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上出学生喜欢的课
我经历了中国各种级别的赛课，从最早的乡镇赛课一直到中央教科所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的全国历史教学比赛，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我是比赛出来的，包括职称。所以我对公开课一般不说坏话，虽然它有很大问题，但至少它能迫使一个人在上公开课之前一两天吃不好睡不好，那其实就是你成长过程中可能破茧而出的一个阶段。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吃不好睡不好的经历，你的成长可能会更缓慢。
如果我今天上课学生还有点喜欢的话，我想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跟大家分享。
一、从教育的原点出发
1．一定要知道自己所教学科的本质
比如历史学科，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过去有一个标准答案：以史为鉴，可明兴衰。但仔细琢磨，这个答案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比如爱因斯坦，他不需要懂很多历史，照样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做出杰出贡献。再比如，一个出租车司机，不懂历史就开不好车吗？一个计算机程序员不懂历史就编不好程序吗？好像没有什么因果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过去对学科本质定义的一个挑战。绝大多数人，只想过一种幸福的甚至是平淡的生活，天下兴衰，过去王朝的风云变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除非你想当统治者，需要借鉴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但我们大多数人注定是被统治者，那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
后来我发现，我周围很多人，亲人、朋友、同事，他们不喜欢看那些我认为很好的经典电影，比如获奥斯卡奖的电影，比如伯格曼的电影，因为看不懂。因为这些经典电影大都是有历史背景、有典故的，缺少对世界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就看不懂，看不懂就不喜欢看。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一个人看不懂这么多经典电影，就失去了一个很大的人生乐趣。
还有很多人不爱听演讲，包括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或者其他国家元首比如奥巴马的演讲。也有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完全明白对方说的什么意思，因为演讲中也有很多历史背景和典故。其实学习历史，除了从宏观的、国家民族的角度考虑，有一个借鉴功能以外，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说，非常有价值的就是，能让我们看得懂电影、听得懂演讲，谈情说爱的时候可以有更多丰富的话题。
那么，究竟我们要教给学生什么？过去的历史学习，都是“背多分”式的， 一背分数就多，不背就没分。这其实完全扭曲了历史的学习。历史的确是由一系列事件构成的，但了解这些事件本身不是目的。把这些历史事件当做一个一个的案例分析，从中得出一些明智的、合乎情理的见解，这个过程，以及最后形成昀思维方式，才是历史学习应当追求的目标。
应试教育很大程度上就是绕开本质，在学科的皮毛上做文章。比如历史，以前的考试题，让你排列甲午战争、中法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这四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对
了就给分，排列不对就不给分。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些是百度就可以
解决的。我的体会，凡是你能百度到的，一定不是本质的东西。因此，我们教师的用力方向一定是电脑没法代替的那个方向，百度没法代替，谷歌、维基百科、爱问，都没法代替。
如果还把我们学生时代受教育的那种模式复制到现在的教学中，那就是把我们的教学贬低到了电脑硬盘的程度。那样的教学，无非是把一个储存着很多信息的硬盘拷贝给学生。在这种事上，老师根本就没有竞争力，你竞争不过硬盘。现在的主流硬盘有500个G，我相信，人的大脑连5个G的信息都不能同时容纳。但是电脑的CPU无法对自身储存的信息进行有机整合，创造新的认识和见解，而人脑可以，这就是人脑最可贵的地方。因此，我们的教学要做功的部分就是人脑处理信息的能力，要帮助学生发展处理纷纭复杂的学科信息的能力，进而产生创建。
2.教育的本质
每次看动物世界里母狮子怎么教小狮子捕杀猎物，我都会感觉到与教学相通的东西。如果母狮子告诉小狮子很多道理，给它讲很多怎么捕杀猎物的知识，而不让小狮子自己去体验，小狮子能学会捕杀猎物吗？显然不能，因为那脱离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本质是什么？通过恰当的方式将生存智慧传递给后代。因此，它必须带着幼狮去体验，怎么埋伏，怎么一步一步接近猎物，怎么选择攻击时机等等。
换句话说，教育的本质是要让学生更聪明。而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某种程度上是在削弱我们的智商，给了我们很多思考的条条框框。比如物理，你要在物理原理、物理定律的基础上思考，但物理
定律不见得就一定起作用，至少在黑洞面前人类所有的物理定律全部失效。物理定律中的光线是什么？光线是直的，你可以阻挡它，但不能弯曲它的线路。但是在黑洞面前，光线是可以弯曲的，这个物理定律失效了。
如果没有特别有智慧的物理学家打破这些成见，发现黑洞可能就比较晚，发现暗物质可能就会推迟。
学生能学到多少东西，没有人可以控制，老师所要做的，无非是在课堂上给学生打开一扇窗。做到这一点，你的课堂就是正数课堂。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很多课堂是零课堂，上不上没区别。最可怕的是负数课堂，因为他给我们树起了一道一道的墙，学生上得越认真越傻。比如我们以前高中学政治，大学学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时势造英雄。马克思曾经在一封信中说，没有拿破仑，也会另外有一个类似于拿破仑的人取代他，领导法国革命。于是我们中国人就说，没有毛泽东，也会有一个张泽东出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反正最后是要胜利的，一定要出来这个人，他一定会起到伟人的作用。时代需要，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杰出人物吗？那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杰出人物吗？甲午战 争我们割地赔款的时候不需要杰出人物吗？八国联军瓜分中国签订《辛丑条约》的时候不需要杰出人物吗？都需要，但是他并没有出现。可见，杰出人物并不是时代需要就一定会出现，有一定偶然性。但确实时代形势呼唤杰出人物的时候，时机成熟的时候，出现杰出人物的概率增大了，可能性增加了。所以，这不应该是一种绝对的因果关系，而只是一种
概率的问题。
我想，我们在教学中，都需要把那些经典的定律、规则，在脑子里过一过。这是绝对的？有没有另外的可能性？一千万个人犯同样一个错误，不能改变这个错误的本质。也许老师不一定能在课堂上把这个学科最精华的东西告诉学生，但至少要放他们一条生路，给一扇窗，让那些有求知欲、有渴望的人能够从这个窗户跳出去。这是我们备课的时候应该有的一个起码的原则。
3．哲学观决定教育观
我有两个基本看法：第一，这个世界是相对可知的，从终极意义上来说是不可知的；第二，人类是卑微和渺小的。地球在太阳系当中很渺小，太阳系在银河系当中很渺小，像太阳这样的恒星，银河系有上千亿颗，而在宇宙当中，银河系又是一个非常小的星系，它的直径大概就是20万光年，科学家们通过望远镜发现很多超级星系的直径可以达到200万光年。银河系在浩瀚宇宙中是如此渺小，地球就更不用说了，人就更不用说了，怎么能说，你一定会认识如此神奇奥妙的世界呢？
从终极意义上来说，是否存在绝对真理？太阳东升西落都是暂时的，都有可能改变，因为银河系当中有一个超大的黑洞，太阳和地球很幸运地处于这个超大黑洞比较边远的位置，因此我们没有被它吸过去。但是它一直在吸引我们，我们可能会逐渐向它靠拢，最后被它吸进去。黑洞是什么？把一切物质都撕成原子，甚至比原子更小的东西，时间和空间都不存在了。你怎么能说，太阳就一定会东升西落呢？所
以，我认为不存在绝对真理。
既然没有绝对真理，我们的教学就应该避免真理在握的霸气而保持谦卑。事实上，我们的学生，在创造力和想象力方面，可以说很多都比老师更强。因为我们国家目前的高等教育是扼杀创造力的，你读书的时间越长，可能受到的扼杀就越严重。我自己的体会是，如果我读大学的时候天天上课，我可能就没有今天，正因为在大学里天天旷课，所以能够幸免于难。
所以，教学应该是一种探究，而非布道。也就是和学生平等对话。最多，老师是平等对话者当中的首席。这个平等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态度，在浩瀚无际的宇宙面前个体差异可以忽略不计的一种平等。
二、从学生的经验出发
