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以鑫
文艺理论研究 2000年07期
还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政策，文坛就出现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人事厂长》、《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等一批改革小说。改革小说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也是新时期文学开始以后继“伤痕”、“反思”的又一创作阶段。
从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改革小说受到了冷落。即使偶尔出现一些，也不被人们所注意。
可是，从九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末，改革小说蓬勃出现，显示出崭新的风格与特色。可以这样说，近几年改革小说的广泛涌现，正是源于改革的时代深入发展这一特殊背景。
一
当乔厂长上任时，面对的是被“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一副烂摊子。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小说多取材于这样的背景。我们且将这些称为初期改革小说。
从1995年起至1999年，当年以写新历史小说著称的周梅森，接连写出他的改革小说“三部曲”：《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与《中国制造》。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与《中国制造》的故事分别发生在以“平”字当头的平川市、平海市与平阳市。“三部曲”从各个方面表达出作家对改革迫切性的由衷呼唤。
《人间正道》尖锐地揭示出平川市的严峻局面。市属三百二十一家企业的亏损已接近五个亿，全市待业、下岗、待岗的人员达七万多，大大超过了警戒线。纺织系统、机械系统日子难过；占地三十五平方公里、已经投资三个亿的国际工业园悬在半空中，上不去，也下不来。大热天，自来水每天只供应两小时。更严重的问题是，平川市大漠县的上泉旺、下泉旺为争夺大漠河水源已多次发生大规模流血械斗，甚至已打死人。一家国营煤矿发不出工资，工人们集中十几部卡车，即将趁夜进市找市领导。
《天下财富》展示的似乎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有了办法，那就是实行股份制。可是，已经穷困不堪的工人们为饭碗，东借西求、七拼八凑每人1000块，为了是避免“不买股票就下岗回家”的灾难。虽然，也有人抗议“摊派”，但最终还是无可奈何交了钱。
到了《中国制造》中，作品揭露出平阳轧钢厂从八亿的预算，搞成十二亿的规模，可好多年过去了，竟然一寸钢没轧出来。厂子光请客送礼一项就是六十七万三千多元。工人们有四百三十二万元集资款投了进去。烈山县干部又竟然以入股的名义倒卖国有工地使用权。
面对这种现象，作家以挚热的笔揭示出唯一的出路，那就是坚持改革，改革到底的信念不能动摇。
从初期的改革小说到近期改革小说的中间，绵延了十年路程。不错，“现代派”手法、“寻根文学”、“知青文学”、“女性文学”到“新写实主义小说”，等等，我以为，其中可以看到作家的不断努力与探索。这个努力与探索，正是作家现代意识逐渐强化的一个结果。
应该注意的是，当我们力求体现人的价值、实现人的目标时，应该考虑到，我们说的人，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那些琐碎的、变态的、乖张的或者完全“私人化”的——文学创作可以表现这样的人，但不能以此来拒绝或排斥，甚至讥讽人的社会性，或社会与人的关系。
这使我想起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杨柄编：《马克思、 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第33 页，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2年版。）当前改革小说正是将人的困难、迷茫、徘徊乃至煎熬，同社会的阵痛糅合在一起，使人们进一步体会到作家的呼唤。
关仁山的《太极地》写出了一个远离城市的雪莲太极地，因为发现了某种矿物泥可以制成美容品，被外商看中作为投资项目而出了名。但是，外商前来办企业又产生了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也许，外商不来不会有这些事。可是，这又显然是种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是改革。翁新华的《痴虎》、毕淑敏的《女人之约》与《原始股》、谈歌的《天下大事》、《年底》、《大厂》等，都从生活的“原生态”揭示了这类现状。他们的共同呼声是：坚持改革，别无它路。
