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陆志仁是上海党史、地方史志科研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在粉碎“四人帮”后，他多方联络，收集材料，集中意见，为上海地下党冤案的平反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吁。在担任上海党史资料征委会领导的过程中，他亲手筹建了上海市委党史办公室，明确了党史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方法，组建了专业队伍，开拓了地方史志工作新格局。为了编纂上海店员和职员运动史，他呕心沥血、埋头苦干，不为名利，完成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为上海党史工作鞠躬尽瘁。
[关键词]陆志仁；党史工作；贡献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12-0026-03
陆志仁同志是上海党史学界的老前辈，是上海党史、地方史志科研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他对党史工作孜孜不倦地追求、坚持不懈地努力、呕心沥血地耕耘是有口皆碑、后人难忘的。
一、为上海地下党冤案的彻底平反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吁
建国后的一个时期，由于党内“左”的思想影响，也由于党内外对地下党斗争的过程、特点和作用了解不全面，上海地下党长期被误解、曲解、忽视，甚至屡遭怀疑。早在1953年，市委决定成立上海市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陆老担任该委干事会的总干事，主持日常领导工作，后因故停顿。1959年，上海决定筹建革命历史纪念馆，对上海党史资料和文物开展广泛的调查征集工作。后遇三年困难时期，工作又一次停顿。这两次曲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当时领导上对上海地下党和地下工作的看法受“左”的影响不无关系。
1960年初的一个午夜，市委书记柯庆施将陆志仁叫到家中，为的是查阅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究竟有否从物资上、人力上支援过新四军，是通过什么途径支援的，等等。陆当然如实汇报，为历史真相声辩，从张承宗同志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此事也得到了印证。上世纪60年代初柯庆施有次曾召集张承宗、孟波和陆志仁谈话，批于伶编剧的《七月流火》，不顾事实地说该剧是为抗战时期地下党组织的上海民众慰问新四军代表团团长等“反革命分子”翻案。陆当时就声辩该剧主角原型茅丽瑛是被汪伪汉奸暗杀的女烈士、上海地下党员。她当时的“为（抗日）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的英勇牺牲鼓舞教育了上海抗日救国的民众，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但都无济于事，该剧最后还是被停演。
到“文革”时期，“四人帮”对上海地下党更是全面否定，彻底“打倒”，实际上是长达十年的血淋淋的残酷迫害、全面诬陷。陆志仁就被打成“三反”分子，开除党籍，全家批斗，后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曾被关押在漕河泾少年犯教养所，与知名演员赵丹同一室，倍受折磨。
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地下党冤案终于迎来了拨云见日的好时机。在当时很多地下党领导人和党员未得到彻底平反的情况下，陆志仁多方联络，收集材料，集中意见，为上海地下党的平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组织力量，撰写了题为《为什么一纸诬告成“铁证”，两篇黑文酿血案》一文。以上海永安公司地下党支部的光荣战斗史和“四人帮”对永安公司地下党员的残酷迫害为例揭批“四人帮”的罪行。
1979年初，上海市委组织部组织了陆志仁等老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并根据全面调查，向市委上报了“四人帮”迫害上海地下党案件的调查情况的报告。3月2日，市委发文批转了该调查报告，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即向党内外传达。市委指示中强调：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地下斗争是执行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方针、路线的，绝大多数地下党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四人帮”强加给上海地下党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各级党委对遭受迫害和株连者，要认真落实政策，做好善后工作。为了贯彻落实市委的指示，陆志仁再次组织力量撰写了《严冬过尽绽春蕾――揭批林彪、“四人帮”对上海地下党的诬陷和迫害》一文，1979年4月28日发表在《文汇报》上。针对“四人帮”的诬蔑，文章阐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战斗历程和重要贡献。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这篇文章起到了拨乱反正，澄清历史真相的作用，推动了全市为上海地下党冤案彻底平反的各项工作。
