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承玉
复旦学报：社科版 2005年03期
一、引言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晨报》艺圃专栏（1936年3月7、9、10日）连载《明遗民诗史》的发轫，中经六十年代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以“遗民诗”为题专节列述清初明遗民诗歌创作成就的培育，至八九十年代，有关清初明遗民及其诗歌创作的研究遂日益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然就诗歌本身而言，迄今为止的成果多属资料性、流派诗群性、个案性研究，属于总体性正面宏观把握的不多，对遗民诗在明清诗歌史上的地位这一根本问题讨论更少。拿专门的清诗史著作如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台北牧童出版社，1977）、霍有明《清代诗歌发展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等来说，它们虽都把大半篇幅用在对清初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的考察上，体现了对清初这一明清诗歌转折关键时期的重视，但在具体描述清初诗歌走向时，大多连“遗民诗”的节目也没有列出，更不要说给予明确定位了。朱则杰《清诗史》虽然承认“清初遗民诗在整个诗歌史上的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但它仅就其“受到过元初遗民诗的影响”，又“后来居上，远远超过了元初遗民诗”而言，而总体观之，“遗民诗人在清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没有一个抵得上陈子龙和钱谦益”[1]。遗民诗果真处在这样一个言下意中的边缘化的地位吗？世纪之交这种状况有所改观，但歧见也十分明显。一方面，与1999年袁行霈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的论述精神一致——它说，“清初最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是遗民的作品”，“富有民族精神和忠君思想的遗民诗人的沉痛作品，体现了那时代的主旋律”，“笔力遒劲，沉痛悲壮，肇开清诗发展的新天地”[2]，2002年严迪昌鸿篇巨制《清诗史》，用超过全书四分之一、二十馀万言的空前规模，按地域先后阐述了清初“遗民诗界”的繁富景观，引言和绪论之二盛称遗民诗群“深寄以家国沦亡之痛而足能感鬼神、泣风雨的血泪歌吟，自然具有巨大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为一代清诗起首之章增添着凄楚蕴结、血泪飘萧的悲歌色调”，是一个泯灭了原有的各自审美畛域，超越了“因”、“变”纠缠和“门户之见、宗派习气”，冲决官方尊崇的醇雅诗风束缚的“悲怆诗人”的融汇聚合，是明中叶以来诗史的一个“转化”、“演进”和“转机”[3]，可视为对袁编教材观点的一个大力推进和深化。另一方面，后出罗宗强等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虽承认遗民诗“有回归诗骚和汉魏风骨传统的趋向”，“在内容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又明确断言“在艺术上却没有太多的创造性”，“加上他们在明末时功名不就，入清后又隐逸山林，所以不能将他们的诗歌视为清初诗坛的主流”，“真正主宰清初诗坛的是鼎革后入仕的诗人钱谦益、吴伟业和被称为‘南施北宋’的施闰章和宋琬”[4]，对袁编教材的观点来了一个逆向修正，回到不少文学史论著“明清诗的变化以钱氏为一大转折”，“有清一代诗人辈出，皆不出钱氏范围”之类陈说上。
遗民诗在清初诗歌史上到底占有什么样的位置？这一问题的澄清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清初遗民诗，而且有利于更科学全面地把握整个清初诗歌面貌。
二、初步的证明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清诗部分门径轩敞，一开始就简明扼要地把清代诗歌分成相对并举而又不无包容的宗唐、宗宋两派，把清初诗歌分成“清初遗民诗人”和“清初入仕诗人”两类。虽然在诗歌宗尚和诗人归类的两重对举中遗民诗与宗唐、宗宋的关系并未涉及，其格局开朗的优点却是从前此一些文学史著作继承而来的。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清诗部分“叙说”即云，“清代诗人，喜言宗派，康乾期间，此风尤盛。作者大多各立门户，以尊唐宗宋相标榜”，“然亦有自抒性灵，不拘一格”[5]，实际上已对清初诗歌作了尊唐、宗宋、自抒性灵的三派区分。张炯、邓绍基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清初诗歌部分亦引前人的话指出：“这里透露了清初诗歌的三个派别，宗唐、宗宋和主张抒写个性。”[6]而对比严著《清诗史》，它在论述遗民诗乃明中叶以来一直到清初的诗史转机时，用了这样的措语，“然而，历史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行进，遗民诗风在随着时间推移而渐见消歇时，新的‘唐宋门户’意识又复上涨”[7]，由此可见，在它的逻辑视野中，也存在着一个三足鼎立的格局。区别仅是，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文学通史》，是尊唐、宗宋、自抒性灵的三足，在严著《清诗史》，则是尊唐、宗宋、遗民诗的三足。
两个三足反映的是否一回事？清初诗歌发展的简明轮廓到底怎样？
原来，《中国文学发展史》与《中华文学通史》都引了纳兰性德的《原诗》，但它们都仅仅截取其中流派意识最明显的开头几句话，从而未能点破最后一层窗户纸。康熙刻本《通志堂集》卷十四作于康熙二十年左右的《原诗》曰：
