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列传 道光帝 孙文范 冯士钵 于伯铭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5第一版（1995.7第三次印刷）
当此之时，对于大清王朝来说，是一个由盛转衰的时代，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政体行将解体的时代，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则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大碰撞的历史巨变的时代。（p1）
到十九世纪初，清王朝面临的已是列强环伺、剑拔弩张的紧张形势，几乎当时世界上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都来到了中国的大门前面。如何应付这一“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历史呼唤大清王朝推出一位力挽狂澜的圣明君主。（p15）
还在康熙时，清廷府库存银达五千余万两，至雍正六年（1728），府库存银六千万两，乾隆二十二年，府库存银七千万两，乾隆五十五年（1790），高达八千万两。但是，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府库存银则大跌至一千一百余万两，特别是到乾隆末年，府库存银几乎告罄，年存银只剩二百万两。为何至乾隆末年，国库空虚至此？除军费、河工、俸禄、养廉及各级官吏的贪污中饱之外，和封建帝王的大肆挥霍，铺张浪费有着直接的关系。以乾隆皇帝为例，在他在位期间，就曾先后六次南巡，五次巡幸五台山，五次告祭曲阜孔庙，七次东谒，两次巡游天津，一次登赏嵩山，一次游览正定，多次秋狝木兰、避暑热河，并且大兴土木，修建避暑山庄，修建圆明园，真可谓风流皇帝！（p15－16）
乾隆第五次南巡时，设在无锡附近的黄布城，占地就达六百多亩，黄布城对岸长达二里长的“照墙”，占田多达千亩。南巡时，御舟五只，随行船只四百余只；御马数十匹，随行官兵用马五、六千匹，乳牛七十五头，膳羊千头。如此庞大的开支，国库焉能不虚。直至退位以后，乾隆才对廷臣吴雄光说：“朕临御天下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p16）
针对乾隆末年的吏治败坏现象，乾隆本人亦无可奈何地慨叹道：“各省督抚中洁己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清高宗实录》第1484卷）此言并不过分。乾嘉时期，大凡官吏在赴任之前，预先要计算这一任官“出息”多少，“应酬”若干，“可入己者”几何，一年中的“陋规”和“属员之馈遗”多少，然后，方领凭上任。（洪亮吉《卷箷阁文甲集》第1卷）以至上自朝廷重臣，下至胥役小吏，无官不贪，“印官上任，书役馈送辄数万金；督抚过境，州县迎送必数万金”，“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章学诚《上执政论时务书》）更有甚者，不仅官吏本人私下中饱，且有上下勾结，集团贪污者，屡见不鲜。（p17）
当时在中央各部，各种腐败现象如吏部吃“通贿”，户部吃“平籴”，兵部克扣军饷，刑部吞没赎款，工部在兴建的工程中渔利，连“清苦”的礼部，也在科举考试中容情受贿等等，到处可见。（p51）
清制，入官重正途。自捐例一开，特别是清中叶以后，“名器不尊，登进乃滥，仕途因之殽杂”（《清史稿》第112卷）。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中叶以后财政日益支绌，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弥补不足，除变相增加税赋外，便大开捐纳，以卖官来增加收入。捐纳有常捐、大捐，常捐只捐出身虚衔，大捐则可买到知府以下的“实官”。出银买官者，到任后拼命搜刮地方，脧削百姓。在其任职期间，不仅要收回其捐官所用银两，还要“将本取利”，榨取更多的钱
财。捐官成为清代入仕的一条捷径。不仅没有功名的有钱人可以捐官，就是有了功名地位较低的在职官员，也可以银钱捐买较高的虚衔，这就更加促使了官僚集团的腐败。（p52）
清王朝每年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地丁杂税、盐课税和关税。财政收入又与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是否安定、灾害情况直接相关。（p72）
