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继新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0年05期
投稿日期：2010-01-05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0)02-0001-04
当今，建设体育强国是金牌的增量，还是文化崛起，显然是后者。国家体育文化建设若滞后，不仅会削弱国家体育的软实力，降低其内外部的凝聚力，还会抑制社会体育组织的发育，导致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持续失衡，以及体育异化现象增多等问题。建国后，国内盲目跃进、人口剧增、资源透支，都与文化建设滞后有关。所以，有人强调，国之强大不在物质，更在文化。许嘉璐说，“无科技不足以强国，无文化则足以亡种”。同样，体育缺少文化，后劲不足，难以强国。古奥运史记载，斯巴达尚武产金牌，雅典崇文出思想，但前者已被渐忘，后者的思想永存。因此，建设体育强国首先要强思想、强制度和强手段，以保证其目标的实现。这是国家体育超越功利，追求神圣的抉择。
1 文化兴体的背景
1.1 国际社会发展需要中国文化崛起 有研究表明，二战后国际间的竞争，已由传统的军事转向经济，进而又向文化领域挺进。[1]世纪之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我们创造的多样性》的报告指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脱离人和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应当成为发展的最高目标。”这些都促进了国际社会正在由过去的“政治主导型”转向“经济主导型”，又向“文化主导型”的演进。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许多国家都在制定“文化发展战略”，以求用“文化GDP”替代“高耗GDP”，减少因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为此，国际社会呼吁中国不仅需GDP增量，更需文化崛起。中国文化崛起，既能抵制因GDP增长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破坏，又能抵制“中国威胁论”，提高中国对外影响力，推进国家“和平发展”。这也为我们研究用低耗的“文化体育”替代“高耗运动”，即“文化兴体”提供了可能。
1.2 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体育文化崛起 2008年，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世界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的平均值是2∶1，中国则是6∶1，代价过大。当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实质就是针对经济增长代价大的问题，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即“文化复兴”的思想。最近，文化部李洪峰在中央党校以“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为题，论述了“文化是国家的命脉，面对激烈的竞争，谁不认识文化的价值，谁不重视文化建设，谁将犯历史性的错误。”他还指出，“坚持思想引领和制度创新，是促成大国崛起的深层次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虽然有奥运几度辉煌，但长期以来因国家体育文化建设滞后，导致政府对社会体育组织培育和管理的力度不够，国内体育人口和体育产业发展缓慢，赛场异化现象屡禁不止以及国家体育成本较高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国内体育多年缺少以人为本的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制约与指导有关。2009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局长在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强调“体育文化建设”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内容之一。12月，段世杰副局长强调，“建设体育强国，首先要充分发挥体育文化知识的教育功能，以求传承人类文明，激发人们参与运动的热情”。可见，研究“文化兴体”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1.3 文化兴体的依据与意义 对文化兴体的认识。文化兴体是培育人本位的体育的思想文化、制度文化和操作文化，增强国家体育凝聚力和影响力，抵制体育异化，促进政府、市场、社团三者共同“治理”国家体育，实现建设体育强国目标的途径。其核心是通过提升国家体育的软实力，促进其硬实力更富有人性的持续发展，以彰显国家体育“人本”、“和谐”之特色，从而为国家体育改革与发展做好“文化准备”。
文化兴体的主要依据。2008年，胡锦涛主席首次提出建设体育强国的三个内涵：一是“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二是“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三是“实现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协调发展”。这已明确指出国家体育要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这是国家体育改革的“指南”，是研究文化兴体的“起点”。
文化兴体的意义。首先，能明确方向，减少失误。文化兴体，构建人本位的体育思想体系，有助于建设体育强国不偏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而占领国际体育道德高地，即追求“神圣”，减少失误。思想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最近，北京大学王建国教授指出，“文化管理才是企业管理的核心”，“文化管理能保证企业做正确的事，做正确的事，远比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更重要”。其次，能凝聚人心，降低成本，和谐共赢。文化兴体，倡导在人本位的体育核心价值体系引导下，促进政府、市场、社团三者共同“治理”国家体育(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并追求三者利益最大化，有助于凝聚人心，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和风险，从而创造和谐共赢的体育局面。可见，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成绩。王建国说得好，“文化管理在于用企业核心价值观凝聚员工、创造个性、为企业发展提供目标”。再次，能超越功利，追求神圣。文化兴体，要超越国家体育的“物化”和狭隘的“种意识”，要追求富有人类大爱、神圣的“类意识”，以此增强体育内部的凝聚力和外部的影响力，促进国家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否则，一个国家的体育若没有超越与神圣，将促使人类体育退化成弱肉强食的兽战，即没有秩序的丛林竞技。
