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 国际关系 “和平崛起”
［论文摘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推己及人”的仁道、“和为贵”、“睦仁善邻”的共生共处之道是相互依存时代处理国际关系不可缺的基本原则。“和平崛起”外交新战略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哲学思想为核心价值，形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外交战略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必将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做出积极的贡献。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价值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曾对东亚的经济腾飞、社会治理、道德整合起过重要作用，引起世人对儒家思想的极大关注。其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世界的贡献，决不限于东亚地区或经济领域。如果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诠释，我们就会发现在其中有许多合理的成分，并具有现代精神和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价值。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想是重视和追求事物的和谐、均衡和稳定，这恰恰是国家间关系所要达到的持久和平、均衡发展、长期稳定的终极目标。《礼记·中庸》曾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强调只有达到和谐，才能正天地、育万物。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先哲们对“和谐”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实践，给世人以极大的启迪。“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倡导全人类的友爱与和谐，以创造世界范围的“人和”氛围，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奠定最广泛、最坚实的基础；“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的思想，是以互爱互利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一切国际事务，以便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实现天下太平与和谐；“礼乐”、“仁义”、“忠恕”之道，用以规范国家行为与其他一切国际行为使国家间关系也做到“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实现融洽与和谐；人类应以“厚德载物”的兼容并蓄的宽容精神，达到“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实现人类与环境的统一与和谐，这是国际社会达到全面和谐所不可缺少的。这些优秀的传统哲学思想正是当今中国所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文化渊源。
2.中华传统文化推崇“仁”、“义”、“礼”、“智”、“信”，这几点都可以在处理国际关系当中作为建立一个合理、公正和稳定的国际秩序的文化基础。
孔子把“仁”视为“爱人”(《论语·颜渊》)，含有相互爱慕之意，“若地若天，熟疏熟亲？”(《韩非子·扬权》)，这是相对内在的道德和伦理思想，用以调整相互关系。“仁者，爱人”包括“忠恕”之道。所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待人以诚，尽己之心。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我不欲人之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要将心比心，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的“忠恕”之道，就是把爱己与爱人结合起来。如果能做到这样，世界便能相安无事，共享和平与发展的成果，这对当代国际关系的良性运作具有指导意义。“义”是处世立身之本，指的是思想、行为所要符合的标准。在国际关系层面，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之间，按照“义”的标准，都应该做到恭敬友顺、宽厚慈惠、中正忠信。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强权与侵略尚未绝迹，贫困与饥饿依然存在，世界需要的是扶弱抑强、扶贫济困的“义”举，使正义与人道主义畅行。只有这样才是符合国际道德规范的义举义行。“礼”指道德行为规范与典章制度，是一种外在的伦理行为的道德约束。对礼的借鉴，主要在于国际行为的道德约束，在于合乎正义。“礼之用，和为贵”。孔子认为礼能调节各种关系，使之和谐。“礼”对国际社会应具有调节功能，当今国际社会的多样化、多元化要求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制定并实施相应的规章制度与行为准则，以便约束
自身的行为与活动。“智”作为一种道德修养、一种高尚品质，其核心在于知仁、知义、知礼。它表现的是一种处理与外界环境时的智慧。“智”是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化解危机，有自制力，亦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于国际行为主体来说要预设危机处理方案。“信”指诚实不欺，严守信用的品德。在国际关系中要讲信用，守诺言。“言必信，行必果”可以增加国家行为的可预见性和可信度。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加强文明之间的对话、建构国际关系新范式的启示
国际关系是一个多种理念、多种力量、多种实践、多种精神相互作用的领域。旧的均势理念、地缘政治和“零和”游戏越来越不适应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国际关系体系正朝着相互依存的状态演变，各国之间也寻求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传统的热点问题。倡导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目的就在于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宽容和理解，扩大共识，化解冲突，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稳定、健康发展。富有成效的对话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人文精神的互动过程。 当前，大家耳熟能详的价值观如自由、理性、法治和人权等都源自于西方的启蒙思想，但面对生态环保的挑战、反宗教的人本中心主义和征服自然的科学主义已失去了说服力，突出工具理性而轻视慈悲同情，强调人权而忽视责任，重视自由而漠视正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则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丰富资源，在多元文化的现实国际关系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推己及人”的仁道、“和为贵”、“睦仁善邻”的共生共处之道才是文明对话的不可缺的基本原则。赫尔佐先生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视为具有普遍性“金科玉律”，他说：“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一格言转变成为实际的政策原则，格言本身就将成为维护国际和平而不是个人权利的良好的出发点。”这一出发点也是文明间、国家间对话的良好出发点，它包括人们通常所说的宽容和互相尊重的精神，包括承认差异、容忍差异和尊重多样性。