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1日
星期三
【冰点】拍摄核爆炸
于今 本报记者 刘元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随着罗布泊上空升起的蘑菇云，中国进入了两弹一星的时代。这里记述的并不是两弹一星的历史，而是其中一支队伍的几位成员。他们都是军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工作就是用摄影机拍下历次核试验的过程。假如没有他们，我们不仅看不到蘑菇云的升起，甚至听不到原子弹爆炸的声响。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离退休了，在家中安度晚年……●杨采，74岁，抗日战争参军入党，延安电影团一期学员，新中国第一代摄影师，参与了从第一到第五次核试验的拍摄，任摄影队副队长和编导，1968年，到越南援建电影厂，1972年回国，又参与了后来的核试验拍摄，直到198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干休所，一座居民楼下的绿地边，一位老人走过来：“你们是找我吗？”他就是杨采。脱下一身戎装与常人别无二致，当年的经历似乎也有多年不曾提起了：“两弹一星都是人家干的事，我们只是拍摄了那个过程，说这些有意思吗？”1964年，八一厂奉命抽调人员奔赴罗布泊，执行“兵9号”拍摄任务。一年后，以此为基础组建“保密片室”，对外称“四片室”。杨采多年任四片室主任。两弹一星今天已经解密了，人们知道了王淦昌、邓稼先、钱学森、钱三强、朱光亚、王大珩、彭桓武、周光召……可是在以往的纪录片中却看不见他们，谈话从这儿开始：我们的两弹元勋当年在不在试验场？“你们是说那些大科学家？都在基地，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能看到他们。你们看的那些电影，别说科学家，高级指挥员也看不到。为什么？保密呀！西方核大国都担心中国的核试验，号称要毁掉中国原子基地。那时规定非常严格，不许拍科学家和高级指挥员。没办法呀，别说现在，当时就遗憾，你想我们是干什么的？有一次碰上王淦昌正在帐篷里和许多人讨论问题。那时我就知道他，多大一个科学家呀？我看没人注意，就偷偷拍了一个镜头。他不知道，我也没敢说，不知道那段胶片还在不在。”在采访中，我们又听到过许多类似的故事。杨采说他因为当年是个“小领导”，所以认识许多大科学家。“第一次核试验前，有一天张爱萍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到马兰基地传达周总理和中央的指示。张爱萍当时是副总长、试验场的总指挥。马兰基地是生活区，也是大本营，离试验场360公里。听完传达，许多人要马上赶回试验场。那是8月份，戈壁滩的太阳能烙饼，上级就安排大家傍晚再走。我和总参防化部作战处的一位处长，还有一个人同
坐一辆吉普车。司机路不熟，黑灯瞎火开到120公里，撞上了一个山坡翻沟里去了。作战处长和另一个人甩出去了，我被汽车压住了。不一会儿后面的吉普车跟上来，里面坐的3个科学家，其中就有王大珩。他们七手八脚也搬不动，只好让司机到附近求援。最后一个班的战士才把吉普车抬起来。这事过去三十来年吧，我又见到了王大珩他们，问他们还记不记得那件事，他们说当然记得。我就跟他们开玩笑：你们这些搞科学的，怎么就没想找个石头把汽车垫起一点，让我喘口气儿呀。”那一次，杨采和作战处长伤得非常重。杨采右锁骨骨折，重度脑震荡，左臂脱臼，心肺受到不同程度损伤，基地医院决定送他们到乌鲁木齐治疗。“我和作战处长一商量，第一次核试验，机会多难得，不走，死也得死在试验场。”40多天后，杨采又回到摄影队，作战处长也回到指挥所。此时是9月中旬，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原子弹爆炸是怎么拍下来的，先别问我，我是个小领导，位置靠后。我给你介绍一个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他在前面，他叫郑治国。”●郑治国70挂零，河北枣强人，那里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乡，14岁参军，淮海战役，渡江作战，解放华北，解放中南，解放西南……有着足以挂满全身的奖章。他的名字没多少人知道，但他拍摄的《地雷战》却家喻户晓。郑治国和杨采住一个楼，听说我们要来，早早家门大敞等在那里。问起第一颗原子弹拍摄的事儿，“37年了，记不得那么准了，从哪说呢？”他捋了一下满头白发，“说个印象最深的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两小时，雷管都插好了，所有人都进入预定位置，四周一点动静也没有。那次是塔爆，我的位置比较靠前，能看到放原子弹的那个铁塔。突然一辆吉普车从铁塔下开出来，你们说吓人不吓人，都什么时候了，谁那么大胆还在这儿跑。再一看，哎，那车一直开到我这儿来了，下来的竟是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他走上来跟我握手，说，爆炸前我来看看你，你这个制高点离爆心近，是个光荣的岗位，但是危险大，千万要注意安全。张司令员还一边比划一边说，爆炸时要背朝爆心，用手捂住脸。我说，请首长放心，一定注意安全。可心里想的就是豁出去了。你们想呵，那时候从首长到科学家谁不豁出去？第一颗原子弹呀！”当时，郑治国在离爆心大约十二三公里的一个山包上管5台摄影机，4台是固定的，一台手拿着作机动拍摄。“原子弹爆炸分4段，闪光、火球、烟团、蘑菇云。前3段有强光和冲击波，人必须隐蔽，只能靠固定摄影机，手拿摄影机只有等光辐射和冲击波