2 文化兴体的基本内容
2.1 建设人本位的国家体育思想文化
2.1.1 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演进与人本位思想的建立 中国体育思想演变的轨迹是：从近代“求生强种”的民族意识，向建国后“为国争光”的国家意志演变，未来将回归体育的本质属性(图1)。这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态势。据考证，我国现代体育是近代从西方舶来的。当时，中国正处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背景下，国人期盼“救亡图存”，寻求通过体育“强兵”、“强种”、“强国”，具有强烈的“种意识”。建国后，国内长期处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主导型社会，体育突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主导型社会，体育突出“为国争光”，更凸显了种意识。可以肯定，在政治主导型和经济主导型的社会，体育突出为政治服务，强化国家意志，忽略个人利益，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当今这种思想既与中国要树立责任大国，抵制“中国威胁论”，推进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不符，又与“公平竞赛，教育青年，促进和平”的奥运宗旨的精髓相悖。因此，国家体育思想缺少普世性与民族性的统一，难以得到国际认同。当今，在中国对内求和谐，对外求和平，即将步入文化主导型社会的过程中，作为政府处理任何问题，都要考虑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为此，当下国家体育的总体思想应当是：为中国培育体质健康的世界公民奠基。这既是我们树立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培育高素质世界公民的理念，又是国家体育超越功利的种意识，强化富有大爱的类意识(全球意识)所需(图1)。全面分析，当今世界物欲横流，文化若只求功利，不思超越，不求神圣，人类可悲。同样，建设体育强国的文化，若没超越，又无神圣，其实践将是“丛林运动”。
图1 中国体育思想演变的时代坐标
当今，树立为中国培育体质健康的世界公民奠基的国家体育思想的依据有四：其一，它利国，利民，更利于培育“有我利他”的体育大爱(类意识)，从而促进世界和平而体现国家体育的“神圣”。因为现代人已由农业社会封闭的“族群本位”，转向工业社会开放的“个人本位”，目前正向信息社会全球化的“类本位”转变。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体育思想若没有类意识，那么建设体育强国将无法占领人类体育思想文化的高地；其二，体育的思想观念、运动技术及其规则都具有普世性，有利于造就世界公民。美国《韦氏辞典》早就提出体育是通过运动“……为美国和世界培养有用的公民”。再者，因体育具有教育属性，故确立新思想，还要参考现代国际高等教育提出“要培养地球村的好公民”的新目标；其三，它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胡主席提出的建设体育强国的基本内涵；其四，它符合刘鹏局长在北京奥运会前指出，我们参赛目标是综合的，一是弘扬奥运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二是创佳绩为国争光，推进全民健身运动。这就是普世性与民族性统一的人本思想，是确立国家体育思想的重要依据。
2.1.2 构建人本位的国家体育的核心价值体系 构建人本位的国家体育思想文化体系，首先要在其总体思想的指导下，构建如下具有类意识的国家体育思想体系，即体育的核心价值体系(图2)。
图2 国家体育思想体系结构
群众体育树立“健身育人”的思想，是依据体育具有健身和教育的属性提出的。它有助于克服以往单纯追求生命数量，“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传统健身观，以提高群众体育的文化水准，主动实现胡主席提出的建设体育强国“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
竞技体育树立“夺标育人”思想，是依据以“教育青年”为核心的奥运宗旨提出的。它具有普世性，能够主动抵制国内竞技体育的异化倾向，减少高水平竞技“生存弱势群体”，超越顾此失彼、单纯夺标的狭隘竞技观，以求国家竞技更神圣。这对于形成“夺标育人，和谐世界，为国争光”、富有大爱的国家竞技体育思想体系，从而降低其成本与风险，增强国家体育内外部的凝聚力，提高其国际认同度具有重要意义。
体育产业树立“融资育人”思想，是依据体育教育的属性提出的。体育产业若脱离了教育，就不能称其为体育的产业。近年，国内少林寺的武术等体育产业由于过度的商业化，已引起国际诸多非议。这对于中华民族体育文化面向世界传播极为不利。因此，发展体育产业的前提，不能偏离“融资”与“育人”的统一。这样，国内体育产业才能抵制“过度的商业化”，才能造就中国体育的“比尔·盖茨”。
体育管理树立“咨政育人”的思想，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它是国内各行业管理中的共同价值取向，有助于总结国家体育历史的经验教训，推进体育管理由“官本位”转向“民本位”。当今，国际化的管理模式正在由专制的“管制型”，向民主协商、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治理型”转变。当下，国家体育行政单位只有认真研究“咨政育人”，才能让利于民，而超越部门狭隘的利益观，才能增加国家体育内部的凝聚力，才能把社团和市场做大做强，以追求“小政府，大社会”的神圣。
以上人本位的体育思想体系，是国家体育的核心动力，是判断体育制度文化和操作文化优劣的第一价值标准。它居于建设体育强国的统领地位——“灵魂”。它既反映了体育的本质属性，又与胡主席提出的建设体育强国的思想相符。它若作为评价国内体育整体工作的价值尺度，不仅有利于贯彻科学发展观，而且还能超越狭隘的体育种意识，抵制体育异化，以预防中国成为思想孱弱的金牌大国，阻止体育实践退化成护内排外、重物轻人的“丛林运动”。
