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墨子虽是侠义精神的开创并实践者，但理解其精神的人鲜有。本文力图从墨子与知识分子和当权者、与徒弟、与民众三个维度考察文中所体现的孤独困境。 关键词：兼爱 非攻 孤独 困境 鲁迅曾言：“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①，所以墨子开创了侠文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鲁迅《非攻》中所塑造的墨子形象，既是一个埋头苦干、不做空谈、为民请命、摩顶放踵的实干家形象，更可以深发为怀有大仁大义、不畏强权、扶危救急、勇于牺牲自我的豪侠形象。小说《非攻》着重讲述了墨子带领他的徒弟，仗义直行，运乎神技，止楚攻宋的侠义事迹，与《墨子公输篇》等前文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鲁迅在组织材料时，也融入了个人晚年生命体验以及对现实的影射，此为本文出发点，力图从墨子与知识分子和当权者、与徒弟、与民众三个维度考察文中所体现的孤独困境。 一.墨子与知识分子、当权者的关系 公孙高与墨子的争执，暗指着儒墨两家的分歧。儒家指斥墨家兼爱无父，像禽兽。他们认为社会结构是以家庭本位的，通过自然伦理关系来建构社会等级秩序。而墨家打破了儒家“家本位”的血缘伦理结构，主张“兼爱”，爱无差等，爱父母与爱众人应该是一样的，不避亲疏，只有兼爱，才能互利，从而消弭战争。墨子是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即有利于民的角度来构建社会网络，以一种大爱、博爱来化解等级间不可避免的矛盾，诚然是儒家所不能理解，更不能包容的，墨家学说被儒家视为“异端”，尤其受到了孟子的猛烈谩骂与非议，不啻如此，墨家的思想也遭到执政者的鄙夷。 当墨子准备向楚王宣扬行义时，公输般道，“劳形苦心，扶危救急，是贱人的东西，大人们是不可取的。”②执政者不能采用墨家学说，首先他必须以维护王权为基础，需要一种理论能使得自己的特权等级合法化，墨家的“兼爱”、“爱无差别”显然不能投其所好，更何况劳形苦心这种接近于殉道的精神，而儒家就显得更灵活、变通了，他对王权始终持有暧昧的态度，让王权的统治留有相当富裕的自主权力。其次，墨家学说不能推行，也有物质原因：中国在小农经济决定下需要王权给予物质保障，同时小农经济衍生了家庭为主的经济结构，在此不做详述。综上可见，墨子“兼爱”“非攻”的思想土壤在于阶级限制和等级规定的消弭，而这恰好是儒家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和当权者致力建构的维护其地位稳固的基础，正因为二者在根本立场上的天壤之别，使得当权者及既得利益的知识分子对墨子秉持的观点嗤之以鼻，甚至冷眼相向，墨子的旅程注定将蒙上孤独和悲凉的色彩。 二.墨子与徒弟的关系 墨子的徒弟有耕柱子、禽滑蟹、管黔敖，以及曹公子，前三者都勤恳继承了墨侠精神，唯独曹公子背弃信念，与墨子等分道扬镳。一部分评论指出，曹公子的言论，是鲁迅讽刺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表面上却故意发表一些慷慨激昂的空论。这确实是有材料依据的，1925年鲁迅在《忽然想到十》中指出，中国历来多民气论者，侧重国民的气概，并不切实增强国民实力，导致“再而衰，三而竭”，③1931年鲁迅在《宣传与做戏》曾指出，中国的国民性就是说谎与做戏，做宣传实则是对外说谎。④曹公子表面豪言壮语，一心赴死，然则实际是不敢冒死的，内心是卑怯的。他依附权力，成了官方的喉舌，一方政府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空手鼓舞民气，然而文中的宋国政府正如现实中的国民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抵抗措施，不爱惜自己国民，鼓吹气概，这实则送人民当炮灰，变法向强者低头的投降主义，奴性十足。然而，从另一方面看，鲁迅在此设置的曹公子，也许不仅仅表面上讽刺时政，更有深藏暗示。 鲁迅在《流氓的变迁》曾言，“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⑤‘死’指的是司马迁所标榜“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的侠义精神，那么曹公子虽然出身墨家，可是他连墨家的末流都够不上，算不上“真正老实的侠”，只能划入吸收了儒道思想的“取巧的侠”，“巧”是他懂得了圆滑处世的准则，做了权势者的附庸，不必再劳形苦心，不爱其躯，只需做足奴才，便保障了自身的安全和富足。当墨子的徒弟都在切实备战时，曹公子的言论于墨子眼里便是故弄玄虚，因为他的所谈都并非于民有利，而是大大有害的，曹公子做了两年官，学了耍官腔的本事，弃“求兴天下之利”的信仰如敝屐，自然与真正的墨家精神分道扬镳。 