过去才能派上用场。你们知道蘑菇云吧，那大多是手动摄影机拍的。”说到这儿郑治国兴奋地站了起来：“倒计时开始了，声音用高音喇叭，试验场哪儿都能听见：十———九，赶紧看一遍4台固定摄影机，八———七，再看一眼铁塔，六———五，开动4台固定摄影机，三———二，背朝爆心，双手捂脸，听声音摄影机运转正常……”郑治国越说越激动，70岁的人脸都红了：“先是强光，捂着脸都能感到强光，然后是巨响和狂风。等一切都稍稍安静了，我就背朝爆心，不用眼睛，夹着摄影机向后拍。那时四周还是通明雪亮，找不着方向，我事先在地上放了块石头做标记，靠这才找到爆心位置。又过一会儿估计差不多了，我才冲出工事———嘿，好漂亮的蘑菇云！”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后，摄影队立集体一等功，郑治国立个人二等功。“和我一块立二等功的还有一个人，他叫柴森，他离爆心最近。那儿有一个炮兵部队，负责往蘑菇云上打炮，把好多降落伞射到蘑菇云上，用降落伞在蘑菇云上受到的沾染来测量原子弹当量。那很重要，可那时咱们手段不行，只能近距离打炮。柴森就是拍摄那支炮兵部队的。”在一部纪录片里有这样一个镜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一队身穿白色防护服的战士冲出工事奔向炮位，装弹发射，一排排闪着光的炮弹射向蘑菇云端。那就是柴森拍摄的。按照画面推断，原子弹爆炸后，柴森最先拿着摄影机跑出来，再把工事的门关上，然后选择站位，调整角度，开机……然后，我们才可能从纪录片中看到：被扬尘包围的门被猛然撞开，战士们迅速冲出工事。如果那支炮兵部队最靠近爆心，柴森则是整个试验场最先暴露于原子弹蘑菇云下的人。柴森和郑治国是老搭档，《地雷战》的摄影师一个是郑治国，另一个就是柴森。听说我们决定采访柴森，郑治国愣住了：“你们还不知道？在后来一次执行任务时，柴森牺牲了。”●柴森，延安人，十多岁在党中央所在地参军，延安电影团第三期学员，八一厂最早的摄影师之一，是我国早期核试验的摄影主力。1968年在一次航拍海上舰队时，飞机失事，坠海牺牲。那一年他刚满40岁。那天采访回来一路上满脑子都是柴森，刚进门杨采的电话就追来了：“柴森的事你们已经知道了，我还想补充点儿情况，应该纪念纪念他，他是个好同志。”放下电话，我们立刻返回八一厂。“那次柴森离爆心可能还不到10公里，10公里什么概念？蘑菇云就在脑袋顶上，关键是时间要准，速度要快。冲击波没过去不能露面，而蘑菇云烟尘落地也必须隐蔽，战士们要在这两个时刻之间把炮打完。爆炸那个瞬
间，他们要做好准备，光辐射、冲击波一过立刻冲出去，那时爆炸火球还在翻滚。先得揭开炮上的防护装置，没有防护，原子弹把炮毁了怎么办，炮弹更得藏起来，都是现搬的。总共10门高炮，炮弹连发打到差不多万米高空，然后趁蘑菇云烟尘落地前立刻撤离。烟尘是什么，就是核污染。当时柴森太艰难，那种难一开始我们都没闹懂。因为冲洗出胶片一看，拍的尽是重复的移动镜头，我们埋怨他缺少大全景。其实他受器材限制，没时间往后退，拍大全景要后退很远。结果科学家们看了都叫好，说太有价值了，假如退后拍大全景，顶多好看却没有科学价值。柴森动了很多脑筋，我们冤枉了他。”杨采拿出一张照片，指着后排一个人：“这就是柴森。”他说，“这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天拍的，很珍贵。照片上有试验场的重要标志，这个门上有3个字，叫胜利门。原子弹爆炸后，柴森和郑治国离爆心最近，要最早最快地撤离。他们刚回驻地，总指挥张爱萍也从指挥所回来了。他没有回自己的驻地，直接就奔了摄影队的帐篷。张爱萍急着要知道前面的情况，问得那叫细。柴森他们兴致也高，帐篷里笑声不断。就这时候，有人冷不丁喊了一声，副总长和我们合个影吧。张爱萍说，好哇，好哇！试验成功了大家都高兴，可要不是首长发话，谁敢拍呀。”照片上杨采坐在前排正中的位置，说起这个他还挺不好意思：“一开始我站在旁边，张蕴钰司令员拽我，让我去坐。我一看空的那个位置，那哪是我坐的地方，一边是总指挥张爱萍，一边是司令员张蕴钰，我实在不敢坐。可司令员死拽活拽的，弄得我挺尴尬。最后张爱萍喊了声：哎呀坐下吧。首长一说话我就不敢不坐了。后来我想明白了，那是首长对八一厂工作的关心和重视，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柴森牺牲的时候，杨采已经在越南了，但他至今还能记住那个日子：“那是1968年7月28日的一次海上试验，柴森在直升机上，腰里绑着安全绳，身子探出飞机往下拍。结果飞机失事，坠入大海。飞机飞得并不高，机上其他人都逃生了，可柴森是绑在飞机上的，结果就以身殉职了。”●于海，1965年毕业于哈军工炮兵系，在学校迎来第一次核试验成功，没想到后来和尖端武器相伴终生。他专门负责固定机位的安装和遥控，走遍了试验场的角角落落，用他的话说，即使闭上眼睛都不会走错。卸任前他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整备车间主任。说起核试验的拍摄细节，杨采一个电话把我们支到于海那儿去了。杨采说：“于海当年是安装组的整备技师，专门拍早期核爆炸。他能说又聪明，大学生有文化。”可当我们真见了于