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葛兰西曾十分鲜明地指出：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作者应该生活于现实世界，体验它的各种彼此矛盾的要求，而不可表达仅仅从书本上讨得的情感”。葛兰西还进一步指出，作者应当“展示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社会最先进的部分的命运，揭示蕴含于现今世态习俗的历史的发展。”（《论文学》第146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在这儿，我想应该提到李肇正的《踩动的城市》。这是一部规模并不算很大的长篇小说（21万字），却从一个小切口，写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全貌。一家上海的电视机厂，连年亏损，上级主管部门为了挽救而将该厂总装车间划出去，同台商林子达合资，办起了福光电子技术公司。这可算作改革的第一步。可是林子达利欲薰心，走私电子产品，被海关查获课以重罚后又溜之大吉。为进一步挽救“福光”，上级主管部门又让其办股份合作制，要求每个员工凑足血汗钱认购股份。这是改革的第二步。上级委派的总经理因循守旧，思想观念落后，公司困境积重难返。原车间党支部书记周志仁挺身而出，拿出祖上留下的巨额遗产，买断国家股，成为公司老板。终于，一切有了起色，这是改革的第三步。
合资、股份制再到独资，是否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三部曲呢？不过，这种坚持改革的思想正是《躁动的城市》的精髓。也许，伴随周志仁的还只能是永远改革下去。
对工人们的艰难，作品也有许多细腻的描写。下岗工人德宝只能是在马路边摆小摊头，卖馄饨和面。妻子季小凤为了让女儿以后上大学还不让丈夫抽一块钱一包的劣质烟，“一天一块钱，一年三百六十块，十年三千六百块”，一笔帐算了使德宝“呆如木鸡”。十二平方米的亭子间，真是拮据到了极点。女儿生病去医院，翻箱倒柜才找出五十二块钱！周志仁的立志于改革，也出自于对季小凤的同情与不平。他明白，坚持改革才会真正改变工人们的困窘。
二
当新时期文学开始不久的改革小说出现时，其主人翁多为厂长一类。也难怪，面对百废待兴、人心涣散的企业，厂长有责任出面整顿、改革。这在《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中多有展示。当李向南在小说与荧屏登场时，实际上预示着我们的改革已进入了领导层，即权力的中心场。
九十年代中期，新一批改革家形象跃然而现时，首先使人耳目一新的是陆天明在长篇小说《苍天在上》中塑造的章台市代市长黄江北。
黄江北的赴任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小小一个章台市，实际上受到田副省长的严密控制。一家国家重点投资的企业万方公司已经变为田副省长的“小金库”，他可以从万方公司拿走20万元人民币去买股票赚钱。其大公子田卫明竟然从万方公司挪用1400万元到俄罗斯去做什么生意。当有人触动这根神经时，又遭到追缉、暴死的结果。因此，田江北的到任，在没有足够的事实面前，只能是再三顾及千万注意“投鼠忌器”。
可是，对人民生活贫困的忧虑、对腐败之风盛行的恼恨，化作黄江北坚定改革不动摇的信念。
显现在黄江北伐市长身上的鲜明特征是，他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也看到了改革的阻力来自何方——首先就是官僚阶层的腐败。小说以赞美同时又是分析的句式揭示出黄江北的内心深处，那就是：“绝对轻饶不了这帮吃老百姓刮老百姓、爬在老百姓头上拉屎拉尿、还要代表党代表国家来教训老百姓的家伙”，“决轻饶不了那些往老百姓眼里揉沙子的家伙！”
这是一个令人震颤的信号。改革已到了攻坚阶段。当财产和权力再分配时，总有那么些人为了膨胀的私欲而为非作歹，甚至干脆以权力为中枢，拼命攫取、掠夺人民的财产为己有。于是，改革家就不得不摆出“横站”的架势，一方面引导人民群众深化改革，寻求利润的新创造；同时又不得不同干扰、破坏甚至假借改革名义的“领导”们进行更为复杂、坚韧与痛苦的斗争。
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的改革家形象比以往的改革家更为动人、丰满而令人回味咀嚼。
张平的《抉择》是继他自己的《天网》、《孤儿泪》、《法撼汾西》后又一部改革小说力作。现任市长李高成，是新中国第一批纺织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分配到大型纺织企业，干了近十年的技术员，又任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总工程师和副厂长等职八年，接着又到大型企业中阳纺织厂任党委书记兼生产厂长，成为当时省里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几年后，出任副市长、市长。在他分管市工业的日子里，李高成大刀阔斧、敢作敢为，在各方面政绩显著，令人刮目相看。可是《抉择》却写出他的困惑、苦恼和百折不挠。
问题首先就是从他的起步处——中阳纺织集团开始的。当年全省工业生产的一面旗帜，到了竟然开不出工资的可怕境地，“公司宿舍区这会儿至少聚集了有三四千人，有几个领头的说了，他们明天一早就集体到市委门口请愿。总公司接送工人的大轿车聚集了足有二十多辆！听说还有人正在联系外单位的车，要是联系不上，就用大卡车接送，而厂里的大卡车至少有四十多辆！要真让这么多人出去了，不用说别的，只这近百辆车聚集在市委门口就能把整个市区闹翻了天！”
形势真是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李高成先是想方设法说服了聚集上访的工人，然后顺藤摸瓜，剥茧抽丝，终于揭开了中阳纺织集团之所以溃败的原因——省委副书记严阵利用权势与根基直接动用中阳纺织集团资金。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严阵副书记的为非作歹、倒行逆施，一方面摧毁了本来还有希望的中阳纺织集团，另一方面又造成该集团几乎所有上层干部的集体腐败、堕落与犯罪。
