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曾国藩的用人之道]

唐浩明《曾国藩的用人之道》

讲座主题：曾国藩的用人之道

讲座嘉宾：唐浩明

讲座时间：2008年2月23日 15：00-17：40

讲座实录：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下午好！农历的新春过后，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期开讲，也在此向大家问一声新年好，并且欢迎各位共同在珠海文化大讲堂当中渡过美好的、丰满的一年！谢谢大家！

请大家还是一如既往注意保持会场的秩序，同时把手机调到关机或振动的状态，请各位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以保证我们每期的讲座都能安静地进行，使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收获。上几次我们都很不愉快地看到有个别人的手机在响，影响大家的心情，所以请大家配合。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的开场白要这样来开始：在中国一流的作家很少，一流的编辑家也很少，那么一流的作家兼一流的编辑家更是凤毛麟角，而今天我们荣幸地邀请到的唐浩明老师就是一根凤毛、一根麟角。他在自己的事业当中能够取得两个方面的成绩，确实是非常难得。我先做一个统计，在座的有读过唐浩明写的历史小说《曾国藩》三卷的请举手。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经读过，很多没有读过，或者正在想读，今天也是慕名而来。在今天的讲座结束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签名售书的活动。可以说，唐老师的书发行量正版发行了100万册左右，台湾从一开始是盗版后来又发行了正版。后来盗版欠唐老师的版税重新又进行了补交，正版发行了100万册，盗版发行了将近200万册。这个在历史小说当中可以是一个非常空前罕见的。

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唐老师的朋友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2003年中国首届作家节在杭州举办。在活动当中到会的一流中国的知名作家到浙江一个叫二十八都的小山村采风。忽然，有一个作家看到村中有一个老汉正在捧读一本书。一位作家来了灵感，他说我们能不能猜一猜究竟他读的是谁的书？言外之意就是说会不会有我们我们当中哪一位作家的书？结果大家就一起走到这个老人面前。大家猜一猜，这个老汉正在读的是什么书？没错，读的就是《曾国藩》。这个老汉已经85岁了，是地地道道的的农家老汉，这个老人读书非常吃力，他把读过的用一个夹子夹住，然后一字字、一行行地细读。唐老师自己说他听了这个故

事非常感动，这就叫“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褒奖”。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能够有这么多热心的读者、知音，这是让唐老师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的事。

同时，在1994年的时候，江泽民总书记到湖南公干，也向唐老师求了这套书。这也就是说，上至元首下至乡村老汉都在捧读《曾国藩》这一本历史小说。由此可以说明唐老师是一流的作家。我们说，唐老师又是一流的编辑家。他因为编辑出版《曾国藩全集》，《胡林翼集》《商用二十五史》等书籍被评为“首届中国优秀青年编辑”、“中国书业界的十大杰出人物”等等。

而且今天在珠海讲完，明天回长沙，后天要到北京领取中国首届政府的出版奖。他是荣获了首届政府奖的个人奖，我们是否先对唐老师表示一个预先的祝贺好不好？

唐老师为什么能够在写小说和编辑书这两方面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绩呢？应该说离不开一个“恒”字。板凳坐了十年了，集十年之功，他的研究编辑了曾国藩1500万字的文集，从中就动了写《曾国藩》这本书的念头，然后就出版了这本书。可以说正是这种滴水穿石的功夫才有他今天这样的成就。

今天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是“曾国藩的用人之道”。刚才有一个小小的互赠书的仪式，因为容闳是我们珠海人，也是中国留学的先祖，也是中国现代洋务运动的一个总策划。他和曾国藩有一个故事，曾经得到曾国藩的支持。所以刚才《曾国藩》的作者唐浩明老师和《容闳传》的作者我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黄小东先生（音同）两个人互赠了书，这也是一段唐老师和我们珠海的佳话，曾国藩与容闳的佳话，这是一段小插曲。接下来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唐浩明老师！

唐浩明：尊敬的黄部长，尊敬的珠海各位朋友们，谢谢珠海文化大讲堂的邀请使我能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见面，我也很感谢今天的主持人，我们“金话筒”的获得者他非常富有磁性的演讲，可惜我接下来的演讲我的这个话太不动听了，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有很重的湖南方言。能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见面是我感觉很愉快的事情，我也很感谢大家，因为今天是一个休息日，大家放弃了休息到这里来听我演讲。我想今天下午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渡过一个比较轻松、愉悦的下午，我们一起酿造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化的氛围。

在140年前的一个晴朗的冬日，安徽省的安庆省城里两江总衙门里，一个来客拜访主人的活动在进行中。当时两江总督这样的活动几乎每天都有过。所以衙门里的上下人员也并没有当成很大的一回事。但是历史却记住了这一天，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特殊人物的首次会晤，这次会晤对于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给后世以重大影响的洋务运动就此在这一刻揭开了序幕。这两个特殊的人，一个就是当时的湘军

统帅、两江总督曾国藩，一个便是我们珠海的骄傲——中国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学位的香山容闳。我们黄部长费了很大的心血研究了容闳，而且今天给我赠送了一本很厚的《容闳传》。容闳是我们珠海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主人曾国藩虽然身居高位，却礼贤下士，客人容闳虽然年纪不大却经历丰富。主客之间的会晤让彼此都很欢乐。

如果说对于曾国藩的政治评价，在100多年以来一直有比较大的分歧（的话），那么有一点却无论是他生前还是生后，无论是称赞他的人还是反对他的人，都有着几乎没有分歧的看法。这一点容闳在他晚年的名著《西学东鉴记》里有很好的记述。当年容闳在这个名著里面，记录了他们的首次会晤。他对他当时拜见的主人曾国藩有很高的评价。这种评价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他认为曾国藩是完全的真君子，是清代的第一流人物，也是旧教育中的特产的人物。

而其中最令我们称道的是，容闳在这里面记载了他对曾国藩在识人、用人这一点上的称赞。他在《西学东鉴记》这部名著里用了整整一段讲述了当时曾国藩身边人才的之多。他说，当时各处的军官寄于曾文正之大名者不下200人，大半都是怀着一种目的而来的，而种种幕府中有一百多人，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有怀才之志士。凡是法律、算学（数学）、天文、机器等等专家们无不聚集，全国人才的精华都汇集到这里来了。正是因为曾国藩的身边汇集了全国人才的精华。所以当时有这样的说法，曾国藩的身边是中国的第二朝廷，第一朝廷在北京，第二朝廷就在曾国藩的身边。当时湘军的主要将领，比如说江忠源、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杨载福，彭玉麟、李树斌，曾国荃等人，几乎全都处于曾国藩的门下。或者是他极力地推荐，或者是他的提拔，或者是他的征用，都因为有了曾国藩，他们才成为了军事大臣。这些人后来又大部分因为军功而进入政界，成为国家的高级的行政官员。

比如说左宗棠封大学士、军机大臣，彭玉麟封兵部尚书，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防部长。杨载福、曾国荃都做过总督。刚才黄部长跟我讲了，他说曾国荃还有资料留在广东，因为曾国荃也做过两广总督。江忠源、胡林翼、李书宁（音同）、刘容（音同）等人都做过巡抚，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委书记。但是大批的文化人，因为曾国藩的栽培后来都成为了文化名流。比如说喻渠仁（音同）、张玉昭（音同）、黎苏昌，薛富成（音同）、吴玉仁（音同）等等。

还有一批科技人才。尤其可贵的是，当时冒出的一批科技人才也因为曾国藩的重用而成为海内的一流科学家、工程师。比如说，李善南（音同）、华恒安（音同）、徐寿等人。曾国藩所识用的人才不仅帮助了他本人成就了一番巨大的事功，同时也在他的身后为晚清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里边著名的人物有李鸿章、郭嵩焘、容

闳等等这些人。一个并未掌管着全国的政权的政治人物，我们说曾国藩并没有做皇帝，他没有掌管全国的政治大权，（却）能够识别、培养、造就如此大批的人才，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多见。怪不得大家在这一点上都对他很佩服，就连讨厌他的人在这一点上也不能不服气。

那么，他的身边这样一个宏大的人才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我想我今天下午就用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话题。

第一点，我认为，曾国藩的身上有个很可贵的人格的特征：爱才。就是说我们把他作为一个人的人格的特征来看的话，爱才是他的性格上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多次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认为人才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行上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理论上没有一个人会说人才不重要，或者说我办事不需要人才，它是在一种实际上你对人才重视不重视，是体现这一点。你是不是苛求人才的共识，我认为造成这样的差别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人是在情感上对人才的喜爱程度。有的人是真心实意喜欢人才，有的人就不一定是这样，只是嘴巴上说一说而已。

我认为曾国藩是属于真心实意喜爱人才的这类人物。这很大的原因也有他性格上的原因。他的性格我认为有两点使得他对人才是真正喜爱。

第一就是他这个人很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人恰好是相反的，他是善于看到别人的缺点。看到别人的短处。这个东西是一个人的性格所决定，你说这个性格也不是不好的性格，我们很多工作就需要这样的人，需要这样的人能一眼看到别人的短处和缺点。比如说我们坐堂看病的医生，病人来了，我们不希望说病人多么好多么好，而是希望看到他病得有多重。比如我们的文学批评家、古董鉴赏者，也最希望具备这样的特点。他一眼看到这个作品有什么不足，这个古董作弊作在哪个地方。所以性格并不是说（有什么好坏）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只是说你在做什么工作，你的性格适宜做什么。曾国藩做这个工作，他就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与别人就很合拍。就我对他的研究，我感觉这个是他性格的原因。刚才主持人讲我曾经花了十年的时间编辑《曾国藩全集》1500万字，很多历史研究者、小说家是不会下这个死工夫的，我也不是说就愿意吃这个苦，因为我是编辑。编辑就不同，我编这个书，我每个字都要读。

