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会计系往事（十五）
发布日期：2017-04-28 作者：汪一凡
半个世纪后重续师生缘
2012年10月23日,秋高气爽的重阳节，有四位客人拜访了葛家澍先生和夫人，他们是方正生、何生棠、林毓发和栾广斌，92岁高龄的葛先生兴致很高,宾主相谈甚欢，栾广斌全程录像留念。第二天，则是厦门大学原副校长吴水澎教授亲自陪同，与客人们逛厦门老街，并招待宴请。有网友打趣说：吴教授亲自当导游，太“奢侈了”。他们是谁，为什么受到如此热情的接待呢？
这里有两位主角：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方正生教授，和退休前是三级警监的何生棠总会计师，还有两位是陪同他们来的：林毓发是葛先生的学生，方先生的好友，栾广斌是林先生的学生。
两位主角的身份较特殊：1963年，高教部确定我国首次招考会计学研究生2名（当时尚无学位制度，不分硕士博士）,招考学校是厦门大学，唯一的指导老师是葛家澍副教授，学习期限3年。申请报名日期是1963年10月24日至1963年11月2日。考试日期1964年2月19日至2月21日。他们正是当年考取了，却因故未能报到的两位考生。
葛老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两位研究生上课。
中:方正生 右:何生棠 摄影:栾广斌
前排左起：何生棠、葛师母、葛老师、方正生
后排：栾广斌（左）、林毓发（右）
左起：何生棠、吴水澎、栾广斌、方正生
（逛街时间是2012.10.24上午——相机日期和时间有误；林毓发摄）
未经证实的说法，在高教部征询导师人选时，是上财的娄尔行先生推荐了葛先生。也可以注意到，在此前，葛先生是全国高等学校文科统编教材《会计原理》的四位作者之一。本校会计学科的第二本“大书”、1962年9月出版的《会计学原理》也是葛先生任主编，已在全国会计界有了一定影响。
两人参加了招生考试,结束后等待学校的通知。根据高教部的《1964年招收研究生简章》第十条规定：“新生入学在1964年9月。考生正式被录取为研究生，由招生单位在7月31日以前通知考生所在单位转告本人。”上世纪60年代学校招生录取的做法是：录取，发录取通知书，告知报到时间、地点和报到时需带证件，考生凭录取通知书和证件按时到指定地点报到，逾期不报到则取消资格；未被录取，不发通知，不得查询分数，不回答未被录取原因。在当年7月31日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时，他们以为没被录取，这事也就过去了。
9年后的1973年3月份，方正生认识了葛家澍老师和吴水澎老师，才知道他当时其实是考取了，葛老师也一直记得他们。他工作所在的学校组织赴上海进行教改调查，他们到上海财政局，请局里介绍到工厂去学习调查。办公室的杨同志告知，厦门大学葛家澍教授明天要到上海衬衣二厂，你们明天可以在上班时间到这里来和他一道去。以下是从方正生（考研时原名方镇生）博客的有关文章中摘录出来的相关情况：
次日我们如约到了财政局，财政局的同志将我们“组头”与葛老师作了相互介绍后，我们便与葛老师到公交车站候车。途中我与葛老师有过短暂的交谈，到了衬衣二厂，在会议室葛老师与我隔着一个座位而坐，老师便侧身过来问我姓什么？我回答说姓方后，葛老师问：“你叫方镇生？”当他得到我的确认后，葛老师将手伸过来与我握手，并让我晚饭后去上海人民出版社招待所224房间找他。 晚饭后我急不可耐的赶过去，敲开门，是葛老师的助手吴水澎老师接待我的，他说葛老师在冲凉。进屋落座后我们便聊开了，吴老师谈到他63年在厦大毕业，比我早一届。63年招考的研究生中，被录取的两人是我和山东的何生棠，由于国家的原因叫停，未发录取通知。葛老师洗毕，与我交谈了两个小时左右，因见葛老师为人很谦和，对晚辈也很关爱，我除了聆听教诲以外，还大胆地向老师请教了一些我正在学习和研究的会计方面的问题（为免冲淡主线,请见文后附录-汪注）。葛老师先谈了1963年他招收研究生的录取情况，然后说：这次来上海是修改准备出版的《会计原理》，并作有关调查。
据葛家澍先生的回忆，详情是 “初步决定录取两个人：方镇生和何生棠。但到1964年，……全国展开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形势迅速改变，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还未发出，高教部就喊停了。”
此后方正生学长就和葛先生有了联系，葛家澍老师在会面时几乎每次都会说到，何生棠文革后就没看到他的消息了。2010年年3月，方正生去厦门祝贺葛老师90华诞，葛老师还在念叨。
这时候，另一位考生何生棠对考取的事还一无所知。直到2011年3月,他在方正生的博客上读到《我国首次招考会计学研究生是何情况？》等文章，才与“同科”方正生建立起联系。他的记忆力极好，撰文回忆已经尘封了48年的报考往事,所有日期都很清楚，甚至还能记得他的研究生准考证编号是“厦大138号”。
方正生及时地将何生棠情况向葛老师汇报了，为了使92岁高龄的葛老师对何生棠的
