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住进711号园之前，作家阎连科认为自己遇到了文学创作上的瓶颈。《受活》、《为人民服务》、《丁庄梦》并不受审查部门的喜爱，出版后受到批评。他甚至被迫从部队转业到地方。《风雅颂》经过不断的修改，仍然惹来麻烦。“别人写这样的小说不会有问题，但如果是我写的，就会认为我有问题。”如何去面对这些事情，让他长期感到忧虑。 在这种忧虑中，2008年，有朋友告诉他，北京西南四环有一个园子，是一处静谧所在，超过一百平米的独栋别墅的售价不到一百万元。阎连科听了，也就当作一个笑话，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四环之内，这怎么可能会是事实。 一次偶然的饭局，他遇到了此园的开发商，买房之事再次被提及。开发商表达了强烈的热情，他希望这位著名作家成为他卖房的活广告。 阎连科被朋友带着去西南四环看了房。他刚进园子，就被吸引住了。“这里不是像公园，它就是个公园。” 意外的所在 阎连科出生于河南农村，但他已经远离农村生活30年。他一直希望能够重新过上亲近自然的生活。梭罗的《瓦尔登湖》、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郡年记》、约翰•海恩斯的《星•雪•火》是他所喜爱的3部随笔。他写作了几十年，阅读了无数作品，发现中国当代作家里，虽然有单篇写自然的文章，但没有人“像梭罗那样，用一本书来写瓦尔登湖”。 用一本书来抒发对自然的感受，这样的愿望令他着迷，“哪怕只写10万字”，他也想去尝试。这个愿望已经存在了20年，但始终没有找到可以落实的地方。 当他借了钱，买了此处房子，住进这个园子，终于发现，多年未有的契机出现了。“你觉得，原来这个园子就是为了你的写作而存在的。”园子的正式的名字叫花乡世界名园，不过，阎连科称其为“711号园”。 他开始写这里的一株草、一棵树、一枝花、一个麻雀、一只蝴蝶，写树与树为了争夺阳光的战争，写两棵树彼此相爱的故事，他发现了植物的恐惧和欢喜。他种的葫芦两个月只长了一点点，“你会怀疑种子是不是有问题”，但仅仅离开两天，葫芦又爆炸式地疯长，如同魔幻场景。“不住在这里，就无法有这样的感受。”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认为这也是在抵抗现实。“时代疯狂地发展，人对大自然的侵占太多。” 这种神奇的生活令他感到畅快，想象力得到了舒展，艺术上的探索变得更为自由。他在此保持着有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到园子里活动一下，8点钟坐下来写作，两小时两千字。这两年，他写了《我与父辈》、《四书》、《发现小说》、《我的现实我的主义》，字数达到100万。那本他一直梦想的自然随笔《711号园》，进展得也非常顺利。用他的话来说，他对此园子进行了“中学生式的毫无节制的歌颂”。他打算把这本书的副标题定为：我一生最奢侈的生活。 奢侈生活的结束 2009年住进去不久，就有传言说，万寿路南延公路的修筑计划涵盖附近区域，住户有可能被拆迁。开发商老板对阎连科说，修路的地方离这儿100米呢，不会修到这儿的。 这种担心，住在园子里的人都有，包括年轻的穆新（化名），他会关注各种相关新闻，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某种不可预知的东西。但有一天，当他看到中国出版集团进驻园中，打出“文化产业总部基地”的招牌时，松了一口气：这园子是拆不了了。 阎连科也同样感到了心安。2011年4月，春天开始的时候，他心情愉快地在园子里刨地，准备趁着春天的好时光，种一些蔬菜。这时，开发商老板来了，说，阎老师，您别种了，这里要拆了。 按照拆迁办的说法，万寿路南延公路要经过这个园子，园子里一百多户人家，有30户处在拆迁范围之内。阎连科上下两层两百多平米的小楼是这个范围内最边上的两户之一。“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沮丧。”阎连科说。 面临拆迁的住户去找拆迁办的人时，遭到了蛮横的对待。“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只是告诉你这里的住户违法，赶紧迁走。”住户黄婷（化名）说。黄婷拿出了各种收集到的相关文件，表示这里的住户都是合法业主。 阎连科去找拆迁办的时候，别人对他的态度还好，园子里的人大多数知道这里住着一位著名作家。 