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及发展
提起日本，我们就会想到日本的侵华战争，所以总是对日本痛恨不已，但日本的高科技产品又是让我们叹为观止的，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心态看日本，怎样处理中日关系，中国和日本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怎样才能更好的发展好中日的关系。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日的潜在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间潜在摩擦因素可归纳为五大领域：历史、台湾、安全、领土、经济。这些问题既各有其缘由及解决方式，又“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围绕历史是非的争执总是引发感情冲突，而感情冲突又会给政治交往和安全对话带来负面的舆论压力。中日关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两国政府和民间逐渐形成一种理性应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使一种摩擦点燃另一种摩擦的全新局面。2001年中日两国在处理“李登辉访日事件”、“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政治摩擦和“大葱贸易战”这一经济摩擦时所采取的“政经分离”方式，就已初见抑制摩擦升级的良好效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观察中国社会的很多理论乃至一些偏见都带有“美国制造”的印记。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化的进展，中国经济界考察日本经济的很多观点乃至偏见也正日益受到庞大的美国舆论机器的影响。
尽管诸多潜在矛盾导致中日间摩擦不断，但中日关系仍得以在曲折中持续发展。从客观基础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两国间不仅存在着潜在摩擦因素，更是存在着抑制这些摩擦因素的“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利益因素和广泛、深厚的民间交往基础。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
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一部漫长的古代史，基本上是“中强日弱”的历史；而近百年的近现代史，则主要是“日强中弱”的历史。二战以后，中日两国因美苏冷战格局的阻碍而经历了20多年的政治关系隔绝期。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两国克服冷战格局制约而发展相互关系打开了大门。1978年以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为改变近代以来的贫弱状况铺平了道路。1983年，中曾根首相提出争当“政治大国”的目标，标志着日本开始致力于摆脱“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战后体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大国化和日本的政治大国化出现了双向交叉发展势头。中日关系经历了“中强日弱”、“日强中弱”两种形态以后，首次出现了中日国力趋向均衡即“中日两强”之势。
从静态看，日本的经济实力依然强于中国。以美元换算，日本的GDP为中国GDP的4倍以上，日本人均GDP为中国人均GDP的约40倍。从动态看，中国在过去10年间正在缩小与日本的国力差距，并出现了在未来15—20年间在经济规模上赶超日本、在经济质量上进一步缩小与日本差距的趋势。如以“购买力评价法”（PPP）计算，则现阶段中日间国力差距当比上述数值小得多。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余年的交往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多数时期两国人民和睦相处，与亚洲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中国政府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作为长期国策，置于对外关系的重要地位，并一向认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我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正确的对日方针、政策，推动了中日友好关系的渐次发展，从中显示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及至我国新一代领导人高度重视对日关系以及高超的外交艺术和深邃思想。
毛泽东曾多次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中国一贯采取向前看的方针，要重建和加强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只是由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执行敌视和遏制中国的政策，致使中日关系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在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外形势下，毛泽东高瞻远瞩，倡导发展中日民间往来，以民促官，官民并举，取得良好的外交效果。最终，促成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中日友好关系崭新的一页。 周恩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两国间战争状态没有宣告结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和贸易关系不但没有中断，而且不断发展。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平等友好相处的障碍。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邓小平历来重视中日关系，他也是“中日友好”的积极倡导者。他说：“„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代表了我们大家的理想。”“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
江泽民也一再强调：“在我们看来，对于中日关系一要以史为戒，二要向前看，三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要以高瞻远瞩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他还主张中日两国领导人要登高望远，从长远的观点来对待中日关系，使两国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
胡锦涛也表明：发展新世纪中日关系，必须牢记中日友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成果。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和精神。既要不断扩大双方利益的汇合点，要重视并处理好双方的关切，尤其要慎重处理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中日两国领导人应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大方向，抓住历史机遇，进一步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关系。” 胡锦涛还指出，中日应“共同构筑„友好、合作、互利、双赢‟的新型中日关系。”这应该成为我们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目标和共同口号。
我国领导人上述致力于中日友好关系的论述昭示我们： 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关系． 中日也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
所以中日的友好发展是大势所趋，我们应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建好中日友好型战略关系，这样才能有利于我们的发展。
