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庆培
党政论坛 1996年05期
记者：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一年多来，各地在党的建设方面有了明显的加强，但也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不久前，您作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兼职教授，在市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党建专题的讲课中，回答了学员提出的若干问题，大家反映很好。您能不能对广大读者所关心的就党建工作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呢？
刘国胜：非常乐意回答《党政论坛》读者关心的问题。
记者：如何正确认识党建的现状，一直是各地党政干部关注的首要问题。现在上下对此认识并不一致。请问，究竟应该怎样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与“文革”前相比较，党风是好了还是差了？党的凝聚力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党群关系是密切了还是疏远了？对此，为什么上面与下面、党内与党外在认识上往往有反差？
刘国胜：对党建现状的估价，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地指出存在的问题。党风问题如果从比较狭义的、侧重于党和人民群众关系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是比过去差了，凝聚力减弱了，党群关系疏远了。否则，邓小平同志不会有“恢复到五十年代”的提法。对党风的看法，认识上的反差是很难避免的，不仅上下有反差，党内党外有反差，在同一个层面上认识也会有反差。我个人的看法，风气问题要让多数人认可，因此，更要重视下面和党外的看法，特别要重视多数人的意见。党风问题，从党内来说，从领导干部来说，与其把它看轻了，不如把它看得重一点，这对于坚决贯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部署，下决心端正党风有好处。
记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如何正确处理市场经济原则与党性原则的关系问题，日益突出起来了。请问，市场经济原则与党性原则是否有矛盾？党内产生腐败现象与商品经济发展有无关系？市场经济中等价交换原则、竞争原则、效率优先原则等能不能运用到党的建设中来？
刘国胜：市场经济原则与党性原则有一致性也有矛盾性；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是正效应、一致性。正效应、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具有一致性，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不可避免地要经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为共产主义奋斗，现阶段就要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奋斗，两者具有一致性。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人们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共产党人要讲解放思想。但是，从理论到理论，思想很难解放；只有投身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去，人们的观念才能得到转变，思想才能实现解放。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推动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的改进和加强。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冲击”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才使基层党建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矛盾进一步暴露，这就能促使我们更好地集中精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从总体上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克服腐败现象，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完善、政策不配套，给腐败现象的滋生创造了条件。值得提出的是，很多腐败现象的产生并不是由市场经济本身造成的，恰恰相反，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机制没有建立、存在很多漏洞而造成的。当然市场经济本身的某些原则，存在明显的功利倾向和利益导向，在某些条件下也会诱发腐败行为。
经济工作原则不应简单地照搬到政治领域中来，市场经济规律和党建规律是两种不同的工作规律，不能简单照搬。但是不排斥市场经济的有些原则在党的建设中可以借鉴，如效率原则是直接可以借鉴的，党的工作也要讲效率，比如党的建设一个很主要方法是开会，会如何开好，开成有效率的会，就有许多文章可做。
记者：提高素质，增强党性是新形势下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现在人们对党性有不同理解。请问，党性的最高标准是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是不是有不同的要求？在当前衡量一个党员党性标准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刘国胜：党性的最高标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决定的。在不同时期应当赋予党性以不同的时代内容，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党性要求可以具体化，但必须是对党的宗旨的具体化。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性体现在打倒三大敌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上。在现代化建设时期，党性又体现在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上。这些都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化。当前衡量党员的党性标准，现实一点是两条，第一条看党员能不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做到以身作则。以身作则标准是什么？是在各个方面比一般老百姓做得好，好的程度就是体现党性的高低。第二条看党员能不能做群众工作。执政党党员必须做群众工作，现在很多党员不做群众工作，这种状况要认真地加以改变。
记者：这几年，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一些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已经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其中也有共产党员，有的党员还办起了私营企业。请问，共产党员是不是可以带头先富起来？一部分党员先富起来后办私营企业、雇佣工人，算不算剥削？还符不符合党员标准？