众所周知，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墨家思想就逐渐衰落，汉代的大侠已与权贵相勾结，小说中曹公子的设置，也暗示着墨家原始思想与精神只能如一杆旧时代的旗帜孤独掩埋在沙漠中，终于陷入堕落、腐化、变异的困境，真正的墨侠早已面目模糊，如今留下的是只能欺负弱者，在官与盗的夹缝间横行的流氓，阿Q便是这一典型人物。正如上文所述，墨家思想成长土壤的稀缺，当权者和儒家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对墨家思想的拒绝，要使墨子的“兼爱”思想保持纯正并有所发展，必须有墨子本人身体力行的熏陶和影响，而曹公子之流的混迹官场，对墨家思想的主动疏离姿态，解除了墨家思想的血脉土壤的联系，墨侠精神的蜕变也就成了必然。 三.墨子作为启蒙者与民众间的关系 墨子一生都致力于弘扬自家学说，可以说他也是一名力图开民智的启蒙者。小说中对民众的描写主要集中在文中第二部分的宋国国民上，当墨子日夜兼程赶到宋国时，鞋破脚伤，仍不敢怠慢，而宋国国民却看不出大敌临城的恐惧，他们依然很闲，或者照常生活，作者通过墨子这位启蒙者的道出其中的隐情，“楚国要来进攻的消息，是也许已经听到了的，然而大家被攻得习惯了，自认是活该受攻得了，竟并不觉得特别，况且谁都只剩下一条性命，无衣无食，所以也没有什么人想搬家”，⑥可见，宋国国民不仅是物质上极其贫乏，精神上也早已麻木，丧失了生命本应该有的活力，只有坐以待毙，是一群“沉静而又衰弱”的看客。这不禁使人联想到东北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国民的状态，甚至是自古以来业已形成的民族痼弊，鲁迅在《最先与最后》中曾喟叹：“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⑦宋国国民乃至中国民众就是如此缺乏韧性、苟安于世，不战而败。 另外，他们都浑浑噩噩，盲目听从，没有独立清醒的自我判断意识。文中做了两次对照，第一次是民众对曹公子与管黔敖的反映对比，曹公子慷慨激昂的空谈言论引来了看客们的注意，而管黔敖踏踏实实募集备战材料，却未曾得到民众的支持，百般受阻，不过是麻、灰、铁等常见材料，在性命攸关时刻，却有的不肯，肯的没有，更多讲空话而已。民众的麻木、盲目使得他们推崇说空话的人，对真正诚恳帮助自己的人予以忽视，人们继续“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这是最可悲的境遇，之于墨子等启蒙者，更是无等的寂寥，恰如年轻时鲁迅与友人办的《新生》期刊，希望疗救麻木的国民，然而《新生》却早早夭折，它并不是被反对者所扼杀，而是没有人回应，鲁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⑧墨子与其弟子也如立生人之地，然而倔强执着的墨子像一位存在主义者，继续行动，为宋国人奔走，终于得偿所愿。 文中结尾则是第二次对比，依然与前文民众对曹公子的反映对比，再且，文末也是鲁迅改造较大的地方。《墨子・公输篇》原文为：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故曰：“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鲁迅抓住这个细节，更丰富了墨子这位英雄的尴尬处境，首先在城门被检查两回，又被募捐救国队这样的“巧人”假借救国美名，夺去了行李，然后城下躲雨，又被巡兵赶开，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前文本结尾着重褒扬了墨子功成身退、不争名利的品格，而小说结尾正如许多学者所言，弥漫着荒诞、悖谬、孤独等挥之不去的痛感，墨子披肝沥胆，为宋民辛苦奔波，作为手无兵权的平民，仍然敢于挑战权势阶层，像《野草》中的傻子，不计后果，为奴才毁屋砸窗，然而反过来却被奴才出卖，墨子亦被无知的或者怀有鬼胎的宋人所“中伤”，他的存在与选择非同于曹公子，为人所瞩目，墨子作为启蒙者，实际上与大众间隔着深深的鸿沟，他们的决绝与反抗都被淡忘、漠然推入荒原，启蒙者终将消失于黑暗中，不为人所知。此时渗透着鲁迅对启蒙的绝望，进一步说，墨子不是一般只靠文艺、思想救世兴邦的启蒙者，他更是行动派、实干家、侠义之士，如过客一样一直坚定走下去，将“存在付丽于行动”，然而却依然遭到历史的埋没、冷遇，透漏着鲁迅隐藏的大孤独、大悲凉。 参考文献 ①④⑤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版，155;337;155. ②⑥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462;456. ③⑦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90;142. ⑧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417. （作者介绍：罗丽，西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内容摘要：墨子虽是侠义精神的开创并实践者，但理解其精神的人鲜有。