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诗人徐志摩，人们自然会联想起他美丽的诗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他的诗情魅力历经百年而不衰，而他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3位女性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却更富传奇色彩。
在沉默中静静分手的原配夫人张幼仪
张幼仪1900年12月29日出生，是上海宝山县巨富张润之的女儿。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之下，张幼仪只读过3年女子师范；14岁时，她就由四哥张公权做媒，与徐志摩定了亲，15岁结婚时，两人才第一次见面。
1915年12月5日，徐志摩和张幼仪在硖石商会举行婚礼，由萧山汤蛰先生当证婚人。这天早上，张幼仪用过早饭后，就由堂姐帮她化新娘妆。张幼仪自出生以来，还从来没有化过妆，经堂姐一打扮，她都认不出自己了。因为徐志摩提出要一个新式的新娘，所以那天，张幼仪穿了件非常华丽的粉红色婚礼服，里面有好多层丝裙，最外面的一层裙子上绣了几条龙。头上戴了顶凤冠。看上去，既是西洋式的又带点儿中国传统的风格。当时有人这样评价张幼仪：“其人甚美，雅爱淡妆，沉默言，举止端庄，秀外慧中，亲故多乐于亲近之，然不呼其名，皆以二小姐称之。”
当徐志摩掀起她的头盖时，张幼仪的心开始发抖，她又是期待又是害怕。她期待他的目光，可是又害怕迎接他的目光，她只在楼上悄悄地瞅过他一次，幸亏她戴的头冠太重，使她无法抬起头直视他的眼睛，仅仅看到他那尖下巴壳。
婚后两人感情一直不好，虽然张幼仪并没有绑小脚，但在留学英国剑桥的徐志摩看来，她整个就是一个“乡村南瓜”。张幼仪在结婚5年后即1920年底到英国伴读，抵英后她和徐志摩搬到一个叫沙士顿的小镇，那地方离康桥（剑桥）大学大概有3公里远，徐志摩在这所大学的皇家学院当文科特别选科生。他们租了间有两个卧室和一个客厅的小屋，从客厅的大玻璃窗可以俯视一条都是灰沙的小路。
有天早上，徐志摩对张幼仪说：“今天晚上家里要来个客人，她是从爱丁堡大学来的一个朋友，我要带她到康桥逛逛，然后带她回来和我们一道吃晚饭。”
徐志摩要她们这两个女人碰面这件事情，给了张幼仪这样的暗示：她不光是他的女朋友，而且很有可能变成他第二个太太，她们会在这异国他乡同住一个屋檐下。
晚餐过后，徐志摩问张幼仪对这位姓林的小姐感觉如何，有什么意见。张幼仪虽然已经发誓要采取庄重随和的态度，可是因为脑子里有太多念头在打转，就冲口说出心里出现的第一个想法。因为她知道自己应该接受他挑选的小太太，便说：“呃，她看起来很好，虽然小脚和西服不搭调。”
徐志摩不再绕着客厅走来走去，他把脚跟一转，好像张幼仪的评语把他的烦躁和挫折一股脑儿渲泄出来似的，突然尖叫说：“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时，中国虽然已经经历了“五四”运动，但整个中国大地仍到处充斥着封建思想，他们的离婚对传统的旧式婚姻观念造成极大冲击。而在对外宣布的离婚原因中，张幼仪不得不担起诸如“对公婆不孝敬、讲话太多、忌妒小妾、诸病缠身”等“罪名”，作为徐志摩提出离婚的理由。徐志摩和张幼仪的离婚，当时可谓世人震惊，舆论大哗。
离婚后的张幼仪积极充实自己，1927年至1937年，她担任上海第一家妇女储蓄银行副总裁；1949年移居香港，1953年与第二任丈夫结婚；1972年在丈夫去世后，张幼仪移民到美，住在纽约曼哈顿；1988年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8岁。
林徽因是徐志摩心中永远的爱
林徽因（1904—1955），原名林徽音，“徽音”出自《诗经·大雅·思齐》：“思齐大任，父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后来，为避免与当时一男性作家林微音相混，从1934年改名为林徽因。林徽因出身名门，父亲林长民，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参议、司法总长等要职。
林徽因幼年随父迁居北京，入培华女中读书，16岁又随父到伦敦。“良好的家庭修养，东西方文化的共同滋养，使林徽因的身上有着一种超乎平常人的非凡气质和聪明才智”，“她既具有大家闺秀那种幽娴贞静的传统风韵，又有现代女性那种活泼、大方的气质，言谈举止之间，透着一股浓浓的书卷气”——可以说，这样的林徽因正是徐志摩心目中的理想女子、完美女子。因此，徐志摩自1920年在伦敦结识林徽因后，便一下子为她所倾倒。他觉得，是林徽因唤起了他沉睡的激情，让他感到了灵魂的震颤，感到了生命的美好（而这种感觉，此前他在张幼仪身上从来没有体会过）。于是，他把对她的礼赞写成了诗，其中几句是“你是高高在上的云雀天鹨，纵横四海不问今古春秋，散布着稀世的音乐锦绣。”
