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中国古代的民办教育（上）
在当今许多中国人看来，“民办教育”似乎经常是“第二选择”，或至少是“另类选择”，在高等教育领域更是如此。确实，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民办教育的发达，中国的民办教育事业不论在重要性还是社会认可度上都无法相提并论。实际上，在这个以重视教育而闻名于世、产生了丰富而厚重的文化积淀的国度的历史上，民办教育事业始终与官方教育系统并行不悖，乃至平分秋色、或位居主导，为传统中国的灿烂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民办教育事业的历史，要追溯到近三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西周王朝的分崩离析也瓦解了奴隶社会延续上千年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为其附属物的贵族教育制度当然也不能幸免。原来，周朝的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都是为贵族子弟设置的官办学校，学校教师即由政府官吏担任，史称“学在官府”。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社会制度的“礼崩乐坏”，“学在官府”不能维持，一大批原属下层贵族、掌握文化知识的“士”从旧有的社会体制中脱离出来，著书立说，收徒教学，打破了官学和贵族阶层的垄断地位，传播自己的政治、社会、文化和伦理思想。其中就包括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他们广兴私学，“有教无类”，成为中国古代民办教育事业最著名的代表。可以说，正是这些独立的知识人和其民办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使得战火连天的春秋战国时代成为了中国文化最辉煌的时期之一。
秦的统一为分裂数百年的中国带来了更加强力的中央集权统治。
秦朝推行“以吏为师”的政策，取缔私学，力行文化专制，以至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秦朝二世而亡之后，继之而起的汉朝尽管同样“独尊儒术”，将思想文化定于一尊，但仍为民办教育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空间。汉朝的学校制度分为官学和私学，官学规模较小，招生人数有限，不足以支持其鼓励儒学的政策。这促成了汉朝民办教育的兴盛，其层次从基本的蒙学到相当于官学最高学府太学的高级学校，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统，培养了大量学者和官员，对文化的普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汉朝这种官学和私学并行、互为补充的模式，也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基本形态。隋唐两朝延续了汉朝的模式，而随着科举制的诞生，文化教育几乎成为入仕的必由之路，极大刺激了文教事业的发展。民办教育虽然被日趋纳入封建主义中央集权文化垄断的轨道，但其主持者仍多为民间学者，学校也独立于官僚体制之外，为思想文化的进步创造了相对自由的空间。
宋朝是中国传统文化事业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朝廷对文化的重视、对士大夫的优待、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印刷术等技术进步都大大扩展了教育的发展普及。其中，民办教育事业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既填补了官学数量不足的缺陷，也带来了学术的繁荣。宋朝知识分子大力参与民办教育，传播知识和思想，形成了一批享有盛誉的“精舍”和“书院”，其中尤以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和嵩阳书院最负盛名。这些书院一方面属于私学性质，一方面又受到鼓励文教的宋朝政府的支持，拥有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和学生，其自由讲学研究的风气极大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是宋朝、乃至整个中国教育史
上的璀璨明珠。
灭亡南宋之后，元朝的蒙古贵族统治对中国文化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破坏，科举很少举行，儒生地位低下，读书考试不再是入朝为官的主流路径，书院也大多被官学化。但这只是历史的短暂曲折，继元而起的明朝很快重建了传统中国的教育体制。明中后期，随着作为官方学术的理学日趋僵化，沦为功利之士的工具，王阳明创立的心学一派迅速流行，带来了传统中国学术的又一高潮，而这一高潮正是通过繁盛的民间讲学和民办教育事业为阵地加以开拓的。同样，在列强入侵、国家危亡的晚清时期，民办教育也同样利用其自主性、灵活性和创造性，成为了忧国忧民的先进知识分子传播新思想、启蒙民众的重要场所，与官办学校一起践行着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
纵观漫长的中国历史，民办教育绝非官办教育可有可无的附属物，而是弥补着官学的不足，甚至引领着时代的发展。当前，中央对民办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也为民办教育发挥其特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梦”伟大理想的实现添砖加瓦创造了良好条件。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民办教育将不再是“第二选择”，而将与公办学校一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浅说中国古代的民办教育（上）
