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鹏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矩。”冯友兰85岁以后越来越感到自己有“海阔天空我自飞”的高超境界，不仅他感觉到，凡与之有过交往的人，读了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冯友兰踏上了归程，向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回归了。
回归的宣言是《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寥寥数语道尽大志：
现在，我重理旧业，还想实现我原来的计划。……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
从此后，冯友兰的“生活”变得十分单调刻板，他的“工作”亦整齐划一。每天早上，从卧室传来一阵阵呛咳，那便是他的起床号。然后，慢慢地摸索着走到自己的“岗位”上，让史料在“眼前”过电影，让思想从口中吞吞吐吐地冒出来，笔录者一丝不苟地记下来，当他自觉完成了一节后，让助手念给他听，他不仅目已盲，而且耳失聪，可是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地听。他不愿浪费上午近三个小时工作时间的每一分钟，甚至为了不因上厕所而中断工作，一上午几乎滴水不进。除非累倒住进医院，他几乎没有中断过一天工作。
中午坚持午睡。
下午闭目静坐，时而嘴唇微动，他在思想，在构思。
第二天，重新开始滔滔不绝的口授。
早晨收听广播，下午听人读报，期间做一遍“却病延年二十式”，借以活动肢体、舒展筋骨，这些也是固定的“功课”。
他生活制度之严格，令人联想到哥尼斯堡的康德。他按时作息，从不开夜车。吃饭慢嚼细咽，一顿饭要个把小时。挨批挨斗，若无事然，照样吃得，照样睡得。不吸烟，不嗜酒。坚持锻炼身体，并有从师习武的童子功，收藏兵器的爱好。得享高寿，岂是偶然。（涂又光：《超越生死的人》）
多活几年，除了完成大业之需外，他常说可以多见一些世面，多懂一些道理，这就是旧日所谓“阅历”功夫吧。冯友兰的高寿，岂止是中国哲学的大幸，一些健康杂志也颇感兴趣，当人家正儿八经问起他长寿的秘诀时，他却只有“不……着……急”三字可以奉告。
在南岳时和冯先生同住一室的郑昕先生说：“冯先生写起书来，简直就像一部开动的机器。”冯先生自己晚年则说：
我现在就像一头老黄牛，懒洋洋地卧在那里，把已经吃进去的草再吐出来细嚼烂咽，不仅津津有味，简直是其味无穷其味无穷，其乐也就无穷了。古人所谓乐道，大概就是指此吧！
就这样在安适乐道中，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新见解，其中不乏他自称为“非常可怪之论”的脱俗之见；写出了一本又一本新著作，整整7册，洋洋150万言！
《新编》的写作过程，也是新的探索过程。从第四册开始，冯友兰应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即重思潮、抓主题的方法。
每一个时代思潮都有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成为讨论的中心，哲学史以讲清这个问题为要。不以堆积资料为高。
第六册完成于1988年，出版于1989年，内容是近代变法。其中心意思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大转变的时代。其主题是“以夷为师”，使中国由中世纪进为近代文明。第六册的“非常可怪之论”就是对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重新评价。他说：
时人称许太平天国，贬骂曾国藩，可是从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来说，洪秀全要学习并搬到中国的，是以小农平均主义为基础的西方中世纪神权政治。中国当时需要的是西方的近代化，所以洪秀全的理想若真实现，中国就要倒退。这样一来，自然就把他的对立面曾国藩提高了。曾国藩主观上是一回事，但客观上看，他打败了太平天国是阻止了中国的一次倒退。不过曾推行一套以政代工的方针违背了西方国家近代化以商代工的自然道路，又延迟了近代化。（转引自陈来：《默然而观冯友兰》）
此论一经问世，哲学界、史学界为之哗然，有人竟然又搬出了“革命大批判”的武器，对之上纲上线大加挞伐，而冯友兰仍以他那据说是脸型使然的苏格拉底式的微笑默然以对。其实，冯友兰从来都没有对任何一个在任何时期批判过他的人表示过不满，他以为一个思想家最害怕的不是人家对他的思想大加讨伐，而是置之不理。
第七册的写作和出版都是最艰难的。
宗璞回忆：
一九九○年初，父亲因眼前有幻像，又住医院。……一次医生来检查后，他忽然对我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
好大一件“事情”比生命还重要。的确，《新编》，尤其是“身在此山中”的第七册，对冯友兰来说比生命还重要。人们常以呕心沥血形容创造性工作之艰苦，对95岁高龄的冯友兰来说，这四个字却无法表达他所付出的心血。尽管他为第七册耗尽了最后一口气、一滴血，但并没有因此使其草草收场。因为担心老人完不成人们最想看到的第七册，有人建议放下中间几册先写第七册，有人建议先列一提纲，可冯友兰自己却认为大可不必，他似乎觉得天已降大任于己，必能给他完成大任的时间。他仍以不着急的平常心，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以异常清醒的大脑，完成了中国哲学的千古绝唱。且不说这回他真正做到了“不依傍别人”，做到了“修辞立其诚”，写出了自己真正的“所见”，因而预见了身后“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的命运。单就该书第八十一章《〈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而言，虽只有一万来字，却回答了两个世纪性的哲学问题：一是从中国哲学史的传统中进一步明确了哲学的性质及作用；二是从中国哲学的传统中昭示了世界哲学的未来。