关心进一步释怀，在栾广斌的热心组织下，他们决定趁重阳节去厦门一起去看望葛老师。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会面，特别是何生棠学长，是来面见导师，重续半个世纪以来的师生缘分的！
在厦门大学会计系往事10《管理会计引进史推进了30年》中，由于有汪慕恒先生翻译西方专著的馆藏学位论文，有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后续研究论文，还有当年学生采访录像证实的课堂实际教学活动，做出“推进30年”的结论，论据是很充分的。这个建国后会计研究生全国首次招生，虽然是还未正式发录取通知书就叫停了，仍然不失为中国现代会计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有必要在本校会计学科的历史上留下关于此次研招的记录，在研究生名单上将两位学长列入，这都是必须的，也是我们在校的会计人必须要做的――向会计前辈们致敬！
更多详情，请见如下附录中两位学长的相关博文。
附录一
我与葛家澍老师
方正生
1973年2月底，学校组织了六位老师（我是其中之一）赴上海进行教改调查，我们到了复旦大学（当时上海财院并入该校）、财政局、江湾机械厂、吴淞化肥厂、上海衬衣二厂、上海三药厂，还有手工业管理局和上海手工业财会人员训练班等单位，完成了学习访问任务，于3月中旬返回学校。
在上海期间，我有幸见到了10年前我考取的厦门大学研究生的导师——葛家澍教授。那是3月2日，我们到上海财政局，请局里给我们介绍到一个财务与会计工作搞得比较好的工厂去学习调查，办公室的杨同志告诉我们，厦门大学葛家澍教授正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修改《会计原理》，明天他要到上海衬衣二厂，你们明天可以在上班时间到这里来和他一道去。
次日我们如约到了财政局，财政局的同志将我们“组头”与葛老师作了相互介绍后，我们便与葛老师到公交车站候车。途中我与葛老师有过短暂的交谈，到了衬衣二厂，在会议室葛老师与我之间隔着一个座位而坐，老师便侧身过来问我姓什么？我回答说姓方后，葛老师问：“你叫方镇生？”当他得到我的确认后，葛老师将手伸过来与我握手，并让我晚饭后去上海人民出版社招待所224房间找他。
晚饭后我急不可耐的赶到葛老师叫我去的地方，敲开门，是葛老师的助手吴水澎老师接待我的，他说葛老师在冲凉。进屋落坐后我们便聊开了，吴老师谈到他63年在厦大毕业，比我早一届，63年招考的研究生中，被录取的两人是我和山东的何生棠，由于国家的原因叫停，未发录取通知。还谈到葛老师、余绪缨老师，他们先后在1945、194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他们两人的英语都很好，对青年老师要求很严，要求将政治经济学、哲学和数学搞好。吴老师还说：葛老师治学严谨，肯下功夫。他是厦大建国后第一批由讲师提升为副教授的人之一。当时厦大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问题》编辑部和教研室就只一套人马，葛老师一个人就做几个人的工作。还谈到葛老师、余老师的思想都比较活跃。
葛老师洗毕，与我交谈了两个小时左右（因见葛老师为人很谦和，对晚辈也很关爱，我除了聆听教诲以外，还大胆地向老师请教了一些我正在学习和研究的会计方面的问题）。
葛老师先谈了1963年他招收研究生的录取情况，然后说：这次来上海是修改准备出版的《会计原理》，并作有关调查。
1、这次原理修改有比较大的变动：
（1）增加了群众核算原理。（2）我们主张对象是资金运动，因此将主要经营过程的核算改为资金、成本和利润的核算。（3）将借贷、收付记账法作附录（注：借贷记账法在文革期间是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来批判的，一般教材那时都只写增减记账法）。
2、《会计原理》的大体章节是：
(1)总论 (2)对象与方法 (3)群众核算 (4)资金、成本和利润的核算（5）凭证、账簿与检查（6）会计报表（7）附录
3、关于借贷记账方法问题：
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肯定或否定，从初学者和当前需要大量培训财会人员来说，增减记账法是有其好处。
有小道消息说，罗马利亚（阿尔巴利亚？）经济代表团到财政部访问时提出，报纸上说借贷记账法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那我们使用如何说呢（先问过增减记账法，财政部接谈的同志回答可能说服力不强）？结果这一问题反映到了李先念副总理那里，李副总理说记账方法是个技术性问题，它可被这个阶级利用也可为那个阶级服务，不要拔得那高。
河北财经学校的同志到财政部要求财政部对记账方法表态，财政部的答复是：现在外贸、国外结算都还在使用借贷记账法，到底怎样财政部不好表态，使用什么好，教学什么方法好，大家都可选择采纳、讨论和研究。
4、北方交通大学原理中为什么由增减改为借贷而没有提增减法？