和合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特的、延续不断的文化理念、政治理念合社会理想。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几千年来，厚德载物的和合思想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里，中华民族始终秉承“和为贵”、“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同世界各国和睦相处，反对国家间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在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老子指出：“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反对大国欺凌小国。孟子提出：“交邻国以道”、“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在这一文化价值观念的指引下，中国自古以来就善于以和平的方式处理与外界的关系，1000年前的“丝绸之路”是把中国唐朝的丝绸、茶叶、瓷器推销往西亚、欧洲，500年前，明朝著名的外交家和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友邦节好，带去了精美的产品和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中国近代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平思想进行了继承，他在《民族主义的》的演讲中一再指出：“中国人更有一种好的美德，是爱和平”，“中国人才是世界中最爱和平的人”。费孝通有句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的一种诠释。
冷战结束后，中国开展了全方位的对话外交，积极参与了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对话，努力寻找各国利益的结合点，与大国采取“对话、沟通、合作”的姿态，对周边邻邦实行“富邻、睦邻、安邻”的战略。
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纵观古今中外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民族精神总是为兴盛的国力所激发奔涌。文化是构成民族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核心要素，也是民族国家发展壮大的重要社会资本之一。一
个民族的文化，总是在继承和弘扬自身传统中发展，在借鉴和吸纳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中丰富，在反思和推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中更新的。为此，我们应在大胆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泊、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构筑“和平崛起”的外交新战略。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作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第一次向外界清晰地用“和平崛起”的概念为未来的中国角色定位。并用很大篇幅谈论孔子“和而不同”的观点，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角度诠释了中国外交新战略，形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外交战略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和平崛起”的提出，既是中国政府对世界的一个重要承诺，也是中国今后一个重要的外交新思维、新战略。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两千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近年来，中国领导人不断挖掘这一传统文化基因，在国际关系领域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应该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温家宝总理在谈论孔子“和而不同”的观点时，指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又是以和为贵，就是和的文化，当然我们还要和而不同，这种不同是相互补充，是相互借鉴，而不是冲突的来源。”可以说，“和平崛起”与其他理论范畴不同之处在于它自己独特的“和而不同”的价值核心。从西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出发，就会把霸权国家的交替轮换看作是正常的历史现象，也就无法解释一个国家变成最强大的时候而不称霸。以“和而不同”为核心的“和平崛起”外交思维解决了这一困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中的“和”是一种境界，是指自然体系中基本要素达到圆融后产生的一种状态，用简单的语言表示就是阴阳平衡；其中的“不同”是指基本要素不是千篇一律。把“和而不同”运用到国际关系中，就表现为世界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共处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和平崛起”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首先，“和平崛起”论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借鉴了过去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回应了“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国力发展的质疑，指明了未来中国外交工作的方向，必将为中国的发展营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和平崛起”论顺应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代趋势。相互依存是当今时代的特征和趋势，国与国之间的隔绝状态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如何在相互依存的状态中处理国际关系是一个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现实中的国际问题，如，跨国恐怖主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扩散、种族屠杀、宗教矛盾、领土争端等，如果要以和平、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就需要一种理解、处理分歧、矛盾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和而不同”的观念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思想观念，走“和平崛起”的道路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国家行为方式。“和而不同”的观念、“和平崛起”论必将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做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任晓：《国际关系理论新视野》，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
［2］《弘扬传统文化，推动和平崛起》，《光明日报》2004年3月26日。
［3］《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
［4］〔美〕杜维明：《文明对话的人文信息》，《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1期。 ［5］陆钢：《中国和平崛起机遇难得》，《文汇报》2004年3月22日3版。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 国际关系 “和平崛起”
