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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词作的艺术风格
王晋中
（安徽财经大学中文系6安徽蚌埠
7::8;4）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肯定了苏轼词作的开拓性意义，然后通过对其全部词作的简要分理，及其思想与身世的追寻，认定其词的主导风格应是旷达，而非豪放。
关键词：变调；
一
苏轼词的主要艺术风格，一直被认为属于豪放一派。然而有宋一代，婉约派被视为词之正宗，豪放派或多或少受到了冷落。苏轼作词的年代正是婉约派得到充分发展的年代。大家都在花间樽下，伤春悲秋，歌余酒后，娱宾遣兴，“聊陈薄技，用佐清欢”离开@4A而苏轼却在此时发出一种不同凡响的声音，了酒宴歌妓，翠帐香径，用词去怀古登临、去咏史谈禅。这在一派婉约词风中确实是一种“变调”、“别格”。词在当时，主要是为演唱而制作的，“长短句宜歌不宜诵，非朱唇皓齿无以发要妙之音”。@7A因此作词首先考虑的是合乐与否，有时文意尚在其次。宋末之词人张炎记述其父张枢作词的经过说：“先人晓畅音律……作《惜花春起早》云‘琐窗深’。‘深’字音不协改为‘幽’字，又不协，再改为‘明’字，歌之始协。”@:A把“琐窗深”改为“琐窗明”意思完全相反了。这个例子可能并不普遍，但至少说明了词与乐的密切关系。而苏轼不仅没有严格遵守音律，反而常有突破，据《古今词论》引毛稚黄语说：“东坡《大江东去》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则当于‘是’字读断，论意则当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当属下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字亦然。又《水龙呤》‘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离人泪’，调则当‘是’字断句，意则当‘花’字断句。文自为文，歌自为歌”。打破韵律不但表现在节调上，还表现在用字上，按照传统习惯，
收稿日期：7889?84?49
王晋中（4599———），男，山西平鲁人，安徽财经大学中文系教授。作者简介：
豪放；旷达
文献标识码：>
一首词中是不该重复用字的，但苏轼却不受此束缚，即如《念奴娇・大江东去》就用了三个“江”字，三个“人”字，两个“国”字，两个“生”字，两个“故”字，两个“如”字，两个“千”字。难怪李清照对苏词很不以为然，评为“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A
正是因此，苏词在北宋，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倒是指责的居多。大部分作家仍旧沿着婉约的道路继续发展，直至北宋末年形成了以秦观、周邦彦为代表的婉约词的空前繁荣景象。
词入南宋，其初仍旧是婉约派的一统天下。因南渡初期的大部分词人都是由北宋而来的，此时的词风除了多慷慨悲凉、抑塞不平之外，仍旧笼罩在富艳婉丽之中。其代表词人李清照，不仅以自己绝对纯正的婉约词创作，领起一代词风，而且进一步从理论上完善了它。使词仕人化、典雅化、规范化。只是到了南宋中期，由于辛弃疾的出现，人们才看到了词格中的另一派别。辛弃疾大量的豪放词创作，其中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强烈的政治性与时代感，深深吸引了时人。后人也多把辛弃疾视作豪放之宗。至于苏轼，虽有数篇后世认定的豪放名篇，但前有范仲淹、苏舜钦、王安石等人，似乎算不得开创；后有辛弃疾，似乎又在苏之上。于是提到苏轼，就将其连缀于豪放风格的名下。
时代进入今世，豪放词的研究，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几乎一反古代的研究倾向。首先得到赞扬的
中图分类号：
白城师范学院学报第!
