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已经先后完成了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型和升级，这在科学高效地利用资源的同时，更强有力地刺激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与农业强国还存在较大差距。传统农业长久遗留下的负面影响也已日益凸显，如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资源透支严重、城乡差距巨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产品市场周期性剧烈波动、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等，已然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使当前农业处于低水平自我锁定的状态。
尽管201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709.9万吨，实现“十一连增”，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60%，但农民增产不增收仍是当前常态，上述问题甚至愈演愈烈，农业现代化转型困难重重。要回答我国与先进农业国的差距究竟是什么?当前农业现代化转型的难点到底在哪里?首先需要真正看清什么才是农业现代化。农业发展至今，已然不再是孤立封闭的自给性产业，如何构建科学、高效的现代化农业，是一个需要众多社会主体相互联动、各类资源相互协调并科学配置的系统性问题。因此，如何以更本源、更核心、更全面、且具有未来意义的维度对现代农业进行解构，找到其本质特征和关键实施路径，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架构
对于农业现代化的业态和实现路径，中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如Yujiro Hayami等在1970年提出了农业发展的诱导技术变迁理论，认为农业发展主要受制于资源条件，但可由技术条件来弥补，并以实证研究证明劳均土地在30公顷以上、3～30公顷之间、3公顷以下的国家分别适合走机械技术型道路、生物—机械技术混合型道路、生物技术型道路。该理论一经提出便广泛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认可和应用，至今许多国内学者仍沿用该理论研究我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如邓汉慧等(2007)在该理论指导下，选取美、日、西欧三种农业现代化道路进行分析，认为我国一方面应当集中土地以开展机械化，另一方面应当发展科技并提高务农人员综合素质以实现精细化。然而，该理论在如今已经存在相当的时代局限性。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农业的发展变迁不再局限于本国资源或技术条件，生物技术与机械技术的选择也并不矛盾。事实上，在劳均土地面积极低的日本，通过对农业机械的改进，同样有效普及了机械化作业。而生物技术在劳均土地面积广阔的美国同样应用广泛。在未来农业物联网的时代，规模量产与精耕细作还能达到更高层次的统一。另外，其研究也并未能指出规模化背后更深层、更本质的属性，片面模仿并不具指导意义，比如我国国营农场虽然在规模、机械化程度以及产出率上接近甚至局部超越发达农业国家，但由于纵向一体化程度和行政干预程度偏高，其经营激励和资源配置难以得到市场持续有效的引导，专业化分工不足、社会化服务体系薄弱等问题仍普遍存在，其模式难以在更广阔的农业实践中复制和推广(陈曦等，2012；鞠德明，2014)。更重要的是，农业的现代化并不只是简单地局限于生产环节。因此，这三种道路间的博弈已经不再是我国当前农业现代化转型乏力的真正症结所在。
此外，也有学者尝试从其他角度对农业现代化问题展开研究，如李忠斌等(2012)认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转型的根本制约在于资本投入严重不足，且金融机构还在不断撤离农村市场，不能给农业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因而农业经营普遍被迫选择技术水平低、手工劳动为主的模式。刘宏伟(2013)认为当前农村金融业的空白主要由农村资金互助社来弥补，但其仍处于摸索阶段，需要尽快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张新生(2012)、夏益国(2013)也各自从农业保险的角度强调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保障问题。另外，毛飞等(2012)提出食品安全是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务必要高度重视的问题。张象枢(2003)认为生态农业是农业发展的必然道路，而我国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农业发展的矛盾更强化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谢玉梅等(2014)则从经济贸易和资源利用的角度阐述了有机农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
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于农业现代化问题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探索研究，对其认识也逐渐深入。但由于现代农业并不仅是生产资源、技术和方式的现代化，更是供产销全过程的现代化运作，是在与工业、商业、金融业等行业相融合的基础上，多方社会主体和资源要素科学组合与配置的系统性问题。片面的观察和模仿必然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例如，若只着眼于农业的生产效率，则以牺牲生态环境或食品安全为代价一样可以做到片面高产，而不考虑投入产出比只简单度量综合机械化水平也不具参考价值。可是即便做到了安全、高效并且生态的农业生产，不合理的产销体系也只会形成更大的资源浪费和市场波动，给农户、企业甚至农业发展带来周期性的巨大打击，例如2015年初河北、山东、内蒙古、河南等出现的奶农大规模倒奶事件等。更进一步来看，农业作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高风险行业，其风险(自然风险、价格波动风险)的问题不容忽视，没有良好的保险体系作支撑，不仅会严重影响生产者的积极性，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投资机构的介入，从而制约农业科技投入，使得农业现代化进程无法得到保障。
此外，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改变，食品安全已经成为公众和政府关注的焦点。事实上，食品安全并不只是简单的改善监管体系从而保障消费者权益的问题，背后更深层的问题是如何扭转行业内低水平竞争模式、诱导行业品质的升级，也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例如，在缺乏可靠的质量标准体系时，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逆向选择必然会将行业引向追求低价的恶性竞争，即食品安全事件的核心诱因。而自我认证的绿色农产品企业又普遍存在价格虚高与公信力低的问题，主要目标客户群只集中于大型企业和公务员，随着“三公消费”不断受到制约，其发展前景也并不乐观。更进一步看，低级的价格竞争还在不断拉低市场品质，弱化生产者盈利能力和资本再投入，制约行业发展。
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农业必然不是一个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以追求短期利益为目标的组织模式，而是科学配置各类资源、多目标综合决策、实现社会、经济、生态三大效益相统一且良性循环的新型农业体系(张象枢，2003)。只有在可持续的农业生产组织模式下，才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保障食品安全，降低经营风险，改善生态环境，从而确保各参与方中长期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如何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研究现代农业必须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
