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意识发展史„„.你怎么看理解？有什么启发？ 张岂之先生一贯主张，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张先生认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在这个基础上,他指出思想家的历史应该和民间思想意识形态有所区别.需要研究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它不是个别思想家的思想，而是基于社会存在而形成的某一历史阶段思想上的主要内容和特色的表现。此外,由于思想史是交叉学科,它不仅包含史学、文学,还有哲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知识, 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军事思想等等,都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关于中国思想史,既可以作分门别类的研究,也可以作综合研究,而在综合研究中,应以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为主要内容,也就是说,更多的是关于道德伦理思想、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内容, 中国思想史是以中国思想观念的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与规律为研究对象。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专门学科，它与中国经济史、中国政治史、中国法制史等不同，不是就某一专门学科进行的历史研究，而是主要从上层建筑领域就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精神和学术方面进行的宏观的、概括的、整体的研究，不同时代的社会思潮兴衰、起落以及不同学派对待各种社会思潮的态度、观点与理论，也是其重要的研究内容。在侯外庐看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原则在思想史研究中便体现为一定的社会存在反映于一定历史时代的思潮，通过这样的中间环节才能发掘出个别思想家与社会历史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多层次的。在社会思潮中可以看到作为一定社会历史中不同阶段、阶层的思想观点，同时也展现出作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普遍性因素。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原则在思想史研究中便体现为一定的社会存在反映于一定历史时代的思潮, 通过这样的中间环节才能发掘出个别思想家与社会历史的联系; 这种联系不是直接的, 而是间接的、多层次的。在社会思潮中可以看到作为一定社会历史中不同阶段、阶层的思想观点, 同时也展现出作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普遍性因素。侯外庐认为, 我们不能像西方某些研究者那样认为历史就是思想家的历史。事实上思想家头脑里的“ 历史” 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的反映; 这种反映极其复杂而曲折。因此在研究中, 人们通过社会思潮这种“ 中介” 将社会史与思想史联系起来, 并将前者作为思想的来源; 当然, 也应当看到思想自身的渊源发展关系, 但这也离不开社会存在作为应有的依托。
注重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结合贯通是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思想史最重要的创见，而思想史和社会史的互动研究则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中国思想史，并不是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的简单拼凑，而是以哲学思想、逻辑思想作为支撑，以社会思想作为核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是这一有机整体发展演变的历史。简单地说，中国思想史就是研究中国思想历史的学科，是研究中国思想结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历史的学科。
2，侯外庐先生重视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原则，试结合具体材料，简述这些原则的研究意义？
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是我国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成果，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侯外庐认为思想史以社会史为基础和前提，思想的产生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阶级斗争状况、政治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而思想本身的产生和发展又具有自身的逻辑，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思想史，要求思想史能正确的反映社会发展实际，所以其应是最接近社会历史客观实际真相的；社会历史被思想史正确反映
出来，思想史也遵循着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有规律的前行，在历史和逻辑之间互相印证，直至相符。也就是说，侯外庐先生重视社会是和思想史的结合，他认为要想很好地运用历史的分析与逻辑的分析相给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思想史,必须注意把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与其它有关孚科一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概括起来讲,就是:第一,思想史的研究与马列主义理沦的研究相结合,第二,思想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相结合;第三,思想史的研究与当前思想战线上的社会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经验总结。研究方法,从根本说上是思想方法论问题,属于世界观。因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总想史学科最根本的方法论和指导思想;它的具体化就是历史分析写逻辑分析相统妥的方法。 侯外庐特别指出,中国思想史虽然要研究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但是思想史也并不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1947年,他在5中国思想通史6第一卷就指出,特别重视各时代学人的逻辑方法之研究,以期追踪他们的理性运行的轨迹,发现他们的学术具体的道路,更由他们剪裁或修补所依据的思想方法,寻求他们的社会意识及世界认识。可见侯外庐所理解的中国思想史,是以哲学思想、逻辑思想为支撑,以社会思想为核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发展演变的历史。简单说,按照侯外庐的理解,中国思想史就是研究中国思想历史的学科,是研究中国思想结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历史的学科。
侯外庐曾经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关系如何？什么才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联结点？思想史、哲学史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如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逻辑思想等)，在历史发展中有怎样的先后不同？又有怎样的差异？在他看来，要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研究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它不是个别思想家的思想，而是基于社会存在而形成的某一历史阶段思想上的主要内容和特色的表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原则在思想史研究中便体现为一定的社会存在反映于一定历史时代的思潮，通过这样的中间环节才能发掘出个别思想家与社会历史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多层次的。在社会思潮中可以看到作为一定社会历史中不同阶段、阶层的思想观点，同时也展现出作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普遍性因素。侯外庐认为，我们不能像西方某些研究者那样认为历史就是思想家的历史。事实上思想家头脑里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的反映；这种反映极其复杂而曲折。因此在研究中，人们通过社会思潮这种“中介”将社会史与思想史联系起来，并将前者作为思想的来源；当然，也应当看到思想自身的渊源、发展关系，但这也离不开社会存在作为应有的依托。在《中国思想通史》每卷中都有“绪论”，它对一定的社会存在到社会思潮作了理论的概述，以此将社会史与个别思想家的思想联系起来，在许多地方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
侯外庐先生的著作为我国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我们从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中不断吸收营养，得到研究方法论的启示，并吸收
其中经过历史考验而为史学界、哲学界所承认的一些创造性见解，继续开辟中国社会史、思想史和哲学是研究的新领域，提出新成果，来推经和发展这些学科的建设。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统合研究，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建立在世界各民族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途径基础上，把思想进步的一般规律建立在多元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基础上，是侯外庐关于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研究方法和理论贡献。
3，结合历史学与思想史的关系，试谈对我们分析把握中国思想史研究史料，特别是新公布的竹简，木渎和历史上的伪书对研究思想史有何启发？
研究者若要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不得不依赖于特定的中介物———历史资料。正因如此,前辈学者认为历史研究就是史料研究,史学就是史料学。用史料说话,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已是历史学界从兰克到傅斯年以至今日学人的老生常谈。实际上,逝去的历史无法成为历史学家直接研究的对象,事实上的研究对象是历史资料。广义上的历史资料不但包括文字资料———历史档案、历史著作等,还包括非文字资料———实物、录音录像等。在传统的史学实践中,以文字资料为主,并泛称之为历史文献。历史文献资料是历史事件的碎片。就像考古学家用发掘出的陶器碎片复原陶器一样,无论发掘出多少陶器碎片,考古学家也无法承诺一定能复原出土碎片的全部陶器,更不用说复原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全部陶器了。