以上人本位的体育思想体系，若求付诸实践并产生良效，必须要将其“制度化”，才能使其转化为国家体育的人本位的“整体性格”，以增强国家体育内部凝聚力与外部影响力，维护国家体育秩序，促进其制度文化和操作文化更人文。这是彰显中国体育“人本”、“和谐”特色的关键所在，是占领国际体育道德制高地，追求“神圣”的心态。
2.2 探索人本位的国家体育制度文化
2.2.1 举国体制的演进与完善 中国体育体制演进的轨迹是：从建国初的纯公有制的“举国体制”，向改革开放后的多元的“混合体制”演变，未来又将向“全民体制”演进(图3)。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趋势。历史表明，任何事物都是其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当今，社会的转型，必然会促进体育转型。建国后，中国是政治主导型社会，国家体育体制与经济体制都是单一的公有制。当时的举国体制，就是国家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有效配置国内体育资源，推进国家体育事业短期快速发展的最佳方式。改革开放后，伴随中国社会由政治主导型转向经济主导型，体育也伴随国家经济体制多元化，悄然转向以政府为主体，社会为辅的“过渡体制”(官大于民)。这种体制已不是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它与原有体制都为推进国家竞技体育“赶超”世界做出了突出贡献。这足以证明二者存在着“现实合理性”。但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由经济主导型，转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文化主导型社会，以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向“民进国退”方向演进的步伐，其体制也难免要逐步向“国退民进”的“新举国体制”方向过渡(图3)。
图3 国家体育体制演变时代坐标
这种“新举国体制”是政府与社团共同民主、协商管理国家体育的“全民体制”。“国”是官民共同体，有官无民的体制，是不完善的举国体制，因此亟待建立“新举国体制”，即“全民体制”。其依据有二：一是国家“九五”计划明确指出，“进一步改革体育管理体制，有条件的运动项目要推行协会制和俱乐部制，形成国家与社会共同兴办体育事业的格局，走社会化、产业化的道路”。二是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指出：“深化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要明确政府和社会的事权划分，实行管办分离，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转移给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体育行政部门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贯彻国家方针、政策，研究制定体育行业政策和发展规划，依法加强行业管理和提供服务上来”，“各运动项目管理单位……要分期分批进行单项协会实体化改革”。可见，完善以政府为主体的“举国体制”，建设“官民共同体”的“全民体制”有比较充分的依据，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必然。
2.2.2 完善“举国体制”的模式 当今，举国体制还存在现实的合理性，其改革尚需时间和文化的准备，但面对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时代，公民参与国家公共管理意识的增强，以及国际体育社会化和职业化的挑战，其改革已刻不容缓。否则，国家体育难以真正的“国际化”，难以提高认同度。实际上，这种自觉性的变革已有成果。例如，体育个体户的台球世界冠军丁俊辉、女子拳击世界冠军李金子和散手世界冠军鄂美蝶的崛起、国家网球等运动队多元培养运动员的模式，以及三大球联赛的市场化运作等等，都在推进“举国体制”向“全民体制”自觉过渡。当然，在改革初期，国内体育社会组织和体育市场发育尚不完善，但绝不应因此而贬低、否定、甚者排斥它。这是当今体育行政部门能否放弃既得利益，以人民体育事业发展为己任、“自我革命”的难点，也是推进国家体育社会化，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因此，当下我们要依据“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国家行政管理改革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鼓励公民自治”的思想，逐步对其管理模式进行完善，并对其深刻变革做好“文化准备”，这是培养公民体育自治能力，建设体育强国的文明之举。为此，2007年末我们曾提出完善举国体制，要在国内民主、法制和市场日渐完善的情况下，在国家体育总局的直接领导下，实现由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团参与的“善治”[2]，也称“三元综合治理”。
三元综合治理=政府有形手+市场无形手+社团第三只手
据考证，“治理”是现代西方管理学新兴的管理方式。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危机”。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3]20世纪末，美国学者奥斯本在《改革政府》中论述“治理”指出：“起催化剂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协作”，并论证了分权机构比集权机构更具有民主性、创新性、责任性和效率性。[4]2009年，北京大学葛玮教授论述了“公众崛起：社会治理的新环境”的课题，并指出在全球化和网络化背景下，公众参与国家公共事务“治理”意识日渐增强。[5]“治理”的特征有三：它不是控制，而是协调的“过程”；它涉及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它不是一种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最显著的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合作管理，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这种新型的管理方式，对于当今国内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国家体育体制改革向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和谐方向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2009年，以“公共治理视角下的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模式”为题目，提出为“实现全民健身、集体荣誉、经济效益的三大目标”，“构建国家、市场、公民三元治理模式”，颇有道理。