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核心价值观
戴木才
提 要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核心价值观作为基本的价值资源，既与我国优秀传统核心价值观相传承，为中华儿女所普遍认同和遵循，又与社会主义价值本质相一致、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相承接，充分展现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性、民族性、传承性，充分展现其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持久魅力和独特风貌。
一 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历程
一个人的成败，一个家庭的兴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无不与核心价值观息息相关。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核心价值观，因为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思想上和精神上的一面旗帜，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治国安邦的精神之魂。
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旗帜。在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尤其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和发展，积淀了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和优秀道德精神。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紧紧地与培育中华儿女的优秀道德精神联系在一起，贯穿到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等各个方面。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个人道德品质的锤炼，重视道德规范的践行，重视整体利益价值的追求，既是中华儿女安身立命、为人处事、事业成就的价值标准和品德基础，又是中华民族进步、社会发展、国家稳定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支柱，她陶冶出一代代志士仁人，推动中华民族不断走向文明、进步。
其中，“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是核心范畴，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谓名教观念，即把符合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价值追求、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用它对百姓进行教化，称为“以名为教”，其内容主要是“三纲五常”。
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向来十分重视核心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规范作用。“三纲五常”的出现，使他们如获至宝，称“三纲五常”是“救世俗，致祯祥，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后汉书·曹褒传》) 。于是，把它作为封建社会的根
本思想、核心价值观念和最高道德原则，著书立说，办学兴教，教育百姓；用它去设官分职，取士选官，奖励名节；把它写进封建家谱族规中，转化为风俗习惯和民间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起到教化、规范、禁锢人们思想、行为的作用。
“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为封建主义专制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作辩护，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维护和提倡，不仅在理论上发挥了巨大威力，而且在实践中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它维护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规范了人伦关系，极大地巩固了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即使处在动乱不已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变频繁，间有战乱，但君主政治秩序大体稳定”，其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代表“儒家政治思想与政治原则”的“三纲五常”——作为核心价值观的相对稳定及其在思想上、精神上发挥着巨大的统领作用。
“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内涵丰富、自成体系、高度概括、简洁明了，易记易懂易传，便于普及推广。它具有基础性和系统性，“三纲”明确规定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三种最基本的伦理关系，“仁义礼智信”被认为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价值准则和五种永恒的道德规范，名教观念明确规定了道德践行的基本法则，即通过上定名份来教化天下；它具有根源性和主导性，“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牵动着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推动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道德教化，其它许多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都是从它引申、推论而来的，在历史上对培育中华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塑造国民性格，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应该充分看到，“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既包含丰富的精华内容，也搀杂着封建的思想糟粕，我们把它作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价值资源，并不是不加分析、不加批判地全盘吸收，而是必须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尤其是要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从总体上看，在“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中，“三纲”和名教观念，多属于封建糟粕，“仁义礼智信”则包含丰富的精华元素。我们要站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要求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时代潮流的高度，剔除其封建糟粕，汲取其精华元素，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使其与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与人类文明发展相承接，在批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弘扬，在弘扬中发展。
二 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在我国近代的传承
自1840年以后，我国逐渐论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从此面临着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两大历史任务。
外国侵略者的炮声，清政府的没落腐朽、不堪一击和屡遭失败，唤醒了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一些开明的思想家，不仅从经济、技术层面去寻找中华民族贫穷落后挨打的原因，同时也从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思想文化等层面，去寻找中华民族贫穷落后挨打的原因。他们寻找先进的理论，比较与中华民族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念，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注入新的时代要求，阐发新的时代内涵。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价值观念，逐渐开始酝酿、形成和发展。
一方面，晚清封建统治阶级极力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运用传播进来的西方近现代思想价值观念，对封建纲常名教给予猛烈抨击。他们吸收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价值观念，建立新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认为人人都有天赋的自然权利，大家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无所谓大人、小人；人人都是生而自由的，这是人们相爱、相助的人性基础；主张确保人权、平等、独立；主张建立一个没有不平等现象、至治至仁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大同世界；主张“开民智”、“新民德”，以科学文化和资产阶级思想道德改适国民性。
维新志士谭嗣同，虽然把传统的“仁道”仍作为根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但却赋予了它完全不同的新内容。他认定，“仁”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但他说的“仁”，已加进了新兴资产阶级思想价值观念的内容，把资产阶级的商业活动看作是最“仁道”的行为，与“五常”之一的“仁”有很大区别，已经具有平等、博爱的内涵。他把“仁”看作“通”，认为“上下通、中外通、人我通、男女内外通”，就是“相仁之道”。