记得我高一学化学的时候，第一课讲摩尔，就让我崩溃了。1摩尔等于阿伏伽德罗常数，也就是6.02乘以1 0的23次方，然后老师就照着那个常数的定义给我讲。我当时很困惑的 是，第一，我为什么要学这个常数呢？ 它有什么用？第二，这个阿伏伽德罗常数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1 0的23次方，不是22次方，不是24次方。这 些，老师从来不讲。其实我很希望老师讲讲阿伏伽德罗这个人是干吗的，或者设计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司空见惯的情境，或者做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当中必须要用到一个单位，阿伏伽德罗，那我就很容易理解，因为你的讲法和我的经验搭界了，我就容易投入。没有这个桥梁，直接讲定义，有什么用处？那一节课之后，我对学化学就没兴趣了，后
面化学一直都不行。
如果，在书本和学生的经验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课堂会怎样呢？比如历史课讲宗法制，西周时期的宗法制是一种按照父亲的血缘关系来确定各种人际关系的社会等级秩序，核心是嫡长子继承父亲的地位。我把这句话讲给学生听，学生认识每个字，也理解每句话的意思，但他可能还不明白什么是宗法制。他会想，我凭什么要了解宗法治国？它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尤其是理科生，反正不参加高考，文科生可能答题会用得上。
讲课的时候，我问学生，我们的姓名和西方人的姓名有什么区别？每个人都知道，英语是名在前姓在后，汉语是姓在前名在后，那么为什么这样？你能解释吗？另外，我们常常把市长、县长叫做父母官，西方国家从来没有这个说法，又是为什么？其实，这些都跟宗法制度有关。怎么讲？
因为宗法制度是按照父亲的血缘关系来确定人际关系的，也就是说，父亲的血缘是确定你在整个社会当中的地位的一个依据，因此随父姓是顺理成章的。而且，宗法制度强调群体和社会等级，在一个群体当中，父亲处于统治地位，嫡长子处于准统治地位，其余人都要服从他们。这个体制当中还有一些伦理体系、道德体系、道德标准。比如说男尊女卑，家里来客人，男的坐在饭桌上陪客人吃饭，女的就不行，古代就是这样的。还有，家族利益优先，个人利益在后，大家庭是最重要的。比如我姓魏，魏家是最重要的，而不是魏勇最重要，因此为了突出家庭的重要性，要把魏这个家庭的象征放在前面，而把属
于你个人的信息放在后面，勇放在后面。但是西方重视个体，要突出你个性特点，所以把名在前姓在后。
再者，我们国家是家族摊大饼式的延伸和扩大，一个家族扩张延伸就成了一个县，在县的基础上再扩大就成了一个州，在州的基础上再扩大就成了一个国家。小家庭里的家长是父亲，大家族里的家长是某个德高望重的成年男性，比如爷爷。再扩大到外面就是县长、知府，再往上就成了皇上。皇帝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家长、超级父亲，县长、知府也是，只不过比皇帝地位低一些。所以我们把他们称为父母官，他们的权威就像父母一样。这是宗法社会自然形成的一个结果。
还有，为什么我们中国叫“百姓”不叫“公民”？也是从宗法制度里延伸出来的。老百姓、父母官、姓氏的差异这些，学生的经验里都有，我们把这些东西拽出来，然后追根溯源，回到学科，回到历史当中，第一，他感兴趣，第二，历史是活的。这样，他才能明白“我”和历史的关系，我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我有这样一个姓名？这样才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实施与自己天性一致的教学方式
1．自然
年轻时听课，看很多课例，有时候会很困惑，我很喜欢某老师的某种风格、模式，但好像就是学不过来。那我要不要学？比如，让我按照袁腾飞的那种方式来上历史课，我肯定上不过他。为什么？因为他是北京人，嘴皮子特别溜，那种临时生成的机智和幽默特别行。我也喜欢看他讲课的视频，但如果让我向他学习，那我就毁了，因为我
永远学不来，这是天性。但是反过来，让袁腾飞上我这样的课估计也够呛，因为他的深度和创建远远不够。我上课，相对而言，给学生的空间比较大，和学生一块儿探究，让课堂能够深入，能够发现一些新想法，培养创造性思维，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也相对比较擅长的。
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历史老师，看了袁腾飞的课，也看了我的课，你决定学谁呢过？其实可能你谁都不用学，先做个自我评估，你的思维方式是哪一种。是比较浅层的但是很机智的思维，还是比较慢一点的但是能够深入的思维，总有一个倾向。或者介于二者中间。我们学习，一定是把他人的优点纳入到自己整体的基本属性当中，而不是扭曲自己去迎合他人的模式。和自己天性相冲突的，再好也不要，否则会把自己搞成四不像，很累。
如果你学习别人的东西与自己的天性是一致的，你的课上起来就会感觉很自然。当你扭曲自己的天性去迎合某种教学观、某种人、某种看法的时候，就会感觉很别扭，尤其当你天性的力量很强大的时候。
当然，天性当中也有根深蒂固不可改变和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的，浅层次改变就好。不可以改变的，像我和袁腾飞之间的差别我觉得就是不可改变的，我永远做不到像他那样上课的时候滔滔不绝，还能灵光一现很多幽默，很多生动的比喻，但我可以从他的课堂中发现幽默的重要作用，然后，在我天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给幽默一个位置，但是不改变我的基本属性，就比较好。
2．擅长
你做起来感觉自然的事一定是你擅长的。比如有的理科老师擅长
动手，但语言表达不行，那就可以把这个发扬光大，你可以少说话，设计很多实验，布置一个任务然后咱们动手，你一样会成为学生非常佩服的老师。反过来，你可能动手能力不强，但是你很有见解，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去做，同样可以扬长避短。
3．极致
年轻的时候，要追求把每一样自己的特点都发挥到极致。也许永远达不到，但一定要有这个追求。孙子兵法里讲，“欲求其中，必求其上，欲求其上，必求其上上”。你的追求是中，那实际上你能够得到的可能是中下。所以，我们主观上要把自己的特点尽可能推到极致，要朝那个方向去走。学生会喜欢有特色的老师。
四、力争每节课带给学生惊喜
我做学生的时候，最喜欢听哪种老师的课呢？第一，风趣幽默；第二，他在课堂上总能给我们一些新东西，让我们感觉意外，感觉脑袋被拍了一下，哎，我怎么没想到呢，这个想法很好、很妙、很匪夷所思，但是又在情理当中，这就是惊喜。一直提倡尊重学生，我觉得，对学生最大的尊重，不是和他们交朋友，在礼貌上做周到，而是在课堂上给他惊喜。同样，我认为对学生最大的轻视就是课堂的平庸。
要让学生喜欢你的课，我觉得最根本的是带给学生惊喜。幽默可以不学，惊喜不可或缺。从各自学科的角度给他一些出乎意料的东西，或者是在同样的角度走得更深、更远，或者把已有的知识融合起来提炼出一个新东西。总之，要出乎学生的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要带给学生惊喜，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教师的个性
首先你得有想法，总想与众不同。没有这个冲动，就很难给学生惊喜。拿到一个文本，你看了要心里有数，这个文本其他老师会怎么上？我怎么上？我和他们不一样的在哪里？有没有？将来各位参加优质课比赛的时候心里就有数了，这个文本我一看就知道常规的讲法是什么，会怎么入手，我要在哪个地方突破。没找到就尽量去找，不要偷这个懒。你要偷这个 懒，我可以说，你永远成不了一个让学生特别喜欢的老师。而且我可以说，不仅做老师，任何一个行业的成功人士都必然有这种特点。
比如刚去世的“苹果之父”乔布斯。他说我们做手机从来不做市场调查，从来不考虑消费者的需要。为什么？他说消费者没看到时不知道，只要看到我们的产品他就会知道他有这个需要。他不是满足需要，他能够创造需要。好课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预备好课的标准是什么，只有听到了你才知道，这就是好课！
其次，上课要有侵略性。有人质疑，侵略性这个词是不是太刺激了？我说不刺激，要让学生鼓掌，一定要有侵略性。那么，这个侵略性指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在内容和思想方面有颠覆性，有独到的见解，让人豁然开朗，就是侵略性。比如我讲关于鸦片战争的公开课，就想别人来听课。听什么呢？其实我就是要指出，我们教材中讲的关于南京条约的第四条是错的，多少年教科书都搞错了，很多一流学者都是将错就错。教科书里的说法是，“英商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中国需与英方商定”。这
个表述显然说明英国侵犯了中国的关税主权。但关于这个问题，南京条约的原文是这样的：
十、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 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 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
我从其中没有读出英国侵犯中国关税主权的意思，当时就很诧异。再读，反复读，还是没有这个意思。后来我想，是不是签南京条约的清朝官员怕皇帝怪罪自己外交无能，就故意把对中国不利的条款模糊了说法，然后让皇帝签字，不至于怪罪办事的官员呢？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中国官员是喜欢欺上瞒下的。然后我就去找南京条约的英文版
【注】，请一位英语老师给我翻译了一下。我还反复问有没有中国的关税要和英国商定的内容，他说没有。我相信他的水平，心里就踏实了，因为和我对汉语的理解是一致的。我就把这个拿到公开课上去讲了。如果是长期教历史的老师，就知道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上大学时的历史教材，白寿彝编著的《中国通史》，乃至民国时期，编的中国通史里，都说中国关税自主权在南京条约上丧失了。当时听课的一位老师是专门做英语翻译工作的，我再次就英文版跟他确认，他说确实没有那个意思。
在课堂上给学生提供史料原文，甚至英文原文，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侵略性的东西，把这么多年以讹传讹的东西给颠覆掉了。学生喜不喜欢上这样的课呢？我想，至少是不反感的，至少我当学生就特别喜