我看到他写的文字在提到人的时候，90%以上的几率他都是称赞这个人，说这个人有哪些长处，甚至经常说自己在哪些方面不足。有人说这是客气，或者说是处事的一种圆滑。他的奏折和公开的一些文字可能会是这样子，他也有圆滑的一面。那么我们看他的私密性的文字，比如说他的日记，比如说他给他的家人写的那些书信，那些都是私密性很大的东西。那里面也是这样子，也表现着他对于人的长处是发自内心的欣赏。他常常不惜用这样的话：此

人是美才，此人是奇才，此人有哪些哪些地方，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说值得学习的。溢美的词到处可见。而鄙薄的、刻意地讥嘲的文字几乎看不到。我们可以这样说，他这样的东西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

第二，他性格上的特点，他乐于广交良友。乐不乐意广泛地结交朋友，这个也是性格使然。有不少人他就不喜欢结交朋友，他们或者是内向、拘谨，或者是清高、孤傲，不愿意把时间与精力花在交朋结友上。

我们从流传的史料和曾国藩存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一个喜欢结交朋友的人。我曾经仔细剖析过他的朋友的圈子。他在京师的时候，地位还不是很高。曾国藩是30岁到北京开始做京官，是一个翰林，在翰林院做一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说曾国藩当年是30岁的时候，以一个博士后的身份进入中央的文化部门，从一个副处级做起，从七品就是我们今天的副处级，这就是曾国藩进官场的起步点。

他在北京有十多年的时间，官位很长时间里也不是很高。就是在这个不高的官位上，我发觉很明显的他有三个比较大的朋友圈，一个就是以翰林院詹事府为中心的，京师的那批在文化部门担任官职的一批朋友，比如说唐鉴、倭仁、何绍基、吴廷栋、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父，他跟曾国藩同年，在翰林院工作），就是以这批文化官员为主体，他们有过很广泛的这种联谊。

还有一个朋友圈就是湖南籍的，在外省担任大员的朋友圈。他们是湖南人，但不是在北京工作，而是在外省做巡抚，相当于我们今天省委书记，比如说贺长龄、李星沅这批人。曾国藩无论是从年龄、从资历还是从职务来说，跟他们都差了一大截，但是他跟他们有很明确的书信联系。还有一个朋友圈就是湖南当时一批出头露脸的名士，他一直跟他们保持着很广泛的联系，比如说江忠源、刘长佑、罗泽南、郭嵩焘、刘容这批人，后来这批人都是他湘军的早期骨干。可见他是一个非常乐于、而且很善于结交朋友的人，性格上的这两个特点我认为是他识人、用人的基础。

我们讲性格是天生的，很大程度上说不是你随意可以改变的。但是你要自己看到，自己属于什么方面的性格，你在从事什么方面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需要你以这种性格出现的时候，你应该做一些调整。我就曾经拿曾国藩的这两点来检验自己，我就觉得我不是一个做官，更不是做领袖的人的性格。我虽然不大善于看到别人的缺点，我也会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但是我这个人不喜欢交朋友，比较拘谨，比较内向，那我在做政治领袖这方面就有很明显的不足。假设我要来做这个工作，我就必须看到自己天生在这方面的缺陷，我就要有意识地把

它改掉。我讲这点意思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现在在做这种用人、选拔人的工作的话，如果我们的性格方面有什么缺陷的话，我们要加以弥补，要有意识地做一些调整。

第二点，我觉得曾国藩他始终清晰地认识到，人才是决定的因素。考察曾国藩的史料，我发现他这一点非常突出，就是他什么时候脑子里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就是人才才是一个决定的因素。这一点我们很多朋友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觉得从理论上讲都应该是这样的。世界上的事都是人办的，人才是唯一决定的因素。但是可能具体到了某一件事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做某一个工作的时候，往往有时候又会模糊这样的观念。

曾国藩这一点他非常清晰，他从来不模糊。不止在他后来带兵时，他早期在部院做大臣的时候，他就在为人才的缺乏而担忧了。曾国藩的官做得比较顺利，他30岁到北京做官，只用了7年就做到了二品大员，也就是部院大臣，就是我们今天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然后他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面，中央的六个部里，他做过五个部的侍郎，也就是五个部的副部长，除户部，财政部没有做过侍郎以外，他在其他的五个部都做过侍郎。可以说明当时的曾国藩是一个被朝廷，最高决策集团所非常看好的一个官员。

就在那个时候，曾国藩认识到自己身上担负着国家很重的担子，应该对国家的行政随时提出自己的建议。在道光三十年，就是道光皇帝刚刚去世，他年轻的儿子20岁的咸丰皇帝刚刚登位的时候，这个咸丰皇帝就是慈禧的丈夫。他20岁的时候继承他父亲的位子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就在这个时候，曾国藩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他对20岁年轻的皇帝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就是说，你现在做了皇帝，千头万绪，很多工作，这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用人。

接下来曾国藩很明确地告诉皇帝，当今的官场是一个没有人才的官场。他曾经用八个字形容当时的官场，他说北京城的京官是“退缩、琐屑”，官场是一片退缩，大家都不负责任，遇事往后退，“琐屑”，都不务大事，不想大局；外官就是地方官员，是“敷衍，颟顸”。“敷衍”就是应付，“颟顸”就是糊涂，今天的官场就这八个字。我们知道在当时的那种社会，所谓人才主要是在官场上出现，不像我们今天的人才，各行各业都可以是人才。那个时候考察人才的眼光主要就是官场上。所以他接下来给咸丰皇帝很尖锐地指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他说今后国家一旦遇到有什么艰难的事情的话，你立刻就会感到没有人可用。九个月以后，太平天国起义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政府，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付这场突发性的事件。历史很不幸地验证了曾国藩这一句话。

直到曾国藩奉命出山以后，从体制以外把当时的人才集聚起来，经过千辛万苦才很勉强地保住了朝廷。他在面对太平军起义，初创大团练的时候，当时已是困难重重。他所办的这

个事情是朝廷没有想到，没有一个预先安排的事情，而且他所建立的军队也是一支体制外的军队。没有政府的保障，它没有名字，没有粮食，没有干部队伍，也没有体制上的一种认可。所有这些东西都要他白手起家筹办起来。

他当时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无兵不足深忧”，他说无兵我们也永不着很大的担忧；“无饷不足痛哭”，没有银子我们也不必要痛哭流涕；他说现在最缺乏的是没有人才，这个才是现在最大的困难。

他的弟弟要来带兵了，他跟他弟弟也说过，他说现在你来带兵，带兵第一条就是要体察人才，以体察人才为第一。他说这些年来，我为了去求人才，是作梦也在想这件事情。每天早上给祖宗进香祷告的也是这件事情，没有一刻不想起这件事情。

他希望他的朋友，尽量给他多推荐各个方面的人才。而他自己平时做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也就是去发现人才，去网罗人才。他听说彭玉麟很贤能，但是因为他正在守母丧，不愿意出山。他就三番五次地写信给他，请求他出来跟他共襄大义。后来彭玉麟完全是为他这番情意所感而投奔他。他知道胡林翼带领六百个贵州兵，前去援助武汉。走到湖北和湖南交界的地方时，武汉城已经陷落了，这支部队前进失去了目标，后退又没有盘缠，徘徊在湘鄂之间的时候，曾国藩给朝廷写信，请求朝廷把胡林翼的这支子弟兵留在湖南，请求胡林翼与他共事。而且他在给朝廷写的奏折中还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就是胡林翼的才能在我十倍之上。

他要求朝廷留住胡林翼的心非常的诚恳，不止是对胡林翼这个人，对他手下很多其他的人，曾国藩在向朝廷推荐的时候，他也用这样类似的语言，表示他的诚心。比如说他曾经向朝廷推荐两个营官，一个叫做邹寿璋，一个叫塔齐布。他在推荐他们两个做营官的时候，最后也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这两个人日后有临阵退缩的话”，就是说我保奏这两个人做营官，如果今后他们打仗有临阵退缩的话，请将“微臣一并治罪”，“微臣”就是他，请朝廷把我跟他们一道治罪。这两个人是我保荐的，如果他们不称职要治罪，那么连我一道治。这样坚决、诚恳的态度，是他当时能得到人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不仅注意广取天下的英才，曾国藩还特别的注意副手和接班人的培养。他将这件事情说成是要多选替手，“替”就是代替。他曾经对他的弟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就是一个人要办大事的话，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要多选替手。替手就是代替自己的人，部分的替代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副手，全面替代就是接班人。曾国藩认为这是一个办大事第一等要考虑的问题。他自己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无论是陆军方面代替自己的人，还是水军方面代替自己的人，他都选择了很称职的将领。比如说陆军，他任用罗泽南、

塔齐布、胡林翼、鲍超、李续宾、曾国荃；水师方面，他提拔杨载福和彭玉麟这两位水师统领。他们都部分代替了他，一部分指挥陆军，一部分指挥水军。在全面替代他的接班人这件事情上，他也做得比别人好。他所培养的接班人是谁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近代名人李鸿章。关于曾国藩怎么样提拔李鸿章，我下面还要再详细地说一下。