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先驱严复，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民权思想，提倡尊今叛古，尊民叛君，把片面强调“仁义”而否定“功利”的思想价值观念，看作是阻碍社会进步、祸害天下“仁义”的浅薄之道，认为只有“义利合一”的价值观，才是最合乎人类长久真实之利的最“仁义”、最道德的行为。
梁启超则把中国的旧道德与西方的新道德作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对旧的封建道德，尤其是对束身寡过和存心养性的道德修养方法进行猛烈批判，认为我国传统的道德修养方法偏重于私德而缺乏公德，注重的只是一私人为一私人的事，而西方的思想道德观念更重视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他认为，应该把私德和公德有机地结合起来，据此塑造新国民，建立新国家。
在我国近代重新诠释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潮流中，我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章太炎，是走在最前列、最典型的代表。孙中山、章太炎对孔孟的“仁学”思想给予了新的解释，强调要发扬救世之仁、救国之仁。他们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加进中国传统的“仁德”思想中，对传统的“仁德”观念进行了扬弃式的继承。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猛烈批判封建旧道德，提出“道德革命”、“三纲革命”、“家庭革命”，认为要革封建道德的命，首先必须打倒孔圣人的权威，提倡“民权主义”，使人民享
受平等和自由的幸福；提倡“民族主义”，反抗异族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为国家争自由；提倡“民生主义”，要求经济平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发展国家资本，实行博爱，图谋民众之幸福。
孙中山深刻地认识到，“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武力的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非常强调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他认为，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民族。要复兴中华民族的地位，穷本极源，“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他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不是为封建制度所专有的，应该对之加以改进，作出新解释，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他提倡确立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新道德，认为“无道德便不能革命，人人不具有好人格便不能造成一个好国家”；革命党人要具备知耻、重厚、耿介、必信，不求做大官、只想做大事等好的品质。
更为可贵的是，孙中山还对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改造，并赋予了其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内容，使之成为“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中华民国的核心价值观，以期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同时，他还提出，中华民族“固有的智能”，即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应该恢复起来”。他认为，中国政治落后是因为受外国的政治经济压迫，而推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讲修身，告诫国人要注意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
民国廿三年（1934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确立了“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的地位，并解释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楚楚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把“礼义廉耻”的解释改为：“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是实实在在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四维”和“八德”，即“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被列为“新生活”运动所倡导的国民道德的两大主题。
孙中山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中华民国时期的核心价值观，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了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的积极意义，为深入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中的优秀价值元素，提供了有益借鉴，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孙中山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核心价值观，对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封建主义专制政治统治的实质，不可能做出科学的辨析和彻底的批判，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简单化的，甚至最终还出现了对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沿袭和妥协。同时，尽管孙中山也力图把我国传统核心价值
观融入世界文明发展的时代潮流，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局限性和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机械理解，尤其是没有与当时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时代潮流结合起来，因而不可能站上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制高点，最终归于失败。
三 仁义礼智信：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精髓
经过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宣传、改良和革命的洗礼，我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倡导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并逐步发展成为反对封建孔教和旧文化、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全面冲击封建主义文化的潮流。五四时期，我国一些激进思想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鲜明口号。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学习西方新思想，批判封建旧道德，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全面否定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倾向。这是我们今天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冷静分析、辩证对待的。
在革命到来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化，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社会先进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道德精神，必然强烈地冲击和涤荡一切落后的、腐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道德精神，给社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社会发展和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必然规律。在革命过后，对旧有文化遗产、核心价值观和道德精神再作重新清理、调整和提升，也是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建设的客观需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对我国古代文化进行批判继承的思想，确立了“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古为今用”的方针，正确地解决了如何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论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如果按照这个方针和方法坚持去做的话，那么到今天，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工作，也许会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景象。但遗憾的是，建国后一段时期，由于存在着来自“左”的和右的思想影响，从而使我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挖掘和整理工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对我国传统文化批判的多、继承的少，一概而论的多、具体分析的少，否定的多、肯定的少。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把我国整个传统文化都看作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等级社会秩序的旧思想旧道德，曾一度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全