这对我们于深入研究完善举国体制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国家体育“三元综合治理”是一个多元化的管理“过程”，即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团协同，共同发展国家体育事业及产业的过程。其中，国家体育行政部门在其模式运行初期，可利用政策法规和经济杠杆等手段管理社团，调控市场。但是，待后两者成熟后，要与其形成平等、协作、民主、监督、共赢的伙伴关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同治理国家体育。这对于增强国家体育内外部的凝聚力，降低政府行政的成本和风险，主动抵制体育异化，推进体育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否则，国家体育的管理和运行，若不鼓励社团和市场参与“治理”，还是政府独家经营(自己买单，自担风险，高投入，低产出)，那么对于降低国家体育成本，落实上述以人为本的国家体育思想将是极为不利的。北京大学罗豪才教授指出：“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范围的公共领域‘治理’总体上经历了从国家管理模式向公共管理模式，再到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6]国内政治学者鲁远说，树立政府治理的思想，有助于培养公民精神，鼓励他们参政，承担社会管理的义务，这是政府还政于民、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可见，建构体育“三元综合治理”模式是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
2.3 探索人本位的国家体育操作文化
2.3.1 变革价值理性缺失的体育操作内容 目前，国内研究体育操作内容，偏重于探索运动项目的工具理性，即健身与竞技的特点、规律和功效的研究，而忽视其价值理性的同步研究，即运动项目育人的特点、规律及其终极关怀的研究。这是导致国内体育实践存在舍本逐末、重物轻人的异化倾向，以及人们参与体育动力不足的根源，也是体育实践无法超越功利，缺少神圣的症结所在。目前，为何中国有些运动项目长期徘徊不前，原因在于其人文价值理性的缺失。例如，英国足球总会认为“足球的本质是培养会踢球的全面发展的人”，国内认为“足球是用脚踢球、两队同场攻防的比赛”。可见，人家的运动是为了“人”，我们的运动是为了“物”，难怪国内体育异化现象屡禁不止；难怪中国是世界足球的故乡，但没有现代的足球。原因是我们有其工具理性，无价值理性，即缺文化。
研究运动项目的价值理性，是在人本位的体育思想的引导下，探索通过统一的规则和相似的肢体运动，激发人参与体育的兴趣和爱好，以及提升人灵魂境界的终极关怀。它对于抵制爱成绩、爱钞票胜于爱灵魂的体育异化现象，培养“公民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体育的价值理性揭示的是超越国度，超越肤色，超越卑贱的普世理性，是培育人类“体育大爱”的理性，它有利于培养公民意识。
2.3.2 重构价值理性回归的体育操作内容 体育操作内容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似一对孪生姊妹，缺一不可。其中，工具理性是揭示体育载体(身体运动)的规律和效率的理性，价值理性是升华其灵魂的理性，载体有灵魂，体育有前途。当下，中国足球等项目的严重滑坡就是例证。
实践证明，研究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体育操作内容是可行的。例如，中国乒乓球队之所以长盛不衰，关键在于他们既认知了乒乓球“快、转、准、狠、变”的工具理性，又掌握其育人的、超越功利的价值理性的内容，即“一切从零开始”的起点定位，“不到最后不服输”的终点定位，“世界打中国！”的危机定位，“你不要这一局，祖国人民要这一局！”的责任定位等人文价值理性的内容。同样，中国体操队之所以长期优势不减，也是因为他们把握了“力、美、难、新、稳”的工具理性的内容，以及几代人积淀的“甘于寂寞，祖国至上”的与价值理性相关的育人的内容。这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超越功利、追求神圣的乒乓文化和体操文化，对运动员的竞技和人生，以及抵制体育异化的挑战皆有益处。著名教育家陈希先生针对国内体育异化现象，倡导国家体育要“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思想文化。试想，国内体育产业若能经营这样的文化，那么就会成为具有文化附加值的体育文化产业；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若能传承这样的文化，那么就会造就若干个李宁和邓亚萍等竞技的生存强者，就能减少邹春兰和艾冬梅等竞技的生存弱者，还能减少爱体育但不参与运动的中小学生，从而培育高素质的体育人口。这不但有利于尽快解决国内体育人口偏少、运动员综合素质偏低，以及中小学生体质持续下降等问题。
3 结论
3.1 思想创新 创立以人为本的国家体育思想体系，是国家体育的核心动力，是判断国内体育制度文化和操作文化优劣的第一价值标准，是国家体育超越功利，追求文明而神圣的心态。它居于建设体育强国的统领地位是“灵魂”。
3.2 制度完善 建立国家与社会共同管理国家体育的“全民体制”，是对“举国体制”的完善，是落实人本位的体育思想体系，培育“体育大爱”，凝聚人心，增加合力，降低国家体育成本的管理方式，是增强国家体育软实力，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
3.3 操作创新 研究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国家体育操作内容体系，是践行人本位的体育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着力点，是国家体育超越功利，追求神圣，培育高素质的体育人口，实现体育强国目标的“基础”。
3.4 文化兴体 这是培育人本位的体育的思想文化、制度文化和操作文化，建设体育强国的“途径”。它是提升国家体育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影响力的软实力，是我国体育面向未来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抉择，是中国托起人类体育文明的举措。
作者介绍：宋继新，吉林体育学院书记、院长，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吉林 长春 130022