他们开始寄提纲给我们时不是这样，我们提出过不谈借贷记账法是否好的意见，不知他们是否是考虑这类意见而改的。
5、将工会专业课程改作会计原理、工业企业成本计算、工业企业财务管理与分析是可以的，只是要考虑与其他课程的结合。如结算就要在货币信用课程内考虑等等。
6、关于国外动态，文革以后更闭塞，一切国外报刊都订不到了，因此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7、核算反映创造价值是可以的，理论上也是成立的。不过现在这种反映：（1）是否与经济核算制有关（要用价值处理销售收入）与成本比较。（2）实践意义有多大？也是有实践意义的。如厦门瓷厂，该厂领导就要财务上每月给他的数字还要有可能实现的利润多少（财务预测性的）；也还可以考核产销关系……。（3）从理论上的对象来说是资金的循环，实际上是垫支资金的循环，同时作为整个资金循环过程来看，在生产过程也是没有完结。这个问题还是很值得研究。
8、资金运动这一对象与增减记账法的辩证关系？主要是从科目来讲占用和来源，就是一对矛盾。（插问：是否还可以说增减是一类科目下的两个侧面，因此增减表示是矛盾里面的矛盾？）对，大矛盾下还有小矛盾。借贷记账法在这些方面是严谨些。
9、这个公式（我写的计算流动资金的系数公式）从道理上讲是成立的。
葛老师讲到这里，我看了看表，时针已过晚上10点， 我很不好意思地说：“葛老师，耽误您时间太久了。”葛老师一面说等一会儿，一面拿出一套厦大当时的《工业会计》教材签上字赠送给我。出门时，老师握着我的手说：“今后我们多联系。”
（葛老师的讲话是根据方正生当时的记录整理，未经葛老师审阅，如有问题概由方正生负责。）
……（略）
附录二
报考我国首次会计学研究生的回忆
何生棠
方正生教授：您好！
我是何生棠。最近在您的博客上，读到〈我国首次招考会计学研究生是何情况？〉、〈我的大学校园生活（1）〉以及〈我的大学校园生活（5）〉，使我回忆起已经尘封48年的、报考我国首次会计学研究生的往事。
我国首次招考会计学研究生是由高教部组织的。招考专业是会计学，招考学校是厦门大学，指导老师是葛家澍副教授，学习期限3年。申请报名日期是1963年10月24日至1963年11月2日。我当时是山东省潍坊监狱财务科的主管会计，负责审核和汇总记帐凭证，编制会计报表和进行报表分析。我也报了名。厦门大学於1963年12月10日寄来了〈研究生准考证〉，编号为“厦大138号”，考试日期1964年2月19日至2月21日，考试地点在青岛市的山东海洋学院（现称中国海洋大学）。2月19日上午考外国语，下午考政治；20日上午加试语文（作文一篇），考试成绩不计入总成绩，只供招生单位录取时参考；21日上午考基础课，下午考专业课。各门课程都不指定参考书。每门课程考试时间都是180分钟。
(一)外国语。
我选择考俄语。因是首次招考，无前车可鉴。我当时错误地认为，考研究生的外语要求肯定要比大学本科生高，总不能只考薄薄的三本俄语课本，估计能考会计专业俄语的阅读能力和翻译能力。所以突击背诵俄语的会计单词，还通过母校老师借来马卡洛夫的《会计核算原理（俄文版）》。虽然难度很大，但我废寝忘食，不舍不弃，给力会计俄语。实际考题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都在那三本俄语课本里。我在外国语课程的复习时间最多，下的苦功最大，结果考试成绩不够理想。这是令我非常遗憾的。
（二）政治理论课。
政治理论课的主要试题，就是考周扬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这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学部（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当时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我曾经认真学习，写过读书笔记。所以这门课程考得还可以。后来才知道，周扬的这篇文章，事前曾呈请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批示：“讲得好，完全同意。”并修改了20处，其中整段加写的共有8段，最长一段达400多字，指令《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作为头条发表。
（三）基础课。