因此，只有从供应、生产、销售、风险管控、食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这六个紧密相连的维度入手(见图1)，系统地分析与归纳现代化农业的特征和实现路径，找到其深层内涵与内在关联，才能还原一个清晰完整的现代化农业，从而为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提供依据。
图1 农业生产组织模式六维度关系图
三、先进农业生产组织模式比较
农业生产组织模式是指农业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各社会主体整合与利用各种生产要素的方式。这些生产要素不仅包括狭义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生产工具，还包括技术、信息、金融等广义的资源要素。为了更清晰地解构现代农业，本文选取世界公认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先进农业生产组织模式从以上六个维度进行全方位深度剖析。
(一)美国模式
1.供应。美国拥有完善的农业科技体系，包括联邦政府主导的直接经济效益较低但具有未来价值的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其资金投入自1958年以来以8%的年增长率逐年递增；州政府主导的当地农业科研和推广工作，多与美国农业部以及州立大学合作，能迅速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实践，为农民进行无偿的技术推广服务；私企主导的具有高额利润和巨大市场潜力的开发性研究，其投入超过整体农业科研经费的50%(彭宇文等，2007)。在此完善的农业科技体系下，美国培养出了一系列引领世界农业科研的大型跨国公司，如从事种业和农业化学产业的孟山都、杜邦先锋等行业巨头，从事农业机械产业的约翰迪尔、凯斯万国等跨国企业，能为美国的农业实践提供世界领先的种苗、机械设备和技术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近十年来美国已经开始在农业设备上采用卫星定位系统监控作业、自动化作业等高新技术，向以农业物联网为载体的高层次精准农业方向发展，将引领下一个农业时代。
2.生产。美国由于幅员辽阔、人均资源占有量高，其农业规模经济优势显著。随着竞争力相对较低的小型农户逐渐退出，其农业规模还在不断扩大(梁碧波，2010)。但也正是由于这种规模管理的固有难度，使得农场主自身无力完成农业生产的全过程，而单独购买大型农业机械化设备又存在初始投入大、闲置率与折旧成本高的诸多弊端。因此，在明显的农业产业集群的共同影响下，促使了农业生产组织模式的片段化，即农业产销全过程被分割为多个独立部分，如播种、除草、杀虫、施肥、收割、物流和销售，分别外包给专业的服务公司。这种类似工业流水线式的片段化作业，由于专业化分工明确，使得外包公司更易汇集专业人才，也便于引进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并且还能依据地域气候的差异按区域进行流动作业。如收割公司能按农作物成熟先后顺序从南至北地进行区域收割，不仅大幅度降低了机器的折旧成本和闲置率，同时还确保了工人的作业熟练程度，是生产效率得以显著提高的关键。而对大农场主而言，其主要工作便从全程务农转变成为收集和分析市场信息、筛选符合自身需求的第三方企业。此外，清晰的农业产业带也便于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进行引资与建设，如农田水利等。同时，由于生产运作规模普遍较大，相对于小农模式显著降低了投资、信贷、期货等金融服务行业的风险评估难度，加上政府的政策引导，美国现已形成了建立在商业金融机构与个人信贷的基础之上的、以农场主间的合作为主要金融模式、以政府信贷机构的多元复合型模式为辅助金融模式的农村信贷系统(刘宏伟，2013)，显著缓解了农业生产的资金压力。在成熟的农业期货市场中，农场主还能凭借期货公司的销售合同，在银行的介入下提前预付第三方企业的作业服务费用，大大降低了现金流量带给农业生产管理的压力。
3.销售。显著的产业集群和较大的单体规模，不仅形成了稳定的市场供给，大大降低了供需波动的幅度，同时也为集中化销售提供了便利。为了摆脱中间商的盘剥、充分获取市场信息、提高价格谈判能力、形成更大市场影响力、打开出口市场、进入期货市场等，农场主们逐渐组织起来形成了销售合作社，并不断发展壮大(荆建林，1987；Marc Warman等，2003)。精简的销售环节在将利润集中到农场主自身手中的同时，还降低了流通过程中的损耗，使得消费者能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新鲜的农产品。另外，统一的收购、运输、检验、分级、包装等中间环节可以将成本降到最低，不仅农场主和相关合作企业可以从中获取更大的利润，还大大提高了人力物力的利用效率。对于中小型农场主而言，由于小规模运营的他们无法直接进入期货市场享受其红利，必须借助合作社的力量，因此加入合作社进行统一销售对其意义更大(吕东辉等，2011)。
4.风险管控。美国农业由于单体规模普遍较大，一旦遭遇大规模或持续性的洪涝、干旱、病虫害或较大市场价格波动，就会对农场主造成巨大的经济打击，政府也需要承负巨额的救助支出。然而，也正是高度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大大降低了农业保险过程中保险公司的审核、承保、服务和理赔等环节的难度和管理成本，促进了农业保险业的良性发展。因此，在市场需求和政府政策的双重引导下，美国发展出了世界上运行最成功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保障了农业这一高风险行业的健康发展。在该体系下，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进行监管，并负责保险补贴和再保险等综合服务，私营商业保险公司则是农业保险的承担主体。由于政府对保险公司开展农险的资格认证极其严格，高品质的业务水平得到了有效保障(张介岭，2006)。而对于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则主要通过期货市场来降低。事实上，在合作社强有力的产销协调机制下，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的风险已经被降至相当低的水平。随着美国农业保险的不断发展，保险范围和种类还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例如近年来出现的将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与农险政策相结合、以投保人收入为基础的保险产品，当投保人收入低于一定水平后一样可以进行理赔(赵长保等，2014)。而出口贸易的风险则主要通过合作社来进行协调处理。
5.食品安全。美国是目前世界上食品质量安全管理最完善的国家之一，拥有分工明确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机构、健全完善且有着高公信度的法律和标准体系、先进科学的技术保障体系(时松凯等，2012)。其食品安全管理和制度建设具有高度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执法、立法和司法部门实现权利分离，采取与公众相互交流的工作方式，在法规制定过程中公众还可以广泛参与，及时有效地将公众诉求纳入法律实践。在该食品安全系统中，大量利用了现代技术和管理手段，如农产品溯源系统、冷链物流、以及政府科研机构重点关注的食品安全评估和预警系统等，在强大科技力量的支撑下，食品安全监管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李卫东等，2009)。此外，美国还建立起了完备明确的农产品认证体系，不仅包括政府为了满足各方对食品质量安全、环境、员工健康和动物福利等要求而设置的强制性认证(如食品GMP认证等)，还包括能满足公众高层次需求且使卖方获取差异化收益的自愿性认证(如有机食品认证等)。其认证法律健全且认证过程十分严格，有效降低了逆向选择的发生。另外，政府为了鼓励有机农业发展，还在逐年加大对有机生产者的奖励和资助，并为有机食品生产者提供认证补贴(樊红平等，2007)。在此基础上，销售商中也相应出现了全食超市这种专营高标准天然食品和有机食品的大型连锁企业，已然成为食品业的苹果公司，在满足客户对绝对天然健康食品高层次需求的同时，其显著的利润差异也充分调动了生产者自身努力保障食品安全的积极性，引领了行业的良性发展。