阎连科想着，如果房子被拆掉，他还是希望住在这里，他问了开发商，开发商说还有房子，他去看了，比自己原来的房子差，但却贵了一百多万。一问拆迁补偿的费用，每户是120万，比自己当年买房加装修的价钱还少了40万。如果买下不如现房的新房，加装修的话，他自己还得再掏200万。这是住在园子里的人普遍面临的问题，不分面积大小，每户都一刀切，都是120万的补偿。所有业主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答应的条件，“荒谬之极”。 到了7月的某天早上，阎连科正在写作，突然有人来告诉他，园子的围墙给扒了。阎连科赶紧出门去看，傻了眼，围墙被挖了一个足以通过两辆卡车的缺口，“我整个晚上竟然一点声音都没听到。” 荒诞的是，小区正门还设有岗亭，有保安正儿八经地看护着园子。但这是十足的形同虚设，园子后边是谁都可以自由进出的大缺口。阎连科一大早赶回园子，就是因为邻居告诉他，他家的屋子被人偷偷闯入了。“小偷把我家的窗帘都给扒了。” 园子里的横幅挂了起来，都是要大家配合拆迁的标语。有这么数十人，每天挨家挨户地骚扰、辱骂、人身攻击，甚至动手。严俊（化名）是个退休老人，拿着上万块钱的单反相机去拍这些人的活动，相机被夺去，砸了个稀巴烂。白天，高音喇叭大声地播放着拆迁条例。晚上，探照灯对着住户的窗子照射。711号园已经不是静谧的所在。 有的人神经没那么坚强，开始顶不住了。阎连科家旁边的一户人再也无法忍受，签了同意拆迁的合同，迅速搬离。某天早上，阎连科起床后，发现拆迁队带着机器和人马来了。他亲眼目睹，“不到30分钟，房子就没了”。 二三十个拆迁的小伙子用非常不一样的眼光死死盯着阎连科。这让他感到恐惧。那个早上之后，阎连科把灯一关，把窗子一锁，卷着稿子和书，回到了城北的部队宿舍。 最后期限 《四书》出版之后，法国《世界报》的记者来采访阎连科。谈完了，大家一起吃饭，随意聊聊生活琐事，阎连科说到房子的事情。法国记者感到非常惊讶：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我们谈。 此前，经过拆迁户一番抗争之后，拆迁办将赔偿款涨到了160万。这仍然离大家的期望很远。这个价钱甚至无法在旁边买一套普通公寓。“他说我不管你们这些事情，一家就这么多钱，想明白就签合同，想不明白回家想。” 回家想不明白的阎连科再次去跟拆迁办谈判的时候，法国记者也跟着去了。这一次，拆迁办的人突然开始强调一点：我们从来不说赔偿，只是补偿。阎连科问，补偿160万的依据是什么？拆迁办的人说，国家关心你们。“160万可不是小数目，国家为什么要关心我们？如果说我们是违法建筑，国家可以一分钱都不给我们。只要是赔了一分钱，这房子就是合法的。”阎连科说。 那些天，各家各户门口被挂上了巨大的横幅。阎连科家门口也被挂了一条：“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打好拆迁这一仗。”法国记者感到不解，向拆迁办的人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拆迁要动员全党和全民？你给我讲讲。 拆迁办的人回答简单而“万能”：我们不知道谁挂的，谁挂的你们找谁去。 法国《世界报》报道此事之后，《纽约时报》随后也来采访阎连科。《纽约时报》的英文报道被翻译成中文，在微博上迅速传播开去。 阎连科原本和园子里的住户不熟，见面也就是点头打招呼。现在，拆迁户开始集中到一起，接受采访，讨论对策。 拆迁办每天会给业主手机上发短信，用倒计时的方式来告诉他们，10月22日是最后的期限。简短的文字中充满威胁语气：你可以不来，不来也不影响房屋的拆除。
当阎连科第三次带一位日本专栏作者去拆迁办的时候。拆迁办的人决定不谈了，理由是：你家里的事，每次带个记者干什么，家里的事何苦让人知道呢？这样的小事没必要喊到国际上去。阎连科说，我家里的事情都不怕让人知道，你们怕什么呢？这又不是什么国家机密。” 拆迁办的人不耐烦了，只说了一句：阎老师，我们只想知道，22号的最后期限你配不配合？ 阎连科还是原来的意思：赔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给我看合法的依据，给我一点做人和做公民的尊严。 直到此时，拆迁办从来都没有拿出过他们进行拆迁和赔偿的合法文件。 最后期限已过，园子里有些琢磨不透的宁静，大家都在等待。阎连科想到了两种结果：一是政府改变了办事态度，用温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二是一纸正式的拆迁文件传达了下来，强拆进行。 