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应麟其人 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后更字明瑞，号少室山人，别号石羊生，浙江兰溪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文献学家。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先祖胡瑗是宋代学者和教育家；外祖父宋震亦是饱学之士，有雪溪堂，聚书其中；父亲胡禧也是学者，有著作行世；母亲通晓诸子百家、稗官小说、传奇词曲等。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胡应麟生性聪慧，自幼好学能诗。然而，在万历四年(1576年)中举之后，却屡试不第。从此，无意仕进，淡泊功名，毕生致力于历史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孜孜追求学术，于文学、史学、文献学等方面均有所建树，与杨慎、焦�、陈耀文一道被誉为明代中叶的四大博学家。胡应麟一生著述宏富，计有《六经疑义》、《史蕞》、《诸子折衷》、《皇明诗统》、《皇明律范》、《古乐府》、《古韵考》、《交游纪略》、《酉阳续俎》、《隆万新闻》、《隆万杂闻》、《骆侍御忠孝辨》、《补刘氏山接志》等数十种。收入《四库全书总目》者有4种、203卷。其中，《少室山房笔丛》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文献学思想。而其文献学研究是与其学术研究造诣相融贯的，在辨伪学、目录学及图书的编撰、管理等方面，胡应麟均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二、古代图书事业史 胡应麟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开展了对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的研究，总结了历代的图书收藏情况，并特别考察了历代图书的聚散情况；鉴于宋代以来私人藏书家大兴的事实，他探讨了藏书功用，提出了聚而必读才是防止藏书聚而必散的最有效途径的认识，并率先划分了藏书家的类型；他简要梳理了书籍由漆文竹简进化为书册的形态演变过程，肯定了印刷术的发展进步。胡应麟不但初步确立起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研究的基本格局，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为后世研究图书事业史作出了开创之功。胡应麟著作《经籍会通》。是我国第一部图书事业史著作。在《经籍会通》卷四中胡氏对明代的图书事业情况进行了考察。涉及当时的图书出版盛况、各地的书肆情况、书籍的刻板情况、各地印书的纸张情况等诸多内容。关于图书出版盛况，“魏晋以还，藏书家至寡，读南北史，但数千卷，率载其人传中。至《唐书》所载，稍稍万卷以上，而数万者尚希。宋世骤盛，叶石林辈，弁山之藏，遂至十万。……今欲购书，又差易于宋。何也?经则一十三家注疏，递梓于诸方，史则二十一代，类颁于太学，合之便可三千馀卷；宋初诸大类书，合之又可三千馀卷；南渡类书十馀，合之又可三千馀卷；则不啻万卷矣。释藏金陵，道藏句曲，捐数百金，即吾家物，稍益神仙、小说诸家，合之又不下万卷矣。”其他如先秦、盛唐、宋世诸书，大约数百家；再加上所谓的经之闰者、史之支者、子之脞者、集之副者，又无虑数百家，“悉世所恒有，好而且力，则无弗至也”。胡应麟以藏书家特有之识力，指出了数端“极难致”的情况，“必多方笃好，庶几逢之，不然，赀钜程、陶，权压梁、窦，他可力强，此未易云。”这是三十年间访书、求书的经验之论。同时，胡应麟对当时的书值标准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前五者是刊印以后书籍本身的客观情况，后二者是购书人的主观情况。只有将客体与主体两方面的情况统一考察，才能确定书值的等差标准。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有装、印、纸、刻绝精，而十不当凡本一者，则不适于用或用而不适于时也；有摧残断裂而直倍于全者，有模糊漶灭而价增于善者，必代之所无与地之远也。”在书值等差标准问题上，胡应麟强调对各种主客体因素综合考察。胡应麟对当时图书事业情况的总结记述，为后人研究明代图书事业史提供了丰富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清人叶德辉《书林馀话》录载有关明代刻书之事三十余条，其中仅有一条不是采自胡应麟的记述。 