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治不好美国的“贸易赤字病”
――从发展方式转型的角度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2010-10-9 13:38:15 中国经济导报
日元汇率与美国贸易赤字对比
央行定调人民币汇率走向：增强弹性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日前召开的第三季度例会上提出，下一阶段，将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增强汇率弹性。 CFP/供图
黄树东
前不久，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了矛头直指中国的所谓《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使备受瞩目的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再度升级。其中，鼓吹这项法案的议员更是打出了“纠正中美贸易不平衡，夺回被中国夺走的美国制造业就业”的旗号。但在笔者看来，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真正原因不在汇率，而是由各自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所造成的。因此，结构调整才是破解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关键。
汇率不是造成美国贸易赤字的原因
从历史的角度看，如今鼓吹人民币汇率的情形颇为眼熟，这与30多年前美国迫使日元升值的情景如此的相似。
想当初，早在里根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就将赤字财政定为美国国策。一方面减税，一方面搞军事霸权，依靠赤字来推动国家战略。但是，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导致了贸易赤字，贸易赤字导致了美元泛滥。泛滥的美元成了当时西方金融体系上空，不断积聚扩大的阴云。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家竞争力日渐下降，而来自日本的挑战日渐逼人。为了遏制对手，美国回避自己的责任，将大规模贸易赤字归结为日元汇率太低。似乎只要日元升值，美国的贸易赤字就自然消失，通过贸易赤字导致的美元泛滥问题就自然解决。
由此，美国就联合其他贸易伙伴，共制日本，迫使日元升值。而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十分依赖美国的日本，实在别无选择，在一阵抵挡以后，最终不得不接受广场协定，不得不吞下损害国家利益的苦果。从此，日元进入了长期升值时期，日本经济也就很快进入了漫长的通缩时期。日本迫不得已为美国的赤字霸权买单。为此，日本自己付出的几十年代价。而美国非但并没有解决美国贸易赤字问题，反而坚定了赤字财政的国策，贸易赤字不降反升。
统计数据显示，广场协议签署前，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为250:1，而到了2006年，就上涨为119.02：1；同期，美国的贸易赤字，则从GDP的1.43%，一路暴涨，涨到2006年GDP的6.19%。由此可见，汇率根本就不是美国贸易赤字的真正原因。
债务才是造成美国贸易赤字的祸首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
造成美国贸易赤字的真正原因呢？对于这个问题，许多学者，甚至包括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都曾做出过比较实事求是的研究。像美国国会研究中心（CRS）2007年就曾发表过一篇题为《美国贸易赤字：成因、结果和治疗》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就清楚地指出：“（美国）伴随着经济扩张的贸易赤字的扩大，不是因为国外的贸易壁垒，不是因为外国在美国倾销，不是由于美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而是由于国内外的宏观支出和储蓄行为。在美国经济中存在一种使支出高于同期产出的强大的趋势，这种过度的需求由流入美国的外国货物和服务满足，从而导致美国的贸易赤字”。
总结来说，这份报告没有将贸易赤字简单的归结于汇率，而认为美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过度的需求”才是其贸易赤字的根本根源。而报告也详细阐述了这些“过度需求”主要包括支出高于产出，投资大于储蓄等。笔者将之形象归纳为“债务太多”。
这份报告认为，“只要美国国内储蓄低于国内投资，而又有外部的储蓄流入美国来填补这个差额，美国就会（持续）出现贸易赤字。”因此，要改变贸易赤字的局面，美国就需要从解决其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入手，进行广泛的结构性调整。
对于人民币汇率，这份报告这样谈到，“如果中国和美国之间不改变不对称的储蓄投资行为，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导致各自贸易不平衡的巨大改变”。笔者认为，这段话表明，解决各自的内部结构性不平衡问题，才是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关键。而事实也是这样，从2006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大约20%，而美国赤字却如磐石般依旧。面对这样的现实，那些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可以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人，包括某些国内的朋友，应当清醒一下了。