冬天来了 阎连科在写《711号园》的时候有些内疚，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太过奢侈。他已经写到书稿的最后一部分。整部书按照四季划分，有着舒缓匀称的节奏之美，但冬天部分刚开始写，拆迁的事情就来了，阎连科已经完全没有心思写下去。“这边在拆迁，你哪还有心思去歌颂每一株草、每一棵树，每一个昆虫？” 书稿在匆忙中结束。副标题也由原来的“我一生最奢侈的生活”改成了“北京最后的纪念”。 这一段生活太荒诞，但阎连科并不打算以此写入虚构的小说。“我可能会写一个非常纪实的随笔，但不会写成虚构小说。虚构小说没有那个力量。更能逼近人性复杂的东西才更适合虚构。” 前些天，阎连科才知道，拆迁队的人是被雇来的收破烂的人，一天八十块钱左右的收入。“这些人的内心很难把握，他们也不会跟你说。我们不能说他们好还是不好。他们是最底层的人，即便他们做出了非常鲁莽的事情，作为一个人去理解他们，这个人也是受害者。如果他做人的修养非常好，如果他的生活状态非常好，都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在这些场合中，只有做出过激的事情，才算他们表现好，才能明天继续干这个工作。” 在和阎连科聊天的时候，他的母亲从河南老家打来电话。阎连科接完电话告诉我，一位乡人从河南的手机报上得知：著名作家阎连科家遭强拆。乡人告诉了阎连科的母亲。“我母亲80岁了，不识字，她在电话里哭着给我说：这是国家的事，人家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别顶着来。” 阎连科几乎从来不向家里说自己遇到的糟糕之事。但消息总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家乡。家乡的人也从不看小说，只知道跟着传递的消息担心。 “我的《为人民服务》被禁的时候，文件都发到我们那个县的宣传部了，家里人觉得这是天大的事情。《风雅颂》争论得很厉害的时候，乡下人现在也上网，也有人告诉我的家人。母亲和哥哥跟我说，你天天写那些干嘛呢，写点电视剧，又挣钱，中央台播一播，大家都高兴。以前有一次回家，我嫂子说，你过来，我跟你说件事。我说，什么事？她说，人家说你写了个小说特别黄，是不是没钱花了，没钱花的话，你打个电话，大家凑一凑，写那些干什么呢？”他嫂子指的小说，是阎连科的成名作《坚硬如水》。 这些年不断“惹麻烦”的阎连科耐心地跟家里人解释：没事，没事。阎连科现在渴望拆迁的事情尽快结束，让生活和工作进入一个正常的轨道。 阎连科的小说有极强的批判性，但他平时说话极其温和，他甚至认为，自己在生活中会有懦弱的一面。面对强拆，他明白，“再多的法律都不会高于权力，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 鸡蛋碰石头时该怎么办，如村上春树所说的那样：站在鸡蛋这一边？现在，阎连科思考的是：当你本身是鸡蛋怎么办？他认为自己不会去主动参与社会生活，但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他觉得作家不应该逃避。 “我一再说，我们谁都不要批评韩寒，他能做的事情，中国作家都做不到，我们中国作家恰恰是要学习韩寒的那种精神，包括我在内。在西方，一个作家是要参与社会生活的。去年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巴尔加斯•略萨，是要去竞选总统的人。在中国，1949年之后，参与公共生活的知识分子，有过太多教训。有时候，参与社会生活与上战场是一样的。我会有世俗的顾虑，母亲哥哥嫂子老婆孩子，但我会自省这一点，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面对大众时，他也会警惕：今天别人支持你，过几天也许就会骂你了。“中国的事情一直不都是这样吗？”他已经看到了一些声音，比如，微博上有一条评论说：没有房子，就不会遭遇拆迁。 阎连科认为，如今中国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远比文学更丰富，“新闻奇特到不知道该挑哪些来写。”生活的过分荒诞，让我们已经无法理解其本来的逻辑，“生活下面有巨大的暗流，左右着时代人心的变化，这很难把握。”而把握住一次，就能写出一部好的小说了。 作为作家，阎连科原本希望在这个园子里过上庄子式的出世生活，在过去的两年里，他几乎做到了，但作为公民，在这个近乎魔幻荒诞的国度，他终究无法逃离现实。