刘国胜：共产党员可不可以先富起来？政策允许，事实存在。办私营企业当然有剥削行为。少数党员办私营企业是非常特殊的历史现象，从党员标准角度看非常明确，私营企业主不允许入党。已经是党员的，办私营企业怎么办？比较有效的做法，是要求办私营企业的党员能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并且要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党员办私营企业，这在理论上是一个矛盾，无法回避。但如果简单地把办私营企业的党员开除出党，对我们的事业也不利。这个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研究。
记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经营者（厂长、经理）开始进入人才市场，这与党管干部原则是否会发生冲撞？随着企业主要经营者年薪制的推行，是否会形成高薪阶层以至中产阶级？
刘国胜：企业经营者进入市场会不会与党管干部原则发生冲撞？要看我们的工作怎么做，做得好可以结合起来，做得不好就会发生冲撞。在具体操作中，董事会聘任经营者时要听取党委意见，这条规定没有变，党组织应当理直气壮地去做。有时候基层党组织难以做到，上级党组织完全可以做到。企业经营者进入市场，这个市场必须要有主管，由党委组织部门和政府人事部门来主管，就可以体现党管干部的原则。这个问题随着实践的进展，将会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实行年薪制会不会形成高薪阶层？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形成分配差距的扩大，主要不是取决于年薪制，而是取决于是否正确执行分配政策和分配原则。我们现在执行按劳分配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企业经营者收入的确定，要通过合法程序；同时要从企业实际出发，考虑到群众的承受能力；还要完善个人所得税，这样就能防止差距的不合理扩大。
记者：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各地在实际执行中也碰到一些问题。请问，民主集中制中“四个服从”的核心是哪个？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要是后者错了怎么办？
刘国胜：“四个服从”是相辅相成的，四中全会指出，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如果后者错了怎么办？一是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二是组织服从，因为没有组织服从就没有全党的统一，违背全党统一，是更大的错误。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来说的。这个问题，刘少奇、陈云同志过去曾经有过详细的论述，这些论述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记者：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现在也碰到一些新问题，比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与作用如何体现？“新三会”与“老三会”的关系应如何处理？对此，能否谈谈您的看法。
刘国胜：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主要是运用好党章赋予我们的政治权。有的同志认为现在企业党组织没有权，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应该说党组织没有行政管理权，没有生产经营指挥权，但是有政治权。根据党章和中央文件规定，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权，二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保证监督权，三是企业重大问题（包括生产经营，行政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和中层行政干部任免）的参与讨论权，四是对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思想政治领导权，对企业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的领导权。人们特别重视企业重大问题的参与讨论权，这是对的。但其它的政治权也要用，要会用政治权。最近，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不能丧失对企业政治上的领导权。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和作用的体现，很要紧的是能不能用好政治权。
现代企业制度中，董事长由党委书记兼任，是正在实践中探索的一种方式。我认为，这种方式有两方面的效果：一是有利于坚持党对企业的政治领导权；二是有利于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如果把党委书记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形式上不像执政党，内容上也不利于它实行政治领导权。但是，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等组织形式并不能解决企业党的建设存在的所有问题，企业党组织建设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用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去指导，去创新。
“新三会”和“老三会”的关系，在实践中会不断暴露各种矛盾。现在已经暴露出两个比较突出的矛盾：一是党委和董事会的关系。这个问题，把握住党委领导进入董事会这个环节，矛盾可以解决。我主张党委对重大问题参与讨论，主要是从政治角度的参与，政治上的文章有得做，关键在于掌握新时期政治工作的规律。二是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关系。这对关系怎么处理好，现在就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记者：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条件下，加强党建还有几个实际问题，即，党组织活动如何来保证，党组织活动能不能占用工作时间，党组织活动经费能不能列项开支？也请谈谈您的看法。
刘国胜：从根本上说，党组织活动要用富有实效的党组织的活动本身来保证。党组织的活动属性是政治活动，按理说，政治活动是比经济、文化、娱乐等活动更有吸引力的活动，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很好掌握开展政治活动的规律。
工作时间能不能占用，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的企业任务不满，党组织的活动适当占用一点工作时间未尝不可。但是从长远发展趋势看，党组织活动以原则上不占用工作时间为好。活动经费能不能列项开支，这要由财政决定。但是上级党组织有一个说法，基层一般都会照办。事实上，上海的许多单位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
记者：您的谈话对我们正确认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中的新问题很有启发帮助，这里，谨代表读者向您表示深切的感谢。