其实，如果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同样可以得出上述的结论。首先，不妨从GDP的支出结构开始进行分析。这里用到的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公式：GDP=C+I+G+(X-M)。即GDP=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贸易余额。接下来，如果在等式两端同时减去消费和政府税收（C+T).就得到一个新的等式：GDP-(C+T)=(C+I+G+(X-M))-(C+T)。等式左边的(GDP-(C+T))是GDP扣除消费和政府税收以后的余额，也就是社会储蓄（S）;等式右边的C和-C冲销掉.这个等式就转化为S=I+G-T+(X-M)；重新调整一下,就得到等式(X-M)=S-I-（G-T)。即一个国家的贸易余额=储蓄-投资-(政府支出-税收)。其中，如果政府支出大于税收的话，政府出现财政赤字，(政府支出-税收)就为正数；与此相反，如果政府支出小于税收的话，政府出现财政盈余，则(政府支出-税收)就为负数。所
以最终这个公式就变成了：贸易余额=储蓄-投资-政府赤字。
笔者认为，这个最终得到的公式的经济学含义非常简单。一个国家的贸易状况，由其储蓄（反过来就是消费）、投资和政府赤字这三项决定。如果一个国家投资太高，政府赤字太高，而储蓄又不足以弥补这种投资和政府赤字的话，这个国家就会出现内部支出的不平衡，（储蓄-投资-政府赤字）就成为负数。结果，等式左边的“贸易余额”就小于零，成为贸易赤字。所以，贸易赤字这种外部不平衡，是内部不平衡导致的。
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贸易赤字是由政府赤字和过度消费导致的。几十年来，美国将国家战略建立在债务基础上，消费者将消费建立在未来的收入上，社会储蓄不足以涵盖投资和政府赤字，当然要贸易赤字了。但目前有些人却偏要将美国的这种结构性问题归结于人民币汇率太低，好像是“被贸易赤字了”。这既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也不符合美国现实。
中国的贸易顺差源自总需求不足
在贸易不平衡上，中美两国如同镜子里外。正如有人将美国的贸易赤字归结为美元汇率太高一样，有人将中国贸易盈余主要归结为人民币汇率太低。有的人干脆认为，是货币操纵的结果。其实，中国的大规模贸易盈余，同样是由中国经济的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造成的。只不过这种原因，恰好同美国相反。让我们再看看那个简单的公式。贸易余额=储蓄-投资-（政府支出-税收）；或者贸易余额=储蓄-投资-政府赤字。
当一个国家的储蓄不足以涵盖投资和政府赤字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要出现贸易赤字；相反，当一个国家的储蓄超过了投资和政府赤字的总和时，这个国家就会出现贸易顺差。根据这种基本支出关系，中国贸易顺差的原因之一是储蓄太高。而储蓄太高的原因是消费太少。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消费太少呢？消费太少主要来源于分配体制上的不合理，源于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太低。这些年来，工资收入在GDP的份额连续下降。加上就业不足，大量大学毕业生找不到收入合理的工作等。结果导致贫富悬殊，导致消费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
中国贸易顺差的原因之二是政府的公共支出不足。尤其是社会保障体系和许多公共产品方面的支出的不足。而许多公共产品的产业化又导致相当大一部分原先的社会支出被转移到了工资收入者身上。本来，公共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间接改善收入分配，缓解贫富悬殊的作用。然而，中国目前的公共支出的不足，反而间接的扩大了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进一步影响了内需不足。在贫富悬殊和
内需不足的情况下，经济总体中出现了过度储蓄的现象。这种过度的储蓄，流向了国外，变成贸易盈余。
让我们将中美间的经济问题比较一下，会发现一个人们曾经常常提到的中美经济互补的问题。中国总需求不足导致贸易盈余，美国总需求过度导致贸易赤字；中国储蓄太高，美国储蓄太少；中国消费不足，美国消费过度；中国政府公共支出不足，美国政府赤字累累。这种互补导致了中国的物质财富大量流向美国，导致了中美间的贸易不平衡。显然，这种互补是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所以，解决它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一点应当形成共识。
怎样解决中国的外部不平衡呢？根据上述经济学关系，为了解决中国的贸易赤字问题，中国要从解决内部不平衡出发，需要降低储蓄，增加消费，增加政府支出。由于中国投资已经占GDP的40%，所以，中国在解决贸易不平衡时，必须做到两点：
首先，降低储蓄，增加消费。应实现结构调整，实施分配改革，大幅度提高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例，大幅度提高总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在GDP中的比例。