冯友兰所向往的中国哲学辉煌的明天和世界哲学灿烂的未来，其实早就孕育于中国哲学的传统之中了：
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
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张载：《正蒙·太和》）
这一个“和”字浓缩了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的全部精髓，是东方智慧的灵魂所在。
张载说“仇必和而解”，这个“和”字，不是随便下的。“和”是张载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正蒙》第一篇的题目就是《太和》，开头就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纟因]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所谓“和”，并不是没有矛盾斗争；所谓“[纟因]缊、相荡、胜负、屈伸”，就是斗争。张载认为，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也是“和”。这个“和”，称为“太和”。
冯友兰的关门弟子张跃博士回忆说：
1989年下半年起，冯先生的身体状况日渐不佳，生病住院的次数也较以往多起来。这时他想的仍然不是延年益寿，而是如何加紧完成《新编》的最后一册。1990年4月，第七册初稿写完，冯先生又勉力作了修改，终于在７月上旬定稿。这时冯先生已是心力交瘁。9月30日冯先生又病重住院。亲友们都希望他能尽早康复，再回到他住了近40年的燕南园57号寓所，再过一次生日。哲学界的同仁也期待着12月4日聚会，庆祝他的95华诞。可是这一次人们的愿望竟没有实现……
他回归自然了，时间是1990年11月26日。
临终前，他说的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是：
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写完《新编》，冯友兰又活了一百多天，有《余生札记（一）》问世，这是冯先生一生几百万言大作的小尾巴，对杜甫《丹青引》发了一番感慨，尾巴的尾巴可作为我们这本书的尾巴：
一个艺术创作家在开始创作他的艺术作品的时候，总会有“吾见其难为”的感觉；艺术作品完成以后，他又会有“踌躇满志”的感受。杜甫在另一首诗里说：“新诗作罢自长吟”，这里所说的就是诗人在完成一首诗以后所感受的“踌躇满志”。
（摘自《冯友兰》）
范鹏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矩。”冯友兰85岁以后越来越感到自己有“海阔天空我自飞”的高超境界，不仅他感觉到，凡与之有过交往的人，读了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冯友兰踏上了归程，向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回归了。
回归的宣言是《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寥寥数语道尽大志：
现在，我重理旧业，还想实现我原来的计划。……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
从此后，冯友兰的“生活”变得十分单调刻板，他的“工作”亦整齐划一。每天早上，从卧室传来一阵阵呛咳，那便是他的起床号。然后，慢慢地摸索着走到自己的“岗位”上，让史料在“眼前”过电影，让思想从口中吞吞吐吐地冒出来，笔录者一丝不苟地记下来，当他自觉完成了一节后，让助手念给他听，他不仅目已盲，而且耳失聪，可是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地听。他不愿浪费上午近三个小时工作时间的每一分钟，甚至为了不因上厕所而中断工作，一上午几乎滴水不进。除非累倒住进医院，他几乎没有中断过一天工作。
中午坚持午睡。
下午闭目静坐，时而嘴唇微动，他在思想，在构思。
第二天，重新开始滔滔不绝的口授。
早晨收听广播，下午听人读报，期间做一遍“却病延年二十式”，借以活动肢体、舒展筋骨，这些也是固定的“功课”。
他生活制度之严格，令人联想到哥尼斯堡的康德。他按时作息，从不开夜车。吃饭慢嚼细咽，一顿饭要个把小时。挨批挨斗，若无事然，照样吃得，照样睡得。不吸烟，不嗜酒。坚持锻炼身体，并有从师习武的童子功，收藏兵器的爱好。得享高寿，岂是偶然。（涂又光：《超越生死的人》）
多活几年，除了完成大业之需外，他常说可以多见一些世面，多懂一些道理，这就是旧日所谓“阅历”功夫吧。冯友兰的高寿，岂止是中国哲学的大幸，一些健康杂志也颇感兴趣，当人家正儿八经问起他长寿的秘诀时，他却只有“不……着……急”三字可以奉告。
在南岳时和冯先生同住一室的郑昕先生说：“冯先生写起书来，简直就像一部开动的机器。”冯先生自己晚年则说：
我现在就像一头老黄牛，懒洋洋地卧在那里，把已经吃进去的草再吐出来细嚼烂咽，不仅津津有味，简直是其味无穷其味无穷，其乐也就无穷了。古人所谓乐道，大概就是指此吧！
就这样在安适乐道中，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新见解，其中不乏他自称为“非常可怪之论”的脱俗之见；写出了一本又一本新著作，整整7册，洋洋150万言！
《新编》的写作过程，也是新的探索过程。从第四册开始，冯友兰应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即重思潮、抓主题的方法。