早于徐志摩半年、即1920年春天，时任段祺瑞内阁司法部长的林长民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的身份，携女儿林徽因入住伦敦。其时，林徽因正值16芳龄，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在爱丁堡大学读书。这年10月，徐志摩来到伦敦，才24岁，正值年轻气盛，倜傥风流，浑身充溢着才子之气。在国际联盟协会的一次演讲会上，徐志摩认识了林长民。此后，林长民与徐志摩便成为莫逆之交。林徽因则是在徐志摩初次与英国大作家狄更斯的会见中认识徐志摩的。一个是才华横溢的英俊青年，一个是貌若婵娟、才思飘逸的女孩，两人相见恨晚。
徐志摩向林徽因发起了求爱攻势，而且用情很深，这些都逃不过林长民的眼睛。幸好，林长民豁达大度，既不责怪徐志摩所为，又没有禁止女儿与他往来。恰在此时，徐志摩的夫人张幼仪从国内来到伦敦伴读，这大约是徐父的旨意，徐志摩不敢违抗。张幼仪以夫唱妇随为满足，整天在家里清理房间、买菜烧饭。徐志摩大部分时间泡在学校，回家来也很少与张幼仪说话。徐志摩每天早上都要急急忙忙赶到附近的理发室整理头发。张幼仪很纳闷：家里用度很多，经济也不很宽裕，徐完全可以自己把头发梳理一下再到学校去。后来，张幼仪从别人口中得知，徐志摩每天去理发室是因为理发室对面有一间杂货铺，那是他与一位女性朋友的联络地。他们每天都有书信往返，而且信是用英文写的，这位女性朋友就是林徽因。徐志摩把林徽因的来信和自己的日记都牢牢地锁在一只箱子里（这只箱子又称八室箱，在徐志摩去世后引出了许多故事）。 几个月以后的一天早上，徐志摩告诉张幼仪，要带一位女性朋友回家一道吃晚饭。这就是上文所说的徐志摩与张幼仪发生不快后，竟不告而别，差人送回一个“离婚”的决定。
1921年10月，林长民回国，也把女儿林徽因带回北京。第二年的10月，徐志摩结束在康桥的学业回国。在回国前夕，徐志摩为表述对康桥难舍难分的依恋之情和在康桥发生的令他魂牵梦萦的故事，写下了《康桥再会吧》的诗篇。徐志摩在家乡上海稍事盘桓，年底就追到了心仪神往的北京。这时，林家已把女儿林徽因的终身许配给名人之子梁思成了。徐志摩也是冲着这件事来的，他打算偕林徽因一起重返伦敦读书。也许林徽因对徐志摩有过这个许诺，因而他才信心十足地定下了“康桥再会吧”的约定。
回国后，情况迥变。刚到北京，徐志摩就接到了老师梁启超给他的一封长信，劝他“义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这等于明说了，林徽因已经许配给我家儿子，你就不必再干扰他们的幸福了。然而，徐志摩不把老师的劝诫当回事，反而坚定地回答：“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这等于摆出要较量一番的架势。当时，林长民家住景山后街称作“雪池”的院子里，林徽因在培华中学读书，课余，她就到梁思成家去，两人的恋爱关系已相当稳固了。
梁思成家住在松坡图书馆，因为梁启超时任松坡图书馆馆长。松坡图书馆有两处房子：一处在西单附近的石虎胡同7号，一处在北海公园的快雪堂。快雪堂是一处幽静高雅的院落，星期天不对外开放。梁思成是馆长之子，关系特殊，当然可以自由出入，这里便也成了梁思成与林徽因约会的地方。然而，徐志摩竟然找到这里，理由当然是冠冕堂皇的，他是梁启超的学生，又是林长民的朋友，就算是梁思成在，这个面子总是该给的吧。但是，徐志摩来的次数多了，梁思成便渐渐产生了反感。有一次，梁思成在门上用英文写了一张纸条“情人不愿受干扰”。徐志摩见了，只得悻悻而去。这明晃晃的纸条贴在门上，大概不是背着林徽因写的吧。但是，即使这样，他们彼此的心中还是深深地眷念着对方。
1924年四五月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和林徽因都是诗坛中人，一起参加了接待，一起进出会场，还一起演出了英文戏剧。这一次的接触，又点燃了他们昔日的情感。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他们俩又一次会面，林徽因告诉徐志摩，她马上要随梁思成到美国留学去了，她不可能成为他的妻子，他们终不能成为眷属。
5月20日，泰戈尔一行离开北京去太原，徐志摩陪同前往。到车站送行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在其中。看到林徽因，徐志摩立即赶写了一封信给她。可是，车子已经启动了，徐志摩情急之下，欲跳下车把尚未写完的信送给林徽因。泰戈尔的秘书思厚之见他太伤感，就一把将信抢过来替他藏起来，没有转交给林徽因，径自带回英国。信中写道：“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总是昏沉沉的，睁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凉的月色……离别！怎么的能让人相信？我想着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这真是一份难舍难分的情啊。一年以后，徐志摩还写了一首名为《偶然》的诗送给林徽因，对这件事表示了明确的态度：
