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孙振田
南京大学中文系
清陶方琦、姚振宗整理并补辑、徐友兰铸学斋抄录的抄本有蔡元培先生跋文一则，为《埤苍》、《广苍》《蔡元培全集》所未收，跋文是了解蔡元培先生在徐友兰家中校勘等学术活动的资料，对研究姚振宗的相关问题也颇有助益。蔡元培
姚振宗《埤苍》跋文
［７］
谊，得此无遗憾矣”姚二氏在辑佚中贡献至。陶、《埤苍》、《广苍》
关键词
笔者日前从事专题研究，注意到蔡元培先生的一篇跋文为《蔡
［１］［２］
元培全集》所未收，蔡元培先生在中没有谈起，高平叔先生《日记》［３］侈录于下，并略为考说：编著的也无提及。
兹辶《蔡元培年谱长编》
系假草稿于姚君海槎属丁君汉章抄之而著雍困敦之岁，以孙，，
心
巨。辑佚书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以下原则：一、佚文的辑录是否完备；二、佚文的择取是否精审；三、佚文的校勘是否正确；四、体例与原书是否一致。尤其二、三两条至为关键：古书在引用文献时常会对所引文句进行“加工”，导致引文与其原貌并不完全相同，甚至会有较大的变化，辑者如稍有不慎便会辑非所辑，出现错讹；辑录佚文而不加校勘或校勘不正确也直接影响到辑佚书的质量。《埤苍》、辑本虽经各家努力，仍不免有所未当。蔡先生《广苍》“勿勿对读，未遑检书”即见其谬，可见其学术素养之深厚，眼光之敏锐，所指“刺谬”之处也涉及了辑佚的关键问题，体现出蔡先生对辑佚原则的深刻认识。校勘不是简单的文字校对，它需要以渊博的学识为基础。据及相关资料，蔡先生所校书可知者还有以下数种：《铸学斋丛书》
昭茹敦和著、李慈铭重订二卷、卢文弓三《重订周易小义》《群书拾补》
因辑十七卷附补遗三卷、王端履十二卷、姚之驭《重论文斋笔录》《后
培为之雠校。勿勿对读，未遑检书，瞥见所及，不无刺谬，约举三事以为右契：《众经音义》李
注征引群书，类言噌音切，或有引、《文选》申，咸非本文，而一概采缀，一失也；诸书有云以为“《埤苍》‘兆’作字”，有云“《埤苍》‘伟’‘玮’”，综覆元文，惟一字可据，而横‘祧’
截句读，竟以为字”作为之文，二误“‘兆’‘祧’、“‘伟’‘玮’”《埤苍》也；《文选》注显是之误，有《广韵》“俑”“木送人葬也。”：“木人送葬”
苦并采，不知订正，真乃钞胥之作，非复学者所可证。如斯之类，榛林
为，三误也。姑识大校，俟他日订之。蔡元培识。
跋文题于清陶方琦、姚振宗徐氏（即姚君海槎）整理并补辑、（徐
［４］友兰）孟晋斋抄录的《埤苍》、《广苍》（二书合为一帙）的最后。“著雍
困敦之岁”为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时蔡元培先生正在徐友兰家中
系伴读兼为徐友兰刊刻绍兴先正遗书孙为其次子徐维则（徐以心），《》、
汉书补逸》二十一卷，兰上镜、曲化农、徐沁著三卷等［８］。蔡《水笺补》先生实际校书似当不止以上几种。
陶方琦（１８４５－１８８４），字子缜（子珍），绍兴陶家堰人，生于书香官宦之家。曾从绍兴名士李慈铭学，深得赏识。清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补甲子科举人，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督学湖南。因病早卒。陶方琦笃学好古，长于汉学，精诗词，工书画。著述不辍，未尝稍歇，留下了大量著作，如《淮南许注异同诂》、《字林考逸补》、《汉孳室文钞》、《兰当馆词》、《许君年表》、《复庄诗评》、《琳清仙馆词稿》等。今中收入其著作多种。姚振宗《续修四库全书》（１８４３－１９０６），绍兴姚家埭人，与陶家堰陶氏世为姻亲。藏书家，积书至六万余卷，著有藏书目录三十卷。四部典籍烂《师石山房目录》熟于胸，亦饱学之士。姚振宗为清末目录学大家，所著《师石山房丛书》是公认的古典目录学名著。于辑佚学也多有建树，为前代辑佚之作拾遗补缺，是正体例，学识之精博令人折服。