欢老师在课堂上跟教科书唱反调。但一定要有道理。
上课的侵略性，还包括和学生之间对话方式的侵略性。比如讲甲午战争，必然要探究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输了？而且输得那么惨。教材上的标准答案是清政府的腐败，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导致北洋水师的实力打了折扣。这怎么能叫学历史呢？没有意义啊。我上课时就跟学生有如下对话：
如果慈禧太后不挪用海军军费，把钱用来建设海军，我们能打赢吗？学生就说有可能啊。
好，我们再来看甲午海战的一些细节，看一组数据，看双方炮弹的命中率是多少。比如说命中率的比例是10：1，我们打中敌人一炮，敌人打中我们1 0炮，再增加一倍数量的军舰，再多一炮，那10：2你能打赢对方吗？人家打中你1 0炮，你打中对方2炮。
甲午战争还有一个细节，邓世昌抱着他的爱犬沉入大海。他拒绝被援救，实现了“舰在人舰，舰亡人亡”的承诺，很令人钦佩。但我们也发现，军舰上养宠物，说明什么问题？军舰是一种高技术兵器，需要非常精细的保养，这么昂贵的军舰你都可以养宠物，那其他士兵是不是也可以做其他事情？你养狗，他是不是可以养一只猫呢？所以你看，武器装备保养得不好，它能发挥出最佳的战斗性能吗？枪炮打不准，会不会和平时的保养很差有关系呢？这样的话，再增加一倍的经费，无非就是再增加一个邓世昌，再增加一个养狗的机会，你能打赢吗？
和学生对话，让问题不断深入，甚至让他无路可逃，这就是侵略
性。不同的课可能有各自不同的对话内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让学生感到窒息，注意力高度集中。
2．始终站在学术最前沿，实施研究型教学
要在课堂上带给学生惊喜，就永远不要只把自己当做一个中学老师，而要把自己当做所教学科的一个学者，要第一时间去了解这个学科的学术最前沿在哪里。有没有这个学术最 前沿的视野背景，备出来的课是不一样的。学术就像二个探照灯，照亮你面前的一大，片领域，尽管教师只是要把这个领域的局部教给学生，但有一个灯照着，教学就可能更精准更独到。
比如，我从1993年开始教历史，遗址订阅历史学术最高端的杂志《历史研究》。那时我还是一个乡镇老师，教初中历史，完全用不着这些东西。但2003年我参加重庆市首届重点中学优质课大赛，得了一等奖，主要原因就是受益于这个学术杂志。当时我抽签抽到的题目是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常规的讲课套路就是背景、原因、内容，经过、结果、影响，最后怎么评价。当时我就想起我曾经在《历史研究》上看到的一篇文章，其中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我觉得是一般人没有的，而且合情合理，就把它纳入我的课堂设计，作为一个重点、亮点。
对新文化运动的常规评价是什么？无非就是它有对传统文化绝对否定、对西方文化绝对肯定的倾向，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这是
我们文科老师可能都知道的。但其实这个评价是很幼稚的。胡适、鲁迅这些人怎么可能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呢？鲁迅说过不要读中国人的书，胡适也确实提出过要全盘西化，还有很多人都把传统文化否定得一塌糊涂，其实有一个背景，什么背景？就是他们对中国文化当中那种根深蒂固的劣根性的认识。胡适说，我们之所以要全盘西化，要走极端，是因为传统文化的惰性会自然地把我们拖到折中调和上去。鲁迅说得更形象，她说如果在一间黑屋子里住着我们中国人，有人提出来要开一扇窗户，其他人就会反对，不要开了，我们习惯了，维持现状，但是如果这个人说我们把屋顶掀翻，让新鲜空气和光线透进来，那么其他人就会妥协说，那你开一扇窗吧。所以，你要达到开一扇窗的目的，必须要说我要把屋顶掀翻。所以，新文化运动当中这种偏激的思想，其实是基于他们对中国文化很深刻的认识。他们实际上是用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去攻击极其牢固的封建堡垒，然后，达到一个折中的目的。
后来教研员告诉我，我的课得一等奖的主要原因就是思想性很强，令人耳目一新，大家教历史教了这么多年，没有人这样看这个问题。保持学术兴趣和爱好，其实相当于让学者来帮我们备课。
3．设计好的问题
要带给学生惊喜，这一点特别需要。 设计好的问题，激发学生的好奇心。那么，什么是好问题？
比如我给不喜欢历史的人提一个问题，我们这节课学美国独立战争，大家预习一下，看一下资料如何评价华盛顿。学生不会去做的。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问，美国的教科书和中国的教科书觉得华盛顿是伟人、杰出的政治家，而英国的教科书把华盛顿看做是叛军的首领，把美国的独立看成是分裂，你觉得哪一种观点是对的？然后再给他材料。好，他就有好奇心了，因为有冲突在那里。让他感觉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左边有道理，貌似右边也有道理，这就是好问题。这样他就会有兴趣关注和思考。
4．铺平垫稳
设计出好的问题只是成功课堂的一部分，还要有好的铺垫，铺平，垫稳。这是相声里的术语，抖包袱要抖得响。要让问题得到充分的讨论，前面的铺垫怎么做？这体现了教师的水平，需要长期琢磨。
201 1年暑假，7月1 3日，我在江苏无锡上了一节公开课，讲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我认为会成功，但实际上比较失败。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我们学校讲过并且效果不错。我的亮点就是，对于不平等条约我们要不要遵守？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政府没有遵守南京条约，拒绝对英国开放广州，然后英国人需要进城，双方就打起来了。那么清政府拒绝他进城对不对？这是条约里的内容，但这个条约又是被迫签订的。那么，被迫签订的条约要不要遵守？我是想让学生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容易产生碰撞的。我给了学生材料，有曾国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薛福成、郭嵩焘等人的史料，学生读了之后应该讨论很热烈。但是那天的课讨论很费劲，我老得去拽他们，拽不动。好的课堂是很轻松的，老师只需稍微点拨一下，学生就像发动机一样转起来了。为什么那堂课学生没动
起来呢？我发现是自己的问题，铺垫的工作没做好。我给的材料是文言文，学生读不懂，这是我当时备课没考患到的，说明我对学情估计不足。最后怎么办呢？我把材料用白话文翻译一遍，占了很多时间，留给学生讨论的时间不够了，讨论就不充分。讨论要充分，必须要思考比较深入，要给他时间才能碰撞出火花。
8月28日，我又去常德师范学校上了一节同样内容的公开课。我就吸取教训，把现代文翻译附在原文后面，告诉学生，读得懂文言文的读文言文版本，因为学历史毕竟要有一点古文功底更好，读不懂的直接读现代文。因为铺垫做得比较好，那节课讨论就比较充分。
所以，有好的问题、好的材料，不一定就能上出好课，铺平、垫稳的情况是干变万化的，很难用一句话来总结，必须在教学实践中去摸索。
5．要打破学科界限
我一开始是教政治的，从来没有把自己仅仅当做一个政治老师。后来我教历史，也从来没把自己仅仅当成二个历史老师。我对自己的定位是文科老师。我不觉得我教历史就不应该去读文学或者政治方面的经典，因为无论是政治、历史，还是文学，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人的精神。
大概2004年的时候，我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这个看法，《大文科才是历史学科发展的趋势》。历史学科教学中自然要涉及政治、文学，如果我们有比较全面的阅读视野，再来上历史课，就会别有洞天，
上得更别人不一样。举个例子。上法国大革命这一课，常规上法还是背景、原因、过程、结果、影响。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它存在暴力过度的现象，导致革命的动荡和反复，三次武装起义，一次又一次把革命推向深入，先是把国王推翻，后来把国王杀掉，再后来把贵族也杀掉。对这个现象，我们课本上怎么解释的 呢？雅各宾派的革命很彻底，而且这个彻底是一种褒义。是这样的吗？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法国大革命，你就会发现这纯粹是扯淡。
雨果的小说《九三年》就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小说中的朗德纳克侯爵是保皇派，他要推翻革命党，潜回法国召集保皇党人集会。但是消息走漏了，革命党人派郭文带着革命军来追捕他。保皇党人发现以后就提前撤退，并放火烧了他们开会的房子。但是撤退过程中，双方都发现正在燃烧的房子里有三个孩子。朗德纳克侯爵就返回把三个孩子救出来，当然也因此被革命党人捕获。然后，按照革命的原则，是必须要处决朗德纳克侯爵，因为他是叛军的首领，放了他就等于残杀革命党人。但最后郭文示范了朗德纳克侯爵。因为他的良心、他追求的人道主义精神，让他不能下手杀死一个刚刚救下三个孩子于火灾中的老人。雨果在这部小说里，确立了人道主义精神高于革命的原则，并对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极端暴力予以谴责。而我们接受的价值观一般是，原则高于一切，人性要服从组织性、原则性。关键是，郭文后来又被革命党人送上了断头台。当时是雅各宾派执政。
从文学的角度就更能理解，为什么法国革命会出现这么大的暴力、这么大的动荡，会直线深入，源于革命党人对公平、对正义、对自由