基础课是会计学原理。当时这门课程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统编教材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赵玉珉、娄尔行、葛家澍、吴诚之编著的《会计原理》；主要教学参考书是上海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厦门大学财务会计教研室编著的《会计学原理》（葛家澍主编）。我在1962年自学时就感到，《会计学原理》比《会计原理》编著得好。《会计原理》基本上没有摆脱苏联来华专家马卡洛夫编著的《会计核算原理》的格局，创新较少；《会计学原理》则以《资本论》为理论基础（当时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先生是《资本论》的两位译者之一，著名的《资本论》研究专家），理论水平高，新创意多，科学性强。特别是对会计核算对象的阐述，独树一帜，自成体系。我是认真学习过的。没想到，基础课主要考题就是“试述社会主义会计的对象”。我一看试题，喜出望外，心花怒放，从社会主义会计对象的一般说明开始，讲工业企业会计对象的具体化和社会主义会计对象的定义。在此基础上，我还临场发挥，把资金运动的依次继起性和同时并存性，作为资金的循环和周转的内容。自我感觉基础课考得还可以。
（四）专业课。
专业课是社会主义工业企业会计核算和经济活动分析。只出了一道大试题。第一部分是资料，某工厂1962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和1962年的损益表；第二部分是1963年的经济业务，一本《工业会计核算》教材里的主要经济业务都有了；第三部分是要求，要根据1962年资产负债表设置总帐和明细帐，登记期初余额；根据1963年经济业务编制记帐分录，登记明细帐和总帐，并对帐、结帐；根据帐簿资料编制1963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和1963年的损益表；根据上述证、帐、表资料，对该工厂1963年的经济活动进行分析。这道考题难度不大，但题量很大，时间相当紧张，只有全面、灵巧、熟练地掌握专业课程的内容，才能在180分钟内答完。虽然我在企业里当主管会计，答题没有大困难，但思想紧张，手忙脚乱。出场后我发现，在计提固定资产基本折旧时，只做了“借：车间经费、企业管理费 贷：基本折旧基金”分录，忘了做“借：国家基金 贷：固定资产折旧”分录。其他还有一些错漏。总的来说，这门课程考得还可以。
考试结束后，我回单位上班等学校通知。根据高教部的《1964年招收研究生简章》第十条规定：“新生入学在1964年9月。考生正式被录取为研究生，由招生单位在7月31日以前通知考生所在单位转告本人。”上世纪60年代学校招生录取的做法是：录取的，发录取通知书，通知书上告知报到时间、地点和报到时需带证件，考生凭录取通知书和证件按时到指定地点报到，逾期不报到则取消资格；未被录取的，不发通知，不得查询分数，不回答未被录取原因。所以，我在7月31日以前未接到所在单位转告的录取通知，就等于告知没有被录取。这是建国以来首次公开招考会计学研究生。我估计报名人数不会少，录取名额只有两人，自己水平不高，成绩一般，录取的机率不大。世间美好的东西很多，大家都希望能够得到。我是个草根百姓，不可能轻易得到一切。如果失去了太阳，还有星光照耀；失去了学历、学位，还有亲情、友情；即使离开了生命，还能拥有祖国大地的亲吻。自己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高兴，落榜安心”。神马都是浮云。这段历史就在淡定中慢慢地被尘封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国走上了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改革开放，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我欣逢盛世，正值盛年，历史还是给了我一些机遇。上世纪80年代，我所在的工作单位（潍坊监狱）成为全国监狱系统的红旗，被公安部授予“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称号，监狱的罪犯劳动场所成为国有大型企业。我担任了监狱（包含企业）的总会计师和高级会计师，在监狱改革、企业转型和会计电算化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保证了监狱安全、罪犯改造和生产经营的资金供应。我利用业余时间，主编和与人合编出版了12本财务会计著作，先后三次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会计电算化获得山东省第一届企业管理现代化优秀成果一等奖（首位人员）。我的警衔是专业技术三级警监，曾被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聘为经济系客座教授；部监狱管理局指定为全国监狱警官学校财经类专业系列教材的主审；应财政部政法行政司和司法部监狱局之聘，参加编写《监狱财务会计制度》，已于1997年在全国监狱推行。我在1985年被省财政厅考核为执业注册会计师。1998年退休以后，在潍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副主任会计师，从事社会审计工作。直到2008年满70岁，到达执业注师的最高年龄，才彻底退休。
我现在老年大学学习书法，修身养性；目前身体健康，儿孙绕膝，享乐天伦，欢度晚年。