三、古典目录学史 胡应麟对古典目录学史的研究也是成果斐然，其目录学成就集中反映在其《经籍会通》一书中。该书全书四卷，初以单行本发行，后收入《少室山房笔丛》中，对我国古典目录学史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一方面，胡应麟首次对我国古典书目的历史进行了较为全面而详细的研究，总结了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历史，并对各家书目的得失作了批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目录学史研究体系。如论述了图书分类体系的沿革：“经史子集，区分为四。九流百氏，咸类附焉。一定之体也。第时代盛衰，制作繁筒。分门建例，往往各殊。唐宋以还，始定于一。”并对刘歆《七略》、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荀勖《晋中经簿》等书目的类例演变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几种书目类例的相互关系。通过综述各代书目类例发展沿革及对几部有代表性书目类例演变的分析，梳理了七分法流为四部法的过程。另外，还分析了书目分类体系沿革的原因，认为主要是时代的发展使学术出现分化，从而造成各类图书的前后多寡不一。另一方面，胡应麟根据书目的编撰形式，把书目划分为史家、官修和私藏三种类型，并分别加以分析，进行比较对勘，总结了这三种书目的编撰、存佚及其得失情况；通过“旁参各代”和“推寻事势”，对历代所存的典籍卷数详加考证，推寻出各时代藏书的基本情况，为后人研究图书事业发展史提供了资料。 关于目录学家。胡应麟对一些重要目录学家的学术成就进行了重点而系统的分析评论。在中国古典目录学史上，郑樵开了目录学理论研究的先河。胡应麟在评论各家得失时，不但对郑樵所用篇幅最多，而且评论详核精到，既探其学术之本，又索其致误之由。胡应麟首先从总体上点出了郑樵的得失关键所在。“《通志》殊有绝到，而持论过当，力不副言。”明确指出，郑樵既有绝识旷论，又存在着高自称许的缺点。对郑樵提出的搜求遗书的原则，胡应麟认为：“观郑樵之论求书，备矣精矣”，“可谓曲尽求书之道，非沈酒典籍者不能知。”此论深得素以文史校雌自诩的清代史家章学诚的认同，他说：“观郑樵所谓八例求书，则非寻常之辈所可能也。”这实是肯定了胡应麟对郑樵的评论。关于《通志・校雕略》，胡应麟评论说：“郑渔仲于文史考核最精，《经籍略》后，别著《校雕略》一卷，皆前人未发，后学当熟参者。然其失，往往多自蹈之。……其过在概录前志原文，不复精核故尔。”既指出郑樵的过人之处。又明示他的缺点与不足。郑樵平生不喜班固。胡应麟纠正了郑樵因私心而妄讥《汉志》的两条错误，伽并就此指出：“凡著述最忌成心。成心著于胸中，则颠倒是非，虽丘山之拒，目睫之近，有蔽不自知者。”答这段议论，平实质朴，语切心长，不舍郑樵之药石，整个学界都应引以为戒。胡应
麟不满于《经籍会通》的分条记述形式，专作《读通志略》一文，集中阐述了他对郑樵学术的总体评论：“大都郑之学术，深于探索而短于会通，密于典章而疏于故实，知得而不知有失，知己而不知有人。……若其弹心毕虑，欲度前人，独断之思，偏精之识，往往有不可泯没者。要自宇宙间必传之书，读者取舍焉可也。”这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郑樵的远见卓识。胡应麟对郑樵的评论则比较客观全面，既如实肯定了他的卓识明理，又中肯地揭示了他的缺点与不足，这在此前尚属未有之论。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基本上沿袭了胡应麟的评论方法，对郑樵有是有非，观点亦有相通之处。 四、图书分类体系 在图书分类体系方面，胡应麟在四部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五部分类法。主张“别录(佛道)二藏及腰古书及类书为一部，附四大部之末。”即把佛道类、伪书及类书另作一部，附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后。他认为：“学问之途，千歧万轨，约其大旨，四部尽之。曰经、曰史、曰子、曰集。”但佛道乃方外之说，且篇帙极多；伪书真假相杂。难以定例，又不宜与真书相混；类书种类繁多，内容复杂，难以恰当归属。因此，应将三者别出四部之外，另立部类。胡应麟的图书五部分类方法，其得既多，失亦明显。