跋文对研究姚振宗的相关问题也颇有助益。姚振宗终生以隐居著述为务，交游不广，最重要的交往对象只有陶方琦、陶浚宣兄弟。除陶氏兄弟外，据陶氏族后学陶存煦所著记《清姚海槎先生振宗年谱》载，与姚振宗往来相契者尚有李慈铭、章学诚族后学章小雅等，然笔者虽多方努力，却未能检得相关的佐证材料。姚氏的目录学著作在其辞世多年后才得以刊刻，如其《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直到则迟至１９３６１９１７年才为张均衡刻入《适园丛书》，而《师石山房丛书》年才得以付梓，通常认为，此与其不事交游、著作很晚才为人所知有
系假草稿于姚君海槎一语却表明事实可能并非如孙关。跋文中“以心”，
任校勘役。从光绪十二年《铸学斋丛书》（１８８６年），由老师田宝祺介绍进入徐友兰家中，至光绪十六年校（１８９０年），蔡元培先生的伴读、勘生活持续了约四年时间。这段时间是蔡元培先生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５］，蔡先生在中对其在徐氏家中的情况有详细的记述：《自述》
顷我到徐氏后，不但有读书之乐，亦且有求友的方便。王君寄广（名佐）
系系弟硕君之师熟于清代先正事略等书持论严正为以孙之师，《》，。以孙
心
心
艹卿，人甚豪爽，善为八股文与桐城派古文。魏君铁珊有朱君费（名系
之伯父仲凡先生拳勇，能为诗古文辞，书法秀劲，皆尔时所识。以孙
心
那时候，年辈相同的朋友，如薛君朗轩、马君（名树兰）收罗碑版甚富。
湄莼、何君阆仙等，都时来徐氏，看书谈天。曾相约分编大部的书如等，但往往几个月就改变工作。这种《廿四史索引》、《经籍纂诂补正》计划都是由我提出，但改变的缘故，也总是由我提出，所以同人每以我的多计划而少恒心为苦。［６］
可见，蔡先生在徐氏家中不仅仅是伴读、校书，更多的还是一种学术上的交流活动，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跋文既是蔡先生为徐氏校勘书籍的见证，也是这种学术交流活动的见证。
为魏博士张揖撰，《广苍》为魏人樊恭撰，皆为小学著《埤苍》
作。二书大约散佚于宋代，佚文散见于一些古书，如李善注《文选》等。清任大椿（１７３８－１７８９）、马国翰（１７９４－１８５７）为二书辑佚，分别辑缺入中，虽可略存原书面貌，误辑、《小学钩沉》、《玉函山房辑佚书》漏之处也不少，非能称善。陶方琦复以任、马之书为基础，整理、补辑，所获良多。其后，姚振宗又为之整理并补辑，自是“两书俱存古
此，当时的藏书之家包括一些学者，与姚振宗应该有着一定的联系，
兰台世界５４２００７．１２下半月
□
摘
要关键词
古代档案
文体名称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高级文秘专业胡元德
古代档案文件种类繁多，本文对档案文件得名缘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并分析了古代公文名称变化的规律。
来源
规律
明时，基于札子的特定，清代使用相当广泛。元、“札付某某”“详文”
结语，出现了一种新文体“札付”。
一、古代公文名称来源种种
文书处理动作而得名。公文具有多方面的作用，１．因社会活动、
概括起来不外训诫，下级“上传下达，左右联络”。上级对下级指导、向上级请示、汇报，同级或不相隶属的机关之间沟通信息、商洽事宜都要用到公文。久而久之，这些行为动作有些被用以代指担负该动作的公文。
段注：《说文解字》：“诰，告也。”“以言告人，古用此字，今则用告字。以此诰为上告下之字。”杨朱》注谓：《列子・“告上曰告，发下即成为王命文书的一种，是教告诸侯、曰诰。”商周时期，众民，“诰”禁戒、受命之辞。中现存诰文１２篇，考古出土的西周毛公鼎《尚书》铭文也是“诰”。
的本义是“奏”“进”，下级和晚辈向上级和尊长陈言称“奏”，秦朝将其规定为上达天子的文种。徐望之《公牍通论》：“奏者，进也，引之情进于上之谓。其字始见于所谓也，《史记》《尧典》‘敷陈以言’作遍告以言，是奏即高告也，并非达于天子之言为奏。秦初改书为