要真正彻底为上海地下党平反，必须搜集大量史料，实事求是地做出正确的分析和研究，立准立好上海的地方党史。1979年起，陆志仁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任内，就组织了全市性的党史调查组，由高校、历史所等单位抽调人员参加，走访了领导与参加上海地下党斗争的老同志三四百人，写成回忆资料近500份；并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六年间编辑出版了《上海党史资料》丛刊25辑。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领导过上海各个时期地下党斗争的老同志大多还健在，而且相当多老同志因遭受“四人帮”的迫害尚未获得彻底平反，他们对上海党史调查组的走访工作十分热情，大力支持。他们是参与上海地下党各个时期斗争的历史见证人，他们提供的史实填补了上海地方党史上的大量空白。如李维汉关于上世纪30年代的江苏省委与党中央在上海的历史，刘晓关于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江苏省委和上海局的发展过程，陈国栋、孙大光等关于30年代的共青团，刘人寿、何牢等关于潘汉年在上海的情报系统的工作等等，都是他们亲历亲为的第一手资料。上海党史调查组组织的这批口述史料，丰富了上海党史资料的库藏，为尔后的上海地下党史研究和上海党史的编写工作打下了基础。陆志仁对党史调查组的领导具体细致，对这批口述史料几乎篇篇过目，认真审稿，直到发表出版，关怀备至。上海党史资料的广泛调查是陆志仁为上海地下党平反扩大舆论影响之后的又一项费心费力的基础工作。当时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已成为上海党史宝库中的珍藏。
二、为建立上海地方史志专业机构殚精竭虑，开创新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党中央将研究和编写党史作为重大任务。上海市委于1981年成立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但是未设工作机构，只是抽调几个干部负责具体工作。1983年，陆志仁调任党史资料征委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自此之后，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里，虽步入耄耋之年，而且伤病累累，却始终满怀激情、矢志不渝地为开创上海地方史志工作新局面而全力以赴。
在机构设置上，上世纪80年代初，市委党史办的筹建工作事事维艰。在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大环境中，在党史工作还提不到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上，得不到外界的注意和重视的情况下，陆志仁、马飞海两位主任从实际出发，招兵买马，调动各方力量，抓组织、抓队伍，抓专题史料的征集和研究，终于争取到在各区、县、局建立党史工作机构，组织了全市的党史工作网络。在人才培养上，陆志仁考虑到党史科研工作的长远发展，特别郑重吸收专业干部和大学毕业生来党史办工作，培养了一批修志编史的研究人员和热心于史志事业的专业干部，使党史办的工作从征集调查资料到编纂研究专著，从加强宣传到出版发行，从联络各方到全市协作、和外地协作，终于开创了新局面。全市区、县、局与各系统的专业党史工作人员最多时达五六百人，上海党史大事记、组织史与地方党史专著等编纂工作全面开展，各党史专题的调查研究持续进行。在工作定位上，陆志仁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党史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严格的科研工作。要立准立好，就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坚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要以陈云同志‘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的指示，作为我们党史工作者的座右铭。”[1]“实事求是，一定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叫做马列主义作指导，另一个同实际相结合，二方面结合起来叫做实事求是。写史写志中有一条叫做‘秉笔直书’……一定要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前提下，才能秉笔直书。……只有坚持真理，才能符合实际。”[2]在工作方法上，陆志仁提出在党史工作中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者并不抹煞个人的作用，但个人的活动一定要放在集体的基础上，一定要放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在严重的恐怖环境下，革命者还能坚持革命活动，这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哪怕是失败了，也表现了革命者的英勇气概，否则我们怎么能推翻敌人的统治。革命运动发展当中无论敌人怎样镇压破坏，但革命还是经过曲折，由小到大地向前发展，这是历史规律。所以反革命的材料可引证，但应该作为陪衬，另外一种情况，例如认为我们地下党都是了不起的，对付敌人如入无人之境，只有胜利，没有曲折，把敌人描写得一钱不值，那也是失实的。三是研究历史同研究现实的关系，我们党的历史就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研究现实就是不断地对党的政策、党的历史有新的认识。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就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总结提高基础上的再认识，把以上三方面的关系问题处理好，并贯彻到党史征集研究工作中去，这样党史才能更好地发挥以史为鉴，以史育人的作用。[3]