所谓节用，并非吝惜，而是要汰除奢华，节所当节；帝王治国，要量入为出，皇室的一切费用，都要以节俭为要，要有用有节，不伤财，不害民；要理顺财政，将节俭开支形成制度，财政管理部门要相互稽考。只有这样，国家有事，才不会忧虑国库空虚。道光把节俭不仅视为经济措施，而是作为他的施政纲领，是他要推行的节俭政治的重要内容。（p73）
但是，进入清代中期，经济繁荣的局面逐渐消失。自乾隆末年开始出现的衰败更为加剧。经济上的衰败，首先表现在土地兼并的急骤发展。乾隆时，湖北已是“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十之五六，旧时之人，今俱为佃耕之庄”。广西也因“田大半归富户”，出现了“民大半皆耕丁”的情况。乾隆时大学士和珅有地八千余顷。------土地的高度集中，说明更多的农民失去自耕的可能，不得不向地主租耕土地，忍受苛刻的剥削，把生产所得的五成以上缴给地主作为地租，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在封建剥削下，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再生产只能以简单方式进行，生产技术得不到改进，生产也就不能提高。其次，封建地主官僚搜刮的财富，除供其挥霍外，多投资于购买土地和高利贷剥削，很少投资于农业生产或别的生产行业。（p107－108）
英国主要的出口商品是呢绒、哔叽等毛纺织品，在中国却是“一种非常难卖的商品”。一个英国商人说：“我们发现没有人想买它。”整个十八世纪，为了换取中国赚钱的茶叶贸易，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忍痛亏本出卖它向中国出口的毛纺织品。而棉纺织品的情况更糟，英商说：“随便那一种都卖不出去”。原因就是进口的棉布价格太高，而且不大适合中国广大民众的穿着需要。中国老百姓自己织造的棉布，“虽然不怎么漂亮，却更合乎他们服式之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英国的印度花布往往要亏本百分之六十以上才能售出。三十年代初，“中国生产的南京布，无论在质地上和成本上，都优于曼彻斯特的棉布”。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广州进口的棉纺织品总共不过二百万元，只相当于广州出口丝茶价值的六分之一，英国除了以白银支付外，别无弥补贸易差额的手段。东印度公司船只的舱货，白银经常占了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至百分之九十以上。十八世纪中，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一般都在四五十万两之间，最高达一百五十万两之多。（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第17页）（p192－193）
鸦片战争以前，清王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对自己估计过高，形成了以下主官臆断：中国国力强盛，在战争中占优势；它善于使外来民族开化；它有着大黄、茶叶等外人没有而又不可缺少的商品，可使外国人接受臣属的地位。这种臆断，长时间地也就成为他们处理对外关系时的依据。直到十九世纪初，清王朝历史上的“武功盛世”，还陶醉着后继者，不时地去追忆那过时的“壮景”。(p228)
时过境迁，十八世纪晚期的鼎盛，恰是以后清王朝衰败的开始，到嘉庆中叶清王朝已是一个躯壳中空的“巨人”，衰败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诸方面反映出来。“康乾盛世”，急转直下，大厦将倾，油灯将尽。关在封闭天地中的继承者，虽然还依靠着祖宗的“荫福”而自豪，却已失去了祖辈的雄才大略及气魄和品质，只以守好“祖宗家业”为己任。
创业艰难，守业也非易事。就在清王朝滑向下坡的时候，西方殖民者越过大洋直扣帝国的大门，面对着前所未遇而又神秘莫测的扣门者，当时的王朝统治者——道光也只好“应战”。
道光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想守好“祖宗家业”，更想成为一个汉武帝、唐太宗式的有为之君。但道光重内轻外，外国之事从不过问，对变幻着的世界风云一无所知。（p229）
兵士的服装，除了上衣背后有个“勇”字外，余者和普通百姓无甚区别。在西方人眼中，清军不过是“一群肮脏不堪，面似乞丐的傢伙”（梦都思：《中国的现状和前途》，1835年波士顿版，第380－381页）（p245）
西方人说：清军是一支在陆地上全无能力的军队。（《中国丛报》第5卷，第171页）（p245）
道光缺乏实现“宏图大业”的气质。道光把“守业”放在第一位，处理政事谨小慎微，缺乏魄力和坚定性。（p466）
（儒家提倡俭德；坛庙等与天接者为紧要工程，皇帝本身的礼节相比不重要，在王朝财力不足时候，可以因时而省；节俭运用于政治就是节俭政治；以不变应万变是宗旨）