豪放派词人就是辛弃疾。由于他大量爱国主义的词作，辛弃疾被推倒了一个至高的位置，而苏轼仍旧从属于豪放一派之中。虽然今人对于苏轼在北宋中期的大胆开创，逐渐给予了重视，并且进一步认为从扩大词的内容及表现力来说，苏轼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打破了诗庄词媚、词为艳科的传统看法，使词取得了与诗相等的地位，但就豪放一格而论，苏词终究无法与辛弃疾相比。
那么苏轼的主要艺术风格究竟是否属于豪放？如果是，则前无开创之功，（与王安石、苏舜钦、范仲淹豪放词相比而言），后无成就之力（与辛词比较）；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先对苏轼的全部词作，做一个分理。
二
苏轼现存三百余首词作。其中大部分属于婉约词。苏轼虽对柳词不以为然，但相当赞赏“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一类句子。正是因此，他自己也曾写下了大量的此类词章，其纤艳浓丽不减南唐诸家。被人评为“……恐屯田缘情绮糜未必能过”&%’“，令十八女郎歌之，岜在‘晓风残月’之下？”&(’。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婉约词章，往往渗透着一股旷达之气，从而使词超离了“艳科”，变得清新疏放起来。比如《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不仅以极其婉丽的手法描写了王定国柔奴的美貌，而且用“此心安处是吾乡”作结，描写了她的心灵。“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词人对柔奴的发现，更是词人自己的一种情怀。将此注入词中，不仅突破了前人“艳词”的常格，而且大大提高了婉约词的格调。又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其“缘情绮糜”中透露着一般清新，这便是“天涯何处无芳草”的点化之功。
三百余首词作中，类如《念奴娇・大江东去》的豪放词，屈指可数。即便连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泌园春・孤馆灯青》一并计算，也不过五、六首。此类词作，虽如一贯认定的，“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在江东去’”，但实实包裹在一股旷达的情怀之内。《念奴娇・大江东去》的开篇，可谓气势恢宏，然于结尾转向旷达短暂的人生，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梦幻般的浪花，只有江间的明月永恒，还是让我们去祭奠它吧！这便将此前的豪壮收缴了，也将眼下的痛苦抵消了这便是旷达。《江城子・密州出猎》，几乎是通体豪壮，然起首第一句“老
,
夫聊发少年狂”，已布下了一般浓烈的疏狂放浪之气。
苏轼的另一类词，在数量上少于婉约词，却多于豪放词。这便是典范的旷达词。在此类词中，苏轼或者尽力忘掉自我，摆脱自我，把自我化入大自然之中，让有限人生的痛苦，在超乎现实的纯美的大自然中得到解脱，让自我从社会的种种矛盾中净化出来，与大自然天造地设的规律和谐起来。象“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或者又尽力扩张自我，充实自我，使精神世界得到最大限度的加强，从而抵抗外界的侵扰。这就是“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这就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芝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以上三类词作的区别是分明的，然而共通点也是清楚的，那便是超然物外听任自然，无往不乐的旷达思想与情怀。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苏词的主要艺术风格应是旷达，而非豪放。
三
我们知道苏轼写词的时候，整个词坛都弥漫着一派依红偎翠、奇艳俊秀之风。虽有一两声豪壮的声音，也完全被花前樽下、伤春悲秋所淹没。而苏词里程碑意义的主要之点，就在于冲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把词从“诗余”、“小道”不登大雅之中解放出来，将其放在一个与诗等同的地位。这不仅冲破了婉约的一统天下，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而且首次为词正了名。词既然如同诗一样，是一种抒写情志的文学体裁，就可以抒写作者胸中所有的各种情志，而不仅仅是“析醒解愠”、“期以自娱”的“男欢女爱”。苏轼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写出了旷达之情，抒发了旷达之意。这个认定，还可从苏轼的身世及思想得到进一步证实。如与辛弃疾相比，就能看的更为清楚。
辛弃疾的一生，虽然也不尽顺利，有论者认为朝廷一直未能把他放入抗敌的战场，而是让他“救火”。需要时“招之即来”，不需要时“挥之即去”，这似乎也是实情。但官宦家庭出身的辛弃疾，少年时代就曾两次北上燕京“谛观形势”。及壮投入义军，参加抗金。这期间，他两次诛杀叛徒，一次协助义军领袖耿京+决策南向+，改编为官军，真可谓惊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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魄、壮烈豪迈。南归之后，如上所言，充任“救火”，也曾几次“北伐”，虽不如南归前自由、豪壮，官阶却日日升大。又作《美芹十论》、《九议》纸上北伐。这样一种身世，决定了辛弃疾词作非豪放不可。因为他的人生是豪放的，事业是豪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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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成为旷达词的开创者。
辛弃疾的一生，就没有如此复杂。首先辛弃疾基本上没有搅入政治的旋涡之中，他是一位武将。用我，就披挂上阵、效力疆场；不用，则休养生息、以待时机（虽然也不无怨言）。这样，积极入世、保家卫国、成就功名、光耀祖上的儒家思想，始终支配着他的言行。而他靠了胆识在历次惊心动魄的战斗中取得胜利，无疑无助长了本来就有的豪气。
