报道工作。记者长期在前线战地采访,体力消耗很大,需要定期回国休整,但由于没有更多的军事记者替换,志愿军总分社的很多采编人员都是一直在朝鲜坚持工作,直到停战以后才回国。
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敌我斗争异常激烈,危险可能随时而至。新华社记者为完成采访报道任务,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1952年8月2日上午,新华社记者刘鸣正在位于坑道式防空洞内的我志愿军西线某师前线指挥所的值班室伏案写稿,此时一架敌机飞过该地上空,并投下6枚炸弹,其中一枚炸弹在洞顶爆炸,防空洞顿时垮塌,洞顶的土块、石块倾泻而下,刘鸣在爆炸中牺牲,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衣衫,染红了身边未完成的稿件。1953年8月4日上午,新华社记者周斯杰随联合观察小组第十组我方组员去东海岸江亭村军事分界线与对方组员会晤。途中我方一辆卡车触地雷被炸毁挡在路上,导致后面朝中组员乘坐的车辆无法按时赶到会晤地点,于是有几个人乘坐前面带路的一辆吉普车先行前往。周斯杰本来不在那辆吉普车上,但他为了尽快前去采访和了解情况,在车子开动的时刻跃身跳了上去,车子开出百米左右触雷爆炸,周斯杰光荣牺牲。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新华社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烈士还有郭普民、高健飞、樊勋龙、马自亮、丁明等。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新华社采编人员通过在朝鲜战场和停战谈判期间的工作实践,经受了考验和锻炼,提高了新闻业务水平,特别是学习、掌握了关于现代战争和国际报道的知识与本领,其中一些人员后来被派往新华社的驻外分社,走上了国际新闻报道的工作岗位。在朝鲜战场上,新华社很多同志都因为在工作岗位上的突出表现而立功受奖。1953年7月31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决定给予长期战斗在朝鲜半岛上的志愿军军事、政治、后勤等各方人员以崇高荣誉,分别授予勋章和奖章。新华社有100多位记者、编辑和报务、机要人员获得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三级国旗勋章和军功奖章。 打动人心的朝鲜前线报道 新华社抗美援朝报道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志愿军首长的关怀和具体指导下进行的。毛泽东不仅多次给新华社具体的报道指示,还亲自审阅修改和撰写了不少重要新闻,确立了抗美援朝报道的指导思想,也为新华社改进战报的写作作出了示范。1950年12月6日播发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解放平壤》。这条战报形式的消息是在事件发生后几小时内播发的,成为首次报道这一事件的独家新闻,产生了震动中外的效果。彭德怀司令员也对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的报道工作给予了具体的关心和指导,他曾亲切接见志愿军总分社编辑记者,并就战场形势和军事报道发表讲话。1951年2月15日新华社播发的《汉江前线志愿军战士对敌人的嘲笑》一稿,是在彭德怀授意下由志愿军总分社副社长普金撰写的,新华总社表扬这篇稿件“极合时宜,宣传作用很大,把敌人挖苦得无容身之地”。 朝鲜战争是一场异常复杂并且举世瞩目的战争,新华社朝鲜前线的新闻报道任务也是非常艰巨的,不仅要做好对国内的宣传,而且要面向全世界,照顾到世界范围内读者的要求,根据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为此,志愿军总分社要求记者要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提高政治意识和大局观念,提高写作能力,加强自我思想改造,努力把朝鲜战争的报道工作做得更好。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51年和1952年两年中,志愿军总分社就共向总社发消息、通讯、述评约1000篇,平均每月发稿41篇多,其中93%左右被总社采用。通过大量朝鲜前线报道,新华社有力地宣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的重大胜利,反映了战争的进程和基本形势,颂扬了志愿军战士旺盛的战斗情绪、钢铁般的战斗意志和崇高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以及中朝军队和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及其失败,这些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0年11月25日新华社播发了陈伯坚采写的战地通讯《在朝鲜战场上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通讯的开头引用了流传在志愿军战士中的一首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小诗。