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基本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学术分类的思想和原则。类书、伪书乃至丛书，在学术上难以恰当归属，分郁另录实无不可，胡应麟能认识到这一点，自属难能可贵。’佛道虽为方外之术，但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学术分类上究属子部无疑，因此不应划于子部之外，另立门户。关于小说分类。胡应麟是用文学家的眼光从诸子学的角度切入来分析小说的，其要害在于分析诸子流变对小说文体风格的影响，故其对小说作品的分析多集中在语言与词章这些写作要素上。例如，对于刘义庆《世说》和刘孝标注，胡应麟认为：“刘义庆《世说》十卷，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惚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孝标之注博赡精疑。客主映发，并绝古今。考隋、唐《志》，义庆又有《小说》十卷、孝标又有《续世说》十卷，皆不传。怅望江左风流，令人扼腕云。《世说》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刘知几谓非实录，不足病也。唐人修《晋书》，凡《世说》语尽量采之，则似失详慎云。”从文学表达和文体风格上推崇《世说》及注，以为它们充分发挥了文学作品用语言创造形象的功能，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因而“并绝古今”。至于它们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和雅正的要求，并不是首先需要考虑的事，因为《世说》的主要成就在文学而非历史。胡应麟把小说当作文学归人子部，从而影响了他们对于小说的叙事策略和文体风格的基本判断。例如，对于六朝以来的志怪小说，胡应麟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外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着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如《毛颖》、《南柯》之类尚可，若《东阳夜怪录》称成自虚，《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采无足观。本朝《新》、《徐》等话，本出名流，以皆幻设而时益以理俗，又在前数家下。惟《广记》所录唐人闺阁事绰有情致，诗词亦大率可喜。”在胡应麟看来，六朝小说并非有意虚构，而“多是传录蚌讹”，唐人才自觉虚构，故富有情致和文采。他显然更肯定唐人小说，因为这种小说更富有文学性。胡应麟虽然是文学家，但他对小说文体的认识则更具历史眼光。胡应麟在对小说分类前不仅梳理了诸子九流的发展脉络，重定九流，而且指出《汉志》小说家之小说与后世博物、志怪的子部小说的区别与联系，并注重揭示不同时期小说文体风格的不同特点。胡应麟之所以能够运用发展变化的历史眼光来分析小说文体，与小说发展到明代已经众体皆备、足以提供各方面的资料供他研究和比较有关。 五、古籍辨伪 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对于伪书的种类、伪书的分布和辨伪方法等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胡应麟在辨伪学上的突出成就是他提出了著名的“辨伪八法”。即“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核兹八者，而古今赝籍亡隐情矣”。有了正确的方法，胡应麟身体力行，辨别伪书，如对题为唐人赵蕤注的关朗《易传》一卷，由于赵蕤是中唐前后人，胡应麟考证了新旧《唐书》，新旧《唐书》并没有著录赵蕤注的关朗《易传》，则此书非赵蕤所注，其为伪书无疑，这就是“核之群志以观其绪”。胡应麟校出伪书九十七部，清代辨伪学大师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也不过考出伪书八十八部。胡应麟在辨出伪书的基础上，又对四部之书的真伪作了总结：“凡四部书之伪者，子为盛，经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凡经之伪，《易》为盛，纬候次之；凡史之纬，杂传记为盛，琐说次之；凡子之伪。道为盛，兵及诸家次之；凡集全伪者寡，而单篇列什，借名窜匿甚众。”胡应麟关于伪书的一系列论述，在辨伪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编校：杨彩霞