［论文摘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推己及人”的仁道、“和为贵”、“睦仁善邻”的共生共处之道是相互依存时代处理国际关系不可缺的基本原则。“和平崛起”外交新战略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哲学思想为核心价值，形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外交战略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必将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做出积极的贡献。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价值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曾对东亚的经济腾飞、社会治理、道德整合起过重要作用，引起世人对儒家思想的极大关注。其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世界的贡献，决不限于东亚地区或经济领域。如果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诠释，我们就会发现在其中有许多合理的成分，并具有现代精神和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价值。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想是重视和追求事物的和谐、均衡和稳定，这恰恰是国家间关系所要达到的持久和平、均衡发展、长期稳定的终极目标。《礼记·中庸》曾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强调只有达到和谐，才能正天地、育万物。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先哲们对“和谐”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实践，给世人以极大的启迪。“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倡导全人类的友爱与和谐，以创造世界范围的“人和”氛围，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奠定最广泛、最坚实的基础；“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的思想，是以互爱互利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一切国际事务，以便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实现天下太平与和谐；“礼乐”、“仁义”、“忠恕”之道，用以规范国家行为与其他一切国际行为使国家间关系也做到“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实现融洽与和谐；人类应以“厚德载物”的兼容并蓄的宽容精神，达到“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实现人类与环境的统一与和谐，这是国际社会达到全面和谐所不可缺少的。这些优秀的传统哲学思想正是当今中国所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文化渊源。
2.中华传统文化推崇“仁”、“义”、“礼”、“智”、“信”，这几点都可以在处理国际关系当中作为建立一个合理、公正和稳定的国际秩序的文化基础。
孔子把“仁”视为“爱人”(《论语·颜渊》)，含有相互爱慕之意，“若地若天，熟疏熟亲？”(《韩非子·扬权》)，这是相对内在的道德和伦理思想，用以调整相互关系。“仁者，爱人”包括“忠恕”之道。所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待人以诚，尽己之心。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我不欲人之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要将心比心，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的“忠恕”之道，就是把爱己与爱人结合起来。如果能做到这样，世界便能相安无事，共享和平与发展的成果，这对当代国际关系的良性运作具有指导意义。“义”是处世立身之本，指的是思想、行为所要符合的标准。在国际关系层面，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之间，按照“义”的标准，都应该做到恭敬友顺、宽厚慈惠、中正忠信。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强权与侵略尚未绝迹，贫困与饥饿依然存在，世界需要的是扶弱抑强、扶贫济困的“义”举，使正义与人道主义畅行。只有这样才是符合国际道德规范的义举义行。“礼”指道德行为规范与典章制度，是一种外在的伦理行为的道德约束。对礼的借鉴，主要在于国际行为的道德约束，在于合乎正义。“礼之用，和为贵”。孔子认为礼能调节各种关系，使之和谐。“礼”对国际社会应具有调节功能，当今国际社会的多样化、多元化要求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制定并实施相应的规章制度与行为准则，以便约束
自身的行为与活动。“智”作为一种道德修养、一种高尚品质，其核心在于知仁、知义、知礼。它表现的是一种处理与外界环境时的智慧。“智”是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化解危机，有自制力，亦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于国际行为主体来说要预设危机处理方案。“信”指诚实不欺，严守信用的品德。在国际关系中要讲信用，守诺言。“言必信，行必果”可以增加国家行为的可预见性和可信度。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加强文明之间的对话、建构国际关系新范式的启示
国际关系是一个多种理念、多种力量、多种实践、多种精神相互作用的领域。旧的均势理念、地缘政治和“零和”游戏越来越不适应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国际关系体系正朝着相互依存的状态演变，各国之间也寻求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传统的热点问题。倡导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目的就在于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宽容和理解，扩大共识，化解冲突，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稳定、健康发展。富有成效的对话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人文精神的互动过程。 当前，大家耳熟能详的价值观如自由、理性、法治和人权等都源自于西方的启蒙思想，但面对生态环保的挑战、反宗教的人本中心主义和征服自然的科学主义已失去了说服力，突出工具理性而轻视慈悲同情，强调人权而忽视责任，重视自由而漠视正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则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丰富资源，在多元文化的现实国际关系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推己及人”的仁道、“和为贵”、“睦仁善邻”的共生共处之道才是文明对话的不可缺的基本原则。赫尔佐先生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视为具有普遍性“金科玉律”，他说：“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一格言转变成为实际的政策原则，格言本身就将成为维护国际和平而不是个人权利的良好的出发点。”这一出发点也是文明间、国家间对话的良好出发点，它包括人们通常所说的宽容和互相尊重的精神，包括承认差异、容忍差异和尊重多样性。和合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特的、延续不断的文化理念、政治理念合社会理想。