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资料主要是诸子著作、传记、语录加上学案，之后最多评价尺度和立场有所变化，加上更多可以入史的文人文集和著作，像王充、范缜、吕才、刘知几、李贽等等，对于其他更边缘，更间接的资料较少使用，其实研究思想史不应只是用精英和经典文献为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很多很多，但是先秦两汉的东西比较少，从上世纪70到90年代，考古发现给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像马王堆帛书中的《黄帝书》、《老子》、《五行》、《易》，银雀山的《孙膑》，定县的《文子》，后来郭店楚简的《老子》、《太一生水》、《五行》，上博简的《诗论》，这些古籍的出土使得一些“伪书”渐渐被平反。其实，思想史方面可以运用的资料古代留下来的东西很多，如地方志和族谱家谱，普通人的日记，小说戏曲，很多只是没有引起思想史学家的注意而已，城市、陵墓、房宅的空间等以前只是被风水理论解释，这些资料能否为思想史所运用，其实只是思想史的观念问题。
史料的考据和辨伪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工作,是“小学”,也是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中国学者也在史料的辨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任何一项研究如果忽略了史料的真伪,就潜在着结论的科学性风险。而认识到伪书所蕴含的思想史价值，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思想史大有帮助。
其一，伪书中保存着某些比较准确可靠的文献资料，可以对传世的其他思想文献匡谬补缺，具有足资参考利用的史料价值。例如《孔子家语》中保存思想史料，有许多地方明显地胜于其他相关古籍，具有重要的版本、校勘价值，
其二，伪书蕴含着成书时代的思想观念，是研究某一时代思想意识的重要参考资料。如《列子》一书，晋人伪撰，采用了大量的先秦寓言故事，但同时也是研究魏晋思想史、风俗史的重要借鉴。
其三，通过伪书我们可以反思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些特质。伪书的出现大都不是出自偶然，而是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观念紧密相关，因而，这些伪书可以成为我们反思中国思想文化的某些特质的一条路径。比如佛教论典《大乘起信论》，近代以来也多被学人定为伪作，但它却是对南北朝以来的佛教心性学说的总结性作品，它所提出的“一心开二门”之说，颇具中国魏晋以来逐渐兴起的“体用”论思想，与
印度佛教很不相同。因此，《大乘起信论》完全可以成为研究佛教中国化乃至反思中国思想文化不同于印度文化的某些特质。
思想史应该加强对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关注，把可能会落入零散的、边缘的资料重新纳入思想史来考虑，从零碎中重建思想史研究的高潮。这样我们就能将发掘出很多被历史废弃的资料来用，甚至可以在那些曾经被打入冷宫不予理睬的资料中重新解释出被抹掉的思想史。
三、评析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
学者们根据自己对这一命题的不同解读,对柯林武德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国外持不同态度的学者认为：1、片面强调理性自觉,忽略了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方面。2、只适用于政治、哲学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不适用于社会和经济史3、只关注个人行动,不关注群体或集体行为。国内学者对柯林武德这一命题涵义的分析与评价较为一致,承认它在批判实证主义史学忽视历史学家主体作用方面的积极意义。（《“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语境分析与内涵再探》张作成）例如：何兆武先生认为：单纯的或纯粹的思想重演是没有的，如实的重演正如如实的历史复述，是不可能的，不但没有两个人的思想完全相同，即使同一人的思想前后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古人的思想被纳入今人的思想格局中，它就不再是古人的思想了。何兆武指出，柯林武德的主要工作在于使史学界认识到:对历史科学进行哲学的反思乃是必要和重要的，严肃的史学使自己经厉一番严格的逻辑的与哲学的批评和洗炼。何兆武认为，史学上强调研究思想的重要性，虽然始自19世纪，但把它总结为一套史学原则的则是柯林武德。然而，即使思想是历史最主要的内容，也没有理由可以引申出思想就是历史的决定因素或唯一因素的结论。
4，结合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传统，评析科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 （不是空虚来风，有西方的传统，克罗齐，然后沿着科林伍德，沿着然后有所创新的昆汀斯金纳，主要的文章，他们的西方的历史的自相发展的脉络，这时需要我们梳理的，结合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传统，他们对于历史的思考，先秦的庄子天下篇，再到王夫之，章学诚，我们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传统，中国的西方的两个参考系，主要完善）
柯林武德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理论，是当代西方批判的历史哲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克罗齐也有过类似的说法，他主张历史就是关于思想与精神的历史，换句话说，一切真正的历史就是思想史，而当代人的生活使得历史思想复活成为可能。所以他又说，一切历史是当代史。他关于思想史理论的论述，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历史学地理论和实际》中,这方面的作用是很大的,相反,个体的有意识作用则往往被湮没在社会意识的整体里。在科林伍德看来,历史学家所要关心的不是过去的事件,因为事件一旦过去就永不复返,而主要是关心“过程”,这个“过程”从过去一直延续不断地发展到现在,即现实是由历史生成的,它囊括了过去的全部历史,所以过去并没有死亡,历史学家所要研究的是仍活在现实中的过去。只有在现实的意义上去研究过去,历史才有意义。科林伍德说:“历史的本质不在于构成它的个别事实,不论这事实有多大的价值,而在于它是一个过程,一种由此及彼的发展。”这个过程是由有思想的人的行动所构成的,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身临其境地到当时人的行动中去体验、推测、考察、并编织出那些行动者的思想。只有了解了这种思想,才能理解其行动及由此而构成的历史过程,也就是科林伍德所
说的:“对历史学来说,所要发现的对象并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其中所要发现的思想,一发现了那种思想就已经是理解了它。在历史学家已经确定了事实之后,并没有再进一步去探讨它们的原因这一过程,当他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它何以发生了。” 换句话说,历史事件是过去人们思想所表现的行动,只有了解了事实背后的思想,才能算是真正了解了历史,而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就意味着知道了发生情况的原因。由此可见,科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是把历史学的客体着眼于形成历史事件的行动者的思想,即人类的思想活动。科林伍德认为,历史过程实质上就是思想过程。他对历史所作的这种定义,一直成为许多评论家的批判对象。柯林武德这样的历史哲学观念，不由使我们想起陆九渊的著名命题：“六经注我。”在他看来，“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集·语录上》1[21]）不过，陆九渊所说的“我”亦即“吾心”，并非柯林武德所说的历史学家“自己”这样一个经验个体，倒更接近于克洛齐的“精神”，即具有本体地位的某种一般意识，亦即传统儒学所说的“本心”，本质上是一种先验的设定。历史、包括思想的历史只不过是这个先验意识的一种自我展现形式而已。
科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概括无疑是对实证主义、传统思辨的历史哲学忽视“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 的一种批判,是对传统史学家的警醒,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如果把“一切历史”都归之为“思想史”则夫之绝对化,表现在:首先,他所提出的“思想”实际上是限制在非常狭义的范围之内,即所思维的理智部分,只注意到由人类理性思维支配的行动,而忽视了人类行动中大量的由感情支配,乃至由非理性、下意识、本能支配的行动。其次,他忽视了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巨大作用的物质力量,如生产力,生产关系中的某些部分,而把思想作为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实际上,人类“思想”程度是受一定物质发展条件的制约的,过分强凋“思想”而忽视物质的决定性作用是非科学的、唯心主义的。再次,他所谓理解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也只局限于个体的有意识的思想,而忽视了社会的群体意识,集团心理对个体有意识的影响。
尽管柯林武德的论证终究不能让人十足地信服，融入历史学中的人性科学也并未成功。也许柯林武德本来没有打算解决人性问题，他谈论人性问题 ，只是想借此以引出他的历史哲学观。他也由此提升了历史学的地位，强调在自然科学之外历史学的自足，这才是他的可贵之处。他认为：每个历史学家都以自己为中心，根据他自己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因此他看到了别人所看不到的某些问题；而每个历史学家都根据他自己特有的观点，也就是从他自己特有的一个方面来观察每个问题。历史学家不仅是重演过去的思想，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重演它；因此在重演它时，也就批判了它，并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纠正了他在其中所能识别的任何错误。
三、评析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
学者们根据自己对这一命题的不同解读,对柯林武德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国外持不同态度的学者认为：1、片面强调理性自觉,忽略了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方面。2、只适用于政治、哲学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不适用于社会和经济史3、只关注个人行动,不关注群体或集体行为。国内学者对柯林武德这一命题涵义的分析与评价较为一致,承认它在批判实证主义史学忽视历史学家主体作用方面的积极意义。例如：何兆武
