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心雕龙》乃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其内容博大精深，体系完备，它的文学思想与批评理论为人们所倍加重视。而刘勰对“情”的相关论述则较少完整的被人们重视。在《情采》篇中，他专门论述了情与采的关系。但是他对“情”的更多看法，则分散于其他各个篇章之中。在这些分散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而了解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将有助于我们对他的文学思想有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解。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情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2-0000-0１
“情”,在刘勰《文心雕龙》一书中,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他已经自觉地肯定了人为审美主体,以“情”为审美艺术本质,注重情的表现和作用,形成了许多卓越见解。诸如“人禀七情,应物思感”(《明诗》),亦即“触兴致情”;“情固先乎辞”(《定势》);“情受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神思》);“情动而辞发”(《知音》)等等。在创作论方面提出“设情以位体”(《熔裁》),“酌事以取类”,“撮辞以举要”,“以情志为神明”(《附会》)。在创作态度上提出“为情而造文”(《情采》)。在鉴赏方面他从批评的角度提出“观文者,批文以人情”(《知音》)。刘勰以“情”构建他的文学理论大厦,注重真情的流露,注重情感的适度表现。刘勰“凭情以会通”(《通变》)的审美观是深刻的感觉与精湛的思想契合。
一、论情探源
刘勰在《明诗》中讲到“人禀七情,应物思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七情”指的是哪七情？《礼记・礼运》谓“七情”：“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就是讲七情不是后天学习才能获得的，而是人与生俱来的。情既与生俱来。因外物而兴感，这种思想来源甚早，非刘勰独创。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中就有记载：
凡人虽有性，待物而后坐，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1、2简）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育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2、3简）
这里的“天”，我觉得应该理解为天然之天，没有受到人为之影响之“天”。如《庄子・秋水》：“牛马四足，是为天”的“天”。命自天降，是说命来自其本然之存在。由命生性，故性亦出自本然；由性生情，就是1简说的性须待物而后作，而后作的是情。就是说，情的本然存在状态就是性，因外物之触动而引发时，就是情。于是我们可以得出：天―命―性―情。
关于情与性的关系，后来的理学家也做了各种各样的阐释。程颐引《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朱熹注此称：“喜怒哀乐未发，无所偏倚，此之谓中。中，性也……喜怒哀乐之发，无所乖戾，此之为和。和，情也”。可见，在这一点上，朱熹更为清晰的肯定了“情”与“性”的天然联系。
东汉末年以来，强调感物动情、极重抒情的倾向更是成为当时社会上一种主流。《世说新语》被称为“名仕的教科书”，它真实的记载了当时的世风人情。《世说新语・轻诋》记录了一件事，王坦之不为支道林所知，“乃著《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略云：‘高士必在纵情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这是说，凡是高士必任情之所之，达到情性自得之境界，支道林受佛教义理之约束，做不到纵情，所以不是高士。看来在当时，只有做到任情纵欲，才能被称为高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士人重情的社会生活风貌。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所谓情何以堪；所谓情动而不可已已，所谓情痴，都是出自这个时期的典型例子。由此观之，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刘勰在论文时重情，提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和“文质附乎性情”的观点就是顺理成章的啦。
二、情真论
在“情”的问题上，刘勰不仅把它作为根本（“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而且还特别强调它的真实性。刘勰在《情采》篇提出“故为文者要约而写真”，这里的“真”，就是“真实”，“真情”。情之真，乃是文学作品成功之一大关键。真，才能感人，能动人。纵观中国文学史上，凡是被代代传承，口头相诵的文学奇葩，无不是情真意切之作品。例如，《诗经》，屈原的《离骚》，《孔雀东南飞》等等。我国古代文学的最大成就，就是抒情传统的绵延不绝，最好的作品，无不真情感人。陈世骧先生甚至认为，我国的文学传统，就是一个抒情的传统。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我过的文学传统，是一个重政教之用的传统。其实，重抒情与重政教之用本身并不矛盾，在我国古代的文学思想中，提倡文须有益于政教的言论虽不绝，但真正能起到政教之用的作品，离不开真感情。文学作品的政教之用，只有建立在真感情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刘勰之所以强调情真的重要性，是因为当时有些人的创作“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刘勰认为这都是文学创作的致命伤，并痛切的指出：“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这可以说是对于的当时虚浮成风的创作现状的针砭，对于现实的中国文艺也有深刻的警醒作用。黄侃先生云：“彦和论文，必以存真为主，亦鉴于楚艳汉侈之流弊而立言”，正是洞见了彦和倡导真情之良苦用心。