活生生的事实终于使李高成市长明白：“摧毁和颠覆着改革的，把人们对改革的热情全部变为对改革的憎恨的，正是眼前的这一群人！”
记得《新星》中的改革家李向南在改革途中也有阻力，这就是副书记顾成。一正，一副，实际上已经摆明李向南成功的希望。现在不，黄江北，李高成所遇到的较量对手不是他（们）的副手，而是上级——顶头上司。
矛盾尖锐复杂，也使作品更为引人入胜，因为，此中就蕴含了更多的“戏”！
并不是说，改革家的阻力全来自上级——也有身边左右的。
周梅森的“三部曲”写了平川市委书记吴明雄、厂长兼党委书记江海洋、平阳市委书记高长河。他们所遇到的交战对手一是市委副书记肖道清、一是弟弟江海峰，一是前市委书记姜超林。吴、肖的矛盾冲突，来自于肖对“正职”的企求与失落；江与弟的矛盾来自于银行借贷权力与对腐败堕落的斥责；而高、姜的矛盾交战又来自于后者对权力的眷恋与依依不舍。
这三组矛盾冲突呈现出改革开放中不同内容的交锋与斗争。
我想，究竟怎样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研究这类现象也许是政治学的事。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正因为有了这样错综复杂的冲突展开，改革家的艺术形象才会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正是在这样一场亘古未有的改革潮流中，弄潮儿挺立潮头，呈现出“当代英雄”的好儿郎本色。
英雄的概念，并不就是职务高，只手打天下或能指挥别人的意思。张宏森的长篇小说《车间主任》就着力写活了哈尔滨市北方重型机械厂的车间主任段启明。面对生活中的困境，段启明知道自己并不能起多少作用，可是他将车间里的工人们，如肖岚、刘义山、李万全以及耿海、程全、韩春霞、陈美玲等一个个紧密团结在一起。工人们真有感慨：“说起来真他妈怪。以前走在哈尔滨大街上，一说你是北重的，谁不仰着脖子看你？现在倒好，跌价跌到这份上！”段启明首先是尊重工人，从心底里爱他们，因此在日益减少收入的情况下工人们反而更体会到人间温暖，由此又迸发出巨大的生产热情。电焊工肖岚“干活干到二○○五年，焊点一千五百万个，一千五百万个焊点没有一个出现质量问题”。试问他（她）们是普通人，还是英雄呢？
中国的改革，正是依靠着他（她）们而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有声有色的活剧。
俞天白的长篇小说《大上海漂浮》在金融证券业勃起的背景下，让沈笑澜、罗宁、石成金、徐景杰等一个个既普通平凡又不普通平凡的人物形象朝我们走来。张欣的《绝非偶然》、《伴你到黎明》，林哲的《梦里梦外》，谈歌的《天下大事》、《年底》、《大厂》以及《太极地》、《破产》、《激杀》等等中短篇小说，无不塑造了改革时代的英雄人物——他们多为普通人，却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伟业。一位姑娘，为了工厂能签下一千万的合同，不惜将自己嫁给一个傻子！为了“讨债”，女人们作出了最大的牺牲……
是普通人，却又是铮铮铁骨的英雄。改革小说对他（她）们作出纵情讴歌，流露出无限感慨。
在这儿，我还是想提起李肇正的《躁动的城市》。其主人翁周志仁除了得对付上级（厂长、公司经理等），还陷入了深深的感情危机。本来，他同车间工人季小凤有过一段插队的因缘。可是，父母“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葬送了这对情人。妻子杜芳菲虽说是“小家碧玉”，因为文革的冲击、父亲的自杀身亡给她留下强烈的刺激；大学毕业在中学任教，由于教学不得法，人缘又糟糕，始终是“中教二级”，这就又进一步刺激了她。
身陷改革前列的周志仁在季小凤那儿得到帮助与启发，在妻子杜芳菲这儿受到的却是冷眼与讥嘲。
终于，杜芳菲得了精神病。到这时，周志仁才逐渐明白，“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要男人爱他。妻子终于卸下了她冷漠清高的面具，在疯狂中保持了一片脉脉的温情。妻子嘴里的气息热烈而潮湿。妻子爱他，爱得铭心刻骨，因为得不到爱的回报而疯狂。周志仁一刹那认定自己将一辈子背起沉重的十字架，为一个弱女子的灵魂祈祷”。
读这样的文字，使我们感动而不安。也许正是周志仁们太忘情地投身于改革的洪流，又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代价。可是，这才是生活在我们中间的普普通通的人——可又是了不起的“当代英雄”。
三
当乔光朴们刚开始进行改革时所遇到的阻力和干扰，还多为习惯势力与习惯思维。当今改革小说中改革家所遭遇的却往往是一个个腐败集团；其头目，又多为顶头上司，或身居要职，或集党、政权力于一身。
有一个现象人们经常在思索，那就是改革开放二十年，党中央领导的反腐败斗争也进行了二十年，而现实的严重性就在于：为什么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牵涉到当官者愈来愈多？
近年来的改革小说对此作了富于启发性的揭示。
在计划经济时，集长官意志于一身，反正一切按计划办事，要贪污受贿得冒很大的风险，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市场经济按价值规律为根本，严格地说，权力的作用越来越小，因为一切以经济为轴心而转动。问题的麻烦就在于，目前的中国是计划经济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长官意志仍然有相当大的市场。