平等的追求的格式化、绝对化，为了所谓的最高原则，甚至可以牺牲人类的良知、同情心、怜悯心。片面强调原则，强调公共意志高于一切，强调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所以，以人民的名义我可以判处你死刑。以前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其实这就是暴力的根源之一。但在历史书里你分析不出这个东西，因为没有这样丰富的细节。历史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就是不涉及人的内心世界，全是宏大叙事，缺 乏个体的内心体验。好的文学，往往因为人物的内心体验是真实的，符合人性的，也能更真实地反映时代的本质。
所以，我把这个背景放在历史课当中，把这些材料给学生看，就比纯粹提供历史材料让学生对法国大革命理解得更完整。
再比如，2005年，我在昆明上了一堂语文公开课。因为那之前我写的文章都是和语文相关的，我交的朋友基本上都是语文老师。因为我喜欢更大的空间，语文的空间比历史的空间大，历史的空间比政治的空间大。上的是《一碗阳春面》，很感人的一篇文章。我知道绝大多数老师大概会怎么上，从人性、感动这个点入手去发掘。但我不会，我是从武士道的精神来分析这个文本。这就不是语文老师能够上的。因为日本是一个武士道文化的国家，尽管二战以后，武士道作为一种军事方面的意识形态被铲除掉了，但就像儒家思想之于中国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一些传统的东西还会在和平年代以另外一种形式存放在人们身上。
那篇文章有很多细节，我举一个能够看出受武士道文化影响的细节。那母子三人去吃面的时候，看他们很可怜，老板娘就告诉她丈夫，
掌柜的，给他们下三碗面，但只收一碗面的钱。掌柜就不同意，他说给他们下一碗面，但是这一碗面比正常的一碗面更多。为什么这样？一般人想的是，为了不伤害母子三人的自尊心。这肯定是一个方面，但还不够。为什么？因为掌柜的做法其实是承袭了日本武士道精神里很突出的一点，施恩不是美德，报恩才是美德。过去有的武士为了报恩，甚至会剖腹自杀。这个叫恩腹。为了悼念自己的主人而自杀，叫追腹。如果我对某个人做了一件错事，极大地伤害了他，我感觉自己难辞其咎，做什么都无法挽回，就剖腹自杀。这叫罪腹。有很多讲究。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但日本武士就不提倡这个。因为他觉得，要是我帮你的忙特别大，然后你又报答不了我．就可能会自杀、崩溃，所以我不轻易帮你，除非你提出请求。所以，日本的武士道时代是没有侠客的。
夏目漱石的小说《哥儿》，里面有个人，做乡村教师的时候，一开始有个老师主动和他接近，他觉得这个老师蛮好的。这个老师有一次请他喝了一杯5分钱的冰水，他就耿耿于怀，总想还掉这个情义，但一直没机会。后来他又发现，这个老师很不地道，他很想说，但又考虑到自己接受了他5分钱的恩惠，不好说。他就忍啊，忍啊，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就主动找到这个老师请他吃饭，吃完饭他就开始骂他。在没有报答这个恩情之前，他一句话 都说不出口，因为他觉得他欠对方的。他这种负债感远远超过我们中国人，很重。
所以，掌柜的如果说给了他们三碗面，他觉得可能会给他们造成很大困扰，母子三人晚上回去可能会睡不着觉。为了不打扰他们，他
用一种隐晦的方式帮助他们。
因为我是历史老师，读过关于武士道文化的书，所以我能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这篇文章里有很多细节，其实都能看出武士道的文化背景，它已经成为日本人的一种日常行为规范。所以那节课上下来，有的语文老师就说怎么是这样啊，很意外。
所以，学科界限打破之后，你上课就会纵横捭阖，很容易找到给学生惊喜的地方。包括理科教学。我跟我们学校的数学老师和物理老师聊天，大家都有一个感觉，真的要把这个学科教好，就一定要打破学科界限。所以，我们在阅读和思考的时候不要有界限，要有一个大文科和大理科的思想，什么都要了解。
五、学习就是生活
上面讲了力争每节课带给学生惊喜要做到的几点。那怎么才做到呢？我自己的体验是，确实要把学习变成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坐在书桌面前才叫学习，什么都是学习，阅读、聊天、思考、写作，都是学习。
比如读书就是听聪明人聊天。如果我们听不懂他说的话，那本书对我们太深奥了，你可以找一个陪读，就是别人对这本书的解读。比如《论语》，假如我们读论语觉得有点深，可以先读北大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然后还可以读李泽厚的《论语今读》。看了这些书，有所启发，然后再去看原文。那么李泽厚、李零他们就成了你
的书童，陪你读书的人。
还有就是聊天。我觉得聊天很重要，反正我个人最喜欢的业余生活就是聊天。尤其是，你一定要去聊对方最擅长的，你不一定要聊自己最擅长的。我跟物理老师聊天就聊物理，问他宇宙的起点是怎样的，之前又是什么样的。跟数学老师聊天，我就聊数学。有些数学思想，对专业人士肯定不够，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普通人来说就够了。所以我和他们聊得都很欢。表面上，这些东西和你所教的学科无关，但是你会发现，所有学科当中最精华的东西其实是相通的。如果把人类的知识看做一个图谱，各个学科就是这些图谱上一个一个的亮点，但这些亮点不是孤立存在的，彼此之间都有一个通道，你达到一定高度之后，那些相通的东西是可以抽象出来的。
你看研究自然科学的人，研究到一定高度他就要走向哲学，然后他继续研究，就要走向神学，走向上帝。不管是物理学家牛顿，还是生物学家科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研究人类基因图谱的那个人最后走向了上帝，他觉得这个世界太奇妙了，如果说它是偶然的，是爆炸的结果，太不可思议了。如果是偶然的，就相当于把26个字母撤出去掷色子，一撤出去就掷出了一部《哈姆雷特》这么精致的东西。理论上是可能的，因为莎土比亚的作品就是26个字母的排列组合，总有一个排列组合是《哈姆雷特》。实际上几率太小了。那世界如此精致，你能说它是偶然的吗？很多科学家，最后思想会逐渐在某个地方形成交集。
第三点就是思考。我觉得教书要想教得好，脑袋就不能闲着。比
如，我正在思考明朝的中央专制主义集权，我发呆的生活可以想到什么？内分泌失调。这两者是怎么建立起联系的？我把以前的一个思维过程简单梳理了一下。
上完课，我在想，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明朝被朱元璋空前强化，建立了很多特务机构监视他手下的大臣，而且杀害了很多功臣。通过杀戮功臣达到加强中央集权，尤其是加强皇权的目的。然后马上联想到历史上其他的皇帝，比如刘邦也杀功臣。那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呢？我发现他们都是农民出身，这是偶然的，还是一种规律呢？农民出身造反成功的领袖，往往都会杀功臣、迫害功臣，而贵族出身的改朝换代的领导者，往往对功臣比较宽容。比如唐太宗。比如宋太祖赵匡胤，他就是杯酒释兵权，给你田，给你吃的、穿的、喝的，让你享不尽荣华富贵，你把权交出来。这里面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和他早年的生存背景有关系呢？因为早年受到很多压迫，心里有一定扭曲，然后有朝一日大权在握，相当于小人得志，就把权力攥得特别紧，生怕失去。正因为很看重权力，所以很在乎，很在乎，就容易产生猜疑。就像谈恋爱，你越在乎对方，就会越怀疑他，我不在的时候他怎么样啊？是不是和别人约会去了？你如果不在乎他，就不会有这些猜疑。而唐太宗、宋太祖他们本来就是掌权的人，当皇帝之前他们就是贵族，就有权，他习惯了。就像一个富人增加了另外一笔财富，他没有那么在乎，趼以他的包容心要强一点。有没有可能？这不就体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吗？
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从存在决定意识派生出来的，是马
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石。我就想，存在决定意识，对不对？好像有些不对，有时候意识可能决定物质。比如人在高考之前很紧张，可能就内分泌失调，生理机制紊乱了，这不就是意识对物质的一个冲击和影响吗？在那个环节当中，意识不就决定物质了吗？所以，朱元璋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人的内分泌失调就联系起来了。
脑袋里面老在折腾这些事，一直到折腾不动为止，我觉得对我自己的教学有很大帮助。果你习惯于把问题想得很深，就不会觉得累，你会觉得这是在做智力体操。讲课的时候你就会非常善于发现学生的逻辑问题和缺陷，他所说的这个论据是否足以支撑他的观点，你就会很敏锐。你平时不做这样的逻辑体操，就很难发现，或者可能要过一段戚闻才能发现。而一个老师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在课堂上和学生对话的时候即使发现最有价值的东西，以及学生的观点和言论中致命的缺陷，然后做出及时的反应和引导。这是最重要的。设计问题这些，都可以在课下做，丹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在课下做，事在课堂上即兴生成的。
最后我觉得要写作。尤其是年轻老师，不管教哪一科，有想法就要写下来。为什么？写作其实是对我们的思路进行整理，以及深入延展的最好方式和渠道。我们大概都有这种体会，脑子里有一个想法，当坐在电脑前开始写的时候，会突然从这个想法中派生出一个新想法，比原来那个想法更好。所以我觉得，通过写作其实可以获得知识。你构思的时候想得不是很透彻，你一写，它可能一下就透了。这一点很重 要。而且，写作对我的成长帮助也很大。没有写作，没有发表
这些文章，我可能也评不了特级。我评特级的时候，是我们重庆市最年轻的。当时特级评选小组的组长跟我说，我评特级很多人反对，理由就是我太年轻，还有机会。他说正是因为我年轻，所以要让年轻人看到有希望，年轻也可以评特级，而且我的文章比其他申报特级的候选人多得多，他就拿这一条来论证我应该评特级。所以，写作也帮我获得了实际功利。当然，更多的是渗透在课堂中的收获，互相渗透。
（据魏勇在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讲座整理，经作者修订。）