盘否定”的氛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地对待我国传统文化问题，使我国传统文化得到重新认识和评价，其符合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文化精神和优秀价值元素，逐步得到了肯定、发掘和弘扬。
“仁义礼智信”这五个价值理念，是一个完整的价值系统，在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中，“一以贯之”地起着价值导向和道德规范作用，居于核心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
“仁”，可以表述为对人类的内在关怀、尊重与热爱，是万物共生的根基； “义”，可以表述为超越自我，面向现实世界的正义，是人间正道的准则； “礼”，是处理人伦关系与现实秩序的行为规范，是社会和谐的保障； “智”，是认识世界和处理人际矛盾的理性原则，是人类进步的源泉；
“信”，是保证人类自由交往活动的道德责任和精神纽带，是立身兴国的根本。 因此，“仁义礼智信”是我国传统价值观中五个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和五种最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其价值内涵都带有很强的价值引导力、道德影响力和文化辐射力，可以对其它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进行规定、限制和补充。其它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诸如勇、忠、孝、公等，多是单向性的，各自表达一种价值取向和具体品质，规范一种单纯的行为，能够为它们找到一种相反的价值取向和具体品质，或单纯行为，如勇对应怯，忠对应贰，孝对应屑，公对应私，等等。要正确判断这些单向性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的价值内涵，常常需要得到“仁义礼智信”的支撑，如“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离开了“仁义礼智信”，就很难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其它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的价值内涵，也很难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由此也进一步可见，“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
在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进程中，“仁义礼智信”始终是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之根本，牵动、影响和辐射着我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推动着我国传统社会思想道德的教化与进步，提升着我国传统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精神文明水平。这五个核心价值理念，对于确定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路向，锤炼民族性格，培育民族精神，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其中，“仁”与“义”，在“仁义礼智信”五个核心价值理念中，又占据主导地位，在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中居于第一层面，尤其具有核心作用。
正是由于“仁义礼智信”，尤其是“仁义”这一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力量、道德力量和精神力量，中华民族才得以长存不亡，衰而复兴，在多灾多难中始终奋进不止。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性、民族性内容，从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和人类文明的发
展趋势出发，把历史与时代、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涵新诠释，建构既与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相传承、为中华儿女所普遍认同和遵循、高度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又与社会主义价值本质相一致、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相承接的核心价值观。
四 对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态度
批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从微观上讲，涉及如何看待我国传统价值观中的一些具体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问题。例如，除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外，还有“智仁勇”（天下通行的美德）、“忠孝廉耻”、“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具体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从宏观上讲，涉及如何对待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问题，这是自近代以来我国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批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既离不开对我国传统价值观中一些具体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具体分析，更离不开对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发展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的宏观分析。
思想、道德和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存在，是以不同民族、国家和区域来分布的。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由于形成、发展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等的不同，因而具有各自的民族特色和区域特色，从而也就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国家、民族或地区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例如，日本人崇尚“武士道”，印度人有着根深蒂固的种姓意识，西方人爱说“自由”、“民主”、“平等”、“博爱”，阿拉伯人则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如此等等。这种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是民族识别和自识的重要标志。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正是以不同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区别开来，其中尤以核心价值观为根本标志。人类文明与世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要以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观和道德精神作为载体和基础，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与道德财富的积淀、发展和进步，与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发展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是该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与历史发展中积淀起来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如何对待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核心价值观，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在如何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问题上，不仅中国存在许多争议，而且在世界上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例如，二十世纪世界两大著名的文化学（史）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和塞缪尔·亨廷顿，都把目光聚焦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上。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从“文化形态史观”的角度，认为中华文明的复兴，是21世纪世界文明未来发展的走向和世界和平、繁荣的希望。他说：“西方目前的优势很有可能被一种混和而统一的文化所取代，那么西方文化的活力就很有可能与中国的稳定性恰当地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一种全人类的生活方式。”因而，汤因比主张一种“中华文明优越论”。汤因比预言：“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相结合，将是人类最美好和永恒的文化。”“人类要想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必须要到中国的孔子思想和大乘佛法中汲取智慧。”“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 而21世纪就是中国人的世纪。”汤因比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