一个好端端的中阳纺织集团却越办越不行。1994年国家贷给它八千万元。可是，由于上面的伸手和主张，公司领导却从中拿出二千万元办了一个“新潮”有限公司，其中包括了四十多个实体，诸如“特高特”高速公路客运总公司、青苹果娱乐城、美舒雅房地产公司等等。
截止1995年年底，除去外欠的款项，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累计亏损和负债额已达到4.5亿人民币。而最近的亏损和负债额预计总外债接近6亿元！从1995年2月份开始，公司已发不出一份工资。
可那边呢，“青苹果”、“美舒雅”一个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一掷千金、淫靡非常。这是一种多么怵目惊心的两极分化。其原因何在？就是上到省委副书记严阵、下到公司总经理郭中姚任意支使、任意挥霍，终于造成中阳纺织集团的“集体腐败”。
当今改革小说反映的改革家的阻力，已不是一、二个上级领导，而是一种集团制式、家族制式的成帮结队。
《苍天在上》中的腐败集团来自于章台市林中县田姓家族。田副省长就出自于此家族；到了省里，更是构成了一张田姓官僚网络体系。万方公司总经理发现购进的劣质水泥是一职员干的。可是，此人姓田，来自于田副省长的老家上八里村，他购进的劣质水泥又正是上八里村水泥的产品。而这家万方公司的职员几乎一半都是来自于田副省长的家乡田姓人。
一种封建式的帮派体系——家族集团日益成为改革的绊脚石和破坏者。你试图动其中一人一毫么？休想，因为在这儿早已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同样，在《抉择》中，由于严阵副书记的插手，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有了一个“新潮”有限公司，包括40多个实体。而这些实体的经理和负责人，几乎全是他们的子女和亲信，郭中姚所以能对李高成大声吼叫：“你知道么？这个公司要养活多个领导干部！其实都是我养着他们呀！”盘根错节、错综复杂，其结果必然是：“想查中纺的问题，查得动吗！”
腐败分子不结帮拉派难成气候；而能拉者，无非是血缘亲、远房亲，或者是老同事、老同学、老部下——无非是有那么一点可以利用“叙旧”的关系，又将新的金钱关系使两者紧紧捆绑。
《抉择》发出这样的感慨：
也许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你要是想去维护一个人、维护一个集团的利益，那么你就得为这个人、这个集团的利益付出代价、作出牺牲，而且在任何时候，你都可能受到它的株连和牵涉。
《抉择》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这是中国的文化，也一样是中国的政治。
这种家族、集团利益的可怕性，小说有这样一段形象的比喻：
……在他（李高成——引者注）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半死不活的庞然大物，在这个庞然大物身上爬满了一只只又肥又大的寄生虫，它们都用嘴死死地咬在这个庞然大物身上，满嘴是血，摇头晃脑，暴戾恣肆而又贪得无厌。这个庞然大物一天天地正在削瘦、正在走向死亡，而那一只只寄生虫则一天天地正在成长、正在强壮、正在渐渐变得肥硕无朋……
这儿的“庞然大物”与“寄生虫”，我想，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我以为，不管是“权力意志”所造成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还是家庭、集团的“集体腐败”，其问题解决的关键还是法制健全、法制强化。
一个落后的国家，往往是专制，集权力于一人一身；一个先进的国家，首先就是有一套完整而又完备的法制。根据人民的意愿而制定的各种法，就使我们各项工作、行为有了一个基本依据；这种依据，又成为惩治各种违法者的重要标尺。
从这个角度讲，我以为，改革小说中所反映的那么多严重的集体腐败以及贪官污吏，其解决的关键还在于法制如何进一步完备。譬如，作为上级，有什么权力与资格抽走下属企业的资金，甚至用去炒股，做生意？譬如，作为企业权力代表的职代会，应该有其应有的监督权、审查权，可是，实际上多为名存实亡；譬如，对企业领导的任命与安排，究竟有什么样的依据或意图，而不是某领导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我想，当我们有了一整套法来规范、约束时，也许，黄江北、李高成的悲剧可以大大减少。
有了法，并不是一切都可以解决。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也制定了相当多的法。问题还在于强化法制。对违法者，尤其是知法犯法，甚至执法犯法者必须予以更严厉的惩治。田副省长、严副书记、肖副书记等，也许并不是不懂法。可是，当他们违法时，又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机构能给予应有的惩治呢？从改革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似乎还只是改革家们势单力薄，单身匹马在与他们较量，这就难免悲剧的产生。
改革小说体现出的法制健全、法制强化的思想，确实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了。
作者介绍：马以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作者：马以鑫