清帝列传 道光帝 孙文范 冯士钵 于伯铭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5第一版（1995.7第三次印刷）
当此之时，对于大清王朝来说，是一个由盛转衰的时代，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政体行将解体的时代，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则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大碰撞的历史巨变的时代。（p1）
到十九世纪初，清王朝面临的已是列强环伺、剑拔弩张的紧张形势，几乎当时世界上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都来到了中国的大门前面。如何应付这一“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历史呼唤大清王朝推出一位力挽狂澜的圣明君主。（p15）
还在康熙时，清廷府库存银达五千余万两，至雍正六年（1728），府库存银六千万两，乾隆二十二年，府库存银七千万两，乾隆五十五年（1790），高达八千万两。但是，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府库存银则大跌至一千一百余万两，特别是到乾隆末年，府库存银几乎告罄，年存银只剩二百万两。为何至乾隆末年，国库空虚至此？除军费、河工、俸禄、养廉及各级官吏的贪污中饱之外，和封建帝王的大肆挥霍，铺张浪费有着直接的关系。以乾隆皇帝为例，在他在位期间，就曾先后六次南巡，五次巡幸五台山，五次告祭曲阜孔庙，七次东谒，两次巡游天津，一次登赏嵩山，一次游览正定，多次秋狝木兰、避暑热河，并且大兴土木，修建避暑山庄，修建圆明园，真可谓风流皇帝！（p15－16）
乾隆第五次南巡时，设在无锡附近的黄布城，占地就达六百多亩，黄布城对岸长达二里长的“照墙”，占田多达千亩。南巡时，御舟五只，随行船只四百余只；御马数十匹，随行官兵用马五、六千匹，乳牛七十五头，膳羊千头。如此庞大的开支，国库焉能不虚。直至退位以后，乾隆才对廷臣吴雄光说：“朕临御天下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p16）
针对乾隆末年的吏治败坏现象，乾隆本人亦无可奈何地慨叹道：“各省督抚中洁己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清高宗实录》第1484卷）此言并不过分。乾嘉时期，大凡官吏在赴任之前，预先要计算这一任官“出息”多少，“应酬”若干，“可入己者”几何，一年中的“陋规”和“属员之馈遗”多少，然后，方领凭上任。（洪亮吉《卷箷阁文甲集》第1卷）以至上自朝廷重臣，下至胥役小吏，无官不贪，“印官上任，书役馈送辄数万金；督抚过境，州县迎送必数万金”，“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章学诚《上执政论时务书》）更有甚者，不仅官吏本人私下中饱，且有上下勾结，集团贪污者，屡见不鲜。（p17）
当时在中央各部，各种腐败现象如吏部吃“通贿”，户部吃“平籴”，兵部克扣军饷，刑部吞没赎款，工部在兴建的工程中渔利，连“清苦”的礼部，也在科举考试中容情受贿等等，到处可见。（p51）
清制，入官重正途。自捐例一开，特别是清中叶以后，“名器不尊，登进乃滥，仕途因之殽杂”（《清史稿》第112卷）。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中叶以后财政日益支绌，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弥补不足，除变相增加税赋外，便大开捐纳，以卖官来增加收入。捐纳有常捐、大捐，常捐只捐出身虚衔，大捐则可买到知府以下的“实官”。出银买官者，到任后拼命搜刮地方，脧削百姓。在其任职期间，不仅要收回其捐官所用银两，还要“将本取利”，榨取更多的钱
财。捐官成为清代入仕的一条捷径。不仅没有功名的有钱人可以捐官，就是有了功名地位较低的在职官员，也可以银钱捐买较高的虚衔，这就更加促使了官僚集团的腐败。（p52）
清王朝每年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地丁杂税、盐课税和关税。财政收入又与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是否安定、灾害情况直接相关。（p72）
所谓节用，并非吝惜，而是要汰除奢华，节所当节；帝王治国，要量入为出，皇室的一切费用，都要以节俭为要，要有用有节，不伤财，不害民；要理顺财政，将节俭开支形成制度，财政管理部门要相互稽考。只有这样，国家有事，才不会忧虑国库空虚。道光把节俭不仅视为经济措施，而是作为他的施政纲领，是他要推行的节俭政治的重要内容。（p73）