海，却发现他并不多言多语，一问一答简洁明了。“我们安装组主要拍效应物和爆炸景象。早期爆炸包括从火球到烟云，近距离不能呆人，要隔几公里设半地下的钢筋水泥光学站。里面有测试仪器和试验物品，我们叫它效应物。摄影机也在里面，由主控站遥控，最多的时候有将近30台摄影机，分布在上百平方公里，最近的一般是7．8公里。”于海讲话多有专业名词，而且喜欢画图，从爆心到周围道路地形，机位设置，条分缕析，清清楚楚。“你们在电影中见过氢弹爆炸吧，我最得意的是我们把氢弹拍得那么漂亮。”看我们似乎没听懂，于海解释说：“氢弹威力大，第一颗原子弹只有几万吨当量，而第一颗氢弹是300万吨，比美国苏联第一颗氢弹大出五六倍还多，爆炸景象必须用固定摄影。多远的距离、多大镜头、多少摄影机都要论证，每台摄影机要计算调好角度，有的拍火球，有的拍烟云，有的拍蘑菇云。你看那电影，爆炸的全过程都拍下来了，多漂亮，真不容易。7．8公里就为防止早期核辐射造成胶片曝光，即使这样镜头前也要防护，加非常厚的光学玻璃，要不然镜头就烧了。”于海他们使用的是高速摄影机，一秒钟能拍上百甚至几百格。从电影中看原子弹、氢弹的闪光火球似乎在慢慢地滚动，实际上是转瞬即逝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都可能导致拍摄的失败。“要说失败也是挺多的，像作为效应物被摧毁的楼房、飞机、坦克、火车，还有动植物，各种距离都有，最近的一次只有3公里，尽管加了很厚的防护铅，胶片还是感光了。最遗憾的就是导弹试验，升空和着陆都拍到了，就是导弹钻出大气层没拍到。那只是一个大致方位，升了个气球当标志。可东西南北看气球不一样，从东看气球在西边，从南看气球在北边，你说摄影机对着哪儿？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没抓住，这辈子都没机会了，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一个导弹钻出大气层的镜头。”说起来，于海他们的工作挺艰苦的，每次试验前他们都得设立几个到几十个拍摄点，又要隐蔽安全还要便于拍摄。那些地方没有路，器材都得扛上去。于海说他每次试验都很紧张，由于是遥控拍摄，爆炸时担心是不是真能拍下来，爆炸后又必须尽早回收器材胶片。受到一些辐射和有害沾染是难免的，他管这叫“吃剂量”。“回收胶片要分不同情况，空中爆炸当天就可以取回来，地面爆炸辐射沾染性强，那时得听防化兵的。防化兵总是第一批进入沾染区，他们不发话谁也不许进去。第二批是我们的摄影师，他们拿着摄影机进去抢拍现场，我跟在他们后头去回收胶片。”于海头次参加核试验时才20多岁，还
没结婚。说起那段经历于海还挺幽默：“每次去试验场一走就是三五个月，那时我刚跟厂里一个搞化妆的姑娘谈恋爱，见不着面没办法，可不能写信多着急。基地有纪律，信不能走邮局只能托人带。那次刚好有人回北京，我给人家姑娘捎了封信，谁知阴差阳错的没带到，如今我都退休了，那封信不定还在哪条路上转呢。”一封情书半辈子没收着，幸好没误大事，有情人终成眷属，于海挺可爱的。●张贵友是这次采访中惟一给了我们名片的人，上面印着：八一电影制片厂军事片部高级导演。他1969年进入核试验现场，此前在纪录片室专门拍摄中央领导人，曾21次为毛主席拍摄。1997年执导两弹一星纪录片《东方巨响》，耗时3年，获政府奖。退休前任八一厂军事片室政委。在我们采访的这几位摄影师中，张贵友拍摄核试验的时间最晚。“1969年‘五一’，我刚在天安门上拍完节日庆典，就接到‘重要任务’，从此天安门这些出头露脸的地方就没我了。我去大西北了，每次悄悄地去，悄悄地回，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后半辈子与这个‘重要任务’就再没分开过。”说起第一次拍摄核试验，张贵友说他差点没窝囊死：“怎么不窝囊？人家都拍蘑菇云，我第一次赶上的是地下核试验，别说蘑菇云，连个闪光都看不见。”张贵友拿出一张他正坐在一个土坑里哭的照片告诉我们：“这坑曾经是摄影队的家。一开始摄影队住在试验场的一个帐篷里，夏天地面烫脚，冬天毛巾、牙刷冻在杯子里拔不出来，特别苦。后来就在附近找了这么个大坑，是一个废猪圈。我们用废铁轨、钢架什么的盖了个半地下的房子，试验场的人都管它叫‘八一小院’。我们在这儿一住就是十七八年，那个亲呀。1998年拍《东方巨响》我又去试验场，‘八一小院’只剩下这个坑，我往那儿一坐眼泪就下来了。别人劝我，我反倒嗷嗷大哭起来。”张贵友刚好赶上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叫平洞式地下核试验，就是在山体打一个900多米深的洞，放入原子弹再封洞爆炸。这是为防止大气层污染，因此看不见火球和蘑菇云。“那次把我急得见着科学家就问，爆炸时那山什么样。有人说那山先得蹦，接着是滑坡，巨石翻滚。没辙，好歹拍个蹦蹦跳跳的山呗。嘿，要不说窝囊呢，临了临了试验忽然改在了夜里12点。别说我离那山还有七八公里，就算站在跟前，黑灯瞎火的啥也拍不出来。”爆炸后，所有的人都为试验成功闹腾了一夜，张贵友愣是在那儿坐到天亮。“天亮一看还不错，山是不蹦了，其实到底蹦没蹦我哪儿知道，可是山体还在大面积滑坡，我总算把这个镜头拍下来了。你们看《东方
巨响》，那里有。”从那以后，张贵友成为历次核试验的主力，也算弥补了当初的遗憾。“可有些遗憾一辈子都补不上。就说那次地下核试验，战士们在山洞里安装原子弹，基地副司令员张英就坐在洞口。见我在旁边，张副司令说，你说我坐这儿有什么用，真出事我也没了。这里最危险，战士们作业也提着心。我坐这儿就为壮胆，大家看司令员都在这儿还怕什么？我一听这话赶紧说，司令员，我给你拍个镜头吧。张副司令一听就急了，那怎么行，这是纪律，谁也不能破坏。那天我磨了一夜都没拍成。前两年搞《东方巨响》，一个张英的镜头都找不到。我就去找张副司令问他还记不记得那件事。他说，事情还记得，但我不后悔。”司令员不后悔，张贵友可真后悔了，记录两弹一星，缺一个人就缺了一段历史。“也有意外收获，这次搞《东方巨响》，意外发现了一个邓稼先的镜头，还是当年我在基地拍的。那时我不认识邓稼先，无意中拍下来了，要不然这个镜头是不能拍的。