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官僚体制的特点分析
作者：大漠胡杨
谈起中国古代社会，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是阶级社会，其实不然。虽然不可否认，中国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也的确存在着不同的阶级，但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并不是阶级对立社会。中国从古至今，除了极短暂的军人执政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官僚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的统治者是官僚集团，所谓的奴隶社会的奴隶主阶级、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实际上都是依附于官僚集团而存在的。官僚集团本身既不代表任何阶级，也不为任何阶级支持，它只代表自己，它的产生和存在，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所谓“社会经济基础”毫不相干，并且不会因这些因素改变而改变。从中国古代国家产生初期的“奴隶社会”到后来的“封建社会”，再到民国时期和如今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根本特点始终都没有改变。民主制度和官僚制度是世界政治制度史上最重要的两种制度，民主制度的故乡是古代希腊，而中国则是官僚制度的故乡，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官僚体制发展到如此复杂的形态，可以说，撇开官僚制，就没办法讲中国的政治经济史。回顾历史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管理制度的最核心传统，就是官僚制度。
民主制度和官僚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民主制度下的官吏是通过民选产生的，官员需对选民负责，各级官吏几乎都处于人民的有效监督之下，使得官僚很难形成利益集团。而官僚制度下的官吏则是通过自上而下的任命产生的，官员只需对任命他的上级官员负责，无需对人民负责，使得人民无法对官吏进行监督，由此使得各级官吏有条件形成利益集团。官僚利益集团一旦形成，便会形成自己独立的集团利益，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和使利益最大化，官僚集团往往会不择手段地去尽可能扩大控制社会资源。从社会管理效率上来说，政权建立初期，官僚制度往往比民主制度具有更高的效率，其优点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民主制度由于过于分权，容易造成互相扯皮，难以形成一致意见，导致社会发展机遇的丧失。因此在政权建立初期，官僚制度下的国家往往会比民主制度下的国家能够更快速的稳定和更高效的运转。但是随着官僚集团自身的力量的逐步发展壮大，官僚集团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腐败和特权，从而逐渐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从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官僚制度下的
政权由于受官僚集团本身发展规律的影响，往往都是短命的，到官僚体制发展的中后期其对社会的危害会逐渐大于对社会的贡献，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衰败。而民主制度，虽然初期和官僚制度相比表现的效率低下，但从长远来看，社会能够保持更长时间的稳定，而且还可以避免官僚集团权力的危害，这一点本身就是其优点所在。
纵观世界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没有实行官僚制度的国家大部分都是灭亡于外敌入侵，而实行官僚制度的国家往往都是从内部土崩瓦解，这种现象的出现和官僚制度本身发展的规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一个新的朝代建立之时，开国统治者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为了巩固政权，往往都会通过建立官僚体系来管理国家，而官僚体系本身则像一个吸在国家母体身上的瘤子，刚开始还是一个良性肿瘤，对国家、社会并没有多少危害，但随着自身力量的壮大，其本身也开始逐渐恶化成恶性肿瘤，并开始侵蚀着其国家、社会母体，直到最后广大人民对其忍无可忍，爆发革命，国家灭亡，然后又是一次新的循环，这就是中国历代王朝周而复始轮换的本质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后，也通过建立官僚体系来稳定政权，官僚体系的建立，为国家的安定和迅速转入全面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随着其本身的发展逐渐开始危害社会，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不满，并试图打破官僚体系对国家政权的挟持，是其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也使中国陷入了动乱之中。为了修复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破坏，使国家稳定下来发展经济，邓小平不得不再一次依靠官僚体系，1978年以后，邓小平迅速将中国造大严重破坏的官僚体系重新建立起来，依靠官僚体系将国家迅速转入经济建设中去。
