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高速发展，优势互补明显，贸易结构日趋多元化。贸易的飞速增长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惠，给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贸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以来，中美贸易摩擦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包括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问题、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纺织品配额问题以及贸易发展不平衡问题等。例如，2002年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实施钢铁保障行动；2003年美国对华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2004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彩电和寝室木家具征收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还明令禁止美国进口中国购物袋，美国主要纺织品服装协会和工会要求推迟取消纺织品配额。中美贸易摩擦接二连三地发生，引起了中美两国政界与经济界的不安。
从中美贸易发展的过程看，两国的贸易摩擦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中美贸易长期持续不平衡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主要由以下原因综合导致的。
第一，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无疑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将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而当收入水平比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国一般是高技术高档产品。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这就导致美国会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他们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却非常低。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第二，美国贸易的保护主义加强了对其国内产业的保护。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特征，即在出口贸易上推行自由化原则，在进口贸易上则坚持保护主义，要求实行所谓的“公平贸易”。在这种政策的主导下，只要经济衰退或者美国国内产业竞争力下降，就会导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增强，从而引发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由于中国的入世效应，出口快速增加，加上美国自2001年后出现经济衰退，美国“夕阳产业”就业人数大幅减少。因此，美国政府在贸易政策上加强了贸易保护，例如，实施限制钢铁进口的“201”条款，颁布了新的农业补贴法案等。虽然钢铁保障措施并非专门针对中国，但也直接影响了中国每年3.7亿美元的钢铁出口。
第三，美国对华采取歧视性贸易政策,中国虽已加入世贸组织,但根据中美协议中国入世十五年内美国仍然可以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协议》，对于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时，用其国内价格进行比较可能是不适当的，而用“替代国”类似产品国内价格来比较，这样就导致美国对世贸组织反倾销条款的滥用。2003年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力度，对中国的彩电、家具、纺织品等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或者实行配额限制,这是美国对华实行歧视性贸易政策的典型表现，也是引发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重要原因。
第四，中国威胁论。美国的反华势力视中国为潜在敌人，认为中国发展强大之后必然会谋求亚洲的霸主地位，中美对抗将是世界最主要的两大势力对垒。美国在经济上不愿看到中美经贸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认为这样是在制造一个潜在的敌人。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他们提出了“中国威胁论”、“遏止中国论”，这些不同程度的激化了贸易摩擦，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摩擦的解决。
第五，中国企业自身和政府部门一些做法也有不当之处。中国企业有“薄利多销”的传统，再加上中国长期对外贸企业进行出口补贴，导致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
品定价过低，因而经常被控倾销。甚至还有企业为了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无利也要销售，造成不规范的定价行为，结果为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提供了口实。 另外,中国国内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中国政府全面履行世贸组织协议的进程，也成为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重要因素。
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地位的提高，贸易摩擦也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多方面努力，更好的处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
首先，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从而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差异。这种差异的缩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使中美贸易实现平衡，从而使中美贸易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其次，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贸易政策，诸如自动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措施。这种贸易政策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起到对逆差国和进口国产生有效的安抚作用。同时，又把限制出口的主动权掌握在出口国手中。这样一来，中国可以有选择地对那些对中国经济造成损害较小的出口产品进行限制，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再次，中国在时机成熟的前提下，可以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 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海尔成功地在美国投资设厂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厂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榜样。
总之，在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中，中国应该自觉严格遵守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积极寻求世界贸易组织裁决和保护，将两国的贸易争端置于统一公平的规则下进行解决。
中美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高速发展，优势互补明显，贸易结构日趋多元化。贸易的飞速增长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惠，给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贸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以来，中美贸易摩擦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包括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问题、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纺织品配额问题以及贸易发展不平衡问题等。例如，2002年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实施钢铁保障行动；2003年美国对华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2004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彩电和寝室木家具征收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还明令禁止美国进口中国购物袋，美国主要纺织品服装协会和工会要求推迟取消纺织品配额。中美贸易摩擦接二连三地发生，引起了中美两国政界与经济界的不安。
从中美贸易发展的过程看，两国的贸易摩擦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中美贸易长期持续不平衡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主要由以下原因综合导致的。
第一，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无疑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将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而当收入水平比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国一般是高技术高档产品。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这就导致美国会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他们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却非常低。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第二，美国贸易的保护主义加强了对其国内产业的保护。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特征，即在出口贸易上推行自由化原则，在进口贸易上则坚持保护主义，要求实行所谓的“公平贸易”。在这种政策的主导下，只要经济衰退或者美国国内产业竞争力下降，就会导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增强，从而引发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由于中国的入世效应，出口快速增加，加上美国自2001年后出现经济衰退，美国“夕阳产业”就业人数大幅减少。因此，美国政府在贸易政策上加强了贸易保护，例如，实施限制钢铁进口的“201”条款，颁布了新的农业补贴法案等。虽然钢铁保障措施并非专门针对中国，但也直接影响了中国每年3.7亿美元的钢铁出口。
第三，美国对华采取歧视性贸易政策,中国虽已加入世贸组织,但根据中美协议中国入世十五年内美国仍然可以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协议》，对于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时，用其国内价格进行比较可能是不适当的，而用“替代国”类似产品国内价格来比较，这样就导致美国对世贸组织反倾销条款的滥用。2003年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力度，对中国的彩电、家具、纺织品等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或者实行配额限制,这是美国对华实行歧视性贸易政策的典型表现，也是引发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重要原因。
第四，中国威胁论。美国的反华势力视中国为潜在敌人，认为中国发展强大之后必然会谋求亚洲的霸主地位，中美对抗将是世界最主要的两大势力对垒。美国在经济上不愿看到中美经贸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认为这样是在制造一个潜在的敌人。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他们提出了“中国威胁论”、“遏止中国论”，这些不同程度的激化了贸易摩擦，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摩擦的解决。
第五，中国企业自身和政府部门一些做法也有不当之处。中国企业有“薄利多销”的传统，再加上中国长期对外贸企业进行出口补贴，导致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
品定价过低，因而经常被控倾销。甚至还有企业为了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无利也要销售，造成不规范的定价行为，结果为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提供了口实。 另外,中国国内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中国政府全面履行世贸组织协议的进程，也成为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重要因素。
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地位的提高，贸易摩擦也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多方面努力，更好的处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
首先，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从而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差异。这种差异的缩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使中美贸易实现平衡，从而使中美贸易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其次，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贸易政策，诸如自动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措施。这种贸易政策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起到对逆差国和进口国产生有效的安抚作用。同时，又把限制出口的主动权掌握在出口国手中。这样一来，中国可以有选择地对那些对中国经济造成损害较小的出口产品进行限制，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再次，中国在时机成熟的前提下，可以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 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海尔成功地在美国投资设厂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厂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榜样。
总之，在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中，中国应该自觉严格遵守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积极寻求世界贸易组织裁决和保护，将两国的贸易争端置于统一公平的规则下进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