先生认为：单纯的或纯粹的思想重演是没有的，如实的重演正如如实的历史复述，是不可能的，不但没有两个人的思想完全相同，即使同一人的思想前后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古人的思想被纳入今人的思想格局中，它就不再是古人的思想了。何兆武指出，柯林武德的主要工作在于使史学界认识到:对历史科学进行哲学的反思乃是必要和重要的，严肃的史学使自己经厉一番严格的逻辑的与哲学的批评和洗炼。何兆武认为，史学上强调研究思想的重要性，虽然始自19世纪，但把它总结为一套史学原则的则是柯林武德。然而，即使思想是历史最主要的内容，也没有理由可以引申出思想就是历史的决定因素或唯一因素的结论。
5，从古今关系角度，分析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关于对历史感的培养，以及对总体历史的看法与意义？ 众所周知,在马克布洛赫的时代,占据当时欧洲史坛统治地位的仍然是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实证史学,“让史料说话”,历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应保持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但在具体的研究中,由于传统实证史学过于拘泥于政府档案、当事人的记录等材料,使得历史研究的领域局限于政治、军事、外交等事件史及以帝王将相为代表的个人史;在叙述方法上表现为编年史;学科的发展趋于封闭,不利于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交流。作为年鉴学派的奠基人,布洛赫在史学理论与具体的历史研究两个方面都有着卓越的建树,开创了一种新型的/综合的0或曰/整体的0历史学,具体说来,就是将历史研究的重点由原来的政治史转向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从而发动了一场改变历史研究方向与方法的运动
在《封建社会》一书中,布洛赫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将新型的/整体的0历史学表现得淋漓尽致。首先是跨学科的研究与历史资料运用范围的突破,体现/整体0史学的观念。在5封建社会6一书当中,布洛赫明确地指出其著作的目的就是要/对一种社会组织结构及把它联为一体的各原则进行剖析并做出解释0。布洛赫在5封建社会6中,引进了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的概念,按照科际整合的方法,综合体现整体史学的要求布洛赫在《封建社会》中所运用的史料,除了为传统实证史学所推崇的类型之外,还大量使用了诸如考古资料、诗歌、遗嘱、祈祷文、传奇文学、请愿书、教会档案、绘画、雕塑等,涉及种类非常广泛. 布洛赫对社会整体的认识也没有离开对个人的考察。为了写作《法国农村史》，布洛赫曾跑遍法国各省份去和农民打交道，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的日常劳作和农村的乡土气息。尽管布洛赫从未记载过单个的农民，但他对中世纪农村社会的总体印象却无疑来自这些具体的观察.在布洛赫看来，个人或少数人的特定活动完全可以对整个社会产生十分重大的能动作用。
要了解现实就必须超越现实，要探讨历史也不可仅局限于历史。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往往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的漠然无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布洛赫一再强调，“史学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现在——保持不断的接触”。他认为出色的历史学家应具备理解生活的欲望。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当今的知识、现实的生活往往以一定的方式更直接地帮助人们了解历史。布洛赫曾感慨的说，尽管在史著中他多次描绘过战争的场面，但知道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谈得上真正理解“战争”的含义。
由今可以知古，布洛赫因此提出“倒溯”的历史研究法。他指出，人们以为学者考察历史的顺序与事件发生的先后是完全一致的，而这正是一种误解。虽然学者
事后会按历史发展的实际方向来叙述史实，但在着手研究时，则往往是由近及远倒溯而上的。因为，任何研究工作，其自然步骤通常都是从一直推向未知的。
由今知古的目的还是为了由古知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之类的教诲早已被人说滥了，值得注意的倒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它认为历史距今愈近愈有教育意义，愈远则价值愈低。布洛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等于把人类演进过程是唯一系列突发事件的组合，忽视了许多牵制社会发展的惰性力量，事实上，那些广泛而持久的发展所造成的强烈震荡完全可能是由古及今的。社会思潮的波动、技术的更新、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左右人类命运的潜在因素，它对历史的影响绝不亚于一次政变或战争，历史上最深层的东西往往是最确凿无疑的。对当今国人来说，孔子的影响未必亚于雷锋，我们从古代史籍中所获得的启示也绝不少于近现代的某些论著。时间的远近不能成为衡量历史价值的标准，正如不能因为月亮较近就断言它对地球的影响比太阳还大一样。对历史作实用主义的裁断，实质上是对历史学变相的轻视。
由古知今，由今知古，古今参照，相得益彰，过去与现在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历史研究可以分成各种专业，但切忌画地为牢。（历史考察最基本的特性是对历史上人类全部活动的认识，包括对当今人类大部分活动的认识，都是对其活动轨迹的认识。）布洛赫认为，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而“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总体史应该表现历史的不同层次，而每一个层次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相互重叠、牵连，共同构成总体历史。）总体史的思想也是针对实证主义史学见木不林的倾向而发的。以阅读为例，只有通过上下文才能确切的理解某个词的含义，只有抓住全文的主旨才能掌握某章某节的论点，同样，对全局的把握有助于对局部研究的深入，反之亦然。布洛赫提出的总体史思想，经第二代年鉴派史学家的发扬光大，大大拓宽了史学的领域事实上，（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不要以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动感情的，无论如何，他还是有感情的。理解包括体验人类千变万化的差异，包括人们不断进行的交往。只要这种交往是善意的，就会对生活和科学有百利而无一弊。）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正是当今史学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6，略述目前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趋势和特点？
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思想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思想史的研究才会成为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分支, 欧美各大学历史系在本科阶段就设置了这方面的课程,同时还有思想史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为推进思想史的研究, 欧美各国相继创办了思想史研究的专门学术期刊,如美国的《观念史杂志》,英国的《思想史杂志》以及《政治思想史杂志》等,也成立了思想史研究者的学术组织。这样一种高度学术分化和有机联结的学术机制, 有力地推动了思想史研究的发展。
第一,历史学界对西方思想史研究依然重视不够,还没有成为历史学科分支中的重要独立内容。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对西方思想史的很多内容缺乏研究,如西方历史上的共和主义思想、影响近代早期思想发展的自然法思想等,就连我们以前非常重视的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现在都没有人再进行学理性的研究。
第二,由于历史学领域中思想史研究的不足,不能为学术界提供既多且好的“公共知识”,由此,带来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思想史的研究常常变成了哲学甚至文化人研究的重要内容,由此导致学术界常常把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研究混淆在一起,好像政治哲学的研究就可以取代
思想史研究的存在。事实上,目前政治哲学研究正由于其缺乏历史的内涵从而证明思想史研究大有存在的必要性。二是由于思想史研究的不够,才使学界的一些学人犯了一些最为基本的错误。这里试举两例:有位博士在文章中说,苏格兰启蒙运动成为英
国革命的理论先导。殊不知,英国革命在前,苏格兰启蒙运动在后,两者之间相差有百年之多,在后者何以能够成为在前者的理论先导。另一位研究哲学的学者说,休漠仅仅是位哲学家,在政治思想方面没有做出多少贡献。这样说,完全是对休漠思想的不了解。
第三,学术界仅只热衷于引进一些当代思想家的作品,这样做当然有其重要的意义,但我只想表达的是:学界对思想史的演进缺乏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并且对各思想家之间的异同、联系和发展没有真正的研究,致使我们只看见一个个伟大的思想家个体,而对整个总体没有把握。换句话说,我们只看到了20世纪的很多思想家,但是我们缺乏对20世纪西方思想史作系统性研究,也没有这样的著作出版。类似的现象不只是表现在现当代,其他时段也同样如此。
第四,由于对思想史研究的不重视,致使思想史研究没有很好地对自己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思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思想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的话,我们就要思考和回答“什么是思想史”这样的一些“元问题”。而现在我们却没有这样做,未能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学理性的探讨,由此愈发导致了思想史研究失去其理论和方法论的支撑,思想史缺乏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科学性和合法性。
第五,在目前这样一个思想溢出、任何一个没有严格思想史训练的人都可以大谈思想史的时代,而作为历史学分支的思想史研究的失却,或者说在没有思想史研究成果参与的时候,其后果就是,整个学术界不仅错误百出,学理混乱,而且概念流行,并且有些概念在某些力量的支配下取得了其惟一的话语霸权地位,俨然就是绝对的真理,由此带来了整个社会观念的混乱。如对卢梭社会契约理论的理解,目前占居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卢梭是个集权主义者,他的思想导致了雅各宾专政这样的“恐怖统治”。其实,对卢梭思想的理解历来多有不同,有的人认为卢梭是自由主义思想家,有的人认为是共和主义者,也有人认为是集权主义者。同时,雅各宾专政的形成也异常复杂,卢梭思想与雅各宾专政之间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因此,对卢梭思想的理解完全依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语境而有不同的评价。这样,我们完全不能够将某一种观点放大到“绝对”的地步。
