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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从文家书》
在图书馆闲逛的时候，得到这本《沈从文家书》，最开始的一章竟是沈从文在向他的18岁的女学生张兆和发动爱情攻势而不果，以致牵动各方朋友的趣事。当时，从文为他的爱情茶饭不思，恨不得一死了之；而年幼单纯的兆和被老师猛烈的情书攻势逼得没办法，抱上所有情书找到就读的中国公学校长胡适那里。胡适说：“我知道沈从文很顽固地爱你。”兆和脱口说道：“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还是为其奔走牵线，于是有了一段童话般美好又历经磨难的世纪姻缘。
每个人都能在沈从文的情书中看到自己的初恋。在他们那里，爱情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件华丽的外衣，而只是清夜中御寒的一件朴素的粗布棉袄。
从感觉到这种爱情起，沈从文就执拗地开始向它投靠。再坚强的男人，在爱情面前也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等待母性和妻性的双重包裹。所谓的坚强，是男人之间的事，而母亲是孕育他的温暖的母体，妻子则是他漆黑的夜晚惟一的归处。女人的双重身份决定了男人的来路和去处。对于这种皈依， 沈从文自己是这样诠释的：每次见到你，我心上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明明白白从此中得到是一种痛苦，却也极珍视这痛苦的来源，我所谓“顽固”，也就是这无法解脱的宿命的粘恋。
这是沈从文当时真实的心境，是张兆和回避和拒绝沈的爱情时他最真诚的表白，狂热得近乎发疯。像一场瘟疫，只有一个美丽的女护士握着一剂良药，要么，她是天使，要么，她是魔鬼。
或许，兆和那时还是个孩子，单纯得近乎透明，还没有为爱做好准备。她把从文的信交给了校长胡适。胡适是个出色的爱情大使，他在沈从文/张兆和、徐志摩/陆小曼身上倾注的心力比他自己的爱情还要多。这让人想到韦莲司，想到胡/韦之间永远不可能有结合的相爱。唯美的爱情，唯美的苦役。
两只若即若离的手终于叠在一起，仿佛这一切倒是为了成全胡适，以及所有对爱情有所企盼的人们。人们对爱情的信念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了证明。他们的爱情并非独属于自己，它像月光，平均分给每位在爱情路上的苦行者。他们的生命令人羡慕也令人疼爱。
我在沅水上乘舟而行的时候，心底就映出沈从文写《湘行书简》时的样子。河两岸如画的景致完全保持着1934年的样子，旧日里的各种声音已经消逝，眼前的风景于是成了优美的默片。1934年的沈从文坐在船头给新婚的妻写信：
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我同船老板吃饭，盼望你也在一角吃饭。我至少还得在船上过七个日子，还不把下行的计算在内。你说，这七个日子我怎么办？
他写信的时候，如同所有热恋中的人们一样，执拗地以为倾听者就在身旁，甚至会以吴侬软语来回答他，而全然忘记了他们的对白中间，有许多个昼夜的“时差”相隔。
沈从文是幸运的，因为有一个人能够包容他近于孩童的放纵。他因拥有了文学和女人而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使得他在世界上遭遇的所有践踏和禁锢都显得微不足道。有迹象表明沈从文曾经一度精神失常（1949年）。他和张兆和的世界一下子被分割开来。他们同处一室，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还专门将他们夫妻接到自己家中照料，但是我相信此时最孤独的还是张兆和。距离不能将他们分开而疾病却能。即使如此，现实中的一切依旧没有改变张兆和，“苦难归苦难，深情既在，人类就有力量在这个星球上耕耘”（史铁生），她怀着与当初同样的耐心，在每一个寂静的夜晚，等待着从文归来。