作者：宋继新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0年05期
投稿日期：2010-01-05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0)02-0001-04
当今，建设体育强国是金牌的增量，还是文化崛起，显然是后者。国家体育文化建设若滞后，不仅会削弱国家体育的软实力，降低其内外部的凝聚力，还会抑制社会体育组织的发育，导致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持续失衡，以及体育异化现象增多等问题。建国后，国内盲目跃进、人口剧增、资源透支，都与文化建设滞后有关。所以，有人强调，国之强大不在物质，更在文化。许嘉璐说，“无科技不足以强国，无文化则足以亡种”。同样，体育缺少文化，后劲不足，难以强国。古奥运史记载，斯巴达尚武产金牌，雅典崇文出思想，但前者已被渐忘，后者的思想永存。因此，建设体育强国首先要强思想、强制度和强手段，以保证其目标的实现。这是国家体育超越功利，追求神圣的抉择。
1 文化兴体的背景
1.1 国际社会发展需要中国文化崛起 有研究表明，二战后国际间的竞争，已由传统的军事转向经济，进而又向文化领域挺进。[1]世纪之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我们创造的多样性》的报告指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脱离人和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应当成为发展的最高目标。”这些都促进了国际社会正在由过去的“政治主导型”转向“经济主导型”，又向“文化主导型”的演进。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许多国家都在制定“文化发展战略”，以求用“文化GDP”替代“高耗GDP”，减少因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为此，国际社会呼吁中国不仅需GDP增量，更需文化崛起。中国文化崛起，既能抵制因GDP增长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破坏，又能抵制“中国威胁论”，提高中国对外影响力，推进国家“和平发展”。这也为我们研究用低耗的“文化体育”替代“高耗运动”，即“文化兴体”提供了可能。
1.2 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体育文化崛起 2008年，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世界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的平均值是2∶1，中国则是6∶1，代价过大。当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实质就是针对经济增长代价大的问题，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即“文化复兴”的思想。最近，文化部李洪峰在中央党校以“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为题，论述了“文化是国家的命脉，面对激烈的竞争，谁不认识文化的价值，谁不重视文化建设，谁将犯历史性的错误。”他还指出，“坚持思想引领和制度创新，是促成大国崛起的深层次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虽然有奥运几度辉煌，但长期以来因国家体育文化建设滞后，导致政府对社会体育组织培育和管理的力度不够，国内体育人口和体育产业发展缓慢，赛场异化现象屡禁不止以及国家体育成本较高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国内体育多年缺少以人为本的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制约与指导有关。2009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局长在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强调“体育文化建设”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内容之一。12月，段世杰副局长强调，“建设体育强国，首先要充分发挥体育文化知识的教育功能，以求传承人类文明，激发人们参与运动的热情”。可见，研究“文化兴体”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1.3 文化兴体的依据与意义 对文化兴体的认识。文化兴体是培育人本位的体育的思想文化、制度文化和操作文化，增强国家体育凝聚力和影响力，抵制体育异化，促进政府、市场、社团三者共同“治理”国家体育，实现建设体育强国目标的途径。其核心是通过提升国家体育的软实力，促进其硬实力更富有人性的持续发展，以彰显国家体育“人本”、“和谐”之特色，从而为国家体育改革与发展做好“文化准备”。
文化兴体的主要依据。2008年，胡锦涛主席首次提出建设体育强国的三个内涵：一是“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二是“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三是“实现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协调发展”。这已明确指出国家体育要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这是国家体育改革的“指南”，是研究文化兴体的“起点”。
文化兴体的意义。首先，能明确方向，减少失误。文化兴体，构建人本位的体育思想体系，有助于建设体育强国不偏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而占领国际体育道德高地，即追求“神圣”，减少失误。思想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最近，北京大学王建国教授指出，“文化管理才是企业管理的核心”，“文化管理能保证企业做正确的事，做正确的事，远比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更重要”。其次，能凝聚人心，降低成本，和谐共赢。文化兴体，倡导在人本位的体育核心价值体系引导下，促进政府、市场、社团三者共同“治理”国家体育(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并追求三者利益最大化，有助于凝聚人心，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和风险，从而创造和谐共赢的体育局面。可见，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成绩。王建国说得好，“文化管理在于用企业核心价值观凝聚员工、创造个性、为企业发展提供目标”。再次，能超越功利，追求神圣。文化兴体，要超越国家体育的“物化”和狭隘的“种意识”，要追求富有人类大爱、神圣的“类意识”，以此增强体育内部的凝聚力和外部的影响力，促进国家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否则，一个国家的体育若没有超越与神圣，将促使人类体育退化成弱肉强食的兽战，即没有秩序的丛林竞技。