一、胡应麟其人 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后更字明瑞，号少室山人，别号石羊生，浙江兰溪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文献学家。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先祖胡瑗是宋代学者和教育家；外祖父宋震亦是饱学之士，有雪溪堂，聚书其中；父亲胡禧也是学者，有著作行世；母亲通晓诸子百家、稗官小说、传奇词曲等。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胡应麟生性聪慧，自幼好学能诗。然而，在万历四年(1576年)中举之后，却屡试不第。从此，无意仕进，淡泊功名，毕生致力于历史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孜孜追求学术，于文学、史学、文献学等方面均有所建树，与杨慎、焦�、陈耀文一道被誉为明代中叶的四大博学家。胡应麟一生著述宏富，计有《六经疑义》、《史蕞》、《诸子折衷》、《皇明诗统》、《皇明律范》、《古乐府》、《古韵考》、《交游纪略》、《酉阳续俎》、《隆万新闻》、《隆万杂闻》、《骆侍御忠孝辨》、《补刘氏山接志》等数十种。收入《四库全书总目》者有4种、203卷。其中，《少室山房笔丛》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文献学思想。而其文献学研究是与其学术研究造诣相融贯的，在辨伪学、目录学及图书的编撰、管理等方面，胡应麟均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二、古代图书事业史 胡应麟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开展了对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的研究，总结了历代的图书收藏情况，并特别考察了历代图书的聚散情况；鉴于宋代以来私人藏书家大兴的事实，他探讨了藏书功用，提出了聚而必读才是防止藏书聚而必散的最有效途径的认识，并率先划分了藏书家的类型；他简要梳理了书籍由漆文竹简进化为书册的形态演变过程，肯定了印刷术的发展进步。胡应麟不但初步确立起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研究的基本格局，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为后世研究图书事业史作出了开创之功。胡应麟著作《经籍会通》。是我国第一部图书事业史著作。在《经籍会通》卷四中胡氏对明代的图书事业情况进行了考察。涉及当时的图书出版盛况、各地的书肆情况、书籍的刻板情况、各地印书的纸张情况等诸多内容。关于图书出版盛况，“魏晋以还，藏书家至寡，读南北史，但数千卷，率载其人传中。至《唐书》所载，稍稍万卷以上，而数万者尚希。宋世骤盛，叶石林辈，弁山之藏，遂至十万。……今欲购书，又差易于宋。何也?经则一十三家注疏，递梓于诸方，史则二十一代，类颁于太学，合之便可三千馀卷；宋初诸大类书，合之又可三千馀卷；南渡类书十馀，合之又可三千馀卷；则不啻万卷矣。释藏金陵，道藏句曲，捐数百金，即吾家物，稍益神仙、小说诸家，合之又不下万卷矣。”其他如先秦、盛唐、宋世诸书，大约数百家；再加上所谓的经之闰者、史之支者、子之脞者、集之副者，又无虑数百家，“悉世所恒有，好而且力，则无弗至也”。胡应麟以藏书家特有之识力，指出了数端“极难致”的情况，“必多方笃好，庶几逢之，不然，赀钜程、陶，权压梁、窦，他可力强，此未易云。”这是三十年间访书、求书的经验之论。同时，胡应麟对当时的书值标准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前五者是刊印以后书籍本身的客观情况，后二者是购书人的主观情况。只有将客体与主体两方面的情况统一考察，才能确定书值的等差标准。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有装、印、纸、刻绝精，而十不当凡本一者，则不适于用或用而不适于时也；有摧残断裂而直倍于全者，有模糊漶灭而价增于善者，必代之所无与地之远也。”在书值等差标准问题上，胡应麟强调对各种主客体因素综合考察。胡应麟对当时图书事业情况的总结记述，为后人研究明代图书事业史提供了丰富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清人叶德辉《书林馀话》录载有关明代刻书之事三十余条，其中仅有一条不是采自胡应麟的记述。 