厦门大学会计系往事（十五）
发布日期：2017-04-28 作者：汪一凡
半个世纪后重续师生缘
2012年10月23日,秋高气爽的重阳节，有四位客人拜访了葛家澍先生和夫人，他们是方正生、何生棠、林毓发和栾广斌，92岁高龄的葛先生兴致很高,宾主相谈甚欢，栾广斌全程录像留念。第二天，则是厦门大学原副校长吴水澎教授亲自陪同，与客人们逛厦门老街，并招待宴请。有网友打趣说：吴教授亲自当导游，太“奢侈了”。他们是谁，为什么受到如此热情的接待呢？
这里有两位主角：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方正生教授，和退休前是三级警监的何生棠总会计师，还有两位是陪同他们来的：林毓发是葛先生的学生，方先生的好友，栾广斌是林先生的学生。
两位主角的身份较特殊：1963年，高教部确定我国首次招考会计学研究生2名（当时尚无学位制度，不分硕士博士）,招考学校是厦门大学，唯一的指导老师是葛家澍副教授，学习期限3年。申请报名日期是1963年10月24日至1963年11月2日。考试日期1964年2月19日至2月21日。他们正是当年考取了，却因故未能报到的两位考生。
葛老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两位研究生上课。
中:方正生 右:何生棠 摄影:栾广斌
前排左起：何生棠、葛师母、葛老师、方正生
后排：栾广斌（左）、林毓发（右）
左起：何生棠、吴水澎、栾广斌、方正生
（逛街时间是2012.10.24上午——相机日期和时间有误；林毓发摄）
未经证实的说法，在高教部征询导师人选时，是上财的娄尔行先生推荐了葛先生。也可以注意到，在此前，葛先生是全国高等学校文科统编教材《会计原理》的四位作者之一。本校会计学科的第二本“大书”、1962年9月出版的《会计学原理》也是葛先生任主编，已在全国会计界有了一定影响。
两人参加了招生考试,结束后等待学校的通知。根据高教部的《1964年招收研究生简章》第十条规定：“新生入学在1964年9月。考生正式被录取为研究生，由招生单位在7月31日以前通知考生所在单位转告本人。”上世纪60年代学校招生录取的做法是：录取，发录取通知书，告知报到时间、地点和报到时需带证件，考生凭录取通知书和证件按时到指定地点报到，逾期不报到则取消资格；未被录取，不发通知，不得查询分数，不回答未被录取原因。在当年7月31日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时，他们以为没被录取，这事也就过去了。
9年后的1973年3月份，方正生认识了葛家澍老师和吴水澎老师，才知道他当时其实是考取了，葛老师也一直记得他们。他工作所在的学校组织赴上海进行教改调查，他们到上海财政局，请局里介绍到工厂去学习调查。办公室的杨同志告知，厦门大学葛家澍教授明天要到上海衬衣二厂，你们明天可以在上班时间到这里来和他一道去。以下是从方正生（考研时原名方镇生）博客的有关文章中摘录出来的相关情况：
次日我们如约到了财政局，财政局的同志将我们“组头”与葛老师作了相互介绍后，我们便与葛老师到公交车站候车。途中我与葛老师有过短暂的交谈，到了衬衣二厂，在会议室葛老师与我隔着一个座位而坐，老师便侧身过来问我姓什么？我回答说姓方后，葛老师问：“你叫方镇生？”当他得到我的确认后，葛老师将手伸过来与我握手，并让我晚饭后去上海人民出版社招待所224房间找他。 晚饭后我急不可耐的赶过去，敲开门，是葛老师的助手吴水澎老师接待我的，他说葛老师在冲凉。进屋落座后我们便聊开了，吴老师谈到他63年在厦大毕业，比我早一届。63年招考的研究生中，被录取的两人是我和山东的何生棠，由于国家的原因叫停，未发录取通知。葛老师洗毕，与我交谈了两个小时左右，因见葛老师为人很谦和，对晚辈也很关爱，我除了聆听教诲以外，还大胆地向老师请教了一些我正在学习和研究的会计方面的问题（为免冲淡主线,请见文后附录-汪注）。葛老师先谈了1963年他招收研究生的录取情况，然后说：这次来上海是修改准备出版的《会计原理》，并作有关调查。
据葛家澍先生的回忆，详情是 “初步决定录取两个人：方镇生和何生棠。但到1964年，……全国展开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形势迅速改变，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还未发出，高教部就喊停了。”
此后方正生学长就和葛先生有了联系，葛家澍老师在会面时几乎每次都会说到，何生棠文革后就没看到他的消息了。2010年年3月，方正生去厦门祝贺葛老师90华诞，葛老师还在念叨。
这时候，另一位考生何生棠对考取的事还一无所知。直到2011年3月,他在方正生的博客上读到《我国首次招考会计学研究生是何情况？》等文章，才与“同科”方正生建立起联系。他的记忆力极好，撰文回忆已经尘封了48年的报考往事,所有日期都很清楚，甚至还能记得他的研究生准考证编号是“厦大138号”。
方正生及时地将何生棠情况向葛老师汇报了，为了使92岁高龄的葛老师对何生棠的