7，试论当代思想史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思想史的研究不同于纯粹的历史研究，而是以历史为根基的学理的研究，只有对历史有独到的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近年，学术界对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呈升温趋势，这有力地推动了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思想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
特点：第一、学科的交叉性和边缘性的要求越来越突出。从学科分类看,中国思想史是历史学的分支,既然是“史”,便不能没有史学的特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思想,便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视角;有了深刻的哲学抽象,才有更大的普遍性。在20世纪,学者们将中国思想史称为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是有道理的。以往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作出贡献的学者,在文、史、哲、艺术、语言学等学科都有比较深厚的修养。这个传统需要继承和发扬。在21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会展示出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特色,尽管学人们关于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及理论表现形式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一点是大家的共识。现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们都感到,如果研究只是重复过去早已说过的话,已无必要,也不愿这样做。开拓研究或研究上的创新,应在相近的学科间有所沟通和综合。现在学人们同时具有若干学科的学术修养,已经成为事实。
第二,中国思想史研究具有开放性和综合性,要不断加强分析思想史、比较思想史、观念社会学研究以及中国思想的批判性研究,同时运用中国思想智慧尝试应对当代问题,提出具有时代性、深刻性和创新性的时代课题,拓宽研究范围。
第三,开放的思想史研究态度离不开超越的文化观。许多哲学和思想问题在一定
程度上也是文化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之间的共存、交叉、渗透和重叠不可避免,参考多种样式的文化成果,做到了解世界,了解西方,既要中西兼通,又能超越中西古今,提高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的科学性
第四、关注新史料研究。王国维曾经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静安文集续编·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指地下出土的资料如甲骨文、金文、流沙坠简等等。20世纪我国史学成就与对这些史料并以此对照文献资料的研究分不开。现在我国研究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学者正在深人研究简帛,至于这方面研究成果是否会“重写中国思想史”或“部分地重写中国思想史”,尚有待研究实践的判断,但无论如何这方面的研究会为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先秦思想史提供更加切合实际的论断,并在学派的衍生发展的若干环节上得到明晰和具体的结论。中国自古就有史料考证意识,其中乾嘉学者对经、史文献资料所作的校注、重订和重辑工作,形成了外考证和内考证的庞大方法论体系。外考证以历史文献为考察对象,借助文字、音韵、训话、版本、校勘、辨伪等学问,校正历史文献本文的错误,鉴定文献史料的真伪及年代,内考证则以文献记载的历史事实为考察对象,通过分析、比较、归纳和推理等方法,验证、鉴别、评估历史著作中所载历史事实、名物制度的来由和真实性。他们为求文献之真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中国古老的经学方法、清代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在思想史研究的一定范围内仍然有效。
目前中国思想史研究也有自身的不足，中国思想史大体上还是和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脉络脱节。
不足：第一,思想史研究者应对现代学术研究范式转型持开放的态度,如现代感、知识结构、专业层次和科学精神等,避免把中国思想史仅仅作为专业分工的研究对象,努力把专业化研究和综合性研究结合起来。
第二,要以开放和超越的态度进行中国思想史的批判性研究,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学派。思想史研究的模式是多元的、多层次的,研究者应具有共同的、不断加深的批判精神。中国古代述而不作的传统具有文献学的意义,但是不能泛化,鼓励研究者进行实质性的、个性化的、专深的、批判式的研究。
第三、要运用中国智慧尝试应对当代问题,学人既要能够进行精深的学术研究,又能够关注现实问题,做合乎时代要求的学问
第四、加强中国思想史中宗教思想的研究。这在20世纪是取得了很多成果的。时至今日,人们期望宗教思想研究有更大的开拓。因为历史越来越显示宗教及宗教思想对历史、现状和未来都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说宗教是人的精神异化,那么,宗教思想就是这种异化的实在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人的精神异化是不可避免的。在异化中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人的特性。在我国古代,宗教思想往往与传统人文思想相联系,因此研究人文思想不能丢开宗教思想这个重要环节。中国古代某些宗教思想的人文化,成为思想史的特色之一。这不是神学,而是人的精神学(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的特殊表现形式。在物质生活不断提升的历史时刻,人们关注人的精神生活史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将宗教作为一种信仰,而是将它如实地看作是有较大影响的文化现象。
第五、加强中国思想史研究队伍的建设。有些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开设了中国思想史选修课,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大学生们需要有关于中外文化的知识,而文化的核心则是思想.中国思想史或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课程对提高学生们的理论思维、增加中外思想文化的知识以及培育他们的人文精神都大有裨益。在此情况下,中国古代史或哲学课、道德品质课的教师们也愿意将他们的业务视角扩大至中国思想史的教学研究上。这门学科的吸引力在于它既有具体的历史感,又有较强的理论性,便于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给人提供有益的启示。
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老一辈学者的正确经验和方法是值得借鉴的，如侯外庐开创的思想史和社会史结合的道路和传统，应进一步发扬和光大。
8、简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关系？（我们为什么会运用，他也不是随便用的吗，是吧，不是随随便便产生的，也是在19，20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接触中成长起来了的。）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由于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势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的发生了变革。”
唯物史观的思想观念源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原理,为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 我们应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研究, 即从广大民众、统治阶级或日益崛起的新兴阶级与思想家本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 去分析相应的思想文化形态、思想流派、思想家的主张。惟有如此方能正确地阐明各种思想文化现象的本质, 进而揭示出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然而毋庸讳言的是, 由于对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缺乏深入的发掘与理解, 一些论者在运用它来指导具体的研究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公式化与教条化的倾向, 往往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与人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分割开来, 将思想文化现象与一些本不相干的经济、政治因素机械地搭配。另一方面, 受唯心史观的影响, 海外一些论著在沿袭其从思想到思想或从观念到观念的诠释模式时,不时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价值予以质疑, 其潜在的学术影响不应低估。在思想文化史领域, 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思想观念的本体或本源, 究竟应当如何诠释思想观念, 无疑是最关键、最基本的学理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界定与阐发, 构成了不同的思想文化史的本体论与方法论, 直接决定了人们有关研究的学术取向与探讨途径, 最终影响到人们对思想文化史之诸多现象与发展规律的认识。在这些问题上, 历史上的许多学派或思想家尽管在学理、方法与话语上不尽一致, 但都自觉不自觉地以唯心史观去做理解,将人们的意识、精神看作是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与历史发展的惟一动因, 进而将意识、精神看作是独立发展、自成系统的 形上学之物。人的思想观念是否纯粹是人的精神、思维或人心的产物? 思想文化是否是一个不受外在社会环境制约的独立发展的有生命的观念系统? 从思想到思想或从观念到观念是否是合理的研究法则? 对诸如这些涉及到思想史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的问题, 唯物史观早就做出了科学的答。
