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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走西口
众所周知，明清以来，中国有三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有人说，闯十趟关东不如走一回西口！可见走西口之艰难，非远离那个时代的人所能想象。走西口是一曲挽歌，更是一曲壮歌！你可以说它很凄惨，也可以说它很浪漫。它蕴含着多少悲欢离合，多少慷慨悲壮，多少无奈与凄凉，多少挚情与豪迈！
最早提到“西口”两个字的，是明末清初的诗人、文学家顾炎武，他在晚年曾经写过一首诗，题目叫作《从大同到西口》。诗中提到了“盛乐”、“丰州”、“板升”等地名，这些地方都在今天的呼和浩特以及和林格尔一带，诗里边所描述的风光、风土人情也是当时这一带民间的真实写照。
但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前，这首诗的题目叫《边城杂诗》，《从大同到西口》这个题目是后改的，而且一定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后改的。
说西口，道西口，西口究竟在哪里呢？
许多专家认为，西口特指山西右玉县晋蒙交界处的杀虎口，明朝时称“杀胡口”，清代改其名为杀虎口。因为杀虎口位于长城的另一要塞张家口以西，所以就有了“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的说法。
山西土地贫瘠、十年九旱，流民到内蒙古河套一带谋生，大都走杀虎口这条路径，方位是由东往西，这也是杀虎口成为“西口”的一个重要依据。
当然，“西口”亦有广义的理解，它泛指通往塞外草原的长城诸关卡要隘，此种观点似乎更为民间所认同。
西口还有旱西口、水西口之分，杀虎口等长城关隘是旱西口，而地处晋陕蒙交汇处的山西河曲，是走西口的水路码头，故称水西口，河曲至今仍保留着“西口古渡”这一历史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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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西口”的杀虎口，在今天的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城西北35公里处，坐落在古长城脚下，是山西与内蒙古两省三县的交界处，一过长城便是内蒙古境地，距凉城县30公里，经和林县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80公里。
杀虎口从地域上分杀虎关、杀虎堡和栅子外三部分，占地约4平方公里，东靠塘子山，西傍大堡山，北依雷公山，外长城沿山岭由东北向西南延伸而去，像半月形把杀虎口围在其中。在东西山岭相对的两侧，坡陡壁立，苍头河由南向北纵贯其中，形成一条长3000米、宽300米的狭长走廊，构成天然关隘，地势十分险要。
杀虎口之历史最早可上溯到2000多年以前，春狄、战国时期就有人居住，名参合径，亦称参合口，秦、汉、隋时沿用此名。唐时更名白狼关，宋时改叫牙狼关。明时北方游牧民族南侵，明王朝发兵抵御和征伐，多从此口进出，便将该口更名为杀胡口。清乾隆年间，为缓和民族矛盾，将“胡”改为“虎”。从此杀虎口一直沿用至今。
它曾以重要的军事地位而驰名遐迩。《朔平府志》载：“长城以外，蒙古诸蕃，部落数百，种分为四十九旗……而杀虎口乃县直北之耍冲也，其地在云中之西，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称为险要。”
杀虎口在我国历史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代王朝都在此屯兵遣将，设置防御。早在战国赵孝成元年(公元前265年) ，赵国就派重兵驻守雁门一带，著名大将李牧曾多次出参合径击败匈奴的进犯。汉代大将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曾从这里挺进大漠，驰骋疆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 ，在这里建城筑堡。明万历二年(1575年) 用砖包筑整个堡墙，方圆二里，高三丈五尺，只设南门，在西城墙和南门外分别设铁炮三门。期间还进行了扩建，兵道张维墙关于建造杀虎口新堡评议中说：“杀虎口本开市要地，每日来往行人蜂聚城堡，为确保城堡安全，名曰„平集堡‟。周二里，高下与旧堡等，中建商店，内外交易。又于两堡中，门东西筑墙，将新旧两堡连环为一，前后左右开门，东西南北四道，周围五百四十丈。”新旧两堡唇齿相依，骑角互援，北面通往关外有栅子门紧连长城的城头堡，常设官兵驻守，栅子门白天开放，夜间宵禁，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据记载，明王朝为严守此关，设守备一员，旧堡把总一员，新堡团总一员，新、旧两堡共有步兵1040，骑兵152名。清初将以上官军裁减，改设操守一员，守兵l00名。康熙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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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1年) ，兵部会议及山西巡抚叶疏称：“大同隍为邻边重地，而重地之中，唯杀虎口为重要。”