［１］
奏，遂为人臣上书于君之专用文书。”
２．因载体形式和形制特征而得名。公文的书写离不开物质载
体，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古代公文的书写载体不断发展变化。按历史顺序看，主要使用过甲骨、竹木、金石、缣帛、纸张等几种物质。载体物质特有的属性赋予公文不同的特征，这些来自于书写载体的特征常常演化为文体名称。比如，以竹木为载体的有等，以纸张“册”、“笺”、“简”、“策”、“榜”、“方”、“牒”、“札”为载体的有等，以玉石作载体的有“状”、“折”、“帖”“玉册”、“玉牒”等，以金属为载体的有“铁券”。
使用同一种载体的公文，往往因形制的差异，甚至颜色的不同而分别命名。同是写在竹木上的公文，编连在一起的称作或“册”或“牍”“简”“方”、“策”，单片的称作；短小的竹木块上书写的称作“牒”。同是书写在纸张上的公文，也因装帧方式或颜色的差异而各是写在单页纸上的文书，则指写在折叠纸张上的有名目：“状”“折”文书。唐代，由翰林学士起草的诏令用白色麻纸书写，以区别于中书制诰所用的黄纸，这类文书称为“白麻”。明代的户籍簿册上交户部的用黄色封皮，称“黄册”。
因为书写载体而得到的文种名称，往往不因为载体的淘汰而废止，而是成为脱离物质形态的一种符号化的名词而被后代沿用。比如，本指写在编连竹简上的文字，但在东晋文书全面用纸之“策”后该名称继续使用，一直到封建社会结束。
公文名称不仅与其载体形态和形制有关，有时还与其文面格式宋朝创设、主要行用于元朝的记录百有关，出现了一些有趣的名字。
姓丁口产业状况的簿册文书称食货志》记载：“鼠尾簿”。《宋史・“诸州县置差役都鼠尾簿，取民户税产、物力高下差取，分五等排定，而池，藤萝花木，极具佳趣；登阁远眺，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是绍兴的著名景点。几经兴废，后为姚振宗所得。姚振宗重加修葺，略复旧观，并筑师石山房，以为藏书著述之所。从这两条材料可以看出，姚振宗之快阁仍是文人雅士的流连之所。在这种情况下，若说姚振宗之著述鲜为人知，显然是不合实际的。跋文或蔡先生信笔而为之，本无所措意，今日看来却有其不可忽略之价值。
［１］蔡元培．蔡元培全集［Ｍ］．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十六、十七卷［Ｍ］．［２］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十五、
［３］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姚振宗清稿本藏浙江图书馆．［４］藏上海图书馆。陶方琦、
［５］诚如郑伟章先生所论，正是这段生涯锻就了蔡元培先生后来成为一位
的教育家、思想家．文载１９９０年第５期．《中国出版》“兼容并包”
［６］蔡元培．蔡元培自述［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６－１７．［７］潘景郑．著砚楼读书记［Ｍ］．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９．［８］郑伟章．徐氏铸学斋刻书［Ｊ］．．中国出版，１９９０（５）．
［９］谭献．复堂日记［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５７．
［１０］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Ｍ］．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２２７．★作者邮箱：ｓｕｎｚｈｔｉａｎ２００５＠１２６．ｃｏｍ（责编：杨宗鸣）参考文献：