随后的数年，官僚体系就像一棵大树一样迅速成长壮大，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将其势力像大树的根须一样迅速伸展，并尽一切手段去牢牢控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社会无处不见其庞杂的根须。而一俟官僚系统成为国家治理机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就在政治领袖和民众之外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利益。而且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制衡机制，官僚集团几乎成为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唯一手段。更为可怕的是，搭着城市经济改革的便车，官僚体系很快和资本结合在了一起。官僚体系一旦和资本结合起来就会呈现出对社会巨大的破坏性，这种破坏性远远超过了官僚体系或者资本本身。如今的官僚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循环的充满特权和腐败的系统，这个系统有着以下主要特点和功能：
1、行为动力。中国官僚集团有三种主要的行为动力，即：官僚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迎合上级的政治要求或者说政治利益的最大化以及最大化扩张地方或部门的利益。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已经成功的建立并巩固了这样一种体制：权力即金钱、“位置”即金钱，权力已经成为财富等价物并允许自由流通。他们可以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可以同时政治和经济上实现利益最大化。
2、独立性。官僚集团是一个自我支持的实体，其发生不与特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其存在不需要民意支持拥护，甚至也不代表其他阶级，只代表它自己。它的存在、膨胀与兴旺发达完全靠政治权力来维持，而这政治权力其实就是动用暴力的能力。它的权力无从约束，哪怕是在理论上拥有无限权力的皇帝或是政治领袖都很难奈何得了它，顶多只能惩罚其中个体，但无法彻底剥夺它的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更不可能消除它的独立性，使之附着于政治领袖或人民，为后者服务。当前中国社会对官僚体系已经难以形成制约，政治领袖甚至都已经被其边缘化。
3、复杂的网络化。当前中国的官僚体制内部，由种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互相连接、互相纠结，相成一种错综复杂的网络，这种网络化往往以同学、同事、战友、老乡、亲戚等各种人际关系所表现。其中每一个人都仅仅是这张网络上的一个结点。
4、逆淘汰性。所有进入这个体系的人都必须接受其规则，而不愿意遵守其规则的人必然被淘汰出局。在这个充满特权和腐败的系统里，任何不愿意接受腐败和特权规则的“清官”都很难生存下去。而任何进入这个体系之中的人无论你是否愿意，都必须遵守其固有的体系规则。正是这种逆淘汰性，那些即使想做清官、好官的人最后也被无可奈何地卷入了浊流。从另一方面说，整个官僚体系为了维护整体的利益，也会主动或被动去惩罚那些对整体利益构成威胁的官员个体，官僚体系的这个特点，也会使一些体系内部的，特别是重视个人前途的官员如履薄冰，甚至对官场潜规则也充满恐惧。
5、隔离和扭曲功能。官僚体系就像一个存在于政治领袖和老百姓中间的一堵水墙，政治领袖的政策在向下层百姓传达以及下层的民情民意上传的过程中必然通过这层水墙，而这层水墙会使政治领袖政策下传或者民情民意上达途中消失或者发生扭曲，结果造成中央政策难以得到落实，群众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6、社会寄生性。官僚集团不代表任何阶级，不为任何阶级支持，只代表自己，只靠自我支持，具有无限疯长扩散、疯狂掠夺社会财富的天然倾向。具有吸纳社会财富的强大能力，它就像一个社会的大寄生虫，在自我运转过程中和资本结合在一起，不择手段疯狂地从社会的方方面面掠夺社会财富。疯狂的强制拆迁、地价的飞速上涨无一不是官僚体系造成的结果。官僚体系和资本相互结合，使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中，造成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底层老百姓苦不堪言。无论是传统社会的官吏，过去执政的国民党，还是如今的官僚集团，都是靠垄断资源，控制经济，以权力介入经济活动，实行不等价交换来聚敛财富，实质上就是一个暴力敲诈集团。
7、自我繁衍性。官僚体系一旦形成并壮大起来，便具有了自我繁衍功能，体系之外的人很难进入体系。通过控制社会资源和内部复杂的关系网络，官一代、富一代产生官二代、富二代，然后是官三代、富三代……。大部分不合理的制度，实际上就是由于官僚体系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控制造成的。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具有一些流动性，有时也能把社会上的才俊之士吸纳进来，因而变得越发强大。