世道江河，动成积习，风雅之道，而有高髻广额之忧。十年前之诗人，皆唐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宋；近年来之诗人，皆宋之诗人也，必嗤点于唐，万户同声，千车一辙。其始亦因一二聪明才智之士，深恶积习，欲辟新机，意见孤行，排众独出，而一时附和之家，吠声四起，善者为新丰之鸡犬，不善者为鲍老之衣冠，向之意见孤行、排众独出者，又成积习矣。盖俗学无基，迎风而仆，随踵而立，故其于诗也，如矮子观场，随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宁不悲哉？……近时龙眠钱饮光以能诗称。有人誉其诗为剑南，饮光怒；复誉之为香山，饮光愈怒；人知其意不慊，竟誉之为浣花，饮光更大怒，曰：“我自为钱饮光之诗耳，何浣花为！”此虽狂言，然不可谓不知诗之理也。
纳兰性德的话清楚地表明，当康熙二十年左右，诗坛存在着宗唐、宗宋和主张抒写个人情志、自具面目的三派；宗唐派由盛而衰，宗宋派风靡天下，而主张抒写个人情志者既不愿为宗宋派之健将，也不愿被比为宗唐派之祖师，而巍然屹立，不为时风所动，其突出代表就是钱饮光。钱饮光就是江南桐城遗民钱澄之。
钱澄之是旗帜鲜明地主张诗本性情的。康熙刻本《田间文集》卷十四《潘蜀藻诗序》提出：“余以为诗者性情之事，非缘饰藻缋者之可为，故力求真率。”卷十六《汪异三诗引》又云：“性情之事盖难言之，难于真耳。譬如优孟登场，摹写忠孝节义之事，一笑一啼，无不酷肖，而人知其言之皆妄，以其皆沿袭之言，而非自己出之言也。自己出者，有诸己而后出，所谓真性情也。”其称赞友人之诗和观察诗歌史的流变都用这一眼光。同卷《秀野堂集引》：“观其作为诗篇，绝去缘饰，一任天机。……夫宋诗厌唐音之靡曼，从事真率，此自宋中叶以来一二主持风气者为之。其初竟尚西昆体，纤艳已甚，于是尽黜之而以杜少陵为宗，其过于真率者非矫唐也，以矫宋初之弊也。……少陵诗凡诗家所各有之长无不具有，唐者得之足以矫唐，宋者得之足以矫宋，惟其情真而气厚也。”至于《汪异三诗引》中“自风雅道衰，人争以词华声律为诗，十数年来一二人起而辟之，而学者始知有性情之事”之“一二人”，无疑是众多遗民同人之谦称。如康熙刻本、宣城遗民吴肃公《街南文集》卷八《朱玄洲诗序》：“要之善言性情而止。古诗澹穆自然，不假雕饰，情至响生，宫商赴之。”光绪刻本、贵池遗民刘城《峄桐文集》卷二《本事诗序》：“诗本性情，心卒然有言不可以已，境会迫而成响。”康熙刻本、福清遗民薛敬孟《击铁集》卷首自序：“身之所处，则声传之，为显为晦，宜哀宜乐，随吾素履，以写我性情而已。”康熙刻本、宁都遗民魏禧《魏叔子文集》卷九《徐祯起诗序》亦云：“诗以真性情为贵。”他之真性情也就是真意，如同卷《唐邢若诗序》比较上古之诗与今人之诗的根本差异：“三百篇学士大夫征夫思妇皆有之，不假学问而能工者，意真也。人无真意而求工于诗，辟犹附涂而粉泽之，施以绘彩，则几何其能久也？”其弟魏礼《魏季子文集》卷八《杨御李诗序》亦云：“古人言诗须有谓而作，有谓者，我之真意，所谓发乎情是也。”同邑遗民挚友彭士望序康熙刻本、顺德遗民陈恭尹《独漉堂诗集》亦云：“诗者性情之物，世徒以色泽声调为之，此伪体，日浸淫于天下，而其真者累千百人不一遇也。……元孝有大气鼓橐其中，郁不得逞，远览放游，束缚归里，非其所好，磨砻圭角，低头就之，随物肖形，以其类应，浑浑莫窥其际；间有刑天舞戚，衔木填海之思。……惟有真意盘旋褚上。”《独漉堂文集·诗序》之《梁药亭诗序》则云：“性情者，诗之泉源也。……近世之言诗者，或用心于摹拟补绽，或矫之以酸涩枯瘦，否则枝蔓平衍，斩然无味，皆未得泉源者也。……诗之真者，长篇短句，正锋侧笔，各具一面目，而作者性情自见，故可使万里之遥，千载之下，读者虽未遇其人，而恍惚遇之。”要之，如《独漉堂诗集》内《唱和集》之《次韵答徐紫凝》云：“文章大道以为公，今昔何能强使同？只写性情流纸上，莫将唐宋滞胸中。”超越于宗唐、宗宋之上，敝屣各种摹拟补绽之伪体，提倡真诗在于写出作者自己之独特性情，乃是清初众多遗民诗人的共同审美追求。
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定，清初诗坛确然存在着宗唐、宗宋与性情三派，其中性情一派的主要作家就是遗民诗人。
三、进一步的证明
以上仅是清初诗歌发展的一个大致轮廓。需要进一步证明的是，第一，性情诗派和遗民的关联程度到底有多大？第二，如果遗民—性情诗派这个概念可以成立的话，它和宗唐、宗宋的力量对比到底如何，也就是说，能否称其为清初诗坛的主流或曰中坚？
当时诗坛的上层诚然是一片宗唐、宗宋的复古迷思。如康熙十五年刻本、丁炜《问山诗集》卷首沈荃序云：“今谭诗，家人人殊，言唐言宋，宗尚各异，为正为变，派别流分，譬黑白之不相为，南辕北辙之分途而骛也。”宗唐而驳宋者，如康熙二十七年刻本、孙鋐《皇清诗选》之“刻略”自诩，“有高岑之标格，而后运之以元白之风流，何患不登颠造极”；宗宋而施施然自得者，如康熙三十八年刻本、徐永宣《荼坪诗抄》卷首钱名世序矜夸，“迄今数十年当代巨公作者，更倡迭和，源流脉络，万派同归，而文人之诗大昌”，“得经史文集语录笺解之气味而为诗，乃所谓文人之诗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而在诗坛的底层，众多遗民在主张诗歌抒写真性情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强调情与境会，强调情真与景真的结合，取法于“现在之情景”，提出了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审美观。如《街南文集》卷八《孙先生病中杂诗序》云：“情之所有，境之所触，比词而韵之，而诗成焉。而今之人设境于篇章，拟情于往昔，曰有体焉。虽然，冠木偶而彩图像，体具矣，指之人曰人也，孰不曰人也者！……诗不在格律，在情景；情景不穷，而人事随变，新诗固竞列目中也。”康熙刻本、昆山遗民归庄《归庄集》卷三《眉照上人诗序》亦云：“情真景真，从而形之咏歌，其词必工；如舍现在之情景，而别取目之所未尝接，意之所不相关者，以为能脱本色，是相率为伪也。”康熙刻本、东台遗民王大经《独善堂文集》卷二《沈亦季诗稿序》更详究其理云：“夫诗之贵于性情尚矣。然灵心独运，而非驭之以才，辅之以学，参之以识，其究至于驰鹜汗漫乎杳冥浩渺不可知之域，而非轨于大道。若夫才逸矣，学裕矣，识莹矣，性情深厚矣，而不从世故人情，天地事物之夥，纤悉皆历试而遍尝之，则又不足以穷其变而尽其化。甚矣，性情之未易言也。乃今天下之言诗者，弗深考于此而区区于文字之间而强从而分别之，曰若者为汉魏，若者为六朝，若者为隋，若者为唐，而于唐之一代又从而区别之，曰若者为初，若者为盛，若者为中晚。夫古人之性情，今人之性情也；古人之事变，今人之事变也。舍吾身之性情与当前之事变，而上从汉魏六朝隋唐之古人，则作者、读者、选者亦犹然文字之见耳。”从对真性情的强调，到对现实真情境、今人之事变的扣问和表现，这是遗民诗人的性情观对前人性情观的发展，为诗歌抛弃明中叶以来直至当时形形色色摹拟主义束缚，在主客观的结合中不断向现实开掘了广阔的途径。