三、古典目录学史 胡应麟对古典目录学史的研究也是成果斐然，其目录学成就集中反映在其《经籍会通》一书中。该书全书四卷，初以单行本发行，后收入《少室山房笔丛》中，对我国古典目录学史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一方面，胡应麟首次对我国古典书目的历史进行了较为全面而详细的研究，总结了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历史，并对各家书目的得失作了批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目录学史研究体系。如论述了图书分类体系的沿革：“经史子集，区分为四。九流百氏，咸类附焉。一定之体也。第时代盛衰，制作繁筒。分门建例，往往各殊。唐宋以还，始定于一。”并对刘歆《七略》、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荀勖《晋中经簿》等书目的类例演变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几种书目类例的相互关系。通过综述各代书目类例发展沿革及对几部有代表性书目类例演变的分析，梳理了七分法流为四部法的过程。另外，还分析了书目分类体系沿革的原因，认为主要是时代的发展使学术出现分化，从而造成各类图书的前后多寡不一。另一方面，胡应麟根据书目的编撰形式，把书目划分为史家、官修和私藏三种类型，并分别加以分析，进行比较对勘，总结了这三种书目的编撰、存佚及其得失情况；通过“旁参各代”和“推寻事势”，对历代所存的典籍卷数详加考证，推寻出各时代藏书的基本情况，为后人研究图书事业发展史提供了资料。 关于目录学家。胡应麟对一些重要目录学家的学术成就进行了重点而系统的分析评论。在中国古典目录学史上，郑樵开了目录学理论研究的先河。胡应麟在评论各家得失时，不但对郑樵所用篇幅最多，而且评论详核精到，既探其学术之本，又索其致误之由。胡应麟首先从总体上点出了郑樵的得失关键所在。“《通志》殊有绝到，而持论过当，力不副言。”明确指出，郑樵既有绝识旷论，又存在着高自称许的缺点。对郑樵提出的搜求遗书的原则，胡应麟认为：“观郑樵之论求书，备矣精矣”，“可谓曲尽求书之道，非沈酒典籍者不能知。”此论深得素以文史校雌自诩的清代史家章学诚的认同，他说：“观郑樵所谓八例求书，则非寻常之辈所可能也。”这实是肯定了胡应麟对郑樵的评论。关于《通志・校雕略》，胡应麟评论说：“郑渔仲于文史考核最精，《经籍略》后，别著《校雕略》一卷，皆前人未发，后学当熟参者。然其失，往往多自蹈之。……其过在概录前志原文，不复精核故尔。”既指出郑樵的过人之处。又明示他的缺点与不足。郑樵平生不喜班固。胡应麟纠正了郑樵因私心而妄讥《汉志》的两条错误，伽并就此指出：“凡著述最忌成心。成心著于胸中，则颠倒是非，虽丘山之拒，目睫之近，有蔽不自知者。”答这段议论，平实质朴，语切心长，不舍郑樵之药石，整个学界都应引以为戒。胡应
麟不满于《经籍会通》的分条记述形式，专作《读通志略》一文，集中阐述了他对郑樵学术的总体评论：“大都郑之学术，深于探索而短于会通，密于典章而疏于故实，知得而不知有失，知己而不知有人。……若其弹心毕虑，欲度前人，独断之思，偏精之识，往往有不可泯没者。要自宇宙间必传之书，读者取舍焉可也。”这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郑樵的远见卓识。胡应麟对郑樵的评论则比较客观全面，既如实肯定了他的卓识明理，又中肯地揭示了他的缺点与不足，这在此前尚属未有之论。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基本上沿袭了胡应麟的评论方法，对郑樵有是有非，观点亦有相通之处。 四、图书分类体系 在图书分类体系方面，胡应麟在四部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五部分类法。主张“别录(佛道)二藏及腰古书及类书为一部，附四大部之末。”即把佛道类、伪书及类书另作一部，附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后。他认为：“学问之途，千歧万轨，约其大旨，四部尽之。曰经、曰史、曰子、曰集。”但佛道乃方外之说，且篇帙极多；伪书真假相杂。难以定例，又不宜与真书相混；类书种类繁多，内容复杂，难以恰当归属。因此，应将三者别出四部之外，另立部类。胡应麟的图书五部分类方法，其得既多，失亦明显。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基本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学术分类的思想和原则。