8、严格的等级性。官僚体系内部并不是平等的，而是具有严格的等级性。以官职级别的高低来划分等级，是官僚体系的重要特点。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在社会交往中，官僚之间是以官职级别的高低来划分不同集团的。不同的等级集团拥有的政治权利不同，级别越高拥有的政治权力越多，从而瓜分到的社会财富也就越多。官僚集团中底层的集团因为拥有较少的政治权力，不仅自己难瓜分不到社会财富，甚至还会成为高层集团剥削和压榨的对象，因而生活也相当困难，有时候甚至比普通民众更加困难。
9、系统性。整个社会的官僚集团是由一个个的部门、单位的官僚集团所组成的，因此它就具有了系统性的特征。不仅整个社会的官僚集团拥有集团利益，而且其各个不同组成部分的小的集团也同样拥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而且这一个个小的利益集团也几乎具有整个社会官僚集团的所有特征。官僚集团的系统性表现在最大化地扩张本地区、本单位或本部门的利益。当然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又具有层次性的特征，比如某个单位拥有自己的独立官僚利益，同时它又有可能和其它一些单位一起构成一个更大的单位或者地区性的官僚利益集团。
当前的中国，官僚体系直接或间接地掌握着几乎全部的社会资源，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总是在通过各种手段掠夺国家或者社会资源，从而使老百姓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官
僚和民众间的界限日渐分明：官僚掌握着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并且依然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扩大其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范围，任何想触动官僚集团利益的动向都会被其利用手中的权力予以否决；另一方面，被官僚利益集团掠夺和侵害的广大民众不满于现状，对官僚集团充满着不满和仇恨，导致两个集团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而且将会日趋激烈。据资料显示，进京上访的问题90%以上是由集体与个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得不到权益复还或赔偿而形成的。这个侵害的主题要么直接是官僚集团，要么与官僚集团直接相关。由此可以看出，充满特权和腐败的势力庞大的官僚体系如今已经成为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最大制造者。如何最大程度地弱化官僚集团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中国社会稳定与否的关键所在。
当前中国官僚体制的特点分析
作者：大漠胡杨
谈起中国古代社会，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是阶级社会，其实不然。虽然不可否认，中国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也的确存在着不同的阶级，但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并不是阶级对立社会。中国从古至今，除了极短暂的军人执政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官僚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的统治者是官僚集团，所谓的奴隶社会的奴隶主阶级、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实际上都是依附于官僚集团而存在的。官僚集团本身既不代表任何阶级，也不为任何阶级支持，它只代表自己，它的产生和存在，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所谓“社会经济基础”毫不相干，并且不会因这些因素改变而改变。从中国古代国家产生初期的“奴隶社会”到后来的“封建社会”，再到民国时期和如今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根本特点始终都没有改变。民主制度和官僚制度是世界政治制度史上最重要的两种制度，民主制度的故乡是古代希腊，而中国则是官僚制度的故乡，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官僚体制发展到如此复杂的形态，可以说，撇开官僚制，就没办法讲中国的政治经济史。回顾历史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管理制度的最核心传统，就是官僚制度。
民主制度和官僚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民主制度下的官吏是通过民选产生的，官员需对选民负责，各级官吏几乎都处于人民的有效监督之下，使得官僚很难形成利益集团。而官僚制度下的官吏则是通过自上而下的任命产生的，官员只需对任命他的上级官员负责，无需对人民负责，使得人民无法对官吏进行监督，由此使得各级官吏有条件形成利益集团。官僚利益集团一旦形成，便会形成自己独立的集团利益，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和使利益最大化，官僚集团往往会不择手段地去尽可能扩大控制社会资源。从社会管理效率上来说，政权建立初期，官僚制度往往比民主制度具有更高的效率，其优点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民主制度由于过于分权，容易造成互相扯皮，难以形成一致意见，导致社会发展机遇的丧失。因此在政权建立初期，官僚制度下的国家往往会比民主制度下的国家能够更快速的稳定和更高效的运转。但是随着官僚集团自身的力量的逐步发展壮大，官僚集团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腐败和特权，从而逐渐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从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官僚制度下的