作为建国后上海地方史志工作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陆志仁始终认为要发展上海，就必须研究上海这个全国最大中心城市的昨天、今天和未来。在历史研究所工作时，他就是全国编修地方县志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并以编修上海郊县县志为突破口，着手抓上海地方史志的编写工作。在一无经费来源二无专职人员的条件下，陆志仁倡议成立上海地方史志研究会，建立各县协作会议，领导组织了十个县的地方志编写工作。奉贤县志成为全国第一部建国后新编的县志，其他县志相继成书，取得了丰硕成果。每部县志从组织队伍编写到审稿成稿，都凝聚了他的心血和智慧。在陆志仁的倡议下，南方武汉、重庆、南京、杭州等十五城市交流协作会议每年轮流在各地举行。党史专业机构和人员通过努力工作已成为各级党委发扬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资政育人的重要助手。
三、为编纂上海店员和职员运动史呕心沥血、尽到了历史责任
解放前的上海，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国内反动政权的统治基地，也是人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城市。上海的店职员是上海工人阶级的重要方面军，在这座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上海的店、职员运动和上海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教师运动等一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斗争和爱国民主斗争的支柱力量。职员运动委员会（简称职委）的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从未间断过。抗战时期，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的职委将党的白区工作路线方针与上海的斗争特点、店职员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斗争的方式、形式、活动内容等方面都有所创造，有所突破，曾经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到上海刚解放时，据不完全统计，职委系统的地下党员已从1937年底成立时的40余人发展到约1900人（不包括输送到解放区、外地和南下的党员），分布在各行各业。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职委系统的地下党员已经形成为团结组织广大群众的坚强核心，并建立了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里应外合地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从1937年8月起，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陆志仁一直在中共江苏省委、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下担任职委委员和书记。1947年9月他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后，也分工领导职委工作。12年来，他都是上海店职员系统地下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他对上海这座城市、上海的党组织和店职员的革命运动怀着铭刻于心的深情，始终认为是党是革命群众培养教育了自己。因而他对艰难曲折、跌宕起伏、可歌可泣的上海店职员革命斗争史的回忆和研究怀着厚重的历史责任感，责无旁贷地担当起来。他在主持党史办工作期间，经过不懈努力，在不要党史办负责经费的情况下，先后同有关单位协作，出版了35本《中共上海党史资料选辑》，约400万字，发行16万册，内容是按行业编纂的解放前上海店职员系统革命斗争，这些读物为当今金融、保险、财贸、商业、海关、电信等业提供了继承革命传统的教材，起到了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作用。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为这些读物从核实核准历史材料、部署写作要点，审定稿件到出版发行，筹划经费等都是尽心尽力，一丝不苟。但他却是一个很少具名的主编和作者。埋头苦干，不为名利就是他一以贯之的治学之道和为人之道。在编纂各行各业斗争史的基础上，陆志仁一心要完成上海店职员革命运动史的研究、编写工作，他曾向党史办干部提到：等我与你们一起把上海地方党史、上海职运史完成了，马克思叫我去报到，我也可以交代了。这充分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和党史工作者对党史事业的无限深情和高度的责任心。
如今新一代的党史工作者正在为研究、学习、宣传中共党史而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开创党史工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新局面而努力工作着。陆志仁留下的学风、文风、作风将永远是新一代党史工作者的精神财富，是党史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参考注释：
[1]翁三新.风范永存[A].陆志仁纪念集[M].1993.
[2]1986年5月在上海市资助第九次修志协作会议上的讲话.