强调“景”、“境”、“人事”、“事变”，是正确地找到了性情之源；至于性情的表现，虽未能完全摆脱温柔敦厚之说的影响，他们亦找到了发愤抒情、淋漓抒情的武器。如康熙刻本、河北永年遗民申涵光《聪山文集》卷二《贾黄公诗引》以史为据云：“温柔敦厚诗教也，然吾观古今为诗者，大抵愤世嫉俗，多慷慨不平之音。自屈原而后，或忧谗畏饥，或悲贫叹老，敦厚诚有之，所云温柔者未数数见也。子长云：‘《三百篇》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然则愤而不失其正，固无妨于温柔敦厚也欤！”《魏季子文集》卷七《甘衷素诗序》亦云：“古今论诗以温厚和平为正音，然愤怨刻切亦复何可少？要视其人所处之时地。譬犹春温而融风，万物被之，欣欣有生气；使凛秋玄冬，霜雪不下，凄风不至，煦然若春风中人，是尚得为天地之正乎？”民国四年《黎洲遗著汇刊》本《南雷文定四集》卷一《万贞一诗序》亦批评，“彼以为温柔敦厚之诗教，必委蛇颓堕，有怀而不吐，将相趋于厌厌无气而后已。若是，则四时之发敛寒暑，必发敛乃为温柔敦厚，寒暑则非矣；人之喜怒哀乐，必喜乐乃为温柔敦厚，怒哀则非矣”，推许“怒则掣电流虹，哀则凄楚蕴结，激扬以抵和平，方可谓之温柔敦厚也”，以为“此性情之昭著，天地之元声也”。
显然，遗民诗人们的上述理论自觉有的形成了文字，有的化成了创作的实践；他们的创作实践，有的得以保存，有的则未能传播。遗民后裔（生父朱茂曙、嗣父朱茂晖均为遗民）、本人早年也以遗民自居，后来与王士禛并称“南北两大宗”的著名诗人朱彝尊，对此曾经有十分冷静的观察和体认。康熙刻本《曝书亭集》卷三十七《叶指挥诗序》云：“三十年来，海内谈诗者，每过于规仿古人，又或随声逐影，趋当世之好，于是己之性情汩焉不出。惟吾里之诗，影响虽合，取而绎之，则人各一家，作者不期其同，论者不斥其异，不为风会所移，附入四方之流派。惜夫工之者类多山泽憔悴之士，不汲汲于名誉，或不能尽传，又或传之不远。”同卷《王礼部诗序》又云：“彝尊……自十馀年来南浮滇桂，东达汶济，西北极于汾晋云朔之间，其所交类皆幽忧失志之士，诵其歌诗，往往愤时嫉俗，多《离骚》、变雅之体，则其辞虽工，世莫或传焉。”“山泽憔悴之士”、“幽忧失志之士”，不言而喻，分明指家乡嘉兴和天下四方的遗民人物。这些话表明，朱彝尊早就体察到当时遗民诗人惟写性情、愤时嫉俗的普遍创作倾向，和不为拘拘规仿古人之风会所移，不附庸四方之流派的独立审美追求，并为这些诗人诗作未能传远而深感遗憾和惋惜。康熙刻本、番禺遗民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见堂诗草序》有夫子自道云：“今天下善为诗者多隐居之士，盖隐居之士能自有其性情，而不使其性情为人所有。”这到底是屈氏的夸诞妄语，还是他从自己的创作体验和遗民同人的创作实绩得出的自豪感叹？乾隆间全祖望编的《续甬上耆旧诗》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该集选录万历以来宁波一郡诗人诗作，根据笔者检阅，其中从卷十六《披缁诸公之三》至卷七十九《蚕瓮居诸子之三》，全为明遗民之作，计收遗民诗人215人、诗集（含诗文合集）109部、诗歌9213首。清初仅宁波一郡、幸而传世的遗民诗人诗作就有如此之众，这使我们相信，当时全国遗民诗人诗作的实际数量，恐怕分别要数以万计和十万计！与全祖望同时稍后，一生专力“从事正经榷史之学，尤留心明季遗事”的杨凤苞即谓：“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秋室集》卷一《书南山草堂遗集》）清初数十年间，由遗民诗人推动的诗歌创作比历史上任何繁荣时期都更加繁荣的极盛局面，由此可见一斑！
康熙刻本、武进遗民任源祥《鸣鹤堂诗文集》卷首瞿源洙序感叹：“昭代文人屈指可数，雪苑盛于北而侯朝宗为之雄；金精盛于南，而魏冰叔为之冠；由雪苑而北，则有阳曲傅公；由金精而南，则有番禺屈氏。此虽号胜国遗民，而长林丰草之中霑濡多矣。……当侯魏盛时，若晋楚之分霸南北，而吾邑任五谷先生屹然中立。……古未有以穷而在下者操文柄也。……独至昭代，而文章之命，主之布衣。”据此，清初散文领域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南北“文柄”多操于魏禧、傅山、屈大均、任源祥等“穷而在下”的明遗民（侯方域虽卒前曾被迫出应河南乡试，但准其心迹，仍无负“胜国遗民”之称）之手的现象。诗、文向来密迩难分，我们虽不能说清初诗坛的牛耳也执于二三明遗民之手，但就他们的创作不仅在精神实质上“体现了那时代的主旋律”，“最富有时代精神”，而且在规模上（作家和作品数量之空前繁多）也构成了诗坛无可置疑的大宗而言，清初遗民诗人所领属的性情诗派事实上的确曾成为清初诗坛的主流。马积高曾以“管领清初风骚”一语来修饰“遗民诗人”，以“千载有生气”一句遗民诗来赞颂整个清初遗民诗[8]；刘世南一部《清诗流派史》开头三章均为对遗民诗的巡礼，赞扬申涵光开创的河朔诗派为“天下之诗”“之冠”，屈大均为代表的岭南诗派“直驾宋明诸作者”，“包括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这三个贰臣”，而不开宗立派却堪称“最杰出的遗民诗人顾炎武”“是明、清诗之最”[9]，应该说，都是非常允惬其时遗民诗创作实际的。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可以想象的原因，绝大多数遗民性情诗作都被历史的风雨磨灭，那种极其繁盛的局面永远也不可复原了。至今尚峥嵘于各种教材的一二贰臣新贵的身影、弥漫于一些论著的宗唐宗宋的喧嚣，并不是文学史的全部真相。
四、必要的补充