怎么上出学生喜欢的课
我经历了中国各种级别的赛课，从最早的乡镇赛课一直到中央教科所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的全国历史教学比赛，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我是比赛出来的，包括职称。所以我对公开课一般不说坏话，虽然它有很大问题，但至少它能迫使一个人在上公开课之前一两天吃不好睡不好，那其实就是你成长过程中可能破茧而出的一个阶段。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吃不好睡不好的经历，你的成长可能会更缓慢。
如果我今天上课学生还有点喜欢的话，我想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跟大家分享。
一、从教育的原点出发
1．一定要知道自己所教学科的本质
比如历史学科，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过去有一个标准答案：以史为鉴，可明兴衰。但仔细琢磨，这个答案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比如爱因斯坦，他不需要懂很多历史，照样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做出杰出贡献。再比如，一个出租车司机，不懂历史就开不好车吗？一个计算机程序员不懂历史就编不好程序吗？好像没有什么因果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过去对学科本质定义的一个挑战。绝大多数人，只想过一种幸福的甚至是平淡的生活，天下兴衰，过去王朝的风云变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除非你想当统治者，需要借鉴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但我们大多数人注定是被统治者，那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
后来我发现，我周围很多人，亲人、朋友、同事，他们不喜欢看那些我认为很好的经典电影，比如获奥斯卡奖的电影，比如伯格曼的电影，因为看不懂。因为这些经典电影大都是有历史背景、有典故的，缺少对世界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就看不懂，看不懂就不喜欢看。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一个人看不懂这么多经典电影，就失去了一个很大的人生乐趣。
还有很多人不爱听演讲，包括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或者其他国家元首比如奥巴马的演讲。也有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完全明白对方说的什么意思，因为演讲中也有很多历史背景和典故。其实学习历史，除了从宏观的、国家民族的角度考虑，有一个借鉴功能以外，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说，非常有价值的就是，能让我们看得懂电影、听得懂演讲，谈情说爱的时候可以有更多丰富的话题。
那么，究竟我们要教给学生什么？过去的历史学习，都是“背多分”式的， 一背分数就多，不背就没分。这其实完全扭曲了历史的学习。历史的确是由一系列事件构成的，但了解这些事件本身不是目的。把这些历史事件当做一个一个的案例分析，从中得出一些明智的、合乎情理的见解，这个过程，以及最后形成昀思维方式，才是历史学习应当追求的目标。
应试教育很大程度上就是绕开本质，在学科的皮毛上做文章。比如历史，以前的考试题，让你排列甲午战争、中法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这四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对
了就给分，排列不对就不给分。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些是百度就可以
解决的。我的体会，凡是你能百度到的，一定不是本质的东西。因此，我们教师的用力方向一定是电脑没法代替的那个方向，百度没法代替，谷歌、维基百科、爱问，都没法代替。
如果还把我们学生时代受教育的那种模式复制到现在的教学中，那就是把我们的教学贬低到了电脑硬盘的程度。那样的教学，无非是把一个储存着很多信息的硬盘拷贝给学生。在这种事上，老师根本就没有竞争力，你竞争不过硬盘。现在的主流硬盘有500个G，我相信，人的大脑连5个G的信息都不能同时容纳。但是电脑的CPU无法对自身储存的信息进行有机整合，创造新的认识和见解，而人脑可以，这就是人脑最可贵的地方。因此，我们的教学要做功的部分就是人脑处理信息的能力，要帮助学生发展处理纷纭复杂的学科信息的能力，进而产生创建。
2.教育的本质
每次看动物世界里母狮子怎么教小狮子捕杀猎物，我都会感觉到与教学相通的东西。如果母狮子告诉小狮子很多道理，给它讲很多怎么捕杀猎物的知识，而不让小狮子自己去体验，小狮子能学会捕杀猎物吗？显然不能，因为那脱离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本质是什么？通过恰当的方式将生存智慧传递给后代。因此，它必须带着幼狮去体验，怎么埋伏，怎么一步一步接近猎物，怎么选择攻击时机等等。
换句话说，教育的本质是要让学生更聪明。而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某种程度上是在削弱我们的智商，给了我们很多思考的条条框框。比如物理，你要在物理原理、物理定律的基础上思考，但物理
定律不见得就一定起作用，至少在黑洞面前人类所有的物理定律全部失效。物理定律中的光线是什么？光线是直的，你可以阻挡它，但不能弯曲它的线路。但是在黑洞面前，光线是可以弯曲的，这个物理定律失效了。
如果没有特别有智慧的物理学家打破这些成见，发现黑洞可能就比较晚，发现暗物质可能就会推迟。
学生能学到多少东西，没有人可以控制，老师所要做的，无非是在课堂上给学生打开一扇窗。做到这一点，你的课堂就是正数课堂。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很多课堂是零课堂，上不上没区别。最可怕的是负数课堂，因为他给我们树起了一道一道的墙，学生上得越认真越傻。比如我们以前高中学政治，大学学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时势造英雄。马克思曾经在一封信中说，没有拿破仑，也会另外有一个类似于拿破仑的人取代他，领导法国革命。于是我们中国人就说，没有毛泽东，也会有一个张泽东出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反正最后是要胜利的，一定要出来这个人，他一定会起到伟人的作用。时代需要，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杰出人物吗？那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杰出人物吗？甲午战 争我们割地赔款的时候不需要杰出人物吗？八国联军瓜分中国签订《辛丑条约》的时候不需要杰出人物吗？都需要，但是他并没有出现。可见，杰出人物并不是时代需要就一定会出现，有一定偶然性。但确实时代形势呼唤杰出人物的时候，时机成熟的时候，出现杰出人物的概率增大了，可能性增加了。所以，这不应该是一种绝对的因果关系，而只是一种
概率的问题。
我想，我们在教学中，都需要把那些经典的定律、规则，在脑子里过一过。这是绝对的？有没有另外的可能性？一千万个人犯同样一个错误，不能改变这个错误的本质。也许老师不一定能在课堂上把这个学科最精华的东西告诉学生，但至少要放他们一条生路，给一扇窗，让那些有求知欲、有渴望的人能够从这个窗户跳出去。这是我们备课的时候应该有的一个起码的原则。
3．哲学观决定教育观
我有两个基本看法：第一，这个世界是相对可知的，从终极意义上来说是不可知的；第二，人类是卑微和渺小的。地球在太阳系当中很渺小，太阳系在银河系当中很渺小，像太阳这样的恒星，银河系有上千亿颗，而在宇宙当中，银河系又是一个非常小的星系，它的直径大概就是20万光年，科学家们通过望远镜发现很多超级星系的直径可以达到200万光年。银河系在浩瀚宇宙中是如此渺小，地球就更不用说了，人就更不用说了，怎么能说，你一定会认识如此神奇奥妙的世界呢？
从终极意义上来说，是否存在绝对真理？太阳东升西落都是暂时的，都有可能改变，因为银河系当中有一个超大的黑洞，太阳和地球很幸运地处于这个超大黑洞比较边远的位置，因此我们没有被它吸过去。但是它一直在吸引我们，我们可能会逐渐向它靠拢，最后被它吸进去。黑洞是什么？把一切物质都撕成原子，甚至比原子更小的东西，时间和空间都不存在了。你怎么能说，太阳就一定会东升西落呢？所
以，我认为不存在绝对真理。
既然没有绝对真理，我们的教学就应该避免真理在握的霸气而保持谦卑。事实上，我们的学生，在创造力和想象力方面，可以说很多都比老师更强。因为我们国家目前的高等教育是扼杀创造力的，你读书的时间越长，可能受到的扼杀就越严重。我自己的体会是，如果我读大学的时候天天上课，我可能就没有今天，正因为在大学里天天旷课，所以能够幸免于难。
所以，教学应该是一种探究，而非布道。也就是和学生平等对话。最多，老师是平等对话者当中的首席。这个平等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态度，在浩瀚无际的宇宙面前个体差异可以忽略不计的一种平等。
二、从学生的经验出发
记得我高一学化学的时候，第一课讲摩尔，就让我崩溃了。1摩尔等于阿伏伽德罗常数，也就是6.02乘以1 0的23次方，然后老师就照着那个常数的定义给我讲。我当时很困惑的 是，第一，我为什么要学这个常数呢？ 它有什么用？第二，这个阿伏伽德罗常数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1 0的23次方，不是22次方，不是24次方。这 些，老师从来不讲。其实我很希望老师讲讲阿伏伽德罗这个人是干吗的，或者设计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司空见惯的情境，或者做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当中必须要用到一个单位，阿伏伽德罗，那我就很容易理解，因为你的讲法和我的经验搭界了，我就容易投入。没有这个桥梁，直接讲定义，有什么用处？那一节课之后，我对学化学就没兴趣了，后