文艺理论研究 2000年07期
还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政策，文坛就出现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人事厂长》、《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等一批改革小说。改革小说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也是新时期文学开始以后继“伤痕”、“反思”的又一创作阶段。
从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改革小说受到了冷落。即使偶尔出现一些，也不被人们所注意。
可是，从九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末，改革小说蓬勃出现，显示出崭新的风格与特色。可以这样说，近几年改革小说的广泛涌现，正是源于改革的时代深入发展这一特殊背景。
一
当乔厂长上任时，面对的是被“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一副烂摊子。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小说多取材于这样的背景。我们且将这些称为初期改革小说。
从1995年起至1999年，当年以写新历史小说著称的周梅森，接连写出他的改革小说“三部曲”：《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与《中国制造》。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与《中国制造》的故事分别发生在以“平”字当头的平川市、平海市与平阳市。“三部曲”从各个方面表达出作家对改革迫切性的由衷呼唤。
《人间正道》尖锐地揭示出平川市的严峻局面。市属三百二十一家企业的亏损已接近五个亿，全市待业、下岗、待岗的人员达七万多，大大超过了警戒线。纺织系统、机械系统日子难过；占地三十五平方公里、已经投资三个亿的国际工业园悬在半空中，上不去，也下不来。大热天，自来水每天只供应两小时。更严重的问题是，平川市大漠县的上泉旺、下泉旺为争夺大漠河水源已多次发生大规模流血械斗，甚至已打死人。一家国营煤矿发不出工资，工人们集中十几部卡车，即将趁夜进市找市领导。
《天下财富》展示的似乎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有了办法，那就是实行股份制。可是，已经穷困不堪的工人们为饭碗，东借西求、七拼八凑每人1000块，为了是避免“不买股票就下岗回家”的灾难。虽然，也有人抗议“摊派”，但最终还是无可奈何交了钱。
到了《中国制造》中，作品揭露出平阳轧钢厂从八亿的预算，搞成十二亿的规模，可好多年过去了，竟然一寸钢没轧出来。厂子光请客送礼一项就是六十七万三千多元。工人们有四百三十二万元集资款投了进去。烈山县干部又竟然以入股的名义倒卖国有工地使用权。
面对这种现象，作家以挚热的笔揭示出唯一的出路，那就是坚持改革，改革到底的信念不能动摇。
从初期的改革小说到近期改革小说的中间，绵延了十年路程。不错，“现代派”手法、“寻根文学”、“知青文学”、“女性文学”到“新写实主义小说”，等等，我以为，其中可以看到作家的不断努力与探索。这个努力与探索，正是作家现代意识逐渐强化的一个结果。
应该注意的是，当我们力求体现人的价值、实现人的目标时，应该考虑到，我们说的人，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那些琐碎的、变态的、乖张的或者完全“私人化”的——文学创作可以表现这样的人，但不能以此来拒绝或排斥，甚至讥讽人的社会性，或社会与人的关系。
这使我想起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杨柄编：《马克思、 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第33 页，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2年版。）当前改革小说正是将人的困难、迷茫、徘徊乃至煎熬，同社会的阵痛糅合在一起，使人们进一步体会到作家的呼唤。
关仁山的《太极地》写出了一个远离城市的雪莲太极地，因为发现了某种矿物泥可以制成美容品，被外商看中作为投资项目而出了名。但是，外商前来办企业又产生了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也许，外商不来不会有这些事。可是，这又显然是种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是改革。翁新华的《痴虎》、毕淑敏的《女人之约》与《原始股》、谈歌的《天下大事》、《年底》、《大厂》等，都从生活的“原生态”揭示了这类现状。他们的共同呼声是：坚持改革，别无它路。