关心进一步释怀，在栾广斌的热心组织下，他们决定趁重阳节去厦门一起去看望葛老师。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会面，特别是何生棠学长，是来面见导师，重续半个世纪以来的师生缘分的！
在厦门大学会计系往事10《管理会计引进史推进了30年》中，由于有汪慕恒先生翻译西方专著的馆藏学位论文，有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后续研究论文，还有当年学生采访录像证实的课堂实际教学活动，做出“推进30年”的结论，论据是很充分的。这个建国后会计研究生全国首次招生，虽然是还未正式发录取通知书就叫停了，仍然不失为中国现代会计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有必要在本校会计学科的历史上留下关于此次研招的记录，在研究生名单上将两位学长列入，这都是必须的，也是我们在校的会计人必须要做的――向会计前辈们致敬！
更多详情，请见如下附录中两位学长的相关博文。
附录一
我与葛家澍老师
方正生
1973年2月底，学校组织了六位老师（我是其中之一）赴上海进行教改调查，我们到了复旦大学（当时上海财院并入该校）、财政局、江湾机械厂、吴淞化肥厂、上海衬衣二厂、上海三药厂，还有手工业管理局和上海手工业财会人员训练班等单位，完成了学习访问任务，于3月中旬返回学校。
在上海期间，我有幸见到了10年前我考取的厦门大学研究生的导师——葛家澍教授。那是3月2日，我们到上海财政局，请局里给我们介绍到一个财务与会计工作搞得比较好的工厂去学习调查，办公室的杨同志告诉我们，厦门大学葛家澍教授正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修改《会计原理》，明天他要到上海衬衣二厂，你们明天可以在上班时间到这里来和他一道去。
次日我们如约到了财政局，财政局的同志将我们“组头”与葛老师作了相互介绍后，我们便与葛老师到公交车站候车。途中我与葛老师有过短暂的交谈，到了衬衣二厂，在会议室葛老师与我之间隔着一个座位而坐，老师便侧身过来问我姓什么？我回答说姓方后，葛老师问：“你叫方镇生？”当他得到我的确认后，葛老师将手伸过来与我握手，并让我晚饭后去上海人民出版社招待所224房间找他。
晚饭后我急不可耐的赶到葛老师叫我去的地方，敲开门，是葛老师的助手吴水澎老师接待我的，他说葛老师在冲凉。进屋落坐后我们便聊开了，吴老师谈到他63年在厦大毕业，比我早一届，63年招考的研究生中，被录取的两人是我和山东的何生棠，由于国家的原因叫停，未发录取通知。还谈到葛老师、余绪缨老师，他们先后在1945、194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他们两人的英语都很好，对青年老师要求很严，要求将政治经济学、哲学和数学搞好。吴老师还说：葛老师治学严谨，肯下功夫。他是厦大建国后第一批由讲师提升为副教授的人之一。当时厦大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问题》编辑部和教研室就只一套人马，葛老师一个人就做几个人的工作。还谈到葛老师、余老师的思想都比较活跃。
葛老师洗毕，与我交谈了两个小时左右（因见葛老师为人很谦和，对晚辈也很关爱，我除了聆听教诲以外，还大胆地向老师请教了一些我正在学习和研究的会计方面的问题）。
葛老师先谈了1963年他招收研究生的录取情况，然后说：这次来上海是修改准备出版的《会计原理》，并作有关调查。
1、这次原理修改有比较大的变动：
（1）增加了群众核算原理。（2）我们主张对象是资金运动，因此将主要经营过程的核算改为资金、成本和利润的核算。（3）将借贷、收付记账法作附录（注：借贷记账法在文革期间是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来批判的，一般教材那时都只写增减记账法）。
2、《会计原理》的大体章节是：
(1)总论 (2)对象与方法 (3)群众核算 (4)资金、成本和利润的核算（5）凭证、账簿与检查（6）会计报表（7）附录
3、关于借贷记账方法问题：
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肯定或否定，从初学者和当前需要大量培训财会人员来说，增减记账法是有其好处。
有小道消息说，罗马利亚（阿尔巴利亚？）经济代表团到财政部访问时提出，报纸上说借贷记账法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那我们使用如何说呢（先问过增减记账法，财政部接谈的同志回答可能说服力不强）？结果这一问题反映到了李先念副总理那里，李副总理说记账方法是个技术性问题，它可被这个阶级利用也可为那个阶级服务，不要拔得那高。
河北财经学校的同志到财政部要求财政部对记账方法表态，财政部的答复是：现在外贸、国外结算都还在使用借贷记账法，到底怎样财政部不好表态，使用什么好，教学什么方法好，大家都可选择采纳、讨论和研究。
4、北方交通大学原理中为什么由增减改为借贷而没有提增减法？
他们开始寄提纲给我们时不是这样，我们提出过不谈借贷记账法是否好的意见，不知他们是否是考虑这类意见而改的。