每一个时代思潮都有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成为讨论的中心，哲学史以讲清这个问题为要。不以堆积资料为高。
第六册完成于1988年，出版于1989年，内容是近代变法。其中心意思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大转变的时代。其主题是“以夷为师”，使中国由中世纪进为近代文明。第六册的“非常可怪之论”就是对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重新评价。他说：
时人称许太平天国，贬骂曾国藩，可是从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来说，洪秀全要学习并搬到中国的，是以小农平均主义为基础的西方中世纪神权政治。中国当时需要的是西方的近代化，所以洪秀全的理想若真实现，中国就要倒退。这样一来，自然就把他的对立面曾国藩提高了。曾国藩主观上是一回事，但客观上看，他打败了太平天国是阻止了中国的一次倒退。不过曾推行一套以政代工的方针违背了西方国家近代化以商代工的自然道路，又延迟了近代化。（转引自陈来：《默然而观冯友兰》）
此论一经问世，哲学界、史学界为之哗然，有人竟然又搬出了“革命大批判”的武器，对之上纲上线大加挞伐，而冯友兰仍以他那据说是脸型使然的苏格拉底式的微笑默然以对。其实，冯友兰从来都没有对任何一个在任何时期批判过他的人表示过不满，他以为一个思想家最害怕的不是人家对他的思想大加讨伐，而是置之不理。
第七册的写作和出版都是最艰难的。
宗璞回忆：
一九九○年初，父亲因眼前有幻像，又住医院。……一次医生来检查后，他忽然对我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
好大一件“事情”比生命还重要。的确，《新编》，尤其是“身在此山中”的第七册，对冯友兰来说比生命还重要。人们常以呕心沥血形容创造性工作之艰苦，对95岁高龄的冯友兰来说，这四个字却无法表达他所付出的心血。尽管他为第七册耗尽了最后一口气、一滴血，但并没有因此使其草草收场。因为担心老人完不成人们最想看到的第七册，有人建议放下中间几册先写第七册，有人建议先列一提纲，可冯友兰自己却认为大可不必，他似乎觉得天已降大任于己，必能给他完成大任的时间。他仍以不着急的平常心，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以异常清醒的大脑，完成了中国哲学的千古绝唱。且不说这回他真正做到了“不依傍别人”，做到了“修辞立其诚”，写出了自己真正的“所见”，因而预见了身后“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的命运。单就该书第八十一章《〈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而言，虽只有一万来字，却回答了两个世纪性的哲学问题：一是从中国哲学史的传统中进一步明确了哲学的性质及作用；二是从中国哲学的传统中昭示了世界哲学的未来。
冯友兰所向往的中国哲学辉煌的明天和世界哲学灿烂的未来，其实早就孕育于中国哲学的传统之中了：
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
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张载：《正蒙·太和》）
这一个“和”字浓缩了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的全部精髓，是东方智慧的灵魂所在。
张载说“仇必和而解”，这个“和”字，不是随便下的。“和”是张载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正蒙》第一篇的题目就是《太和》，开头就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纟因]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所谓“和”，并不是没有矛盾斗争；所谓“[纟因]缊、相荡、胜负、屈伸”，就是斗争。张载认为，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也是“和”。这个“和”，称为“太和”。
冯友兰的关门弟子张跃博士回忆说：
1989年下半年起，冯先生的身体状况日渐不佳，生病住院的次数也较以往多起来。这时他想的仍然不是延年益寿，而是如何加紧完成《新编》的最后一册。1990年4月，第七册初稿写完，冯先生又勉力作了修改，终于在７月上旬定稿。这时冯先生已是心力交瘁。9月30日冯先生又病重住院。亲友们都希望他能尽早康复，再回到他住了近40年的燕南园57号寓所，再过一次生日。哲学界的同仁也期待着12月4日聚会，庆祝他的95华诞。可是这一次人们的愿望竟没有实现……
他回归自然了，时间是1990年11月26日。
临终前，他说的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是：
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写完《新编》，冯友兰又活了一百多天，有《余生札记（一）》问世，这是冯先生一生几百万言大作的小尾巴，对杜甫《丹青引》发了一番感慨，尾巴的尾巴可作为我们这本书的尾巴：
一个艺术创作家在开始创作他的艺术作品的时候，总会有“吾见其难为”的感觉；艺术作品完成以后，他又会有“踌躇满志”的感受。杜甫在另一首诗里说：“新诗作罢自长吟”，这里所说的就是诗人在完成一首诗以后所感受的“踌躇满志”。
（摘自《冯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