我是天空里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迹/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故事到这里应该结束了，但是，藕断丝还连，它还时不时地啮噬彼此的心灵。林徽因到了美国后，反复咀嚼徐志摩对她的一片真情，产生了些许歉意。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到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不了解。”
自留学回来以后，两人又时有走动，把当初的恋情升华为更高境界的情愫。1931年，徐志摩在济南上空坠机身亡，林徽因请丈夫梁思成去了济南，从飞机出事地点拾了一块残片，直到去世她都把它挂在卧室的墙上。这是她对徐志摩的真挚的情感表达，也是她胸怀坦荡的表现。
1934年11月19日，梁思成偕林徽因去南方考察，路过徐志摩的家乡浙江硖石。车停后，林徽因下了车，在深沉的夜色里，独自站在车门外，凝望幽暗的站台，默默地回忆许多往事，泪水不由自主地溢出来。
在徐志摩去世后的4年中，虽也有赞美之词，但种种曲解和误解始终没有离开过他，这使他的朋友们——特别是林徽因，非常伤心。为此，1935年11月19日，林徽因又一吐心中的块垒，写下了《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发表于12月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林徽因在这篇散文中，不仅再次公然情真意切地颂扬了徐志摩的美好人格，而且充分肯定了徐志摩的诗歌成就。林徽因认为，“徐志摩作为诗人的一生，处处充满着诗意，他诗意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爱、自由和美是他全部的灵魂，对诗歌的真诚和世界的真诚，是徐志摩作为诗人的基本品格。”林徽还写了一首诗《别忘掉》来坦诚自己的心声：
别忘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着那真/一样的明月/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问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
这里“回音”二字，就是“徽因”的谐音。这里寄托着林徽因对徐志摩真挚的爱，是一个文化人对一个天才诗人的爱，是超脱世俗的精神之爱。林徽因一直浸泡在爱的乳汁中，她得到过深爱，也付出过深爱，她认为被爱是一种幸福，爱人是一种责任，她一直以一种纯情来“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这就是一生光明磊落的林徽因。
给陆小曼留下永久的爱痛
陆小曼，1903年9月出生于上海。父亲陆定是晚清举人，曾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后弃政从商，成为银行家。母亲吴曼华是名门之后，颇具才情。陆小曼两岁随父母迁居北京，6岁进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子附属小学读书，13岁转入法国人办的贵族学校北京圣心学堂学习法文、舞蹈、绘画、钢琴、礼仪等。其父还聘请英籍女教师在家中为她补习英文。她自小聪颖过人，十五六岁时，从未踏出国门一步的她，已精通英、法两国文字，写英文论文、信札已能意到笔随。17岁时陆小曼已出落得亭亭玉立，仪态万方，能歌善舞，长于油画，同时还兼擅京昆两种唱腔，是当时交际场上一个聪明、漂亮、活泼、可爱的女子。顾维钧曾当着她父亲的面表扬她说：“陆建三（陆定）的面孔一点也不聪明，可是他女儿陆小曼小姐却那样漂亮、聪明。”她父亲听后，既啼笑皆非，又非常得意。 陆小曼不是一个容颜倾城倾国的美女，但是，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别具风韵。她淡妆素雅，不施粉黛，往往穿一双平底便鞋，一件毛线背心，便在当时名著一时，倾倒无数仰慕者。陆小曼是北京交际界的“名姝”，据说，在当时的社交场，“假如舞池中没有她的倩影，几乎阖座为之不快，中外男宾固然为之倾倒，就是中外女宾，好像看了她也目眩神迷，欲与一言以为快。”徐志摩曾用这样的诗句描述她：“一双眼睛在说话/睛光里漾起/心泉的秘密。”
1920年在长辈的决意下，陆小曼与外交部武官王赓订婚，不久完婚。王赓是江苏无锡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美攻哲学，又入军校研究军事，1919年以武官身份随顾维钧赴巴黎和会。徐志摩是王赓的好友，王与陆结婚后常邀徐一起看戏跳舞或郊游，徐志摩与陆小曼相处得很融洽。不久王赓被任命为哈尔滨警察局局长，赴任前托徐志摩照顾陆小曼。这样徐与陆常在一起，共同的志趣以及文学艺术的感染，使他们最终激起感情的波澜而坠入爱河。犹如郁达夫在描写他俩恋情时所说：“忠厚柔艳如小曼，热情诚挚若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发放火花，烧成一片，哪里顾得到纲常伦教，哪里顾得到宗法家风？”当时外界议论颇大，徐志摩为了自拔，于1925年3月赴欧洲，企图摆脱这惊心动魄的爱情，不幸他儿子夭折，后又接到陆小曼病重的电报，便速返国门。实际上他们已是心心相印，难分难舍了。