5、将工会专业课程改作会计原理、工业企业成本计算、工业企业财务管理与分析是可以的，只是要考虑与其他课程的结合。如结算就要在货币信用课程内考虑等等。
6、关于国外动态，文革以后更闭塞，一切国外报刊都订不到了，因此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7、核算反映创造价值是可以的，理论上也是成立的。不过现在这种反映：（1）是否与经济核算制有关（要用价值处理销售收入）与成本比较。（2）实践意义有多大？也是有实践意义的。如厦门瓷厂，该厂领导就要财务上每月给他的数字还要有可能实现的利润多少（财务预测性的）；也还可以考核产销关系……。（3）从理论上的对象来说是资金的循环，实际上是垫支资金的循环，同时作为整个资金循环过程来看，在生产过程也是没有完结。这个问题还是很值得研究。
8、资金运动这一对象与增减记账法的辩证关系？主要是从科目来讲占用和来源，就是一对矛盾。（插问：是否还可以说增减是一类科目下的两个侧面，因此增减表示是矛盾里面的矛盾？）对，大矛盾下还有小矛盾。借贷记账法在这些方面是严谨些。
9、这个公式（我写的计算流动资金的系数公式）从道理上讲是成立的。
葛老师讲到这里，我看了看表，时针已过晚上10点， 我很不好意思地说：“葛老师，耽误您时间太久了。”葛老师一面说等一会儿，一面拿出一套厦大当时的《工业会计》教材签上字赠送给我。出门时，老师握着我的手说：“今后我们多联系。”
（葛老师的讲话是根据方正生当时的记录整理，未经葛老师审阅，如有问题概由方正生负责。）
……（略）
附录二
报考我国首次会计学研究生的回忆
何生棠
方正生教授：您好！
我是何生棠。最近在您的博客上，读到〈我国首次招考会计学研究生是何情况？〉、〈我的大学校园生活（1）〉以及〈我的大学校园生活（5）〉，使我回忆起已经尘封48年的、报考我国首次会计学研究生的往事。
我国首次招考会计学研究生是由高教部组织的。招考专业是会计学，招考学校是厦门大学，指导老师是葛家澍副教授，学习期限3年。申请报名日期是1963年10月24日至1963年11月2日。我当时是山东省潍坊监狱财务科的主管会计，负责审核和汇总记帐凭证，编制会计报表和进行报表分析。我也报了名。厦门大学於1963年12月10日寄来了〈研究生准考证〉，编号为“厦大138号”，考试日期1964年2月19日至2月21日，考试地点在青岛市的山东海洋学院（现称中国海洋大学）。2月19日上午考外国语，下午考政治；20日上午加试语文（作文一篇），考试成绩不计入总成绩，只供招生单位录取时参考；21日上午考基础课，下午考专业课。各门课程都不指定参考书。每门课程考试时间都是180分钟。
(一)外国语。
我选择考俄语。因是首次招考，无前车可鉴。我当时错误地认为，考研究生的外语要求肯定要比大学本科生高，总不能只考薄薄的三本俄语课本，估计能考会计专业俄语的阅读能力和翻译能力。所以突击背诵俄语的会计单词，还通过母校老师借来马卡洛夫的《会计核算原理（俄文版）》。虽然难度很大，但我废寝忘食，不舍不弃，给力会计俄语。实际考题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都在那三本俄语课本里。我在外国语课程的复习时间最多，下的苦功最大，结果考试成绩不够理想。这是令我非常遗憾的。
（二）政治理论课。
政治理论课的主要试题，就是考周扬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这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学部（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当时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我曾经认真学习，写过读书笔记。所以这门课程考得还可以。后来才知道，周扬的这篇文章，事前曾呈请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批示：“讲得好，完全同意。”并修改了20处，其中整段加写的共有8段，最长一段达400多字，指令《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作为头条发表。
（三）基础课。
基础课是会计学原理。当时这门课程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统编教材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赵玉珉、娄尔行、葛家澍、吴诚之编著的《会计原理》；主要教学参考书是上海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厦门大学财务会计教研室编著的《会计学原理》（葛家澍主编）。我在1962年自学时就感到，《会计学原理》比《会计原理》编著得好。《会计原理》基本上没有摆脱苏联来华专家马卡洛夫编著的《会计核算原理》的格局，创新较少；《会计学原理》则以《资本论》为理论基础（当时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先生是《资本论》的两位译者之一，著名的《资本论》研究专家），理论水平高，新创意多，科学性强。特别是对会计核算对象的阐述，独树一帜，自成体系。我是认真学习过的。没想到，基础课主要考题就是“试述社会主义会计的对象”。我一看试题，喜出望外，心花怒放，从社会主义会计对象的一般说明开始，讲工业企业会计对象的具体化和社会主义会计对象的定义。在此基础上，我还临场发挥，把资金运动的依次继起性和同时并存性，作为资金的循环和周转的内容。自我感觉基础课考得还可以。