6.可持续发展。美国拥有规范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官方组织，其理事会成员主要由私企和非政府组织构成，在政府的辅助下共同制定发展战略，充分保障了其公开性、民主性和科学性。其完善的司法体系、高效且分工明确的管理机构和瑞尔保护协会等一系列出色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科学且可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例如休耕、禁捕、林地区域划分等。其中，以保护和储备计划(CRP)与环境质量改进计划(EQIP)等生态补偿制度尤为出彩，对美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美国的农业科技研究还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支持，例如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残茬覆盖少免耕技术、土壤修复技术等(吴洁平，2010)。另外，由于美国土地私有制的体制限制，对农地保护与调控主要以贷款优惠、资助等激励手段和补贴、税收等经济手段完成，在法律法规的辅助作用下共同保障了农地的可持续利用(贺晓英等，2009)。不仅如此，美国还通过津贴和税收减免的方式大力推广有机农业，在保障公众健康和安全的同时也极大地保护了生态环境，更使得消费者和生产者意识到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共同主动维护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日本模式
1.供应。日本政府在全国建有健全的农业科技体系，有负责科研的国立和公立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还有提供技术推广服务的农协，在保证强大科研实力的同时还能迅速将成果转化到实践中。政府平均科研经费投入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2.2%，并且十分注重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吸收，积极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在农业机械化推广的过程中，政府还以立法的方式为此提供补贴，并成立农业机械银行以充分保障其推广，农协则为生产者提供农机信贷、培训、考核和维护等服务，有效弥补了企业在覆盖面和服务等方面的不足(李乾杰，2013)。在日本高度的资源约束以及小农模式下，其农业设备呈现出小型化和多样化的特征，能充分满足各种生产活动的需求。此外，日本将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改良中心全部联网，按品种和地区特点划分的各类主要农作物栽培要点都可以详细查询，使得农协或农户可以与其进行双向的网络咨询，强有力地保障了农业科研成果的有效推广和应用。
2.生产。由于日本人均自然资源偏低，农业资源分布复杂而分散，即使零散土地得以兼并，也常常难以连成一片形成规模化经济，而其民族恋土情结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土地的流转与兼并。虽然无法形成美国式的大农作业，但政府仍在不断的政策引导下将土地尽可能地集中化，扩大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以便有效利用现代生产要素(卢荣善，2007)。为了充分发挥产业集群和规模化运营的优势，日本结合区域资源状况选择特色分明且附加值高的产品，以村为最小单位进行“一村一品”式的产业化运营管理，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力发展区域品牌农业。同时，为了进一步解决小农作业的弊端，以农协为重点服务机构，为农户开展各种农业辅助业务(如销售和种苗供给业务、加工和品牌推广业务、培训和技术支持业务、银行和贷款融资业务、保险和法律咨询服务、医疗和教育服务等)来支持农业发展。区域生产作业的统一性令日本农业在另一层面实现了规模经济，反过来便利了农协进行管理和支持服务。与专业化分工的第三方企业类似，农协的存在更方便引进和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吸引专业化人才、使用先进的机械设备。否则，对于分散的个体农户而言，这不仅成本巨大难以负担，而且利用率也难以得到保障，折旧费和工人熟练程度都有所影响。此外，日本农协作为一种农民自己的组织，还是日本农业政策的执行者。保险和金融收入是其主要收入来源，而且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金融保险机构(周应恒等，2013)。农协的合作性金融与政府的政策性金融相互协调、分工明确，有力保障了农业发展中资金约束问题。
3.销售。“一村一品”的品牌农业为农协进行集中化销售和品牌推广提供了便利。农协将区域内分散的个体农户的农产品集中起来，以统一品牌进行集中物流，有效实现了“农超对接”。在大幅度降低个体农户运营管理难度的同时，还使得流通领域的利润直接转移到了农户手中，大大增加了其收入。并且以区域品牌进行集中销售的方式也提高了个体农户所欠缺的价格谈判能力和发达物流水平。此外，农协还十分注重农产品附加值的提高，不仅对其进行深加工，还采取了严格的产品分级包装体系，在包装袋上注明产地、产品级别、生产者信息和认证标识等信息，为消费者提供多样而透明的选择，也为生产者带来更高的盈利水平(沈佳治等，2003)。而为了彻底解决农业产销间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波动等问题，日本在发达农业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构建下，通过“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联合会”主办的市场销售信息服务系统和农协主办的“各种农产品的生产数量和价格行情预测系统”(杨艺，2005)，为农协和农户提供精准的市场信息，不仅可以轻易查询每天、每月、每年的精确到公斤的各种农产品销售量、实时的进出口通关量，还能根据产量和价格预测为农协组织的生产规划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目前，日本还正致力于完善农用物资和农产品的网上交易系统，试图将农业信息化应用水平推向新高度。
4.风险管控。日本的小农模式下虽然单体承负的风险较小，但是由于日本地理位置的原因，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日本农业仍然处于一个相对风险较高的水平。为了保障农业的健康发展，日本建立了完善的农业保险系统，从互助保险组合、组合联合会和国家农林水产省及再保险特别会计三方面联合展开，形成互助、保险、再保险的垂直塔形体系(张领伟，2011)。在互助合作机制下，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问题得到了良好解决，区域农业的统一性也便于防灾减损和技术供应。日本农业保险险种齐全，农林渔业均全面涵盖，不仅包括自然风险和病虫害风险，还对设备房屋等资产提供保险。另外，由于政府从法律和经济补偿两个层面的大力支持，不仅对主要农产品及渔船都要求强制参保，政府还对农民提供高达40%～55%的保费补贴，并对联合会和互助组合给予部分津贴(龙文军，2006)。而对于价格波动的风险，日本通过高度发达的产销信息系统和农协的指导和咨询服务，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产销间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同时由于“一村一品”品牌农业的开展，也极大降低了个体农户生产作业的盲目性所带来的周期性负面影响。
5.食品安全。日本作为世界三大有机产品消费国之一，对食品安全有着良好的管理体系。首先，日本有着世界先进的食品安全管理法律体系，非常注重企业和消费者的参与度，强调共同监管食品从生产到消费全过程的安全问题，并且为每个环节设置安全阀，比如对农药的生产和使用剂量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其次，日本建有分工细化、协调性强的管理机构，分别对食品生产和质量监管、食品分配和安全、风险评估、部门协调进行了有效的管理(马伟锦等，2010)。此外，日本在农协的协调下，建立了完备的农产品溯源系统，详细记录生产时间、地点、负责人、化学品使用类型与剂量、当时生产环境与标准等信息。同时农协对信息进行整合和发布，确保全部真实并保留三年时间，方便公众进行查询。销售环节中的分级包装以及电子标签的制作也实现了农产品流通全过程的透明化，显著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逆向选择。而且，日本还建有科学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认证体系，包括针对高危险、强迫害物质(如农药、添加剂、转基因食品)的国家认证、针对危险程度不高且灵活性地域性较强的地方公共团体认证、针对危害程度小频率低的企业自主认证(刘畅，2010)，三种体系相互补充，且都需要国家的统一认可，保障了认证的高可信度。