第三点，我跟大家讲一讲曾国藩是怎样去识人的。很多领导都会这样说，重视人才不难啊，难的是识别人才，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人才呢？如何将人才从普通人中辨识出来这一点可能是最难的。领导所面对的人可能个个都说自己是人才，人才这两个字也不会写在额头上。怎么样把他从常人中识别出来？所有做领导工作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难题。人们都说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很有一套，他尤其会识别知识分子。俞樾就讲过，曾国藩“尤善相士”。特别善于识别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具体来谈一谈曾国藩是如何来识人的。

曾国藩识人的第一条是以“德、识”为主，以“才、学”为辅，这是他识别人的一个总原则。我们通常评价一个人，都是在德、才、学、识几个方面来看一个人才怎么样。“德”是指道德、品行、操守；“才”是指才干、能力、本事；“学”是指学问、资历；“识”是指眼光、见解这样的几个方面。人们常常会讲“德”与“才”作为主。曾国藩很明确地说过，“德”和“才”之间，“德”是主的，“才”是次的。“德”好比水之源头，“才”好比水之波浪。“德”是木之本，也就是一棵树木的本，它的根本；“才”好比是枝叶。德才兼备是最好的，如果德才不能兼备，他宁愿要“才”差一点的，但是“德”要好。这一点我们很多人可能在理论上他会觉得，德才之间“德”应该排在第一位，但是在具体做的时候，“才”又往往会成为我们选拔和重用干部的第一选。

我最近看了蒋纬国的《口述》那本书，它就记载了蒋纬国和蒋介石在谈人才时有一段对话。大家都知道蒋介石是崇拜曾国藩的，所以他在用人这一点上，他原来的观点也是曾国藩的观点：德才之间“德”是第一，“才”是第二。但是蒋纬国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跟蒋介石讲，他说你这个太迂腐了，我们选人还是以“才”为第一，“德”这个东西不好衡量，我们用人一定要他能把这个事情办好，“才”是最主要的。这本书里讲了，蒋纬国说服了蒋介石。蒋介石后来选拔干部时也是把“才”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所以我后来想，蒋介石为什么会把中国这个天下丢掉？说不定可能就是败在不该听蒋纬国的这番异论上。尤其令我们感到非常惋惜的是，后来蒋经国继承蒋介石的事业，蒋经国在台湾选接班人的时候，他选了李登辉，把台湾搞得一塌糊涂，给台独势力搞成这样的残局，就是人没有选好。说不定蒋纬国的这番话对他的父亲和哥哥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还很自豪地说他的话说得有道理。这是“德”与“才”。

“学”与“识”。曾国藩在“学”与“识”这两个方面也有很明确的议论。他认为“办大事者以识为主，以才为辅”。他明确地说，一个人办大事“识”是主要的，“学”是为辅的。他还说过，他说“汉臣诸葛亮曰”，也就是诸葛亮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才须学，学须识”。才能是建立在学问的基础上，学问要建立在见识的基础上。由此看来，在曾国藩的眼里，德、才、学、识、这四个方面，排列的顺序是德、识、学、才。“德”第一，“识”第二，“学”第三，“才”第四。

他之所以在太平军初起的时候，便向朝廷推荐了当时只是一个代理浙江秀水县知县的江忠源出来。当时太平天国起事的时候，曾国藩向朝廷推荐了五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江忠源。江忠源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县里面的代理县委书记这样的职位，官阶很低。曾国藩为什么看重江忠源？他看重江忠源的是忠义耿耿，爱民如子。他在推荐信上说江忠源“忠义耿耿，爱民如子”，为官的品德好。关于这一点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事实，使得曾国藩确认这个认识。江忠源当时还没有到秀水，他作为一个举人时，几次在北京城里赶考时，他就认识了曾国藩。

他曾经做过两次这样的壮举。什么事呢？就是他两次护送在北京城里面赶考的，因为贫病交加而死掉的朋友，把他们的棺木从北京运回湖南。大家想一想这是多难的事情。他两个朋友，是两次，还不是一次。先年有一个朋友，贫病交加死掉，湖南人。他给他买棺木，给他安葬。因为他朋友没有钱，棺木还都他自己掏钱。然后他雇一个骡车，从北京把这个棺材装着运回湖南。他每天就跟着骡车走，白天一起走，晚上一道睡在旅馆里。从北京到湖南多长时间啊？两个月。两个月的时间，他就这样护送朋友的遗体从北京到了湖南，而且居然两次这样做。你看这有多么高的品德。所以他向朝廷推荐江忠源。

他初办团练的时候，从湘山调来一千个人，组成当时湘军的雏形。湘军就是由这一千人发展起来的。这一千人的头儿是谁？就是罗泽南。罗泽南是湖南当时一个很有名的教授，他曾经在城南书院，也就是后来毛主席读书的湖南一师教过书。战争爆发以后，教授下海，回到家乡拉起了一支团练，他的弟子们就做中层干部。最先的团练是罗泽南在湘乡拉起的。曾国藩在长沙要办湘军，最初办一千人湘军的时候，就把罗泽南调到长沙来做这个事情。他主要的还不是看中罗泽南是最先在湘乡办起了团练，他是看中了罗泽南这个人很不寻常。哪个地方不寻常呢？是他的道德修养和胸襟见识不寻常。

罗泽南是一个读书人，学问很好，但是科举考试非常不顺利，一直考了几十次，到了40多岁出来办团练的时候，他也只不过是个秀才而已。在这样的状态下，连续十多年之间，他家里面死了11个亲人，包括他的祖父母，包括他的三个儿子，包括他的兄弟姐妹。而且

家里面经常是穷得揭不开锅。他考试完了回到家里，他要妻子给他做饭，妻子说米都没有。要读书，家里没有油，点不起灯，他就是在月亮下就着月光读书。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怨恨家里面这么多的不幸，他是恨自己的学问没有到达超凡入圣的程度。他不以不能为家里赚钱养家糊口为耻辱，而是以自己没有本事治理天下而羞耻。这几句话是罗泽南死了以后，曾国藩给他写的墓志铭上的话。罗泽南当时有高于一般人的品性和见识，所以曾国藩觉得罗泽南可以大用。

曾国藩组建水师的时候，为什么会任命一个潦倒的秀才——彭玉麟作为水师的统帅呢？他也不是看中彭玉麟真的就有带海军的本事，而是看中了彭玉麟这个人非常讲信用。彭玉麟的科举不顺利，很潦倒，是个秀才。他曾经应一个朋友的邀请，到这个朋友的当铺当伙计。不久之后，太平军起义了，队伍马上就要打过来了。当铺的老板，也就是他那个朋友说现在马上要打仗了，我要带着老婆和孩子去山里躲一躲，这个当铺就交给你了，你帮我看。老板一走，别人就跟彭玉麟讲，你何必这么死心眼给他守当铺呢？他自己带着老婆孩子逃命了，你也逃走算了，还可以把他的一些财产带走啊。你卷走他一些东西，他也不知道。他如果回来你可以跟他是太平军拿走了。兵荒马乱的，谁知道这些事情啊。但是彭玉麟不听，一直守着这个当铺。当太平军离开，城市又恢复平静，老板回来的时候，他把当铺原封不动地交给了老板。曾国藩得知了这个事情，他说这个人是很诚信的君子，我用这种人就放心。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彭玉麟来跟他共事。

他重用容闳。我们黄部长是研究容闳的专家，这方面有更深的研究。其实曾国藩跟容闳并没有很多的交往。容闳是我们珠海南屏人士。他很小的时候就到澳门求学，18岁的时候到美国，在耶鲁大学毕业。后来回国在香港，也在内地做一些翻译和茶叶方面的生意。这个人很爱国，他很希望国家能够像美国一样强盛起来。他先是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南京城里的太平天国的领袖身上。但是他们那些人当时是忙于打仗，忙于争权夺利，也无法去听他关于办学校、办银行这样的一番苦心。后来因为他有朋友在曾国藩的手下做事，这个朋友一而再、再而三地请他到安庆去。他说曾国藩知道他，很想见一见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容闳才到了安庆，才有我一开始所讲的那一幕，他跟曾国藩在两江总督衙门里面会见。

这个会见没有多久，曾国藩就委托他到美国去购买机器，给他六万八千两银子，让他带着这笔钱到美国买机器。当时我的小说里写了这个情节，有很多读者就讲，曾国藩怎么这样轻信这样一个人？容闳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当时他已经入了美国籍了，是美籍华人。如果他把这六万八千两银子带走后不给你办事，你又到哪儿去找他呢？而容闳没有辜负曾国藩对他的期望。最后这些银子全部用来购买机器，一年以后他把这批机器运到了上海。这批机器后

来大部分就用在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曾国藩为什么跟容闳并没有什么交往，他就这么相信容闳呢？他是看中了容闳这个人品德高尚、见识高明。他说容闳这么一个中国人，长期在美国，他这么爱国，一个这样具有爱国之心的人绝对不会去贪污这些银子。而且他跟容闳在谈到，今天我们要救中国的话，要做什么事情是最先我们应该做的？容闳很明确地告诉他，要引进美国的科学技术，西方的科学技术。如果要办机器厂的话，我们现在就要办母机厂，也就是我们要引来一批机器母机，再由这个母机制造机器。这些话令曾国藩对他很钦佩。所以他在只跟容闳短短几天接触后，就把这笔巨款交给了容闳。这是曾国藩看人、识人的第一点。