以一种动作转化而来的公文名称还有很多，如上行文中的“表”、等，下行文中的“驳议”“、启”“、禀”“诏”“、教”“、训”“、命”“、令”“、誓”、等，平行文中有“敕”“、诫”“、谕”“、上谕”“、批答”“移”“、关”“、刺”。
动作既有来自政务领域的，以上所举，成为公文名称的行为、
也有来自社会生活的，范围相当宽泛，说明这一时期公文命名还相当随意和混乱。随着文书工作的不断进步，后代公文名称更多来自文书处理活动。唐代将“状上”这种公文上报的行为称作“申”、和则变成了两种文体。宋、元时下行文中“呈”，到了清朝“申”“呈”常用等作为结束语，至明代成为平行文“照会”“请照会”、“仰照会”体。宋、元公文中常有字样，明朝正式设置“看详”、“呈详”、“照详”对其著述活动也应该是知道的。藏书家往往互通有无，相互传抄，据《师石山房书目》，姚振宗有不少书籍为其手抄本，这些抄本应该渊源有自。又，徐友兰所刻陶方琦中）即《汉孳室文钞》（在《绍兴先正遗书》为姚振宗编定，其书稿或即得自于姚振宗。藏书而为读书，读书而为著述，乃一般藏书家之通则。此外有两则材料可以作为补充：
卷三：谭献（１８３２－１９０１，著名文人）《复堂日记》
癸酉春正月下旬一日……陶心云（陶浚宣）同年自上虞来会，游快阁、小云栖、望山亭，遇雨回棹［９］。
蔡元培光绪二十五年：《日记》
系
七月丙午朔阴。与蓝、徐庄、赏、杜（以孙）、（亚泉）五君宴中川
心
!!!!!!!!!!!!!!!!!!!!!!!!!!!!!!!!!!!!!!!!!!!!!!!!
君（中川外雄，日人，时任绍郡中西学堂教习）于快阁，邀阁主人姚海槎观察之子幼槎及（胡）钟生、（俞）伯音陪之［１０］。
快阁在绍兴鉴湖湖畔，初为南宋陆游所建。快阁盛时，假山鱼
兰台世界
２００７．１２下半月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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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孙振田
南京大学中文系
清陶方琦、姚振宗整理并补辑、徐友兰铸学斋抄录的抄本有蔡元培先生跋文一则，为《埤苍》、《广苍》《蔡元培全集》所未收，跋文是了解蔡元培先生在徐友兰家中校勘等学术活动的资料，对研究姚振宗的相关问题也颇有助益。蔡元培
姚振宗《埤苍》跋文
［７］
谊，得此无遗憾矣”姚二氏在辑佚中贡献至。陶、《埤苍》、《广苍》
关键词
笔者日前从事专题研究，注意到蔡元培先生的一篇跋文为《蔡
［１］［２］
元培全集》所未收，蔡元培先生在中没有谈起，高平叔先生《日记》［３］侈录于下，并略为考说：编著的也无提及。
兹辶《蔡元培年谱长编》
系假草稿于姚君海槎属丁君汉章抄之而著雍困敦之岁，以孙，，
心
巨。辑佚书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以下原则：一、佚文的辑录是否完备；二、佚文的择取是否精审；三、佚文的校勘是否正确；四、体例与原书是否一致。尤其二、三两条至为关键：古书在引用文献时常会对所引文句进行“加工”，导致引文与其原貌并不完全相同，甚至会有较大的变化，辑者如稍有不慎便会辑非所辑，出现错讹；辑录佚文而不加校勘或校勘不正确也直接影响到辑佚书的质量。《埤苍》、辑本虽经各家努力，仍不免有所未当。蔡先生《广苍》“勿勿对读，未遑检书”即见其谬，可见其学术素养之深厚，眼光之敏锐，所指“刺谬”之处也涉及了辑佚的关键问题，体现出蔡先生对辑佚原则的深刻认识。校勘不是简单的文字校对，它需要以渊博的学识为基础。据及相关资料，蔡先生所校书可知者还有以下数种：《铸学斋丛书》
昭茹敦和著、李慈铭重订二卷、卢文弓三《重订周易小义》《群书拾补》
因辑十七卷附补遗三卷、王端履十二卷、姚之驭《重论文斋笔录》《后
培为之雠校。勿勿对读，未遑检书，瞥见所及，不无刺谬，约举三事以为右契：《众经音义》李
注征引群书，类言噌音切，或有引、《文选》申，咸非本文，而一概采缀，一失也；诸书有云以为“《埤苍》‘兆’作字”，有云“《埤苍》‘伟’‘玮’”，综覆元文，惟一字可据，而横‘祧’