6.可持续发展。在经历了20世纪中期过度使用农药化肥以追求短期产量给农业发展带来的诸多恶果后，日本政府在短短几十年间建成了一套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方略。首先是确保各涉农部门和主体定位清晰且分工明确，包括政府部门、农协、中央批发市场、农户、企业等，能快速制定并有效实施科学决策。其次，政府通过一系列可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依法严格管理农药使用、水产资源开发、林地保护等。除法律外，日本也通过强有力的经济杠杆来辅助引导，如通过现金补贴、无息贷款、税收减免等方式鼓励保护农业环境的相关活动(井焕茹等，2013)。与此同时，先进的农业科技研究也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如机械除草、土壤改良、水体检测、生态肥料、无农药化肥栽培等(金京淑，2010)。此外，日本各类非政府组织在有机农业等环保型农业的推广、环保意识的宣传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公众日益理解并接受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形成生产者和消费者所共有的新价值观(衣保中等，2006)。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来自六维度的美国、日本农业解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清晰更完整的现代农业实践过程。虽然在前人的研究中美国和日本常被作为现代农业两条不同发展模式来进行对比剖析，但在更系统和深入的观察下，它们之间的共性十分显著，只是在不同资源禀赋和人文背景下寻求相同的农业现代化出路，而这些共同的理念和实践也正是现代农业的根本实现路径，能为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转型提供重要的指导和依据。
(一)扩大单体规模，促使产业集群
在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农业生产的许多要素已经不再存在市场壁垒，能否获得物美价廉的生产资料和更高的生产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农业是否规模经济。大规模运营管理不仅有利于提高对上下游的议价能力，还便于争取政府津贴和金融机构贷款(降低风险评估难度)。在美国，由于土地买卖转让十分方便，在市场的压力下小型农场逐渐自动退出，农业规模不断扩大。而日本农业的规模化进程虽然受到资源禀赋和文化背景的双重约束，但日本政府仍不遗余力地通过政策引导来扩大单体规模。
在不断扩大单体生产规模以享有规模经济红利的同时，美国和日本还都在努力促成产业集群，争取更高层次的规模经济。例如美国清晰的农业分布带、日本“一村一品”式的区域品牌化运营。单体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产业集群的日益凸显，不仅能够高效利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稳定供应链中合作关系、降低交易成本，还促使了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形成，能更方便地汇集专业人才并且加速技术扩散与技术创新，是现代农业高效率的本质所在。同时，产业集聚还促进了个体的联合，如美国的销售合作社、日本的农协，使组织起来的个体能够共享技术和信息资源，形成更大的影响力，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
(二)加速科技转化，推进行业交融
现代农业不是一个封闭孤立的自给性产业，而是与工业、商业、金融业等行业紧密结合、不断利用其研究成果发展自身的朝阳产业。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农业由传统的手工作业逐渐转为高效的机械化作业，而信息化的不断发展，更促使了自动化精准农业的形成，消除了传统作业方式的盲目性和局限性。例如农业物联网技术可以实现对生产条件细微变化的实时精确监控，使农业生产能够实现全过程的最优化，进一步突破了生产力的瓶颈。美日的农业科研体系十分类似，都是通过公立科研机构和大学进行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依靠企业在市场激励下进行商业性和开发性研究，并通过合作组织和专业化企业快速推广科研成果，其强大的科技转化能力在有力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也降低了研发的投资回收期，反过来又促进了农业科研的资金和人才投入。
除了提高生产效率，农工商的一体化还能在现代供应链管理系统中有效衔接各成员，对产销进行合理规划与调度，大大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弱化市场的周期性波动，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与销售半径，降低物流损耗水平，增加市场的安全等级等。美日虽然在联合上游生产者的方式上略有差异。但都是以区域化、生产专业化为特征，以大型连锁超市和零售企业为核心，以现代供应链管理模式为手段，利用先进的信息和物流平台实现紧密的农超对接，“自下而上”地进行一体化整合和扩张。
此外，农业作为一个著名的高风险行业，只有发达的保险和期货等金融服务的介入才能彻底解决农业生产的后顾之忧，并确保平稳的资金链，从而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降低政府的救助压力，保障农业持续稳定的高速发展。更重要的是，发达的农业实践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投入，除了财政津贴与税收减免，更需要发达便利的金融体系来提供充足的贷款与融资。当然，从美日推动行业交融的进程来看，这一切仍然离不开农业的规模化、组织化，以及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资本投入。
(三)完善监管体系，实现产品分级
无论是美国的“大农模式”还是日本的“小农模式”，其食品安全管理都十分成功且相似。规模化、组织化的管理与片段式的专业分工为各部门的监管提供了便利，快速有效的科技成果转化在改善产销各环节效率效果的同时，也强化了质检的能力。另外，美日不仅建有科学灵活的法律体系和严格全面的监管体制，还十分注重引导和发挥市场的选择作用，从根本上扭转了相关从业者在逆向选择的市场环境下选择低价低质的内在竞争动力，从而充分调动其保障食品安全、追求产品品质的积极性。
由于人们消费能力的增长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当前市场对安全农产品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美日均构筑有完备可靠的产品认证标准、农产品分级制度和农产品溯源系统，使得不同层次的消费者能够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同价格、生产方式和质量标准的农产品，能够切实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同时，顺应市场的需求，被高公信力认证体系所认可的安全绿色的生产加工方式更容易获取丰厚的差异化收益，有效激励了相关从业者从价格上的竞争转为质量上的竞争，有力促进了市场品质的改善，而盈利能力的提高又反过来强化了资本再投入的能力，形成了良性循环。例如北美专营高标准天然有机食品的全食超市，其利润率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行业品质的升级。
(四)优化资源配置，保障持续发展
可持续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不仅能提高生产效率，如减少水土流失、改善耕地质量，减小经营风险(如降低洪涝、病虫等自然灾害的发生率)，其绿色的生产加工方式还能提升农产品品质、保障食品安全，生态农业所带来的高附加值更能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丰富消费体验，真正实现社会、经济、生态三大效益的高度统一与良性循环。
根据美日现代农业生产组织模式的构建经验来看，规模化、组织化的管理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生产者的短期投机行为，片段化的专业分工也便于引入先进的农业科技从而优化并规范作业方式，完善可靠的监管体系、认证标准、分级制度和农产品溯源系统还可以有效约束某些不当的生产行为，但农业更宏观、更长远的持续发展仍然离不开政府的合理规划与有效引导，如休耕、禁捕、林地区域划分等强制型政策，税收、补贴、优惠贷款等经济型手段等。此外，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对公众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培育也十分重要，公众价值观和消费观的转变才是可持续发展的长久稳固的基石。只有在多层次多角度的共同努力下，才能使农户、加工商、合作社、农协、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司法部门等社会主体协调配合，科学地配置技术、资金、人才等社会资源，切实保障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已经先后完成了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型和升级，这在科学高效地利用资源的同时，更强有力地刺激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与农业强国还存在较大差距。传统农业长久遗留下的负面影响也已日益凸显，如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资源透支严重、城乡差距巨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产品市场周期性剧烈波动、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等，已然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使当前农业处于低水平自我锁定的状态。