《朔平府志》载：“杀虎口直雁门之北，众嶂重叠，崎路险恶，数水交汇，绾毂南北，自古传为要塞，周伐检犹(北方游牧民族) ，秦汉伐匈奴，唐伐突厥，宋伐契丹，明伐蒙古……”
史载，不论是当时的封建王朝出征，还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侵，多将杀虎口选为进出口。明嘉靖六年（1527年），蒙古部落酋长俺答拥骑兵十万入侵杀虎口。嘉靖八年（1529年）从杀虎口人侵大同、应朔等处。嘉靖十九年（1540年）七月，俺答再次人侵杀虎口，杀伤甚多，当时敌兵携带铁浮图、马具、铠刀、矢锤等武器，势如破竹，直抵太原、平遥、介休、潞安等地，侵占十卫三十八州县，明朝守兵腐败无能，望风披靡，不敢应战。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又一次次从杀虎口入侵，极大地威胁着当时的明王朝。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厄鲁特部落噶尔丹发动叛乱，康熙亲自率兵平叛，命驻扎右玉的抚远大将军费杨古和大同总兵康调元、杀虎口协镇卫元会统率满汉官兵出杀虎口，登天山，过瀚海，直达昭莫多地区，围歼噶尔丹，敌部将丹本巴哈叶哈率众投降，噶尔丹只身逃跑。
《朔平府志》记载，这次北伐归来，为歇息兵马，“圣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廿日，西征厄鲁特噶尔丹……十二月初七由归化城入口（杀虎口）驻九龙湾（今杀虎口西九龙桥西湾）”。康熙三十六年，费杨古等人将噶尔丹围困在狼居胥山（今内蒙五原县西北狼山一带），噶尔丹举剑自刎，这场旷日长久的叛乱终于平息，北部边疆得到了暂时的安宁。
烽烟弥漫的边塞，激荡着历史烟云。通过这么多的战例，可以看出杀虎口不仅是历代王朝北伐的前沿阵地。而且也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内地的重要咽喉。
除了军事要塞外，杀虎口还以重要的交通位置著称于世，当京包铁路未开通之前的明清时代，这里是中原和漠南的通衔要道。“杀虎口”还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它还以众多的人口，兴隆的商业，发达的文化，星罗棋布的古迹而闪耀在明清的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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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杀虎口就是长城上的一个重要的关卡，明清两代和民国都常年有驻军看守，官兵强大，土匪不敢在附近出没。然而，热播的大型电视剧《走西口》却把沙虎口描绘成土匪聚集，绿林占山为王的黑窝子。显然，该电视剧编剧在这个情节的设置上犯了一个历史性的常识错误。
过了杀虎口，就是内蒙的凉城县与和林格尔县的交界处，这里是鸡鸣惊三县的地方，也是三不管地带。走上很远的一段，山路崎岖，山梁林立。这里人烟稀少，倒是有谋财害命的土匪出没。走西口的人经过这个远离杀虎口的匪患之地时，误认为这里也是杀虎口管辖的地带（其实是内蒙的辖地），并留下了这样凄惨的民歌：“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
明末清初，杀虎口成为中原与塞外的经济贸易中心，吸引了众多客商频繁往来，边陲重镇格外繁华，当时新、旧堡店铺林立，集市兴隆。据记载：民国元年，甘鹏云出任杀虎口监督七个月中，征收税银八万三千两，所以杀虎口有“日进斗金斗银”之说。
随着商贾云集，一度时期杀虎口人口骤增，涌现出许多出类拔萃的才俊。据有关文献记载，这里在明、清时出过七名翰林学士，两名将军，五名举人，民国年间，这个并不大的地方，考入全国各大学的学生就有二十六名。这里成了教育重镇，一度时期，曾有“北有杀虎口，南有绍兴府”的说法。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杀虎口又成为宗教活动的中心，明、清两代共建筑各种庙宇五十余座。旧堡有玉皇阁、真武庙、吕祖庙、火神庙、观音庙、三清阁、白衣寺、奶奶庙、财神庙、十王庙、城隍庙等。第一个城门上有文庙，瓮圈里有关帝庙。第二个城门上有文庙，城门西三皇庙，最前一个城门上有三宫阁。中央有大王庙、马王庙、岳王庙，对面二郎庙。新堡有文昌阁、观音庙、五道庙、土地庙。东门外有水泉庙、东月庙，南梁上有茶坊庙，营坊街有北岳庙，场路坡有勒马庙，教场沟有三贤庙，栅子外有喇嘛召庙等。这些精巧殿宇构成了杀虎口宏伟的建筑群，说明了杀虎口经济、文化之发达昌盛。