塞缪尔·亨廷顿则从“文明冲突论”的角度，把中国的儒教文明同伊斯兰文明一道，列为21世纪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重挑战的两种文明，认为在21世纪，将会发生一场以“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干预另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与该文明成员国之间的争端”为起因的全球战争，主张一种“中华文明威胁论”。1996年，亨廷顿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亨廷顿明明显地将儒家文明列为未来文明冲突中最可能“惹麻烦”的文明，言明中国文明将对世界构成挑战。
马克思曾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正是我们今天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今天，我们如何看待和评估这种“条件”，如何在批判、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是我们首先碰到并需要正确面对的问题。“五四”时期，曾有人提出过“全盘西化”的主张。解放后，也曾出现过一种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倾向，曾出现过一股“蓝色文明”的思潮，它们都以极端的态度来否定这种“条件”的价值，表现出一种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或者，还有这样一种态度，认为凡是祖先承传下来的东西，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或完善无缺的“国粹”，因而应该原封不动地予以“复兴”，表现出一种国粹主义、复兴主义。
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断绝了历史与传统的联系，主要是指对一个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予以全盘否定，其中，尤其是对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全盘否定，把传统与今天截然对立起来，否定历史的承传性。国粹主义、复兴主义则主张全面复古，主张全面恢复一个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精
神和传统文化，认为现代社会的价值观问题、道德问题和文化问题，都是否定和丢失民族传统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的结果。显然，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国粹主义、复兴主义，都是以一种极端的态度对待一个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不是我们正确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科学的、应有的态度。
同时，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最进步的社会制度，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应该是人类社会最进步的核心价值观，是顺应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核心价值观。今天，我们不仅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来看待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而且应该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和相互激荡的过程中来看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积极进行价值创新，做到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相承接。
因此，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我们必须进行这样的“处理”，即真正做到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说的:“立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社会主义价值本质的时代要求和时代精神，又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风格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大势。
这种“处理”，有两重含义：一是把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深厚价值资源的基础之上；二是使批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过程成为自觉地克服和剔除封建糟柏，积极地汲取人类文明、世界文化尤其是各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有益成果的过程。
前者是使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必要条件；后者则是保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代表世界先进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前提。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它与封建的核心价值观在性质上是根本对立的，但这并不排斥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它与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发展的历史趋势，是根本一致的，需要我们积极地汲取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发展所获得的一切有益成果。
也就是说，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对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批判、继承、创新、弘扬和发展，既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搬照抄，也不是不加分析的全盘否定，而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适应历史时代的变迁、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做到“古为今用”。具体地说，对待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有三个方面的工作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一）正确分析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农为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的产物，
是一种与自然经济社会相适应、与专制政治相协调、以天道神意为核心的一元化价值观念体系，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现代价值观念体系，有本质区别。现代价值观念，是一种以工为本、商品交换的市场经济基础的产物，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社会相适应、与民主政治相协调、以崇尚理性与尊重个性为核心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价值观念体系。“仁义礼智信”作为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是同“三纲”紧密相联的，是受“三纲”制约，并从属于“三纲”的。因此，在本质上，是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等级社会秩序服务的，其精神实质包含了大量过时的、落后的、腐朽的封建糟粕。例如，传统核心价值观讲的“仁”，是受封建宗法等级所限制的亲爱之情；“义”，是以封建国家利益为核心的价值准则；“礼”，是直接反映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等级秩序的行为规范；“智”，是封建道德观念的确立；“信”，是对等级社会的社会职责和道德义务的忠诚、践行。所有这些，我们在分析“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核心价值观时，必须具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其中又确实包含着人类文明价值观念中许多一般性、共同性、普适性的有益成分，反映了人类价值认识中的许多价值共识。这些内容，构成“仁义礼智信”的精华，其中的合理因素，可供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以时代精神予以改造，从而使之成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价值资源。