我读过沈从文此时留下的只言片语，他在自己收藏的《沈从文子集》的《灯》一文后面写道：“灯熄了，罡风正吹着，出自本身内部的旋风也吹着，于是熄了，一切如自然亦如夙命。”这些文字在数量上无法与沈从文的作品相比，每一个汉字，都可能是一个细微的孔隙，连接着他神秘莫测的内心。我想起张兆和在1938年1月31日给沈从文的信中写下的话：“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与沈从文从前的写作不同，这所有未经剪辑的思绪或许都指向一个惟一的读者。也只有这惟一的读者能够体悟它们的含义，包括对世界上所有“清醒”的人们的嘲笑，和字句背后若有若无的泪滴。
我在靳飞兄的书稿《北京记忆》时注意到一个细节：“文革”期间，经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严文井先生奔走，为沈从文争取到两间栖身之所，而这两间房又不在一处。沈先生住沙络胡同，张兆和住净土寺胡同，张兆和经常在净土寺胡同做好饭菜，给沈先生端到沙络胡同来。上帝似乎总在他们之间设置一段距离，使他们不断地出走与归来，但这恰好使他们彼此成为对方的终点，路途或远或近，都不可能冷却他们那持久的温情。他们始终用最纯朴的方式，抵抗命运的捉弄。许多人注意到沈从文和张兆和在性格上的差距。这种差距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对于两颗经历过患难的心来说，那只是最不重要的细节。
然而在沈从文离世后，这一切在张兆和衰老的瞳孔里却不断地放大和闪回，并且日复一日地加深着张兆和的自责。经历因其不可更改，而愈发令回忆者挑剔。或许，越是接近晚年，人越会成为完美主义者。1995年8月23日，张兆和先生在《从文家书》的后记中写道：“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越是从烂纸堆里翻到他越多的遗作，哪怕是零散的，有头无尾的，就越觉斯人可贵。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斯人已去，纸页上记载的所有旅途都变成了时间。兆和苍老的眼泪滴到纸面上就融化了，就像融化在无边的岁月里，一点声息都没有。漫长的爱情，已使老人分不出她的泪水是源于幸福，还是源于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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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从文家书》
在图书馆闲逛的时候，得到这本《沈从文家书》，最开始的一章竟是沈从文在向他的18岁的女学生张兆和发动爱情攻势而不果，以致牵动各方朋友的趣事。当时，从文为他的爱情茶饭不思，恨不得一死了之；而年幼单纯的兆和被老师猛烈的情书攻势逼得没办法，抱上所有情书找到就读的中国公学校长胡适那里。胡适说：“我知道沈从文很顽固地爱你。”兆和脱口说道：“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还是为其奔走牵线，于是有了一段童话般美好又历经磨难的世纪姻缘。
每个人都能在沈从文的情书中看到自己的初恋。在他们那里，爱情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件华丽的外衣，而只是清夜中御寒的一件朴素的粗布棉袄。
从感觉到这种爱情起，沈从文就执拗地开始向它投靠。再坚强的男人，在爱情面前也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等待母性和妻性的双重包裹。所谓的坚强，是男人之间的事，而母亲是孕育他的温暖的母体，妻子则是他漆黑的夜晚惟一的归处。女人的双重身份决定了男人的来路和去处。对于这种皈依， 沈从文自己是这样诠释的：每次见到你，我心上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明明白白从此中得到是一种痛苦，却也极珍视这痛苦的来源，我所谓“顽固”，也就是这无法解脱的宿命的粘恋。
这是沈从文当时真实的心境，是张兆和回避和拒绝沈的爱情时他最真诚的表白，狂热得近乎发疯。像一场瘟疫，只有一个美丽的女护士握着一剂良药，要么，她是天使，要么，她是魔鬼。
或许，兆和那时还是个孩子，单纯得近乎透明，还没有为爱做好准备。她把从文的信交给了校长胡适。胡适是个出色的爱情大使，他在沈从文/张兆和、徐志摩/陆小曼身上倾注的心力比他自己的爱情还要多。这让人想到韦莲司，想到胡/韦之间永远不可能有结合的相爱。唯美的爱情，唯美的苦役。