我把这段镜头剪到《东方巨响》中去了。”说起《东方巨响》，张贵友提到了该片摄影师段仁宗。段仁宗的名字对我们并不陌生，他总共拍摄过20多次核试验，又拍摄了几乎所有地地、潜地导弹和卫星的发射。杨采提到过他，于海说他是“吃剂量”最多的一个，而张贵友讲的则是段仁宗那次惊心动魄的经历：“1971年，我们有一次强5空投失败。当时拍摄分两组，一组拍飞机挂弹起飞，另一组在投弹区拍核爆。其实大部分人都在投弹区，机场只有段仁宗，他拍完带弹起飞就完成任务了。可那次飞机连续三次没投下去，试验场立刻紧张了，那是一颗装好引爆装置的核弹呀。整个场区拉了警报，生活区紧急疏散，所有人都进了防护工事。基地和北京直接通话，等待最高决策。最后命令下达：返航，带弹着陆！机场在马兰基地，大本营几千号人，飞机在机场下降的时候你想得多紧张。后来我们才知道，段仁宗当时没走，就在跑道边。”当时机场除必要人员全都疏散了，短短一瞬非生即死，没有命令甚至来不及阻止，段仁宗迎着呼啸而来的飞机，稳稳地拍下了带弹着陆的镜头。飞机挂着事故不明、一触即发的原子弹着陆前所未有。杨采后来补充说：“带弹着陆的命令谁敢下？只有周总理。可总理凭什么下命令？他得从科学家那儿找根据，哪位科学家我不敢说，但是那天朱光亚就在机场等着飞机返航。”后来我们见到肩挂大校军衔、瘦瘦小小的段仁宗，这段惊险的过程到他嘴里就变成一句话，“我是个军人嘛”。问起“吃剂量”，他也只是两手一摊：“我这不是挺好嘛。”张贵
友说：“段仁宗拍尖端试验可是老资格，从第二次核试验直到今天还在拍，拍什么我不能说，你们去猜，最尖端的。”●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见过几次杨采，每次见面，他总在讲别人的故事，并一再强调，八一厂前后参加拍摄两弹一星的有百来人，你们要想写，我这儿有说不完的人和事。当我们近日再见到杨采时，他一定让我们写写席珍。席珍80岁了，身体不好。当年在延安电影团时常给毛泽东、周恩来放电影。他是八一厂第一任录音车间主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声音你们知道吧？那就是席珍录下来的。”凡是经过60年代的人都清楚，在那个时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声音该多重要。毛主席说要听这个声音，总理和老帅将军都等着这个声音，全国的人都盼着这个声音，甚至全世界无论朋友还是敌人也都需要这个声音。可在当年，这个声音却不是那么好录的。杨采说：“席珍可动了不少脑筋。录音机放哪儿，怎么放？远了听不清，多近合适？爆炸、辐射、冲击波受得了吗？录音机那儿不能呆人，靠遥控，爆炸后现场受到严重破坏和污染，录音机工作正常吗？声音录没录下来？怎么把录音带取回来？全都不知道，急的席珍当天愣是闯进去取回了录音带。他把爆炸声录下来了。“那天晚上摄影队的帐篷差点被挤爆了，从司令员到炊事员都来了，人们围着录音机，爆炸声放了一遍，人们就喊：再放一遍！放了一遍人们又喊：再放一遍！三遍、五遍，八遍、十遍……没完没了。你说听来听去就是一声爆炸，为什么大家就是听不够呢？那是我们第一颗原子弹，是中国的声音，听着它，提精神，长志气！”我们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杨采在哪呢？“我在指挥所。当时指挥所有两台摄影机，我拿一台，冯谨拿一台。冯谨是酒泉基地拍摄导弹的。他来支援我们。我拍张爱萍，冯谨拍其他首长和科学家。我就站在张爱萍对面，他那个电话机一直与北京通着，我都能听见周总理的声音。”指挥所离爆心60公里，今天所说的那些两弹元勋们当年几乎都在那儿。毕竟是第一次，60公里为了确保安全。可就因为太远，爆炸的时候着实把人吓了一跳。“不是有个倒计时吗，就听见……五，四，三，二，一，起爆———，咦？一丝声音都没有，闪光也没有，这怎么回事呀？我听见电话里周总理轻声问：‘怎么样呀？’张爱萍赶紧打电话问主控站：‘你们看到什么没有？’主控站离爆心20公里，他们回答：‘看见了火球，正在形成蘑菇云。’张爱萍立即报告总理。可这会儿指挥所还是听不到也看不到，科学家们都坐不住了。电话里传来
总理的声音：‘一定要搞清楚，到底是核爆炸还是化学爆炸。’张爱萍报告说，防化兵正在向爆心侦察。几秒钟后，防化兵打来电话，张爱萍立刻报告总理：已经发现‘沾染边界’，确实是核爆。就这么巧，正在这时候一团蘑菇云从地平线上升起来了。”杨采说当时人们紧张得忘了五六十公里的距离和试验场的丘陵地形，蘑菇云要升到一定高度才能看见，而爆炸声传过来更得两三分钟。“这一下指挥所里可就热闹啦，加上参观团有上千人喊呀跳呀！”说到这儿杨采一拍大腿：“那会儿我真恨死自己了，我们两台机器只顾得上拍张爱萍和司令员科学家们握手祝贺，怎么也没想到身后这么热烈的群众场面，这不是遗憾终生嘛。”急坏了的杨采只好向首长请求能不能再来一次，没想到全场人齐声说：“好，再来一次！”只听一声号令所有人又跳了起来，那个热闹劲儿一点儿不比刚才差。“你们看纪录片中帽子也扔了，衣服也扔了，还有人摔了个四脚朝天。那就是补拍的一个镜头。”杨采有些不好意思，笑了。采访了几位摄影师，我们发现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轻描淡写话当年，仿佛在讲述着别人的传奇。真的，两弹一星在中国就是一个神话，也许只有抽身在外，才能真正感受它的瑰丽和神奇，就像杨采说的：“两弹一星都是人家干的事情，我们只是拍摄了那个过程，说这些有意思吗？”当年的功臣们淡淡的述说，让人体味着一种沉稳的精神，他们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为我们记录了一段历史，留下了核爆炸辉煌的记录。