截句读，竟以为字”作为之文，二误“‘兆’‘祧’、“‘伟’‘玮’”《埤苍》也；《文选》注显是之误，有《广韵》“俑”“木送人葬也。”：“木人送葬”
苦并采，不知订正，真乃钞胥之作，非复学者所可证。如斯之类，榛林
为，三误也。姑识大校，俟他日订之。蔡元培识。
跋文题于清陶方琦、姚振宗徐氏（即姚君海槎）整理并补辑、（徐
［４］友兰）孟晋斋抄录的《埤苍》、《广苍》（二书合为一帙）的最后。“著雍
困敦之岁”为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时蔡元培先生正在徐友兰家中
系伴读兼为徐友兰刊刻绍兴先正遗书孙为其次子徐维则（徐以心），《》、
汉书补逸》二十一卷，兰上镜、曲化农、徐沁著三卷等［８］。蔡《水笺补》先生实际校书似当不止以上几种。
陶方琦（１８４５－１８８４），字子缜（子珍），绍兴陶家堰人，生于书香官宦之家。曾从绍兴名士李慈铭学，深得赏识。清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补甲子科举人，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督学湖南。因病早卒。陶方琦笃学好古，长于汉学，精诗词，工书画。著述不辍，未尝稍歇，留下了大量著作，如《淮南许注异同诂》、《字林考逸补》、《汉孳室文钞》、《兰当馆词》、《许君年表》、《复庄诗评》、《琳清仙馆词稿》等。今中收入其著作多种。姚振宗《续修四库全书》（１８４３－１９０６），绍兴姚家埭人，与陶家堰陶氏世为姻亲。藏书家，积书至六万余卷，著有藏书目录三十卷。四部典籍烂《师石山房目录》熟于胸，亦饱学之士。姚振宗为清末目录学大家，所著《师石山房丛书》是公认的古典目录学名著。于辑佚学也多有建树，为前代辑佚之作拾遗补缺，是正体例，学识之精博令人折服。
跋文对研究姚振宗的相关问题也颇有助益。姚振宗终生以隐居著述为务，交游不广，最重要的交往对象只有陶方琦、陶浚宣兄弟。除陶氏兄弟外，据陶氏族后学陶存煦所著记《清姚海槎先生振宗年谱》载，与姚振宗往来相契者尚有李慈铭、章学诚族后学章小雅等，然笔者虽多方努力，却未能检得相关的佐证材料。姚氏的目录学著作在其辞世多年后才得以刊刻，如其《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直到则迟至１９３６１９１７年才为张均衡刻入《适园丛书》，而《师石山房丛书》年才得以付梓，通常认为，此与其不事交游、著作很晚才为人所知有
系假草稿于姚君海槎一语却表明事实可能并非如孙关。跋文中“以心”，
任校勘役。从光绪十二年《铸学斋丛书》（１８８６年），由老师田宝祺介绍进入徐友兰家中，至光绪十六年校（１８９０年），蔡元培先生的伴读、勘生活持续了约四年时间。这段时间是蔡元培先生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５］，蔡先生在中对其在徐氏家中的情况有详细的记述：《自述》
顷我到徐氏后，不但有读书之乐，亦且有求友的方便。王君寄广（名佐）
系系弟硕君之师熟于清代先正事略等书持论严正为以孙之师，《》，。以孙
心
心
艹卿，人甚豪爽，善为八股文与桐城派古文。魏君铁珊有朱君费（名系
之伯父仲凡先生拳勇，能为诗古文辞，书法秀劲，皆尔时所识。以孙
心
那时候，年辈相同的朋友，如薛君朗轩、马君（名树兰）收罗碑版甚富。
湄莼、何君阆仙等，都时来徐氏，看书谈天。曾相约分编大部的书如等，但往往几个月就改变工作。这种《廿四史索引》、《经籍纂诂补正》计划都是由我提出，但改变的缘故，也总是由我提出，所以同人每以我的多计划而少恒心为苦。［６］
可见，蔡先生在徐氏家中不仅仅是伴读、校书，更多的还是一种学术上的交流活动，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跋文既是蔡先生为徐氏校勘书籍的见证，也是这种学术交流活动的见证。
为魏博士张揖撰，《广苍》为魏人樊恭撰，皆为小学著《埤苍》
