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与崔永元因转基因问题在互联网吵红了眼之后，这对曾经的“老友鬼鬼”(两人曾经是好朋友)最后打起了官司。2014年1月，方舟子以诽谤（损害名誉）为名起诉崔永元，索赔32万。随后，崔永元提起反诉，并索赔67万。2015年6月25日，这场骂战官司在北京海淀法院有了审理结果，法庭当庭宣判，崔永元的微博言论不构成侵权。但同样，法院也不支持小崔的反诉。所以，两个人实际都输了这场官司。
当然，一般常理来推断，还是方舟子输了，小崔赢了。两人骂就骂呗，或者是骂不过小崔，或者是个人涵养之类的原因，反正是方舟子主动挑起了这场官司，小崔是被动应战。方舟子确定比较可乐，他对小崔同样诸多攻击性语言，却想通过法律来让小崔的过火言论担职。自己不干净，却要别人很圣洁。除非法院拉偏架，否则怎么支持这种人？因此，方舟子首先让自己变成一大笑料。
但真正的问题是公众人物如小孩骂街一样，显得过于荒唐。一个骂对方是“主持人僵尸”、“疯狗”，一个骂对方是“流氓肘子”、“网络流氓暴力集团的头目”。这样的暴力语言很不应该。在此，老航也要做自我检讨，因为我也曾经认为小崔骂方舟子骂得比较到位。但现在，我认为骂并不解决问题。方舟子种种行为非常恶劣，应当以事实为依据加以揭露。故而从这个层面看，方舟子与崔永元还是输了。
不过，这场官司有人赢了。那是海淀法院的法官。他们对这官司的判词写得很清晰，有更有据，令人信服。他们能赢，主要因素与方舟子和崔永元无关，而是与我国的司法环境有关。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案件的判词显得太八股味，缺少文采，逻辑推理少，直接结论多，干巴巴的常让非当事人没有耐心看下去。但海淀区法院就方舟子与崔永元一案的判词，写得非常好，真的。
如一开始就说：“本案中双方的争议虽由‘转基因’这一公共议题引发，但这并不意味着由公共议题引发的恶意人身攻击也可以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公共议题并非人身攻击的‘挡箭牌’”。这是宣示法理，然后又指出公众人物的人格保护“有所克减”，并且要他们“注意义务标准”，区分“正当行使言论自由与侵犯他人名誉权之间的界限。”
在陈述案情时，针对公共问题，法院的结论是“人人可以就此发表自己的观点，一方可以不同意对方的意见，但即使一方观点并不完全符合科学真理，也不能剥夺对方就此发表意见的权利。因此，对双方微博中指责对方在转基因等科学问题上‘传谣’、‘造谣’之类的言论，虽然个别用语令人不快，但仍属于法律上要求当事人应保持适当宽容度的言论，不构成侵权。”
然而，判辞中又就双方带有攻击性的言论进行陈述、分析与推理。最终入情入理并合法指出双方都有越界，但整体上并不构成侮辱对方的充分理由。
印象中海淀法院也有另外的案件判词写得同样精彩，也有其他一些法院也曾就一些案件写出同样高水平的判词。这说明在司法系统，高水平的法官是一种客观存在。在依法治国的征途上，由这些法官示范，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和写出对社会有启示意义的判词，那就是比较好的结果。
社会公共案件多公开一些，也就是生动的普法教育课。在国际社会，一些国家的治理逐步走上正轨，一些公共案件的审理过程与结果的公开、公正、公平，就起到非同凡响的作用。那些过程中的法官与律师，也赢得社会的高度尊敬，变成社会正能量的重要化身。一些重要案件被文学艺术家写成小说、拍成影视剧，又强化了社会的法治意识。方舟子与崔永元相互控告案，就是这样一种公共案件。不涉及个人隐私、国家机密，又因他们是公众人物，恰好可以成为绝佳的司法教材。如此看来，方舟子挑起这场官司还是一件好事。对他与小崔都不是，但对社会就是一个“是”。
但愿中国真正走进依法治国的康庄大道吧。