说清初绝大多数遗民诗人都属于性情诗派，并不意味着他们和宗唐、宗宋派一点关系没有。《翁山文抄》卷八《书逸（遗）民传后》云：“世之蚩蚩者，方以一二逸（遗）民伏处草莽，无关于天下之重轻，徒知其身之贫且贱，而不知其道之博厚高明，与天地同其体用，与日月同其周流，自存其道，乃所以存古帝王相传之天下于无穷也哉。”文以载道，清初散文的繁荣和“文章之命，主之布衣”局面的出现，无疑要归于明遗民这种传继天下道统、文化救国的信念。诗歌领域的情况虽有所不同，如康熙帝是典型的宗唐派，新朝名宦王士稹早年主宗唐，中年转宗宋，晚年又复归宗唐，“贰臣”领袖钱谦益是宗宋派的旗帜，他们都凭借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或在文坛上的既有声名而对诗歌风气的转变发挥了重要影响，但经世思想同样使遗民诗人并没有放弃对业已形成的宗唐、宗宋风气的积极干预。如当顺治间宗唐风盛，出现盲目推崇初盛唐诗，抹杀中唐以后一切诗的不良倾向时，吴江遗民顾有孝就编刊《五朝名家诗选》一书，以救其弊。康熙刻本、潘耒《遂初堂别集》内《文集》卷六《五朝名家诗选序》云：“自嘉靖七子有唐后无诗之说，至今耳食者从而和之，宋元诸名家之诗禁不一寓目，复于唐代独尊初、盛，自大历以还割弃不取，斤斤焉划时代为鸿沟，别门户如蜀洛，既以自域，又以訾人。……其亦陋可叹矣！茂伦先生忧其然，于是奋为五朝名家之选，综括唐宋元明诸作者，……格不拘正变，能别出机杼、自立门户者则取之；选不操一律，各存其人之本色，各尽其人之能事而止。……往者，先生尝选《唐诗英华》盛行海内，今复出是编，人颇疑其取去与前稍异。……四十年前，人醉竟陵之糟，乃者骎骎复堕济南之云雾，先生之书，随时补救，因病发药，岂有他哉！”可见，选诗的原则是各出机杼、各尽本色，也就是不问时代，只要能无所依傍，抒写出各人性情的就是好诗；其编诗动机与明末竟陵派甚嚣尘上、唾弃唐人时推出《唐诗英华》一样，目的都在纠偏。江西遗民曾灿在康熙初宗唐、宗宋两派旗鼓相当、都出现严重弊病时编选《过日集》行世，目的之一也是纠偏。凡例云：“今人论诗，必宗汉唐，至以道理议论胜者，斥为宋诗，虽佳不录。此亦过也。宋诗到至处，虽格调不及，亦自天地间不可磨灭。……近世率攻锺谭，虞山比之为诗妖。……钱虞山论诗曰：宁质而无佻，宁正而无倾，宁贫而无僦，宁弱而无剽，宁为长天晴日，无为盲风涩雨。……余曰，宁为锺谭之木客吟啸，无为王李之优孟衣冠也。”对盲目贬宋和钱谦益等彻底贬斥竟陵派的做法都提出了批评。而其根本的诗歌主张又见于另一条凡例云：“诗以道性情，音韵相近，声律自谐。”
有人没有看到他们始终坚持“诗以道性情”的主张，仅仅因为在某个时期对盲目宗唐或宗宋的风气有所干预，而把他们划入了相对的宗宋或宗唐的阵营。例如黄宗羲，在清初宗唐斥宋风气极盛的时候，也曾经逆潮流而动，既严厉批评过明代以来的盲目崇唐风气，又为宋诗说过一些公道话。如《南雷文定后集》卷一《靳熊封诗序》：“百年之中，诗凡三变，有北地、历下之唐，以声调为鼓吹；有公安、竟陵之唐，以浅率、幽深为秘籍；有虞山之唐，以排比为波澜。虽各有所得，而欲使天下之精神聚之于一途，是使诈伪百出，止留肤受耳。”《文定四集》卷一《陆鉁俟诗序》：“世人多喜雷同，束书不观，未尝见大家源流之论，作半吞半吐之语，庶几蕴藉，以为风雅正宗，不亦冤乎？近来黠者，取宋元诗馀，抄撮其灵秀之句，改头换面以为诗，见者嗟其妩媚，遂成风气，此又在元遗山所谓蔷薇无力以下矣。”这些都是对明以来直至当时“神韵诗”等形形色色宗唐派末流的批评。《文定后集》卷一《姜山启彭山诗稿序》又云：“天下皆知宗唐诗，余以为善学唐者唯宋。”这似乎是为宋诗辩护。于是有论者便认为，“黄宗羲既是清初宋诗派的开拓者，也是导引清诗走上‘祧唐祢宋’之途的关键人物”[10]，给黄宗羲戴上了清初诗坛宗宋派掌门人的“桂冠”。殊不知《文定四集》卷一《曹实庵先生诗序》还云，“今之为诗者，曰必为唐，必为宋，规规焉俯首蹜步，不敢易一辞，出一语，纵使似之，亦不足贵”；《南雷文约》卷四《天岳禅师诗集序》亦不满于“才晓断章，争唐争宋，特以一时为轻重高下，未尝毫发出于性情”，明显对盲目宗唐、宗宋派各打五十大板；《南雷诗历》题词又云，“论诗者，但当辨其真伪，不当拘以家数”；《文定后集》卷一《寒村诗稿序》再云，“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负，古人不能尽其变化，学者不能窥其隅辙。此处受病，则注目抽心，无所绝港，而徒声响字脚之假借，曰此为风雅正宗，曰此为一知半解，非愚则妄矣。上天下地曰宇，古往今来曰宙，自有此宇，便不能不宙。今以其性情下徇家数，是以宙灭宇也”；其《陈苇庵年伯诗序》复云，“盖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人之性情，其甘苦辛酸之变未尽，则世智所限，易容埋没”。这些明白无误的告诉人们，诗歌创作惟以性情为归依，他之对诗坛风气的干预，就是为了打破既定“家数”，回归性情，而开掘和深化性情表达的根本之途，又在深入现实，遍尝甘苦辛酸之滋味。《文约》卷四《张心友诗序》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余尝与友人言诗，诗不当以时代而论，宋元各有优长，岂宜沟而出诸外，若异域然？即唐之时，亦非无蹈常袭故、充其肤廓而神理蔑如者，故当辨其真与伪耳，徒以声调之似而优之，而劣之，扬子云所言伏其几，袭其裳，而称仲尼者也。……听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优于唐。夫宋诗之佳，亦谓其能唐耳，非谓舍唐之外能自为也。于是缙绅先生谓余主张宋诗。噫，亦冤矣！”同卷《金介山诗序》：“夫以己之心情，顾使之耳目口鼻皆非我有，徒为殉物之具，宁复有诗？”这不就是上面陈恭尹的“只写性情流纸上，莫将唐宋滞胸中”吗？古人不察，今人仍然不察，茫味其“中心惟有性情在”的根本追求，而片面、表面地看待其出于救世、救诗热肠的一时干预之举，从而名其为宗宋派或宗唐派中人，这对本来就深恶痛绝汩没性情、盲目宗唐宗宋诗风的黄宗羲之类的遗民诗人，的确太冤枉了。
要之，性情诗派中部分遗民诗人在坚持自己的正确创作方向的同时，还对其他诗派也就是诗坛流行的宗唐、宗宋风尚进行了积极干预，但这些干预都没有违背其性情派的本色，相反，它们无疑可看作性情派核心主张越出本派范围，对整个诗坛发展方向的调适和控制，这是性情诗派作为清初诗坛主流诗派影响力的一种体现。
此外，乾隆间性灵派巨擘、三十四岁就退出官场，过了近半个世纪隐士生活的袁枚，于乾隆十三年就任江宁知县不久编刊《江宁县志》时，卷十九至二十四人物各志直接移用了康熙刻本《遗民诗》中有关江宁的全部十五条小传材料，并一一加以注明，由此可见袁枚对《遗民诗》的倚重。既然这部清初明遗民性情诗派诗歌总集曾是走向中年（乾隆十三年时，袁枚三十三岁）的袁枚案头爱重之书，那么，未尝不可说，清初明遗民性情诗派本身亦曾对袁枚性灵派主张的形成和创作实践产生过影响，清中叶逸民袁枚性灵诗派与清初遗民性情诗派之间原有踪迹可寻。
作者介绍：潘承玉，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绍兴文理学院副教授。（绍兴 312000）