[3]1986年5月在十五城市党史工作协作会上的发言.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周奕韵
[摘要]陆志仁是上海党史、地方史志科研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在粉碎“四人帮”后，他多方联络，收集材料，集中意见，为上海地下党冤案的平反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吁。在担任上海党史资料征委会领导的过程中，他亲手筹建了上海市委党史办公室，明确了党史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方法，组建了专业队伍，开拓了地方史志工作新格局。为了编纂上海店员和职员运动史，他呕心沥血、埋头苦干，不为名利，完成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为上海党史工作鞠躬尽瘁。
[关键词]陆志仁；党史工作；贡献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12-0026-03
陆志仁同志是上海党史学界的老前辈，是上海党史、地方史志科研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他对党史工作孜孜不倦地追求、坚持不懈地努力、呕心沥血地耕耘是有口皆碑、后人难忘的。
一、为上海地下党冤案的彻底平反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吁
建国后的一个时期，由于党内“左”的思想影响，也由于党内外对地下党斗争的过程、特点和作用了解不全面，上海地下党长期被误解、曲解、忽视，甚至屡遭怀疑。早在1953年，市委决定成立上海市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陆老担任该委干事会的总干事，主持日常领导工作，后因故停顿。1959年，上海决定筹建革命历史纪念馆，对上海党史资料和文物开展广泛的调查征集工作。后遇三年困难时期，工作又一次停顿。这两次曲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当时领导上对上海地下党和地下工作的看法受“左”的影响不无关系。
1960年初的一个午夜，市委书记柯庆施将陆志仁叫到家中，为的是查阅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究竟有否从物资上、人力上支援过新四军，是通过什么途径支援的，等等。陆当然如实汇报，为历史真相声辩，从张承宗同志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此事也得到了印证。上世纪60年代初柯庆施有次曾召集张承宗、孟波和陆志仁谈话，批于伶编剧的《七月流火》，不顾事实地说该剧是为抗战时期地下党组织的上海民众慰问新四军代表团团长等“反革命分子”翻案。陆当时就声辩该剧主角原型茅丽瑛是被汪伪汉奸暗杀的女烈士、上海地下党员。她当时的“为（抗日）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的英勇牺牲鼓舞教育了上海抗日救国的民众，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但都无济于事，该剧最后还是被停演。
到“文革”时期，“四人帮”对上海地下党更是全面否定，彻底“打倒”，实际上是长达十年的血淋淋的残酷迫害、全面诬陷。陆志仁就被打成“三反”分子，开除党籍，全家批斗，后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曾被关押在漕河泾少年犯教养所，与知名演员赵丹同一室，倍受折磨。
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地下党冤案终于迎来了拨云见日的好时机。在当时很多地下党领导人和党员未得到彻底平反的情况下，陆志仁多方联络，收集材料，集中意见，为上海地下党的平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组织力量，撰写了题为《为什么一纸诬告成“铁证”，两篇黑文酿血案》一文。以上海永安公司地下党支部的光荣战斗史和“四人帮”对永安公司地下党员的残酷迫害为例揭批“四人帮”的罪行。
1979年初，上海市委组织部组织了陆志仁等老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并根据全面调查，向市委上报了“四人帮”迫害上海地下党案件的调查情况的报告。3月2日，市委发文批转了该调查报告，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即向党内外传达。市委指示中强调：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地下斗争是执行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方针、路线的，绝大多数地下党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四人帮”强加给上海地下党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各级党委对遭受迫害和株连者，要认真落实政策，做好善后工作。为了贯彻落实市委的指示，陆志仁再次组织力量撰写了《严冬过尽绽春蕾――揭批林彪、“四人帮”对上海地下党的诬陷和迫害》一文，1979年4月28日发表在《文汇报》上。针对“四人帮”的诬蔑，文章阐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战斗历程和重要贡献。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这篇文章起到了拨乱反正，澄清历史真相的作用，推动了全市为上海地下党冤案彻底平反的各项工作。