但是，进入清代中期，经济繁荣的局面逐渐消失。自乾隆末年开始出现的衰败更为加剧。经济上的衰败，首先表现在土地兼并的急骤发展。乾隆时，湖北已是“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十之五六，旧时之人，今俱为佃耕之庄”。广西也因“田大半归富户”，出现了“民大半皆耕丁”的情况。乾隆时大学士和珅有地八千余顷。------土地的高度集中，说明更多的农民失去自耕的可能，不得不向地主租耕土地，忍受苛刻的剥削，把生产所得的五成以上缴给地主作为地租，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在封建剥削下，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再生产只能以简单方式进行，生产技术得不到改进，生产也就不能提高。其次，封建地主官僚搜刮的财富，除供其挥霍外，多投资于购买土地和高利贷剥削，很少投资于农业生产或别的生产行业。（p107－108）
英国主要的出口商品是呢绒、哔叽等毛纺织品，在中国却是“一种非常难卖的商品”。一个英国商人说：“我们发现没有人想买它。”整个十八世纪，为了换取中国赚钱的茶叶贸易，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忍痛亏本出卖它向中国出口的毛纺织品。而棉纺织品的情况更糟，英商说：“随便那一种都卖不出去”。原因就是进口的棉布价格太高，而且不大适合中国广大民众的穿着需要。中国老百姓自己织造的棉布，“虽然不怎么漂亮，却更合乎他们服式之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英国的印度花布往往要亏本百分之六十以上才能售出。三十年代初，“中国生产的南京布，无论在质地上和成本上，都优于曼彻斯特的棉布”。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广州进口的棉纺织品总共不过二百万元，只相当于广州出口丝茶价值的六分之一，英国除了以白银支付外，别无弥补贸易差额的手段。东印度公司船只的舱货，白银经常占了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至百分之九十以上。十八世纪中，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一般都在四五十万两之间，最高达一百五十万两之多。（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第17页）（p192－193）
鸦片战争以前，清王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对自己估计过高，形成了以下主官臆断：中国国力强盛，在战争中占优势；它善于使外来民族开化；它有着大黄、茶叶等外人没有而又不可缺少的商品，可使外国人接受臣属的地位。这种臆断，长时间地也就成为他们处理对外关系时的依据。直到十九世纪初，清王朝历史上的“武功盛世”，还陶醉着后继者，不时地去追忆那过时的“壮景”。(p228)
时过境迁，十八世纪晚期的鼎盛，恰是以后清王朝衰败的开始，到嘉庆中叶清王朝已是一个躯壳中空的“巨人”，衰败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诸方面反映出来。“康乾盛世”，急转直下，大厦将倾，油灯将尽。关在封闭天地中的继承者，虽然还依靠着祖宗的“荫福”而自豪，却已失去了祖辈的雄才大略及气魄和品质，只以守好“祖宗家业”为己任。
创业艰难，守业也非易事。就在清王朝滑向下坡的时候，西方殖民者越过大洋直扣帝国的大门，面对着前所未遇而又神秘莫测的扣门者，当时的王朝统治者——道光也只好“应战”。
道光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想守好“祖宗家业”，更想成为一个汉武帝、唐太宗式的有为之君。但道光重内轻外，外国之事从不过问，对变幻着的世界风云一无所知。（p229）
兵士的服装，除了上衣背后有个“勇”字外，余者和普通百姓无甚区别。在西方人眼中，清军不过是“一群肮脏不堪，面似乞丐的傢伙”（梦都思：《中国的现状和前途》，1835年波士顿版，第380－381页）（p245）
西方人说：清军是一支在陆地上全无能力的军队。（《中国丛报》第5卷，第171页）（p245）
道光缺乏实现“宏图大业”的气质。道光把“守业”放在第一位，处理政事谨小慎微，缺乏魄力和坚定性。（p466）
（儒家提倡俭德；坛庙等与天接者为紧要工程，皇帝本身的礼节相比不重要，在王朝财力不足时候，可以因时而省；节俭运用于政治就是节俭政治；以不变应万变是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