岁月流逝和历史变迁，杀虎口几经风雨和战争劫难，而今与当年相比几乎面目皆非，但它作为历史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关口和内蒙、山西之间交通要道，有着很大的历史价值与观光价值，吸引着不少来自各地的研究历史的学者和游客前来考察、旅游。饱经岁月沧桑的杀虎口，吞吐着历史烟云，如一位阅尽人间的老者，似乎在对着每一位前来叩问历史的游人诉说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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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专家认为，“西口”一词的出现，应该跟商业贸易有关。“西口”只有一个历史地理对应地，不是指长城上的哪个口子，“西口”就是归化城的俗称，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的旧城。具体论证如下：
历史文献中，最早提到“西口”一词的地方志书，是嘉庆年间编修的《乌里雅苏台志略》，在这部书里有这样的说法：乌里雅苏台“南至绥远城（即归化城），俗曰西口，距五十四站，五千里有奇；”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由乌里雅苏台往南到归化城，俗称西口，有五十四个驿站，距离有五千余里。
道光年间写成的一部书《定边纪略》里也有这样的记载：“绥远城之北（应为西南），即归化城，俗曰西口……”这个意思是说，在绥远城的北面，实际应该是西南面，就是归化城，俗称西口。
在这两部志书里，归化城的俗称都明确记载为“西口”。
光绪十九年（1893年），一位俄罗斯的学者也记述“在呼和浩特曾多次见到官家的运输车辆上所标的地名都是„西口‟，这一名称也同样出现在当地驻军的号衣上。显然，归化城正在改变它以前的名称。”
包头地方史专家张贵教授收集到的一页光绪年间的商家帖子上，可清楚的看到有“西口归化城”五个字的朱红印字。
这些都说明，在清代中后期“西口”这一地名俗称，就是指今天的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城，也就是说，“西口”这一俗称的惟一对应点就是归化城，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的旧城。
到了民国年间，“西口”仍然是归化城的俗称。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一月，清廷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次年八月又加封理藩院尚书衔，二十九年八月又补授为绥远城将军。在清廷的支持下，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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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西部区各旗全力进行蒙地放垦事宜。
跟随贻谷来到内蒙西部地区、并且辅佐贻谷办理河套垦务的周颂尧，是一个爱好写作的人，曾经留下了许多文章，其中有一篇游记叫《京绥游记》，详尽记述了他乘坐火车游览的感受。当时周颂尧已经在内蒙古西部生活了十八年，曾任绥远省建设厅秘书，可以说是一个“内蒙古通”，他在游记中也有“归化城曰西口”的记载，说明民国时期的西口还是归绥。
民国时期写成的《归绥县志》一书，其中关于今天呼和浩特旧城街巷名中，就有一个“西口外”，后来经进一步查证，这个“西口外”可能是简称，全称应该是“公义店西口外”，现在还称“西口子”。
抗日战争前，记者纪霭士在他所著的《察哈尔与绥远》一书中，也有“塞外俗称张家口，曰„东口‟、归化城曰„西口‟，”的文字，可见直到抗战爆发前，归绥的俗称仍然是“西口”，而且归绥是“西口”的惟一对应地。
清末民国年间，民间有“东口到西口, 喇嘛庙到包头”的民谣，喇嘛庙指的是多伦，东口是张家口，那就是说，多伦、张家口、包头、俗称西口的归化，这四个地方共同构成了蒙古地区的四大商业城镇，而这时的杀虎口除了仍是收税的关口外，其他功能根本谈不上，而且处于衰落的状态；这个民谣又把包头和“西口”并列而提，显然包头也不是“西口”，只有归化城才能跟“西口”相对应。