面化学一直都不行。
如果，在书本和学生的经验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课堂会怎样呢？比如历史课讲宗法制，西周时期的宗法制是一种按照父亲的血缘关系来确定各种人际关系的社会等级秩序，核心是嫡长子继承父亲的地位。我把这句话讲给学生听，学生认识每个字，也理解每句话的意思，但他可能还不明白什么是宗法制。他会想，我凭什么要了解宗法治国？它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尤其是理科生，反正不参加高考，文科生可能答题会用得上。
讲课的时候，我问学生，我们的姓名和西方人的姓名有什么区别？每个人都知道，英语是名在前姓在后，汉语是姓在前名在后，那么为什么这样？你能解释吗？另外，我们常常把市长、县长叫做父母官，西方国家从来没有这个说法，又是为什么？其实，这些都跟宗法制度有关。怎么讲？
因为宗法制度是按照父亲的血缘关系来确定人际关系的，也就是说，父亲的血缘是确定你在整个社会当中的地位的一个依据，因此随父姓是顺理成章的。而且，宗法制度强调群体和社会等级，在一个群体当中，父亲处于统治地位，嫡长子处于准统治地位，其余人都要服从他们。这个体制当中还有一些伦理体系、道德体系、道德标准。比如说男尊女卑，家里来客人，男的坐在饭桌上陪客人吃饭，女的就不行，古代就是这样的。还有，家族利益优先，个人利益在后，大家庭是最重要的。比如我姓魏，魏家是最重要的，而不是魏勇最重要，因此为了突出家庭的重要性，要把魏这个家庭的象征放在前面，而把属
于你个人的信息放在后面，勇放在后面。但是西方重视个体，要突出你个性特点，所以把名在前姓在后。
再者，我们国家是家族摊大饼式的延伸和扩大，一个家族扩张延伸就成了一个县，在县的基础上再扩大就成了一个州，在州的基础上再扩大就成了一个国家。小家庭里的家长是父亲，大家族里的家长是某个德高望重的成年男性，比如爷爷。再扩大到外面就是县长、知府，再往上就成了皇上。皇帝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家长、超级父亲，县长、知府也是，只不过比皇帝地位低一些。所以我们把他们称为父母官，他们的权威就像父母一样。这是宗法社会自然形成的一个结果。
还有，为什么我们中国叫“百姓”不叫“公民”？也是从宗法制度里延伸出来的。老百姓、父母官、姓氏的差异这些，学生的经验里都有，我们把这些东西拽出来，然后追根溯源，回到学科，回到历史当中，第一，他感兴趣，第二，历史是活的。这样，他才能明白“我”和历史的关系，我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我有这样一个姓名？这样才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实施与自己天性一致的教学方式
1．自然
年轻时听课，看很多课例，有时候会很困惑，我很喜欢某老师的某种风格、模式，但好像就是学不过来。那我要不要学？比如，让我按照袁腾飞的那种方式来上历史课，我肯定上不过他。为什么？因为他是北京人，嘴皮子特别溜，那种临时生成的机智和幽默特别行。我也喜欢看他讲课的视频，但如果让我向他学习，那我就毁了，因为我
永远学不来，这是天性。但是反过来，让袁腾飞上我这样的课估计也够呛，因为他的深度和创建远远不够。我上课，相对而言，给学生的空间比较大，和学生一块儿探究，让课堂能够深入，能够发现一些新想法，培养创造性思维，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也相对比较擅长的。
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历史老师，看了袁腾飞的课，也看了我的课，你决定学谁呢过？其实可能你谁都不用学，先做个自我评估，你的思维方式是哪一种。是比较浅层的但是很机智的思维，还是比较慢一点的但是能够深入的思维，总有一个倾向。或者介于二者中间。我们学习，一定是把他人的优点纳入到自己整体的基本属性当中，而不是扭曲自己去迎合他人的模式。和自己天性相冲突的，再好也不要，否则会把自己搞成四不像，很累。
如果你学习别人的东西与自己的天性是一致的，你的课上起来就会感觉很自然。当你扭曲自己的天性去迎合某种教学观、某种人、某种看法的时候，就会感觉很别扭，尤其当你天性的力量很强大的时候。
当然，天性当中也有根深蒂固不可改变和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的，浅层次改变就好。不可以改变的，像我和袁腾飞之间的差别我觉得就是不可改变的，我永远做不到像他那样上课的时候滔滔不绝，还能灵光一现很多幽默，很多生动的比喻，但我可以从他的课堂中发现幽默的重要作用，然后，在我天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给幽默一个位置，但是不改变我的基本属性，就比较好。
2．擅长
你做起来感觉自然的事一定是你擅长的。比如有的理科老师擅长
动手，但语言表达不行，那就可以把这个发扬光大，你可以少说话，设计很多实验，布置一个任务然后咱们动手，你一样会成为学生非常佩服的老师。反过来，你可能动手能力不强，但是你很有见解，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去做，同样可以扬长避短。
3．极致
年轻的时候，要追求把每一样自己的特点都发挥到极致。也许永远达不到，但一定要有这个追求。孙子兵法里讲，“欲求其中，必求其上，欲求其上，必求其上上”。你的追求是中，那实际上你能够得到的可能是中下。所以，我们主观上要把自己的特点尽可能推到极致，要朝那个方向去走。学生会喜欢有特色的老师。
四、力争每节课带给学生惊喜
我做学生的时候，最喜欢听哪种老师的课呢？第一，风趣幽默；第二，他在课堂上总能给我们一些新东西，让我们感觉意外，感觉脑袋被拍了一下，哎，我怎么没想到呢，这个想法很好、很妙、很匪夷所思，但是又在情理当中，这就是惊喜。一直提倡尊重学生，我觉得，对学生最大的尊重，不是和他们交朋友，在礼貌上做周到，而是在课堂上给他惊喜。同样，我认为对学生最大的轻视就是课堂的平庸。
要让学生喜欢你的课，我觉得最根本的是带给学生惊喜。幽默可以不学，惊喜不可或缺。从各自学科的角度给他一些出乎意料的东西，或者是在同样的角度走得更深、更远，或者把已有的知识融合起来提炼出一个新东西。总之，要出乎学生的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要带给学生惊喜，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教师的个性
首先你得有想法，总想与众不同。没有这个冲动，就很难给学生惊喜。拿到一个文本，你看了要心里有数，这个文本其他老师会怎么上？我怎么上？我和他们不一样的在哪里？有没有？将来各位参加优质课比赛的时候心里就有数了，这个文本我一看就知道常规的讲法是什么，会怎么入手，我要在哪个地方突破。没找到就尽量去找，不要偷这个懒。你要偷这个 懒，我可以说，你永远成不了一个让学生特别喜欢的老师。而且我可以说，不仅做老师，任何一个行业的成功人士都必然有这种特点。
比如刚去世的“苹果之父”乔布斯。他说我们做手机从来不做市场调查，从来不考虑消费者的需要。为什么？他说消费者没看到时不知道，只要看到我们的产品他就会知道他有这个需要。他不是满足需要，他能够创造需要。好课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预备好课的标准是什么，只有听到了你才知道，这就是好课！
其次，上课要有侵略性。有人质疑，侵略性这个词是不是太刺激了？我说不刺激，要让学生鼓掌，一定要有侵略性。那么，这个侵略性指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在内容和思想方面有颠覆性，有独到的见解，让人豁然开朗，就是侵略性。比如我讲关于鸦片战争的公开课，就想别人来听课。听什么呢？其实我就是要指出，我们教材中讲的关于南京条约的第四条是错的，多少年教科书都搞错了，很多一流学者都是将错就错。教科书里的说法是，“英商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中国需与英方商定”。这
个表述显然说明英国侵犯了中国的关税主权。但关于这个问题，南京条约的原文是这样的：
十、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 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 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
我从其中没有读出英国侵犯中国关税主权的意思，当时就很诧异。再读，反复读，还是没有这个意思。后来我想，是不是签南京条约的清朝官员怕皇帝怪罪自己外交无能，就故意把对中国不利的条款模糊了说法，然后让皇帝签字，不至于怪罪办事的官员呢？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中国官员是喜欢欺上瞒下的。然后我就去找南京条约的英文版
【注】，请一位英语老师给我翻译了一下。我还反复问有没有中国的关税要和英国商定的内容，他说没有。我相信他的水平，心里就踏实了，因为和我对汉语的理解是一致的。我就把这个拿到公开课上去讲了。如果是长期教历史的老师，就知道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上大学时的历史教材，白寿彝编著的《中国通史》，乃至民国时期，编的中国通史里，都说中国关税自主权在南京条约上丧失了。当时听课的一位老师是专门做英语翻译工作的，我再次就英文版跟他确认，他说确实没有那个意思。
在课堂上给学生提供史料原文，甚至英文原文，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侵略性的东西，把这么多年以讹传讹的东西给颠覆掉了。学生喜不喜欢上这样的课呢？我想，至少是不反感的，至少我当学生就特别喜