1，中国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意识发展史„„.你怎么看理解？有什么启发？ 张岂之先生一贯主张，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张先生认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在这个基础上,他指出思想家的历史应该和民间思想意识形态有所区别.需要研究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它不是个别思想家的思想，而是基于社会存在而形成的某一历史阶段思想上的主要内容和特色的表现。此外,由于思想史是交叉学科,它不仅包含史学、文学,还有哲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知识, 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军事思想等等,都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关于中国思想史,既可以作分门别类的研究,也可以作综合研究,而在综合研究中,应以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为主要内容,也就是说,更多的是关于道德伦理思想、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内容, 中国思想史是以中国思想观念的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与规律为研究对象。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专门学科，它与中国经济史、中国政治史、中国法制史等不同，不是就某一专门学科进行的历史研究，而是主要从上层建筑领域就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精神和学术方面进行的宏观的、概括的、整体的研究，不同时代的社会思潮兴衰、起落以及不同学派对待各种社会思潮的态度、观点与理论，也是其重要的研究内容。在侯外庐看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原则在思想史研究中便体现为一定的社会存在反映于一定历史时代的思潮，通过这样的中间环节才能发掘出个别思想家与社会历史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多层次的。在社会思潮中可以看到作为一定社会历史中不同阶段、阶层的思想观点，同时也展现出作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普遍性因素。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原则在思想史研究中便体现为一定的社会存在反映于一定历史时代的思潮, 通过这样的中间环节才能发掘出个别思想家与社会历史的联系; 这种联系不是直接的, 而是间接的、多层次的。在社会思潮中可以看到作为一定社会历史中不同阶段、阶层的思想观点, 同时也展现出作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普遍性因素。侯外庐认为, 我们不能像西方某些研究者那样认为历史就是思想家的历史。事实上思想家头脑里的“ 历史” 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的反映; 这种反映极其复杂而曲折。因此在研究中, 人们通过社会思潮这种“ 中介” 将社会史与思想史联系起来, 并将前者作为思想的来源; 当然, 也应当看到思想自身的渊源发展关系, 但这也离不开社会存在作为应有的依托。
注重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结合贯通是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思想史最重要的创见，而思想史和社会史的互动研究则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中国思想史，并不是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的简单拼凑，而是以哲学思想、逻辑思想作为支撑，以社会思想作为核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是这一有机整体发展演变的历史。简单地说，中国思想史就是研究中国思想历史的学科，是研究中国思想结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历史的学科。
2，侯外庐先生重视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原则，试结合具体材料，简述这些原则的研究意义？
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是我国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成果，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侯外庐认为思想史以社会史为基础和前提，思想的产生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阶级斗争状况、政治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而思想本身的产生和发展又具有自身的逻辑，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思想史，要求思想史能正确的反映社会发展实际，所以其应是最接近社会历史客观实际真相的；社会历史被思想史正确反映
出来，思想史也遵循着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有规律的前行，在历史和逻辑之间互相印证，直至相符。也就是说，侯外庐先生重视社会是和思想史的结合，他认为要想很好地运用历史的分析与逻辑的分析相给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思想史,必须注意把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与其它有关孚科一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概括起来讲,就是:第一,思想史的研究与马列主义理沦的研究相结合,第二,思想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相结合;第三,思想史的研究与当前思想战线上的社会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经验总结。研究方法,从根本说上是思想方法论问题,属于世界观。因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总想史学科最根本的方法论和指导思想;它的具体化就是历史分析写逻辑分析相统妥的方法。 侯外庐特别指出,中国思想史虽然要研究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但是思想史也并不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1947年,他在5中国思想通史6第一卷就指出,特别重视各时代学人的逻辑方法之研究,以期追踪他们的理性运行的轨迹,发现他们的学术具体的道路,更由他们剪裁或修补所依据的思想方法,寻求他们的社会意识及世界认识。可见侯外庐所理解的中国思想史,是以哲学思想、逻辑思想为支撑,以社会思想为核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发展演变的历史。简单说,按照侯外庐的理解,中国思想史就是研究中国思想历史的学科,是研究中国思想结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历史的学科。
侯外庐曾经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关系如何？什么才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联结点？思想史、哲学史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如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逻辑思想等)，在历史发展中有怎样的先后不同？又有怎样的差异？在他看来，要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研究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它不是个别思想家的思想，而是基于社会存在而形成的某一历史阶段思想上的主要内容和特色的表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原则在思想史研究中便体现为一定的社会存在反映于一定历史时代的思潮，通过这样的中间环节才能发掘出个别思想家与社会历史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多层次的。在社会思潮中可以看到作为一定社会历史中不同阶段、阶层的思想观点，同时也展现出作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普遍性因素。侯外庐认为，我们不能像西方某些研究者那样认为历史就是思想家的历史。事实上思想家头脑里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的反映；这种反映极其复杂而曲折。因此在研究中，人们通过社会思潮这种“中介”将社会史与思想史联系起来，并将前者作为思想的来源；当然，也应当看到思想自身的渊源、发展关系，但这也离不开社会存在作为应有的依托。在《中国思想通史》每卷中都有“绪论”，它对一定的社会存在到社会思潮作了理论的概述，以此将社会史与个别思想家的思想联系起来，在许多地方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
侯外庐先生的著作为我国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我们从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中不断吸收营养，得到研究方法论的启示，并吸收
其中经过历史考验而为史学界、哲学界所承认的一些创造性见解，继续开辟中国社会史、思想史和哲学是研究的新领域，提出新成果，来推经和发展这些学科的建设。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统合研究，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建立在世界各民族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途径基础上，把思想进步的一般规律建立在多元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基础上，是侯外庐关于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研究方法和理论贡献。
3，结合历史学与思想史的关系，试谈对我们分析把握中国思想史研究史料，特别是新公布的竹简，木渎和历史上的伪书对研究思想史有何启发？
研究者若要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不得不依赖于特定的中介物———历史资料。正因如此,前辈学者认为历史研究就是史料研究,史学就是史料学。用史料说话,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已是历史学界从兰克到傅斯年以至今日学人的老生常谈。实际上,逝去的历史无法成为历史学家直接研究的对象,事实上的研究对象是历史资料。广义上的历史资料不但包括文字资料———历史档案、历史著作等,还包括非文字资料———实物、录音录像等。在传统的史学实践中,以文字资料为主,并泛称之为历史文献。历史文献资料是历史事件的碎片。就像考古学家用发掘出的陶器碎片复原陶器一样,无论发掘出多少陶器碎片,考古学家也无法承诺一定能复原出土碎片的全部陶器,更不用说复原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全部陶器了。
