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中国古代一个著名的典故。通常的解释为，五斗米是陶渊明在彭泽县令任上的一个月工资。陶渊明由于工资菲薄，还得迎来送往，看上级部门眼色行事，付出大于所得，因此愤而辞官。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陶渊明折腰像
想要搞清楚“五斗米”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得先熟悉东晋官员的薪资情况。东晋时，上县（民户在千户以上者）的地方官称为县令，下县（民户在千户以下者）的地方官称为县长。县令属于七品官，六百石秩位，而县长的秩位为四百石。陶渊明任职的彭泽县属于豫章郡上县，所以他的秩位为六百石。照此计算，陶渊明月薪为五十石，日薪为十七斗。那么陶渊明的那么五斗米是怎么来的呢？难道是陶县令一时愤激，口出妄语吗。也不是，陶渊明当时虽然愤怒，但不偏激，他绝不至于凭空捏造自己的工资。概因这个六百石，说的官级代称，而非实发工资。
根据曹文柱先生在《东晋南朝官俸制度概说》中的考证，在西晋时期，俸米为官员工资的主要构成部分。晋室播迁，司马睿南渡之后，基本延循江右旧制，各级官员工资的发放项目还是以禄米为主。但是在具体发放形式上，中央政府的各级官员和地方政府的官员就有了区别。中央政府官员的工资依然由国家财政按规定统一发放，而州郡县的官员工资发放形式却繁复多样，不仅仅为俸米，还有职田、俸帛、俸钱、杂供给，以及力役等等。
▲魏晋官服图
理论上，职田是官员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晋明帝太宁二年，王敦乱后，江州刺史应詹鉴于国家财政“今之艰弊，过于往昔”，认为只有在地方官中施行“课佃”（课，计量劳动果实，佃，耕种土地。课佃意即征发劳役耕种官田）措施，才能减轻中央财政压力，同时减轻人民纳税负担。于是他在上任江州刺史前夕，向晋明帝上表，“都督可课佃二十顷，州十顷，郡五顷，县三顷。皆取文武吏医卜，不得挠乱百姓。三台九府，中外诸军，有可减损，皆令附农。市息末伎，道无游人，不过一熟，丰穰可必。然後重居职之俸，使禄足以代耕”。这种按照职官品级用国有土地收入取得俸禄的方法，就是职田制度。
俸帛来自于国家向农民征收的棉帛和布，当时称为“户调”。
俸钱则为国家财政直接向国家公务人员发放的工资，但在东晋时代只停留在制度上。之前由于汉末三国大乱，秦汉以来形成的金钱本位的商品经济遭到破坏。西晋统一后，国家仍以自然经济为主，金钱在日常经济中的比重大为下降。所以西晋政府在官俸中实际上早已取消货币，而代之以实物。晋室南渡后，由于那时的江南地区经济基础极为落后，“江南之俗，火耕水缛，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晋室南迁，疆域未廓，钱不善用，其数本少”，因此诸多州郡都用物物交换的古老方式来互通有无，基本上也不给官员发俸钱。
“杂供给”为国家为了弥补地方财政不足而下放的一种财政收支权限，为地方官吏专有的经济收入，随意性比较大，“多随土所出，无所定准”。地方官吏甚至可以直接从统领民户中予以征发，“随意开许，损公侵民”。虽然中央政府对于这种流弊屡屡加以抑斥，后期还定立了最高征收标准，然而收效甚微。这些各种名目的“杂供给”其实成为东晋地方官吏的主要收入来源，数额远远高于正式工资收入。这其中非常著名的一项就是“迎送费”。“迎送费”意即迎新送故费。迎新费相当于安家费。地方官员下车伊始，家眷等等需要安置，否则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因此有这笔钱，一次性给付。送故费也称“归资”、“还资”，也就是离职金。地方官员卸任后，生活没有着落，因此有了这笔钱。也是一次性发付。这些迎送费的主要发放形式却是钱。这些迎送费也是“皆自百姓出，并无定令”。史书记载，那时送故费的数额，州刺史数千万，郡太守数百万。照这个比例，县一级的应该是数十万。除了给钱，当然还有其他实物，比如帛米和当地土特产之类。“米布之属，不可称计”。
以“力役”形式支付的官俸叫做力，又称事力或力人。由于一般而言这些力都由吏人充任，因故也称“吏力”。“力役”分公力和私力两种。公力属于公家所有，私人不能滥用。私力作为官吏的工资发放形式，也有定额标准。吏力一般两个用途，一是在职田中劳作，一是满足职官个人和家庭私使。当时的规定是：一品官给力三十人，往下递减。而且“力役”不是固定的，可以随着具体事务的繁闲增减：“繁者增一等，平者守本力，闲者降一等”。
那么陶渊明按照规定应该领取多少俸禄呢？根据朱大渭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官俸》中的考证：东晋时期一个七品县令月俸27斛（斛同石，即十斗），年俸324斛；绢布45匹，折米180斛；职田三顷，折米540斛；共折米1044斛。力役十五人。