政权由于受官僚集团本身发展规律的影响，往往都是短命的，到官僚体制发展的中后期其对社会的危害会逐渐大于对社会的贡献，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衰败。而民主制度，虽然初期和官僚制度相比表现的效率低下，但从长远来看，社会能够保持更长时间的稳定，而且还可以避免官僚集团权力的危害，这一点本身就是其优点所在。
纵观世界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没有实行官僚制度的国家大部分都是灭亡于外敌入侵，而实行官僚制度的国家往往都是从内部土崩瓦解，这种现象的出现和官僚制度本身发展的规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一个新的朝代建立之时，开国统治者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为了巩固政权，往往都会通过建立官僚体系来管理国家，而官僚体系本身则像一个吸在国家母体身上的瘤子，刚开始还是一个良性肿瘤，对国家、社会并没有多少危害，但随着自身力量的壮大，其本身也开始逐渐恶化成恶性肿瘤，并开始侵蚀着其国家、社会母体，直到最后广大人民对其忍无可忍，爆发革命，国家灭亡，然后又是一次新的循环，这就是中国历代王朝周而复始轮换的本质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后，也通过建立官僚体系来稳定政权，官僚体系的建立，为国家的安定和迅速转入全面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随着其本身的发展逐渐开始危害社会，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不满，并试图打破官僚体系对国家政权的挟持，是其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也使中国陷入了动乱之中。为了修复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破坏，使国家稳定下来发展经济，邓小平不得不再一次依靠官僚体系，1978年以后，邓小平迅速将中国造大严重破坏的官僚体系重新建立起来，依靠官僚体系将国家迅速转入经济建设中去。
随后的数年，官僚体系就像一棵大树一样迅速成长壮大，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将其势力像大树的根须一样迅速伸展，并尽一切手段去牢牢控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社会无处不见其庞杂的根须。而一俟官僚系统成为国家治理机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就在政治领袖和民众之外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利益。而且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制衡机制，官僚集团几乎成为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唯一手段。更为可怕的是，搭着城市经济改革的便车，官僚体系很快和资本结合在了一起。官僚体系一旦和资本结合起来就会呈现出对社会巨大的破坏性，这种破坏性远远超过了官僚体系或者资本本身。如今的官僚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循环的充满特权和腐败的系统，这个系统有着以下主要特点和功能：
1、行为动力。中国官僚集团有三种主要的行为动力，即：官僚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迎合上级的政治要求或者说政治利益的最大化以及最大化扩张地方或部门的利益。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已经成功的建立并巩固了这样一种体制：权力即金钱、“位置”即金钱，权力已经成为财富等价物并允许自由流通。他们可以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可以同时政治和经济上实现利益最大化。
2、独立性。官僚集团是一个自我支持的实体，其发生不与特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其存在不需要民意支持拥护，甚至也不代表其他阶级，只代表它自己。它的存在、膨胀与兴旺发达完全靠政治权力来维持，而这政治权力其实就是动用暴力的能力。它的权力无从约束，哪怕是在理论上拥有无限权力的皇帝或是政治领袖都很难奈何得了它，顶多只能惩罚其中个体，但无法彻底剥夺它的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更不可能消除它的独立性，使之附着于政治领袖或人民，为后者服务。当前中国社会对官僚体系已经难以形成制约，政治领袖甚至都已经被其边缘化。