作者：潘承玉
复旦学报：社科版 2005年03期
一、引言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晨报》艺圃专栏（1936年3月7、9、10日）连载《明遗民诗史》的发轫，中经六十年代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以“遗民诗”为题专节列述清初明遗民诗歌创作成就的培育，至八九十年代，有关清初明遗民及其诗歌创作的研究遂日益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然就诗歌本身而言，迄今为止的成果多属资料性、流派诗群性、个案性研究，属于总体性正面宏观把握的不多，对遗民诗在明清诗歌史上的地位这一根本问题讨论更少。拿专门的清诗史著作如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台北牧童出版社，1977）、霍有明《清代诗歌发展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等来说，它们虽都把大半篇幅用在对清初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的考察上，体现了对清初这一明清诗歌转折关键时期的重视，但在具体描述清初诗歌走向时，大多连“遗民诗”的节目也没有列出，更不要说给予明确定位了。朱则杰《清诗史》虽然承认“清初遗民诗在整个诗歌史上的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但它仅就其“受到过元初遗民诗的影响”，又“后来居上，远远超过了元初遗民诗”而言，而总体观之，“遗民诗人在清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没有一个抵得上陈子龙和钱谦益”[1]。遗民诗果真处在这样一个言下意中的边缘化的地位吗？世纪之交这种状况有所改观，但歧见也十分明显。一方面，与1999年袁行霈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的论述精神一致——它说，“清初最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是遗民的作品”，“富有民族精神和忠君思想的遗民诗人的沉痛作品，体现了那时代的主旋律”，“笔力遒劲，沉痛悲壮，肇开清诗发展的新天地”[2]，2002年严迪昌鸿篇巨制《清诗史》，用超过全书四分之一、二十馀万言的空前规模，按地域先后阐述了清初“遗民诗界”的繁富景观，引言和绪论之二盛称遗民诗群“深寄以家国沦亡之痛而足能感鬼神、泣风雨的血泪歌吟，自然具有巨大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为一代清诗起首之章增添着凄楚蕴结、血泪飘萧的悲歌色调”，是一个泯灭了原有的各自审美畛域，超越了“因”、“变”纠缠和“门户之见、宗派习气”，冲决官方尊崇的醇雅诗风束缚的“悲怆诗人”的融汇聚合，是明中叶以来诗史的一个“转化”、“演进”和“转机”[3]，可视为对袁编教材观点的一个大力推进和深化。另一方面，后出罗宗强等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虽承认遗民诗“有回归诗骚和汉魏风骨传统的趋向”，“在内容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又明确断言“在艺术上却没有太多的创造性”，“加上他们在明末时功名不就，入清后又隐逸山林，所以不能将他们的诗歌视为清初诗坛的主流”，“真正主宰清初诗坛的是鼎革后入仕的诗人钱谦益、吴伟业和被称为‘南施北宋’的施闰章和宋琬”[4]，对袁编教材的观点来了一个逆向修正，回到不少文学史论著“明清诗的变化以钱氏为一大转折”，“有清一代诗人辈出，皆不出钱氏范围”之类陈说上。
遗民诗在清初诗歌史上到底占有什么样的位置？这一问题的澄清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清初遗民诗，而且有利于更科学全面地把握整个清初诗歌面貌。
二、初步的证明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清诗部分门径轩敞，一开始就简明扼要地把清代诗歌分成相对并举而又不无包容的宗唐、宗宋两派，把清初诗歌分成“清初遗民诗人”和“清初入仕诗人”两类。虽然在诗歌宗尚和诗人归类的两重对举中遗民诗与宗唐、宗宋的关系并未涉及，其格局开朗的优点却是从前此一些文学史著作继承而来的。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清诗部分“叙说”即云，“清代诗人，喜言宗派，康乾期间，此风尤盛。作者大多各立门户，以尊唐宗宋相标榜”，“然亦有自抒性灵，不拘一格”[5]，实际上已对清初诗歌作了尊唐、宗宋、自抒性灵的三派区分。张炯、邓绍基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清初诗歌部分亦引前人的话指出：“这里透露了清初诗歌的三个派别，宗唐、宗宋和主张抒写个性。”[6]而对比严著《清诗史》，它在论述遗民诗乃明中叶以来一直到清初的诗史转机时，用了这样的措语，“然而，历史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行进，遗民诗风在随着时间推移而渐见消歇时，新的‘唐宋门户’意识又复上涨”[7]，由此可见，在它的逻辑视野中，也存在着一个三足鼎立的格局。区别仅是，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文学通史》，是尊唐、宗宋、自抒性灵的三足，在严著《清诗史》，则是尊唐、宗宋、遗民诗的三足。
两个三足反映的是否一回事？清初诗歌发展的简明轮廓到底怎样？
原来，《中国文学发展史》与《中华文学通史》都引了纳兰性德的《原诗》，但它们都仅仅截取其中流派意识最明显的开头几句话，从而未能点破最后一层窗户纸。康熙刻本《通志堂集》卷十四作于康熙二十年左右的《原诗》曰：