▲东晋官员俸禄明细图
那么陶潜在县令任上的八十天实际上领取了多少俸禄呢？史书中也言之凿凿。陶渊明上任伊始第一件事，就“送一力给其子”。据袁行霈先生考证，当时陶渊明大儿子陶俨二十岁，二儿子陶俟十八岁，三儿子陶份、四儿子陶佚十五岁，五儿子陶佟十二岁。这五个儿子，陶渊明都没带，只是带了妻子轻装上任，“不以家累自随”。由于五个儿子不足以自食其力，“自给为难”，因此需要陶渊明“送一力”，帮他们干挑水砍柴等粗活，“助汝薪水之劳”。陶渊明还要求儿子们要以人道主义对待这位役力，“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可以说颇具人道主义精神。总之，陶渊明上任后，就使用了一个“力”的工资。
接下来，“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根据国家规定，县令应该有三顷三百亩职田，陶渊明为了每天喝酒，想全部都种高粱。但是在陶渊明妻子的反对下，最后是二百五十亩种高粱，五十亩种稻子。陶渊明将剩下的十四个“力”的工资全用在了职田上。
▲高粱图
终上所述，陶渊明在彭泽八十天的县令任期内，应发放工资为：十五人力役，三个月月俸81斛。此外还有绢布9匹（每月三匹）。但实际上，陶渊明只是领取了十五人的力役工资。至于81斛米中有一半要等职田收成下来再给。可陶渊明没有等到职田收成下来就辞职不干了，因此他八十天只领了四十天的工资也就是四百斗，平均一天五斗。这个他在卸任之后的《归去来兮辞》有自述，他本来也想等到职田收成下来把全工资领了然后再归隐，“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可是妹妹程氏的病逝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奔丧情迫，只好尽快辞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
因此陶渊明所说的五斗米，其实是半日工资，应该代指没有领到的那一半工资。按当时的语境来说，陶渊明应该指的是不值得为等待另一半没领到的工资而“折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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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中国古代一个著名的典故。通常的解释为，五斗米是陶渊明在彭泽县令任上的一个月工资。陶渊明由于工资菲薄，还得迎来送往，看上级部门眼色行事，付出大于所得，因此愤而辞官。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陶渊明折腰像
想要搞清楚“五斗米”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得先熟悉东晋官员的薪资情况。东晋时，上县（民户在千户以上者）的地方官称为县令，下县（民户在千户以下者）的地方官称为县长。县令属于七品官，六百石秩位，而县长的秩位为四百石。陶渊明任职的彭泽县属于豫章郡上县，所以他的秩位为六百石。照此计算，陶渊明月薪为五十石，日薪为十七斗。那么陶渊明的那么五斗米是怎么来的呢？难道是陶县令一时愤激，口出妄语吗。也不是，陶渊明当时虽然愤怒，但不偏激，他绝不至于凭空捏造自己的工资。概因这个六百石，说的官级代称，而非实发工资。
根据曹文柱先生在《东晋南朝官俸制度概说》中的考证，在西晋时期，俸米为官员工资的主要构成部分。晋室播迁，司马睿南渡之后，基本延循江右旧制，各级官员工资的发放项目还是以禄米为主。但是在具体发放形式上，中央政府的各级官员和地方政府的官员就有了区别。中央政府官员的工资依然由国家财政按规定统一发放，而州郡县的官员工资发放形式却繁复多样，不仅仅为俸米，还有职田、俸帛、俸钱、杂供给，以及力役等等。
▲魏晋官服图
理论上，职田是官员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晋明帝太宁二年，王敦乱后，江州刺史应詹鉴于国家财政“今之艰弊，过于往昔”，认为只有在地方官中施行“课佃”（课，计量劳动果实，佃，耕种土地。课佃意即征发劳役耕种官田）措施，才能减轻中央财政压力，同时减轻人民纳税负担。于是他在上任江州刺史前夕，向晋明帝上表，“都督可课佃二十顷，州十顷，郡五顷，县三顷。皆取文武吏医卜，不得挠乱百姓。三台九府，中外诸军，有可减损，皆令附农。市息末伎，道无游人，不过一熟，丰穰可必。然後重居职之俸，使禄足以代耕”。这种按照职官品级用国有土地收入取得俸禄的方法，就是职田制度。
俸帛来自于国家向农民征收的棉帛和布，当时称为“户调”。