2 文化兴体的基本内容
2.1 建设人本位的国家体育思想文化
2.1.1 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演进与人本位思想的建立 中国体育思想演变的轨迹是：从近代“求生强种”的民族意识，向建国后“为国争光”的国家意志演变，未来将回归体育的本质属性(图1)。这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态势。据考证，我国现代体育是近代从西方舶来的。当时，中国正处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背景下，国人期盼“救亡图存”，寻求通过体育“强兵”、“强种”、“强国”，具有强烈的“种意识”。建国后，国内长期处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主导型社会，体育突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主导型社会，体育突出“为国争光”，更凸显了种意识。可以肯定，在政治主导型和经济主导型的社会，体育突出为政治服务，强化国家意志，忽略个人利益，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当今这种思想既与中国要树立责任大国，抵制“中国威胁论”，推进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不符，又与“公平竞赛，教育青年，促进和平”的奥运宗旨的精髓相悖。因此，国家体育思想缺少普世性与民族性的统一，难以得到国际认同。当今，在中国对内求和谐，对外求和平，即将步入文化主导型社会的过程中，作为政府处理任何问题，都要考虑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为此，当下国家体育的总体思想应当是：为中国培育体质健康的世界公民奠基。这既是我们树立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培育高素质世界公民的理念，又是国家体育超越功利的种意识，强化富有大爱的类意识(全球意识)所需(图1)。全面分析，当今世界物欲横流，文化若只求功利，不思超越，不求神圣，人类可悲。同样，建设体育强国的文化，若没超越，又无神圣，其实践将是“丛林运动”。
图1 中国体育思想演变的时代坐标
当今，树立为中国培育体质健康的世界公民奠基的国家体育思想的依据有四：其一，它利国，利民，更利于培育“有我利他”的体育大爱(类意识)，从而促进世界和平而体现国家体育的“神圣”。因为现代人已由农业社会封闭的“族群本位”，转向工业社会开放的“个人本位”，目前正向信息社会全球化的“类本位”转变。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体育思想若没有类意识，那么建设体育强国将无法占领人类体育思想文化的高地；其二，体育的思想观念、运动技术及其规则都具有普世性，有利于造就世界公民。美国《韦氏辞典》早就提出体育是通过运动“……为美国和世界培养有用的公民”。再者，因体育具有教育属性，故确立新思想，还要参考现代国际高等教育提出“要培养地球村的好公民”的新目标；其三，它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胡主席提出的建设体育强国的基本内涵；其四，它符合刘鹏局长在北京奥运会前指出，我们参赛目标是综合的，一是弘扬奥运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二是创佳绩为国争光，推进全民健身运动。这就是普世性与民族性统一的人本思想，是确立国家体育思想的重要依据。
2.1.2 构建人本位的国家体育的核心价值体系 构建人本位的国家体育思想文化体系，首先要在其总体思想的指导下，构建如下具有类意识的国家体育思想体系，即体育的核心价值体系(图2)。
图2 国家体育思想体系结构
群众体育树立“健身育人”的思想，是依据体育具有健身和教育的属性提出的。它有助于克服以往单纯追求生命数量，“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传统健身观，以提高群众体育的文化水准，主动实现胡主席提出的建设体育强国“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
竞技体育树立“夺标育人”思想，是依据以“教育青年”为核心的奥运宗旨提出的。它具有普世性，能够主动抵制国内竞技体育的异化倾向，减少高水平竞技“生存弱势群体”，超越顾此失彼、单纯夺标的狭隘竞技观，以求国家竞技更神圣。这对于形成“夺标育人，和谐世界，为国争光”、富有大爱的国家竞技体育思想体系，从而降低其成本与风险，增强国家体育内外部的凝聚力，提高其国际认同度具有重要意义。
体育产业树立“融资育人”思想，是依据体育教育的属性提出的。体育产业若脱离了教育，就不能称其为体育的产业。近年，国内少林寺的武术等体育产业由于过度的商业化，已引起国际诸多非议。这对于中华民族体育文化面向世界传播极为不利。因此，发展体育产业的前提，不能偏离“融资”与“育人”的统一。这样，国内体育产业才能抵制“过度的商业化”，才能造就中国体育的“比尔·盖茨”。
体育管理树立“咨政育人”的思想，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它是国内各行业管理中的共同价值取向，有助于总结国家体育历史的经验教训，推进体育管理由“官本位”转向“民本位”。当今，国际化的管理模式正在由专制的“管制型”，向民主协商、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治理型”转变。当下，国家体育行政单位只有认真研究“咨政育人”，才能让利于民，而超越部门狭隘的利益观，才能增加国家体育内部的凝聚力，才能把社团和市场做大做强，以追求“小政府，大社会”的神圣。
以上人本位的体育思想体系，是国家体育的核心动力，是判断体育制度文化和操作文化优劣的第一价值标准。它居于建设体育强国的统领地位——“灵魂”。它既反映了体育的本质属性，又与胡主席提出的建设体育强国的思想相符。它若作为评价国内体育整体工作的价值尺度，不仅有利于贯彻科学发展观，而且还能超越狭隘的体育种意识，抵制体育异化，以预防中国成为思想孱弱的金牌大国，阻止体育实践退化成护内排外、重物轻人的“丛林运动”。