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还认为，“西口”一词，并不是地理方位词，不是指大同以西人们进出的口子，而应该是“口岸”的“口”。这个“口岸”和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沿海地区所开设的口岸一样，主要是为了进行贸易而出现的。那么西口是和谁进行贸易呢？考查近代内蒙古西部地区历史和当时国内国际环境，不难发现，它的出现与旅蒙商在蒙古地区的商业贸易和清朝对俄国的贸易有关。
据武昌亚新地学社制的《中华析类分省图·绥远省》明确指出，今呼和浩特就是历史上的“西口”。1893年，俄国学者阿? 马? 波兹德涅耶夫曾到呼和浩特一带考查旅行。关于呼和浩特，他曾写了如下一段话：“一个中国官员说……在官方语言中，我们不仅用它在明朝时期的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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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归化‟，或者用它的满语名称„库克和屯‟，而且还给了它一个新名称„西口‟，也就是（进入中国内地的）„西大门‟。这像我们把张家口叫做„东口‟，即„东大门‟一样。确实如此，我们在呼和浩特曾多次见到官家的运输车辆上所标的地名都是„西口‟，这一名称同样也出现在当地驻军的号衣上。”（见《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136页，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
另外，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在该书第一卷694页叙述张家口的见闻时写到：“蒙古人把张家口叫做喀勒干，而地方行政当局和一般汉人，特别是在蒙古做买卖的汉人，还把它叫做东口。意即东面的长城关口，以区别于归化城的别名„西口‟。”
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说：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呼和浩特称做西口，不仅仅是老百姓中间的流传，而且得到当时清朝地方政府的批准认可，驻军号衣都标上了“西口”。正规的军事建制使用了“西口”名称，更别说商业往来了。
……
西口在哪里呢？看来学术界有三个答案，一是杀虎口；二是指通往塞外草原的长城诸关卡各要隘，三是归化城，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的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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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明清以来，中国有三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有人说，闯十趟关东不如走一回西口！可见走西口之艰难，非远离那个时代的人所能想象。走西口是一曲挽歌，更是一曲壮歌！你可以说它很凄惨，也可以说它很浪漫。它蕴含着多少悲欢离合，多少慷慨悲壮，多少无奈与凄凉，多少挚情与豪迈！
最早提到“西口”两个字的，是明末清初的诗人、文学家顾炎武，他在晚年曾经写过一首诗，题目叫作《从大同到西口》。诗中提到了“盛乐”、“丰州”、“板升”等地名，这些地方都在今天的呼和浩特以及和林格尔一带，诗里边所描述的风光、风土人情也是当时这一带民间的真实写照。
但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前，这首诗的题目叫《边城杂诗》，《从大同到西口》这个题目是后改的，而且一定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后改的。
说西口，道西口，西口究竟在哪里呢？
许多专家认为，西口特指山西右玉县晋蒙交界处的杀虎口，明朝时称“杀胡口”，清代改其名为杀虎口。因为杀虎口位于长城的另一要塞张家口以西，所以就有了“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的说法。
山西土地贫瘠、十年九旱，流民到内蒙古河套一带谋生，大都走杀虎口这条路径，方位是由东往西，这也是杀虎口成为“西口”的一个重要依据。
当然，“西口”亦有广义的理解，它泛指通往塞外草原的长城诸关卡要隘，此种观点似乎更为民间所认同。
西口还有旱西口、水西口之分，杀虎口等长城关隘是旱西口，而地处晋陕蒙交汇处的山西河曲，是走西口的水路码头，故称水西口，河曲至今仍保留着“西口古渡”这一历史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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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西口”的杀虎口，在今天的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城西北35公里处，坐落在古长城脚下，是山西与内蒙古两省三县的交界处，一过长城便是内蒙古境地，距凉城县30公里，经和林县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80公里。