（二）科学对待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发展中共通的有益成果。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进步的动力。多样的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长期共存，在相互激荡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交锋中相互融合，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例如，在价值观念和道德精神的发展史上，西方文化和我国文化就有很大的不同。以对人的德性价值认识为例。西方文化认为，培养人的德性，就是使人成为一个肉体与心灵和谐统一的道德上完善的人，古希腊柏拉图提出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四大德”。在《欧洲伦理生活史》一书中，英国学者莱基将人的德性分为严肃的德性，如庄敬、虔诚、贞操、刚正等；壮烈的德性，如勇敢、牺牲、忠烈、义侠、坚毅等；温和的德性，如仁慈、谦虚、礼貌、宽和等；实用的德性，如勤劳、节俭、信用、坚韧、谦和等等，其德性认识的价值前提，是人与人的平等，是一种公民品德的传统，以个体为本，强调个体的内在品质，与民主和法治社会相适应。我国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强调“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提出“仁义礼智信”、“智仁勇”（天下通行的美德）、“忠孝廉耻”、“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德性规范，其德性认识的价值前提，是人与人的等级，是一种臣民品德的传统，以社会为本，强调个体的外在规范，与专制和人治社会相适应。此外，西方价值观念中的一些概念，含义比较明确，人们也容易理解和接受，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博爱”等等，我国传统价值观念中的一些概念，含义则比较模糊和多义，人们一时难以理解其内涵。这种差别，与现代社会的适应性及其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
进步的作用，具有很大不同，需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三）科学区别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原义、他义和今义。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已经绵延二千多年，其内容、结构和功能屡有变化，可以说，在不同时代都有所不同。尽管对“仁义礼智信”的理解都遵循大体一致的理论框架，有着相似的思维方法和相同的问题意识，在根本的理论根源上彼此认同，但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难免发生变异。
因此，我们今天要研究、评估、改造、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要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就要进行谨慎而细致的辨别真伪的工作，要明确原来意义上的“仁义礼智信”的涵义是什么？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又发生了什么变异？如何用当代的视野去观照“仁义礼智信”的时代涵义？也就是要辨析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原义、他义和今义。
所谓原义，是指由孔孟确立、由董仲舒完善的、体现在原始儒家经典著作中的“仁义礼智信”的基本理论形态和思想内涵；
所谓他义，是指“仁义礼智信”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对原义的修正和趋附，在思想、政治和社会诸层面发生的不同于原义，产生了变异的理论形态和思想内涵；
所谓今义，是指以今天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视角，观照“仁义礼智信”的“原义”和“他义”，并从时代的需要和实践出发，把历史与时代、民族与世界连接起来，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
从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规律看，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多方面汲取养料，其基本途经主要包括：
一、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变“古为今用”；
二、大胆地吸收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发展进程中所取得的一切有益成果，变“洋为中用”；
三是积极探索体现社会主义价值本质和价值理想、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核心价值观，积极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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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核心价值观
戴木才
提 要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核心价值观作为基本的价值资源，既与我国优秀传统核心价值观相传承，为中华儿女所普遍认同和遵循，又与社会主义价值本质相一致、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相承接，充分展现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性、民族性、传承性，充分展现其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持久魅力和独特风貌。
一 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历程
一个人的成败，一个家庭的兴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无不与核心价值观息息相关。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核心价值观，因为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思想上和精神上的一面旗帜，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治国安邦的精神之魂。
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旗帜。在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尤其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和发展，积淀了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和优秀道德精神。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紧紧地与培育中华儿女的优秀道德精神联系在一起，贯穿到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等各个方面。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个人道德品质的锤炼，重视道德规范的践行，重视整体利益价值的追求，既是中华儿女安身立命、为人处事、事业成就的价值标准和品德基础，又是中华民族进步、社会发展、国家稳定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支柱，她陶冶出一代代志士仁人，推动中华民族不断走向文明、进步。
其中，“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是核心范畴，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谓名教观念，即把符合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价值追求、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用它对百姓进行教化，称为“以名为教”，其内容主要是“三纲五常”。
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向来十分重视核心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规范作用。“三纲五常”的出现，使他们如获至宝，称“三纲五常”是“救世俗，致祯祥，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后汉书·曹褒传》) 。于是，把它作为封建社会的根
本思想、核心价值观念和最高道德原则，著书立说，办学兴教，教育百姓；用它去设官分职，取士选官，奖励名节；把它写进封建家谱族规中，转化为风俗习惯和民间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起到教化、规范、禁锢人们思想、行为的作用。
“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为封建主义专制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作辩护，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维护和提倡，不仅在理论上发挥了巨大威力，而且在实践中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它维护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规范了人伦关系，极大地巩固了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即使处在动乱不已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变频繁，间有战乱，但君主政治秩序大体稳定”，其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代表“儒家政治思想与政治原则”的“三纲五常”——作为核心价值观的相对稳定及其在思想上、精神上发挥着巨大的统领作用。