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资料主要是诸子著作、传记、语录加上学案，之后最多评价尺度和立场有所变化，加上更多可以入史的文人文集和著作，像王充、范缜、吕才、刘知几、李贽等等，对于其他更边缘，更间接的资料较少使用，其实研究思想史不应只是用精英和经典文献为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很多很多，但是先秦两汉的东西比较少，从上世纪70到90年代，考古发现给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像马王堆帛书中的《黄帝书》、《老子》、《五行》、《易》，银雀山的《孙膑》，定县的《文子》，后来郭店楚简的《老子》、《太一生水》、《五行》，上博简的《诗论》，这些古籍的出土使得一些“伪书”渐渐被平反。其实，思想史方面可以运用的资料古代留下来的东西很多，如地方志和族谱家谱，普通人的日记，小说戏曲，很多只是没有引起思想史学家的注意而已，城市、陵墓、房宅的空间等以前只是被风水理论解释，这些资料能否为思想史所运用，其实只是思想史的观念问题。
史料的考据和辨伪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工作,是“小学”,也是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中国学者也在史料的辨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任何一项研究如果忽略了史料的真伪,就潜在着结论的科学性风险。而认识到伪书所蕴含的思想史价值，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思想史大有帮助。
其一，伪书中保存着某些比较准确可靠的文献资料，可以对传世的其他思想文献匡谬补缺，具有足资参考利用的史料价值。例如《孔子家语》中保存思想史料，有许多地方明显地胜于其他相关古籍，具有重要的版本、校勘价值，
其二，伪书蕴含着成书时代的思想观念，是研究某一时代思想意识的重要参考资料。如《列子》一书，晋人伪撰，采用了大量的先秦寓言故事，但同时也是研究魏晋思想史、风俗史的重要借鉴。
其三，通过伪书我们可以反思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些特质。伪书的出现大都不是出自偶然，而是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观念紧密相关，因而，这些伪书可以成为我们反思中国思想文化的某些特质的一条路径。比如佛教论典《大乘起信论》，近代以来也多被学人定为伪作，但它却是对南北朝以来的佛教心性学说的总结性作品，它所提出的“一心开二门”之说，颇具中国魏晋以来逐渐兴起的“体用”论思想，与
印度佛教很不相同。因此，《大乘起信论》完全可以成为研究佛教中国化乃至反思中国思想文化不同于印度文化的某些特质。
思想史应该加强对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关注，把可能会落入零散的、边缘的资料重新纳入思想史来考虑，从零碎中重建思想史研究的高潮。这样我们就能将发掘出很多被历史废弃的资料来用，甚至可以在那些曾经被打入冷宫不予理睬的资料中重新解释出被抹掉的思想史。
三、评析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
学者们根据自己对这一命题的不同解读,对柯林武德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国外持不同态度的学者认为：1、片面强调理性自觉,忽略了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方面。2、只适用于政治、哲学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不适用于社会和经济史3、只关注个人行动,不关注群体或集体行为。国内学者对柯林武德这一命题涵义的分析与评价较为一致,承认它在批判实证主义史学忽视历史学家主体作用方面的积极意义。（《“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语境分析与内涵再探》张作成）例如：何兆武先生认为：单纯的或纯粹的思想重演是没有的，如实的重演正如如实的历史复述，是不可能的，不但没有两个人的思想完全相同，即使同一人的思想前后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古人的思想被纳入今人的思想格局中，它就不再是古人的思想了。何兆武指出，柯林武德的主要工作在于使史学界认识到:对历史科学进行哲学的反思乃是必要和重要的，严肃的史学使自己经厉一番严格的逻辑的与哲学的批评和洗炼。何兆武认为，史学上强调研究思想的重要性，虽然始自19世纪，但把它总结为一套史学原则的则是柯林武德。然而，即使思想是历史最主要的内容，也没有理由可以引申出思想就是历史的决定因素或唯一因素的结论。
4，结合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传统，评析科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 （不是空虚来风，有西方的传统，克罗齐，然后沿着科林伍德，沿着然后有所创新的昆汀斯金纳，主要的文章，他们的西方的历史的自相发展的脉络，这时需要我们梳理的，结合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传统，他们对于历史的思考，先秦的庄子天下篇，再到王夫之，章学诚，我们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传统，中国的西方的两个参考系，主要完善）
柯林武德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理论，是当代西方批判的历史哲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克罗齐也有过类似的说法，他主张历史就是关于思想与精神的历史，换句话说，一切真正的历史就是思想史，而当代人的生活使得历史思想复活成为可能。所以他又说，一切历史是当代史。他关于思想史理论的论述，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历史学地理论和实际》中,这方面的作用是很大的,相反,个体的有意识作用则往往被湮没在社会意识的整体里。在科林伍德看来,历史学家所要关心的不是过去的事件,因为事件一旦过去就永不复返,而主要是关心“过程”,这个“过程”从过去一直延续不断地发展到现在,即现实是由历史生成的,它囊括了过去的全部历史,所以过去并没有死亡,历史学家所要研究的是仍活在现实中的过去。只有在现实的意义上去研究过去,历史才有意义。科林伍德说:“历史的本质不在于构成它的个别事实,不论这事实有多大的价值,而在于它是一个过程,一种由此及彼的发展。”这个过程是由有思想的人的行动所构成的,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身临其境地到当时人的行动中去体验、推测、考察、并编织出那些行动者的思想。只有了解了这种思想,才能理解其行动及由此而构成的历史过程,也就是科林伍德所
说的:“对历史学来说,所要发现的对象并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其中所要发现的思想,一发现了那种思想就已经是理解了它。在历史学家已经确定了事实之后,并没有再进一步去探讨它们的原因这一过程,当他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它何以发生了。” 换句话说,历史事件是过去人们思想所表现的行动,只有了解了事实背后的思想,才能算是真正了解了历史,而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就意味着知道了发生情况的原因。由此可见,科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是把历史学的客体着眼于形成历史事件的行动者的思想,即人类的思想活动。科林伍德认为,历史过程实质上就是思想过程。他对历史所作的这种定义,一直成为许多评论家的批判对象。柯林武德这样的历史哲学观念，不由使我们想起陆九渊的著名命题：“六经注我。”在他看来，“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集·语录上》1[21]）不过，陆九渊所说的“我”亦即“吾心”，并非柯林武德所说的历史学家“自己”这样一个经验个体，倒更接近于克洛齐的“精神”，即具有本体地位的某种一般意识，亦即传统儒学所说的“本心”，本质上是一种先验的设定。历史、包括思想的历史只不过是这个先验意识的一种自我展现形式而已。
科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概括无疑是对实证主义、传统思辨的历史哲学忽视“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 的一种批判,是对传统史学家的警醒,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如果把“一切历史”都归之为“思想史”则夫之绝对化,表现在:首先,他所提出的“思想”实际上是限制在非常狭义的范围之内,即所思维的理智部分,只注意到由人类理性思维支配的行动,而忽视了人类行动中大量的由感情支配,乃至由非理性、下意识、本能支配的行动。其次,他忽视了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巨大作用的物质力量,如生产力,生产关系中的某些部分,而把思想作为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实际上,人类“思想”程度是受一定物质发展条件的制约的,过分强凋“思想”而忽视物质的决定性作用是非科学的、唯心主义的。再次,他所谓理解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也只局限于个体的有意识的思想,而忽视了社会的群体意识,集团心理对个体有意识的影响。
尽管柯林武德的论证终究不能让人十足地信服，融入历史学中的人性科学也并未成功。也许柯林武德本来没有打算解决人性问题，他谈论人性问题 ，只是想借此以引出他的历史哲学观。他也由此提升了历史学的地位，强调在自然科学之外历史学的自足，这才是他的可贵之处。他认为：每个历史学家都以自己为中心，根据他自己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因此他看到了别人所看不到的某些问题；而每个历史学家都根据他自己特有的观点，也就是从他自己特有的一个方面来观察每个问题。历史学家不仅是重演过去的思想，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重演它；因此在重演它时，也就批判了它，并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纠正了他在其中所能识别的任何错误。
三、评析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
学者们根据自己对这一命题的不同解读,对柯林武德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国外持不同态度的学者认为：1、片面强调理性自觉,忽略了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方面。2、只适用于政治、哲学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不适用于社会和经济史3、只关注个人行动,不关注群体或集体行为。国内学者对柯林武德这一命题涵义的分析与评价较为一致,承认它在批判实证主义史学忽视历史学家主体作用方面的积极意义。例如：何兆武