作者：钟庆培
党政论坛 1996年05期
记者：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一年多来，各地在党的建设方面有了明显的加强，但也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不久前，您作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兼职教授，在市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党建专题的讲课中，回答了学员提出的若干问题，大家反映很好。您能不能对广大读者所关心的就党建工作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呢？
刘国胜：非常乐意回答《党政论坛》读者关心的问题。
记者：如何正确认识党建的现状，一直是各地党政干部关注的首要问题。现在上下对此认识并不一致。请问，究竟应该怎样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与“文革”前相比较，党风是好了还是差了？党的凝聚力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党群关系是密切了还是疏远了？对此，为什么上面与下面、党内与党外在认识上往往有反差？
刘国胜：对党建现状的估价，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地指出存在的问题。党风问题如果从比较狭义的、侧重于党和人民群众关系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是比过去差了，凝聚力减弱了，党群关系疏远了。否则，邓小平同志不会有“恢复到五十年代”的提法。对党风的看法，认识上的反差是很难避免的，不仅上下有反差，党内党外有反差，在同一个层面上认识也会有反差。我个人的看法，风气问题要让多数人认可，因此，更要重视下面和党外的看法，特别要重视多数人的意见。党风问题，从党内来说，从领导干部来说，与其把它看轻了，不如把它看得重一点，这对于坚决贯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部署，下决心端正党风有好处。
记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如何正确处理市场经济原则与党性原则的关系问题，日益突出起来了。请问，市场经济原则与党性原则是否有矛盾？党内产生腐败现象与商品经济发展有无关系？市场经济中等价交换原则、竞争原则、效率优先原则等能不能运用到党的建设中来？
刘国胜：市场经济原则与党性原则有一致性也有矛盾性；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是正效应、一致性。正效应、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具有一致性，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不可避免地要经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为共产主义奋斗，现阶段就要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奋斗，两者具有一致性。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人们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共产党人要讲解放思想。但是，从理论到理论，思想很难解放；只有投身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去，人们的观念才能得到转变，思想才能实现解放。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推动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的改进和加强。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冲击”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才使基层党建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矛盾进一步暴露，这就能促使我们更好地集中精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从总体上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克服腐败现象，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完善、政策不配套，给腐败现象的滋生创造了条件。值得提出的是，很多腐败现象的产生并不是由市场经济本身造成的，恰恰相反，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机制没有建立、存在很多漏洞而造成的。当然市场经济本身的某些原则，存在明显的功利倾向和利益导向，在某些条件下也会诱发腐败行为。
经济工作原则不应简单地照搬到政治领域中来，市场经济规律和党建规律是两种不同的工作规律，不能简单照搬。但是不排斥市场经济的有些原则在党的建设中可以借鉴，如效率原则是直接可以借鉴的，党的工作也要讲效率，比如党的建设一个很主要方法是开会，会如何开好，开成有效率的会，就有许多文章可做。
记者：提高素质，增强党性是新形势下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现在人们对党性有不同理解。请问，党性的最高标准是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是不是有不同的要求？在当前衡量一个党员党性标准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刘国胜：党性的最高标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决定的。在不同时期应当赋予党性以不同的时代内容，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党性要求可以具体化，但必须是对党的宗旨的具体化。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性体现在打倒三大敌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上。在现代化建设时期，党性又体现在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上。这些都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化。当前衡量党员的党性标准，现实一点是两条，第一条看党员能不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做到以身作则。以身作则标准是什么？是在各个方面比一般老百姓做得好，好的程度就是体现党性的高低。第二条看党员能不能做群众工作。执政党党员必须做群众工作，现在很多党员不做群众工作，这种状况要认真地加以改变。
记者：这几年，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一些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已经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其中也有共产党员，有的党员还办起了私营企业。请问，共产党员是不是可以带头先富起来？一部分党员先富起来后办私营企业、雇佣工人，算不算剥削？还符不符合党员标准？