世道江河，动成积习，风雅之道，而有高髻广额之忧。十年前之诗人，皆唐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宋；近年来之诗人，皆宋之诗人也，必嗤点于唐，万户同声，千车一辙。其始亦因一二聪明才智之士，深恶积习，欲辟新机，意见孤行，排众独出，而一时附和之家，吠声四起，善者为新丰之鸡犬，不善者为鲍老之衣冠，向之意见孤行、排众独出者，又成积习矣。盖俗学无基，迎风而仆，随踵而立，故其于诗也，如矮子观场，随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宁不悲哉？……近时龙眠钱饮光以能诗称。有人誉其诗为剑南，饮光怒；复誉之为香山，饮光愈怒；人知其意不慊，竟誉之为浣花，饮光更大怒，曰：“我自为钱饮光之诗耳，何浣花为！”此虽狂言，然不可谓不知诗之理也。
纳兰性德的话清楚地表明，当康熙二十年左右，诗坛存在着宗唐、宗宋和主张抒写个人情志、自具面目的三派；宗唐派由盛而衰，宗宋派风靡天下，而主张抒写个人情志者既不愿为宗宋派之健将，也不愿被比为宗唐派之祖师，而巍然屹立，不为时风所动，其突出代表就是钱饮光。钱饮光就是江南桐城遗民钱澄之。
钱澄之是旗帜鲜明地主张诗本性情的。康熙刻本《田间文集》卷十四《潘蜀藻诗序》提出：“余以为诗者性情之事，非缘饰藻缋者之可为，故力求真率。”卷十六《汪异三诗引》又云：“性情之事盖难言之，难于真耳。譬如优孟登场，摹写忠孝节义之事，一笑一啼，无不酷肖，而人知其言之皆妄，以其皆沿袭之言，而非自己出之言也。自己出者，有诸己而后出，所谓真性情也。”其称赞友人之诗和观察诗歌史的流变都用这一眼光。同卷《秀野堂集引》：“观其作为诗篇，绝去缘饰，一任天机。……夫宋诗厌唐音之靡曼，从事真率，此自宋中叶以来一二主持风气者为之。其初竟尚西昆体，纤艳已甚，于是尽黜之而以杜少陵为宗，其过于真率者非矫唐也，以矫宋初之弊也。……少陵诗凡诗家所各有之长无不具有，唐者得之足以矫唐，宋者得之足以矫宋，惟其情真而气厚也。”至于《汪异三诗引》中“自风雅道衰，人争以词华声律为诗，十数年来一二人起而辟之，而学者始知有性情之事”之“一二人”，无疑是众多遗民同人之谦称。如康熙刻本、宣城遗民吴肃公《街南文集》卷八《朱玄洲诗序》：“要之善言性情而止。古诗澹穆自然，不假雕饰，情至响生，宫商赴之。”光绪刻本、贵池遗民刘城《峄桐文集》卷二《本事诗序》：“诗本性情，心卒然有言不可以已，境会迫而成响。”康熙刻本、福清遗民薛敬孟《击铁集》卷首自序：“身之所处，则声传之，为显为晦，宜哀宜乐，随吾素履，以写我性情而已。”康熙刻本、宁都遗民魏禧《魏叔子文集》卷九《徐祯起诗序》亦云：“诗以真性情为贵。”他之真性情也就是真意，如同卷《唐邢若诗序》比较上古之诗与今人之诗的根本差异：“三百篇学士大夫征夫思妇皆有之，不假学问而能工者，意真也。人无真意而求工于诗，辟犹附涂而粉泽之，施以绘彩，则几何其能久也？”其弟魏礼《魏季子文集》卷八《杨御李诗序》亦云：“古人言诗须有谓而作，有谓者，我之真意，所谓发乎情是也。”同邑遗民挚友彭士望序康熙刻本、顺德遗民陈恭尹《独漉堂诗集》亦云：“诗者性情之物，世徒以色泽声调为之，此伪体，日浸淫于天下，而其真者累千百人不一遇也。……元孝有大气鼓橐其中，郁不得逞，远览放游，束缚归里，非其所好，磨砻圭角，低头就之，随物肖形，以其类应，浑浑莫窥其际；间有刑天舞戚，衔木填海之思。……惟有真意盘旋褚上。”《独漉堂文集·诗序》之《梁药亭诗序》则云：“性情者，诗之泉源也。……近世之言诗者，或用心于摹拟补绽，或矫之以酸涩枯瘦，否则枝蔓平衍，斩然无味，皆未得泉源者也。……诗之真者，长篇短句，正锋侧笔，各具一面目，而作者性情自见，故可使万里之遥，千载之下，读者虽未遇其人，而恍惚遇之。”要之，如《独漉堂诗集》内《唱和集》之《次韵答徐紫凝》云：“文章大道以为公，今昔何能强使同？只写性情流纸上，莫将唐宋滞胸中。”超越于宗唐、宗宋之上，敝屣各种摹拟补绽之伪体，提倡真诗在于写出作者自己之独特性情，乃是清初众多遗民诗人的共同审美追求。
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定，清初诗坛确然存在着宗唐、宗宋与性情三派，其中性情一派的主要作家就是遗民诗人。
三、进一步的证明
以上仅是清初诗歌发展的一个大致轮廓。需要进一步证明的是，第一，性情诗派和遗民的关联程度到底有多大？第二，如果遗民—性情诗派这个概念可以成立的话，它和宗唐、宗宋的力量对比到底如何，也就是说，能否称其为清初诗坛的主流或曰中坚？
当时诗坛的上层诚然是一片宗唐、宗宋的复古迷思。如康熙十五年刻本、丁炜《问山诗集》卷首沈荃序云：“今谭诗，家人人殊，言唐言宋，宗尚各异，为正为变，派别流分，譬黑白之不相为，南辕北辙之分途而骛也。”宗唐而驳宋者，如康熙二十七年刻本、孙鋐《皇清诗选》之“刻略”自诩，“有高岑之标格，而后运之以元白之风流，何患不登颠造极”；宗宋而施施然自得者，如康熙三十八年刻本、徐永宣《荼坪诗抄》卷首钱名世序矜夸，“迄今数十年当代巨公作者，更倡迭和，源流脉络，万派同归，而文人之诗大昌”，“得经史文集语录笺解之气味而为诗，乃所谓文人之诗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而在诗坛的底层，众多遗民在主张诗歌抒写真性情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强调情与境会，强调情真与景真的结合，取法于“现在之情景”，提出了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审美观。如《街南文集》卷八《孙先生病中杂诗序》云：“情之所有，境之所触，比词而韵之，而诗成焉。而今之人设境于篇章，拟情于往昔，曰有体焉。虽然，冠木偶而彩图像，体具矣，指之人曰人也，孰不曰人也者！……诗不在格律，在情景；情景不穷，而人事随变，新诗固竞列目中也。”康熙刻本、昆山遗民归庄《归庄集》卷三《眉照上人诗序》亦云：“情真景真，从而形之咏歌，其词必工；如舍现在之情景，而别取目之所未尝接，意之所不相关者，以为能脱本色，是相率为伪也。”康熙刻本、东台遗民王大经《独善堂文集》卷二《沈亦季诗稿序》更详究其理云：“夫诗之贵于性情尚矣。然灵心独运，而非驭之以才，辅之以学，参之以识，其究至于驰鹜汗漫乎杳冥浩渺不可知之域，而非轨于大道。若夫才逸矣，学裕矣，识莹矣，性情深厚矣，而不从世故人情，天地事物之夥，纤悉皆历试而遍尝之，则又不足以穷其变而尽其化。甚矣，性情之未易言也。乃今天下之言诗者，弗深考于此而区区于文字之间而强从而分别之，曰若者为汉魏，若者为六朝，若者为隋，若者为唐，而于唐之一代又从而区别之，曰若者为初，若者为盛，若者为中晚。夫古人之性情，今人之性情也；古人之事变，今人之事变也。舍吾身之性情与当前之事变，而上从汉魏六朝隋唐之古人，则作者、读者、选者亦犹然文字之见耳。”从对真性情的强调，到对现实真情境、今人之事变的扣问和表现，这是遗民诗人的性情观对前人性情观的发展，为诗歌抛弃明中叶以来直至当时形形色色摹拟主义束缚，在主客观的结合中不断向现实开掘了广阔的途径。