2001年8月1日
星期三
【冰点】拍摄核爆炸
于今 本报记者 刘元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随着罗布泊上空升起的蘑菇云，中国进入了两弹一星的时代。这里记述的并不是两弹一星的历史，而是其中一支队伍的几位成员。他们都是军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工作就是用摄影机拍下历次核试验的过程。假如没有他们，我们不仅看不到蘑菇云的升起，甚至听不到原子弹爆炸的声响。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离退休了，在家中安度晚年……●杨采，74岁，抗日战争参军入党，延安电影团一期学员，新中国第一代摄影师，参与了从第一到第五次核试验的拍摄，任摄影队副队长和编导，1968年，到越南援建电影厂，1972年回国，又参与了后来的核试验拍摄，直到198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干休所，一座居民楼下的绿地边，一位老人走过来：“你们是找我吗？”他就是杨采。脱下一身戎装与常人别无二致，当年的经历似乎也有多年不曾提起了：“两弹一星都是人家干的事，我们只是拍摄了那个过程，说这些有意思吗？”1964年，八一厂奉命抽调人员奔赴罗布泊，执行“兵9号”拍摄任务。一年后，以此为基础组建“保密片室”，对外称“四片室”。杨采多年任四片室主任。两弹一星今天已经解密了，人们知道了王淦昌、邓稼先、钱学森、钱三强、朱光亚、王大珩、彭桓武、周光召……可是在以往的纪录片中却看不见他们，谈话从这儿开始：我们的两弹元勋当年在不在试验场？“你们是说那些大科学家？都在基地，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能看到他们。你们看的那些电影，别说科学家，高级指挥员也看不到。为什么？保密呀！西方核大国都担心中国的核试验，号称要毁掉中国原子基地。那时规定非常严格，不许拍科学家和高级指挥员。没办法呀，别说现在，当时就遗憾，你想我们是干什么的？有一次碰上王淦昌正在帐篷里和许多人讨论问题。那时我就知道他，多大一个科学家呀？我看没人注意，就偷偷拍了一个镜头。他不知道，我也没敢说，不知道那段胶片还在不在。”在采访中，我们又听到过许多类似的故事。杨采说他因为当年是个“小领导”，所以认识许多大科学家。“第一次核试验前，有一天张爱萍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到马兰基地传达周总理和中央的指示。张爱萍当时是副总长、试验场的总指挥。马兰基地是生活区，也是大本营，离试验场360公里。听完传达，许多人要马上赶回试验场。那是8月份，戈壁滩的太阳能烙饼，上级就安排大家傍晚再走。我和总参防化部作战处的一位处长，还有一个人同
坐一辆吉普车。司机路不熟，黑灯瞎火开到120公里，撞上了一个山坡翻沟里去了。作战处长和另一个人甩出去了，我被汽车压住了。不一会儿后面的吉普车跟上来，里面坐的3个科学家，其中就有王大珩。他们七手八脚也搬不动，只好让司机到附近求援。最后一个班的战士才把吉普车抬起来。这事过去三十来年吧，我又见到了王大珩他们，问他们还记不记得那件事，他们说当然记得。我就跟他们开玩笑：你们这些搞科学的，怎么就没想找个石头把汽车垫起一点，让我喘口气儿呀。”那一次，杨采和作战处长伤得非常重。杨采右锁骨骨折，重度脑震荡，左臂脱臼，心肺受到不同程度损伤，基地医院决定送他们到乌鲁木齐治疗。“我和作战处长一商量，第一次核试验，机会多难得，不走，死也得死在试验场。”40多天后，杨采又回到摄影队，作战处长也回到指挥所。此时是9月中旬，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原子弹爆炸是怎么拍下来的，先别问我，我是个小领导，位置靠后。我给你介绍一个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他在前面，他叫郑治国。”●郑治国70挂零，河北枣强人，那里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乡，14岁参军，淮海战役，渡江作战，解放华北，解放中南，解放西南……有着足以挂满全身的奖章。他的名字没多少人知道，但他拍摄的《地雷战》却家喻户晓。郑治国和杨采住一个楼，听说我们要来，早早家门大敞等在那里。问起第一颗原子弹拍摄的事儿，“37年了，记不得那么准了，从哪说呢？”他捋了一下满头白发，“说个印象最深的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两小时，雷管都插好了，所有人都进入预定位置，四周一点动静也没有。那次是塔爆，我的位置比较靠前，能看到放原子弹的那个铁塔。突然一辆吉普车从铁塔下开出来，你们说吓人不吓人，都什么时候了，谁那么大胆还在这儿跑。再一看，哎，那车一直开到我这儿来了，下来的竟是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他走上来跟我握手，说，爆炸前我来看看你，你这个制高点离爆心近，是个光荣的岗位，但是危险大，千万要注意安全。张司令员还一边比划一边说，爆炸时要背朝爆心，用手捂住脸。我说，请首长放心，一定注意安全。可心里想的就是豁出去了。你们想呵，那时候从首长到科学家谁不豁出去？第一颗原子弹呀！”当时，郑治国在离爆心大约十二三公里的一个山包上管5台摄影机，4台是固定的，一台手拿着作机动拍摄。“原子弹爆炸分4段，闪光、火球、烟团、蘑菇云。前3段有强光和冲击波，人必须隐蔽，只能靠固定摄影机，手拿摄影机只有等光辐射和冲击波