其次，增加政府公共支出。应在政府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出力度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恢复许多公共产品的公共性质，在城乡医疗、退休、教育和房地产上实施一系列配套改革。
假如，中国能及时解决这两个问题，经济发展就会进一步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广大中下层的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就会迅速增加，中国的社会总储蓄就会下降，贸易不平衡就自然得到缓解和解决。否则，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在汇率上绕圈子，中国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对出口市场的依赖，也就无法解决外部不平衡的问题。而解决上述一揽子问题的关键，就是发展战略的转型。
为什么要瞄准人民币汇率？
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关键，是解决各自的内部不平衡。这才是共同的出路。
大家可能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有人不花力气解决自己的问题，反而玩汇率游戏？这当然是有原因的。而且，有可以上升到战略高度的原因。
根据上面的分析，中国要从根本上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必须实现发展战略的转型，增加总需求。只要有效实施，这将为中国带来下一个30年的高速发展。而美国要从根本上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必须实施严格的降杠杆率过程――消费者要增加储蓄，政府要减少赤字。这样做的结果，美国可能进入长期的经济停滞或低速增长，失业率长期高居不下。
中美两国在解决内外经济不平衡上的问题上，可能出现的这
种反差极大的前景，可能会导致中美两国实力的消长。所谓世纪之争的谜底可能会提前曝光。此乃其一。其二，一旦这种高失业和低速增长长期化，美国梦就会在本世纪破裂。而围绕美国梦所体现的那些价值体系和美国模式就会崩溃，甚至西方经济学都必须改写。这恐怕才是某些人回避实质而在汇率上寻求出路的原因。
但是，笔者认为，汇率不是出路，是死胡同。既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反而会将中国拖入大陷阱。中国要作负责任的大国，但是负责任不意味着不坚持真理，不意味着要无原则的满足别人的错误要求。
中国与其调汇率不如调工资
既然发展方式转型，尤其是增加工资、增加消费，最终提高总需求，是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重要途径，那么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汇率政策就应当为这种战略转变服务。笔者多次提出，中国在目前阶段调汇率不利于工资的增长，不利于发展方式转型。
最近看到有不少人认为，调汇率和涨工资可以两不误。究竟能不能真正做到两不误呢？有必要从单纯的经济学角度来看看汇率同工资间的关系。让我们再从另一个枯燥的公式开始。即，工资变动=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汇率增长+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的变动。
这个公式说，在货物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工人工资的增长同汇率变动成负相关，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成正相关。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定在某段时间内，例如5年中，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升了20%，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尤其是分配关系不变的情况下，工资大约要上升20%。但是，假如汇率在同时间内也上升了20%的话，工资的增长就为零了。如果我们让工资同汇率都增长，又会是什么情况呢？让我们依然假定劳动生产率在5年中增长20%，其间汇率增长了10%，那么工资最多就只能增长10%，而不是20%。工资增长将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很大一部分被用来补贴了美国的出口产业。
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来看，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目的，不是为了补贴别人，而是为了提高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水准。真正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符合发展方式转型的两条腿走路，应当是让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达到这个目的的基本前提，就是让汇率基本稳定，让汇率的变动对工资的负面影响几乎为零。从长远看，这才是中国解决外部不平衡的根本出路。而调高汇率必然会使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从而延续中国的内部结构的不平衡，延缓贫富悬殊的解决，延缓总需求不足的解决，延长对出口市场的依赖，从而延缓外部不
平衡的解决。
由此，笔者坚持认为，调汇率不如涨工资。