强调“景”、“境”、“人事”、“事变”，是正确地找到了性情之源；至于性情的表现，虽未能完全摆脱温柔敦厚之说的影响，他们亦找到了发愤抒情、淋漓抒情的武器。如康熙刻本、河北永年遗民申涵光《聪山文集》卷二《贾黄公诗引》以史为据云：“温柔敦厚诗教也，然吾观古今为诗者，大抵愤世嫉俗，多慷慨不平之音。自屈原而后，或忧谗畏饥，或悲贫叹老，敦厚诚有之，所云温柔者未数数见也。子长云：‘《三百篇》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然则愤而不失其正，固无妨于温柔敦厚也欤！”《魏季子文集》卷七《甘衷素诗序》亦云：“古今论诗以温厚和平为正音，然愤怨刻切亦复何可少？要视其人所处之时地。譬犹春温而融风，万物被之，欣欣有生气；使凛秋玄冬，霜雪不下，凄风不至，煦然若春风中人，是尚得为天地之正乎？”民国四年《黎洲遗著汇刊》本《南雷文定四集》卷一《万贞一诗序》亦批评，“彼以为温柔敦厚之诗教，必委蛇颓堕，有怀而不吐，将相趋于厌厌无气而后已。若是，则四时之发敛寒暑，必发敛乃为温柔敦厚，寒暑则非矣；人之喜怒哀乐，必喜乐乃为温柔敦厚，怒哀则非矣”，推许“怒则掣电流虹，哀则凄楚蕴结，激扬以抵和平，方可谓之温柔敦厚也”，以为“此性情之昭著，天地之元声也”。
显然，遗民诗人们的上述理论自觉有的形成了文字，有的化成了创作的实践；他们的创作实践，有的得以保存，有的则未能传播。遗民后裔（生父朱茂曙、嗣父朱茂晖均为遗民）、本人早年也以遗民自居，后来与王士禛并称“南北两大宗”的著名诗人朱彝尊，对此曾经有十分冷静的观察和体认。康熙刻本《曝书亭集》卷三十七《叶指挥诗序》云：“三十年来，海内谈诗者，每过于规仿古人，又或随声逐影，趋当世之好，于是己之性情汩焉不出。惟吾里之诗，影响虽合，取而绎之，则人各一家，作者不期其同，论者不斥其异，不为风会所移，附入四方之流派。惜夫工之者类多山泽憔悴之士，不汲汲于名誉，或不能尽传，又或传之不远。”同卷《王礼部诗序》又云：“彝尊……自十馀年来南浮滇桂，东达汶济，西北极于汾晋云朔之间，其所交类皆幽忧失志之士，诵其歌诗，往往愤时嫉俗，多《离骚》、变雅之体，则其辞虽工，世莫或传焉。”“山泽憔悴之士”、“幽忧失志之士”，不言而喻，分明指家乡嘉兴和天下四方的遗民人物。这些话表明，朱彝尊早就体察到当时遗民诗人惟写性情、愤时嫉俗的普遍创作倾向，和不为拘拘规仿古人之风会所移，不附庸四方之流派的独立审美追求，并为这些诗人诗作未能传远而深感遗憾和惋惜。康熙刻本、番禺遗民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见堂诗草序》有夫子自道云：“今天下善为诗者多隐居之士，盖隐居之士能自有其性情，而不使其性情为人所有。”这到底是屈氏的夸诞妄语，还是他从自己的创作体验和遗民同人的创作实绩得出的自豪感叹？乾隆间全祖望编的《续甬上耆旧诗》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该集选录万历以来宁波一郡诗人诗作，根据笔者检阅，其中从卷十六《披缁诸公之三》至卷七十九《蚕瓮居诸子之三》，全为明遗民之作，计收遗民诗人215人、诗集（含诗文合集）109部、诗歌9213首。清初仅宁波一郡、幸而传世的遗民诗人诗作就有如此之众，这使我们相信，当时全国遗民诗人诗作的实际数量，恐怕分别要数以万计和十万计！与全祖望同时稍后，一生专力“从事正经榷史之学，尤留心明季遗事”的杨凤苞即谓：“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秋室集》卷一《书南山草堂遗集》）清初数十年间，由遗民诗人推动的诗歌创作比历史上任何繁荣时期都更加繁荣的极盛局面，由此可见一斑！
康熙刻本、武进遗民任源祥《鸣鹤堂诗文集》卷首瞿源洙序感叹：“昭代文人屈指可数，雪苑盛于北而侯朝宗为之雄；金精盛于南，而魏冰叔为之冠；由雪苑而北，则有阳曲傅公；由金精而南，则有番禺屈氏。此虽号胜国遗民，而长林丰草之中霑濡多矣。……当侯魏盛时，若晋楚之分霸南北，而吾邑任五谷先生屹然中立。……古未有以穷而在下者操文柄也。……独至昭代，而文章之命，主之布衣。”据此，清初散文领域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南北“文柄”多操于魏禧、傅山、屈大均、任源祥等“穷而在下”的明遗民（侯方域虽卒前曾被迫出应河南乡试，但准其心迹，仍无负“胜国遗民”之称）之手的现象。诗、文向来密迩难分，我们虽不能说清初诗坛的牛耳也执于二三明遗民之手，但就他们的创作不仅在精神实质上“体现了那时代的主旋律”，“最富有时代精神”，而且在规模上（作家和作品数量之空前繁多）也构成了诗坛无可置疑的大宗而言，清初遗民诗人所领属的性情诗派事实上的确曾成为清初诗坛的主流。马积高曾以“管领清初风骚”一语来修饰“遗民诗人”，以“千载有生气”一句遗民诗来赞颂整个清初遗民诗[8]；刘世南一部《清诗流派史》开头三章均为对遗民诗的巡礼，赞扬申涵光开创的河朔诗派为“天下之诗”“之冠”，屈大均为代表的岭南诗派“直驾宋明诸作者”，“包括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这三个贰臣”，而不开宗立派却堪称“最杰出的遗民诗人顾炎武”“是明、清诗之最”[9]，应该说，都是非常允惬其时遗民诗创作实际的。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可以想象的原因，绝大多数遗民性情诗作都被历史的风雨磨灭，那种极其繁盛的局面永远也不可复原了。至今尚峥嵘于各种教材的一二贰臣新贵的身影、弥漫于一些论著的宗唐宗宋的喧嚣，并不是文学史的全部真相。
四、必要的补充