作。二书大约散佚于宋代，佚文散见于一些古书，如李善注《文选》等。清任大椿（１７３８－１７８９）、马国翰（１７９４－１８５７）为二书辑佚，分别辑缺入中，虽可略存原书面貌，误辑、《小学钩沉》、《玉函山房辑佚书》漏之处也不少，非能称善。陶方琦复以任、马之书为基础，整理、补辑，所获良多。其后，姚振宗又为之整理并补辑，自是“两书俱存古
此，当时的藏书之家包括一些学者，与姚振宗应该有着一定的联系，
兰台世界５４２００７．１２下半月
□
摘
要关键词
古代档案
文体名称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高级文秘专业胡元德
古代档案文件种类繁多，本文对档案文件得名缘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并分析了古代公文名称变化的规律。
来源
规律
明时，基于札子的特定，清代使用相当广泛。元、“札付某某”“详文”
结语，出现了一种新文体“札付”。
一、古代公文名称来源种种
文书处理动作而得名。公文具有多方面的作用，１．因社会活动、
概括起来不外训诫，下级“上传下达，左右联络”。上级对下级指导、向上级请示、汇报，同级或不相隶属的机关之间沟通信息、商洽事宜都要用到公文。久而久之，这些行为动作有些被用以代指担负该动作的公文。
段注：《说文解字》：“诰，告也。”“以言告人，古用此字，今则用告字。以此诰为上告下之字。”杨朱》注谓：《列子・“告上曰告，发下即成为王命文书的一种，是教告诸侯、曰诰。”商周时期，众民，“诰”禁戒、受命之辞。中现存诰文１２篇，考古出土的西周毛公鼎《尚书》铭文也是“诰”。
的本义是“奏”“进”，下级和晚辈向上级和尊长陈言称“奏”，秦朝将其规定为上达天子的文种。徐望之《公牍通论》：“奏者，进也，引之情进于上之谓。其字始见于所谓也，《史记》《尧典》‘敷陈以言’作遍告以言，是奏即高告也，并非达于天子之言为奏。秦初改书为
［１］
奏，遂为人臣上书于君之专用文书。”
２．因载体形式和形制特征而得名。公文的书写离不开物质载
体，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古代公文的书写载体不断发展变化。按历史顺序看，主要使用过甲骨、竹木、金石、缣帛、纸张等几种物质。载体物质特有的属性赋予公文不同的特征，这些来自于书写载体的特征常常演化为文体名称。比如，以竹木为载体的有等，以纸张“册”、“笺”、“简”、“策”、“榜”、“方”、“牒”、“札”为载体的有等，以玉石作载体的有“状”、“折”、“帖”“玉册”、“玉牒”等，以金属为载体的有“铁券”。
使用同一种载体的公文，往往因形制的差异，甚至颜色的不同而分别命名。同是写在竹木上的公文，编连在一起的称作或“册”或“牍”“简”“方”、“策”，单片的称作；短小的竹木块上书写的称作“牒”。同是书写在纸张上的公文，也因装帧方式或颜色的差异而各是写在单页纸上的文书，则指写在折叠纸张上的有名目：“状”“折”文书。唐代，由翰林学士起草的诏令用白色麻纸书写，以区别于中书制诰所用的黄纸，这类文书称为“白麻”。明代的户籍簿册上交户部的用黄色封皮，称“黄册”。
因为书写载体而得到的文种名称，往往不因为载体的淘汰而废止，而是成为脱离物质形态的一种符号化的名词而被后代沿用。比如，本指写在编连竹简上的文字，但在东晋文书全面用纸之“策”后该名称继续使用，一直到封建社会结束。
公文名称不仅与其载体形态和形制有关，有时还与其文面格式宋朝创设、主要行用于元朝的记录百有关，出现了一些有趣的名字。
姓丁口产业状况的簿册文书称食货志》记载：“鼠尾簿”。《宋史・“诸州县置差役都鼠尾簿，取民户税产、物力高下差取，分五等排定，而池，藤萝花木，极具佳趣；登阁远眺，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是绍兴的著名景点。几经兴废，后为姚振宗所得。姚振宗重加修葺，略复旧观，并筑师石山房，以为藏书著述之所。从这两条材料可以看出，姚振宗之快阁仍是文人雅士的流连之所。在这种情况下，若说姚振宗之著述鲜为人知，显然是不合实际的。跋文或蔡先生信笔而为之，本无所措意，今日看来却有其不可忽略之价值。