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葛兰西曾十分鲜明地指出：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作者应该生活于现实世界，体验它的各种彼此矛盾的要求，而不可表达仅仅从书本上讨得的情感”。葛兰西还进一步指出，作者应当“展示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社会最先进的部分的命运，揭示蕴含于现今世态习俗的历史的发展。”（《论文学》第146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在这儿，我想应该提到李肇正的《踩动的城市》。这是一部规模并不算很大的长篇小说（21万字），却从一个小切口，写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全貌。一家上海的电视机厂，连年亏损，上级主管部门为了挽救而将该厂总装车间划出去，同台商林子达合资，办起了福光电子技术公司。这可算作改革的第一步。可是林子达利欲薰心，走私电子产品，被海关查获课以重罚后又溜之大吉。为进一步挽救“福光”，上级主管部门又让其办股份合作制，要求每个员工凑足血汗钱认购股份。这是改革的第二步。上级委派的总经理因循守旧，思想观念落后，公司困境积重难返。原车间党支部书记周志仁挺身而出，拿出祖上留下的巨额遗产，买断国家股，成为公司老板。终于，一切有了起色，这是改革的第三步。
合资、股份制再到独资，是否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三部曲呢？不过，这种坚持改革的思想正是《躁动的城市》的精髓。也许，伴随周志仁的还只能是永远改革下去。
对工人们的艰难，作品也有许多细腻的描写。下岗工人德宝只能是在马路边摆小摊头，卖馄饨和面。妻子季小凤为了让女儿以后上大学还不让丈夫抽一块钱一包的劣质烟，“一天一块钱，一年三百六十块，十年三千六百块”，一笔帐算了使德宝“呆如木鸡”。十二平方米的亭子间，真是拮据到了极点。女儿生病去医院，翻箱倒柜才找出五十二块钱！周志仁的立志于改革，也出自于对季小凤的同情与不平。他明白，坚持改革才会真正改变工人们的困窘。
二
当新时期文学开始不久的改革小说出现时，其主人翁多为厂长一类。也难怪，面对百废待兴、人心涣散的企业，厂长有责任出面整顿、改革。这在《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中多有展示。当李向南在小说与荧屏登场时，实际上预示着我们的改革已进入了领导层，即权力的中心场。
九十年代中期，新一批改革家形象跃然而现时，首先使人耳目一新的是陆天明在长篇小说《苍天在上》中塑造的章台市代市长黄江北。
黄江北的赴任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小小一个章台市，实际上受到田副省长的严密控制。一家国家重点投资的企业万方公司已经变为田副省长的“小金库”，他可以从万方公司拿走20万元人民币去买股票赚钱。其大公子田卫明竟然从万方公司挪用1400万元到俄罗斯去做什么生意。当有人触动这根神经时，又遭到追缉、暴死的结果。因此，田江北的到任，在没有足够的事实面前，只能是再三顾及千万注意“投鼠忌器”。
可是，对人民生活贫困的忧虑、对腐败之风盛行的恼恨，化作黄江北坚定改革不动摇的信念。
显现在黄江北伐市长身上的鲜明特征是，他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也看到了改革的阻力来自何方——首先就是官僚阶层的腐败。小说以赞美同时又是分析的句式揭示出黄江北的内心深处，那就是：“绝对轻饶不了这帮吃老百姓刮老百姓、爬在老百姓头上拉屎拉尿、还要代表党代表国家来教训老百姓的家伙”，“决轻饶不了那些往老百姓眼里揉沙子的家伙！”
这是一个令人震颤的信号。改革已到了攻坚阶段。当财产和权力再分配时，总有那么些人为了膨胀的私欲而为非作歹，甚至干脆以权力为中枢，拼命攫取、掠夺人民的财产为己有。于是，改革家就不得不摆出“横站”的架势，一方面引导人民群众深化改革，寻求利润的新创造；同时又不得不同干扰、破坏甚至假借改革名义的“领导”们进行更为复杂、坚韧与痛苦的斗争。
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的改革家形象比以往的改革家更为动人、丰满而令人回味咀嚼。
张平的《抉择》是继他自己的《天网》、《孤儿泪》、《法撼汾西》后又一部改革小说力作。现任市长李高成，是新中国第一批纺织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分配到大型纺织企业，干了近十年的技术员，又任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总工程师和副厂长等职八年，接着又到大型企业中阳纺织厂任党委书记兼生产厂长，成为当时省里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几年后，出任副市长、市长。在他分管市工业的日子里，李高成大刀阔斧、敢作敢为，在各方面政绩显著，令人刮目相看。可是《抉择》却写出他的困惑、苦恼和百折不挠。
问题首先就是从他的起步处——中阳纺织集团开始的。当年全省工业生产的一面旗帜，到了竟然开不出工资的可怕境地，“公司宿舍区这会儿至少聚集了有三四千人，有几个领头的说了，他们明天一早就集体到市委门口请愿。总公司接送工人的大轿车聚集了足有二十多辆！听说还有人正在联系外单位的车，要是联系不上，就用大卡车接送，而厂里的大卡车至少有四十多辆！要真让这么多人出去了，不用说别的，只这近百辆车聚集在市委门口就能把整个市区闹翻了天！”
形势真是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李高成先是想方设法说服了聚集上访的工人，然后顺藤摸瓜，剥茧抽丝，终于揭开了中阳纺织集团之所以溃败的原因——省委副书记严阵利用权势与根基直接动用中阳纺织集团资金。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严阵副书记的为非作歹、倒行逆施，一方面摧毁了本来还有希望的中阳纺织集团，另一方面又造成该集团几乎所有上层干部的集体腐败、堕落与犯罪。