以上人本位的体育思想体系，若求付诸实践并产生良效，必须要将其“制度化”，才能使其转化为国家体育的人本位的“整体性格”，以增强国家体育内部凝聚力与外部影响力，维护国家体育秩序，促进其制度文化和操作文化更人文。这是彰显中国体育“人本”、“和谐”特色的关键所在，是占领国际体育道德制高地，追求“神圣”的心态。
2.2 探索人本位的国家体育制度文化
2.2.1 举国体制的演进与完善 中国体育体制演进的轨迹是：从建国初的纯公有制的“举国体制”，向改革开放后的多元的“混合体制”演变，未来又将向“全民体制”演进(图3)。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趋势。历史表明，任何事物都是其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当今，社会的转型，必然会促进体育转型。建国后，中国是政治主导型社会，国家体育体制与经济体制都是单一的公有制。当时的举国体制，就是国家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有效配置国内体育资源，推进国家体育事业短期快速发展的最佳方式。改革开放后，伴随中国社会由政治主导型转向经济主导型，体育也伴随国家经济体制多元化，悄然转向以政府为主体，社会为辅的“过渡体制”(官大于民)。这种体制已不是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它与原有体制都为推进国家竞技体育“赶超”世界做出了突出贡献。这足以证明二者存在着“现实合理性”。但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由经济主导型，转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文化主导型社会，以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向“民进国退”方向演进的步伐，其体制也难免要逐步向“国退民进”的“新举国体制”方向过渡(图3)。
图3 国家体育体制演变时代坐标
这种“新举国体制”是政府与社团共同民主、协商管理国家体育的“全民体制”。“国”是官民共同体，有官无民的体制，是不完善的举国体制，因此亟待建立“新举国体制”，即“全民体制”。其依据有二：一是国家“九五”计划明确指出，“进一步改革体育管理体制，有条件的运动项目要推行协会制和俱乐部制，形成国家与社会共同兴办体育事业的格局，走社会化、产业化的道路”。二是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指出：“深化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要明确政府和社会的事权划分，实行管办分离，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转移给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体育行政部门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贯彻国家方针、政策，研究制定体育行业政策和发展规划，依法加强行业管理和提供服务上来”，“各运动项目管理单位……要分期分批进行单项协会实体化改革”。可见，完善以政府为主体的“举国体制”，建设“官民共同体”的“全民体制”有比较充分的依据，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必然。
2.2.2 完善“举国体制”的模式 当今，举国体制还存在现实的合理性，其改革尚需时间和文化的准备，但面对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时代，公民参与国家公共管理意识的增强，以及国际体育社会化和职业化的挑战，其改革已刻不容缓。否则，国家体育难以真正的“国际化”，难以提高认同度。实际上，这种自觉性的变革已有成果。例如，体育个体户的台球世界冠军丁俊辉、女子拳击世界冠军李金子和散手世界冠军鄂美蝶的崛起、国家网球等运动队多元培养运动员的模式，以及三大球联赛的市场化运作等等，都在推进“举国体制”向“全民体制”自觉过渡。当然，在改革初期，国内体育社会组织和体育市场发育尚不完善，但绝不应因此而贬低、否定、甚者排斥它。这是当今体育行政部门能否放弃既得利益，以人民体育事业发展为己任、“自我革命”的难点，也是推进国家体育社会化，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因此，当下我们要依据“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国家行政管理改革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鼓励公民自治”的思想，逐步对其管理模式进行完善，并对其深刻变革做好“文化准备”，这是培养公民体育自治能力，建设体育强国的文明之举。为此，2007年末我们曾提出完善举国体制，要在国内民主、法制和市场日渐完善的情况下，在国家体育总局的直接领导下，实现由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团参与的“善治”[2]，也称“三元综合治理”。
三元综合治理=政府有形手+市场无形手+社团第三只手
据考证，“治理”是现代西方管理学新兴的管理方式。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危机”。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3]20世纪末，美国学者奥斯本在《改革政府》中论述“治理”指出：“起催化剂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协作”，并论证了分权机构比集权机构更具有民主性、创新性、责任性和效率性。[4]2009年，北京大学葛玮教授论述了“公众崛起：社会治理的新环境”的课题，并指出在全球化和网络化背景下，公众参与国家公共事务“治理”意识日渐增强。[5]“治理”的特征有三：它不是控制，而是协调的“过程”；它涉及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它不是一种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最显著的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合作管理，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这种新型的管理方式，对于当今国内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国家体育体制改革向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和谐方向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2009年，以“公共治理视角下的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模式”为题目，提出为“实现全民健身、集体荣誉、经济效益的三大目标”，“构建国家、市场、公民三元治理模式”，颇有道理。