杀虎口从地域上分杀虎关、杀虎堡和栅子外三部分，占地约4平方公里，东靠塘子山，西傍大堡山，北依雷公山，外长城沿山岭由东北向西南延伸而去，像半月形把杀虎口围在其中。在东西山岭相对的两侧，坡陡壁立，苍头河由南向北纵贯其中，形成一条长3000米、宽300米的狭长走廊，构成天然关隘，地势十分险要。
杀虎口之历史最早可上溯到2000多年以前，春狄、战国时期就有人居住，名参合径，亦称参合口，秦、汉、隋时沿用此名。唐时更名白狼关，宋时改叫牙狼关。明时北方游牧民族南侵，明王朝发兵抵御和征伐，多从此口进出，便将该口更名为杀胡口。清乾隆年间，为缓和民族矛盾，将“胡”改为“虎”。从此杀虎口一直沿用至今。
它曾以重要的军事地位而驰名遐迩。《朔平府志》载：“长城以外，蒙古诸蕃，部落数百，种分为四十九旗……而杀虎口乃县直北之耍冲也，其地在云中之西，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称为险要。”
杀虎口在我国历史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代王朝都在此屯兵遣将，设置防御。早在战国赵孝成元年(公元前265年) ，赵国就派重兵驻守雁门一带，著名大将李牧曾多次出参合径击败匈奴的进犯。汉代大将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曾从这里挺进大漠，驰骋疆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 ，在这里建城筑堡。明万历二年(1575年) 用砖包筑整个堡墙，方圆二里，高三丈五尺，只设南门，在西城墙和南门外分别设铁炮三门。期间还进行了扩建，兵道张维墙关于建造杀虎口新堡评议中说：“杀虎口本开市要地，每日来往行人蜂聚城堡，为确保城堡安全，名曰„平集堡‟。周二里，高下与旧堡等，中建商店，内外交易。又于两堡中，门东西筑墙，将新旧两堡连环为一，前后左右开门，东西南北四道，周围五百四十丈。”新旧两堡唇齿相依，骑角互援，北面通往关外有栅子门紧连长城的城头堡，常设官兵驻守，栅子门白天开放，夜间宵禁，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据记载，明王朝为严守此关，设守备一员，旧堡把总一员，新堡团总一员，新、旧两堡共有步兵1040，骑兵152名。清初将以上官军裁减，改设操守一员，守兵l00名。康熙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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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1年) ，兵部会议及山西巡抚叶疏称：“大同隍为邻边重地，而重地之中，唯杀虎口为重要。”
《朔平府志》载：“杀虎口直雁门之北，众嶂重叠，崎路险恶，数水交汇，绾毂南北，自古传为要塞，周伐检犹(北方游牧民族) ，秦汉伐匈奴，唐伐突厥，宋伐契丹，明伐蒙古……”
史载，不论是当时的封建王朝出征，还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侵，多将杀虎口选为进出口。明嘉靖六年（1527年），蒙古部落酋长俺答拥骑兵十万入侵杀虎口。嘉靖八年（1529年）从杀虎口人侵大同、应朔等处。嘉靖十九年（1540年）七月，俺答再次人侵杀虎口，杀伤甚多，当时敌兵携带铁浮图、马具、铠刀、矢锤等武器，势如破竹，直抵太原、平遥、介休、潞安等地，侵占十卫三十八州县，明朝守兵腐败无能，望风披靡，不敢应战。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又一次次从杀虎口入侵，极大地威胁着当时的明王朝。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厄鲁特部落噶尔丹发动叛乱，康熙亲自率兵平叛，命驻扎右玉的抚远大将军费杨古和大同总兵康调元、杀虎口协镇卫元会统率满汉官兵出杀虎口，登天山，过瀚海，直达昭莫多地区，围歼噶尔丹，敌部将丹本巴哈叶哈率众投降，噶尔丹只身逃跑。
《朔平府志》记载，这次北伐归来，为歇息兵马，“圣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廿日，西征厄鲁特噶尔丹……十二月初七由归化城入口（杀虎口）驻九龙湾（今杀虎口西九龙桥西湾）”。康熙三十六年，费杨古等人将噶尔丹围困在狼居胥山（今内蒙五原县西北狼山一带），噶尔丹举剑自刎，这场旷日长久的叛乱终于平息，北部边疆得到了暂时的安宁。