活生生的事实终于使李高成市长明白：“摧毁和颠覆着改革的，把人们对改革的热情全部变为对改革的憎恨的，正是眼前的这一群人！”
记得《新星》中的改革家李向南在改革途中也有阻力，这就是副书记顾成。一正，一副，实际上已经摆明李向南成功的希望。现在不，黄江北，李高成所遇到的较量对手不是他（们）的副手，而是上级——顶头上司。
矛盾尖锐复杂，也使作品更为引人入胜，因为，此中就蕴含了更多的“戏”！
并不是说，改革家的阻力全来自上级——也有身边左右的。
周梅森的“三部曲”写了平川市委书记吴明雄、厂长兼党委书记江海洋、平阳市委书记高长河。他们所遇到的交战对手一是市委副书记肖道清、一是弟弟江海峰，一是前市委书记姜超林。吴、肖的矛盾冲突，来自于肖对“正职”的企求与失落；江与弟的矛盾来自于银行借贷权力与对腐败堕落的斥责；而高、姜的矛盾交战又来自于后者对权力的眷恋与依依不舍。
这三组矛盾冲突呈现出改革开放中不同内容的交锋与斗争。
我想，究竟怎样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研究这类现象也许是政治学的事。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正因为有了这样错综复杂的冲突展开，改革家的艺术形象才会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正是在这样一场亘古未有的改革潮流中，弄潮儿挺立潮头，呈现出“当代英雄”的好儿郎本色。
英雄的概念，并不就是职务高，只手打天下或能指挥别人的意思。张宏森的长篇小说《车间主任》就着力写活了哈尔滨市北方重型机械厂的车间主任段启明。面对生活中的困境，段启明知道自己并不能起多少作用，可是他将车间里的工人们，如肖岚、刘义山、李万全以及耿海、程全、韩春霞、陈美玲等一个个紧密团结在一起。工人们真有感慨：“说起来真他妈怪。以前走在哈尔滨大街上，一说你是北重的，谁不仰着脖子看你？现在倒好，跌价跌到这份上！”段启明首先是尊重工人，从心底里爱他们，因此在日益减少收入的情况下工人们反而更体会到人间温暖，由此又迸发出巨大的生产热情。电焊工肖岚“干活干到二○○五年，焊点一千五百万个，一千五百万个焊点没有一个出现质量问题”。试问他（她）们是普通人，还是英雄呢？
中国的改革，正是依靠着他（她）们而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有声有色的活剧。
俞天白的长篇小说《大上海漂浮》在金融证券业勃起的背景下，让沈笑澜、罗宁、石成金、徐景杰等一个个既普通平凡又不普通平凡的人物形象朝我们走来。张欣的《绝非偶然》、《伴你到黎明》，林哲的《梦里梦外》，谈歌的《天下大事》、《年底》、《大厂》以及《太极地》、《破产》、《激杀》等等中短篇小说，无不塑造了改革时代的英雄人物——他们多为普通人，却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伟业。一位姑娘，为了工厂能签下一千万的合同，不惜将自己嫁给一个傻子！为了“讨债”，女人们作出了最大的牺牲……
是普通人，却又是铮铮铁骨的英雄。改革小说对他（她）们作出纵情讴歌，流露出无限感慨。
在这儿，我还是想提起李肇正的《躁动的城市》。其主人翁周志仁除了得对付上级（厂长、公司经理等），还陷入了深深的感情危机。本来，他同车间工人季小凤有过一段插队的因缘。可是，父母“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葬送了这对情人。妻子杜芳菲虽说是“小家碧玉”，因为文革的冲击、父亲的自杀身亡给她留下强烈的刺激；大学毕业在中学任教，由于教学不得法，人缘又糟糕，始终是“中教二级”，这就又进一步刺激了她。
身陷改革前列的周志仁在季小凤那儿得到帮助与启发，在妻子杜芳菲这儿受到的却是冷眼与讥嘲。
终于，杜芳菲得了精神病。到这时，周志仁才逐渐明白，“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要男人爱他。妻子终于卸下了她冷漠清高的面具，在疯狂中保持了一片脉脉的温情。妻子嘴里的气息热烈而潮湿。妻子爱他，爱得铭心刻骨，因为得不到爱的回报而疯狂。周志仁一刹那认定自己将一辈子背起沉重的十字架，为一个弱女子的灵魂祈祷”。
读这样的文字，使我们感动而不安。也许正是周志仁们太忘情地投身于改革的洪流，又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代价。可是，这才是生活在我们中间的普普通通的人——可又是了不起的“当代英雄”。
三
当乔光朴们刚开始进行改革时所遇到的阻力和干扰，还多为习惯势力与习惯思维。当今改革小说中改革家所遭遇的却往往是一个个腐败集团；其头目，又多为顶头上司，或身居要职，或集党、政权力于一身。
有一个现象人们经常在思索，那就是改革开放二十年，党中央领导的反腐败斗争也进行了二十年，而现实的严重性就在于：为什么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牵涉到当官者愈来愈多？
近年来的改革小说对此作了富于启发性的揭示。
在计划经济时，集长官意志于一身，反正一切按计划办事，要贪污受贿得冒很大的风险，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市场经济按价值规律为根本，严格地说，权力的作用越来越小，因为一切以经济为轴心而转动。问题的麻烦就在于，目前的中国是计划经济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长官意志仍然有相当大的市场。