通过这种比较，我们可以说，正象辛弃疾能够成就爱国主义的豪放词一样，苏轼也必然是通脱豁达、潇洒飘逸的旷达词的开创者。身世使然，思想使然也。
苏轼除了出身和少年时代与辛有一定相似外，以后就几乎全然相反了。苏轼壮年几乎没有得意过。王安石变法时期，他被视为旧党，乌台受审，被贬黄州。“元祐党争”，高太后起用旧党，他不愿主动迎合司马光，又被视为旧党叛逆，刚刚返京则不得不再次离京。到哲宗即位起用新党，他又因元祐诸臣获罪，被贬惠州，再贬儋州。他不愿涉入党争之中，却无计逃离，一生在夹缝中求生。正如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戏说的那样：“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一辈子的被贬生涯，怎么可能豪放得起来呢？
苏轼在政治上主张“渐变”，这既不合于新党的激变，也不合于旧党的不变。这样一种政治态度，又来之于他尊从儒道释三家学说的思想基础。他能够坚持政见，耻于苟同，积极入世，深受儒家思想的支配。失败后，安贫乐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看破红尘，他也并不:48;又靠道家。即便清心寡欲，
灰心颓丧，一蹶不振。而是始终保持一种乐观旷达的胸襟，这使他在极其坎坷的一生中，时有政绩，并
参考文献
:4;欧阳修3西湖念语:7;王炎3双溪诗余・自序:;贺裳3皱水轩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临江仙・我劝髯张归去好:5;定风波:48;苏轼3临江仙
:44;曾枣庄著3苏轼评传3四川人民出版社，45@445@7:47;刘乃昌著3苏轼文学论集3齐鲁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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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词作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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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首先肯定了苏轼词作的开拓性意义，然后通过对其全部词作的简要分理，及其思想与身世的追寻，认定其词的主导风格应是旷达，而非豪放。
关键词：变调；
一
苏轼词的主要艺术风格，一直被认为属于豪放一派。然而有宋一代，婉约派被视为词之正宗，豪放派或多或少受到了冷落。苏轼作词的年代正是婉约派得到充分发展的年代。大家都在花间樽下，伤春悲秋，歌余酒后，娱宾遣兴，“聊陈薄技，用佐清欢”离开@4A而苏轼却在此时发出一种不同凡响的声音，了酒宴歌妓，翠帐香径，用词去怀古登临、去咏史谈禅。这在一派婉约词风中确实是一种“变调”、“别格”。词在当时，主要是为演唱而制作的，“长短句宜歌不宜诵，非朱唇皓齿无以发要妙之音”。@7A因此作词首先考虑的是合乐与否，有时文意尚在其次。宋末之词人张炎记述其父张枢作词的经过说：“先人晓畅音律……作《惜花春起早》云‘琐窗深’。‘深’字音不协改为‘幽’字，又不协，再改为‘明’字，歌之始协。”@:A把“琐窗深”改为“琐窗明”意思完全相反了。这个例子可能并不普遍，但至少说明了词与乐的密切关系。而苏轼不仅没有严格遵守音律，反而常有突破，据《古今词论》引毛稚黄语说：“东坡《大江东去》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则当于‘是’字读断，论意则当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当属下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字亦然。又《水龙呤》‘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离人泪’，调则当‘是’字断句，意则当‘花’字断句。文自为文，歌自为歌”。打破韵律不但表现在节调上，还表现在用字上，按照传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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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晋中（4599———），男，山西平鲁人，安徽财经大学中文系教授。作者简介：
豪放；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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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词中是不该重复用字的，但苏轼却不受此束缚，即如《念奴娇・大江东去》就用了三个“江”字，三个“人”字，两个“国”字，两个“生”字，两个“故”字，两个“如”字，两个“千”字。难怪李清照对苏词很不以为然，评为“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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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入南宋，其初仍旧是婉约派的一统天下。因南渡初期的大部分词人都是由北宋而来的，此时的词风除了多慷慨悲凉、抑塞不平之外，仍旧笼罩在富艳婉丽之中。其代表词人李清照，不仅以自己绝对纯正的婉约词创作，领起一代词风，而且进一步从理论上完善了它。使词仕人化、典雅化、规范化。只是到了南宋中期，由于辛弃疾的出现，人们才看到了词格中的另一派别。辛弃疾大量的豪放词创作，其中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强烈的政治性与时代感，深深吸引了时人。后人也多把辛弃疾视作豪放之宗。至于苏轼，虽有数篇后世认定的豪放名篇，但前有范仲淹、苏舜钦、王安石等人，似乎算不得开创；后有辛弃疾，似乎又在苏之上。于是提到苏轼，就将其连缀于豪放风格的名下。
时代进入今世，豪放词的研究，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几乎一反古代的研究倾向。首先得到赞扬的
中图分类号：
白城师范学院学报第!