烽烟弥漫的边塞，激荡着历史烟云。通过这么多的战例，可以看出杀虎口不仅是历代王朝北伐的前沿阵地。而且也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内地的重要咽喉。
除了军事要塞外，杀虎口还以重要的交通位置著称于世，当京包铁路未开通之前的明清时代，这里是中原和漠南的通衔要道。“杀虎口”还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它还以众多的人口，兴隆的商业，发达的文化，星罗棋布的古迹而闪耀在明清的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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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杀虎口，就是内蒙的凉城县与和林格尔县的交界处，这里是鸡鸣惊三县的地方，也是三不管地带。走上很远的一段，山路崎岖，山梁林立。这里人烟稀少，倒是有谋财害命的土匪出没。走西口的人经过这个远离杀虎口的匪患之地时，误认为这里也是杀虎口管辖的地带（其实是内蒙的辖地），并留下了这样凄惨的民歌：“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
明末清初，杀虎口成为中原与塞外的经济贸易中心，吸引了众多客商频繁往来，边陲重镇格外繁华，当时新、旧堡店铺林立，集市兴隆。据记载：民国元年，甘鹏云出任杀虎口监督七个月中，征收税银八万三千两，所以杀虎口有“日进斗金斗银”之说。
随着商贾云集，一度时期杀虎口人口骤增，涌现出许多出类拔萃的才俊。据有关文献记载，这里在明、清时出过七名翰林学士，两名将军，五名举人，民国年间，这个并不大的地方，考入全国各大学的学生就有二十六名。这里成了教育重镇，一度时期，曾有“北有杀虎口，南有绍兴府”的说法。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杀虎口又成为宗教活动的中心，明、清两代共建筑各种庙宇五十余座。旧堡有玉皇阁、真武庙、吕祖庙、火神庙、观音庙、三清阁、白衣寺、奶奶庙、财神庙、十王庙、城隍庙等。第一个城门上有文庙，瓮圈里有关帝庙。第二个城门上有文庙，城门西三皇庙，最前一个城门上有三宫阁。中央有大王庙、马王庙、岳王庙，对面二郎庙。新堡有文昌阁、观音庙、五道庙、土地庙。东门外有水泉庙、东月庙，南梁上有茶坊庙，营坊街有北岳庙，场路坡有勒马庙，教场沟有三贤庙，栅子外有喇嘛召庙等。这些精巧殿宇构成了杀虎口宏伟的建筑群，说明了杀虎口经济、文化之发达昌盛。
岁月流逝和历史变迁，杀虎口几经风雨和战争劫难，而今与当年相比几乎面目皆非，但它作为历史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关口和内蒙、山西之间交通要道，有着很大的历史价值与观光价值，吸引着不少来自各地的研究历史的学者和游客前来考察、旅游。饱经岁月沧桑的杀虎口，吞吐着历史烟云，如一位阅尽人间的老者，似乎在对着每一位前来叩问历史的游人诉说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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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中，最早提到“西口”一词的地方志书，是嘉庆年间编修的《乌里雅苏台志略》，在这部书里有这样的说法：乌里雅苏台“南至绥远城（即归化城），俗曰西口，距五十四站，五千里有奇；”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由乌里雅苏台往南到归化城，俗称西口，有五十四个驿站，距离有五千余里。
道光年间写成的一部书《定边纪略》里也有这样的记载：“绥远城之北（应为西南），即归化城，俗曰西口……”这个意思是说，在绥远城的北面，实际应该是西南面，就是归化城，俗称西口。
在这两部志书里，归化城的俗称都明确记载为“西口”。
光绪十九年（1893年），一位俄罗斯的学者也记述“在呼和浩特曾多次见到官家的运输车辆上所标的地名都是„西口‟，这一名称也同样出现在当地驻军的号衣上。显然，归化城正在改变它以前的名称。”
包头地方史专家张贵教授收集到的一页光绪年间的商家帖子上，可清楚的看到有“西口归化城”五个字的朱红印字。
这些都说明，在清代中后期“西口”这一地名俗称，就是指今天的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城，也就是说，“西口”这一俗称的惟一对应点就是归化城，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的旧城。