在住进711号园之前，作家阎连科认为自己遇到了文学创作上的瓶颈。《受活》、《为人民服务》、《丁庄梦》并不受审查部门的喜爱，出版后受到批评。他甚至被迫从部队转业到地方。《风雅颂》经过不断的修改，仍然惹来麻烦。“别人写这样的小说不会有问题，但如果是我写的，就会认为我有问题。”如何去面对这些事情，让他长期感到忧虑。 在这种忧虑中，2008年，有朋友告诉他，北京西南四环有一个园子，是一处静谧所在，超过一百平米的独栋别墅的售价不到一百万元。阎连科听了，也就当作一个笑话，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四环之内，这怎么可能会是事实。 一次偶然的饭局，他遇到了此园的开发商，买房之事再次被提及。开发商表达了强烈的热情，他希望这位著名作家成为他卖房的活广告。 阎连科被朋友带着去西南四环看了房。他刚进园子，就被吸引住了。“这里不是像公园，它就是个公园。” 意外的所在 阎连科出生于河南农村，但他已经远离农村生活30年。他一直希望能够重新过上亲近自然的生活。梭罗的《瓦尔登湖》、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郡年记》、约翰•海恩斯的《星•雪•火》是他所喜爱的3部随笔。他写作了几十年，阅读了无数作品，发现中国当代作家里，虽然有单篇写自然的文章，但没有人“像梭罗那样，用一本书来写瓦尔登湖”。 用一本书来抒发对自然的感受，这样的愿望令他着迷，“哪怕只写10万字”，他也想去尝试。这个愿望已经存在了20年，但始终没有找到可以落实的地方。 当他借了钱，买了此处房子，住进这个园子，终于发现，多年未有的契机出现了。“你觉得，原来这个园子就是为了你的写作而存在的。”园子的正式的名字叫花乡世界名园，不过，阎连科称其为“711号园”。 他开始写这里的一株草、一棵树、一枝花、一个麻雀、一只蝴蝶，写树与树为了争夺阳光的战争，写两棵树彼此相爱的故事，他发现了植物的恐惧和欢喜。他种的葫芦两个月只长了一点点，“你会怀疑种子是不是有问题”，但仅仅离开两天，葫芦又爆炸式地疯长，如同魔幻场景。“不住在这里，就无法有这样的感受。”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认为这也是在抵抗现实。“时代疯狂地发展，人对大自然的侵占太多。” 这种神奇的生活令他感到畅快，想象力得到了舒展，艺术上的探索变得更为自由。他在此保持着有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到园子里活动一下，8点钟坐下来写作，两小时两千字。这两年，他写了《我与父辈》、《四书》、《发现小说》、《我的现实我的主义》，字数达到100万。那本他一直梦想的自然随笔《711号园》，进展得也非常顺利。用他的话来说，他对此园子进行了“中学生式的毫无节制的歌颂”。他打算把这本书的副标题定为：我一生最奢侈的生活。 奢侈生活的结束 2009年住进去不久，就有传言说，万寿路南延公路的修筑计划涵盖附近区域，住户有可能被拆迁。开发商老板对阎连科说，修路的地方离这儿100米呢，不会修到这儿的。 这种担心，住在园子里的人都有，包括年轻的穆新（化名），他会关注各种相关新闻，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某种不可预知的东西。但有一天，当他看到中国出版集团进驻园中，打出“文化产业总部基地”的招牌时，松了一口气：这园子是拆不了了。 阎连科也同样感到了心安。2011年4月，春天开始的时候，他心情愉快地在园子里刨地，准备趁着春天的好时光，种一些蔬菜。这时，开发商老板来了，说，阎老师，您别种了，这里要拆了。 按照拆迁办的说法，万寿路南延公路要经过这个园子，园子里一百多户人家，有30户处在拆迁范围之内。阎连科上下两层两百多平米的小楼是这个范围内最边上的两户之一。“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沮丧。”阎连科说。 面临拆迁的住户去找拆迁办的人时，遭到了蛮横的对待。“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只是告诉你这里的住户违法，赶紧迁走。”住户黄婷（化名）说。黄婷拿出了各种收集到的相关文件，表示这里的住户都是合法业主。 阎连科去找拆迁办的时候，别人对他的态度还好，园子里的人大多数知道这里住着一位著名作家。 阎连科想着，如果房子被拆掉，他还是希望住在这里，他问了开发商，开发商说还有房子，他去看了，比自己原来的房子差，但却贵了一百多万。