在当今许多中国人看来，“民办教育”似乎经常是“第二选择”，或至少是“另类选择”，在高等教育领域更是如此。确实，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民办教育的发达，中国的民办教育事业不论在重要性还是社会认可度上都无法相提并论。实际上，在这个以重视教育而闻名于世、产生了丰富而厚重的文化积淀的国度的历史上，民办教育事业始终与官方教育系统并行不悖，乃至平分秋色、或位居主导，为传统中国的灿烂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民办教育事业的历史，要追溯到近三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西周王朝的分崩离析也瓦解了奴隶社会延续上千年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为其附属物的贵族教育制度当然也不能幸免。原来，周朝的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都是为贵族子弟设置的官办学校，学校教师即由政府官吏担任，史称“学在官府”。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社会制度的“礼崩乐坏”，“学在官府”不能维持，一大批原属下层贵族、掌握文化知识的“士”从旧有的社会体制中脱离出来，著书立说，收徒教学，打破了官学和贵族阶层的垄断地位，传播自己的政治、社会、文化和伦理思想。其中就包括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他们广兴私学，“有教无类”，成为中国古代民办教育事业最著名的代表。可以说，正是这些独立的知识人和其民办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使得战火连天的春秋战国时代成为了中国文化最辉煌的时期之一。
秦的统一为分裂数百年的中国带来了更加强力的中央集权统治。
秦朝推行“以吏为师”的政策，取缔私学，力行文化专制，以至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秦朝二世而亡之后，继之而起的汉朝尽管同样“独尊儒术”，将思想文化定于一尊，但仍为民办教育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空间。汉朝的学校制度分为官学和私学，官学规模较小，招生人数有限，不足以支持其鼓励儒学的政策。这促成了汉朝民办教育的兴盛，其层次从基本的蒙学到相当于官学最高学府太学的高级学校，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统，培养了大量学者和官员，对文化的普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汉朝这种官学和私学并行、互为补充的模式，也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基本形态。隋唐两朝延续了汉朝的模式，而随着科举制的诞生，文化教育几乎成为入仕的必由之路，极大刺激了文教事业的发展。民办教育虽然被日趋纳入封建主义中央集权文化垄断的轨道，但其主持者仍多为民间学者，学校也独立于官僚体制之外，为思想文化的进步创造了相对自由的空间。
宋朝是中国传统文化事业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朝廷对文化的重视、对士大夫的优待、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印刷术等技术进步都大大扩展了教育的发展普及。其中，民办教育事业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既填补了官学数量不足的缺陷，也带来了学术的繁荣。宋朝知识分子大力参与民办教育，传播知识和思想，形成了一批享有盛誉的“精舍”和“书院”，其中尤以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和嵩阳书院最负盛名。这些书院一方面属于私学性质，一方面又受到鼓励文教的宋朝政府的支持，拥有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和学生，其自由讲学研究的风气极大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是宋朝、乃至整个中国教育史
上的璀璨明珠。
灭亡南宋之后，元朝的蒙古贵族统治对中国文化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破坏，科举很少举行，儒生地位低下，读书考试不再是入朝为官的主流路径，书院也大多被官学化。但这只是历史的短暂曲折，继元而起的明朝很快重建了传统中国的教育体制。明中后期，随着作为官方学术的理学日趋僵化，沦为功利之士的工具，王阳明创立的心学一派迅速流行，带来了传统中国学术的又一高潮，而这一高潮正是通过繁盛的民间讲学和民办教育事业为阵地加以开拓的。同样，在列强入侵、国家危亡的晚清时期，民办教育也同样利用其自主性、灵活性和创造性，成为了忧国忧民的先进知识分子传播新思想、启蒙民众的重要场所，与官办学校一起践行着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
纵观漫长的中国历史，民办教育绝非官办教育可有可无的附属物，而是弥补着官学的不足，甚至引领着时代的发展。当前，中央对民办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也为民办教育发挥其特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梦”伟大理想的实现添砖加瓦创造了良好条件。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民办教育将不再是“第二选择”，而将与公办学校一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