著名音乐家周巍峙看到《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新华社记者的这篇报道后,很受感动,当即为这首诗谱了曲,后来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首歌很快在国内广为传唱,并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一首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歌曲。 1950年12月24日,新华社播发了本社记者发自朝鲜北部的新闻通讯《不朽的杨根思英雄排》,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三连连长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事迹。随着这篇通讯的播发,杨根思的英雄事迹很快在国内外传播开来。后来,在拍摄电影《英雄儿女》时,导演和编剧对志愿军英雄王成牺牲的细节进行具体构思时,部分取材于杨根思的事迹。在朝鲜战场上首次对外报道杨根思英勇牺牲事迹的,是时任九兵团二十军《先锋报》和新华支社记者的华敏。由于对杨根思英雄排事迹的出色报道,兵团党委于1952年11月20日给华敏记三等功一次。 1952年2月4日,新华社播发了本社记者戴煌发自朝鲜前线的新闻通讯《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侦察队文书罗盛教舍身抢救落水朝鲜少年的英雄事迹。这篇报道由志愿军总分社副社长普金亲自布置,记者戴煌在冰天雪地中翻山越岭前往罗盛教生前所在部队驻地采访。通讯经志愿军总分社编辑朱承修初编,又经过副社长普金改定,用特急电发往北京新华总社。罗盛教的报道经新华社播发后,很快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他生前所在部队和他的家属都收到大量来自国内外的慰问信,人们纷纷表示要学习罗盛教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建设国家、保卫和平的伟大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1952年10月下旬到12月下旬上甘岭战役报道中,总分社共发稿60篇,被新华社总社采用54篇。这次报道除战报、军事述评和综合性战斗通讯外,还采写了关于步兵、炮兵、高射炮兵、通讯兵、后勤工作、朝鲜人民、敌军俘虏等多方面的新闻通讯,全面、生动地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英勇顽强、机智灵活的战斗情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志,受到总社的通报表扬。上甘岭战役报道中宣传了许多志愿军英雄人物的事迹,特别是由记者石峰、王玉章采写的《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和通讯员郑大藩采写的《伟大的战士邱少云》两篇稿件,分别报道了黄继光用身体堵住敌人正在发射的枪眼和邱少云为执行潜伏任务在雄雄烈火中牺牲的事迹,在人民群众和部队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志愿军英雄们身上体现出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精神和优秀品质,深深感动了亿万读者,成为人民学习的榜样。 除以上提到的这些报道外,新华社抗美援朝报道的代表作品还有夏公然的《范佛里特秋季攻势第一回合的败绩》,刘鸣的《火线一夜话祖国》,徐熊的《战友》、《正义的军队》,李耐因的《不朽的友谊》、《快乐的战地之家》,李翼振的《与敌机作斗争》,王玉章、韩庆祥的《从一座桥看美军“空中优势”》,尤璐的《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姜庆肇的《运输线上的防空哨兵》、《爱国号》,刘尔宁的《战斗在朝鲜天空的“银燕”》,张结的《神勇的侦察兵》,朱承修的《海岛上的歼灭战》,谢芝麟的《海上阻击战》,徐孔的《朝中渠》,殷步实的《一个朝鲜的战时集市》,林麟的《战俘营中的圣诞节》,阎吾的《打破顾虑、回归祖国》,高向明的《美国将军的供状》、《虎口余生》等。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新闻报道,不仅在被媒体大量采用,其中一些优秀作品后来还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或通讯作品集。 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志愿军总分社的一些记者被抽调前往开城,参加了停战谈判的动态报道、遣返战俘和监督停战的报道等。普金和陈伯坚还分别被指定为中国记者团团长和秘书长。在他们调往开城工作期间,先后由夏公然、李耐因、林麟主持总分社的军事报道工作。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分期分批自朝鲜撤回国内,在朝鲜的志愿军总部缩编为兵团建制,新华社在志愿军的报道机构于1954年5月相应改为志愿军分社。志愿军分社社长由新改组的志愿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钱抵千兼任,周泽民任采编主任。1956年,志愿军分社撤销,由新华社总社解放军分社派记者李犁常驻志愿军进行有关报道,直至志愿军部队1958年全部撤离回国。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