人民币汇率治不好美国的“贸易赤字病”
――从发展方式转型的角度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2010-10-9 13:38:15 中国经济导报
日元汇率与美国贸易赤字对比
央行定调人民币汇率走向：增强弹性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日前召开的第三季度例会上提出，下一阶段，将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增强汇率弹性。 CFP/供图
黄树东
前不久，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了矛头直指中国的所谓《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使备受瞩目的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再度升级。其中，鼓吹这项法案的议员更是打出了“纠正中美贸易不平衡，夺回被中国夺走的美国制造业就业”的旗号。但在笔者看来，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真正原因不在汇率，而是由各自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所造成的。因此，结构调整才是破解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关键。
汇率不是造成美国贸易赤字的原因
从历史的角度看，如今鼓吹人民币汇率的情形颇为眼熟，这与30多年前美国迫使日元升值的情景如此的相似。
想当初，早在里根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就将赤字财政定为美国国策。一方面减税，一方面搞军事霸权，依靠赤字来推动国家战略。但是，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导致了贸易赤字，贸易赤字导致了美元泛滥。泛滥的美元成了当时西方金融体系上空，不断积聚扩大的阴云。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家竞争力日渐下降，而来自日本的挑战日渐逼人。为了遏制对手，美国回避自己的责任，将大规模贸易赤字归结为日元汇率太低。似乎只要日元升值，美国的贸易赤字就自然消失，通过贸易赤字导致的美元泛滥问题就自然解决。
由此，美国就联合其他贸易伙伴，共制日本，迫使日元升值。而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十分依赖美国的日本，实在别无选择，在一阵抵挡以后，最终不得不接受广场协定，不得不吞下损害国家利益的苦果。从此，日元进入了长期升值时期，日本经济也就很快进入了漫长的通缩时期。日本迫不得已为美国的赤字霸权买单。为此，日本自己付出的几十年代价。而美国非但并没有解决美国贸易赤字问题，反而坚定了赤字财政的国策，贸易赤字不降反升。
统计数据显示，广场协议签署前，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为250:1，而到了2006年，就上涨为119.02：1；同期，美国的贸易赤字，则从GDP的1.43%，一路暴涨，涨到2006年GDP的6.19%。由此可见，汇率根本就不是美国贸易赤字的真正原因。
债务才是造成美国贸易赤字的祸首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
造成美国贸易赤字的真正原因呢？对于这个问题，许多学者，甚至包括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都曾做出过比较实事求是的研究。像美国国会研究中心（CRS）2007年就曾发表过一篇题为《美国贸易赤字：成因、结果和治疗》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就清楚地指出：“（美国）伴随着经济扩张的贸易赤字的扩大，不是因为国外的贸易壁垒，不是因为外国在美国倾销，不是由于美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而是由于国内外的宏观支出和储蓄行为。在美国经济中存在一种使支出高于同期产出的强大的趋势，这种过度的需求由流入美国的外国货物和服务满足，从而导致美国的贸易赤字”。
总结来说，这份报告没有将贸易赤字简单的归结于汇率，而认为美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过度的需求”才是其贸易赤字的根本根源。而报告也详细阐述了这些“过度需求”主要包括支出高于产出，投资大于储蓄等。笔者将之形象归纳为“债务太多”。
这份报告认为，“只要美国国内储蓄低于国内投资，而又有外部的储蓄流入美国来填补这个差额，美国就会（持续）出现贸易赤字。”因此，要改变贸易赤字的局面，美国就需要从解决其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入手，进行广泛的结构性调整。
对于人民币汇率，这份报告这样谈到，“如果中国和美国之间不改变不对称的储蓄投资行为，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导致各自贸易不平衡的巨大改变”。笔者认为，这段话表明，解决各自的内部结构性不平衡问题，才是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关键。而事实也是这样，从2006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大约20%，而美国赤字却如磐石般依旧。面对这样的现实，那些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可以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人，包括某些国内的朋友，应当清醒一下了。