第二点，对将领、官吏、勇兵的不同的要求。曾国藩当年所选的人主要就是这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将领。他当时对将领提出这样的几个要求。他说我们选择将领，第一要知人善用，第二，将领要善于知道敌情，第三，临阵上的胆识，第四，营务的整齐。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对敌情很清楚。他说一个好的将领不但要知道自己的情况，尤其要知道对方的情况，而且要知道对方的人事之间的关系。他跟合作的人关系怎么样？他跟上司的关系怎么样？他说我们选择，如果有这样的将领，那就是最好的。而如果是名利心很急切的将领，尽管他有本事，我们也不能重用。当时很多来投军的将领，就是怀着很强烈的名利心而来。所以曾国藩当时对他手下的人讲，在这一点上要把握住。太看重名利的人我们不能用，因为他很难得到满足。一旦没有满足他，他就拂袖而去，这样对军队的建设是很不利的。

那么关于官吏，曾国藩主要看重的是这三个方面，他认为一个官吏第一要操守好；第二个是要官气少；第三个是要办事有条理。操守，就是这个人“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有一个准则，要有一些的底线，就是官员的操守要好。所谓官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衙门气。曾国藩曾经讲，官气多的人好讲资格，好摆样子，就是好讲排场，“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得之弊”。就是办事很圆滑，说话也很圆滑，那么这种人恹恹无气，这个人没有生气。遇事不愿意吃苦，听书办的话，也就是我们今天说听秘书的话，听左右的话，他自己不愿意去实地调查研究，那么这种官不能要。宁愿去用那些有乡气的人，就是农村里的人。他说这些人可能有很多办事的规划不一定很讲究，说话也不会做到面面俱到，关系也不一定会处理得很圆熟，但是他敢挑担子、敢出主意、敢负责任、不怕吃苦，我宁愿用这样的人。再就是要有条理，这是对官吏的选择。

对文人，也就是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最不好的一点就是爱说大话。他就讲凡是爱说大话的文人，我一律不用，坏事就坏在说大话上。什么东西都觉得很容易，自认为很了不起，他说这些人都是没有阅历的表现。好说大话的文人他不用。

选士兵，他就要选世代务农的山里面的人做士兵，他说这个是最可靠的，最好的当兵的人。就是家里面祖父种田，父亲也种田，你也种田。所以他当年看兵，要看手有没有茧，手粗不粗糙。他说城里面的人来当兵，尽管他们很会说话，但是很油滑，不能用。尤其是从陆营逃出来的逃兵，散兵游勇，湘军也一概不接受。

还有一点就是不用侠客。像金庸老先生笔下的侠客，来无影去无踪的那些人，曾国藩有个原则：一律不用。当年湘军声名很大的时候，有很多人来投奔他。也有很多人介绍说昆仑山的剑侠啦、少林寺的高僧啦、武当山的神拳啦„„他说这些人我一律不用，他们这些人都是不受管束的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无政府主义者，个人主义者，英雄主义者。他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乱我军规，一概不用”。这是他识人的第二点。

他识人的第三点，就是他一些独特的识人的眼光和标准。我分成两方面来讲。

一个是从修为上识人。一个人的修为，可通过他内心的修炼来表现为外在的行为表现，从这一点上来识别人。这一点也是我们人所常用的一种识人的方式。曾国藩凭着自己的修养，再一点上有他自己看人的方法。

他的日记中有这样几句话，表现了他从修为上识人的判别标准。这四句话就是，一个是“端庄厚重为贵相”。他认为这个人如果是很端庄、很厚重的话，这个人就会尊贵，在社会上有地位。过去讲的尊贵就是做官了，我们现在的尊贵可以范围宽广了，就是在社会上赢得人们的尊重。“端庄、厚重”，他非常强调这一点。他给他儿子写信，批评他的儿子不厚重，走路有点轻飘，就是走得太快，说话也太快了。所以他经常会讲，你近来走路是不是慢一点啦？脚步是不是重了一点啦？说话说得缓了一点啦？他会关心去问他。他就希望他的儿子成为一个厚重的人。

他批评了恭亲王。当时朝廷执掌实权的恭亲王，是军机处领班大臣，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务院总理。他是咸丰皇帝的弟弟。他说恭亲王这个人很聪明，他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厚重。他是处在周公这个位置上，但是因为他不厚重，可能担负不起这个重任。他认为一个人要尊贵的话，要端庄厚重，轻飘是不行的，轻佻更不好。

第二句话是“谦卑含容是贵相”。一个人要“谦卑、含容”。“谦卑”大家都知道，“含容”是什么？“含”就是包含的“含”，“容”就是容貌的“容”。就是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不露在脸上，要包藏起来。如果有点事就在脸上显出来，那么这个人不能是做到很尊贵的地方，也不能做很大的官。

第三句话就是“心存济物是富相”。心里面存在着“济物”，“济”就是救济的“济”，“物”就是外物，物理的“物”。我们中国所说的“物”通常就是置身以外的东西，用“物”

来表述。你心里面不只是说想到自己，你要去关心你之外的人，关心别人、关心社会、关心弱势群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要有一颗爱心、一颗仁心，这样你才可能发财。“富相”的“富”，就是有钱，有财富。

第四句话是“事有归着是富相”。“归”就是回归，归纳的“归”，“着”就是着落。就是做事情有一个着落，那么这种人会发财。你如果做事情有头无尾，虎头蛇尾，或者做事情撒出去一张大网，最后没办法收拢，这种人都发不了财。这些东西不是人天生的，是可以靠自己的修炼来做到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从修为上识别人。

第二个就是从长相上来识别人。从长相来识别人这就是所谓的看相，看面相与骨相。大家可能对这种事情比较有兴趣。中国人还有外国人比如日本人，印度人，吉普赛人这些人都喜欢看相，不止是我们中国人。中国人是很喜欢看相，有很多外国人也喜欢看相。过去有麻衣相法，柳庄相法，都是很流行的相术。

前几年市场上流行一本书叫做《冰鉴》，署名是曾国藩著，它就是一部看相的书。我告诉大家，其实《冰鉴》这部书不是曾国藩写的，它是假托曾国藩的名字。在曾国藩还没有出名的时候，道光初年，这部书已经流行了。是因为后来曾国藩出名了以后，为了使这个书销得更好，扩大它的销路，借名人的名字而已。现在坊间有几十部都用唐浩明的名字写的历史人物，也是这一类，叫盗名。为什么会用曾国藩的名字为《冰鉴》盗名呢？是因为曾国藩他也重视看相，也喜欢看相，也会看相，所以盗他的名。好比现在有人写历史人物，他用唐浩明的名，写谈情说爱的，当代的他都用唐浩明的名，也有点关系，是吧？

曾国藩的确是很重视这一套，他也很善于这一套。他现在留下的史料里有很多东西可以证明这一点。一个是他留下的文字中，有很多关于人的相貌的记载、评述。他的日记里面有，还有其他他留下的随手写的小册子里也有。比如说有一部《同官录》，就是他手下的一些官员的记录。不长，就几十页，记载他手下的官员长相是怎么样的，这些东西现在都保存着。早期尤其是在组建湘军的初期，他的日记有大量的关于他每天结见的那些人的记载：长得怎么样，五官如何，个子高矮，胖瘦匀不匀称，讲话快慢，性格如何„„都有记载。所以我有时候跟一些搞人事工作的朋友们讲，我说你们要把这个方面做好，要好好钻研曾国藩的关于这方面的记录。这就是当时的人事档案。

还有一个有很明确的记载，就是他对江忠源的记载。我刚才讲了，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曾国藩向朝廷推荐五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江忠源。除开他的品行，他说江忠源两次护送亡友的灵柩回家乡，的确非常了不起；他当官以后爱民；还有一点，曾国藩看了他的相。黎庶昌写的《曾国藩年谱》里面记载了道光二十四年，江忠源在郭嵩焘的陪同下，第一次去见

曾国藩的时候，曾国藩跟他谈了两个小时的话，眼睛盯着他，基本上没有离开过。谈完后送他出来，送到门外，用眼睛盯着他的背相，看着江忠源一步步走出胡同口。然后回过头来就跟郭嵩焘讲了这样两句话，他说此人京师现在找不到，就是北京城里现在找不到江忠源这样的人。隔了一会儿他又对郭嵩焘讲，他说这个人今后“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就是说这个人今后一定会建立很大的功名，但是他最后会慷慨死去，死得很节烈。后来果然完全应验了他的话。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经过曾国藩的推荐，朝廷重用江忠源。不到三年的时间，江忠源由一个代理县委书记正式做到江苏省委书记。但是做省委书记没有做多久，太平军攻破他的城池，他投水自杀，他不愿意投降，也不愿意被太平军抓住，不愿意受那个耻辱，投水自杀了。完全应了曾国藩讲过的话，“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他死的时候刚过40岁。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一开始讲的，我们珠海人的骄傲——容闳。他的名著《西学东渐记》。这本书是容闳晚年回忆他一生经历所写的。他讲到他第一次见曾国藩的时候，曾国藩拿眼睛看了他几分钟之久，不发一句话，然后慢慢跟他说，说依我对你的看法，你是一个很好的将才，你是个带兵的人，你愿不愿意在我手下做个将领？容闳并不是想要带兵，他主要是想教育报国，所以他说我不想当将才。曾国藩也没有勉强他。容闳的书里讲了，曾国藩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了几分钟，看什么？看相。但是这个方法我们现在不能学，你如果几分钟盯着人家看，不说一句话，这是很不礼貌的。但是因为曾国藩当时有很高的地位，别人也不去计较他。今天我们如果随便仿效他这个方法，接见下级的时候盯着人家看几分钟，这个是不好的。但是这可以说明曾国藩在看相，是在仔细地看他的相。