豪放派词人就是辛弃疾。由于他大量爱国主义的词作，辛弃疾被推倒了一个至高的位置，而苏轼仍旧从属于豪放一派之中。虽然今人对于苏轼在北宋中期的大胆开创，逐渐给予了重视，并且进一步认为从扩大词的内容及表现力来说，苏轼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打破了诗庄词媚、词为艳科的传统看法，使词取得了与诗相等的地位，但就豪放一格而论，苏词终究无法与辛弃疾相比。
那么苏轼的主要艺术风格究竟是否属于豪放？如果是，则前无开创之功，（与王安石、苏舜钦、范仲淹豪放词相比而言），后无成就之力（与辛词比较）；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先对苏轼的全部词作，做一个分理。
二
苏轼现存三百余首词作。其中大部分属于婉约词。苏轼虽对柳词不以为然，但相当赞赏“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一类句子。正是因此，他自己也曾写下了大量的此类词章，其纤艳浓丽不减南唐诸家。被人评为“……恐屯田缘情绮糜未必能过”&%’“，令十八女郎歌之，岜在‘晓风残月’之下？”&(’。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婉约词章，往往渗透着一股旷达之气，从而使词超离了“艳科”，变得清新疏放起来。比如《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不仅以极其婉丽的手法描写了王定国柔奴的美貌，而且用“此心安处是吾乡”作结，描写了她的心灵。“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词人对柔奴的发现，更是词人自己的一种情怀。将此注入词中，不仅突破了前人“艳词”的常格，而且大大提高了婉约词的格调。又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其“缘情绮糜”中透露着一般清新，这便是“天涯何处无芳草”的点化之功。
三百余首词作中，类如《念奴娇・大江东去》的豪放词，屈指可数。即便连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泌园春・孤馆灯青》一并计算，也不过五、六首。此类词作，虽如一贯认定的，“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在江东去’”，但实实包裹在一股旷达的情怀之内。《念奴娇・大江东去》的开篇，可谓气势恢宏，然于结尾转向旷达短暂的人生，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梦幻般的浪花，只有江间的明月永恒，还是让我们去祭奠它吧！这便将此前的豪壮收缴了，也将眼下的痛苦抵消了这便是旷达。《江城子・密州出猎》，几乎是通体豪壮，然起首第一句“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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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聊发少年狂”，已布下了一般浓烈的疏狂放浪之气。
苏轼的另一类词，在数量上少于婉约词，却多于豪放词。这便是典范的旷达词。在此类词中，苏轼或者尽力忘掉自我，摆脱自我，把自我化入大自然之中，让有限人生的痛苦，在超乎现实的纯美的大自然中得到解脱，让自我从社会的种种矛盾中净化出来，与大自然天造地设的规律和谐起来。象“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或者又尽力扩张自我，充实自我，使精神世界得到最大限度的加强，从而抵抗外界的侵扰。这就是“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这就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芝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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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苏轼写词的时候，整个词坛都弥漫着一派依红偎翠、奇艳俊秀之风。虽有一两声豪壮的声音，也完全被花前樽下、伤春悲秋所淹没。而苏词里程碑意义的主要之点，就在于冲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把词从“诗余”、“小道”不登大雅之中解放出来，将其放在一个与诗等同的地位。这不仅冲破了婉约的一统天下，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而且首次为词正了名。词既然如同诗一样，是一种抒写情志的文学体裁，就可以抒写作者胸中所有的各种情志，而不仅仅是“析醒解愠”、“期以自娱”的“男欢女爱”。苏轼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写出了旷达之情，抒发了旷达之意。这个认定，还可从苏轼的身世及思想得到进一步证实。如与辛弃疾相比，就能看的更为清楚。
辛弃疾的一生，虽然也不尽顺利，有论者认为朝廷一直未能把他放入抗敌的战场，而是让他“救火”。需要时“招之即来”，不需要时“挥之即去”，这似乎也是实情。但官宦家庭出身的辛弃疾，少年时代就曾两次北上燕京“谛观形势”。及壮投入义军，参加抗金。这期间，他两次诛杀叛徒，一次协助义军领袖耿京+决策南向+，改编为官军，真可谓惊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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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的一生，就没有如此复杂。首先辛弃疾基本上没有搅入政治的旋涡之中，他是一位武将。用我，就披挂上阵、效力疆场；不用，则休养生息、以待时机（虽然也不无怨言）。这样，积极入世、保家卫国、成就功名、光耀祖上的儒家思想，始终支配着他的言行。而他靠了胆识在历次惊心动魄的战斗中取得胜利，无疑无助长了本来就有的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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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除了出身和少年时代与辛有一定相似外，以后就几乎全然相反了。苏轼壮年几乎没有得意过。王安石变法时期，他被视为旧党，乌台受审，被贬黄州。“元祐党争”，高太后起用旧党，他不愿主动迎合司马光，又被视为旧党叛逆，刚刚返京则不得不再次离京。到哲宗即位起用新党，他又因元祐诸臣获罪，被贬惠州，再贬儋州。他不愿涉入党争之中，却无计逃离，一生在夹缝中求生。正如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戏说的那样：“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一辈子的被贬生涯，怎么可能豪放得起来呢？
苏轼在政治上主张“渐变”，这既不合于新党的激变，也不合于旧党的不变。这样一种政治态度，又来之于他尊从儒道释三家学说的思想基础。他能够坚持政见，耻于苟同，积极入世，深受儒家思想的支配。失败后，安贫乐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看破红尘，他也并不:48;又靠道家。即便清心寡欲，
灰心颓丧，一蹶不振。而是始终保持一种乐观旷达的胸襟，这使他在极其坎坷的一生中，时有政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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