尽管201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709.9万吨，实现“十一连增”，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60%，但农民增产不增收仍是当前常态，上述问题甚至愈演愈烈，农业现代化转型困难重重。要回答我国与先进农业国的差距究竟是什么?当前农业现代化转型的难点到底在哪里?首先需要真正看清什么才是农业现代化。农业发展至今，已然不再是孤立封闭的自给性产业，如何构建科学、高效的现代化农业，是一个需要众多社会主体相互联动、各类资源相互协调并科学配置的系统性问题。因此，如何以更本源、更核心、更全面、且具有未来意义的维度对现代农业进行解构，找到其本质特征和关键实施路径，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架构
对于农业现代化的业态和实现路径，中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如Yujiro Hayami等在1970年提出了农业发展的诱导技术变迁理论，认为农业发展主要受制于资源条件，但可由技术条件来弥补，并以实证研究证明劳均土地在30公顷以上、3～30公顷之间、3公顷以下的国家分别适合走机械技术型道路、生物—机械技术混合型道路、生物技术型道路。该理论一经提出便广泛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认可和应用，至今许多国内学者仍沿用该理论研究我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如邓汉慧等(2007)在该理论指导下，选取美、日、西欧三种农业现代化道路进行分析，认为我国一方面应当集中土地以开展机械化，另一方面应当发展科技并提高务农人员综合素质以实现精细化。然而，该理论在如今已经存在相当的时代局限性。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农业的发展变迁不再局限于本国资源或技术条件，生物技术与机械技术的选择也并不矛盾。事实上，在劳均土地面积极低的日本，通过对农业机械的改进，同样有效普及了机械化作业。而生物技术在劳均土地面积广阔的美国同样应用广泛。在未来农业物联网的时代，规模量产与精耕细作还能达到更高层次的统一。另外，其研究也并未能指出规模化背后更深层、更本质的属性，片面模仿并不具指导意义，比如我国国营农场虽然在规模、机械化程度以及产出率上接近甚至局部超越发达农业国家，但由于纵向一体化程度和行政干预程度偏高，其经营激励和资源配置难以得到市场持续有效的引导，专业化分工不足、社会化服务体系薄弱等问题仍普遍存在，其模式难以在更广阔的农业实践中复制和推广(陈曦等，2012；鞠德明，2014)。更重要的是，农业的现代化并不只是简单地局限于生产环节。因此，这三种道路间的博弈已经不再是我国当前农业现代化转型乏力的真正症结所在。
此外，也有学者尝试从其他角度对农业现代化问题展开研究，如李忠斌等(2012)认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转型的根本制约在于资本投入严重不足，且金融机构还在不断撤离农村市场，不能给农业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因而农业经营普遍被迫选择技术水平低、手工劳动为主的模式。刘宏伟(2013)认为当前农村金融业的空白主要由农村资金互助社来弥补，但其仍处于摸索阶段，需要尽快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张新生(2012)、夏益国(2013)也各自从农业保险的角度强调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保障问题。另外，毛飞等(2012)提出食品安全是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务必要高度重视的问题。张象枢(2003)认为生态农业是农业发展的必然道路，而我国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农业发展的矛盾更强化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谢玉梅等(2014)则从经济贸易和资源利用的角度阐述了有机农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
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于农业现代化问题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探索研究，对其认识也逐渐深入。但由于现代农业并不仅是生产资源、技术和方式的现代化，更是供产销全过程的现代化运作，是在与工业、商业、金融业等行业相融合的基础上，多方社会主体和资源要素科学组合与配置的系统性问题。片面的观察和模仿必然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例如，若只着眼于农业的生产效率，则以牺牲生态环境或食品安全为代价一样可以做到片面高产，而不考虑投入产出比只简单度量综合机械化水平也不具参考价值。可是即便做到了安全、高效并且生态的农业生产，不合理的产销体系也只会形成更大的资源浪费和市场波动，给农户、企业甚至农业发展带来周期性的巨大打击，例如2015年初河北、山东、内蒙古、河南等出现的奶农大规模倒奶事件等。更进一步来看，农业作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高风险行业，其风险(自然风险、价格波动风险)的问题不容忽视，没有良好的保险体系作支撑，不仅会严重影响生产者的积极性，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投资机构的介入，从而制约农业科技投入，使得农业现代化进程无法得到保障。
此外，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改变，食品安全已经成为公众和政府关注的焦点。事实上，食品安全并不只是简单的改善监管体系从而保障消费者权益的问题，背后更深层的问题是如何扭转行业内低水平竞争模式、诱导行业品质的升级，也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例如，在缺乏可靠的质量标准体系时，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逆向选择必然会将行业引向追求低价的恶性竞争，即食品安全事件的核心诱因。而自我认证的绿色农产品企业又普遍存在价格虚高与公信力低的问题，主要目标客户群只集中于大型企业和公务员，随着“三公消费”不断受到制约，其发展前景也并不乐观。更进一步看，低级的价格竞争还在不断拉低市场品质，弱化生产者盈利能力和资本再投入，制约行业发展。
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农业必然不是一个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以追求短期利益为目标的组织模式，而是科学配置各类资源、多目标综合决策、实现社会、经济、生态三大效益相统一且良性循环的新型农业体系(张象枢，2003)。只有在可持续的农业生产组织模式下，才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保障食品安全，降低经营风险，改善生态环境，从而确保各参与方中长期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如何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研究现代农业必须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