一问拆迁补偿的费用，每户是120万，比自己当年买房加装修的价钱还少了40万。如果买下不如现房的新房，加装修的话，他自己还得再掏200万。这是住在园子里的人普遍面临的问题，不分面积大小，每户都一刀切，都是120万的补偿。所有业主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答应的条件，“荒谬之极”。 到了7月的某天早上，阎连科正在写作，突然有人来告诉他，园子的围墙给扒了。阎连科赶紧出门去看，傻了眼，围墙被挖了一个足以通过两辆卡车的缺口，“我整个晚上竟然一点声音都没听到。” 荒诞的是，小区正门还设有岗亭，有保安正儿八经地看护着园子。但这是十足的形同虚设，园子后边是谁都可以自由进出的大缺口。阎连科一大早赶回园子，就是因为邻居告诉他，他家的屋子被人偷偷闯入了。“小偷把我家的窗帘都给扒了。” 园子里的横幅挂了起来，都是要大家配合拆迁的标语。有这么数十人，每天挨家挨户地骚扰、辱骂、人身攻击，甚至动手。严俊（化名）是个退休老人，拿着上万块钱的单反相机去拍这些人的活动，相机被夺去，砸了个稀巴烂。白天，高音喇叭大声地播放着拆迁条例。晚上，探照灯对着住户的窗子照射。711号园已经不是静谧的所在。 有的人神经没那么坚强，开始顶不住了。阎连科家旁边的一户人再也无法忍受，签了同意拆迁的合同，迅速搬离。某天早上，阎连科起床后，发现拆迁队带着机器和人马来了。他亲眼目睹，“不到30分钟，房子就没了”。 二三十个拆迁的小伙子用非常不一样的眼光死死盯着阎连科。这让他感到恐惧。那个早上之后，阎连科把灯一关，把窗子一锁，卷着稿子和书，回到了城北的部队宿舍。 最后期限 《四书》出版之后，法国《世界报》的记者来采访阎连科。谈完了，大家一起吃饭，随意聊聊生活琐事，阎连科说到房子的事情。法国记者感到非常惊讶：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我们谈。 此前，经过拆迁户一番抗争之后，拆迁办将赔偿款涨到了160万。这仍然离大家的期望很远。这个价钱甚至无法在旁边买一套普通公寓。“他说我不管你们这些事情，一家就这么多钱，想明白就签合同，想不明白回家想。” 回家想不明白的阎连科再次去跟拆迁办谈判的时候，法国记者也跟着去了。这一次，拆迁办的人突然开始强调一点：我们从来不说赔偿，只是补偿。阎连科问，补偿160万的依据是什么？拆迁办的人说，国家关心你们。“160万可不是小数目，国家为什么要关心我们？如果说我们是违法建筑，国家可以一分钱都不给我们。只要是赔了一分钱，这房子就是合法的。”阎连科说。 那些天，各家各户门口被挂上了巨大的横幅。阎连科家门口也被挂了一条：“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打好拆迁这一仗。”法国记者感到不解，向拆迁办的人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拆迁要动员全党和全民？你给我讲讲。 拆迁办的人回答简单而“万能”：我们不知道谁挂的，谁挂的你们找谁去。 法国《世界报》报道此事之后，《纽约时报》随后也来采访阎连科。《纽约时报》的英文报道被翻译成中文，在微博上迅速传播开去。 阎连科原本和园子里的住户不熟，见面也就是点头打招呼。现在，拆迁户开始集中到一起，接受采访，讨论对策。 拆迁办每天会给业主手机上发短信，用倒计时的方式来告诉他们，10月22日是最后的期限。简短的文字中充满威胁语气：你可以不来，不来也不影响房屋的拆除。
当阎连科第三次带一位日本专栏作者去拆迁办的时候。拆迁办的人决定不谈了，理由是：你家里的事，每次带个记者干什么，家里的事何苦让人知道呢？这样的小事没必要喊到国际上去。阎连科说，我家里的事情都不怕让人知道，你们怕什么呢？这又不是什么国家机密。” 拆迁办的人不耐烦了，只说了一句：阎老师，我们只想知道，22号的最后期限你配不配合？ 阎连科还是原来的意思：赔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给我看合法的依据，给我一点做人和做公民的尊严。 直到此时，拆迁办从来都没有拿出过他们进行拆迁和赔偿的合法文件。 最后期限已过，园子里有些琢磨不透的宁静，大家都在等待。阎连科想到了两种结果：一是政府改变了办事态度，用温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二是一纸正式的拆迁文件传达了下来，强拆进行。 冬天来了 阎连科在写《711号园》的时候有些内疚，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太过奢侈。