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课上，王老师正分析一道数学题，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谁知就在这时，教室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手机铃声。王老师转过身来，一眼看到小波正在低头拨弄手机，他随即走到小波身边，严肃地说：“小波，我们班上是有规定的，手机不能带进教室。把你的手机交给我，下午放学的时候到我办公室来拿吧。” “使用手机是我的自由，您有什么权力干涉我……”没想到，平时寡言少语的小波竟然如此“叛逆”，还振振有词。因此没等小波的话说完，王老师就打断了他：“可是你上课玩手机，还弄出铃声，干扰了其他同学的学习，所以我要没收你的手机。”说罢，王老师就伸手去拿小波的手机，可是小波握着手机就是不给老师…… 上述案例中，小波上课使用手机扰乱课堂秩序，老师批评他时却以“自由”辩解的现象，反映了其自我中心的倾向。从个体发展进程来看，自我中心倾向在人的一生中出现两次。首先，两三岁的孩子会出现自我中心倾向，他们常常以自己的认知、情绪、意愿为中心，从自己的角度看待并判断周围环境中的一切，深信一切人的想法和自己的想法相同，也从不怀疑自己想法的真实性。因此，处于这个阶段的幼儿不能接纳别人的意见和观点。人生中的第二次自我中心的出现，是在进入青春期后，生理上的急剧变化，使青少年的思维从客观世界再次转入自己的主观世界，他们的自我意识高度发展，十分关注自己内心的需要和想法。这一阶段的青少年非常敏感，一旦成人提出与自己不同的意见，他们往往变得十分冲动易怒。因此，对青春期阶段的学生实施教育时，教师必须慎之又慎。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少年教育中产生困难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行为以赤裸裸的方式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人在这种年龄从本性上就不愿意被他人教育。”换句话说，如果青少年的心声被教育者忽视或淡化，如果他们处于一种“被教育”的状态，那么“叛逆”是必然的结果。怎样才能在教育过程中不留痕迹，以一种自然和谐的方式实施教育呢？这需要我们转变教育观念，倾听学生的心声，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 上文中的沈老师从一开始组建新班时，郑重宣布手机禁令给学生下马威，到后来组织学生参与手机管理的辩论赛，这一教育管理过程的变化充分地折射出班主任管理理念的变化，即从传统的班级管理模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在传统的班级管理理念的指导下，教育者以教师和班级秩序为中心，学生对自己在学校所从事的活动很少拥有选择的机会和自由，基本上处于一种“被教育”的状态。然而，在以学生为中心的管理理念指导下，教师和学生双方可以共同参与行为标准的制定，大家可以共同参与到班级管理中来。西方教育心理学家Slavin关于课堂纪律的相关研究表明，教师让学生参与班级和课堂规则的制定，有助于让每个学生更加认同班级规则，而且也更加愿意遵守由大家一起制定的规则。上文中，班主任通过手机禁令的辩论赛，赋予了本班学生话语权和自由选择权，让学生参与到关于手机使用规则的制定中来，学生形成了一定的参与感，不再是“被教育”的状态。这样教师不仅倾听到了来自学生内心深处的声音，还在无形中拉近了班主任和学生之间的距离，融洽了师生之间的关系，营造了和谐、愉快的班级心理氛围，教育者的意图也无声无息地融入其中，无痕而且有效。 但是拒绝“被教育”并不意味着要给学生无限的自由。本文开头小波提出一个观点——使用手机是我的自由。自由是什么？很多学生在谈到这一概念的时候，往往会误认为自由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实际上，自由和规则是相辅相成的，规则是自由的保障，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在学校教育中，学生的个人自由与班级规则不是矛盾，而是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班级规则并不是限制和约束学生的自由，其最终目的是对所有学生正当权益的保护。比如上文中关于手机禁令的班级规则，就是为了营造安静的学习环境，这是每个学生都应该拥有的自由权益。如果人人都遵守这一规定，就可以维持一种和谐的班级氛围。 拒绝“被教育”也绝不意味着否定教师的权威性。我们在进行教育改革和教育理念转换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走极端的现象。在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转变过程中，有些教师为了突出学生的主体和中心地位，而丧失了自身的教育权威性。一些学校甚至提出了“学生就是上帝”的口号，盲目迎合学生和家长的需要。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活动，当教师失去权威，如何教书育人？教育的有效性如何令人信服？因此，我们在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管理理念时，并非不强调和不认同教师的权威性。拒绝“被教育”，鼓励学生参与制定规则，在组织教学活动时考虑到学生的需要和反应，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教师是最终的引领者。班级规则一旦确立之后，教师需要要求学生遵守班级的规则，这种要求和期望必须贯穿始终，并言而有信地执行下去。这样，教师的“权威性”才不会丧失，教育的“有效性”才能得到保证。 （责任编辑 朱哲）