（四）专业课。
专业课是社会主义工业企业会计核算和经济活动分析。只出了一道大试题。第一部分是资料，某工厂1962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和1962年的损益表；第二部分是1963年的经济业务，一本《工业会计核算》教材里的主要经济业务都有了；第三部分是要求，要根据1962年资产负债表设置总帐和明细帐，登记期初余额；根据1963年经济业务编制记帐分录，登记明细帐和总帐，并对帐、结帐；根据帐簿资料编制1963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和1963年的损益表；根据上述证、帐、表资料，对该工厂1963年的经济活动进行分析。这道考题难度不大，但题量很大，时间相当紧张，只有全面、灵巧、熟练地掌握专业课程的内容，才能在180分钟内答完。虽然我在企业里当主管会计，答题没有大困难，但思想紧张，手忙脚乱。出场后我发现，在计提固定资产基本折旧时，只做了“借：车间经费、企业管理费 贷：基本折旧基金”分录，忘了做“借：国家基金 贷：固定资产折旧”分录。其他还有一些错漏。总的来说，这门课程考得还可以。
考试结束后，我回单位上班等学校通知。根据高教部的《1964年招收研究生简章》第十条规定：“新生入学在1964年9月。考生正式被录取为研究生，由招生单位在7月31日以前通知考生所在单位转告本人。”上世纪60年代学校招生录取的做法是：录取的，发录取通知书，通知书上告知报到时间、地点和报到时需带证件，考生凭录取通知书和证件按时到指定地点报到，逾期不报到则取消资格；未被录取的，不发通知，不得查询分数，不回答未被录取原因。所以，我在7月31日以前未接到所在单位转告的录取通知，就等于告知没有被录取。这是建国以来首次公开招考会计学研究生。我估计报名人数不会少，录取名额只有两人，自己水平不高，成绩一般，录取的机率不大。世间美好的东西很多，大家都希望能够得到。我是个草根百姓，不可能轻易得到一切。如果失去了太阳，还有星光照耀；失去了学历、学位，还有亲情、友情；即使离开了生命，还能拥有祖国大地的亲吻。自己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高兴，落榜安心”。神马都是浮云。这段历史就在淡定中慢慢地被尘封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国走上了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改革开放，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我欣逢盛世，正值盛年，历史还是给了我一些机遇。上世纪80年代，我所在的工作单位（潍坊监狱）成为全国监狱系统的红旗，被公安部授予“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称号，监狱的罪犯劳动场所成为国有大型企业。我担任了监狱（包含企业）的总会计师和高级会计师，在监狱改革、企业转型和会计电算化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保证了监狱安全、罪犯改造和生产经营的资金供应。我利用业余时间，主编和与人合编出版了12本财务会计著作，先后三次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会计电算化获得山东省第一届企业管理现代化优秀成果一等奖（首位人员）。我的警衔是专业技术三级警监，曾被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聘为经济系客座教授；部监狱管理局指定为全国监狱警官学校财经类专业系列教材的主审；应财政部政法行政司和司法部监狱局之聘，参加编写《监狱财务会计制度》，已于1997年在全国监狱推行。我在1985年被省财政厅考核为执业注册会计师。1998年退休以后，在潍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副主任会计师，从事社会审计工作。直到2008年满70岁，到达执业注师的最高年龄，才彻底退休。
我现在老年大学学习书法，修身养性；目前身体健康，儿孙绕膝，享乐天伦，欢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