要真正彻底为上海地下党平反，必须搜集大量史料，实事求是地做出正确的分析和研究，立准立好上海的地方党史。1979年起，陆志仁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任内，就组织了全市性的党史调查组，由高校、历史所等单位抽调人员参加，走访了领导与参加上海地下党斗争的老同志三四百人，写成回忆资料近500份；并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六年间编辑出版了《上海党史资料》丛刊25辑。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领导过上海各个时期地下党斗争的老同志大多还健在，而且相当多老同志因遭受“四人帮”的迫害尚未获得彻底平反，他们对上海党史调查组的走访工作十分热情，大力支持。他们是参与上海地下党各个时期斗争的历史见证人，他们提供的史实填补了上海地方党史上的大量空白。如李维汉关于上世纪30年代的江苏省委与党中央在上海的历史，刘晓关于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江苏省委和上海局的发展过程，陈国栋、孙大光等关于30年代的共青团，刘人寿、何牢等关于潘汉年在上海的情报系统的工作等等，都是他们亲历亲为的第一手资料。上海党史调查组组织的这批口述史料，丰富了上海党史资料的库藏，为尔后的上海地下党史研究和上海党史的编写工作打下了基础。陆志仁对党史调查组的领导具体细致，对这批口述史料几乎篇篇过目，认真审稿，直到发表出版，关怀备至。上海党史资料的广泛调查是陆志仁为上海地下党平反扩大舆论影响之后的又一项费心费力的基础工作。当时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已成为上海党史宝库中的珍藏。
二、为建立上海地方史志专业机构殚精竭虑，开创新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党中央将研究和编写党史作为重大任务。上海市委于1981年成立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但是未设工作机构，只是抽调几个干部负责具体工作。1983年，陆志仁调任党史资料征委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自此之后，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里，虽步入耄耋之年，而且伤病累累，却始终满怀激情、矢志不渝地为开创上海地方史志工作新局面而全力以赴。
在机构设置上，上世纪80年代初，市委党史办的筹建工作事事维艰。在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大环境中，在党史工作还提不到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上，得不到外界的注意和重视的情况下，陆志仁、马飞海两位主任从实际出发，招兵买马，调动各方力量，抓组织、抓队伍，抓专题史料的征集和研究，终于争取到在各区、县、局建立党史工作机构，组织了全市的党史工作网络。在人才培养上，陆志仁考虑到党史科研工作的长远发展，特别郑重吸收专业干部和大学毕业生来党史办工作，培养了一批修志编史的研究人员和热心于史志事业的专业干部，使党史办的工作从征集调查资料到编纂研究专著，从加强宣传到出版发行，从联络各方到全市协作、和外地协作，终于开创了新局面。全市区、县、局与各系统的专业党史工作人员最多时达五六百人，上海党史大事记、组织史与地方党史专著等编纂工作全面开展，各党史专题的调查研究持续进行。在工作定位上，陆志仁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党史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严格的科研工作。要立准立好，就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坚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要以陈云同志‘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的指示，作为我们党史工作者的座右铭。”[1]“实事求是，一定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叫做马列主义作指导，另一个同实际相结合，二方面结合起来叫做实事求是。写史写志中有一条叫做‘秉笔直书’……一定要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前提下，才能秉笔直书。……只有坚持真理，才能符合实际。”[2]在工作方法上，陆志仁提出在党史工作中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者并不抹煞个人的作用，但个人的活动一定要放在集体的基础上，一定要放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在严重的恐怖环境下，革命者还能坚持革命活动，这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哪怕是失败了，也表现了革命者的英勇气概，否则我们怎么能推翻敌人的统治。革命运动发展当中无论敌人怎样镇压破坏，但革命还是经过曲折，由小到大地向前发展，这是历史规律。所以反革命的材料可引证，但应该作为陪衬，另外一种情况，例如认为我们地下党都是了不起的，对付敌人如入无人之境，只有胜利，没有曲折，把敌人描写得一钱不值，那也是失实的。三是研究历史同研究现实的关系，我们党的历史就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研究现实就是不断地对党的政策、党的历史有新的认识。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就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总结提高基础上的再认识，把以上三方面的关系问题处理好，并贯彻到党史征集研究工作中去，这样党史才能更好地发挥以史为鉴，以史育人的作用。[3]