这对我们于深入研究完善举国体制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国家体育“三元综合治理”是一个多元化的管理“过程”，即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团协同，共同发展国家体育事业及产业的过程。其中，国家体育行政部门在其模式运行初期，可利用政策法规和经济杠杆等手段管理社团，调控市场。但是，待后两者成熟后，要与其形成平等、协作、民主、监督、共赢的伙伴关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同治理国家体育。这对于增强国家体育内外部的凝聚力，降低政府行政的成本和风险，主动抵制体育异化，推进体育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否则，国家体育的管理和运行，若不鼓励社团和市场参与“治理”，还是政府独家经营(自己买单，自担风险，高投入，低产出)，那么对于降低国家体育成本，落实上述以人为本的国家体育思想将是极为不利的。北京大学罗豪才教授指出：“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范围的公共领域‘治理’总体上经历了从国家管理模式向公共管理模式，再到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6]国内政治学者鲁远说，树立政府治理的思想，有助于培养公民精神，鼓励他们参政，承担社会管理的义务，这是政府还政于民、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可见，建构体育“三元综合治理”模式是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
2.3 探索人本位的国家体育操作文化
2.3.1 变革价值理性缺失的体育操作内容 目前，国内研究体育操作内容，偏重于探索运动项目的工具理性，即健身与竞技的特点、规律和功效的研究，而忽视其价值理性的同步研究，即运动项目育人的特点、规律及其终极关怀的研究。这是导致国内体育实践存在舍本逐末、重物轻人的异化倾向，以及人们参与体育动力不足的根源，也是体育实践无法超越功利，缺少神圣的症结所在。目前，为何中国有些运动项目长期徘徊不前，原因在于其人文价值理性的缺失。例如，英国足球总会认为“足球的本质是培养会踢球的全面发展的人”，国内认为“足球是用脚踢球、两队同场攻防的比赛”。可见，人家的运动是为了“人”，我们的运动是为了“物”，难怪国内体育异化现象屡禁不止；难怪中国是世界足球的故乡，但没有现代的足球。原因是我们有其工具理性，无价值理性，即缺文化。
研究运动项目的价值理性，是在人本位的体育思想的引导下，探索通过统一的规则和相似的肢体运动，激发人参与体育的兴趣和爱好，以及提升人灵魂境界的终极关怀。它对于抵制爱成绩、爱钞票胜于爱灵魂的体育异化现象，培养“公民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体育的价值理性揭示的是超越国度，超越肤色，超越卑贱的普世理性，是培育人类“体育大爱”的理性，它有利于培养公民意识。
2.3.2 重构价值理性回归的体育操作内容 体育操作内容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似一对孪生姊妹，缺一不可。其中，工具理性是揭示体育载体(身体运动)的规律和效率的理性，价值理性是升华其灵魂的理性，载体有灵魂，体育有前途。当下，中国足球等项目的严重滑坡就是例证。
实践证明，研究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体育操作内容是可行的。例如，中国乒乓球队之所以长盛不衰，关键在于他们既认知了乒乓球“快、转、准、狠、变”的工具理性，又掌握其育人的、超越功利的价值理性的内容，即“一切从零开始”的起点定位，“不到最后不服输”的终点定位，“世界打中国！”的危机定位，“你不要这一局，祖国人民要这一局！”的责任定位等人文价值理性的内容。同样，中国体操队之所以长期优势不减，也是因为他们把握了“力、美、难、新、稳”的工具理性的内容，以及几代人积淀的“甘于寂寞，祖国至上”的与价值理性相关的育人的内容。这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超越功利、追求神圣的乒乓文化和体操文化，对运动员的竞技和人生，以及抵制体育异化的挑战皆有益处。著名教育家陈希先生针对国内体育异化现象，倡导国家体育要“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思想文化。试想，国内体育产业若能经营这样的文化，那么就会成为具有文化附加值的体育文化产业；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若能传承这样的文化，那么就会造就若干个李宁和邓亚萍等竞技的生存强者，就能减少邹春兰和艾冬梅等竞技的生存弱者，还能减少爱体育但不参与运动的中小学生，从而培育高素质的体育人口。这不但有利于尽快解决国内体育人口偏少、运动员综合素质偏低，以及中小学生体质持续下降等问题。
3 结论
3.1 思想创新 创立以人为本的国家体育思想体系，是国家体育的核心动力，是判断国内体育制度文化和操作文化优劣的第一价值标准，是国家体育超越功利，追求文明而神圣的心态。它居于建设体育强国的统领地位是“灵魂”。
3.2 制度完善 建立国家与社会共同管理国家体育的“全民体制”，是对“举国体制”的完善，是落实人本位的体育思想体系，培育“体育大爱”，凝聚人心，增加合力，降低国家体育成本的管理方式，是增强国家体育软实力，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
3.3 操作创新 研究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国家体育操作内容体系，是践行人本位的体育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着力点，是国家体育超越功利，追求神圣，培育高素质的体育人口，实现体育强国目标的“基础”。
3.4 文化兴体 这是培育人本位的体育的思想文化、制度文化和操作文化，建设体育强国的“途径”。它是提升国家体育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影响力的软实力，是我国体育面向未来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抉择，是中国托起人类体育文明的举措。
作者介绍：宋继新，吉林体育学院书记、院长，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吉林 长春 13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