到了民国年间，“西口”仍然是归化城的俗称。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一月，清廷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次年八月又加封理藩院尚书衔，二十九年八月又补授为绥远城将军。在清廷的支持下，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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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西部区各旗全力进行蒙地放垦事宜。
跟随贻谷来到内蒙西部地区、并且辅佐贻谷办理河套垦务的周颂尧，是一个爱好写作的人，曾经留下了许多文章，其中有一篇游记叫《京绥游记》，详尽记述了他乘坐火车游览的感受。当时周颂尧已经在内蒙古西部生活了十八年，曾任绥远省建设厅秘书，可以说是一个“内蒙古通”，他在游记中也有“归化城曰西口”的记载，说明民国时期的西口还是归绥。
民国时期写成的《归绥县志》一书，其中关于今天呼和浩特旧城街巷名中，就有一个“西口外”，后来经进一步查证，这个“西口外”可能是简称，全称应该是“公义店西口外”，现在还称“西口子”。
抗日战争前，记者纪霭士在他所著的《察哈尔与绥远》一书中，也有“塞外俗称张家口，曰„东口‟、归化城曰„西口‟，”的文字，可见直到抗战爆发前，归绥的俗称仍然是“西口”，而且归绥是“西口”的惟一对应地。
清末民国年间，民间有“东口到西口, 喇嘛庙到包头”的民谣，喇嘛庙指的是多伦，东口是张家口，那就是说，多伦、张家口、包头、俗称西口的归化，这四个地方共同构成了蒙古地区的四大商业城镇，而这时的杀虎口除了仍是收税的关口外，其他功能根本谈不上，而且处于衰落的状态；这个民谣又把包头和“西口”并列而提，显然包头也不是“西口”，只有归化城才能跟“西口”相对应。
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还认为，“西口”一词，并不是地理方位词，不是指大同以西人们进出的口子，而应该是“口岸”的“口”。这个“口岸”和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沿海地区所开设的口岸一样，主要是为了进行贸易而出现的。那么西口是和谁进行贸易呢？考查近代内蒙古西部地区历史和当时国内国际环境，不难发现，它的出现与旅蒙商在蒙古地区的商业贸易和清朝对俄国的贸易有关。
据武昌亚新地学社制的《中华析类分省图·绥远省》明确指出，今呼和浩特就是历史上的“西口”。1893年，俄国学者阿? 马? 波兹德涅耶夫曾到呼和浩特一带考查旅行。关于呼和浩特，他曾写了如下一段话：“一个中国官员说……在官方语言中，我们不仅用它在明朝时期的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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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归化‟，或者用它的满语名称„库克和屯‟，而且还给了它一个新名称„西口‟，也就是（进入中国内地的）„西大门‟。这像我们把张家口叫做„东口‟，即„东大门‟一样。确实如此，我们在呼和浩特曾多次见到官家的运输车辆上所标的地名都是„西口‟，这一名称同样也出现在当地驻军的号衣上。”（见《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136页，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
另外，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在该书第一卷694页叙述张家口的见闻时写到：“蒙古人把张家口叫做喀勒干，而地方行政当局和一般汉人，特别是在蒙古做买卖的汉人，还把它叫做东口。意即东面的长城关口，以区别于归化城的别名„西口‟。”
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说：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呼和浩特称做西口，不仅仅是老百姓中间的流传，而且得到当时清朝地方政府的批准认可，驻军号衣都标上了“西口”。正规的军事建制使用了“西口”名称，更别说商业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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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口在哪里呢？看来学术界有三个答案，一是杀虎口；二是指通往塞外草原的长城诸关卡各要隘，三是归化城，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的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