本文力图从墨子与知识分子和当权者、与徒弟、与民众三个维度考察文中所体现的孤独困境。 关键词：兼爱 非攻 孤独 困境 鲁迅曾言：“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①，所以墨子开创了侠文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鲁迅《非攻》中所塑造的墨子形象，既是一个埋头苦干、不做空谈、为民请命、摩顶放踵的实干家形象，更可以深发为怀有大仁大义、不畏强权、扶危救急、勇于牺牲自我的豪侠形象。小说《非攻》着重讲述了墨子带领他的徒弟，仗义直行，运乎神技，止楚攻宋的侠义事迹，与《墨子公输篇》等前文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鲁迅在组织材料时，也融入了个人晚年生命体验以及对现实的影射，此为本文出发点，力图从墨子与知识分子和当权者、与徒弟、与民众三个维度考察文中所体现的孤独困境。 一.墨子与知识分子、当权者的关系 公孙高与墨子的争执，暗指着儒墨两家的分歧。儒家指斥墨家兼爱无父，像禽兽。他们认为社会结构是以家庭本位的，通过自然伦理关系来建构社会等级秩序。而墨家打破了儒家“家本位”的血缘伦理结构，主张“兼爱”，爱无差等，爱父母与爱众人应该是一样的，不避亲疏，只有兼爱，才能互利，从而消弭战争。墨子是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即有利于民的角度来构建社会网络，以一种大爱、博爱来化解等级间不可避免的矛盾，诚然是儒家所不能理解，更不能包容的，墨家学说被儒家视为“异端”，尤其受到了孟子的猛烈谩骂与非议，不啻如此，墨家的思想也遭到执政者的鄙夷。 当墨子准备向楚王宣扬行义时，公输般道，“劳形苦心，扶危救急，是贱人的东西，大人们是不可取的。”②执政者不能采用墨家学说，首先他必须以维护王权为基础，需要一种理论能使得自己的特权等级合法化，墨家的“兼爱”、“爱无差别”显然不能投其所好，更何况劳形苦心这种接近于殉道的精神，而儒家就显得更灵活、变通了，他对王权始终持有暧昧的态度，让王权的统治留有相当富裕的自主权力。其次，墨家学说不能推行，也有物质原因：中国在小农经济决定下需要王权给予物质保障，同时小农经济衍生了家庭为主的经济结构，在此不做详述。综上可见，墨子“兼爱”“非攻”的思想土壤在于阶级限制和等级规定的消弭，而这恰好是儒家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和当权者致力建构的维护其地位稳固的基础，正因为二者在根本立场上的天壤之别，使得当权者及既得利益的知识分子对墨子秉持的观点嗤之以鼻，甚至冷眼相向，墨子的旅程注定将蒙上孤独和悲凉的色彩。 二.墨子与徒弟的关系 墨子的徒弟有耕柱子、禽滑蟹、管黔敖，以及曹公子，前三者都勤恳继承了墨侠精神，唯独曹公子背弃信念，与墨子等分道扬镳。一部分评论指出，曹公子的言论，是鲁迅讽刺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表面上却故意发表一些慷慨激昂的空论。这确实是有材料依据的，1925年鲁迅在《忽然想到十》中指出，中国历来多民气论者，侧重国民的气概，并不切实增强国民实力，导致“再而衰，三而竭”，③1931年鲁迅在《宣传与做戏》曾指出，中国的国民性就是说谎与做戏，做宣传实则是对外说谎。④曹公子表面豪言壮语，一心赴死，然则实际是不敢冒死的，内心是卑怯的。他依附权力，成了官方的喉舌，一方政府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空手鼓舞民气，然而文中的宋国政府正如现实中的国民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抵抗措施，不爱惜自己国民，鼓吹气概，这实则送人民当炮灰，变法向强者低头的投降主义，奴性十足。然而，从另一方面看，鲁迅在此设置的曹公子，也许不仅仅表面上讽刺时政，更有深藏暗示。 鲁迅在《流氓的变迁》曾言，“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⑤‘死’指的是司马迁所标榜“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的侠义精神，那么曹公子虽然出身墨家，可是他连墨家的末流都够不上，算不上“真正老实的侠”，只能划入吸收了儒道思想的“取巧的侠”，“巧”是他懂得了圆滑处世的准则，做了权势者的附庸，不必再劳形苦心，不爱其躯，只需做足奴才，便保障了自身的安全和富足。当墨子的徒弟都在切实备战时，曹公子的言论于墨子眼里便是故弄玄虚，因为他的所谈都并非于民有利，而是大大有害的，曹公子做了两年官，学了耍官腔的本事，弃“求兴天下之利”的信仰如敝屐，自然与真正的墨家精神分道扬镳。 