还有曾国藩有一个部下，投靠了太平军。当别人告诉他，说某某投靠了太平军，曾国藩听了之后，一点也没有惊讶的表示。他对来人讲，我早知道这个人靠不住，他的头发是横梗的，脑后有反骨。他头发是长着横梗的，跟我们一般人生头发得不一样，脑后有反骨。我们读《三国演义》知道魏延脑后有反骨，我们通常也不知道“反骨”是怎么样的，但是曾国藩知道某人后面有反骨，他看出来了。

具体怎样看相，曾国藩也在他的文字中留下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我现在把它作在一些书里，做了一些归纳，不一定很准确。我们今天要度过一个轻松、愉悦的下午，我们就想随便聊聊，大家也不要到处去传播。

曾国藩看人的诀窍有这么几点。他自己也写了这么几句话，一个是“邪正看鼻眼”。这个人是奸邪小人还是正人君子，看什么呢？看他的鼻子和眼睛。怎么看？看鼻子怎么看？从他大量关于人的记载里面，他认为哪些鼻子是好的，就是正人君子的鼻子？

第一是鼻子要正，不能有歪斜，歪斜的鼻子不好。第二鼻子要厚实、饱满。鼻子太干瘪的人不可相信。最不好的就是“两翼如削”，就是鼻子的两翼像刀削去了一样，没有肉，鼻子紧贴着骨头。我们看电影，看那些外国人的高鼻子，它是这样的，鼻子紧贴着骨头。而中国人的鼻梁要低一点，鼻子紧贴着骨头的不是很多。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有一个人，他的鼻子紧贴着骨头，像外国人高鼻子那样的话，那就要谨防这种人。

怎么看眼睛？曾国藩看眼睛不是看眼睛的形状，看你的是大眼、小眼还是长眼，不是看这个，是看眼神，看眼光。关于人的眼光，在曾国藩的记载里，有这么些眼光。他说眼光有的是黄光，有的是白光，有的是青光，有的是淡光。他说这几种光都不好。

眼神呢，有些是游动的眼神，有些是浮疑的眼神，有些是分散的眼神。游动的，浮疑的，分散的眼神都不好。那要什么样的眼光才是好的呢？他认为眼光是要金光，眼光是露出金光，那这眼光就好。可能就是我们讲的，小说里写的，目光炯炯啊，双目如电啊„这可能就是他说的金光。我想最好的金光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但他是在八卦炉里面炼了九九八十一天，这个通常人是做不到的。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人眼光很晶亮，有的人眼光就比较分散。如果这个达不到，还有一种眼光比较好，就是正色。就是眼光的视线是正色的。虽然你不一定很光亮，很有神采，但是你是正色的，也是好的。

最好的眼神是什么？他认为安定的眼神是最好的。他在接见属员的时候，他会很注意观察这人的眼睛。凡是神色安定的，他都会有好的评语。对于那些眼光游疑、青白的，他都认为这个人不能赋于大任。这是“邪正看鼻眼”。

“真假看嘴唇”。这个人是一个真诚的人还是一个虚伪的人，两面三刀，说一套做一套，那么就是假的。看什么？看嘴唇。他认为好的嘴唇是厚实的嘴唇，中规中矩的嘴唇。嘴唇最怕歪。曾国藩在很多日记里讲这个人“嘴歪”，下面就会讲此人心术可能不正。你看他说“面正而嘴歪，心地不甚正”。他说“某人鼻唇间有歪斜气，人不平正”。凡是提到嘴唇和鼻子不正的人他通常没有好印象，要想得到他的重用很难。所以我想崔永元当年如果去投靠曾国藩的话„„。除了歪斜，还有太薄的嘴唇他也不喜欢。他说男人的嘴唇不能太薄，要厚。厚实的嘴唇比较可靠。然后嘴唇又有血色，他认为有血色的嘴唇的人，这个人就是血性万里、阳刚之气万里。他说嘴唇很苍白、很乌黑的人不要去用他。我不知他这有没道理。如果血不好，就是身体不好，心脏供血能力比较差，那么这种人也不堪寄予大任。嘴唇正、厚实、有血色，就是好的嘴唇，反之你都要注意一下。

主意看脚跟。就是一个人有没有主意，遇事能不能有主意，能不能拿定主意，看脚跟，就是脚后跟。好的脚后跟是很大、很厚、很粗，脚后跟的那根筋是直挺的，否则就不好。当

时有很多读者问我，这怎么可以看呢？我告诉他说这不难，因为当时军队里都穿草鞋，一看就知道了。如果你们现在有心想看的话，也不难，请他去洗脚，或者请他去海边去游泳。你要选部下，丈母娘要选女婿，都可以这样看看。

“功名看气宇”。一个人功名怎么样看。当时的功名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考试，考秀才、举人、进士、翰林，这是功名；还有做官，做知县，做知府，做巡抚，能做多大的官，看气宇。“气宇”不是说这个人长得很英俊，很漂亮，不是这样的。“气宇”是一个人外在的表现和内心的修养结合起来，给人的一个总体的体现。不是说一个人长得很高大、威猛，你的气宇就好了，不见得。有很多高的人不一定气宇就好。也有些矮的人，你别看他矮，但是他气宇很好。王蒙先生前不久到珠海有一个讲座，在《我的自传》里，我看他写了一下他做过中央委员嘛，他见过很多共产党的一些高层官员。他说他看到气宇最好的是邓小平，其他的一些中央委员也不怎么样。邓小平你别看他很矮，气很足，他始终是挺着腰板的，始终是迈着大步的。所以我们中国后来在沧海横流时才有这么一个伟人出来奠定乾坤。那个时候如果没有邓小平，别人大概是不可能能稳定中国的，也不可以把中国的这个船头这样的拨转的，没有一个人镇得住。所以你别看邓小平身高可能不足一米六，但是他那种万夫莫的挡那种气宇是别人没有的。

“事业看精神”。一个人做事能做多大的事，能办一个跨国公司，还是只能办一个杂货店，看的是精神状况。我们如果选总经理，选项目经理，选部门负责人，精神很重要。好的是精力充沛，那种病恹恹的，精力不足的，你不能叫他办事，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最后就把事情办砸了。

我们中国的政治家们其中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著名的精力弥满的人，这人就是周恩来。大家有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在西柏坡，共产党夺取天下已经是谁都知道的事情了，很快就要去北京坐江山了。米高扬奉斯大林的命令来到西柏坡，跟毛泽东谈。他说你现在要考虑筹建班子了，要组织中央人民政府了，你的人选考虑得怎么样了？毛泽东是一个很伟大的人，气势磅礴，不是一般的人。他说这个班子我不去考虑，我只选一个人，选这个人做总理，然后这个班子由他来管。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总理人选，这人就是周恩来，具体的班子由他来管。毛泽东是一个很有识人能力的人。周恩来精力旺盛，的确不是一般人能比的，总理就要这样的人。毛泽东可以云里雾里地谈。跟尼克松说我们来谈哲学，谈《老子》、《庄子》，谈得尼克松摸不着头脑。具体事情要周恩来去谈好了。他完全不把尼克松当作是一个档次的人。谈事情叫周恩来跟你谈，我们俩谈哲学。尼克松怎么可以跟他谈哲学呢？谈具体的事情尼克松很在行，谈哲学绝对是毛泽东的手下败将。毛泽东在气势上就把美国佬压下去

了。具体事情我们在讲二战人物跟你谈好了。精神，是当家的国务院总理是第一个要有的东西。

关于气宇、精神，曾国藩常常在他的字眼里，有个叫做“气”，来表示他对这样的看法。所以在他的文字里面经常会看到，他对某一个人的评价就用“气”。比如他说这个人有“清刚之气，有刚硬之气，有倔强之气，有轻气，有静气，有善气，有书卷气，有士子气，此人口气飞扬”„„这些方面都是“气”，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字眼。如果这个人被他接见之后留下这样的评语的话，他印象就比较好；反之，“此人气象鄙琐，庸俗气味，庸暗之气，浮华气，俗气，这是有浊气”，这人气不足，统统都不会得到重用。我揣摩他讲的“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气宇”，他自己前面讲的这个“气宇”和精神这方面的说辞。也就是一个人给对方的一种感觉，从外貌到精神，从形到神这两方面给人的感觉。

还有两句话，“若要看条理，全在言语中”。就是看这个人思维有无条理，主要看他说话。曾国藩对于说话这方面，他不喜欢说话多的人，不喜欢说话快的人。他也主张少说话，少言。他很欣赏湘军的那个李续宾，他曾经就这么说过李续宾，“在稠人广坐之下，终日不发一言”。少说话，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中国文化不主张人说话说得太多。孔夫子开始就是“敏于行而讷于言”。说话说得太多不是好事，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尤其我们做领导的，或有志于做领袖的，话都不要太多。