齐梁以来，“为情造文”、“采滥忽真”之风盛行。刘勰在总结先秦以来文学创作的历史经验后，指出“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词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而后又详细阐述了“为情造文”与“为文造情”的区别，故此写道“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就是说如果华丽的辞采不能用来表达真情实感，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好比“翠纶桂铒，反所以失鱼”，所以刘勰强调“卉象穷白，贵乎反本”，要求“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藻；使文不 灭质，博不溺心”，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的文采回归情理本体。
三、情雅论
刘勰的情论另一个精彩之处就是明确要求情之雅正，要求情受道德的约束，需要陶冶，需要雕琢。《宗经》篇提出文能宗经，则体有六义。六义之一，就是“情深而不诡”。不诡，就是正，感情应该雅正。感情雅正的准则，是遵循圣人之教诲，依经树则。
《原道》篇云：“雕琢情性。”《征圣》篇云：“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宗经》篇云：“义既诞乎性情，辞矣匠于文理。”这里的“雕琢”、“陶铸”、“诞”都有“陶冶”之意。刘勰认为，“情”虽然重要，但它并不是不受到任何限制，它应该“发乎情，止乎礼”。具体而言，就是“情”必须“宗经”，把“情”统一到经书的雅正上来。在《明诗》篇中，刘勰给“诗”下的定义是：“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也。”其中的“持”字，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认为是“节制”之意。“持人情性”就是要节制人的情感，使之归于正。感情的雅正也包括信实。在《史传》篇中，他说史之著述，必使“惜理居正”。正，就是公正不偏，不能以个人感情之好恶论定是非。即使像司马迁、班固那样博通古今的史学家，也屡遭后人的诋毁，如果放任个人感情的好恶来写史，那就更危险了，“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就是说不要任情，要控制好自己的感情，使归于正，归于无私。在《征圣》篇中他提出“情欲信”，也就是这个意思。情信的榜样，就是圣人。他专门写了《征圣》篇，意亦在此。
参考文献：
［1］罗宗强 《读文心雕龙手记》，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年出版。
［2］袁济喜 陈建农 《文心雕龙品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
摘要：《文心雕龙》乃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其内容博大精深，体系完备，它的文学思想与批评理论为人们所倍加重视。而刘勰对“情”的相关论述则较少完整的被人们重视。在《情采》篇中，他专门论述了情与采的关系。但是他对“情”的更多看法，则分散于其他各个篇章之中。在这些分散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而了解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将有助于我们对他的文学思想有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解。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情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2-0000-0１
“情”,在刘勰《文心雕龙》一书中,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他已经自觉地肯定了人为审美主体,以“情”为审美艺术本质,注重情的表现和作用,形成了许多卓越见解。诸如“人禀七情,应物思感”(《明诗》),亦即“触兴致情”;“情固先乎辞”(《定势》);“情受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神思》);“情动而辞发”(《知音》)等等。在创作论方面提出“设情以位体”(《熔裁》),“酌事以取类”,“撮辞以举要”,“以情志为神明”(《附会》)。在创作态度上提出“为情而造文”(《情采》)。在鉴赏方面他从批评的角度提出“观文者,批文以人情”(《知音》)。刘勰以“情”构建他的文学理论大厦,注重真情的流露,注重情感的适度表现。刘勰“凭情以会通”(《通变》)的审美观是深刻的感觉与精湛的思想契合。
一、论情探源
刘勰在《明诗》中讲到“人禀七情,应物思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七情”指的是哪七情？《礼记・礼运》谓“七情”：“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就是讲七情不是后天学习才能获得的，而是人与生俱来的。情既与生俱来。因外物而兴感，这种思想来源甚早，非刘勰独创。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中就有记载：
凡人虽有性，待物而后坐，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1、2简）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育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2、3简）
这里的“天”，我觉得应该理解为天然之天，没有受到人为之影响之“天”。如《庄子・秋水》：“牛马四足，是为天”的“天”。命自天降，是说命来自其本然之存在。由命生性，故性亦出自本然；由性生情，就是1简说的性须待物而后作，而后作的是情。就是说，情的本然存在状态就是性，因外物之触动而引发时，就是情。于是我们可以得出：天―命―性―情。