众所周知，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墨家思想就逐渐衰落，汉代的大侠已与权贵相勾结，小说中曹公子的设置，也暗示着墨家原始思想与精神只能如一杆旧时代的旗帜孤独掩埋在沙漠中，终于陷入堕落、腐化、变异的困境，真正的墨侠早已面目模糊，如今留下的是只能欺负弱者，在官与盗的夹缝间横行的流氓，阿Q便是这一典型人物。正如上文所述，墨家思想成长土壤的稀缺，当权者和儒家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对墨家思想的拒绝，要使墨子的“兼爱”思想保持纯正并有所发展，必须有墨子本人身体力行的熏陶和影响，而曹公子之流的混迹官场，对墨家思想的主动疏离姿态，解除了墨家思想的血脉土壤的联系，墨侠精神的蜕变也就成了必然。 三.墨子作为启蒙者与民众间的关系 墨子一生都致力于弘扬自家学说，可以说他也是一名力图开民智的启蒙者。小说中对民众的描写主要集中在文中第二部分的宋国国民上，当墨子日夜兼程赶到宋国时，鞋破脚伤，仍不敢怠慢，而宋国国民却看不出大敌临城的恐惧，他们依然很闲，或者照常生活，作者通过墨子这位启蒙者的道出其中的隐情，“楚国要来进攻的消息，是也许已经听到了的，然而大家被攻得习惯了，自认是活该受攻得了，竟并不觉得特别，况且谁都只剩下一条性命，无衣无食，所以也没有什么人想搬家”，⑥可见，宋国国民不仅是物质上极其贫乏，精神上也早已麻木，丧失了生命本应该有的活力，只有坐以待毙，是一群“沉静而又衰弱”的看客。这不禁使人联想到东北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国民的状态，甚至是自古以来业已形成的民族痼弊，鲁迅在《最先与最后》中曾喟叹：“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⑦宋国国民乃至中国民众就是如此缺乏韧性、苟安于世，不战而败。 另外，他们都浑浑噩噩，盲目听从，没有独立清醒的自我判断意识。文中做了两次对照，第一次是民众对曹公子与管黔敖的反映对比，曹公子慷慨激昂的空谈言论引来了看客们的注意，而管黔敖踏踏实实募集备战材料，却未曾得到民众的支持，百般受阻，不过是麻、灰、铁等常见材料，在性命攸关时刻，却有的不肯，肯的没有，更多讲空话而已。民众的麻木、盲目使得他们推崇说空话的人，对真正诚恳帮助自己的人予以忽视，人们继续“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这是最可悲的境遇，之于墨子等启蒙者，更是无等的寂寥，恰如年轻时鲁迅与友人办的《新生》期刊，希望疗救麻木的国民，然而《新生》却早早夭折，它并不是被反对者所扼杀，而是没有人回应，鲁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⑧墨子与其弟子也如立生人之地，然而倔强执着的墨子像一位存在主义者，继续行动，为宋国人奔走，终于得偿所愿。 文中结尾则是第二次对比，依然与前文民众对曹公子的反映对比，再且，文末也是鲁迅改造较大的地方。《墨子・公输篇》原文为：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故曰：“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鲁迅抓住这个细节，更丰富了墨子这位英雄的尴尬处境，首先在城门被检查两回，又被募捐救国队这样的“巧人”假借救国美名，夺去了行李，然后城下躲雨，又被巡兵赶开，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前文本结尾着重褒扬了墨子功成身退、不争名利的品格，而小说结尾正如许多学者所言，弥漫着荒诞、悖谬、孤独等挥之不去的痛感，墨子披肝沥胆，为宋民辛苦奔波，作为手无兵权的平民，仍然敢于挑战权势阶层，像《野草》中的傻子，不计后果，为奴才毁屋砸窗，然而反过来却被奴才出卖，墨子亦被无知的或者怀有鬼胎的宋人所“中伤”，他的存在与选择非同于曹公子，为人所瞩目，墨子作为启蒙者，实际上与大众间隔着深深的鸿沟，他们的决绝与反抗都被淡忘、漠然推入荒原，启蒙者终将消失于黑暗中，不为人所知。此时渗透着鲁迅对启蒙的绝望，进一步说，墨子不是一般只靠文艺、思想救世兴邦的启蒙者，他更是行动派、实干家、侠义之士，如过客一样一直坚定走下去，将“存在付丽于行动”，然而却依然遭到历史的埋没、冷遇，透漏着鲁迅隐藏的大孤独、大悲凉。 参考文献 ①④⑤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版，155;337;155. ②⑥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462;456. ③⑦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90;142. ⑧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417. （作者介绍：罗丽，西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