徐志摩回国后不久，他的好友刘海粟也到了北京，住在松树胡同七号新月社内，胡适、徐志摩等常聚到刘海粟房间里谈心。在胡适、徐志摩等人引荐下，刘海粟认识了陆小曼一家，因陆夫人与刘海粟同是常州人，又有点瓜葛之亲，所以关系相处融洽。一天晚上徐志摩向刘海粟敞开了重重心扉，诚挚地说道：“……理智告诉我，不能辜负王赓的信任，所以跑到上海和欧洲，并以写诗和译书来忘掉她，然越分开越痛苦……”“小曼已试探过父母的口气，离婚谈不通，王赓也不会同意。我痛苦极了，小曼也愁断肠了，说起来又难以启齿，你给我们想想办法吧。”刘海粟提出大胆摊牌的方法，令多情的徐志摩感到难以尝试。最后商定由刘海粟出面做陆夫人的工作。陆夫人为了女儿的病体，对此也只好默认了。后陆夫人带陆小曼与刘海粟一道去上海，找王赓商谈。徐志摩次日也跟到上海。
刘海粟第三天即在“功德林”请宴，在座的有陆夫人、陆小曼、徐志摩、王赓等，刘海粟从爱情与人生的关系、男女结合的基础、违反道德的婚姻，讲到爱情与离婚、离婚与友谊等。宴会后徐志摩根据这些言论给王赓写了一封长信，再加上陆小曼本人的决断，使王赓最后同意离婚。
徐志摩父亲对儿子与儿媳张幼仪离婚已十分反感，现又听说要和陆小曼缔姻，坚决不同意。后经朋友劝解，徐父提出3个条件：一、婚费自筹；二、婚后新妇要回浙江桐乡石门乡下居住；三、必须请梁任公证婚。这第三条最难办。
1926年8月上旬，徐志摩、陆小曼发出了订婚宴客请帖。是日衣香钗影，士女如云，约有百人在这里庆贺“牛郎织女订婚”。婚后，他们曾在上海度过一段甜蜜的时光。可惜，好景不长。陆小曼是过惯了豪华奢侈生活的，徐志摩只得在当时颇为有名的弄堂里租了一层楼，月租100多块大洋，出入有私人轿车，家里佣人众多。为多求一些收入，徐志摩不得不南北奔波，在3所学校同时讲课，课余还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绚烂的热恋终于复归于平淡生活。
1931年冬，徐志摩遭遇空难身亡。噩耗传来，陆小曼悲痛欲绝，气若游丝。徐志摩的家人不忍她出席追悼会，她只有送一副挽联表示哀悼：“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编就遗文答君心。”
徐志摩死后，陆小曼的命运一下子掉进苦难深渊。社会舆论沸沸扬扬，有人说她红颜薄命；有人说她是浪漫的报应；也有人幸灾乐祸，毫无点滴怜悯；甚至有人打着照顾朋友遗孀的幌子，欲乘虚而入，但也有知情者为陆小曼鸣不平。据赵家壁回忆，女作家凌淑华当时就曾在武汉写过文章，1978年她还致函赵家璧，表示要说明真相，为陆小曼申冤。
陆小曼是个宽容仁厚的人，徐志摩之死使她变得冷静理智。在她万念俱灰，心如止水的当时，她已看透了周围各种各样对她不利的言论，一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笑骂由人。她坚定不移，数十年来对徐志摩的感情矢志不渝，任何人的殷勤、阿谀都没有动摇她对徐志摩的忠诚。她矢志不再嫁人以报对徐志摩的恩爱。她曾向朋友说过：“我没杀志摩，志摩为我而死！”言下她很自悔自歉。她觉得如果她在北京，徐志摩就不会死了。因此任由种种流言蜚语，她从不自我辩护。她缄默地隐忍着内外交加的痛苦，后来干脆深居简出，杜门谢客，不写作、不绘画，不歌舞，惟独相思，相思成病。纵然她染上了有心人施予的阿芙蓉药膏（鸦片）之癖，也麻醉不了她的灵魂，她仍旧念念不忘徐志摩。她在一篇日记里写道：“你我的一段情缘，只好到此终止了……摩，我只好忍痛的走，走到天涯海角去。”
徐志摩去世后的34年中，陆小曼做了两件事：一是不再去游宴场所，不再社交，闭门谢客，专心画画；二是编徐志摩文集：《云游》、《爱眉小札》、《志摩日记》、《徐志摩诗选》、《志摩全集》。她用她的实际行动表达着自己对徐志摩的爱，证明自己做人的骨气。
陆小曼的晚年过着远远谈不上富裕却足以称为悠悠然的日子。她与人来往，但与世隔绝。1956年，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在参观一次画展时，看见她的一幅画，十分诧异于她的沉寂，于是安排她成为上海文史馆的馆员，每月有几十块钱薪资可领，生活总算有了最低限度的保障。之后，陆小曼还成为农工民主党徐汇区支部委员，被上海画院吸收为画师。
1959年，陆小曼被选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常常为政府筹集书画，作为赠送给外国友人的礼品，还为陈毅画过扇面，给杜甫草堂补过壁。同年，她还被全国美协评为“三八”红旗手，身兼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美协会员数职。
1965年4月3日，一代佳人陆小曼带着她难泯的幽怨默默长眠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62岁。她走得很安详，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临终的最后一个心愿就是与徐志摩合葬。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最后的心愿，至今也未能实现。后来，她的一个在台湾的侄儿在苏州为她建造了一座衣冠冢，总算为这位坎坷一生的不幸才女画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
