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的文气说
曹丕《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题，它首先明确地将“气”的概念引入文学领域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第一次明确强调了作家的个性、气质与文学创作是不可分割的，把作家的“气”视为文章的生命，自觉地抒发个人的情感，追求文学创作的个性，因此，“文气说”的出现促成并标志着“诗言志”向“诗缘情”的转变，昭示着一个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并把文学创作推向了唯美的时代。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也就是“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那么，曹丕所谓的“气”又是什么呢？大体可理解为：“气”就是文章中反映出来的作家的气质个性，也即作者的天赋禀受。它具体融化在作品里，则表现为作品的精神风貌，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艺术风格。曹丕的“文气说”受东汉末年品评人物的风气影响，品评文章的风气也逐渐形成。故而，品文章亦是品人。
首先曹丕所说的“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全然没有伦理道德色彩，完全不同于孟子所提倡的“浩然之气”。这种观点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连年的战乱和接连不断的饥荒、瘟疫，导致人口大量丧亡，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极度混乱的社会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产生更多的是感时伤乱的悲凉情绪，“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的凄惨景象使得儒家传统的中庸思想，温柔敦厚的思想价值取向不可能在当时获得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同。而另一方面，以曹操为首的建安文学家们同时又是胸怀远大的政治家，他们有着建功立业，力挽狂澜的雄心壮志和自信，使得他们更多的是探寻自身的价值所在，由广泛的社会道德的研究转向对自己内心的省查和肯定。因此，能表现他们个性特征与时代特色的“气”之说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文以气为主”，就是说文必须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它决定着作品的存在价值与生命力，而这种艺术风格的最终形成，则取决于作家的独特个性与气质。
其次，曹丕又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将“文气”大致上分为“清”与“浊”两大类。所谓“清”，就是指一种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 所谓“浊”则是一种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清”、“浊”代表了两种风格类型。“气之清浊有体”告诉我们人的气质有清有浊，表现出不同的体态风貌。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以气论人，处处体现出对清气的偏爱。“王粲长於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应旸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曹丕在对各建安文学作家的看法作出阐述时也流露了他对遒劲、质刚的文学风格的赞赏和肯定。而这种肯定也与那个时代所崇尚的干练坚强、清爽豪迈的主流审美取向密不可分。同时也对后世文学创作取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使得后世往往更加推崇这种遒劲、质刚的文风，后人论及文气往往重刚强而弃柔弱。文之气乃文之精华，曹丕的这一价值取向不仅在文学方面深刻影响着后人，它对中华民族独立坚强，不屈不挠的精神塑造与形成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曹丕的“文气说”到吴晗的“骨气说”，文章与文气的相互融合，也赋予了文章以精神的灵魂，成为指导与鼓励后世文学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启明灯和精神支柱
“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同时也强调创作个性的独特性及不可改变性，认为文气的不同是因人的天赋秉性不同，因而无法以人力来改变，亦无法以人为的方式来授受。曹丕的这一观点，强调了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性意义，也表现出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及“文的独立”的时代精神。魏晋时期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文学思想解放的时期，受时代影响，独立自主的思想意识开始复苏觉醒，作家开始有了自己的精神指向，有了独立的个性和人格。不同的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创作出不同类型的作品，形成百花齐放的文学形式，甚至是同属建安文学代表人物的曹操三父子的作品也有着自己不同的艺术特色，曹操的诗气韵雄浑，古直悲凉，而曹丕的诗则便娟婉约，异于其父的悲壮之习，曹植的诗歌则更是骨气奇高，辞采华茂（钟嵘〈〈诗品〉〉）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 ，而又兼备其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曹丕开始反映并总结了这种文学现象，弘扬主体精神的“文气说”,既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
物, 也是文学实践的总结, 它是在时代精神和艺术实践的沃土中长出来的理论之花。
曹丕认为“气”是先天禀赋的，“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因而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特长或特殊风格。 “文气说”将作家创作的个人气质、天赋看做关键是有道理的，是开创性的，但不可否认他并未深究，所以显得片面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的创作特色的形成包含着先天和后天两方面因素。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曹丕所提出的“气”既是人的气质与天赋。所谓“气质”就是“人神经兴奋度的强弱”，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而“天赋”是智力能力的其中一项，也是与生俱来的。但，人虽有天赋却不加以训导、锻炼便会无所长。没有后天环境的影响，作家的风格就如缺了角的凳子一般，而性格的形成既是后天因素的影响，对于作家写作风格的影响不可小视。总的来说，从“文以气为主”的“文气说”的提出到谈及作家文人的气质、个性和文风，曹丕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虽然有些片面，但“文气说”的合理成分大于其不合理之处，对于后世文论有着深远的影响。
曹丕“文以气为主”的文学理论也为后世文学流派的形成分化提供了最早的理论基础，它强调了作家的个体价值，肯定了不同作家各异的创作风格，对后世文学的发展繁荣有着开创性的贡献，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后来的陆机、刘勰，钟嵘等正是沿着他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著的那样，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成就，也可以完全可以说是不朽之盛事了吧。“文气”说作为《典论·论文》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它提出的从“气”论文对后世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创了综合地评论作家作品的风气。曹丕首倡的“文气”说开时代先声，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走向有很大影响。它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对提高文学的社会地位，促使作者们重视创作个性，提高创作质量，起着积极作用。