3、复杂的网络化。当前中国的官僚体制内部，由种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互相连接、互相纠结，相成一种错综复杂的网络，这种网络化往往以同学、同事、战友、老乡、亲戚等各种人际关系所表现。其中每一个人都仅仅是这张网络上的一个结点。
4、逆淘汰性。所有进入这个体系的人都必须接受其规则，而不愿意遵守其规则的人必然被淘汰出局。在这个充满特权和腐败的系统里，任何不愿意接受腐败和特权规则的“清官”都很难生存下去。而任何进入这个体系之中的人无论你是否愿意，都必须遵守其固有的体系规则。正是这种逆淘汰性，那些即使想做清官、好官的人最后也被无可奈何地卷入了浊流。从另一方面说，整个官僚体系为了维护整体的利益，也会主动或被动去惩罚那些对整体利益构成威胁的官员个体，官僚体系的这个特点，也会使一些体系内部的，特别是重视个人前途的官员如履薄冰，甚至对官场潜规则也充满恐惧。
5、隔离和扭曲功能。官僚体系就像一个存在于政治领袖和老百姓中间的一堵水墙，政治领袖的政策在向下层百姓传达以及下层的民情民意上传的过程中必然通过这层水墙，而这层水墙会使政治领袖政策下传或者民情民意上达途中消失或者发生扭曲，结果造成中央政策难以得到落实，群众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6、社会寄生性。官僚集团不代表任何阶级，不为任何阶级支持，只代表自己，只靠自我支持，具有无限疯长扩散、疯狂掠夺社会财富的天然倾向。具有吸纳社会财富的强大能力，它就像一个社会的大寄生虫，在自我运转过程中和资本结合在一起，不择手段疯狂地从社会的方方面面掠夺社会财富。疯狂的强制拆迁、地价的飞速上涨无一不是官僚体系造成的结果。官僚体系和资本相互结合，使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中，造成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底层老百姓苦不堪言。无论是传统社会的官吏，过去执政的国民党，还是如今的官僚集团，都是靠垄断资源，控制经济，以权力介入经济活动，实行不等价交换来聚敛财富，实质上就是一个暴力敲诈集团。
7、自我繁衍性。官僚体系一旦形成并壮大起来，便具有了自我繁衍功能，体系之外的人很难进入体系。通过控制社会资源和内部复杂的关系网络，官一代、富一代产生官二代、富二代，然后是官三代、富三代……。大部分不合理的制度，实际上就是由于官僚体系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控制造成的。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具有一些流动性，有时也能把社会上的才俊之士吸纳进来，因而变得越发强大。
8、严格的等级性。官僚体系内部并不是平等的，而是具有严格的等级性。以官职级别的高低来划分等级，是官僚体系的重要特点。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在社会交往中，官僚之间是以官职级别的高低来划分不同集团的。不同的等级集团拥有的政治权利不同，级别越高拥有的政治权力越多，从而瓜分到的社会财富也就越多。官僚集团中底层的集团因为拥有较少的政治权力，不仅自己难瓜分不到社会财富，甚至还会成为高层集团剥削和压榨的对象，因而生活也相当困难，有时候甚至比普通民众更加困难。
9、系统性。整个社会的官僚集团是由一个个的部门、单位的官僚集团所组成的，因此它就具有了系统性的特征。不仅整个社会的官僚集团拥有集团利益，而且其各个不同组成部分的小的集团也同样拥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而且这一个个小的利益集团也几乎具有整个社会官僚集团的所有特征。官僚集团的系统性表现在最大化地扩张本地区、本单位或本部门的利益。当然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又具有层次性的特征，比如某个单位拥有自己的独立官僚利益，同时它又有可能和其它一些单位一起构成一个更大的单位或者地区性的官僚利益集团。
当前的中国，官僚体系直接或间接地掌握着几乎全部的社会资源，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总是在通过各种手段掠夺国家或者社会资源，从而使老百姓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官
僚和民众间的界限日渐分明：官僚掌握着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并且依然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扩大其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范围，任何想触动官僚集团利益的动向都会被其利用手中的权力予以否决；另一方面，被官僚利益集团掠夺和侵害的广大民众不满于现状，对官僚集团充满着不满和仇恨，导致两个集团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而且将会日趋激烈。据资料显示，进京上访的问题90%以上是由集体与个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得不到权益复还或赔偿而形成的。这个侵害的主题要么直接是官僚集团，要么与官僚集团直接相关。由此可以看出，充满特权和腐败的势力庞大的官僚体系如今已经成为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最大制造者。如何最大程度地弱化官僚集团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中国社会稳定与否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