因此，只有从供应、生产、销售、风险管控、食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这六个紧密相连的维度入手(见图1)，系统地分析与归纳现代化农业的特征和实现路径，找到其深层内涵与内在关联，才能还原一个清晰完整的现代化农业，从而为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提供依据。
图1 农业生产组织模式六维度关系图
三、先进农业生产组织模式比较
农业生产组织模式是指农业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各社会主体整合与利用各种生产要素的方式。这些生产要素不仅包括狭义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生产工具，还包括技术、信息、金融等广义的资源要素。为了更清晰地解构现代农业，本文选取世界公认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先进农业生产组织模式从以上六个维度进行全方位深度剖析。
(一)美国模式
1.供应。美国拥有完善的农业科技体系，包括联邦政府主导的直接经济效益较低但具有未来价值的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其资金投入自1958年以来以8%的年增长率逐年递增；州政府主导的当地农业科研和推广工作，多与美国农业部以及州立大学合作，能迅速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实践，为农民进行无偿的技术推广服务；私企主导的具有高额利润和巨大市场潜力的开发性研究，其投入超过整体农业科研经费的50%(彭宇文等，2007)。在此完善的农业科技体系下，美国培养出了一系列引领世界农业科研的大型跨国公司，如从事种业和农业化学产业的孟山都、杜邦先锋等行业巨头，从事农业机械产业的约翰迪尔、凯斯万国等跨国企业，能为美国的农业实践提供世界领先的种苗、机械设备和技术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近十年来美国已经开始在农业设备上采用卫星定位系统监控作业、自动化作业等高新技术，向以农业物联网为载体的高层次精准农业方向发展，将引领下一个农业时代。
2.生产。美国由于幅员辽阔、人均资源占有量高，其农业规模经济优势显著。随着竞争力相对较低的小型农户逐渐退出，其农业规模还在不断扩大(梁碧波，2010)。但也正是由于这种规模管理的固有难度，使得农场主自身无力完成农业生产的全过程，而单独购买大型农业机械化设备又存在初始投入大、闲置率与折旧成本高的诸多弊端。因此，在明显的农业产业集群的共同影响下，促使了农业生产组织模式的片段化，即农业产销全过程被分割为多个独立部分，如播种、除草、杀虫、施肥、收割、物流和销售，分别外包给专业的服务公司。这种类似工业流水线式的片段化作业，由于专业化分工明确，使得外包公司更易汇集专业人才，也便于引进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并且还能依据地域气候的差异按区域进行流动作业。如收割公司能按农作物成熟先后顺序从南至北地进行区域收割，不仅大幅度降低了机器的折旧成本和闲置率，同时还确保了工人的作业熟练程度，是生产效率得以显著提高的关键。而对大农场主而言，其主要工作便从全程务农转变成为收集和分析市场信息、筛选符合自身需求的第三方企业。此外，清晰的农业产业带也便于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进行引资与建设，如农田水利等。同时，由于生产运作规模普遍较大，相对于小农模式显著降低了投资、信贷、期货等金融服务行业的风险评估难度，加上政府的政策引导，美国现已形成了建立在商业金融机构与个人信贷的基础之上的、以农场主间的合作为主要金融模式、以政府信贷机构的多元复合型模式为辅助金融模式的农村信贷系统(刘宏伟，2013)，显著缓解了农业生产的资金压力。在成熟的农业期货市场中，农场主还能凭借期货公司的销售合同，在银行的介入下提前预付第三方企业的作业服务费用，大大降低了现金流量带给农业生产管理的压力。
3.销售。显著的产业集群和较大的单体规模，不仅形成了稳定的市场供给，大大降低了供需波动的幅度，同时也为集中化销售提供了便利。为了摆脱中间商的盘剥、充分获取市场信息、提高价格谈判能力、形成更大市场影响力、打开出口市场、进入期货市场等，农场主们逐渐组织起来形成了销售合作社，并不断发展壮大(荆建林，1987；Marc Warman等，2003)。精简的销售环节在将利润集中到农场主自身手中的同时，还降低了流通过程中的损耗，使得消费者能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新鲜的农产品。另外，统一的收购、运输、检验、分级、包装等中间环节可以将成本降到最低，不仅农场主和相关合作企业可以从中获取更大的利润，还大大提高了人力物力的利用效率。对于中小型农场主而言，由于小规模运营的他们无法直接进入期货市场享受其红利，必须借助合作社的力量，因此加入合作社进行统一销售对其意义更大(吕东辉等，2011)。
4.风险管控。美国农业由于单体规模普遍较大，一旦遭遇大规模或持续性的洪涝、干旱、病虫害或较大市场价格波动，就会对农场主造成巨大的经济打击，政府也需要承负巨额的救助支出。然而，也正是高度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大大降低了农业保险过程中保险公司的审核、承保、服务和理赔等环节的难度和管理成本，促进了农业保险业的良性发展。因此，在市场需求和政府政策的双重引导下，美国发展出了世界上运行最成功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保障了农业这一高风险行业的健康发展。在该体系下，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进行监管，并负责保险补贴和再保险等综合服务，私营商业保险公司则是农业保险的承担主体。由于政府对保险公司开展农险的资格认证极其严格，高品质的业务水平得到了有效保障(张介岭，2006)。而对于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则主要通过期货市场来降低。事实上，在合作社强有力的产销协调机制下，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的风险已经被降至相当低的水平。随着美国农业保险的不断发展，保险范围和种类还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例如近年来出现的将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与农险政策相结合、以投保人收入为基础的保险产品，当投保人收入低于一定水平后一样可以进行理赔(赵长保等，2014)。而出口贸易的风险则主要通过合作社来进行协调处理。
5.食品安全。美国是目前世界上食品质量安全管理最完善的国家之一，拥有分工明确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机构、健全完善且有着高公信度的法律和标准体系、先进科学的技术保障体系(时松凯等，2012)。其食品安全管理和制度建设具有高度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执法、立法和司法部门实现权利分离，采取与公众相互交流的工作方式，在法规制定过程中公众还可以广泛参与，及时有效地将公众诉求纳入法律实践。在该食品安全系统中，大量利用了现代技术和管理手段，如农产品溯源系统、冷链物流、以及政府科研机构重点关注的食品安全评估和预警系统等，在强大科技力量的支撑下，食品安全监管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李卫东等，2009)。此外，美国还建立起了完备明确的农产品认证体系，不仅包括政府为了满足各方对食品质量安全、环境、员工健康和动物福利等要求而设置的强制性认证(如食品GMP认证等)，还包括能满足公众高层次需求且使卖方获取差异化收益的自愿性认证(如有机食品认证等)。其认证法律健全且认证过程十分严格，有效降低了逆向选择的发生。另外，政府为了鼓励有机农业发展，还在逐年加大对有机生产者的奖励和资助，并为有机食品生产者提供认证补贴(樊红平等，2007)。在此基础上，销售商中也相应出现了全食超市这种专营高标准天然食品和有机食品的大型连锁企业，已然成为食品业的苹果公司，在满足客户对绝对天然健康食品高层次需求的同时，其显著的利润差异也充分调动了生产者自身努力保障食品安全的积极性，引领了行业的良性发展。