欢老师在课堂上跟教科书唱反调。但一定要有道理。
上课的侵略性，还包括和学生之间对话方式的侵略性。比如讲甲午战争，必然要探究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输了？而且输得那么惨。教材上的标准答案是清政府的腐败，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导致北洋水师的实力打了折扣。这怎么能叫学历史呢？没有意义啊。我上课时就跟学生有如下对话：
如果慈禧太后不挪用海军军费，把钱用来建设海军，我们能打赢吗？学生就说有可能啊。
好，我们再来看甲午海战的一些细节，看一组数据，看双方炮弹的命中率是多少。比如说命中率的比例是10：1，我们打中敌人一炮，敌人打中我们1 0炮，再增加一倍数量的军舰，再多一炮，那10：2你能打赢对方吗？人家打中你1 0炮，你打中对方2炮。
甲午战争还有一个细节，邓世昌抱着他的爱犬沉入大海。他拒绝被援救，实现了“舰在人舰，舰亡人亡”的承诺，很令人钦佩。但我们也发现，军舰上养宠物，说明什么问题？军舰是一种高技术兵器，需要非常精细的保养，这么昂贵的军舰你都可以养宠物，那其他士兵是不是也可以做其他事情？你养狗，他是不是可以养一只猫呢？所以你看，武器装备保养得不好，它能发挥出最佳的战斗性能吗？枪炮打不准，会不会和平时的保养很差有关系呢？这样的话，再增加一倍的经费，无非就是再增加一个邓世昌，再增加一个养狗的机会，你能打赢吗？
和学生对话，让问题不断深入，甚至让他无路可逃，这就是侵略
性。不同的课可能有各自不同的对话内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让学生感到窒息，注意力高度集中。
2．始终站在学术最前沿，实施研究型教学
要在课堂上带给学生惊喜，就永远不要只把自己当做一个中学老师，而要把自己当做所教学科的一个学者，要第一时间去了解这个学科的学术最前沿在哪里。有没有这个学术最 前沿的视野背景，备出来的课是不一样的。学术就像二个探照灯，照亮你面前的一大，片领域，尽管教师只是要把这个领域的局部教给学生，但有一个灯照着，教学就可能更精准更独到。
比如，我从1993年开始教历史，遗址订阅历史学术最高端的杂志《历史研究》。那时我还是一个乡镇老师，教初中历史，完全用不着这些东西。但2003年我参加重庆市首届重点中学优质课大赛，得了一等奖，主要原因就是受益于这个学术杂志。当时我抽签抽到的题目是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常规的讲课套路就是背景、原因、内容，经过、结果、影响，最后怎么评价。当时我就想起我曾经在《历史研究》上看到的一篇文章，其中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我觉得是一般人没有的，而且合情合理，就把它纳入我的课堂设计，作为一个重点、亮点。
对新文化运动的常规评价是什么？无非就是它有对传统文化绝对否定、对西方文化绝对肯定的倾向，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这是
我们文科老师可能都知道的。但其实这个评价是很幼稚的。胡适、鲁迅这些人怎么可能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呢？鲁迅说过不要读中国人的书，胡适也确实提出过要全盘西化，还有很多人都把传统文化否定得一塌糊涂，其实有一个背景，什么背景？就是他们对中国文化当中那种根深蒂固的劣根性的认识。胡适说，我们之所以要全盘西化，要走极端，是因为传统文化的惰性会自然地把我们拖到折中调和上去。鲁迅说得更形象，她说如果在一间黑屋子里住着我们中国人，有人提出来要开一扇窗户，其他人就会反对，不要开了，我们习惯了，维持现状，但是如果这个人说我们把屋顶掀翻，让新鲜空气和光线透进来，那么其他人就会妥协说，那你开一扇窗吧。所以，你要达到开一扇窗的目的，必须要说我要把屋顶掀翻。所以，新文化运动当中这种偏激的思想，其实是基于他们对中国文化很深刻的认识。他们实际上是用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去攻击极其牢固的封建堡垒，然后，达到一个折中的目的。
后来教研员告诉我，我的课得一等奖的主要原因就是思想性很强，令人耳目一新，大家教历史教了这么多年，没有人这样看这个问题。保持学术兴趣和爱好，其实相当于让学者来帮我们备课。
3．设计好的问题
要带给学生惊喜，这一点特别需要。 设计好的问题，激发学生的好奇心。那么，什么是好问题？
比如我给不喜欢历史的人提一个问题，我们这节课学美国独立战争，大家预习一下，看一下资料如何评价华盛顿。学生不会去做的。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问，美国的教科书和中国的教科书觉得华盛顿是伟人、杰出的政治家，而英国的教科书把华盛顿看做是叛军的首领，把美国的独立看成是分裂，你觉得哪一种观点是对的？然后再给他材料。好，他就有好奇心了，因为有冲突在那里。让他感觉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左边有道理，貌似右边也有道理，这就是好问题。这样他就会有兴趣关注和思考。
4．铺平垫稳
设计出好的问题只是成功课堂的一部分，还要有好的铺垫，铺平，垫稳。这是相声里的术语，抖包袱要抖得响。要让问题得到充分的讨论，前面的铺垫怎么做？这体现了教师的水平，需要长期琢磨。
201 1年暑假，7月1 3日，我在江苏无锡上了一节公开课，讲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我认为会成功，但实际上比较失败。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我们学校讲过并且效果不错。我的亮点就是，对于不平等条约我们要不要遵守？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政府没有遵守南京条约，拒绝对英国开放广州，然后英国人需要进城，双方就打起来了。那么清政府拒绝他进城对不对？这是条约里的内容，但这个条约又是被迫签订的。那么，被迫签订的条约要不要遵守？我是想让学生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容易产生碰撞的。我给了学生材料，有曾国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薛福成、郭嵩焘等人的史料，学生读了之后应该讨论很热烈。但是那天的课讨论很费劲，我老得去拽他们，拽不动。好的课堂是很轻松的，老师只需稍微点拨一下，学生就像发动机一样转起来了。为什么那堂课学生没动
起来呢？我发现是自己的问题，铺垫的工作没做好。我给的材料是文言文，学生读不懂，这是我当时备课没考患到的，说明我对学情估计不足。最后怎么办呢？我把材料用白话文翻译一遍，占了很多时间，留给学生讨论的时间不够了，讨论就不充分。讨论要充分，必须要思考比较深入，要给他时间才能碰撞出火花。
8月28日，我又去常德师范学校上了一节同样内容的公开课。我就吸取教训，把现代文翻译附在原文后面，告诉学生，读得懂文言文的读文言文版本，因为学历史毕竟要有一点古文功底更好，读不懂的直接读现代文。因为铺垫做得比较好，那节课讨论就比较充分。
所以，有好的问题、好的材料，不一定就能上出好课，铺平、垫稳的情况是干变万化的，很难用一句话来总结，必须在教学实践中去摸索。
5．要打破学科界限
我一开始是教政治的，从来没有把自己仅仅当做一个政治老师。后来我教历史，也从来没把自己仅仅当成二个历史老师。我对自己的定位是文科老师。我不觉得我教历史就不应该去读文学或者政治方面的经典，因为无论是政治、历史，还是文学，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人的精神。
大概2004年的时候，我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这个看法，《大文科才是历史学科发展的趋势》。历史学科教学中自然要涉及政治、文学，如果我们有比较全面的阅读视野，再来上历史课，就会别有洞天，
上得更别人不一样。举个例子。上法国大革命这一课，常规上法还是背景、原因、过程、结果、影响。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它存在暴力过度的现象，导致革命的动荡和反复，三次武装起义，一次又一次把革命推向深入，先是把国王推翻，后来把国王杀掉，再后来把贵族也杀掉。对这个现象，我们课本上怎么解释的 呢？雅各宾派的革命很彻底，而且这个彻底是一种褒义。是这样的吗？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法国大革命，你就会发现这纯粹是扯淡。
雨果的小说《九三年》就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小说中的朗德纳克侯爵是保皇派，他要推翻革命党，潜回法国召集保皇党人集会。但是消息走漏了，革命党人派郭文带着革命军来追捕他。保皇党人发现以后就提前撤退，并放火烧了他们开会的房子。但是撤退过程中，双方都发现正在燃烧的房子里有三个孩子。朗德纳克侯爵就返回把三个孩子救出来，当然也因此被革命党人捕获。然后，按照革命的原则，是必须要处决朗德纳克侯爵，因为他是叛军的首领，放了他就等于残杀革命党人。但最后郭文示范了朗德纳克侯爵。因为他的良心、他追求的人道主义精神，让他不能下手杀死一个刚刚救下三个孩子于火灾中的老人。雨果在这部小说里，确立了人道主义精神高于革命的原则，并对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极端暴力予以谴责。而我们接受的价值观一般是，原则高于一切，人性要服从组织性、原则性。关键是，郭文后来又被革命党人送上了断头台。当时是雅各宾派执政。
从文学的角度就更能理解，为什么法国革命会出现这么大的暴力、这么大的动荡，会直线深入，源于革命党人对公平、对正义、对自由
平等的追求的格式化、绝对化，为了所谓的最高原则，甚至可以牺牲人类的良知、同情心、怜悯心。片面强调原则，强调公共意志高于一切，强调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所以，以人民的名义我可以判处你死刑。以前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其实这就是暴力的根源之一。但在历史书里你分析不出这个东西，因为没有这样丰富的细节。历史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就是不涉及人的内心世界，全是宏大叙事，缺 乏个体的内心体验。好的文学，往往因为人物的内心体验是真实的，符合人性的，也能更真实地反映时代的本质。