俸钱则为国家财政直接向国家公务人员发放的工资，但在东晋时代只停留在制度上。之前由于汉末三国大乱，秦汉以来形成的金钱本位的商品经济遭到破坏。西晋统一后，国家仍以自然经济为主，金钱在日常经济中的比重大为下降。所以西晋政府在官俸中实际上早已取消货币，而代之以实物。晋室南渡后，由于那时的江南地区经济基础极为落后，“江南之俗，火耕水缛，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晋室南迁，疆域未廓，钱不善用，其数本少”，因此诸多州郡都用物物交换的古老方式来互通有无，基本上也不给官员发俸钱。
“杂供给”为国家为了弥补地方财政不足而下放的一种财政收支权限，为地方官吏专有的经济收入，随意性比较大，“多随土所出，无所定准”。地方官吏甚至可以直接从统领民户中予以征发，“随意开许，损公侵民”。虽然中央政府对于这种流弊屡屡加以抑斥，后期还定立了最高征收标准，然而收效甚微。这些各种名目的“杂供给”其实成为东晋地方官吏的主要收入来源，数额远远高于正式工资收入。这其中非常著名的一项就是“迎送费”。“迎送费”意即迎新送故费。迎新费相当于安家费。地方官员下车伊始，家眷等等需要安置，否则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因此有这笔钱，一次性给付。送故费也称“归资”、“还资”，也就是离职金。地方官员卸任后，生活没有着落，因此有了这笔钱。也是一次性发付。这些迎送费的主要发放形式却是钱。这些迎送费也是“皆自百姓出，并无定令”。史书记载，那时送故费的数额，州刺史数千万，郡太守数百万。照这个比例，县一级的应该是数十万。除了给钱，当然还有其他实物，比如帛米和当地土特产之类。“米布之属，不可称计”。
以“力役”形式支付的官俸叫做力，又称事力或力人。由于一般而言这些力都由吏人充任，因故也称“吏力”。“力役”分公力和私力两种。公力属于公家所有，私人不能滥用。私力作为官吏的工资发放形式，也有定额标准。吏力一般两个用途，一是在职田中劳作，一是满足职官个人和家庭私使。当时的规定是：一品官给力三十人，往下递减。而且“力役”不是固定的，可以随着具体事务的繁闲增减：“繁者增一等，平者守本力，闲者降一等”。
那么陶渊明按照规定应该领取多少俸禄呢？根据朱大渭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官俸》中的考证：东晋时期一个七品县令月俸27斛（斛同石，即十斗），年俸324斛；绢布45匹，折米180斛；职田三顷，折米540斛；共折米1044斛。力役十五人。
▲东晋官员俸禄明细图
那么陶潜在县令任上的八十天实际上领取了多少俸禄呢？史书中也言之凿凿。陶渊明上任伊始第一件事，就“送一力给其子”。据袁行霈先生考证，当时陶渊明大儿子陶俨二十岁，二儿子陶俟十八岁，三儿子陶份、四儿子陶佚十五岁，五儿子陶佟十二岁。这五个儿子，陶渊明都没带，只是带了妻子轻装上任，“不以家累自随”。由于五个儿子不足以自食其力，“自给为难”，因此需要陶渊明“送一力”，帮他们干挑水砍柴等粗活，“助汝薪水之劳”。陶渊明还要求儿子们要以人道主义对待这位役力，“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可以说颇具人道主义精神。总之，陶渊明上任后，就使用了一个“力”的工资。
接下来，“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根据国家规定，县令应该有三顷三百亩职田，陶渊明为了每天喝酒，想全部都种高粱。但是在陶渊明妻子的反对下，最后是二百五十亩种高粱，五十亩种稻子。陶渊明将剩下的十四个“力”的工资全用在了职田上。
▲高粱图
终上所述，陶渊明在彭泽八十天的县令任期内，应发放工资为：十五人力役，三个月月俸81斛。此外还有绢布9匹（每月三匹）。但实际上，陶渊明只是领取了十五人的力役工资。至于81斛米中有一半要等职田收成下来再给。可陶渊明没有等到职田收成下来就辞职不干了，因此他八十天只领了四十天的工资也就是四百斗，平均一天五斗。这个他在卸任之后的《归去来兮辞》有自述，他本来也想等到职田收成下来把全工资领了然后再归隐，“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可是妹妹程氏的病逝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奔丧情迫，只好尽快辞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
因此陶渊明所说的五斗米，其实是半日工资，应该代指没有领到的那一半工资。按当时的语境来说，陶渊明应该指的是不值得为等待另一半没领到的工资而“折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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