作为建国后上海地方史志工作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陆志仁始终认为要发展上海，就必须研究上海这个全国最大中心城市的昨天、今天和未来。在历史研究所工作时，他就是全国编修地方县志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并以编修上海郊县县志为突破口，着手抓上海地方史志的编写工作。在一无经费来源二无专职人员的条件下，陆志仁倡议成立上海地方史志研究会，建立各县协作会议，领导组织了十个县的地方志编写工作。奉贤县志成为全国第一部建国后新编的县志，其他县志相继成书，取得了丰硕成果。每部县志从组织队伍编写到审稿成稿，都凝聚了他的心血和智慧。在陆志仁的倡议下，南方武汉、重庆、南京、杭州等十五城市交流协作会议每年轮流在各地举行。党史专业机构和人员通过努力工作已成为各级党委发扬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资政育人的重要助手。
三、为编纂上海店员和职员运动史呕心沥血、尽到了历史责任
解放前的上海，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国内反动政权的统治基地，也是人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城市。上海的店职员是上海工人阶级的重要方面军，在这座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上海的店、职员运动和上海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教师运动等一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斗争和爱国民主斗争的支柱力量。职员运动委员会（简称职委）的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从未间断过。抗战时期，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的职委将党的白区工作路线方针与上海的斗争特点、店职员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斗争的方式、形式、活动内容等方面都有所创造，有所突破，曾经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到上海刚解放时，据不完全统计，职委系统的地下党员已从1937年底成立时的40余人发展到约1900人（不包括输送到解放区、外地和南下的党员），分布在各行各业。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职委系统的地下党员已经形成为团结组织广大群众的坚强核心，并建立了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里应外合地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从1937年8月起，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陆志仁一直在中共江苏省委、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下担任职委委员和书记。1947年9月他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后，也分工领导职委工作。12年来，他都是上海店职员系统地下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他对上海这座城市、上海的党组织和店职员的革命运动怀着铭刻于心的深情，始终认为是党是革命群众培养教育了自己。因而他对艰难曲折、跌宕起伏、可歌可泣的上海店职员革命斗争史的回忆和研究怀着厚重的历史责任感，责无旁贷地担当起来。他在主持党史办工作期间，经过不懈努力，在不要党史办负责经费的情况下，先后同有关单位协作，出版了35本《中共上海党史资料选辑》，约400万字，发行16万册，内容是按行业编纂的解放前上海店职员系统革命斗争，这些读物为当今金融、保险、财贸、商业、海关、电信等业提供了继承革命传统的教材，起到了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作用。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为这些读物从核实核准历史材料、部署写作要点，审定稿件到出版发行，筹划经费等都是尽心尽力，一丝不苟。但他却是一个很少具名的主编和作者。埋头苦干，不为名利就是他一以贯之的治学之道和为人之道。在编纂各行各业斗争史的基础上，陆志仁一心要完成上海店职员革命运动史的研究、编写工作，他曾向党史办干部提到：等我与你们一起把上海地方党史、上海职运史完成了，马克思叫我去报到，我也可以交代了。这充分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和党史工作者对党史事业的无限深情和高度的责任心。
如今新一代的党史工作者正在为研究、学习、宣传中共党史而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开创党史工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新局面而努力工作着。陆志仁留下的学风、文风、作风将永远是新一代党史工作者的精神财富，是党史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参考注释：
[1]翁三新.风范永存[A].陆志仁纪念集[M].1993.
[2]1986年5月在上海市资助第九次修志协作会议上的讲话.
[3]1986年5月在十五城市党史工作协作会上的发言.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