两只若即若离的手终于叠在一起，仿佛这一切倒是为了成全胡适，以及所有对爱情有所企盼的人们。人们对爱情的信念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了证明。他们的爱情并非独属于自己，它像月光，平均分给每位在爱情路上的苦行者。他们的生命令人羡慕也令人疼爱。
我在沅水上乘舟而行的时候，心底就映出沈从文写《湘行书简》时的样子。河两岸如画的景致完全保持着1934年的样子，旧日里的各种声音已经消逝，眼前的风景于是成了优美的默片。1934年的沈从文坐在船头给新婚的妻写信：
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我同船老板吃饭，盼望你也在一角吃饭。我至少还得在船上过七个日子，还不把下行的计算在内。你说，这七个日子我怎么办？
他写信的时候，如同所有热恋中的人们一样，执拗地以为倾听者就在身旁，甚至会以吴侬软语来回答他，而全然忘记了他们的对白中间，有许多个昼夜的“时差”相隔。
沈从文是幸运的，因为有一个人能够包容他近于孩童的放纵。他因拥有了文学和女人而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使得他在世界上遭遇的所有践踏和禁锢都显得微不足道。有迹象表明沈从文曾经一度精神失常（1949年）。他和张兆和的世界一下子被分割开来。他们同处一室，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还专门将他们夫妻接到自己家中照料，但是我相信此时最孤独的还是张兆和。距离不能将他们分开而疾病却能。即使如此，现实中的一切依旧没有改变张兆和，“苦难归苦难，深情既在，人类就有力量在这个星球上耕耘”（史铁生），她怀着与当初同样的耐心，在每一个寂静的夜晚，等待着从文归来。
我读过沈从文此时留下的只言片语，他在自己收藏的《沈从文子集》的《灯》一文后面写道：“灯熄了，罡风正吹着，出自本身内部的旋风也吹着，于是熄了，一切如自然亦如夙命。”这些文字在数量上无法与沈从文的作品相比，每一个汉字，都可能是一个细微的孔隙，连接着他神秘莫测的内心。我想起张兆和在1938年1月31日给沈从文的信中写下的话：“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与沈从文从前的写作不同，这所有未经剪辑的思绪或许都指向一个惟一的读者。也只有这惟一的读者能够体悟它们的含义，包括对世界上所有“清醒”的人们的嘲笑，和字句背后若有若无的泪滴。
我在靳飞兄的书稿《北京记忆》时注意到一个细节：“文革”期间，经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严文井先生奔走，为沈从文争取到两间栖身之所，而这两间房又不在一处。沈先生住沙络胡同，张兆和住净土寺胡同，张兆和经常在净土寺胡同做好饭菜，给沈先生端到沙络胡同来。上帝似乎总在他们之间设置一段距离，使他们不断地出走与归来，但这恰好使他们彼此成为对方的终点，路途或远或近，都不可能冷却他们那持久的温情。他们始终用最纯朴的方式，抵抗命运的捉弄。许多人注意到沈从文和张兆和在性格上的差距。这种差距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对于两颗经历过患难的心来说，那只是最不重要的细节。
然而在沈从文离世后，这一切在张兆和衰老的瞳孔里却不断地放大和闪回，并且日复一日地加深着张兆和的自责。经历因其不可更改，而愈发令回忆者挑剔。或许，越是接近晚年，人越会成为完美主义者。1995年8月23日，张兆和先生在《从文家书》的后记中写道：“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越是从烂纸堆里翻到他越多的遗作，哪怕是零散的，有头无尾的，就越觉斯人可贵。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斯人已去，纸页上记载的所有旅途都变成了时间。兆和苍老的眼泪滴到纸面上就融化了，就像融化在无边的岁月里，一点声息都没有。漫长的爱情，已使老人分不出她的泪水是源于幸福，还是源于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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