提起诗人徐志摩，人们自然会联想起他美丽的诗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他的诗情魅力历经百年而不衰，而他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3位女性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却更富传奇色彩。
在沉默中静静分手的原配夫人张幼仪
张幼仪1900年12月29日出生，是上海宝山县巨富张润之的女儿。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之下，张幼仪只读过3年女子师范；14岁时，她就由四哥张公权做媒，与徐志摩定了亲，15岁结婚时，两人才第一次见面。
1915年12月5日，徐志摩和张幼仪在硖石商会举行婚礼，由萧山汤蛰先生当证婚人。这天早上，张幼仪用过早饭后，就由堂姐帮她化新娘妆。张幼仪自出生以来，还从来没有化过妆，经堂姐一打扮，她都认不出自己了。因为徐志摩提出要一个新式的新娘，所以那天，张幼仪穿了件非常华丽的粉红色婚礼服，里面有好多层丝裙，最外面的一层裙子上绣了几条龙。头上戴了顶凤冠。看上去，既是西洋式的又带点儿中国传统的风格。当时有人这样评价张幼仪：“其人甚美，雅爱淡妆，沉默言，举止端庄，秀外慧中，亲故多乐于亲近之，然不呼其名，皆以二小姐称之。”
当徐志摩掀起她的头盖时，张幼仪的心开始发抖，她又是期待又是害怕。她期待他的目光，可是又害怕迎接他的目光，她只在楼上悄悄地瞅过他一次，幸亏她戴的头冠太重，使她无法抬起头直视他的眼睛，仅仅看到他那尖下巴壳。
婚后两人感情一直不好，虽然张幼仪并没有绑小脚，但在留学英国剑桥的徐志摩看来，她整个就是一个“乡村南瓜”。张幼仪在结婚5年后即1920年底到英国伴读，抵英后她和徐志摩搬到一个叫沙士顿的小镇，那地方离康桥（剑桥）大学大概有3公里远，徐志摩在这所大学的皇家学院当文科特别选科生。他们租了间有两个卧室和一个客厅的小屋，从客厅的大玻璃窗可以俯视一条都是灰沙的小路。
有天早上，徐志摩对张幼仪说：“今天晚上家里要来个客人，她是从爱丁堡大学来的一个朋友，我要带她到康桥逛逛，然后带她回来和我们一道吃晚饭。”
徐志摩要她们这两个女人碰面这件事情，给了张幼仪这样的暗示：她不光是他的女朋友，而且很有可能变成他第二个太太，她们会在这异国他乡同住一个屋檐下。
晚餐过后，徐志摩问张幼仪对这位姓林的小姐感觉如何，有什么意见。张幼仪虽然已经发誓要采取庄重随和的态度，可是因为脑子里有太多念头在打转，就冲口说出心里出现的第一个想法。因为她知道自己应该接受他挑选的小太太，便说：“呃，她看起来很好，虽然小脚和西服不搭调。”
徐志摩不再绕着客厅走来走去，他把脚跟一转，好像张幼仪的评语把他的烦躁和挫折一股脑儿渲泄出来似的，突然尖叫说：“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时，中国虽然已经经历了“五四”运动，但整个中国大地仍到处充斥着封建思想，他们的离婚对传统的旧式婚姻观念造成极大冲击。而在对外宣布的离婚原因中，张幼仪不得不担起诸如“对公婆不孝敬、讲话太多、忌妒小妾、诸病缠身”等“罪名”，作为徐志摩提出离婚的理由。徐志摩和张幼仪的离婚，当时可谓世人震惊，舆论大哗。
离婚后的张幼仪积极充实自己，1927年至1937年，她担任上海第一家妇女储蓄银行副总裁；1949年移居香港，1953年与第二任丈夫结婚；1972年在丈夫去世后，张幼仪移民到美，住在纽约曼哈顿；1988年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8岁。
林徽因是徐志摩心中永远的爱
林徽因（1904—1955），原名林徽音，“徽音”出自《诗经·大雅·思齐》：“思齐大任，父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后来，为避免与当时一男性作家林微音相混，从1934年改名为林徽因。林徽因出身名门，父亲林长民，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参议、司法总长等要职。
林徽因幼年随父迁居北京，入培华女中读书，16岁又随父到伦敦。“良好的家庭修养，东西方文化的共同滋养，使林徽因的身上有着一种超乎平常人的非凡气质和聪明才智”，“她既具有大家闺秀那种幽娴贞静的传统风韵，又有现代女性那种活泼、大方的气质，言谈举止之间，透着一股浓浓的书卷气”——可以说，这样的林徽因正是徐志摩心目中的理想女子、完美女子。因此，徐志摩自1920年在伦敦结识林徽因后，便一下子为她所倾倒。他觉得，是林徽因唤起了他沉睡的激情，让他感到了灵魂的震颤，感到了生命的美好（而这种感觉，此前他在张幼仪身上从来没有体会过）。于是，他把对她的礼赞写成了诗，其中几句是“你是高高在上的云雀天鹨，纵横四海不问今古春秋，散布着稀世的音乐锦绣。”