其实，如果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同样可以得出上述的结论。首先，不妨从GDP的支出结构开始进行分析。这里用到的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公式：GDP=C+I+G+(X-M)。即GDP=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贸易余额。接下来，如果在等式两端同时减去消费和政府税收（C+T).就得到一个新的等式：GDP-(C+T)=(C+I+G+(X-M))-(C+T)。等式左边的(GDP-(C+T))是GDP扣除消费和政府税收以后的余额，也就是社会储蓄（S）;等式右边的C和-C冲销掉.这个等式就转化为S=I+G-T+(X-M)；重新调整一下,就得到等式(X-M)=S-I-（G-T)。即一个国家的贸易余额=储蓄-投资-(政府支出-税收)。其中，如果政府支出大于税收的话，政府出现财政赤字，(政府支出-税收)就为正数；与此相反，如果政府支出小于税收的话，政府出现财政盈余，则(政府支出-税收)就为负数。所
以最终这个公式就变成了：贸易余额=储蓄-投资-政府赤字。
笔者认为，这个最终得到的公式的经济学含义非常简单。一个国家的贸易状况，由其储蓄（反过来就是消费）、投资和政府赤字这三项决定。如果一个国家投资太高，政府赤字太高，而储蓄又不足以弥补这种投资和政府赤字的话，这个国家就会出现内部支出的不平衡，（储蓄-投资-政府赤字）就成为负数。结果，等式左边的“贸易余额”就小于零，成为贸易赤字。所以，贸易赤字这种外部不平衡，是内部不平衡导致的。
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贸易赤字是由政府赤字和过度消费导致的。几十年来，美国将国家战略建立在债务基础上，消费者将消费建立在未来的收入上，社会储蓄不足以涵盖投资和政府赤字，当然要贸易赤字了。但目前有些人却偏要将美国的这种结构性问题归结于人民币汇率太低，好像是“被贸易赤字了”。这既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也不符合美国现实。
中国的贸易顺差源自总需求不足
在贸易不平衡上，中美两国如同镜子里外。正如有人将美国的贸易赤字归结为美元汇率太高一样，有人将中国贸易盈余主要归结为人民币汇率太低。有的人干脆认为，是货币操纵的结果。其实，中国的大规模贸易盈余，同样是由中国经济的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造成的。只不过这种原因，恰好同美国相反。让我们再看看那个简单的公式。贸易余额=储蓄-投资-（政府支出-税收）；或者贸易余额=储蓄-投资-政府赤字。
当一个国家的储蓄不足以涵盖投资和政府赤字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要出现贸易赤字；相反，当一个国家的储蓄超过了投资和政府赤字的总和时，这个国家就会出现贸易顺差。根据这种基本支出关系，中国贸易顺差的原因之一是储蓄太高。而储蓄太高的原因是消费太少。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消费太少呢？消费太少主要来源于分配体制上的不合理，源于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太低。这些年来，工资收入在GDP的份额连续下降。加上就业不足，大量大学毕业生找不到收入合理的工作等。结果导致贫富悬殊，导致消费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
中国贸易顺差的原因之二是政府的公共支出不足。尤其是社会保障体系和许多公共产品方面的支出的不足。而许多公共产品的产业化又导致相当大一部分原先的社会支出被转移到了工资收入者身上。本来，公共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间接改善收入分配，缓解贫富悬殊的作用。然而，中国目前的公共支出的不足，反而间接的扩大了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进一步影响了内需不足。在贫富悬殊和
内需不足的情况下，经济总体中出现了过度储蓄的现象。这种过度的储蓄，流向了国外，变成贸易盈余。
让我们将中美间的经济问题比较一下，会发现一个人们曾经常常提到的中美经济互补的问题。中国总需求不足导致贸易盈余，美国总需求过度导致贸易赤字；中国储蓄太高，美国储蓄太少；中国消费不足，美国消费过度；中国政府公共支出不足，美国政府赤字累累。这种互补导致了中国的物质财富大量流向美国，导致了中美间的贸易不平衡。显然，这种互补是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所以，解决它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一点应当形成共识。
怎样解决中国的外部不平衡呢？根据上述经济学关系，为了解决中国的贸易赤字问题，中国要从解决内部不平衡出发，需要降低储蓄，增加消费，增加政府支出。由于中国投资已经占GDP的40%，所以，中国在解决贸易不平衡时，必须做到两点：
首先，降低储蓄，增加消费。应实现结构调整，实施分配改革，大幅度提高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例，大幅度提高总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在GDP中的比例。
其次，增加政府公共支出。应在政府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出力度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恢复许多公共产品的公共性质，在城乡医疗、退休、教育和房地产上实施一系列配套改革。