先生认为：单纯的或纯粹的思想重演是没有的，如实的重演正如如实的历史复述，是不可能的，不但没有两个人的思想完全相同，即使同一人的思想前后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古人的思想被纳入今人的思想格局中，它就不再是古人的思想了。何兆武指出，柯林武德的主要工作在于使史学界认识到:对历史科学进行哲学的反思乃是必要和重要的，严肃的史学使自己经厉一番严格的逻辑的与哲学的批评和洗炼。何兆武认为，史学上强调研究思想的重要性，虽然始自19世纪，但把它总结为一套史学原则的则是柯林武德。然而，即使思想是历史最主要的内容，也没有理由可以引申出思想就是历史的决定因素或唯一因素的结论。
5，从古今关系角度，分析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关于对历史感的培养，以及对总体历史的看法与意义？ 众所周知,在马克布洛赫的时代,占据当时欧洲史坛统治地位的仍然是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实证史学,“让史料说话”,历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应保持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但在具体的研究中,由于传统实证史学过于拘泥于政府档案、当事人的记录等材料,使得历史研究的领域局限于政治、军事、外交等事件史及以帝王将相为代表的个人史;在叙述方法上表现为编年史;学科的发展趋于封闭,不利于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交流。作为年鉴学派的奠基人,布洛赫在史学理论与具体的历史研究两个方面都有着卓越的建树,开创了一种新型的/综合的0或曰/整体的0历史学,具体说来,就是将历史研究的重点由原来的政治史转向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从而发动了一场改变历史研究方向与方法的运动
在《封建社会》一书中,布洛赫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将新型的/整体的0历史学表现得淋漓尽致。首先是跨学科的研究与历史资料运用范围的突破,体现/整体0史学的观念。在5封建社会6一书当中,布洛赫明确地指出其著作的目的就是要/对一种社会组织结构及把它联为一体的各原则进行剖析并做出解释0。布洛赫在5封建社会6中,引进了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的概念,按照科际整合的方法,综合体现整体史学的要求布洛赫在《封建社会》中所运用的史料,除了为传统实证史学所推崇的类型之外,还大量使用了诸如考古资料、诗歌、遗嘱、祈祷文、传奇文学、请愿书、教会档案、绘画、雕塑等,涉及种类非常广泛. 布洛赫对社会整体的认识也没有离开对个人的考察。为了写作《法国农村史》，布洛赫曾跑遍法国各省份去和农民打交道，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的日常劳作和农村的乡土气息。尽管布洛赫从未记载过单个的农民，但他对中世纪农村社会的总体印象却无疑来自这些具体的观察.在布洛赫看来，个人或少数人的特定活动完全可以对整个社会产生十分重大的能动作用。
要了解现实就必须超越现实，要探讨历史也不可仅局限于历史。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往往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的漠然无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布洛赫一再强调，“史学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现在——保持不断的接触”。他认为出色的历史学家应具备理解生活的欲望。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当今的知识、现实的生活往往以一定的方式更直接地帮助人们了解历史。布洛赫曾感慨的说，尽管在史著中他多次描绘过战争的场面，但知道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谈得上真正理解“战争”的含义。
由今可以知古，布洛赫因此提出“倒溯”的历史研究法。他指出，人们以为学者考察历史的顺序与事件发生的先后是完全一致的，而这正是一种误解。虽然学者
事后会按历史发展的实际方向来叙述史实，但在着手研究时，则往往是由近及远倒溯而上的。因为，任何研究工作，其自然步骤通常都是从一直推向未知的。
由今知古的目的还是为了由古知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之类的教诲早已被人说滥了，值得注意的倒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它认为历史距今愈近愈有教育意义，愈远则价值愈低。布洛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等于把人类演进过程是唯一系列突发事件的组合，忽视了许多牵制社会发展的惰性力量，事实上，那些广泛而持久的发展所造成的强烈震荡完全可能是由古及今的。社会思潮的波动、技术的更新、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左右人类命运的潜在因素，它对历史的影响绝不亚于一次政变或战争，历史上最深层的东西往往是最确凿无疑的。对当今国人来说，孔子的影响未必亚于雷锋，我们从古代史籍中所获得的启示也绝不少于近现代的某些论著。时间的远近不能成为衡量历史价值的标准，正如不能因为月亮较近就断言它对地球的影响比太阳还大一样。对历史作实用主义的裁断，实质上是对历史学变相的轻视。
由古知今，由今知古，古今参照，相得益彰，过去与现在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历史研究可以分成各种专业，但切忌画地为牢。（历史考察最基本的特性是对历史上人类全部活动的认识，包括对当今人类大部分活动的认识，都是对其活动轨迹的认识。）布洛赫认为，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而“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总体史应该表现历史的不同层次，而每一个层次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相互重叠、牵连，共同构成总体历史。）总体史的思想也是针对实证主义史学见木不林的倾向而发的。以阅读为例，只有通过上下文才能确切的理解某个词的含义，只有抓住全文的主旨才能掌握某章某节的论点，同样，对全局的把握有助于对局部研究的深入，反之亦然。布洛赫提出的总体史思想，经第二代年鉴派史学家的发扬光大，大大拓宽了史学的领域事实上，（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不要以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动感情的，无论如何，他还是有感情的。理解包括体验人类千变万化的差异，包括人们不断进行的交往。只要这种交往是善意的，就会对生活和科学有百利而无一弊。）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正是当今史学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6，略述目前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趋势和特点？
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思想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思想史的研究才会成为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分支, 欧美各大学历史系在本科阶段就设置了这方面的课程,同时还有思想史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为推进思想史的研究, 欧美各国相继创办了思想史研究的专门学术期刊,如美国的《观念史杂志》,英国的《思想史杂志》以及《政治思想史杂志》等,也成立了思想史研究者的学术组织。这样一种高度学术分化和有机联结的学术机制, 有力地推动了思想史研究的发展。
第一,历史学界对西方思想史研究依然重视不够,还没有成为历史学科分支中的重要独立内容。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对西方思想史的很多内容缺乏研究,如西方历史上的共和主义思想、影响近代早期思想发展的自然法思想等,就连我们以前非常重视的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现在都没有人再进行学理性的研究。
第二,由于历史学领域中思想史研究的不足,不能为学术界提供既多且好的“公共知识”,由此,带来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思想史的研究常常变成了哲学甚至文化人研究的重要内容,由此导致学术界常常把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研究混淆在一起,好像政治哲学的研究就可以取代
思想史研究的存在。事实上,目前政治哲学研究正由于其缺乏历史的内涵从而证明思想史研究大有存在的必要性。二是由于思想史研究的不够,才使学界的一些学人犯了一些最为基本的错误。这里试举两例:有位博士在文章中说,苏格兰启蒙运动成为英
国革命的理论先导。殊不知,英国革命在前,苏格兰启蒙运动在后,两者之间相差有百年之多,在后者何以能够成为在前者的理论先导。另一位研究哲学的学者说,休漠仅仅是位哲学家,在政治思想方面没有做出多少贡献。这样说,完全是对休漠思想的不了解。
第三,学术界仅只热衷于引进一些当代思想家的作品,这样做当然有其重要的意义,但我只想表达的是:学界对思想史的演进缺乏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并且对各思想家之间的异同、联系和发展没有真正的研究,致使我们只看见一个个伟大的思想家个体,而对整个总体没有把握。换句话说,我们只看到了20世纪的很多思想家,但是我们缺乏对20世纪西方思想史作系统性研究,也没有这样的著作出版。类似的现象不只是表现在现当代,其他时段也同样如此。
第四,由于对思想史研究的不重视,致使思想史研究没有很好地对自己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思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思想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的话,我们就要思考和回答“什么是思想史”这样的一些“元问题”。而现在我们却没有这样做,未能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学理性的探讨,由此愈发导致了思想史研究失去其理论和方法论的支撑,思想史缺乏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科学性和合法性。
第五,在目前这样一个思想溢出、任何一个没有严格思想史训练的人都可以大谈思想史的时代,而作为历史学分支的思想史研究的失却,或者说在没有思想史研究成果参与的时候,其后果就是,整个学术界不仅错误百出,学理混乱,而且概念流行,并且有些概念在某些力量的支配下取得了其惟一的话语霸权地位,俨然就是绝对的真理,由此带来了整个社会观念的混乱。如对卢梭社会契约理论的理解,目前占居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卢梭是个集权主义者,他的思想导致了雅各宾专政这样的“恐怖统治”。其实,对卢梭思想的理解历来多有不同,有的人认为卢梭是自由主义思想家,有的人认为是共和主义者,也有人认为是集权主义者。同时,雅各宾专政的形成也异常复杂,卢梭思想与雅各宾专政之间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因此,对卢梭思想的理解完全依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语境而有不同的评价。这样,我们完全不能够将某一种观点放大到“绝对”的地步。