曹丕的文气说
曹丕《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题，它首先明确地将“气”的概念引入文学领域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第一次明确强调了作家的个性、气质与文学创作是不可分割的，把作家的“气”视为文章的生命，自觉地抒发个人的情感，追求文学创作的个性，因此，“文气说”的出现促成并标志着“诗言志”向“诗缘情”的转变，昭示着一个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并把文学创作推向了唯美的时代。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也就是“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那么，曹丕所谓的“气”又是什么呢？大体可理解为：“气”就是文章中反映出来的作家的气质个性，也即作者的天赋禀受。它具体融化在作品里，则表现为作品的精神风貌，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艺术风格。曹丕的“文气说”受东汉末年品评人物的风气影响，品评文章的风气也逐渐形成。故而，品文章亦是品人。
首先曹丕所说的“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全然没有伦理道德色彩，完全不同于孟子所提倡的“浩然之气”。这种观点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连年的战乱和接连不断的饥荒、瘟疫，导致人口大量丧亡，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极度混乱的社会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产生更多的是感时伤乱的悲凉情绪，“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的凄惨景象使得儒家传统的中庸思想，温柔敦厚的思想价值取向不可能在当时获得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同。而另一方面，以曹操为首的建安文学家们同时又是胸怀远大的政治家，他们有着建功立业，力挽狂澜的雄心壮志和自信，使得他们更多的是探寻自身的价值所在，由广泛的社会道德的研究转向对自己内心的省查和肯定。因此，能表现他们个性特征与时代特色的“气”之说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文以气为主”，就是说文必须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它决定着作品的存在价值与生命力，而这种艺术风格的最终形成，则取决于作家的独特个性与气质。
其次，曹丕又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将“文气”大致上分为“清”与“浊”两大类。所谓“清”，就是指一种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 所谓“浊”则是一种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清”、“浊”代表了两种风格类型。“气之清浊有体”告诉我们人的气质有清有浊，表现出不同的体态风貌。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以气论人，处处体现出对清气的偏爱。“王粲长於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应旸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曹丕在对各建安文学作家的看法作出阐述时也流露了他对遒劲、质刚的文学风格的赞赏和肯定。而这种肯定也与那个时代所崇尚的干练坚强、清爽豪迈的主流审美取向密不可分。同时也对后世文学创作取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使得后世往往更加推崇这种遒劲、质刚的文风，后人论及文气往往重刚强而弃柔弱。文之气乃文之精华，曹丕的这一价值取向不仅在文学方面深刻影响着后人，它对中华民族独立坚强，不屈不挠的精神塑造与形成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曹丕的“文气说”到吴晗的“骨气说”，文章与文气的相互融合，也赋予了文章以精神的灵魂，成为指导与鼓励后世文学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启明灯和精神支柱
“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同时也强调创作个性的独特性及不可改变性，认为文气的不同是因人的天赋秉性不同，因而无法以人力来改变，亦无法以人为的方式来授受。曹丕的这一观点，强调了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性意义，也表现出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及“文的独立”的时代精神。魏晋时期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文学思想解放的时期，受时代影响，独立自主的思想意识开始复苏觉醒，作家开始有了自己的精神指向，有了独立的个性和人格。不同的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创作出不同类型的作品，形成百花齐放的文学形式，甚至是同属建安文学代表人物的曹操三父子的作品也有着自己不同的艺术特色，曹操的诗气韵雄浑，古直悲凉，而曹丕的诗则便娟婉约，异于其父的悲壮之习，曹植的诗歌则更是骨气奇高，辞采华茂（钟嵘〈〈诗品〉〉）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 ，而又兼备其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曹丕开始反映并总结了这种文学现象，弘扬主体精神的“文气说”,既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
物, 也是文学实践的总结, 它是在时代精神和艺术实践的沃土中长出来的理论之花。
曹丕认为“气”是先天禀赋的，“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因而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特长或特殊风格。 “文气说”将作家创作的个人气质、天赋看做关键是有道理的，是开创性的，但不可否认他并未深究，所以显得片面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的创作特色的形成包含着先天和后天两方面因素。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曹丕所提出的“气”既是人的气质与天赋。所谓“气质”就是“人神经兴奋度的强弱”，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而“天赋”是智力能力的其中一项，也是与生俱来的。但，人虽有天赋却不加以训导、锻炼便会无所长。没有后天环境的影响，作家的风格就如缺了角的凳子一般，而性格的形成既是后天因素的影响，对于作家写作风格的影响不可小视。总的来说，从“文以气为主”的“文气说”的提出到谈及作家文人的气质、个性和文风，曹丕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虽然有些片面，但“文气说”的合理成分大于其不合理之处，对于后世文论有着深远的影响。
曹丕“文以气为主”的文学理论也为后世文学流派的形成分化提供了最早的理论基础，它强调了作家的个体价值，肯定了不同作家各异的创作风格，对后世文学的发展繁荣有着开创性的贡献，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后来的陆机、刘勰，钟嵘等正是沿着他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著的那样，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成就，也可以完全可以说是不朽之盛事了吧。“文气”说作为《典论·论文》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它提出的从“气”论文对后世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创了综合地评论作家作品的风气。曹丕首倡的“文气”说开时代先声，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走向有很大影响。它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对提高文学的社会地位，促使作者们重视创作个性，提高创作质量，起着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