［１］蔡元培．蔡元培全集［Ｍ］．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十六、十七卷［Ｍ］．［２］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十五、
［３］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姚振宗清稿本藏浙江图书馆．［４］藏上海图书馆。陶方琦、
［５］诚如郑伟章先生所论，正是这段生涯锻就了蔡元培先生后来成为一位
的教育家、思想家．文载１９９０年第５期．《中国出版》“兼容并包”
［６］蔡元培．蔡元培自述［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６－１７．［７］潘景郑．著砚楼读书记［Ｍ］．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９．［８］郑伟章．徐氏铸学斋刻书［Ｊ］．．中国出版，１９９０（５）．
［９］谭献．复堂日记［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５７．
［１０］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Ｍ］．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２２７．★作者邮箱：ｓｕｎｚｈｔｉａｎ２００５＠１２６．ｃｏｍ（责编：杨宗鸣）参考文献：
以一种动作转化而来的公文名称还有很多，如上行文中的“表”、等，下行文中的“驳议”“、启”“、禀”“诏”“、教”“、训”“、命”“、令”“、誓”、等，平行文中有“敕”“、诫”“、谕”“、上谕”“、批答”“移”“、关”“、刺”。
动作既有来自政务领域的，以上所举，成为公文名称的行为、
也有来自社会生活的，范围相当宽泛，说明这一时期公文命名还相当随意和混乱。随着文书工作的不断进步，后代公文名称更多来自文书处理活动。唐代将“状上”这种公文上报的行为称作“申”、和则变成了两种文体。宋、元时下行文中“呈”，到了清朝“申”“呈”常用等作为结束语，至明代成为平行文“照会”“请照会”、“仰照会”体。宋、元公文中常有字样，明朝正式设置“看详”、“呈详”、“照详”对其著述活动也应该是知道的。藏书家往往互通有无，相互传抄，据《师石山房书目》，姚振宗有不少书籍为其手抄本，这些抄本应该渊源有自。又，徐友兰所刻陶方琦中）即《汉孳室文钞》（在《绍兴先正遗书》为姚振宗编定，其书稿或即得自于姚振宗。藏书而为读书，读书而为著述，乃一般藏书家之通则。此外有两则材料可以作为补充：
卷三：谭献（１８３２－１９０１，著名文人）《复堂日记》
癸酉春正月下旬一日……陶心云（陶浚宣）同年自上虞来会，游快阁、小云栖、望山亭，遇雨回棹［９］。
蔡元培光绪二十五年：《日记》
系
七月丙午朔阴。与蓝、徐庄、赏、杜（以孙）、（亚泉）五君宴中川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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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中川外雄，日人，时任绍郡中西学堂教习）于快阁，邀阁主人姚海槎观察之子幼槎及（胡）钟生、（俞）伯音陪之［１０］。
快阁在绍兴鉴湖湖畔，初为南宋陆游所建。快阁盛时，假山鱼
兰台世界
２００７．１２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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