所以，我把这个背景放在历史课当中，把这些材料给学生看，就比纯粹提供历史材料让学生对法国大革命理解得更完整。
再比如，2005年，我在昆明上了一堂语文公开课。因为那之前我写的文章都是和语文相关的，我交的朋友基本上都是语文老师。因为我喜欢更大的空间，语文的空间比历史的空间大，历史的空间比政治的空间大。上的是《一碗阳春面》，很感人的一篇文章。我知道绝大多数老师大概会怎么上，从人性、感动这个点入手去发掘。但我不会，我是从武士道的精神来分析这个文本。这就不是语文老师能够上的。因为日本是一个武士道文化的国家，尽管二战以后，武士道作为一种军事方面的意识形态被铲除掉了，但就像儒家思想之于中国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一些传统的东西还会在和平年代以另外一种形式存放在人们身上。
那篇文章有很多细节，我举一个能够看出受武士道文化影响的细节。那母子三人去吃面的时候，看他们很可怜，老板娘就告诉她丈夫，
掌柜的，给他们下三碗面，但只收一碗面的钱。掌柜就不同意，他说给他们下一碗面，但是这一碗面比正常的一碗面更多。为什么这样？一般人想的是，为了不伤害母子三人的自尊心。这肯定是一个方面，但还不够。为什么？因为掌柜的做法其实是承袭了日本武士道精神里很突出的一点，施恩不是美德，报恩才是美德。过去有的武士为了报恩，甚至会剖腹自杀。这个叫恩腹。为了悼念自己的主人而自杀，叫追腹。如果我对某个人做了一件错事，极大地伤害了他，我感觉自己难辞其咎，做什么都无法挽回，就剖腹自杀。这叫罪腹。有很多讲究。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但日本武士就不提倡这个。因为他觉得，要是我帮你的忙特别大，然后你又报答不了我．就可能会自杀、崩溃，所以我不轻易帮你，除非你提出请求。所以，日本的武士道时代是没有侠客的。
夏目漱石的小说《哥儿》，里面有个人，做乡村教师的时候，一开始有个老师主动和他接近，他觉得这个老师蛮好的。这个老师有一次请他喝了一杯5分钱的冰水，他就耿耿于怀，总想还掉这个情义，但一直没机会。后来他又发现，这个老师很不地道，他很想说，但又考虑到自己接受了他5分钱的恩惠，不好说。他就忍啊，忍啊，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就主动找到这个老师请他吃饭，吃完饭他就开始骂他。在没有报答这个恩情之前，他一句话 都说不出口，因为他觉得他欠对方的。他这种负债感远远超过我们中国人，很重。
所以，掌柜的如果说给了他们三碗面，他觉得可能会给他们造成很大困扰，母子三人晚上回去可能会睡不着觉。为了不打扰他们，他
用一种隐晦的方式帮助他们。
因为我是历史老师，读过关于武士道文化的书，所以我能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这篇文章里有很多细节，其实都能看出武士道的文化背景，它已经成为日本人的一种日常行为规范。所以那节课上下来，有的语文老师就说怎么是这样啊，很意外。
所以，学科界限打破之后，你上课就会纵横捭阖，很容易找到给学生惊喜的地方。包括理科教学。我跟我们学校的数学老师和物理老师聊天，大家都有一个感觉，真的要把这个学科教好，就一定要打破学科界限。所以，我们在阅读和思考的时候不要有界限，要有一个大文科和大理科的思想，什么都要了解。
五、学习就是生活
上面讲了力争每节课带给学生惊喜要做到的几点。那怎么才做到呢？我自己的体验是，确实要把学习变成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坐在书桌面前才叫学习，什么都是学习，阅读、聊天、思考、写作，都是学习。
比如读书就是听聪明人聊天。如果我们听不懂他说的话，那本书对我们太深奥了，你可以找一个陪读，就是别人对这本书的解读。比如《论语》，假如我们读论语觉得有点深，可以先读北大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然后还可以读李泽厚的《论语今读》。看了这些书，有所启发，然后再去看原文。那么李泽厚、李零他们就成了你
的书童，陪你读书的人。
还有就是聊天。我觉得聊天很重要，反正我个人最喜欢的业余生活就是聊天。尤其是，你一定要去聊对方最擅长的，你不一定要聊自己最擅长的。我跟物理老师聊天就聊物理，问他宇宙的起点是怎样的，之前又是什么样的。跟数学老师聊天，我就聊数学。有些数学思想，对专业人士肯定不够，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普通人来说就够了。所以我和他们聊得都很欢。表面上，这些东西和你所教的学科无关，但是你会发现，所有学科当中最精华的东西其实是相通的。如果把人类的知识看做一个图谱，各个学科就是这些图谱上一个一个的亮点，但这些亮点不是孤立存在的，彼此之间都有一个通道，你达到一定高度之后，那些相通的东西是可以抽象出来的。
你看研究自然科学的人，研究到一定高度他就要走向哲学，然后他继续研究，就要走向神学，走向上帝。不管是物理学家牛顿，还是生物学家科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研究人类基因图谱的那个人最后走向了上帝，他觉得这个世界太奇妙了，如果说它是偶然的，是爆炸的结果，太不可思议了。如果是偶然的，就相当于把26个字母撤出去掷色子，一撤出去就掷出了一部《哈姆雷特》这么精致的东西。理论上是可能的，因为莎土比亚的作品就是26个字母的排列组合，总有一个排列组合是《哈姆雷特》。实际上几率太小了。那世界如此精致，你能说它是偶然的吗？很多科学家，最后思想会逐渐在某个地方形成交集。
第三点就是思考。我觉得教书要想教得好，脑袋就不能闲着。比
如，我正在思考明朝的中央专制主义集权，我发呆的生活可以想到什么？内分泌失调。这两者是怎么建立起联系的？我把以前的一个思维过程简单梳理了一下。
上完课，我在想，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明朝被朱元璋空前强化，建立了很多特务机构监视他手下的大臣，而且杀害了很多功臣。通过杀戮功臣达到加强中央集权，尤其是加强皇权的目的。然后马上联想到历史上其他的皇帝，比如刘邦也杀功臣。那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呢？我发现他们都是农民出身，这是偶然的，还是一种规律呢？农民出身造反成功的领袖，往往都会杀功臣、迫害功臣，而贵族出身的改朝换代的领导者，往往对功臣比较宽容。比如唐太宗。比如宋太祖赵匡胤，他就是杯酒释兵权，给你田，给你吃的、穿的、喝的，让你享不尽荣华富贵，你把权交出来。这里面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和他早年的生存背景有关系呢？因为早年受到很多压迫，心里有一定扭曲，然后有朝一日大权在握，相当于小人得志，就把权力攥得特别紧，生怕失去。正因为很看重权力，所以很在乎，很在乎，就容易产生猜疑。就像谈恋爱，你越在乎对方，就会越怀疑他，我不在的时候他怎么样啊？是不是和别人约会去了？你如果不在乎他，就不会有这些猜疑。而唐太宗、宋太祖他们本来就是掌权的人，当皇帝之前他们就是贵族，就有权，他习惯了。就像一个富人增加了另外一笔财富，他没有那么在乎，趼以他的包容心要强一点。有没有可能？这不就体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吗？
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从存在决定意识派生出来的，是马
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石。我就想，存在决定意识，对不对？好像有些不对，有时候意识可能决定物质。比如人在高考之前很紧张，可能就内分泌失调，生理机制紊乱了，这不就是意识对物质的一个冲击和影响吗？在那个环节当中，意识不就决定物质了吗？所以，朱元璋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人的内分泌失调就联系起来了。
脑袋里面老在折腾这些事，一直到折腾不动为止，我觉得对我自己的教学有很大帮助。果你习惯于把问题想得很深，就不会觉得累，你会觉得这是在做智力体操。讲课的时候你就会非常善于发现学生的逻辑问题和缺陷，他所说的这个论据是否足以支撑他的观点，你就会很敏锐。你平时不做这样的逻辑体操，就很难发现，或者可能要过一段戚闻才能发现。而一个老师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在课堂上和学生对话的时候即使发现最有价值的东西，以及学生的观点和言论中致命的缺陷，然后做出及时的反应和引导。这是最重要的。设计问题这些，都可以在课下做，丹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在课下做，事在课堂上即兴生成的。
最后我觉得要写作。尤其是年轻老师，不管教哪一科，有想法就要写下来。为什么？写作其实是对我们的思路进行整理，以及深入延展的最好方式和渠道。我们大概都有这种体会，脑子里有一个想法，当坐在电脑前开始写的时候，会突然从这个想法中派生出一个新想法，比原来那个想法更好。所以我觉得，通过写作其实可以获得知识。你构思的时候想得不是很透彻，你一写，它可能一下就透了。这一点很重 要。而且，写作对我的成长帮助也很大。没有写作，没有发表
这些文章，我可能也评不了特级。我评特级的时候，是我们重庆市最年轻的。当时特级评选小组的组长跟我说，我评特级很多人反对，理由就是我太年轻，还有机会。他说正是因为我年轻，所以要让年轻人看到有希望，年轻也可以评特级，而且我的文章比其他申报特级的候选人多得多，他就拿这一条来论证我应该评特级。所以，写作也帮我获得了实际功利。当然，更多的是渗透在课堂中的收获，互相渗透。
（据魏勇在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讲座整理，经作者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