我读历史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故事，一个是讲郭沫若的。他1962年首次见毛泽东，在柳亚子的家里，在广州。那一天还有郭沫若在里面。毛泽东和郭沫若是第一次相见，对郭沫若做了很详细的描述。说此人个子很高，面色是黄的，脸很大，淡淡的眉毛，几根胡须。看他观察得多么仔细。还有一点，就是他跟柳亚子夸夸其谈，谈了一个上午，毛很少讲话，几乎不发言。

还有一个故事是林彪的。林彪可以很多天不讲一句话，眼睛盯在地上，默默无语。由此可见，做出大事的人都是言语比较少的人。言语太多可能不是好事，不一定说就是不好，就是在中国的这种文化里，你讲话太多不一定好。我也是在瞎聊，不一定对。曾国藩讲，话不在多，话在哪个地方呢？他有六个字，一个是“重事理”，一个是“担斤两”。就是你说的这个话要说到点子上，话要有分量。“担斤两”就是分量。你别看有些人夸夸其谈，说了一上午，最后人家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就是这样，说几个小时，嘴巴在不停地讲，都是些闲话、官话、套话。既不“重事理”又不“担斤两”，这样领导就不可能建立威望。话不在多，话在“重事理，担斤两”。大家学曾国藩，我就给你们透露一点诀窍：少说话。这是曾国藩的识人。

曾国藩的用人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特色。一个是“广收、慎用”。因为曾国藩那个时代是需才很多的时代，所以他采取“广收”的政策。凡是有一技之长来投奔他，他都一定会收下来。但他很慎重地重用。他说我不轻易重用，进一个人就提拔一个人，为了我今后不轻易去罢免一个人，我不轻易去轻信一个人，不轻易疏远一个人。我们中国是能升不能降，请神容易送神难。在中国的这个环境里办事，你就得慎重。提拔、重用都必须谨慎。

第二个叫做“因量器使”。这是曾国藩用的一个准则。“因”是因为的“因”；“量”就是力量的“量”；“器”就是机器的“器”；“使”就是使用的“使”。什么意思？“量”就是一个人的才。在哪个方面才大才小就是“量”，就是有多大的“量”。“器使”就是你把这个人当作工具去使用，当作机器去使用。儒家的《论语》里面就说“君子不器”，曾国藩就说不是这样的，真正的“不器”就是那些全才，领导全局的人。什么都知道的人是很少很少，绝大部分人就是“器”。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工具，就是一个“器”。你要把他当作工具来使用。他是个锤子你就当作锤子使用，他是个镰刀你就当作镰刀使用，没有什么全才的人。他有一句名言，他说用人，就是要用在这个时候，用在这个地方，叫做“当其时，当其事”。如果“当其时，当其事”，庸才也能成神才。不当其时，不当其事，神才也可能变成庸才。他说，你如果得了感冒，这是小病，你就不能用人参燕窝。人参燕窝虽然很贵，但是不及几分钱草药有效。这是我翻译的话，他具体的话就是“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他说世界上什么时候都有人才，关键是你的使用。你把这个人用到正是他所应该去的地方，那个时候，那么这个人就是人才；你如果没用好，本来是个人才也不是人才。

他手下有一个人，没有别的什么才能，这个人就是会写字，写那个小楷字，蝇头小楷，一天可以写一万二千个字，而且还不要开夜班，晚上给他们打字牌。曾国藩说这是一个人才，把他招到帐下，发他三十两银子一个月。三十两银子是二等秘书的待遇，很高了。别人就说我们这里写文章的人也就三十两银子，他不就是个誊抄员而已。觉得给他三十两银子不公平。曾国藩说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我今天很需要这个人才。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打字机，每天有很多的公文，尤其是给朝廷发的奏折，就是要字写得非常好的人来写，而且要写得快。我那么多的公文，你当天就要给我办好。那么这个人有这个本事，在我这里就是人才，他就值得发三十两银子，就是要跟你们起草那个报告、文书的人一样的待遇。对一个人能真正看到他的才干的地方，把他当作一个这方面的工具来使用，这是曾国藩用人的一个特点。

曾国藩用人的第三个特点是爱惜异才。对那些不可多得的异才他特别的爱惜。那些不可多得的异才有的是连曾国藩都看不起的，自以为自己的本事很高，有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不跟他合作，这个对领导者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曾国藩就遇到过这样的人。

第一个是左宗棠。左宗棠这个人是一个大才，古今中外难得有几个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但是左宗棠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骄傲，非常跋扈的人，目空一切。他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功名的人，他是举人出身，没有官位，但是因为他很有才能，所以当太平天国围攻长沙的时候，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就把他请来，做幕僚长，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办公厅主任。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高级打工仔而已，但是这个打工仔居然可以骄傲、跋扈到这样的地步，就是他以省委书记名义起草给中央的报告，写完之后他不交给省委书记看，也不交省委书记签字，他自己就发了。历史记载，经常是这样，衙门外放炮。因为当时给中央发奏折的时候要放炮，这是一种礼仪，表示对中央的尊敬。当省委书记骆秉章（他是广州花县人）说怎么外面放炮了？人家讲这是左师爷在拜折。骆秉章说我看都没有看呀，我也没签字呀，就拜折啦？拜了也就算了，他也没去追究。左宗棠幸好是碰到骆秉章这样大器量的人，古今中外少有左宗棠这样跋扈的打工仔，也少有器量如此之大的像我们广东的骆秉章。如果没有骆秉章，我想今天换哪一个省委书记，大概都不能用他。

他的跋扈终于导致了他的倒霉。有一天一个永州镇的总兵，也就是我们今天叫永州军区司令员，叫樊燮的这个人到省城汇报工作。他也知道左宗棠讨人嫌。那天他到省城汇报工作，恰好就碰到骆秉章跟左宗棠在一起聊天。他进来以后，他就有意不跟左宗棠打招呼，就只跟骆秉章打招呼。在我们一般人来说，虽然心里不大舒服也不会做声了。但左宗棠这个人就这样子，他就忍不住，说樊燮你跟骆秉章打招呼，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樊燮看到左宗棠居然这样讲了，也就说了声左师爷好，但心里很不舒服。汇报完之后，他更加有意不理左宗棠，跟书记讲完后扭头就走了。左宗棠看到这样火冒三丈，站起来，说樊燮，你不要走！你来的时候不跟我打招呼，走的时候也不跟我打招呼，你心里没有我这个左师爷的地位。樊燮本来也是在气头上，他是军区司令员啊，二品大员啊，品阶很高的。他就说，我就是不跟你打招呼，你不过就是个打工仔而已。因为他没有国家的正式任命，不是朝廷的命官。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打招呼？这下可激怒了左宗棠。左宗棠就骂他王八蛋。不但骂他还用脚踢他的屁股，叫他滚出去。这个樊燮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是一个堂堂的二品副将、总兵啊。于是他就直接给咸丰皇帝写报告。那么咸丰皇帝看了这个报告也很生气，因为这样看不起朝廷的武官就是无视朝廷了。就用我们今天的话讲你看不起中央了。所以咸丰看了以后马上就批注，他说湖南这个幕府现在被“劣幕”所把持，若查明属实的话，就地正法。咸丰这道圣旨下来了，

对湖南的官场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同时中央也派了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中纪委官员的几个大员到湖南调查左宗棠。当时确实有很多人保左宗棠。保的人用很多方法，一个是贿赂中纪委的官员。至于怎样贿赂，请看我的小说，今天就没有时间讲了。他们用计很高明，就把官员给收买了，使得那些官员是完全按照他们所讲的去向中央汇报。另一个就是请有实力的人给他说话。其中有两个人，为左宗棠说了很有分量的话。一个是由郭嵩焘出面，去找了当时的一个名士派的头领潘祖荫，给左宗棠写了一个保折，其中有两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我有时给一些青年人讲讲课，我们作家就是要锻炼文笔啊，我说这几句话，文笔之好是很难达到的。我们近世以来吹捧人是惯例了，我们今天也是经常遇到的事情。有很多吹捧的方式和语言，但大概也没有几个人能超得过。除开潘祖荫外，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曾国藩。曾国藩保折的文字虽然不如潘祖荫的动听，但他的话也说得很有分量。他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不能杀，还可以授予他藩、臬之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常务副省长和副省委书记。曾国藩虽然文字没有这么好，但是他的位置很重要。他当时是湘军统帅，中国保卫朝廷的钢铁长城的统帅。所以他这个话很起作用。

左宗棠当时正在曾国藩的军营里避难，因为朝廷派人来查这个事情了，左宗棠就想一走了之，没地方去就到曾国藩的军营里住了三个月。曾国藩以上宾之礼招待他，同时又给他写这样重的保他的奏折。果然左宗棠的命就保住了。不但保住了，而且后来还让他自己组建了一支军队。左宗棠就靠着这支军队，建功立业，晚年时成就了一番非凡的事业。

曾国藩对他应该说是很有恩的。左宗棠应该是感激曾国藩，感恩不尽的。但左宗棠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感恩，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本事大。所以后来他一带兵打仗，就不把曾国藩放在眼里。还老说曾国藩不会打仗。曾国藩本打仗来肯定也比不上左宗棠，不会用兵。而且左宗棠还骂曾国藩虚伪。因为他是个直来直去的人，是一个很跋扈的人，所以看到人家谦让一点就说你这人很虚伪。这个也很自然。曾国藩知道也不怎么去计较他。