类书、伪书乃至丛书，在学术上难以恰当归属，分郁另录实无不可，胡应麟能认识到这一点，自属难能可贵。’佛道虽为方外之术，但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学术分类上究属子部无疑，因此不应划于子部之外，另立门户。关于小说分类。胡应麟是用文学家的眼光从诸子学的角度切入来分析小说的，其要害在于分析诸子流变对小说文体风格的影响，故其对小说作品的分析多集中在语言与词章这些写作要素上。例如，对于刘义庆《世说》和刘孝标注，胡应麟认为：“刘义庆《世说》十卷，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惚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孝标之注博赡精疑。客主映发，并绝古今。考隋、唐《志》，义庆又有《小说》十卷、孝标又有《续世说》十卷，皆不传。怅望江左风流，令人扼腕云。《世说》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刘知几谓非实录，不足病也。唐人修《晋书》，凡《世说》语尽量采之，则似失详慎云。”从文学表达和文体风格上推崇《世说》及注，以为它们充分发挥了文学作品用语言创造形象的功能，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因而“并绝古今”。至于它们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和雅正的要求，并不是首先需要考虑的事，因为《世说》的主要成就在文学而非历史。胡应麟把小说当作文学归人子部，从而影响了他们对于小说的叙事策略和文体风格的基本判断。例如，对于六朝以来的志怪小说，胡应麟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外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着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如《毛颖》、《南柯》之类尚可，若《东阳夜怪录》称成自虚，《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采无足观。本朝《新》、《徐》等话，本出名流，以皆幻设而时益以理俗，又在前数家下。惟《广记》所录唐人闺阁事绰有情致，诗词亦大率可喜。”在胡应麟看来，六朝小说并非有意虚构，而“多是传录蚌讹”，唐人才自觉虚构，故富有情致和文采。他显然更肯定唐人小说，因为这种小说更富有文学性。胡应麟虽然是文学家，但他对小说文体的认识则更具历史眼光。胡应麟在对小说分类前不仅梳理了诸子九流的发展脉络，重定九流，而且指出《汉志》小说家之小说与后世博物、志怪的子部小说的区别与联系，并注重揭示不同时期小说文体风格的不同特点。胡应麟之所以能够运用发展变化的历史眼光来分析小说文体，与小说发展到明代已经众体皆备、足以提供各方面的资料供他研究和比较有关。 五、古籍辨伪 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对于伪书的种类、伪书的分布和辨伪方法等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胡应麟在辨伪学上的突出成就是他提出了著名的“辨伪八法”。即“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核兹八者，而古今赝籍亡隐情矣”。有了正确的方法，胡应麟身体力行，辨别伪书，如对题为唐人赵蕤注的关朗《易传》一卷，由于赵蕤是中唐前后人，胡应麟考证了新旧《唐书》，新旧《唐书》并没有著录赵蕤注的关朗《易传》，则此书非赵蕤所注，其为伪书无疑，这就是“核之群志以观其绪”。胡应麟校出伪书九十七部，清代辨伪学大师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也不过考出伪书八十八部。胡应麟在辨出伪书的基础上，又对四部之书的真伪作了总结：“凡四部书之伪者，子为盛，经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凡经之伪，《易》为盛，纬候次之；凡史之纬，杂传记为盛，琐说次之；凡子之伪。道为盛，兵及诸家次之；凡集全伪者寡，而单篇列什，借名窜匿甚众。”胡应麟关于伪书的一系列论述，在辨伪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