早于徐志摩半年、即1920年春天，时任段祺瑞内阁司法部长的林长民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的身份，携女儿林徽因入住伦敦。其时，林徽因正值16芳龄，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在爱丁堡大学读书。这年10月，徐志摩来到伦敦，才24岁，正值年轻气盛，倜傥风流，浑身充溢着才子之气。在国际联盟协会的一次演讲会上，徐志摩认识了林长民。此后，林长民与徐志摩便成为莫逆之交。林徽因则是在徐志摩初次与英国大作家狄更斯的会见中认识徐志摩的。一个是才华横溢的英俊青年，一个是貌若婵娟、才思飘逸的女孩，两人相见恨晚。
徐志摩向林徽因发起了求爱攻势，而且用情很深，这些都逃不过林长民的眼睛。幸好，林长民豁达大度，既不责怪徐志摩所为，又没有禁止女儿与他往来。恰在此时，徐志摩的夫人张幼仪从国内来到伦敦伴读，这大约是徐父的旨意，徐志摩不敢违抗。张幼仪以夫唱妇随为满足，整天在家里清理房间、买菜烧饭。徐志摩大部分时间泡在学校，回家来也很少与张幼仪说话。徐志摩每天早上都要急急忙忙赶到附近的理发室整理头发。张幼仪很纳闷：家里用度很多，经济也不很宽裕，徐完全可以自己把头发梳理一下再到学校去。后来，张幼仪从别人口中得知，徐志摩每天去理发室是因为理发室对面有一间杂货铺，那是他与一位女性朋友的联络地。他们每天都有书信往返，而且信是用英文写的，这位女性朋友就是林徽因。徐志摩把林徽因的来信和自己的日记都牢牢地锁在一只箱子里（这只箱子又称八室箱，在徐志摩去世后引出了许多故事）。 几个月以后的一天早上，徐志摩告诉张幼仪，要带一位女性朋友回家一道吃晚饭。这就是上文所说的徐志摩与张幼仪发生不快后，竟不告而别，差人送回一个“离婚”的决定。
1921年10月，林长民回国，也把女儿林徽因带回北京。第二年的10月，徐志摩结束在康桥的学业回国。在回国前夕，徐志摩为表述对康桥难舍难分的依恋之情和在康桥发生的令他魂牵梦萦的故事，写下了《康桥再会吧》的诗篇。徐志摩在家乡上海稍事盘桓，年底就追到了心仪神往的北京。这时，林家已把女儿林徽因的终身许配给名人之子梁思成了。徐志摩也是冲着这件事来的，他打算偕林徽因一起重返伦敦读书。也许林徽因对徐志摩有过这个许诺，因而他才信心十足地定下了“康桥再会吧”的约定。
回国后，情况迥变。刚到北京，徐志摩就接到了老师梁启超给他的一封长信，劝他“义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这等于明说了，林徽因已经许配给我家儿子，你就不必再干扰他们的幸福了。然而，徐志摩不把老师的劝诫当回事，反而坚定地回答：“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这等于摆出要较量一番的架势。当时，林长民家住景山后街称作“雪池”的院子里，林徽因在培华中学读书，课余，她就到梁思成家去，两人的恋爱关系已相当稳固了。
梁思成家住在松坡图书馆，因为梁启超时任松坡图书馆馆长。松坡图书馆有两处房子：一处在西单附近的石虎胡同7号，一处在北海公园的快雪堂。快雪堂是一处幽静高雅的院落，星期天不对外开放。梁思成是馆长之子，关系特殊，当然可以自由出入，这里便也成了梁思成与林徽因约会的地方。然而，徐志摩竟然找到这里，理由当然是冠冕堂皇的，他是梁启超的学生，又是林长民的朋友，就算是梁思成在，这个面子总是该给的吧。但是，徐志摩来的次数多了，梁思成便渐渐产生了反感。有一次，梁思成在门上用英文写了一张纸条“情人不愿受干扰”。徐志摩见了，只得悻悻而去。这明晃晃的纸条贴在门上，大概不是背着林徽因写的吧。但是，即使这样，他们彼此的心中还是深深地眷念着对方。
1924年四五月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和林徽因都是诗坛中人，一起参加了接待，一起进出会场，还一起演出了英文戏剧。这一次的接触，又点燃了他们昔日的情感。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他们俩又一次会面，林徽因告诉徐志摩，她马上要随梁思成到美国留学去了，她不可能成为他的妻子，他们终不能成为眷属。
5月20日，泰戈尔一行离开北京去太原，徐志摩陪同前往。到车站送行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在其中。看到林徽因，徐志摩立即赶写了一封信给她。可是，车子已经启动了，徐志摩情急之下，欲跳下车把尚未写完的信送给林徽因。泰戈尔的秘书思厚之见他太伤感，就一把将信抢过来替他藏起来，没有转交给林徽因，径自带回英国。信中写道：“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总是昏沉沉的，睁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凉的月色……离别！怎么的能让人相信？我想着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这真是一份难舍难分的情啊。一年以后，徐志摩还写了一首名为《偶然》的诗送给林徽因，对这件事表示了明确的态度：
我是天空里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迹/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故事到这里应该结束了，但是，藕断丝还连，它还时不时地啮噬彼此的心灵。林徽因到了美国后，反复咀嚼徐志摩对她的一片真情，产生了些许歉意。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到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不了解。”