一个好端端的中阳纺织集团却越办越不行。1994年国家贷给它八千万元。可是，由于上面的伸手和主张，公司领导却从中拿出二千万元办了一个“新潮”有限公司，其中包括了四十多个实体，诸如“特高特”高速公路客运总公司、青苹果娱乐城、美舒雅房地产公司等等。
截止1995年年底，除去外欠的款项，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累计亏损和负债额已达到4.5亿人民币。而最近的亏损和负债额预计总外债接近6亿元！从1995年2月份开始，公司已发不出一份工资。
可那边呢，“青苹果”、“美舒雅”一个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一掷千金、淫靡非常。这是一种多么怵目惊心的两极分化。其原因何在？就是上到省委副书记严阵、下到公司总经理郭中姚任意支使、任意挥霍，终于造成中阳纺织集团的“集体腐败”。
当今改革小说反映的改革家的阻力，已不是一、二个上级领导，而是一种集团制式、家族制式的成帮结队。
《苍天在上》中的腐败集团来自于章台市林中县田姓家族。田副省长就出自于此家族；到了省里，更是构成了一张田姓官僚网络体系。万方公司总经理发现购进的劣质水泥是一职员干的。可是，此人姓田，来自于田副省长的老家上八里村，他购进的劣质水泥又正是上八里村水泥的产品。而这家万方公司的职员几乎一半都是来自于田副省长的家乡田姓人。
一种封建式的帮派体系——家族集团日益成为改革的绊脚石和破坏者。你试图动其中一人一毫么？休想，因为在这儿早已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同样，在《抉择》中，由于严阵副书记的插手，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有了一个“新潮”有限公司，包括40多个实体。而这些实体的经理和负责人，几乎全是他们的子女和亲信，郭中姚所以能对李高成大声吼叫：“你知道么？这个公司要养活多个领导干部！其实都是我养着他们呀！”盘根错节、错综复杂，其结果必然是：“想查中纺的问题，查得动吗！”
腐败分子不结帮拉派难成气候；而能拉者，无非是血缘亲、远房亲，或者是老同事、老同学、老部下——无非是有那么一点可以利用“叙旧”的关系，又将新的金钱关系使两者紧紧捆绑。
《抉择》发出这样的感慨：
也许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你要是想去维护一个人、维护一个集团的利益，那么你就得为这个人、这个集团的利益付出代价、作出牺牲，而且在任何时候，你都可能受到它的株连和牵涉。
《抉择》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这是中国的文化，也一样是中国的政治。
这种家族、集团利益的可怕性，小说有这样一段形象的比喻：
……在他（李高成——引者注）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半死不活的庞然大物，在这个庞然大物身上爬满了一只只又肥又大的寄生虫，它们都用嘴死死地咬在这个庞然大物身上，满嘴是血，摇头晃脑，暴戾恣肆而又贪得无厌。这个庞然大物一天天地正在削瘦、正在走向死亡，而那一只只寄生虫则一天天地正在成长、正在强壮、正在渐渐变得肥硕无朋……
这儿的“庞然大物”与“寄生虫”，我想，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我以为，不管是“权力意志”所造成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还是家庭、集团的“集体腐败”，其问题解决的关键还是法制健全、法制强化。
一个落后的国家，往往是专制，集权力于一人一身；一个先进的国家，首先就是有一套完整而又完备的法制。根据人民的意愿而制定的各种法，就使我们各项工作、行为有了一个基本依据；这种依据，又成为惩治各种违法者的重要标尺。
从这个角度讲，我以为，改革小说中所反映的那么多严重的集体腐败以及贪官污吏，其解决的关键还在于法制如何进一步完备。譬如，作为上级，有什么权力与资格抽走下属企业的资金，甚至用去炒股，做生意？譬如，作为企业权力代表的职代会，应该有其应有的监督权、审查权，可是，实际上多为名存实亡；譬如，对企业领导的任命与安排，究竟有什么样的依据或意图，而不是某领导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我想，当我们有了一整套法来规范、约束时，也许，黄江北、李高成的悲剧可以大大减少。
有了法，并不是一切都可以解决。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也制定了相当多的法。问题还在于强化法制。对违法者，尤其是知法犯法，甚至执法犯法者必须予以更严厉的惩治。田副省长、严副书记、肖副书记等，也许并不是不懂法。可是，当他们违法时，又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机构能给予应有的惩治呢？从改革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似乎还只是改革家们势单力薄，单身匹马在与他们较量，这就难免悲剧的产生。
改革小说体现出的法制健全、法制强化的思想，确实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了。
作者介绍：马以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