说清初绝大多数遗民诗人都属于性情诗派，并不意味着他们和宗唐、宗宋派一点关系没有。《翁山文抄》卷八《书逸（遗）民传后》云：“世之蚩蚩者，方以一二逸（遗）民伏处草莽，无关于天下之重轻，徒知其身之贫且贱，而不知其道之博厚高明，与天地同其体用，与日月同其周流，自存其道，乃所以存古帝王相传之天下于无穷也哉。”文以载道，清初散文的繁荣和“文章之命，主之布衣”局面的出现，无疑要归于明遗民这种传继天下道统、文化救国的信念。诗歌领域的情况虽有所不同，如康熙帝是典型的宗唐派，新朝名宦王士稹早年主宗唐，中年转宗宋，晚年又复归宗唐，“贰臣”领袖钱谦益是宗宋派的旗帜，他们都凭借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或在文坛上的既有声名而对诗歌风气的转变发挥了重要影响，但经世思想同样使遗民诗人并没有放弃对业已形成的宗唐、宗宋风气的积极干预。如当顺治间宗唐风盛，出现盲目推崇初盛唐诗，抹杀中唐以后一切诗的不良倾向时，吴江遗民顾有孝就编刊《五朝名家诗选》一书，以救其弊。康熙刻本、潘耒《遂初堂别集》内《文集》卷六《五朝名家诗选序》云：“自嘉靖七子有唐后无诗之说，至今耳食者从而和之，宋元诸名家之诗禁不一寓目，复于唐代独尊初、盛，自大历以还割弃不取，斤斤焉划时代为鸿沟，别门户如蜀洛，既以自域，又以訾人。……其亦陋可叹矣！茂伦先生忧其然，于是奋为五朝名家之选，综括唐宋元明诸作者，……格不拘正变，能别出机杼、自立门户者则取之；选不操一律，各存其人之本色，各尽其人之能事而止。……往者，先生尝选《唐诗英华》盛行海内，今复出是编，人颇疑其取去与前稍异。……四十年前，人醉竟陵之糟，乃者骎骎复堕济南之云雾，先生之书，随时补救，因病发药，岂有他哉！”可见，选诗的原则是各出机杼、各尽本色，也就是不问时代，只要能无所依傍，抒写出各人性情的就是好诗；其编诗动机与明末竟陵派甚嚣尘上、唾弃唐人时推出《唐诗英华》一样，目的都在纠偏。江西遗民曾灿在康熙初宗唐、宗宋两派旗鼓相当、都出现严重弊病时编选《过日集》行世，目的之一也是纠偏。凡例云：“今人论诗，必宗汉唐，至以道理议论胜者，斥为宋诗，虽佳不录。此亦过也。宋诗到至处，虽格调不及，亦自天地间不可磨灭。……近世率攻锺谭，虞山比之为诗妖。……钱虞山论诗曰：宁质而无佻，宁正而无倾，宁贫而无僦，宁弱而无剽，宁为长天晴日，无为盲风涩雨。……余曰，宁为锺谭之木客吟啸，无为王李之优孟衣冠也。”对盲目贬宋和钱谦益等彻底贬斥竟陵派的做法都提出了批评。而其根本的诗歌主张又见于另一条凡例云：“诗以道性情，音韵相近，声律自谐。”
有人没有看到他们始终坚持“诗以道性情”的主张，仅仅因为在某个时期对盲目宗唐或宗宋的风气有所干预，而把他们划入了相对的宗宋或宗唐的阵营。例如黄宗羲，在清初宗唐斥宋风气极盛的时候，也曾经逆潮流而动，既严厉批评过明代以来的盲目崇唐风气，又为宋诗说过一些公道话。如《南雷文定后集》卷一《靳熊封诗序》：“百年之中，诗凡三变，有北地、历下之唐，以声调为鼓吹；有公安、竟陵之唐，以浅率、幽深为秘籍；有虞山之唐，以排比为波澜。虽各有所得，而欲使天下之精神聚之于一途，是使诈伪百出，止留肤受耳。”《文定四集》卷一《陆鉁俟诗序》：“世人多喜雷同，束书不观，未尝见大家源流之论，作半吞半吐之语，庶几蕴藉，以为风雅正宗，不亦冤乎？近来黠者，取宋元诗馀，抄撮其灵秀之句，改头换面以为诗，见者嗟其妩媚，遂成风气，此又在元遗山所谓蔷薇无力以下矣。”这些都是对明以来直至当时“神韵诗”等形形色色宗唐派末流的批评。《文定后集》卷一《姜山启彭山诗稿序》又云：“天下皆知宗唐诗，余以为善学唐者唯宋。”这似乎是为宋诗辩护。于是有论者便认为，“黄宗羲既是清初宋诗派的开拓者，也是导引清诗走上‘祧唐祢宋’之途的关键人物”[10]，给黄宗羲戴上了清初诗坛宗宋派掌门人的“桂冠”。殊不知《文定四集》卷一《曹实庵先生诗序》还云，“今之为诗者，曰必为唐，必为宋，规规焉俯首蹜步，不敢易一辞，出一语，纵使似之，亦不足贵”；《南雷文约》卷四《天岳禅师诗集序》亦不满于“才晓断章，争唐争宋，特以一时为轻重高下，未尝毫发出于性情”，明显对盲目宗唐、宗宋派各打五十大板；《南雷诗历》题词又云，“论诗者，但当辨其真伪，不当拘以家数”；《文定后集》卷一《寒村诗稿序》再云，“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负，古人不能尽其变化，学者不能窥其隅辙。此处受病，则注目抽心，无所绝港，而徒声响字脚之假借，曰此为风雅正宗，曰此为一知半解，非愚则妄矣。上天下地曰宇，古往今来曰宙，自有此宇，便不能不宙。今以其性情下徇家数，是以宙灭宇也”；其《陈苇庵年伯诗序》复云，“盖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人之性情，其甘苦辛酸之变未尽，则世智所限，易容埋没”。这些明白无误的告诉人们，诗歌创作惟以性情为归依，他之对诗坛风气的干预，就是为了打破既定“家数”，回归性情，而开掘和深化性情表达的根本之途，又在深入现实，遍尝甘苦辛酸之滋味。《文约》卷四《张心友诗序》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余尝与友人言诗，诗不当以时代而论，宋元各有优长，岂宜沟而出诸外，若异域然？即唐之时，亦非无蹈常袭故、充其肤廓而神理蔑如者，故当辨其真与伪耳，徒以声调之似而优之，而劣之，扬子云所言伏其几，袭其裳，而称仲尼者也。……听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优于唐。夫宋诗之佳，亦谓其能唐耳，非谓舍唐之外能自为也。于是缙绅先生谓余主张宋诗。噫，亦冤矣！”同卷《金介山诗序》：“夫以己之心情，顾使之耳目口鼻皆非我有，徒为殉物之具，宁复有诗？”这不就是上面陈恭尹的“只写性情流纸上，莫将唐宋滞胸中”吗？古人不察，今人仍然不察，茫味其“中心惟有性情在”的根本追求，而片面、表面地看待其出于救世、救诗热肠的一时干预之举，从而名其为宗宋派或宗唐派中人，这对本来就深恶痛绝汩没性情、盲目宗唐宗宋诗风的黄宗羲之类的遗民诗人，的确太冤枉了。
要之，性情诗派中部分遗民诗人在坚持自己的正确创作方向的同时，还对其他诗派也就是诗坛流行的宗唐、宗宋风尚进行了积极干预，但这些干预都没有违背其性情派的本色，相反，它们无疑可看作性情派核心主张越出本派范围，对整个诗坛发展方向的调适和控制，这是性情诗派作为清初诗坛主流诗派影响力的一种体现。
此外，乾隆间性灵派巨擘、三十四岁就退出官场，过了近半个世纪隐士生活的袁枚，于乾隆十三年就任江宁知县不久编刊《江宁县志》时，卷十九至二十四人物各志直接移用了康熙刻本《遗民诗》中有关江宁的全部十五条小传材料，并一一加以注明，由此可见袁枚对《遗民诗》的倚重。既然这部清初明遗民性情诗派诗歌总集曾是走向中年（乾隆十三年时，袁枚三十三岁）的袁枚案头爱重之书，那么，未尝不可说，清初明遗民性情诗派本身亦曾对袁枚性灵派主张的形成和创作实践产生过影响，清中叶逸民袁枚性灵诗派与清初遗民性情诗派之间原有踪迹可寻。
作者介绍：潘承玉，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绍兴文理学院副教授。（绍兴 31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