方舟子与崔永元因转基因问题在互联网吵红了眼之后，这对曾经的“老友鬼鬼”(两人曾经是好朋友)最后打起了官司。2014年1月，方舟子以诽谤（损害名誉）为名起诉崔永元，索赔32万。随后，崔永元提起反诉，并索赔67万。2015年6月25日，这场骂战官司在北京海淀法院有了审理结果，法庭当庭宣判，崔永元的微博言论不构成侵权。但同样，法院也不支持小崔的反诉。所以，两个人实际都输了这场官司。
当然，一般常理来推断，还是方舟子输了，小崔赢了。两人骂就骂呗，或者是骂不过小崔，或者是个人涵养之类的原因，反正是方舟子主动挑起了这场官司，小崔是被动应战。方舟子确定比较可乐，他对小崔同样诸多攻击性语言，却想通过法律来让小崔的过火言论担职。自己不干净，却要别人很圣洁。除非法院拉偏架，否则怎么支持这种人？因此，方舟子首先让自己变成一大笑料。
但真正的问题是公众人物如小孩骂街一样，显得过于荒唐。一个骂对方是“主持人僵尸”、“疯狗”，一个骂对方是“流氓肘子”、“网络流氓暴力集团的头目”。这样的暴力语言很不应该。在此，老航也要做自我检讨，因为我也曾经认为小崔骂方舟子骂得比较到位。但现在，我认为骂并不解决问题。方舟子种种行为非常恶劣，应当以事实为依据加以揭露。故而从这个层面看，方舟子与崔永元还是输了。
不过，这场官司有人赢了。那是海淀法院的法官。他们对这官司的判词写得很清晰，有更有据，令人信服。他们能赢，主要因素与方舟子和崔永元无关，而是与我国的司法环境有关。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案件的判词显得太八股味，缺少文采，逻辑推理少，直接结论多，干巴巴的常让非当事人没有耐心看下去。但海淀区法院就方舟子与崔永元一案的判词，写得非常好，真的。
如一开始就说：“本案中双方的争议虽由‘转基因’这一公共议题引发，但这并不意味着由公共议题引发的恶意人身攻击也可以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公共议题并非人身攻击的‘挡箭牌’”。这是宣示法理，然后又指出公众人物的人格保护“有所克减”，并且要他们“注意义务标准”，区分“正当行使言论自由与侵犯他人名誉权之间的界限。”
在陈述案情时，针对公共问题，法院的结论是“人人可以就此发表自己的观点，一方可以不同意对方的意见，但即使一方观点并不完全符合科学真理，也不能剥夺对方就此发表意见的权利。因此，对双方微博中指责对方在转基因等科学问题上‘传谣’、‘造谣’之类的言论，虽然个别用语令人不快，但仍属于法律上要求当事人应保持适当宽容度的言论，不构成侵权。”
然而，判辞中又就双方带有攻击性的言论进行陈述、分析与推理。最终入情入理并合法指出双方都有越界，但整体上并不构成侮辱对方的充分理由。
印象中海淀法院也有另外的案件判词写得同样精彩，也有其他一些法院也曾就一些案件写出同样高水平的判词。这说明在司法系统，高水平的法官是一种客观存在。在依法治国的征途上，由这些法官示范，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和写出对社会有启示意义的判词，那就是比较好的结果。
社会公共案件多公开一些，也就是生动的普法教育课。在国际社会，一些国家的治理逐步走上正轨，一些公共案件的审理过程与结果的公开、公正、公平，就起到非同凡响的作用。那些过程中的法官与律师，也赢得社会的高度尊敬，变成社会正能量的重要化身。一些重要案件被文学艺术家写成小说、拍成影视剧，又强化了社会的法治意识。方舟子与崔永元相互控告案，就是这样一种公共案件。不涉及个人隐私、国家机密，又因他们是公众人物，恰好可以成为绝佳的司法教材。如此看来，方舟子挑起这场官司还是一件好事。对他与小崔都不是，但对社会就是一个“是”。
但愿中国真正走进依法治国的康庄大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