关于情与性的关系，后来的理学家也做了各种各样的阐释。程颐引《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朱熹注此称：“喜怒哀乐未发，无所偏倚，此之谓中。中，性也……喜怒哀乐之发，无所乖戾，此之为和。和，情也”。可见，在这一点上，朱熹更为清晰的肯定了“情”与“性”的天然联系。
东汉末年以来，强调感物动情、极重抒情的倾向更是成为当时社会上一种主流。《世说新语》被称为“名仕的教科书”，它真实的记载了当时的世风人情。《世说新语・轻诋》记录了一件事，王坦之不为支道林所知，“乃著《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略云：‘高士必在纵情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这是说，凡是高士必任情之所之，达到情性自得之境界，支道林受佛教义理之约束，做不到纵情，所以不是高士。看来在当时，只有做到任情纵欲，才能被称为高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士人重情的社会生活风貌。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所谓情何以堪；所谓情动而不可已已，所谓情痴，都是出自这个时期的典型例子。由此观之，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刘勰在论文时重情，提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和“文质附乎性情”的观点就是顺理成章的啦。
二、情真论
在“情”的问题上，刘勰不仅把它作为根本（“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而且还特别强调它的真实性。刘勰在《情采》篇提出“故为文者要约而写真”，这里的“真”，就是“真实”，“真情”。情之真，乃是文学作品成功之一大关键。真，才能感人，能动人。纵观中国文学史上，凡是被代代传承，口头相诵的文学奇葩，无不是情真意切之作品。例如，《诗经》，屈原的《离骚》，《孔雀东南飞》等等。我国古代文学的最大成就，就是抒情传统的绵延不绝，最好的作品，无不真情感人。陈世骧先生甚至认为，我国的文学传统，就是一个抒情的传统。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我过的文学传统，是一个重政教之用的传统。其实，重抒情与重政教之用本身并不矛盾，在我国古代的文学思想中，提倡文须有益于政教的言论虽不绝，但真正能起到政教之用的作品，离不开真感情。文学作品的政教之用，只有建立在真感情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刘勰之所以强调情真的重要性，是因为当时有些人的创作“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刘勰认为这都是文学创作的致命伤，并痛切的指出：“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这可以说是对于的当时虚浮成风的创作现状的针砭，对于现实的中国文艺也有深刻的警醒作用。黄侃先生云：“彦和论文，必以存真为主，亦鉴于楚艳汉侈之流弊而立言”，正是洞见了彦和倡导真情之良苦用心。
齐梁以来，“为情造文”、“采滥忽真”之风盛行。刘勰在总结先秦以来文学创作的历史经验后，指出“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词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而后又详细阐述了“为情造文”与“为文造情”的区别，故此写道“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就是说如果华丽的辞采不能用来表达真情实感，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好比“翠纶桂铒，反所以失鱼”，所以刘勰强调“卉象穷白，贵乎反本”，要求“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藻；使文不 灭质，博不溺心”，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的文采回归情理本体。
三、情雅论
刘勰的情论另一个精彩之处就是明确要求情之雅正，要求情受道德的约束，需要陶冶，需要雕琢。《宗经》篇提出文能宗经，则体有六义。六义之一，就是“情深而不诡”。不诡，就是正，感情应该雅正。感情雅正的准则，是遵循圣人之教诲，依经树则。
《原道》篇云：“雕琢情性。”《征圣》篇云：“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宗经》篇云：“义既诞乎性情，辞矣匠于文理。”这里的“雕琢”、“陶铸”、“诞”都有“陶冶”之意。刘勰认为，“情”虽然重要，但它并不是不受到任何限制，它应该“发乎情，止乎礼”。具体而言，就是“情”必须“宗经”，把“情”统一到经书的雅正上来。在《明诗》篇中，刘勰给“诗”下的定义是：“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也。”其中的“持”字，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认为是“节制”之意。“持人情性”就是要节制人的情感，使之归于正。感情的雅正也包括信实。在《史传》篇中，他说史之著述，必使“惜理居正”。正，就是公正不偏，不能以个人感情之好恶论定是非。即使像司马迁、班固那样博通古今的史学家，也屡遭后人的诋毁，如果放任个人感情的好恶来写史，那就更危险了，“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就是说不要任情，要控制好自己的感情，使归于正，归于无私。在《征圣》篇中他提出“情欲信”，也就是这个意思。情信的榜样，就是圣人。他专门写了《征圣》篇，意亦在此。
参考文献：
［1］罗宗强 《读文心雕龙手记》，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年出版。
［2］袁济喜 陈建农 《文心雕龙品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