中日关系及发展
提起日本，我们就会想到日本的侵华战争，所以总是对日本痛恨不已，但日本的高科技产品又是让我们叹为观止的，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心态看日本，怎样处理中日关系，中国和日本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怎样才能更好的发展好中日的关系。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日的潜在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间潜在摩擦因素可归纳为五大领域：历史、台湾、安全、领土、经济。这些问题既各有其缘由及解决方式，又“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围绕历史是非的争执总是引发感情冲突，而感情冲突又会给政治交往和安全对话带来负面的舆论压力。中日关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两国政府和民间逐渐形成一种理性应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使一种摩擦点燃另一种摩擦的全新局面。2001年中日两国在处理“李登辉访日事件”、“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政治摩擦和“大葱贸易战”这一经济摩擦时所采取的“政经分离”方式，就已初见抑制摩擦升级的良好效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观察中国社会的很多理论乃至一些偏见都带有“美国制造”的印记。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化的进展，中国经济界考察日本经济的很多观点乃至偏见也正日益受到庞大的美国舆论机器的影响。
尽管诸多潜在矛盾导致中日间摩擦不断，但中日关系仍得以在曲折中持续发展。从客观基础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两国间不仅存在着潜在摩擦因素，更是存在着抑制这些摩擦因素的“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利益因素和广泛、深厚的民间交往基础。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
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一部漫长的古代史，基本上是“中强日弱”的历史；而近百年的近现代史，则主要是“日强中弱”的历史。二战以后，中日两国因美苏冷战格局的阻碍而经历了20多年的政治关系隔绝期。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两国克服冷战格局制约而发展相互关系打开了大门。1978年以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为改变近代以来的贫弱状况铺平了道路。1983年，中曾根首相提出争当“政治大国”的目标，标志着日本开始致力于摆脱“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战后体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大国化和日本的政治大国化出现了双向交叉发展势头。中日关系经历了“中强日弱”、“日强中弱”两种形态以后，首次出现了中日国力趋向均衡即“中日两强”之势。
从静态看，日本的经济实力依然强于中国。以美元换算，日本的GDP为中国GDP的4倍以上，日本人均GDP为中国人均GDP的约40倍。从动态看，中国在过去10年间正在缩小与日本的国力差距，并出现了在未来15—20年间在经济规模上赶超日本、在经济质量上进一步缩小与日本差距的趋势。如以“购买力评价法”（PPP）计算，则现阶段中日间国力差距当比上述数值小得多。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余年的交往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多数时期两国人民和睦相处，与亚洲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中国政府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作为长期国策，置于对外关系的重要地位，并一向认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我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正确的对日方针、政策，推动了中日友好关系的渐次发展，从中显示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及至我国新一代领导人高度重视对日关系以及高超的外交艺术和深邃思想。
毛泽东曾多次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中国一贯采取向前看的方针，要重建和加强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只是由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执行敌视和遏制中国的政策，致使中日关系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在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外形势下，毛泽东高瞻远瞩，倡导发展中日民间往来，以民促官，官民并举，取得良好的外交效果。最终，促成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中日友好关系崭新的一页。 周恩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两国间战争状态没有宣告结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和贸易关系不但没有中断，而且不断发展。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平等友好相处的障碍。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邓小平历来重视中日关系，他也是“中日友好”的积极倡导者。他说：“„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代表了我们大家的理想。”“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
江泽民也一再强调：“在我们看来，对于中日关系一要以史为戒，二要向前看，三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要以高瞻远瞩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他还主张中日两国领导人要登高望远，从长远的观点来对待中日关系，使两国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
胡锦涛也表明：发展新世纪中日关系，必须牢记中日友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成果。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和精神。既要不断扩大双方利益的汇合点，要重视并处理好双方的关切，尤其要慎重处理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中日两国领导人应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大方向，抓住历史机遇，进一步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关系。” 胡锦涛还指出，中日应“共同构筑„友好、合作、互利、双赢‟的新型中日关系。”这应该成为我们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目标和共同口号。
我国领导人上述致力于中日友好关系的论述昭示我们： 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关系． 中日也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
所以中日的友好发展是大势所趋，我们应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建好中日友好型战略关系，这样才能有利于我们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