“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内涵丰富、自成体系、高度概括、简洁明了，易记易懂易传，便于普及推广。它具有基础性和系统性，“三纲”明确规定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三种最基本的伦理关系，“仁义礼智信”被认为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价值准则和五种永恒的道德规范，名教观念明确规定了道德践行的基本法则，即通过上定名份来教化天下；它具有根源性和主导性，“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牵动着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推动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道德教化，其它许多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都是从它引申、推论而来的，在历史上对培育中华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塑造国民性格，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应该充分看到，“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既包含丰富的精华内容，也搀杂着封建的思想糟粕，我们把它作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价值资源，并不是不加分析、不加批判地全盘吸收，而是必须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尤其是要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从总体上看，在“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中，“三纲”和名教观念，多属于封建糟粕，“仁义礼智信”则包含丰富的精华元素。我们要站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要求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时代潮流的高度，剔除其封建糟粕，汲取其精华元素，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使其与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与人类文明发展相承接，在批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弘扬，在弘扬中发展。
二 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在我国近代的传承
自1840年以后，我国逐渐论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从此面临着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两大历史任务。
外国侵略者的炮声，清政府的没落腐朽、不堪一击和屡遭失败，唤醒了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一些开明的思想家，不仅从经济、技术层面去寻找中华民族贫穷落后挨打的原因，同时也从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思想文化等层面，去寻找中华民族贫穷落后挨打的原因。他们寻找先进的理论，比较与中华民族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念，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注入新的时代要求，阐发新的时代内涵。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价值观念，逐渐开始酝酿、形成和发展。
一方面，晚清封建统治阶级极力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运用传播进来的西方近现代思想价值观念，对封建纲常名教给予猛烈抨击。他们吸收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价值观念，建立新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认为人人都有天赋的自然权利，大家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无所谓大人、小人；人人都是生而自由的，这是人们相爱、相助的人性基础；主张确保人权、平等、独立；主张建立一个没有不平等现象、至治至仁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大同世界；主张“开民智”、“新民德”，以科学文化和资产阶级思想道德改适国民性。
维新志士谭嗣同，虽然把传统的“仁道”仍作为根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但却赋予了它完全不同的新内容。他认定，“仁”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但他说的“仁”，已加进了新兴资产阶级思想价值观念的内容，把资产阶级的商业活动看作是最“仁道”的行为，与“五常”之一的“仁”有很大区别，已经具有平等、博爱的内涵。他把“仁”看作“通”，认为“上下通、中外通、人我通、男女内外通”，就是“相仁之道”。
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先驱严复，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民权思想，提倡尊今叛古，尊民叛君，把片面强调“仁义”而否定“功利”的思想价值观念，看作是阻碍社会进步、祸害天下“仁义”的浅薄之道，认为只有“义利合一”的价值观，才是最合乎人类长久真实之利的最“仁义”、最道德的行为。
梁启超则把中国的旧道德与西方的新道德作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对旧的封建道德，尤其是对束身寡过和存心养性的道德修养方法进行猛烈批判，认为我国传统的道德修养方法偏重于私德而缺乏公德，注重的只是一私人为一私人的事，而西方的思想道德观念更重视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他认为，应该把私德和公德有机地结合起来，据此塑造新国民，建立新国家。
在我国近代重新诠释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潮流中，我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章太炎，是走在最前列、最典型的代表。孙中山、章太炎对孔孟的“仁学”思想给予了新的解释，强调要发扬救世之仁、救国之仁。他们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加进中国传统的“仁德”思想中，对传统的“仁德”观念进行了扬弃式的继承。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猛烈批判封建旧道德，提出“道德革命”、“三纲革命”、“家庭革命”，认为要革封建道德的命，首先必须打倒孔圣人的权威，提倡“民权主义”，使人民享
受平等和自由的幸福；提倡“民族主义”，反抗异族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为国家争自由；提倡“民生主义”，要求经济平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发展国家资本，实行博爱，图谋民众之幸福。
孙中山深刻地认识到，“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武力的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非常强调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他认为，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民族。要复兴中华民族的地位，穷本极源，“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他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不是为封建制度所专有的，应该对之加以改进，作出新解释，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他提倡确立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新道德，认为“无道德便不能革命，人人不具有好人格便不能造成一个好国家”；革命党人要具备知耻、重厚、耿介、必信，不求做大官、只想做大事等好的品质。
更为可贵的是，孙中山还对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改造，并赋予了其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内容，使之成为“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中华民国的核心价值观，以期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同时，他还提出，中华民族“固有的智能”，即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应该恢复起来”。他认为，中国政治落后是因为受外国的政治经济压迫，而推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讲修身，告诫国人要注意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
民国廿三年（1934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确立了“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的地位，并解释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楚楚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把“礼义廉耻”的解释改为：“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是实实在在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四维”和“八德”，即“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被列为“新生活”运动所倡导的国民道德的两大主题。