刘国胜：共产党员可不可以先富起来？政策允许，事实存在。办私营企业当然有剥削行为。少数党员办私营企业是非常特殊的历史现象，从党员标准角度看非常明确，私营企业主不允许入党。已经是党员的，办私营企业怎么办？比较有效的做法，是要求办私营企业的党员能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并且要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党员办私营企业，这在理论上是一个矛盾，无法回避。但如果简单地把办私营企业的党员开除出党，对我们的事业也不利。这个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研究。
记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经营者（厂长、经理）开始进入人才市场，这与党管干部原则是否会发生冲撞？随着企业主要经营者年薪制的推行，是否会形成高薪阶层以至中产阶级？
刘国胜：企业经营者进入市场会不会与党管干部原则发生冲撞？要看我们的工作怎么做，做得好可以结合起来，做得不好就会发生冲撞。在具体操作中，董事会聘任经营者时要听取党委意见，这条规定没有变，党组织应当理直气壮地去做。有时候基层党组织难以做到，上级党组织完全可以做到。企业经营者进入市场，这个市场必须要有主管，由党委组织部门和政府人事部门来主管，就可以体现党管干部的原则。这个问题随着实践的进展，将会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实行年薪制会不会形成高薪阶层？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形成分配差距的扩大，主要不是取决于年薪制，而是取决于是否正确执行分配政策和分配原则。我们现在执行按劳分配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企业经营者收入的确定，要通过合法程序；同时要从企业实际出发，考虑到群众的承受能力；还要完善个人所得税，这样就能防止差距的不合理扩大。
记者：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各地在实际执行中也碰到一些问题。请问，民主集中制中“四个服从”的核心是哪个？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要是后者错了怎么办？
刘国胜：“四个服从”是相辅相成的，四中全会指出，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如果后者错了怎么办？一是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二是组织服从，因为没有组织服从就没有全党的统一，违背全党统一，是更大的错误。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来说的。这个问题，刘少奇、陈云同志过去曾经有过详细的论述，这些论述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记者：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现在也碰到一些新问题，比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与作用如何体现？“新三会”与“老三会”的关系应如何处理？对此，能否谈谈您的看法。
刘国胜：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主要是运用好党章赋予我们的政治权。有的同志认为现在企业党组织没有权，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应该说党组织没有行政管理权，没有生产经营指挥权，但是有政治权。根据党章和中央文件规定，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权，二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保证监督权，三是企业重大问题（包括生产经营，行政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和中层行政干部任免）的参与讨论权，四是对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思想政治领导权，对企业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的领导权。人们特别重视企业重大问题的参与讨论权，这是对的。但其它的政治权也要用，要会用政治权。最近，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不能丧失对企业政治上的领导权。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和作用的体现，很要紧的是能不能用好政治权。
现代企业制度中，董事长由党委书记兼任，是正在实践中探索的一种方式。我认为，这种方式有两方面的效果：一是有利于坚持党对企业的政治领导权；二是有利于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如果把党委书记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形式上不像执政党，内容上也不利于它实行政治领导权。但是，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等组织形式并不能解决企业党的建设存在的所有问题，企业党组织建设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用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去指导，去创新。
“新三会”和“老三会”的关系，在实践中会不断暴露各种矛盾。现在已经暴露出两个比较突出的矛盾：一是党委和董事会的关系。这个问题，把握住党委领导进入董事会这个环节，矛盾可以解决。我主张党委对重大问题参与讨论，主要是从政治角度的参与，政治上的文章有得做，关键在于掌握新时期政治工作的规律。二是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关系。这对关系怎么处理好，现在就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记者：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条件下，加强党建还有几个实际问题，即，党组织活动如何来保证，党组织活动能不能占用工作时间，党组织活动经费能不能列项开支？也请谈谈您的看法。
刘国胜：从根本上说，党组织活动要用富有实效的党组织的活动本身来保证。党组织的活动属性是政治活动，按理说，政治活动是比经济、文化、娱乐等活动更有吸引力的活动，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很好掌握开展政治活动的规律。
工作时间能不能占用，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的企业任务不满，党组织的活动适当占用一点工作时间未尝不可。但是从长远发展趋势看，党组织活动以原则上不占用工作时间为好。活动经费能不能列项开支，这要由财政决定。但是上级党组织有一个说法，基层一般都会照办。事实上，上海的许多单位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
记者：您的谈话对我们正确认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中的新问题很有启发帮助，这里，谨代表读者向您表示深切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