假如，中国能及时解决这两个问题，经济发展就会进一步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广大中下层的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就会迅速增加，中国的社会总储蓄就会下降，贸易不平衡就自然得到缓解和解决。否则，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在汇率上绕圈子，中国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对出口市场的依赖，也就无法解决外部不平衡的问题。而解决上述一揽子问题的关键，就是发展战略的转型。
为什么要瞄准人民币汇率？
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关键，是解决各自的内部不平衡。这才是共同的出路。
大家可能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有人不花力气解决自己的问题，反而玩汇率游戏？这当然是有原因的。而且，有可以上升到战略高度的原因。
根据上面的分析，中国要从根本上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必须实现发展战略的转型，增加总需求。只要有效实施，这将为中国带来下一个30年的高速发展。而美国要从根本上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必须实施严格的降杠杆率过程――消费者要增加储蓄，政府要减少赤字。这样做的结果，美国可能进入长期的经济停滞或低速增长，失业率长期高居不下。
中美两国在解决内外经济不平衡上的问题上，可能出现的这
种反差极大的前景，可能会导致中美两国实力的消长。所谓世纪之争的谜底可能会提前曝光。此乃其一。其二，一旦这种高失业和低速增长长期化，美国梦就会在本世纪破裂。而围绕美国梦所体现的那些价值体系和美国模式就会崩溃，甚至西方经济学都必须改写。这恐怕才是某些人回避实质而在汇率上寻求出路的原因。
但是，笔者认为，汇率不是出路，是死胡同。既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反而会将中国拖入大陷阱。中国要作负责任的大国，但是负责任不意味着不坚持真理，不意味着要无原则的满足别人的错误要求。
中国与其调汇率不如调工资
既然发展方式转型，尤其是增加工资、增加消费，最终提高总需求，是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重要途径，那么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汇率政策就应当为这种战略转变服务。笔者多次提出，中国在目前阶段调汇率不利于工资的增长，不利于发展方式转型。
最近看到有不少人认为，调汇率和涨工资可以两不误。究竟能不能真正做到两不误呢？有必要从单纯的经济学角度来看看汇率同工资间的关系。让我们再从另一个枯燥的公式开始。即，工资变动=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汇率增长+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的变动。
这个公式说，在货物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工人工资的增长同汇率变动成负相关，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成正相关。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定在某段时间内，例如5年中，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升了20%，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尤其是分配关系不变的情况下，工资大约要上升20%。但是，假如汇率在同时间内也上升了20%的话，工资的增长就为零了。如果我们让工资同汇率都增长，又会是什么情况呢？让我们依然假定劳动生产率在5年中增长20%，其间汇率增长了10%，那么工资最多就只能增长10%，而不是20%。工资增长将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很大一部分被用来补贴了美国的出口产业。
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来看，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目的，不是为了补贴别人，而是为了提高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水准。真正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符合发展方式转型的两条腿走路，应当是让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达到这个目的的基本前提，就是让汇率基本稳定，让汇率的变动对工资的负面影响几乎为零。从长远看，这才是中国解决外部不平衡的根本出路。而调高汇率必然会使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从而延续中国的内部结构的不平衡，延缓贫富悬殊的解决，延缓总需求不足的解决，延长对出口市场的依赖，从而延缓外部不
平衡的解决。
由此，笔者坚持认为，调汇率不如涨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