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几千年来，厚德载物的和合思想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里，中华民族始终秉承“和为贵”、“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同世界各国和睦相处，反对国家间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在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老子指出：“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反对大国欺凌小国。孟子提出：“交邻国以道”、“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在这一文化价值观念的指引下，中国自古以来就善于以和平的方式处理与外界的关系，1000年前的“丝绸之路”是把中国唐朝的丝绸、茶叶、瓷器推销往西亚、欧洲，500年前，明朝著名的外交家和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友邦节好，带去了精美的产品和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中国近代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平思想进行了继承，他在《民族主义的》的演讲中一再指出：“中国人更有一种好的美德，是爱和平”，“中国人才是世界中最爱和平的人”。费孝通有句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的一种诠释。
冷战结束后，中国开展了全方位的对话外交，积极参与了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对话，努力寻找各国利益的结合点，与大国采取“对话、沟通、合作”的姿态，对周边邻邦实行“富邻、睦邻、安邻”的战略。
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纵观古今中外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民族精神总是为兴盛的国力所激发奔涌。文化是构成民族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核心要素，也是民族国家发展壮大的重要社会资本之一。一
个民族的文化，总是在继承和弘扬自身传统中发展，在借鉴和吸纳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中丰富，在反思和推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中更新的。为此，我们应在大胆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泊、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构筑“和平崛起”的外交新战略。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作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第一次向外界清晰地用“和平崛起”的概念为未来的中国角色定位。并用很大篇幅谈论孔子“和而不同”的观点，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角度诠释了中国外交新战略，形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外交战略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和平崛起”的提出，既是中国政府对世界的一个重要承诺，也是中国今后一个重要的外交新思维、新战略。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两千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近年来，中国领导人不断挖掘这一传统文化基因，在国际关系领域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应该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温家宝总理在谈论孔子“和而不同”的观点时，指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又是以和为贵，就是和的文化，当然我们还要和而不同，这种不同是相互补充，是相互借鉴，而不是冲突的来源。”可以说，“和平崛起”与其他理论范畴不同之处在于它自己独特的“和而不同”的价值核心。从西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出发，就会把霸权国家的交替轮换看作是正常的历史现象，也就无法解释一个国家变成最强大的时候而不称霸。以“和而不同”为核心的“和平崛起”外交思维解决了这一困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中的“和”是一种境界，是指自然体系中基本要素达到圆融后产生的一种状态，用简单的语言表示就是阴阳平衡；其中的“不同”是指基本要素不是千篇一律。把“和而不同”运用到国际关系中，就表现为世界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共处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和平崛起”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首先，“和平崛起”论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借鉴了过去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回应了“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国力发展的质疑，指明了未来中国外交工作的方向，必将为中国的发展营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和平崛起”论顺应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代趋势。相互依存是当今时代的特征和趋势，国与国之间的隔绝状态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如何在相互依存的状态中处理国际关系是一个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现实中的国际问题，如，跨国恐怖主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扩散、种族屠杀、宗教矛盾、领土争端等，如果要以和平、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就需要一种理解、处理分歧、矛盾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和而不同”的观念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思想观念，走“和平崛起”的道路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国家行为方式。“和而不同”的观念、“和平崛起”论必将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做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任晓：《国际关系理论新视野》，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
［2］《弘扬传统文化，推动和平崛起》，《光明日报》2004年3月26日。
［3］《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
［4］〔美〕杜维明：《文明对话的人文信息》，《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1期。 ［5］陆钢：《中国和平崛起机遇难得》，《文汇报》2004年3月22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