但是有一件事情令曾国藩非常不愉快。曾国藩在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这一天打下了南京，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给右天王和李秀成从缺口逃走了。那时候洪秀全已经死了，天王就是他的儿子右天王。这个是打南京的一大败笔。曾氏兄弟为这件事情非常的遗憾。他们当时还以为这件事情可以补救，认为在搜寻的时候如果抓到了就所以补救。所以他就给朝廷上折就说，“城破之时无一人逃走”，没有一个人逃走，据说右天王自己自杀了。不久，左宗棠的部下就发现了右天王和李秀成带着人马已经逃离了南京。他就打了一个报告给中央，说曾国藩有欺君之罪，右天王和李秀成根本就没有抓住，逃跑了。这个对曾氏兄弟来说，

无疑像是往心窝里捅了一刀。所以曾国藩和左宗棠从那个时候友谊就真正断绝了。史书上讲，直到曾国藩死，他是同治十一年死，八年之间不通音讯。就是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的私人信件往来、问候。

尽管这样，在公事上曾国藩一点也不为难左宗棠。当后来西北战事发生以后，曾国藩给朝廷推荐左宗棠，他说当今西北用兵，左宗棠是第一人，就是要朝廷用左宗棠去西北带兵打仗。左宗棠的后半生，对民族立下的巨大的功劳就是他后来收复新疆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就是他晚年在西北用兵的一个重要成果。曾国藩一是推荐他，二是粮饷源源不断地去支持左宗棠。因为曾国藩坐镇江南，江南是富庶的地方，粮饷都出自于江南。左宗棠在西北用兵，粮饷都是由曾国藩从江南运去的。而且把自己最精锐的部队老湘营，刘锦堂、刘松山叔侄带的这支部队送给左宗棠，要左宗棠带他们去打仗。后来平定西北的主要是刘氏叔侄的这支部队。叔叔后来在甘肃金积堡战死了，打新疆的主要是侄子，所以刘锦堂是新疆建省的第一任省长，可见他立了很大的功。而刘锦堂是曾国藩的部下。那么这样的事情就彻底感动了左宗棠。

左宗棠后来在曾国藩去世的时候，发自内心地写了一幅很著名的挽联。我个人认为这幅挽联是中国近世最好的一幅挽联。他这个挽联这样讲，他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他说在知人明这一点上，在谋国忠这一点上，我左宗棠自愧不如你。“元”是元旦的“元”，“辅”是辅助的“辅”，因为曾国藩那时候是英武殿大学士，汉人的大学士排第一，所以是“元辅”，是一个非常尊敬的称呼。你想想左宗棠那样的人，要他说出“我不如你”是多么的困难！如果不是真心实意地感动了，他怎么会在曾国藩死后说这样的话出来。下联叫做“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期无负平生”。他说我们俩就像金兰结交的兄弟一样一颗心，我们是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态度来互相对待，彼此勉励，我们都要好好地努力，不要辜负了这颗心。就是平时的那些，你骂我，我骂你之类的话，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已，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我们才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的好兄弟，你们不要时常说我左宗棠怎么对曾国藩不好。并且要他的儿子在曾国藩的灵车路过他家乡湘阴的时候，带着400两丧银去祭奠。这是左宗棠平生送给别人最高的丧银了。对于左宗棠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曾国藩这样人来容忍他，早八辈子俩人就闹翻了脸。以曾国藩当时的地位，他要压左宗棠也很容易。比如那一年就上个折子办了他算了，那么左宗棠也就成不了后来的左宗棠了。对于这样的异才，“容”是多么不容易。

还有一个沈葆桢的例子。他也是这样的一个怪才。曾国藩对他也是非常有恩，但是沈葆桢也是不领曾国藩的情，但曾国藩也大度地宽容他。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讲了。

我再讲他怎么笼络亲信。曾国藩他也会笼络亲信。一般我们做事的都要有些亲信，没有亲信就干不了大事，通常对于亲信是高官厚禄。曾国藩他也会用高官厚禄这一点，比如说他破格提拔、重用就是高官厚禄的一种。除开这一点，他还有两点比较特别的地方，一个就是他用亲笔信代替公函。曾国藩所用的人，无论是武将还是文士，绝大多数都不是官场中，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是体制内的人，他们对公函不习惯，感觉那是冷冰冰的公事公办，而亲笔信却让他们感到了温情。曾国藩很知道他所用的人的这些心态。不但是在早期，就是到了后期，他位高权重的时候，他对他真正的亲信从而不用公函，都是亲自写信，让他们感到很温暖。那么大量的亲笔信的确使他有了一批很铁杆的亲信。一些他的部下，朝廷的红头文件调不动，曾国藩拿张纸写几个字，他可以为旨千里去使。很多老总听了我这个话以后，有些老总讲，我今后也不要电脑打字了，我对我的部下我要亲笔写信。这个亲笔写信跟电脑，跟公函就不一样。

我最近看了一个材料，写的是十年前上海有一个记者很冒昧去采访王光美，想要了解一下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很私密的内部的，为什么会发生斗争的一些内幕。王光美绝对是不愿意跟人家谈这样的事情的，她说她有病，正在医院住院，今天是回来拿东西而接到你的电话。记者听了这个话之后，就觉得没办法见到她了。后来他就给王光美亲笔写了一封很长的信，隔了不久他又给王光美打了个电话。王光美讲，我看了你的信，你是亲笔写的，你不是电脑打的，而且你在信里对党史很清楚，那么我看在这两点上，我愿意接见你一次。就两点打动了王光美，一个是亲笔信。她说现在好多人都用电脑打，我看了不欣赏；再一个你对中国党史很清楚，专业知识很好，那么我们谈一谈吧。所以亲笔信和电脑打的还有公函还是不同的。

第二个就是赠腰刀。曾国藩曾经给他弟弟说过一番话，他说我曾在军营里打了一批腰刀，被我看重的人我会赠他腰刀。那些得到我腰刀的人都被看重，感情也就好了，你也可学这个。后来他弟弟也学这个办法，赠送腰刀。大家听了这个会想到什么？蒋介石后来就完全学了这个办法。他对在黄埔军校中看重的学生，就赠他一把短剑，就是中正伐，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学曾国藩般笼络亲信，腰刀就是短剑。

曾国藩用人之道还有一个就是培育人。特别注意培养人、爱护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培养干部，爱护干部。在培养人方面有一个很著名事件，是在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很伟大的事件。但这个功劳首先要记在容闳的头上。容闳的建议通过丁日昌传给曾国藩，曾国藩接受了。他后来跟李鸿章一起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就是派留学生出国，就是选派聪明子弟出国留学，十年、十五年后回国。后来这个事情就付诸实践了，一共120个留美学生。学成后回国，是中国第一批海归派，对中国的教育史、近代化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曾国藩为什么会接

受这个建议？是因为他重视对人才的培育的理念。他认为人才要培育，而且要早培养，长期地培养。因为他知道这个重要性，所以容闳一提这个建议他马上就接受了。

第二个他很爱护干部。他认为对一个人要以鼓励为主，要多看到别人的好处。他有两句话说得非常的好，他说对待底下的部属要“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就是对你的部下好的方面，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去表扬他；他若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你悄悄和他在一个个别的地方，去批评他、规劝他。

曾国藩讲“人才是要靠培养而成，气势靠理念而就”。他曾经讲过，我所看到的这些部下，真正很了不起的人很少，只要他有上进心我就培养他，以美名来激励他。所以他手下能有那么多的人才层出不穷。这种培养、擢用的方式是很重要的。

关于曾国藩识人用人，我认为他最大的成果就是识别、培养、栽培了他的接班人李鸿章。曾国藩讲要重视对人才、替手的培养。全面的替手就是接班人，李鸿章有幸成为曾国藩选中的接班人。他怎么选中，怎么去培养？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法多讲了，今后有空我会专门就这个话题，讲一些曾国藩和李鸿章之间的关系。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对真正的师生，严格意义上的师生。曾国藩面对许许多多的可以选择的对象，他最后选定了李鸿章作为他的接班人。尽管李鸿章也有很多令曾国藩不满意的地方，曾国藩对李鸿章不都是满意的。但是大的方面他觉得李鸿章还是不错。而历史也证明了，曾国藩选择李鸿章作为他的接班人，确实是他这一生识人用人之道最成功的例子。这个我们可以从李鸿章对曾国藩事业和声望、影响可以作一个验证。

李鸿章在曾国藩的生前，为他的老师办成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把捻军彻底平定下来，捻军在曾国藩的手里没有平定，无功而返，最后是李鸿章把捻军平定下去。第二个是天津教案把曾国藩弄得心力交瘁，最后感觉到很难了结，李鸿章给他了结了。李鸿章办妥了结了曾国藩的这个事。李鸿章不在乎人家骂他汉奸，不在乎人家骂他崇洋媚外，他就按照自己的方针大刀阔斧，坚定不移地进行处置。“天津教案”最后在李鸿章手里了结了。

在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也为曾国藩未尽的事业办了两件大事。一个就是把曾国藩开创的洋务运动发扬光大，中国的洋务运动在李鸿章的手里发扬光大。第二件事情，是很多的历史学家们不去注意的，而我这个小说家非常看重的一点事。李鸿章在他的老师身后，极力维护着老师的声望、名誉，在这一点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李鸿章在曾国藩死后，执掌大清王朝的政治、军事、外交三十年，权倾天下、炙手可热。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处处维护着老师的利益，抬高着老师的名望。他说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老师事业的继续，我不过是做老师所开拓的事情而已。