过去才能派上用场。你们知道蘑菇云吧，那大多是手动摄影机拍的。”说到这儿郑治国兴奋地站了起来：“倒计时开始了，声音用高音喇叭，试验场哪儿都能听见：十———九，赶紧看一遍4台固定摄影机，八———七，再看一眼铁塔，六———五，开动4台固定摄影机，三———二，背朝爆心，双手捂脸，听声音摄影机运转正常……”郑治国越说越激动，70岁的人脸都红了：“先是强光，捂着脸都能感到强光，然后是巨响和狂风。等一切都稍稍安静了，我就背朝爆心，不用眼睛，夹着摄影机向后拍。那时四周还是通明雪亮，找不着方向，我事先在地上放了块石头做标记，靠这才找到爆心位置。又过一会儿估计差不多了，我才冲出工事———嘿，好漂亮的蘑菇云！”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后，摄影队立集体一等功，郑治国立个人二等功。“和我一块立二等功的还有一个人，他叫柴森，他离爆心最近。那儿有一个炮兵部队，负责往蘑菇云上打炮，把好多降落伞射到蘑菇云上，用降落伞在蘑菇云上受到的沾染来测量原子弹当量。那很重要，可那时咱们手段不行，只能近距离打炮。柴森就是拍摄那支炮兵部队的。”在一部纪录片里有这样一个镜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一队身穿白色防护服的战士冲出工事奔向炮位，装弹发射，一排排闪着光的炮弹射向蘑菇云端。那就是柴森拍摄的。按照画面推断，原子弹爆炸后，柴森最先拿着摄影机跑出来，再把工事的门关上，然后选择站位，调整角度，开机……然后，我们才可能从纪录片中看到：被扬尘包围的门被猛然撞开，战士们迅速冲出工事。如果那支炮兵部队最靠近爆心，柴森则是整个试验场最先暴露于原子弹蘑菇云下的人。柴森和郑治国是老搭档，《地雷战》的摄影师一个是郑治国，另一个就是柴森。听说我们决定采访柴森，郑治国愣住了：“你们还不知道？在后来一次执行任务时，柴森牺牲了。”●柴森，延安人，十多岁在党中央所在地参军，延安电影团第三期学员，八一厂最早的摄影师之一，是我国早期核试验的摄影主力。1968年在一次航拍海上舰队时，飞机失事，坠海牺牲。那一年他刚满40岁。那天采访回来一路上满脑子都是柴森，刚进门杨采的电话就追来了：“柴森的事你们已经知道了，我还想补充点儿情况，应该纪念纪念他，他是个好同志。”放下电话，我们立刻返回八一厂。“那次柴森离爆心可能还不到10公里，10公里什么概念？蘑菇云就在脑袋顶上，关键是时间要准，速度要快。冲击波没过去不能露面，而蘑菇云烟尘落地也必须隐蔽，战士们要在这两个时刻之间把炮打完。爆炸那个瞬
间，他们要做好准备，光辐射、冲击波一过立刻冲出去，那时爆炸火球还在翻滚。先得揭开炮上的防护装置，没有防护，原子弹把炮毁了怎么办，炮弹更得藏起来，都是现搬的。总共10门高炮，炮弹连发打到差不多万米高空，然后趁蘑菇云烟尘落地前立刻撤离。烟尘是什么，就是核污染。当时柴森太艰难，那种难一开始我们都没闹懂。因为冲洗出胶片一看，拍的尽是重复的移动镜头，我们埋怨他缺少大全景。其实他受器材限制，没时间往后退，拍大全景要后退很远。结果科学家们看了都叫好，说太有价值了，假如退后拍大全景，顶多好看却没有科学价值。柴森动了很多脑筋，我们冤枉了他。”杨采拿出一张照片，指着后排一个人：“这就是柴森。”他说，“这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天拍的，很珍贵。照片上有试验场的重要标志，这个门上有3个字，叫胜利门。原子弹爆炸后，柴森和郑治国离爆心最近，要最早最快地撤离。他们刚回驻地，总指挥张爱萍也从指挥所回来了。他没有回自己的驻地，直接就奔了摄影队的帐篷。张爱萍急着要知道前面的情况，问得那叫细。柴森他们兴致也高，帐篷里笑声不断。就这时候，有人冷不丁喊了一声，副总长和我们合个影吧。张爱萍说，好哇，好哇！试验成功了大家都高兴，可要不是首长发话，谁敢拍呀。”照片上杨采坐在前排正中的位置，说起这个他还挺不好意思：“一开始我站在旁边，张蕴钰司令员拽我，让我去坐。我一看空的那个位置，那哪是我坐的地方，一边是总指挥张爱萍，一边是司令员张蕴钰，我实在不敢坐。可司令员死拽活拽的，弄得我挺尴尬。最后张爱萍喊了声：哎呀坐下吧。首长一说话我就不敢不坐了。后来我想明白了，那是首长对八一厂工作的关心和重视，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柴森牺牲的时候，杨采已经在越南了，但他至今还能记住那个日子：“那是1968年7月28日的一次海上试验，柴森在直升机上，腰里绑着安全绳，身子探出飞机往下拍。结果飞机失事，坠入大海。飞机飞得并不高，机上其他人都逃生了，可柴森是绑在飞机上的，结果就以身殉职了。”●于海，1965年毕业于哈军工炮兵系，在学校迎来第一次核试验成功，没想到后来和尖端武器相伴终生。他专门负责固定机位的安装和遥控，走遍了试验场的角角落落，用他的话说，即使闭上眼睛都不会走错。卸任前他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整备车间主任。说起核试验的拍摄细节，杨采一个电话把我们支到于海那儿去了。杨采说：“于海当年是安装组的整备技师，专门拍早期核爆炸。他能说又聪明，大学生有文化。”可当我们真见了于