7，试论当代思想史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思想史的研究不同于纯粹的历史研究，而是以历史为根基的学理的研究，只有对历史有独到的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近年，学术界对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呈升温趋势，这有力地推动了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思想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
特点：第一、学科的交叉性和边缘性的要求越来越突出。从学科分类看,中国思想史是历史学的分支,既然是“史”,便不能没有史学的特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思想,便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视角;有了深刻的哲学抽象,才有更大的普遍性。在20世纪,学者们将中国思想史称为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是有道理的。以往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作出贡献的学者,在文、史、哲、艺术、语言学等学科都有比较深厚的修养。这个传统需要继承和发扬。在21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会展示出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特色,尽管学人们关于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及理论表现形式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一点是大家的共识。现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们都感到,如果研究只是重复过去早已说过的话,已无必要,也不愿这样做。开拓研究或研究上的创新,应在相近的学科间有所沟通和综合。现在学人们同时具有若干学科的学术修养,已经成为事实。
第二,中国思想史研究具有开放性和综合性,要不断加强分析思想史、比较思想史、观念社会学研究以及中国思想的批判性研究,同时运用中国思想智慧尝试应对当代问题,提出具有时代性、深刻性和创新性的时代课题,拓宽研究范围。
第三,开放的思想史研究态度离不开超越的文化观。许多哲学和思想问题在一定
程度上也是文化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之间的共存、交叉、渗透和重叠不可避免,参考多种样式的文化成果,做到了解世界,了解西方,既要中西兼通,又能超越中西古今,提高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的科学性
第四、关注新史料研究。王国维曾经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静安文集续编·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指地下出土的资料如甲骨文、金文、流沙坠简等等。20世纪我国史学成就与对这些史料并以此对照文献资料的研究分不开。现在我国研究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学者正在深人研究简帛,至于这方面研究成果是否会“重写中国思想史”或“部分地重写中国思想史”,尚有待研究实践的判断,但无论如何这方面的研究会为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先秦思想史提供更加切合实际的论断,并在学派的衍生发展的若干环节上得到明晰和具体的结论。中国自古就有史料考证意识,其中乾嘉学者对经、史文献资料所作的校注、重订和重辑工作,形成了外考证和内考证的庞大方法论体系。外考证以历史文献为考察对象,借助文字、音韵、训话、版本、校勘、辨伪等学问,校正历史文献本文的错误,鉴定文献史料的真伪及年代,内考证则以文献记载的历史事实为考察对象,通过分析、比较、归纳和推理等方法,验证、鉴别、评估历史著作中所载历史事实、名物制度的来由和真实性。他们为求文献之真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中国古老的经学方法、清代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在思想史研究的一定范围内仍然有效。
目前中国思想史研究也有自身的不足，中国思想史大体上还是和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脉络脱节。
不足：第一,思想史研究者应对现代学术研究范式转型持开放的态度,如现代感、知识结构、专业层次和科学精神等,避免把中国思想史仅仅作为专业分工的研究对象,努力把专业化研究和综合性研究结合起来。
第二,要以开放和超越的态度进行中国思想史的批判性研究,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学派。思想史研究的模式是多元的、多层次的,研究者应具有共同的、不断加深的批判精神。中国古代述而不作的传统具有文献学的意义,但是不能泛化,鼓励研究者进行实质性的、个性化的、专深的、批判式的研究。
第三、要运用中国智慧尝试应对当代问题,学人既要能够进行精深的学术研究,又能够关注现实问题,做合乎时代要求的学问
第四、加强中国思想史中宗教思想的研究。这在20世纪是取得了很多成果的。时至今日,人们期望宗教思想研究有更大的开拓。因为历史越来越显示宗教及宗教思想对历史、现状和未来都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说宗教是人的精神异化,那么,宗教思想就是这种异化的实在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人的精神异化是不可避免的。在异化中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人的特性。在我国古代,宗教思想往往与传统人文思想相联系,因此研究人文思想不能丢开宗教思想这个重要环节。中国古代某些宗教思想的人文化,成为思想史的特色之一。这不是神学,而是人的精神学(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的特殊表现形式。在物质生活不断提升的历史时刻,人们关注人的精神生活史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将宗教作为一种信仰,而是将它如实地看作是有较大影响的文化现象。
第五、加强中国思想史研究队伍的建设。有些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开设了中国思想史选修课,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大学生们需要有关于中外文化的知识,而文化的核心则是思想.中国思想史或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课程对提高学生们的理论思维、增加中外思想文化的知识以及培育他们的人文精神都大有裨益。在此情况下,中国古代史或哲学课、道德品质课的教师们也愿意将他们的业务视角扩大至中国思想史的教学研究上。这门学科的吸引力在于它既有具体的历史感,又有较强的理论性,便于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给人提供有益的启示。
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老一辈学者的正确经验和方法是值得借鉴的，如侯外庐开创的思想史和社会史结合的道路和传统，应进一步发扬和光大。
8、简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关系？（我们为什么会运用，他也不是随便用的吗，是吧，不是随随便便产生的，也是在19，20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接触中成长起来了的。）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由于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势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的发生了变革。”
唯物史观的思想观念源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原理,为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 我们应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研究, 即从广大民众、统治阶级或日益崛起的新兴阶级与思想家本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 去分析相应的思想文化形态、思想流派、思想家的主张。惟有如此方能正确地阐明各种思想文化现象的本质, 进而揭示出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然而毋庸讳言的是, 由于对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缺乏深入的发掘与理解, 一些论者在运用它来指导具体的研究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公式化与教条化的倾向, 往往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与人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分割开来, 将思想文化现象与一些本不相干的经济、政治因素机械地搭配。另一方面, 受唯心史观的影响, 海外一些论著在沿袭其从思想到思想或从观念到观念的诠释模式时,不时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价值予以质疑, 其潜在的学术影响不应低估。在思想文化史领域, 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思想观念的本体或本源, 究竟应当如何诠释思想观念, 无疑是最关键、最基本的学理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界定与阐发, 构成了不同的思想文化史的本体论与方法论, 直接决定了人们有关研究的学术取向与探讨途径, 最终影响到人们对思想文化史之诸多现象与发展规律的认识。在这些问题上, 历史上的许多学派或思想家尽管在学理、方法与话语上不尽一致, 但都自觉不自觉地以唯心史观去做理解,将人们的意识、精神看作是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与历史发展的惟一动因, 进而将意识、精神看作是独立发展、自成系统的 形上学之物。人的思想观念是否纯粹是人的精神、思维或人心的产物? 思想文化是否是一个不受外在社会环境制约的独立发展的有生命的观念系统? 从思想到思想或从观念到观念是否是合理的研究法则? 对诸如这些涉及到思想史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的问题, 唯物史观早就做出了科学的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