6.可持续发展。美国拥有规范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官方组织，其理事会成员主要由私企和非政府组织构成，在政府的辅助下共同制定发展战略，充分保障了其公开性、民主性和科学性。其完善的司法体系、高效且分工明确的管理机构和瑞尔保护协会等一系列出色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科学且可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例如休耕、禁捕、林地区域划分等。其中，以保护和储备计划(CRP)与环境质量改进计划(EQIP)等生态补偿制度尤为出彩，对美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美国的农业科技研究还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支持，例如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残茬覆盖少免耕技术、土壤修复技术等(吴洁平，2010)。另外，由于美国土地私有制的体制限制，对农地保护与调控主要以贷款优惠、资助等激励手段和补贴、税收等经济手段完成，在法律法规的辅助作用下共同保障了农地的可持续利用(贺晓英等，2009)。不仅如此，美国还通过津贴和税收减免的方式大力推广有机农业，在保障公众健康和安全的同时也极大地保护了生态环境，更使得消费者和生产者意识到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共同主动维护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日本模式
1.供应。日本政府在全国建有健全的农业科技体系，有负责科研的国立和公立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还有提供技术推广服务的农协，在保证强大科研实力的同时还能迅速将成果转化到实践中。政府平均科研经费投入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2.2%，并且十分注重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吸收，积极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在农业机械化推广的过程中，政府还以立法的方式为此提供补贴，并成立农业机械银行以充分保障其推广，农协则为生产者提供农机信贷、培训、考核和维护等服务，有效弥补了企业在覆盖面和服务等方面的不足(李乾杰，2013)。在日本高度的资源约束以及小农模式下，其农业设备呈现出小型化和多样化的特征，能充分满足各种生产活动的需求。此外，日本将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改良中心全部联网，按品种和地区特点划分的各类主要农作物栽培要点都可以详细查询，使得农协或农户可以与其进行双向的网络咨询，强有力地保障了农业科研成果的有效推广和应用。
2.生产。由于日本人均自然资源偏低，农业资源分布复杂而分散，即使零散土地得以兼并，也常常难以连成一片形成规模化经济，而其民族恋土情结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土地的流转与兼并。虽然无法形成美国式的大农作业，但政府仍在不断的政策引导下将土地尽可能地集中化，扩大农户耕地经营规模，以便有效利用现代生产要素(卢荣善，2007)。为了充分发挥产业集群和规模化运营的优势，日本结合区域资源状况选择特色分明且附加值高的产品，以村为最小单位进行“一村一品”式的产业化运营管理，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力发展区域品牌农业。同时，为了进一步解决小农作业的弊端，以农协为重点服务机构，为农户开展各种农业辅助业务(如销售和种苗供给业务、加工和品牌推广业务、培训和技术支持业务、银行和贷款融资业务、保险和法律咨询服务、医疗和教育服务等)来支持农业发展。区域生产作业的统一性令日本农业在另一层面实现了规模经济，反过来便利了农协进行管理和支持服务。与专业化分工的第三方企业类似，农协的存在更方便引进和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吸引专业化人才、使用先进的机械设备。否则，对于分散的个体农户而言，这不仅成本巨大难以负担，而且利用率也难以得到保障，折旧费和工人熟练程度都有所影响。此外，日本农协作为一种农民自己的组织，还是日本农业政策的执行者。保险和金融收入是其主要收入来源，而且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金融保险机构(周应恒等，2013)。农协的合作性金融与政府的政策性金融相互协调、分工明确，有力保障了农业发展中资金约束问题。
3.销售。“一村一品”的品牌农业为农协进行集中化销售和品牌推广提供了便利。农协将区域内分散的个体农户的农产品集中起来，以统一品牌进行集中物流，有效实现了“农超对接”。在大幅度降低个体农户运营管理难度的同时，还使得流通领域的利润直接转移到了农户手中，大大增加了其收入。并且以区域品牌进行集中销售的方式也提高了个体农户所欠缺的价格谈判能力和发达物流水平。此外，农协还十分注重农产品附加值的提高，不仅对其进行深加工，还采取了严格的产品分级包装体系，在包装袋上注明产地、产品级别、生产者信息和认证标识等信息，为消费者提供多样而透明的选择，也为生产者带来更高的盈利水平(沈佳治等，2003)。而为了彻底解决农业产销间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波动等问题，日本在发达农业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构建下，通过“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联合会”主办的市场销售信息服务系统和农协主办的“各种农产品的生产数量和价格行情预测系统”(杨艺，2005)，为农协和农户提供精准的市场信息，不仅可以轻易查询每天、每月、每年的精确到公斤的各种农产品销售量、实时的进出口通关量，还能根据产量和价格预测为农协组织的生产规划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目前，日本还正致力于完善农用物资和农产品的网上交易系统，试图将农业信息化应用水平推向新高度。
4.风险管控。日本的小农模式下虽然单体承负的风险较小，但是由于日本地理位置的原因，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日本农业仍然处于一个相对风险较高的水平。为了保障农业的健康发展，日本建立了完善的农业保险系统，从互助保险组合、组合联合会和国家农林水产省及再保险特别会计三方面联合展开，形成互助、保险、再保险的垂直塔形体系(张领伟，2011)。在互助合作机制下，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问题得到了良好解决，区域农业的统一性也便于防灾减损和技术供应。日本农业保险险种齐全，农林渔业均全面涵盖，不仅包括自然风险和病虫害风险，还对设备房屋等资产提供保险。另外，由于政府从法律和经济补偿两个层面的大力支持，不仅对主要农产品及渔船都要求强制参保，政府还对农民提供高达40%～55%的保费补贴，并对联合会和互助组合给予部分津贴(龙文军，2006)。而对于价格波动的风险，日本通过高度发达的产销信息系统和农协的指导和咨询服务，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产销间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同时由于“一村一品”品牌农业的开展，也极大降低了个体农户生产作业的盲目性所带来的周期性负面影响。
5.食品安全。日本作为世界三大有机产品消费国之一，对食品安全有着良好的管理体系。首先，日本有着世界先进的食品安全管理法律体系，非常注重企业和消费者的参与度，强调共同监管食品从生产到消费全过程的安全问题，并且为每个环节设置安全阀，比如对农药的生产和使用剂量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其次，日本建有分工细化、协调性强的管理机构，分别对食品生产和质量监管、食品分配和安全、风险评估、部门协调进行了有效的管理(马伟锦等，2010)。此外，日本在农协的协调下，建立了完备的农产品溯源系统，详细记录生产时间、地点、负责人、化学品使用类型与剂量、当时生产环境与标准等信息。同时农协对信息进行整合和发布，确保全部真实并保留三年时间，方便公众进行查询。销售环节中的分级包装以及电子标签的制作也实现了农产品流通全过程的透明化，显著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逆向选择。而且，日本还建有科学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认证体系，包括针对高危险、强迫害物质(如农药、添加剂、转基因食品)的国家认证、针对危险程度不高且灵活性地域性较强的地方公共团体认证、针对危害程度小频率低的企业自主认证(刘畅，2010)，三种体系相互补充，且都需要国家的统一认可，保障了认证的高可信度。