海，却发现他并不多言多语，一问一答简洁明了。“我们安装组主要拍效应物和爆炸景象。早期爆炸包括从火球到烟云，近距离不能呆人，要隔几公里设半地下的钢筋水泥光学站。里面有测试仪器和试验物品，我们叫它效应物。摄影机也在里面，由主控站遥控，最多的时候有将近30台摄影机，分布在上百平方公里，最近的一般是7．8公里。”于海讲话多有专业名词，而且喜欢画图，从爆心到周围道路地形，机位设置，条分缕析，清清楚楚。“你们在电影中见过氢弹爆炸吧，我最得意的是我们把氢弹拍得那么漂亮。”看我们似乎没听懂，于海解释说：“氢弹威力大，第一颗原子弹只有几万吨当量，而第一颗氢弹是300万吨，比美国苏联第一颗氢弹大出五六倍还多，爆炸景象必须用固定摄影。多远的距离、多大镜头、多少摄影机都要论证，每台摄影机要计算调好角度，有的拍火球，有的拍烟云，有的拍蘑菇云。你看那电影，爆炸的全过程都拍下来了，多漂亮，真不容易。7．8公里就为防止早期核辐射造成胶片曝光，即使这样镜头前也要防护，加非常厚的光学玻璃，要不然镜头就烧了。”于海他们使用的是高速摄影机，一秒钟能拍上百甚至几百格。从电影中看原子弹、氢弹的闪光火球似乎在慢慢地滚动，实际上是转瞬即逝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都可能导致拍摄的失败。“要说失败也是挺多的，像作为效应物被摧毁的楼房、飞机、坦克、火车，还有动植物，各种距离都有，最近的一次只有3公里，尽管加了很厚的防护铅，胶片还是感光了。最遗憾的就是导弹试验，升空和着陆都拍到了，就是导弹钻出大气层没拍到。那只是一个大致方位，升了个气球当标志。可东西南北看气球不一样，从东看气球在西边，从南看气球在北边，你说摄影机对着哪儿？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没抓住，这辈子都没机会了，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一个导弹钻出大气层的镜头。”说起来，于海他们的工作挺艰苦的，每次试验前他们都得设立几个到几十个拍摄点，又要隐蔽安全还要便于拍摄。那些地方没有路，器材都得扛上去。于海说他每次试验都很紧张，由于是遥控拍摄，爆炸时担心是不是真能拍下来，爆炸后又必须尽早回收器材胶片。受到一些辐射和有害沾染是难免的，他管这叫“吃剂量”。“回收胶片要分不同情况，空中爆炸当天就可以取回来，地面爆炸辐射沾染性强，那时得听防化兵的。防化兵总是第一批进入沾染区，他们不发话谁也不许进去。第二批是我们的摄影师，他们拿着摄影机进去抢拍现场，我跟在他们后头去回收胶片。”于海头次参加核试验时才20多岁，还
没结婚。说起那段经历于海还挺幽默：“每次去试验场一走就是三五个月，那时我刚跟厂里一个搞化妆的姑娘谈恋爱，见不着面没办法，可不能写信多着急。基地有纪律，信不能走邮局只能托人带。那次刚好有人回北京，我给人家姑娘捎了封信，谁知阴差阳错的没带到，如今我都退休了，那封信不定还在哪条路上转呢。”一封情书半辈子没收着，幸好没误大事，有情人终成眷属，于海挺可爱的。●张贵友是这次采访中惟一给了我们名片的人，上面印着：八一电影制片厂军事片部高级导演。他1969年进入核试验现场，此前在纪录片室专门拍摄中央领导人，曾21次为毛主席拍摄。1997年执导两弹一星纪录片《东方巨响》，耗时3年，获政府奖。退休前任八一厂军事片室政委。在我们采访的这几位摄影师中，张贵友拍摄核试验的时间最晚。“1969年‘五一’，我刚在天安门上拍完节日庆典，就接到‘重要任务’，从此天安门这些出头露脸的地方就没我了。我去大西北了，每次悄悄地去，悄悄地回，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后半辈子与这个‘重要任务’就再没分开过。”说起第一次拍摄核试验，张贵友说他差点没窝囊死：“怎么不窝囊？人家都拍蘑菇云，我第一次赶上的是地下核试验，别说蘑菇云，连个闪光都看不见。”张贵友拿出一张他正坐在一个土坑里哭的照片告诉我们：“这坑曾经是摄影队的家。一开始摄影队住在试验场的一个帐篷里，夏天地面烫脚，冬天毛巾、牙刷冻在杯子里拔不出来，特别苦。后来就在附近找了这么个大坑，是一个废猪圈。我们用废铁轨、钢架什么的盖了个半地下的房子，试验场的人都管它叫‘八一小院’。我们在这儿一住就是十七八年，那个亲呀。1998年拍《东方巨响》我又去试验场，‘八一小院’只剩下这个坑，我往那儿一坐眼泪就下来了。别人劝我，我反倒嗷嗷大哭起来。”张贵友刚好赶上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叫平洞式地下核试验，就是在山体打一个900多米深的洞，放入原子弹再封洞爆炸。这是为防止大气层污染，因此看不见火球和蘑菇云。“那次把我急得见着科学家就问，爆炸时那山什么样。有人说那山先得蹦，接着是滑坡，巨石翻滚。没辙，好歹拍个蹦蹦跳跳的山呗。嘿，要不说窝囊呢，临了临了试验忽然改在了夜里12点。别说我离那山还有七八公里，就算站在跟前，黑灯瞎火的啥也拍不出来。”爆炸后，所有的人都为试验成功闹腾了一夜，张贵友愣是在那儿坐到天亮。“天亮一看还不错，山是不蹦了，其实到底蹦没蹦我哪儿知道，可是山体还在大面积滑坡，我总算把这个镜头拍下来了。你们看《东方
巨响》，那里有。”从那以后，张贵友成为历次核试验的主力，也算弥补了当初的遗憾。“可有些遗憾一辈子都补不上。就说那次地下核试验，战士们在山洞里安装原子弹，基地副司令员张英就坐在洞口。见我在旁边，张副司令说，你说我坐这儿有什么用，真出事我也没了。这里最危险，战士们作业也提着心。我坐这儿就为壮胆，大家看司令员都在这儿还怕什么？我一听这话赶紧说，司令员，我给你拍个镜头吧。张副司令一听就急了，那怎么行，这是纪律，谁也不能破坏。那天我磨了一夜都没拍成。前两年搞《东方巨响》，一个张英的镜头都找不到。我就去找张副司令问他还记不记得那件事。他说，事情还记得，但我不后悔。”司令员不后悔，张贵友可真后悔了，记录两弹一星，缺一个人就缺了一段历史。“也有意外收获，这次搞《东方巨响》，意外发现了一个邓稼先的镜头，还是当年我在基地拍的。那时我不认识邓稼先，无意中拍下来了，要不然这个镜头是不能拍的。我把这段镜头剪到《东方巨响》中去了。”说起《东方巨响》，张贵友提到了该片摄影师段仁宗。