数学课上，王老师正分析一道数学题，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谁知就在这时，教室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手机铃声。王老师转过身来，一眼看到小波正在低头拨弄手机，他随即走到小波身边，严肃地说：“小波，我们班上是有规定的，手机不能带进教室。把你的手机交给我，下午放学的时候到我办公室来拿吧。” “使用手机是我的自由，您有什么权力干涉我……”没想到，平时寡言少语的小波竟然如此“叛逆”，还振振有词。因此没等小波的话说完，王老师就打断了他：“可是你上课玩手机，还弄出铃声，干扰了其他同学的学习，所以我要没收你的手机。”说罢，王老师就伸手去拿小波的手机，可是小波握着手机就是不给老师…… 上述案例中，小波上课使用手机扰乱课堂秩序，老师批评他时却以“自由”辩解的现象，反映了其自我中心的倾向。从个体发展进程来看，自我中心倾向在人的一生中出现两次。首先，两三岁的孩子会出现自我中心倾向，他们常常以自己的认知、情绪、意愿为中心，从自己的角度看待并判断周围环境中的一切，深信一切人的想法和自己的想法相同，也从不怀疑自己想法的真实性。因此，处于这个阶段的幼儿不能接纳别人的意见和观点。人生中的第二次自我中心的出现，是在进入青春期后，生理上的急剧变化，使青少年的思维从客观世界再次转入自己的主观世界，他们的自我意识高度发展，十分关注自己内心的需要和想法。这一阶段的青少年非常敏感，一旦成人提出与自己不同的意见，他们往往变得十分冲动易怒。因此，对青春期阶段的学生实施教育时，教师必须慎之又慎。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少年教育中产生困难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行为以赤裸裸的方式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人在这种年龄从本性上就不愿意被他人教育。”换句话说，如果青少年的心声被教育者忽视或淡化，如果他们处于一种“被教育”的状态，那么“叛逆”是必然的结果。怎样才能在教育过程中不留痕迹，以一种自然和谐的方式实施教育呢？这需要我们转变教育观念，倾听学生的心声，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 上文中的沈老师从一开始组建新班时，郑重宣布手机禁令给学生下马威，到后来组织学生参与手机管理的辩论赛，这一教育管理过程的变化充分地折射出班主任管理理念的变化，即从传统的班级管理模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在传统的班级管理理念的指导下，教育者以教师和班级秩序为中心，学生对自己在学校所从事的活动很少拥有选择的机会和自由，基本上处于一种“被教育”的状态。然而，在以学生为中心的管理理念指导下，教师和学生双方可以共同参与行为标准的制定，大家可以共同参与到班级管理中来。西方教育心理学家Slavin关于课堂纪律的相关研究表明，教师让学生参与班级和课堂规则的制定，有助于让每个学生更加认同班级规则，而且也更加愿意遵守由大家一起制定的规则。上文中，班主任通过手机禁令的辩论赛，赋予了本班学生话语权和自由选择权，让学生参与到关于手机使用规则的制定中来，学生形成了一定的参与感，不再是“被教育”的状态。这样教师不仅倾听到了来自学生内心深处的声音，还在无形中拉近了班主任和学生之间的距离，融洽了师生之间的关系，营造了和谐、愉快的班级心理氛围，教育者的意图也无声无息地融入其中，无痕而且有效。 但是拒绝“被教育”并不意味着要给学生无限的自由。本文开头小波提出一个观点——使用手机是我的自由。自由是什么？很多学生在谈到这一概念的时候，往往会误认为自由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实际上，自由和规则是相辅相成的，规则是自由的保障，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在学校教育中，学生的个人自由与班级规则不是矛盾，而是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班级规则并不是限制和约束学生的自由，其最终目的是对所有学生正当权益的保护。比如上文中关于手机禁令的班级规则，就是为了营造安静的学习环境，这是每个学生都应该拥有的自由权益。如果人人都遵守这一规定，就可以维持一种和谐的班级氛围。 拒绝“被教育”也绝不意味着否定教师的权威性。我们在进行教育改革和教育理念转换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走极端的现象。在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转变过程中，有些教师为了突出学生的主体和中心地位，而丧失了自身的教育权威性。一些学校甚至提出了“学生就是上帝”的口号，盲目迎合学生和家长的需要。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活动，当教师失去权威，如何教书育人？教育的有效性如何令人信服？因此，我们在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管理理念时，并非不强调和不认同教师的权威性。拒绝“被教育”，鼓励学生参与制定规则，在组织教学活动时考虑到学生的需要和反应，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教师是最终的引领者。班级规则一旦确立之后，教师需要要求学生遵守班级的规则，这种要求和期望必须贯穿始终，并言而有信地执行下去。这样，教师的“权威性”才不会丧失，教育的“有效性”才能得到保证。 （责任编辑 朱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