自留学回来以后，两人又时有走动，把当初的恋情升华为更高境界的情愫。1931年，徐志摩在济南上空坠机身亡，林徽因请丈夫梁思成去了济南，从飞机出事地点拾了一块残片，直到去世她都把它挂在卧室的墙上。这是她对徐志摩的真挚的情感表达，也是她胸怀坦荡的表现。
1934年11月19日，梁思成偕林徽因去南方考察，路过徐志摩的家乡浙江硖石。车停后，林徽因下了车，在深沉的夜色里，独自站在车门外，凝望幽暗的站台，默默地回忆许多往事，泪水不由自主地溢出来。
在徐志摩去世后的4年中，虽也有赞美之词，但种种曲解和误解始终没有离开过他，这使他的朋友们——特别是林徽因，非常伤心。为此，1935年11月19日，林徽因又一吐心中的块垒，写下了《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发表于12月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林徽因在这篇散文中，不仅再次公然情真意切地颂扬了徐志摩的美好人格，而且充分肯定了徐志摩的诗歌成就。林徽因认为，“徐志摩作为诗人的一生，处处充满着诗意，他诗意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爱、自由和美是他全部的灵魂，对诗歌的真诚和世界的真诚，是徐志摩作为诗人的基本品格。”林徽还写了一首诗《别忘掉》来坦诚自己的心声：
别忘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着那真/一样的明月/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问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
这里“回音”二字，就是“徽因”的谐音。这里寄托着林徽因对徐志摩真挚的爱，是一个文化人对一个天才诗人的爱，是超脱世俗的精神之爱。林徽因一直浸泡在爱的乳汁中，她得到过深爱，也付出过深爱，她认为被爱是一种幸福，爱人是一种责任，她一直以一种纯情来“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这就是一生光明磊落的林徽因。
给陆小曼留下永久的爱痛
陆小曼，1903年9月出生于上海。父亲陆定是晚清举人，曾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后弃政从商，成为银行家。母亲吴曼华是名门之后，颇具才情。陆小曼两岁随父母迁居北京，6岁进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子附属小学读书，13岁转入法国人办的贵族学校北京圣心学堂学习法文、舞蹈、绘画、钢琴、礼仪等。其父还聘请英籍女教师在家中为她补习英文。她自小聪颖过人，十五六岁时，从未踏出国门一步的她，已精通英、法两国文字，写英文论文、信札已能意到笔随。17岁时陆小曼已出落得亭亭玉立，仪态万方，能歌善舞，长于油画，同时还兼擅京昆两种唱腔，是当时交际场上一个聪明、漂亮、活泼、可爱的女子。顾维钧曾当着她父亲的面表扬她说：“陆建三（陆定）的面孔一点也不聪明，可是他女儿陆小曼小姐却那样漂亮、聪明。”她父亲听后，既啼笑皆非，又非常得意。 陆小曼不是一个容颜倾城倾国的美女，但是，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别具风韵。她淡妆素雅，不施粉黛，往往穿一双平底便鞋，一件毛线背心，便在当时名著一时，倾倒无数仰慕者。陆小曼是北京交际界的“名姝”，据说，在当时的社交场，“假如舞池中没有她的倩影，几乎阖座为之不快，中外男宾固然为之倾倒，就是中外女宾，好像看了她也目眩神迷，欲与一言以为快。”徐志摩曾用这样的诗句描述她：“一双眼睛在说话/睛光里漾起/心泉的秘密。”
1920年在长辈的决意下，陆小曼与外交部武官王赓订婚，不久完婚。王赓是江苏无锡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美攻哲学，又入军校研究军事，1919年以武官身份随顾维钧赴巴黎和会。徐志摩是王赓的好友，王与陆结婚后常邀徐一起看戏跳舞或郊游，徐志摩与陆小曼相处得很融洽。不久王赓被任命为哈尔滨警察局局长，赴任前托徐志摩照顾陆小曼。这样徐与陆常在一起，共同的志趣以及文学艺术的感染，使他们最终激起感情的波澜而坠入爱河。犹如郁达夫在描写他俩恋情时所说：“忠厚柔艳如小曼，热情诚挚若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发放火花，烧成一片，哪里顾得到纲常伦教，哪里顾得到宗法家风？”当时外界议论颇大，徐志摩为了自拔，于1925年3月赴欧洲，企图摆脱这惊心动魄的爱情，不幸他儿子夭折，后又接到陆小曼病重的电报，便速返国门。实际上他们已是心心相印，难分难舍了。