他已经写到书稿的最后一部分。整部书按照四季划分，有着舒缓匀称的节奏之美，但冬天部分刚开始写，拆迁的事情就来了，阎连科已经完全没有心思写下去。“这边在拆迁，你哪还有心思去歌颂每一株草、每一棵树，每一个昆虫？” 书稿在匆忙中结束。副标题也由原来的“我一生最奢侈的生活”改成了“北京最后的纪念”。 这一段生活太荒诞，但阎连科并不打算以此写入虚构的小说。“我可能会写一个非常纪实的随笔，但不会写成虚构小说。虚构小说没有那个力量。更能逼近人性复杂的东西才更适合虚构。” 前些天，阎连科才知道，拆迁队的人是被雇来的收破烂的人，一天八十块钱左右的收入。“这些人的内心很难把握，他们也不会跟你说。我们不能说他们好还是不好。他们是最底层的人，即便他们做出了非常鲁莽的事情，作为一个人去理解他们，这个人也是受害者。如果他做人的修养非常好，如果他的生活状态非常好，都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在这些场合中，只有做出过激的事情，才算他们表现好，才能明天继续干这个工作。” 在和阎连科聊天的时候，他的母亲从河南老家打来电话。阎连科接完电话告诉我，一位乡人从河南的手机报上得知：著名作家阎连科家遭强拆。乡人告诉了阎连科的母亲。“我母亲80岁了，不识字，她在电话里哭着给我说：这是国家的事，人家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别顶着来。” 阎连科几乎从来不向家里说自己遇到的糟糕之事。但消息总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家乡。家乡的人也从不看小说，只知道跟着传递的消息担心。 “我的《为人民服务》被禁的时候，文件都发到我们那个县的宣传部了，家里人觉得这是天大的事情。《风雅颂》争论得很厉害的时候，乡下人现在也上网，也有人告诉我的家人。母亲和哥哥跟我说，你天天写那些干嘛呢，写点电视剧，又挣钱，中央台播一播，大家都高兴。以前有一次回家，我嫂子说，你过来，我跟你说件事。我说，什么事？她说，人家说你写了个小说特别黄，是不是没钱花了，没钱花的话，你打个电话，大家凑一凑，写那些干什么呢？”他嫂子指的小说，是阎连科的成名作《坚硬如水》。 这些年不断“惹麻烦”的阎连科耐心地跟家里人解释：没事，没事。阎连科现在渴望拆迁的事情尽快结束，让生活和工作进入一个正常的轨道。 阎连科的小说有极强的批判性，但他平时说话极其温和，他甚至认为，自己在生活中会有懦弱的一面。面对强拆，他明白，“再多的法律都不会高于权力，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 鸡蛋碰石头时该怎么办，如村上春树所说的那样：站在鸡蛋这一边？现在，阎连科思考的是：当你本身是鸡蛋怎么办？他认为自己不会去主动参与社会生活，但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他觉得作家不应该逃避。 “我一再说，我们谁都不要批评韩寒，他能做的事情，中国作家都做不到，我们中国作家恰恰是要学习韩寒的那种精神，包括我在内。在西方，一个作家是要参与社会生活的。去年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巴尔加斯•略萨，是要去竞选总统的人。在中国，1949年之后，参与公共生活的知识分子，有过太多教训。有时候，参与社会生活与上战场是一样的。我会有世俗的顾虑，母亲哥哥嫂子老婆孩子，但我会自省这一点，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面对大众时，他也会警惕：今天别人支持你，过几天也许就会骂你了。“中国的事情一直不都是这样吗？”他已经看到了一些声音，比如，微博上有一条评论说：没有房子，就不会遭遇拆迁。 阎连科认为，如今中国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远比文学更丰富，“新闻奇特到不知道该挑哪些来写。”生活的过分荒诞，让我们已经无法理解其本来的逻辑，“生活下面有巨大的暗流，左右着时代人心的变化，这很难把握。”而把握住一次，就能写出一部好的小说了。 作为作家，阎连科原本希望在这个园子里过上庄子式的出世生活，在过去的两年里，他几乎做到了，但作为公民，在这个近乎魔幻荒诞的国度，他终究无法逃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