6.可持续发展。在经历了20世纪中期过度使用农药化肥以追求短期产量给农业发展带来的诸多恶果后，日本政府在短短几十年间建成了一套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方略。首先是确保各涉农部门和主体定位清晰且分工明确，包括政府部门、农协、中央批发市场、农户、企业等，能快速制定并有效实施科学决策。其次，政府通过一系列可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依法严格管理农药使用、水产资源开发、林地保护等。除法律外，日本也通过强有力的经济杠杆来辅助引导，如通过现金补贴、无息贷款、税收减免等方式鼓励保护农业环境的相关活动(井焕茹等，2013)。与此同时，先进的农业科技研究也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如机械除草、土壤改良、水体检测、生态肥料、无农药化肥栽培等(金京淑，2010)。此外，日本各类非政府组织在有机农业等环保型农业的推广、环保意识的宣传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公众日益理解并接受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形成生产者和消费者所共有的新价值观(衣保中等，2006)。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来自六维度的美国、日本农业解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清晰更完整的现代农业实践过程。虽然在前人的研究中美国和日本常被作为现代农业两条不同发展模式来进行对比剖析，但在更系统和深入的观察下，它们之间的共性十分显著，只是在不同资源禀赋和人文背景下寻求相同的农业现代化出路，而这些共同的理念和实践也正是现代农业的根本实现路径，能为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转型提供重要的指导和依据。
(一)扩大单体规模，促使产业集群
在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农业生产的许多要素已经不再存在市场壁垒，能否获得物美价廉的生产资料和更高的生产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农业是否规模经济。大规模运营管理不仅有利于提高对上下游的议价能力，还便于争取政府津贴和金融机构贷款(降低风险评估难度)。在美国，由于土地买卖转让十分方便，在市场的压力下小型农场逐渐自动退出，农业规模不断扩大。而日本农业的规模化进程虽然受到资源禀赋和文化背景的双重约束，但日本政府仍不遗余力地通过政策引导来扩大单体规模。
在不断扩大单体生产规模以享有规模经济红利的同时，美国和日本还都在努力促成产业集群，争取更高层次的规模经济。例如美国清晰的农业分布带、日本“一村一品”式的区域品牌化运营。单体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产业集群的日益凸显，不仅能够高效利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稳定供应链中合作关系、降低交易成本，还促使了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形成，能更方便地汇集专业人才并且加速技术扩散与技术创新，是现代农业高效率的本质所在。同时，产业集聚还促进了个体的联合，如美国的销售合作社、日本的农协，使组织起来的个体能够共享技术和信息资源，形成更大的影响力，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
(二)加速科技转化，推进行业交融
现代农业不是一个封闭孤立的自给性产业，而是与工业、商业、金融业等行业紧密结合、不断利用其研究成果发展自身的朝阳产业。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农业由传统的手工作业逐渐转为高效的机械化作业，而信息化的不断发展，更促使了自动化精准农业的形成，消除了传统作业方式的盲目性和局限性。例如农业物联网技术可以实现对生产条件细微变化的实时精确监控，使农业生产能够实现全过程的最优化，进一步突破了生产力的瓶颈。美日的农业科研体系十分类似，都是通过公立科研机构和大学进行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依靠企业在市场激励下进行商业性和开发性研究，并通过合作组织和专业化企业快速推广科研成果，其强大的科技转化能力在有力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也降低了研发的投资回收期，反过来又促进了农业科研的资金和人才投入。
除了提高生产效率，农工商的一体化还能在现代供应链管理系统中有效衔接各成员，对产销进行合理规划与调度，大大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弱化市场的周期性波动，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与销售半径，降低物流损耗水平，增加市场的安全等级等。美日虽然在联合上游生产者的方式上略有差异。但都是以区域化、生产专业化为特征，以大型连锁超市和零售企业为核心，以现代供应链管理模式为手段，利用先进的信息和物流平台实现紧密的农超对接，“自下而上”地进行一体化整合和扩张。
此外，农业作为一个著名的高风险行业，只有发达的保险和期货等金融服务的介入才能彻底解决农业生产的后顾之忧，并确保平稳的资金链，从而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降低政府的救助压力，保障农业持续稳定的高速发展。更重要的是，发达的农业实践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投入，除了财政津贴与税收减免，更需要发达便利的金融体系来提供充足的贷款与融资。当然，从美日推动行业交融的进程来看，这一切仍然离不开农业的规模化、组织化，以及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资本投入。
(三)完善监管体系，实现产品分级
无论是美国的“大农模式”还是日本的“小农模式”，其食品安全管理都十分成功且相似。规模化、组织化的管理与片段式的专业分工为各部门的监管提供了便利，快速有效的科技成果转化在改善产销各环节效率效果的同时，也强化了质检的能力。另外，美日不仅建有科学灵活的法律体系和严格全面的监管体制，还十分注重引导和发挥市场的选择作用，从根本上扭转了相关从业者在逆向选择的市场环境下选择低价低质的内在竞争动力，从而充分调动其保障食品安全、追求产品品质的积极性。
由于人们消费能力的增长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当前市场对安全农产品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美日均构筑有完备可靠的产品认证标准、农产品分级制度和农产品溯源系统，使得不同层次的消费者能够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同价格、生产方式和质量标准的农产品，能够切实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同时，顺应市场的需求，被高公信力认证体系所认可的安全绿色的生产加工方式更容易获取丰厚的差异化收益，有效激励了相关从业者从价格上的竞争转为质量上的竞争，有力促进了市场品质的改善，而盈利能力的提高又反过来强化了资本再投入的能力，形成了良性循环。例如北美专营高标准天然有机食品的全食超市，其利润率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行业品质的升级。
(四)优化资源配置，保障持续发展
可持续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不仅能提高生产效率，如减少水土流失、改善耕地质量，减小经营风险(如降低洪涝、病虫等自然灾害的发生率)，其绿色的生产加工方式还能提升农产品品质、保障食品安全，生态农业所带来的高附加值更能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丰富消费体验，真正实现社会、经济、生态三大效益的高度统一与良性循环。
根据美日现代农业生产组织模式的构建经验来看，规模化、组织化的管理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生产者的短期投机行为，片段化的专业分工也便于引入先进的农业科技从而优化并规范作业方式，完善可靠的监管体系、认证标准、分级制度和农产品溯源系统还可以有效约束某些不当的生产行为，但农业更宏观、更长远的持续发展仍然离不开政府的合理规划与有效引导，如休耕、禁捕、林地区域划分等强制型政策，税收、补贴、优惠贷款等经济型手段等。此外，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对公众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培育也十分重要，公众价值观和消费观的转变才是可持续发展的长久稳固的基石。只有在多层次多角度的共同努力下，才能使农户、加工商、合作社、农协、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司法部门等社会主体协调配合，科学地配置技术、资金、人才等社会资源，切实保障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