孙中山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中华民国时期的核心价值观，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了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的积极意义，为深入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中的优秀价值元素，提供了有益借鉴，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孙中山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核心价值观，对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封建主义专制政治统治的实质，不可能做出科学的辨析和彻底的批判，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简单化的，甚至最终还出现了对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沿袭和妥协。同时，尽管孙中山也力图把我国传统核心价值
观融入世界文明发展的时代潮流，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局限性和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机械理解，尤其是没有与当时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时代潮流结合起来，因而不可能站上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制高点，最终归于失败。
三 仁义礼智信：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精髓
经过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宣传、改良和革命的洗礼，我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倡导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并逐步发展成为反对封建孔教和旧文化、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全面冲击封建主义文化的潮流。五四时期，我国一些激进思想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鲜明口号。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学习西方新思想，批判封建旧道德，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全面否定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倾向。这是我们今天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冷静分析、辩证对待的。
在革命到来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化，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社会先进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道德精神，必然强烈地冲击和涤荡一切落后的、腐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道德精神，给社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社会发展和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必然规律。在革命过后，对旧有文化遗产、核心价值观和道德精神再作重新清理、调整和提升，也是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建设的客观需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对我国古代文化进行批判继承的思想，确立了“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古为今用”的方针，正确地解决了如何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论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如果按照这个方针和方法坚持去做的话，那么到今天，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工作，也许会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景象。但遗憾的是，建国后一段时期，由于存在着来自“左”的和右的思想影响，从而使我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挖掘和整理工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对我国传统文化批判的多、继承的少，一概而论的多、具体分析的少，否定的多、肯定的少。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把我国整个传统文化都看作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等级社会秩序的旧思想旧道德，曾一度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全
盘否定”的氛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地对待我国传统文化问题，使我国传统文化得到重新认识和评价，其符合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文化精神和优秀价值元素，逐步得到了肯定、发掘和弘扬。
“仁义礼智信”这五个价值理念，是一个完整的价值系统，在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中，“一以贯之”地起着价值导向和道德规范作用，居于核心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
“仁”，可以表述为对人类的内在关怀、尊重与热爱，是万物共生的根基； “义”，可以表述为超越自我，面向现实世界的正义，是人间正道的准则； “礼”，是处理人伦关系与现实秩序的行为规范，是社会和谐的保障； “智”，是认识世界和处理人际矛盾的理性原则，是人类进步的源泉；
“信”，是保证人类自由交往活动的道德责任和精神纽带，是立身兴国的根本。 因此，“仁义礼智信”是我国传统价值观中五个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和五种最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其价值内涵都带有很强的价值引导力、道德影响力和文化辐射力，可以对其它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进行规定、限制和补充。其它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诸如勇、忠、孝、公等，多是单向性的，各自表达一种价值取向和具体品质，规范一种单纯的行为，能够为它们找到一种相反的价值取向和具体品质，或单纯行为，如勇对应怯，忠对应贰，孝对应屑，公对应私，等等。要正确判断这些单向性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的价值内涵，常常需要得到“仁义礼智信”的支撑，如“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离开了“仁义礼智信”，就很难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其它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的价值内涵，也很难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由此也进一步可见，“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
在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进程中，“仁义礼智信”始终是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之根本，牵动、影响和辐射着我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推动着我国传统社会思想道德的教化与进步，提升着我国传统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精神文明水平。这五个核心价值理念，对于确定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路向，锤炼民族性格，培育民族精神，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其中，“仁”与“义”，在“仁义礼智信”五个核心价值理念中，又占据主导地位，在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中居于第一层面，尤其具有核心作用。
正是由于“仁义礼智信”，尤其是“仁义”这一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力量、道德力量和精神力量，中华民族才得以长存不亡，衰而复兴，在多灾多难中始终奋进不止。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性、民族性内容，从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和人类文明的发
展趋势出发，把历史与时代、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涵新诠释，建构既与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相传承、为中华儿女所普遍认同和遵循、高度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又与社会主义价值本质相一致、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相承接的核心价值观。
四 对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态度