段仁宗的名字对我们并不陌生，他总共拍摄过20多次核试验，又拍摄了几乎所有地地、潜地导弹和卫星的发射。杨采提到过他，于海说他是“吃剂量”最多的一个，而张贵友讲的则是段仁宗那次惊心动魄的经历：“1971年，我们有一次强5空投失败。当时拍摄分两组，一组拍飞机挂弹起飞，另一组在投弹区拍核爆。其实大部分人都在投弹区，机场只有段仁宗，他拍完带弹起飞就完成任务了。可那次飞机连续三次没投下去，试验场立刻紧张了，那是一颗装好引爆装置的核弹呀。整个场区拉了警报，生活区紧急疏散，所有人都进了防护工事。基地和北京直接通话，等待最高决策。最后命令下达：返航，带弹着陆！机场在马兰基地，大本营几千号人，飞机在机场下降的时候你想得多紧张。后来我们才知道，段仁宗当时没走，就在跑道边。”当时机场除必要人员全都疏散了，短短一瞬非生即死，没有命令甚至来不及阻止，段仁宗迎着呼啸而来的飞机，稳稳地拍下了带弹着陆的镜头。飞机挂着事故不明、一触即发的原子弹着陆前所未有。杨采后来补充说：“带弹着陆的命令谁敢下？只有周总理。可总理凭什么下命令？他得从科学家那儿找根据，哪位科学家我不敢说，但是那天朱光亚就在机场等着飞机返航。”后来我们见到肩挂大校军衔、瘦瘦小小的段仁宗，这段惊险的过程到他嘴里就变成一句话，“我是个军人嘛”。问起“吃剂量”，他也只是两手一摊：“我这不是挺好嘛。”张贵
友说：“段仁宗拍尖端试验可是老资格，从第二次核试验直到今天还在拍，拍什么我不能说，你们去猜，最尖端的。”●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见过几次杨采，每次见面，他总在讲别人的故事，并一再强调，八一厂前后参加拍摄两弹一星的有百来人，你们要想写，我这儿有说不完的人和事。当我们近日再见到杨采时，他一定让我们写写席珍。席珍80岁了，身体不好。当年在延安电影团时常给毛泽东、周恩来放电影。他是八一厂第一任录音车间主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声音你们知道吧？那就是席珍录下来的。”凡是经过60年代的人都清楚，在那个时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声音该多重要。毛主席说要听这个声音，总理和老帅将军都等着这个声音，全国的人都盼着这个声音，甚至全世界无论朋友还是敌人也都需要这个声音。可在当年，这个声音却不是那么好录的。杨采说：“席珍可动了不少脑筋。录音机放哪儿，怎么放？远了听不清，多近合适？爆炸、辐射、冲击波受得了吗？录音机那儿不能呆人，靠遥控，爆炸后现场受到严重破坏和污染，录音机工作正常吗？声音录没录下来？怎么把录音带取回来？全都不知道，急的席珍当天愣是闯进去取回了录音带。他把爆炸声录下来了。“那天晚上摄影队的帐篷差点被挤爆了，从司令员到炊事员都来了，人们围着录音机，爆炸声放了一遍，人们就喊：再放一遍！放了一遍人们又喊：再放一遍！三遍、五遍，八遍、十遍……没完没了。你说听来听去就是一声爆炸，为什么大家就是听不够呢？那是我们第一颗原子弹，是中国的声音，听着它，提精神，长志气！”我们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杨采在哪呢？“我在指挥所。当时指挥所有两台摄影机，我拿一台，冯谨拿一台。冯谨是酒泉基地拍摄导弹的。他来支援我们。我拍张爱萍，冯谨拍其他首长和科学家。我就站在张爱萍对面，他那个电话机一直与北京通着，我都能听见周总理的声音。”指挥所离爆心60公里，今天所说的那些两弹元勋们当年几乎都在那儿。毕竟是第一次，60公里为了确保安全。可就因为太远，爆炸的时候着实把人吓了一跳。“不是有个倒计时吗，就听见……五，四，三，二，一，起爆———，咦？一丝声音都没有，闪光也没有，这怎么回事呀？我听见电话里周总理轻声问：‘怎么样呀？’张爱萍赶紧打电话问主控站：‘你们看到什么没有？’主控站离爆心20公里，他们回答：‘看见了火球，正在形成蘑菇云。’张爱萍立即报告总理。可这会儿指挥所还是听不到也看不到，科学家们都坐不住了。电话里传来
总理的声音：‘一定要搞清楚，到底是核爆炸还是化学爆炸。’张爱萍报告说，防化兵正在向爆心侦察。几秒钟后，防化兵打来电话，张爱萍立刻报告总理：已经发现‘沾染边界’，确实是核爆。就这么巧，正在这时候一团蘑菇云从地平线上升起来了。”杨采说当时人们紧张得忘了五六十公里的距离和试验场的丘陵地形，蘑菇云要升到一定高度才能看见，而爆炸声传过来更得两三分钟。“这一下指挥所里可就热闹啦，加上参观团有上千人喊呀跳呀！”说到这儿杨采一拍大腿：“那会儿我真恨死自己了，我们两台机器只顾得上拍张爱萍和司令员科学家们握手祝贺，怎么也没想到身后这么热烈的群众场面，这不是遗憾终生嘛。”急坏了的杨采只好向首长请求能不能再来一次，没想到全场人齐声说：“好，再来一次！”只听一声号令所有人又跳了起来，那个热闹劲儿一点儿不比刚才差。“你们看纪录片中帽子也扔了，衣服也扔了，还有人摔了个四脚朝天。那就是补拍的一个镜头。”杨采有些不好意思，笑了。采访了几位摄影师，我们发现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轻描淡写话当年，仿佛在讲述着别人的传奇。真的，两弹一星在中国就是一个神话，也许只有抽身在外，才能真正感受它的瑰丽和神奇，就像杨采说的：“两弹一星都是人家干的事情，我们只是拍摄了那个过程，说这些有意思吗？”当年的功臣们淡淡的述说，让人体味着一种沉稳的精神，他们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为我们记录了一段历史，留下了核爆炸辉煌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