徐志摩回国后不久，他的好友刘海粟也到了北京，住在松树胡同七号新月社内，胡适、徐志摩等常聚到刘海粟房间里谈心。在胡适、徐志摩等人引荐下，刘海粟认识了陆小曼一家，因陆夫人与刘海粟同是常州人，又有点瓜葛之亲，所以关系相处融洽。一天晚上徐志摩向刘海粟敞开了重重心扉，诚挚地说道：“……理智告诉我，不能辜负王赓的信任，所以跑到上海和欧洲，并以写诗和译书来忘掉她，然越分开越痛苦……”“小曼已试探过父母的口气，离婚谈不通，王赓也不会同意。我痛苦极了，小曼也愁断肠了，说起来又难以启齿，你给我们想想办法吧。”刘海粟提出大胆摊牌的方法，令多情的徐志摩感到难以尝试。最后商定由刘海粟出面做陆夫人的工作。陆夫人为了女儿的病体，对此也只好默认了。后陆夫人带陆小曼与刘海粟一道去上海，找王赓商谈。徐志摩次日也跟到上海。
刘海粟第三天即在“功德林”请宴，在座的有陆夫人、陆小曼、徐志摩、王赓等，刘海粟从爱情与人生的关系、男女结合的基础、违反道德的婚姻，讲到爱情与离婚、离婚与友谊等。宴会后徐志摩根据这些言论给王赓写了一封长信，再加上陆小曼本人的决断，使王赓最后同意离婚。
徐志摩父亲对儿子与儿媳张幼仪离婚已十分反感，现又听说要和陆小曼缔姻，坚决不同意。后经朋友劝解，徐父提出3个条件：一、婚费自筹；二、婚后新妇要回浙江桐乡石门乡下居住；三、必须请梁任公证婚。这第三条最难办。
1926年8月上旬，徐志摩、陆小曼发出了订婚宴客请帖。是日衣香钗影，士女如云，约有百人在这里庆贺“牛郎织女订婚”。婚后，他们曾在上海度过一段甜蜜的时光。可惜，好景不长。陆小曼是过惯了豪华奢侈生活的，徐志摩只得在当时颇为有名的弄堂里租了一层楼，月租100多块大洋，出入有私人轿车，家里佣人众多。为多求一些收入，徐志摩不得不南北奔波，在3所学校同时讲课，课余还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绚烂的热恋终于复归于平淡生活。
1931年冬，徐志摩遭遇空难身亡。噩耗传来，陆小曼悲痛欲绝，气若游丝。徐志摩的家人不忍她出席追悼会，她只有送一副挽联表示哀悼：“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编就遗文答君心。”
徐志摩死后，陆小曼的命运一下子掉进苦难深渊。社会舆论沸沸扬扬，有人说她红颜薄命；有人说她是浪漫的报应；也有人幸灾乐祸，毫无点滴怜悯；甚至有人打着照顾朋友遗孀的幌子，欲乘虚而入，但也有知情者为陆小曼鸣不平。据赵家壁回忆，女作家凌淑华当时就曾在武汉写过文章，1978年她还致函赵家璧，表示要说明真相，为陆小曼申冤。
陆小曼是个宽容仁厚的人，徐志摩之死使她变得冷静理智。在她万念俱灰，心如止水的当时，她已看透了周围各种各样对她不利的言论，一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笑骂由人。她坚定不移，数十年来对徐志摩的感情矢志不渝，任何人的殷勤、阿谀都没有动摇她对徐志摩的忠诚。她矢志不再嫁人以报对徐志摩的恩爱。她曾向朋友说过：“我没杀志摩，志摩为我而死！”言下她很自悔自歉。她觉得如果她在北京，徐志摩就不会死了。因此任由种种流言蜚语，她从不自我辩护。她缄默地隐忍着内外交加的痛苦，后来干脆深居简出，杜门谢客，不写作、不绘画，不歌舞，惟独相思，相思成病。纵然她染上了有心人施予的阿芙蓉药膏（鸦片）之癖，也麻醉不了她的灵魂，她仍旧念念不忘徐志摩。她在一篇日记里写道：“你我的一段情缘，只好到此终止了……摩，我只好忍痛的走，走到天涯海角去。”
徐志摩去世后的34年中，陆小曼做了两件事：一是不再去游宴场所，不再社交，闭门谢客，专心画画；二是编徐志摩文集：《云游》、《爱眉小札》、《志摩日记》、《徐志摩诗选》、《志摩全集》。她用她的实际行动表达着自己对徐志摩的爱，证明自己做人的骨气。
陆小曼的晚年过着远远谈不上富裕却足以称为悠悠然的日子。她与人来往，但与世隔绝。1956年，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在参观一次画展时，看见她的一幅画，十分诧异于她的沉寂，于是安排她成为上海文史馆的馆员，每月有几十块钱薪资可领，生活总算有了最低限度的保障。之后，陆小曼还成为农工民主党徐汇区支部委员，被上海画院吸收为画师。
1959年，陆小曼被选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常常为政府筹集书画，作为赠送给外国友人的礼品，还为陈毅画过扇面，给杜甫草堂补过壁。同年，她还被全国美协评为“三八”红旗手，身兼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美协会员数职。
1965年4月3日，一代佳人陆小曼带着她难泯的幽怨默默长眠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62岁。她走得很安详，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临终的最后一个心愿就是与徐志摩合葬。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最后的心愿，至今也未能实现。后来，她的一个在台湾的侄儿在苏州为她建造了一座衣冠冢，总算为这位坎坷一生的不幸才女画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