他说当今的中国没有什么大人物，唯一一个大人物就是我的老师——曾文正公，别的人我一扫而空之。我们想一想，历史上有多少人在生的时候不可一世，在死的时候很快地就灰飞烟灭？甚至他一生的功劳都被诋毁、扭曲和变形了。而曾国藩在他死后，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他的声望仍然很高，地位仍然很高，在人的心目中有着精神偶像的地位。大家不可忽视这一点，他有李鸿章这样掌握三十年大权的学生在处处维护着他，这是一个学生对老师一个最大的贡献，也是曾国藩识人用人最成功的一点。我现在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唐浩明老师今天讲得是意犹未尽，我们听得也是意犹未尽。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可以知现代。今天唐浩明老师以他半生研究曾国藩的功力化作了两个小时的精彩演讲，使我们全场听了是鸦雀无声，而且大家听得是字字入耳，所以说给我们带来良多的感受。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唐浩明老师两个小时的精彩演讲。

现场站起来提问也可以，通过纸条的方式也可以。

提问：尊敬的唐老师新年好！主持人新年好！很感谢您热情洋溢的演讲，在20年前我曾经看过这样的对联，上联叫“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联是“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是“不服不行”。而且这话20年之后，拿过来看还符合现实，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请问这与古代的曾国藩相比的到底是历史的前进还是倒退？谢谢！

唐浩明：第一个，他说的这个东西好象有个电视连续剧歌里也有这样的词句在里面，它这是说了中国官场人际之间关系的一个方面，当然这个方面也比较突出。但人际关系也不止是这样的，还有方方面面的。我今天讲曾国藩的用人之道，也就是说上面和下面之间人际关系面临这一方面的问题。曾国藩当然是做得比较好，但是他也有失误的时候，比如说李云动（音同）他也曾经看错了。

要希望所有的官员像曾国藩这样，确实也是不现实的。我们是希望大家都有这种爱才，为了事业之心去赏识人才，注意人才，但不如意的事情是时常有的。古代有现代有将来也可能有，好像也不是什么倒退与进步的东西。小的方面是人与人相处的一些令人不大满意的一些地方，从中的方面可能是文化方面的缺陷，从大的方面来说也可能要追溯到人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这样看问题就比较全面一些，他不是属于社会倒退的全部，今后也可能有。

提问：唐教授，我读过您的《杨度》里面说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另外在您的《评点曾国藩家书》里面也有说到过这样带有预言的一句话“双驱齐都首，光彩耀杭州”。您觉得我们应该去怎样待这样的东西？

唐浩明：刚才讲的曾国藩“双驱齐都首（音同），光彩耀杭州”这个是曾国藩的家书里面提到的，说曾国藩的父亲年轻的时候到了南岳去抽签，那个签头就是这样写的。他去浙江

就任的时候，给他弟弟写信。他说，说不定我们今后有两个兄弟在浙江做官。我在小说里面也写了。这东西怎么看呢？这是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也有这样一个东西的在里面。作为中国人不管是知识分子也好，非常聪明智慧的人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总要受到中国文化这方面的影响。这就要看你对于这个持什么样的态度。有些人是完全相信完全沉迷于这个东西，我认为也不是很智慧的，但有时候利用这方面的东西去做一些激励，作为实现某个目标的一种手段，或者是我们过去常常说的“神到舍教”（音同）这也是聪明人常用的办法。

当然也有一些东西他们也不一定有很清醒的认识，这些东西也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有这种姑妄言之，大家也就姑妄听之。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复杂的文化现象，我们身处中国的这个文化中，其实外国也有。那么我们对这个东西也不必把它看得怎么样，大家在这个文化氛围中生活，有些这样的东西也未尝不可，多增加这方面（的研究），说不定有些也能解开人类还没有解开的科学。我们也不能断定这个东西就一定是迷信的、反科学的。

有很多比如说风水。曾国藩也信风水，但是他不是笃信风水，他认为“山环水抱，气势团聚”就是选墓地的好地方，他只要这样就好了，不要去指望你的墓地保佑你的子孙后代永远升官发财，他说那个还是不现实。那曾国藩对这个到底是什么态度呢？你说他不信他又信一点，你说他坚信他又不迷信。我想我们都可以有这样态度，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文化当中，大家说一说，大家能够知道这个方面的东西也是好事，但也不一定硬要钻到这个里面去相信，也不是说这个东西一定是不好的。怎么去看待？我觉得采用一种宽容的和欣赏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东西才能更好一点。

提问：我想问一下曾国藩身边的人才跟他的汉族的背景是不是有关系？另外他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拥有了那么大的兵力，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不称帝而选择了归隐？

唐浩明：这个问题是很多朋友我的往来的读者们关心的问题。曾国藩有好几次人家劝他造反，他也有好几次这样的形势可以造反。

我总结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点，因为曾国藩是农家子弟，他认为他的一切都是朝廷给他的，他对朝廷很感恩，他不愿意去背叛朝廷，这是从他的良心来说（的一个方面）。

第二点，曾国藩跟一般的中国历史上活跃在军政舞台上的大人物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不把最大的功业作为人生最高的追求目标。我曾经有一个比喻是那种英雄豪杰的事业他并不认为是人生的最好事业。他认为一个人要建立很高的德行，以自己的德行来感化天下，（他认为）这才是最高的事业。我把它叫做“圣贤事业”。曾国藩是以一个圣贤事业作为自己人生

最高的追求，这种追求是以道德品行来感化社会，不是以功业的最大也就是说以做皇帝来作为自己的人生最高目的。

第三点，曾国藩是一个理学信徒。理学讲的第一字就是诚，人要诚实、要诚恳，要表里一致。他把诚作为自己做人的最高目标，他说了那么多忠于朝廷的话，他做了那么多忠于朝廷的事，如果他到晚年来起兵造反背叛朝廷，那他就是一个最大不诚的人，等于他拿自己左手抽右耳光（抽自己嘴巴），这对于一个理学信徒来说无疑是他最不能接受最不会去做的，他宁愿死也不会这样做。他不是曹操、董卓、袁世凯那样的人，今天可以这样说，明天又可以那样说，他不是“宁愿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样的人，他是一个理学的信徒，他人生的价值观建立的基石不一样。

第四点，曾国藩带兵打仗十多年，他亲眼看到了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他曾经在日记里面讲皖南的人肉由30元一斤涨到120元一斤，他说战争造成了这样惨不忍睹的现象，就是因为没有东西吃，公开卖人肉，当然不是买活的人肉是买死的人肉，他说战争到了这样惨无人道的地步。所以他认为打仗是一个很造孽的事情，他就对儿子说千万千万不要去从军，不要去打仗，他说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他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他再起兵造反再挑起内战的话，就会把全国人民带入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我认为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事件使得他就不会这样去做。那假设他造反能成功吗？刚才这位朋友认为他好像可以成功，说他掌握了全国的兵力。但是据我的研究，他多半不会成功，不成功的可能性是90%以上，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第一点，刚刚这位朋友讲的不对，他没有掌握全国的兵力，就连湘军的他也不是掌握全部的兵力。他真正的兵力他的嫡系只有两支部队，一个是他老九的七字营（音同），另外一个是水师。而打下南京以后七字营（音同）迅速腐败不能再打仗，而水师打北京是没有用的，第一是他实力不够。

第二点，如果他真的起兵反对朝廷，湘军马上就四分五裂，反对他的人内部就有很多。第一个起来反对的可能就是左宗棠，左宗棠早就看不顺他了，而且也已经打报告到朝廷去揭发他的短处，说他南京城里右天王李秀成都逃跑了，那么你曾国藩没有照管好啦，我就抓到你（把柄）我把你搞下去，我壮大了自己的实力，说不定左宗棠自己可能想当皇帝，这种情况完全是有可能的。湘军内部很多不会支持，他的同盟军就会瓦解了。

第三个，朝廷做了很周密的部署，朝廷对于曾国藩这支湘军历来是采取两手：一手是用，一手是防备。大家因为没有研究这段历史，所以不清楚很多内幕的情况，那么我今天简单地跟大家说一下。打下南京后的第二天，就有多名将军奉朝廷之命进驻南京，名义上探望南京

城里面满人的军力破坏程度怎样，实际上是充当朝廷的耳目在监视着南京城里曾氏兄弟和湘军的动向，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朝廷长期地安排了两支绿营军队在曾国藩的身边，名义上是协同作战，实际上是监视着曾国藩，一直在监视着这支军队的动向。第三个，南京城外一百里的镇江府带兵的统帅是清朝末年少数几个很会打仗的将领冯子材。冯子材的绿营驻扎在镇江，很快地接到了朝廷的紧急命令，用我们今天的话叫做一级战备，就是镇江城里的绿营不能离开镇江城范围，目的就是监视着南京城。

森格林清（音同）的蒙古马队号称铁骑，这人是咸丰的表兄是大清王朝铁杆的保皇派，他的马队也奉命从北方南下，驻扎在江苏、河南一代。假设南京城里有风吹草动，南京城里的耳目可以在第一时间报告朝廷，周围的两支绿营的军队和镇江城的冯子材可以第一时间兵临南京城下，两天以后蒙古的铁骑也会来到南京，这几股力量和起来，曾国藩动不了。那个时候发了洋财的迅速腐败的湘军绝对不是对手，那么这个结果很快就会见分晓了，这个分晓有可能就是曾国藩身败名裂的时候，是朝廷周密的部署取得了主动权，历史上可能就多了一个吴三桂式的人物，而少了功德圆满的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