批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从微观上讲，涉及如何看待我国传统价值观中的一些具体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问题。例如，除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外，还有“智仁勇”（天下通行的美德）、“忠孝廉耻”、“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具体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从宏观上讲，涉及如何对待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问题，这是自近代以来我国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批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既离不开对我国传统价值观中一些具体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具体分析，更离不开对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发展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的宏观分析。
思想、道德和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存在，是以不同民族、国家和区域来分布的。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由于形成、发展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等的不同，因而具有各自的民族特色和区域特色，从而也就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国家、民族或地区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例如，日本人崇尚“武士道”，印度人有着根深蒂固的种姓意识，西方人爱说“自由”、“民主”、“平等”、“博爱”，阿拉伯人则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如此等等。这种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是民族识别和自识的重要标志。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正是以不同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区别开来，其中尤以核心价值观为根本标志。人类文明与世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要以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观和道德精神作为载体和基础，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与道德财富的积淀、发展和进步，与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发展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是该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与历史发展中积淀起来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如何对待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核心价值观，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在如何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问题上，不仅中国存在许多争议，而且在世界上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例如，二十世纪世界两大著名的文化学（史）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和塞缪尔·亨廷顿，都把目光聚焦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上。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从“文化形态史观”的角度，认为中华文明的复兴，是21世纪世界文明未来发展的走向和世界和平、繁荣的希望。他说：“西方目前的优势很有可能被一种混和而统一的文化所取代，那么西方文化的活力就很有可能与中国的稳定性恰当地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一种全人类的生活方式。”因而，汤因比主张一种“中华文明优越论”。汤因比预言：“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相结合，将是人类最美好和永恒的文化。”“人类要想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必须要到中国的孔子思想和大乘佛法中汲取智慧。”“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 而21世纪就是中国人的世纪。”汤因比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
塞缪尔·亨廷顿则从“文明冲突论”的角度，把中国的儒教文明同伊斯兰文明一道，列为21世纪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重挑战的两种文明，认为在21世纪，将会发生一场以“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干预另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与该文明成员国之间的争端”为起因的全球战争，主张一种“中华文明威胁论”。1996年，亨廷顿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亨廷顿明明显地将儒家文明列为未来文明冲突中最可能“惹麻烦”的文明，言明中国文明将对世界构成挑战。
马克思曾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正是我们今天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今天，我们如何看待和评估这种“条件”，如何在批判、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是我们首先碰到并需要正确面对的问题。“五四”时期，曾有人提出过“全盘西化”的主张。解放后，也曾出现过一种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倾向，曾出现过一股“蓝色文明”的思潮，它们都以极端的态度来否定这种“条件”的价值，表现出一种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或者，还有这样一种态度，认为凡是祖先承传下来的东西，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或完善无缺的“国粹”，因而应该原封不动地予以“复兴”，表现出一种国粹主义、复兴主义。
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断绝了历史与传统的联系，主要是指对一个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予以全盘否定，其中，尤其是对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全盘否定，把传统与今天截然对立起来，否定历史的承传性。国粹主义、复兴主义则主张全面复古，主张全面恢复一个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精
神和传统文化，认为现代社会的价值观问题、道德问题和文化问题，都是否定和丢失民族传统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的结果。显然，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国粹主义、复兴主义，都是以一种极端的态度对待一个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传统文化，不是我们正确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科学的、应有的态度。
同时，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最进步的社会制度，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应该是人类社会最进步的核心价值观，是顺应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核心价值观。今天，我们不仅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来看待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而且应该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和相互激荡的过程中来看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积极进行价值创新，做到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相承接。
因此，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我们必须进行这样的“处理”，即真正做到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说的:“立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社会主义价值本质的时代要求和时代精神，又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风格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大势。
这种“处理”，有两重含义：一是把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深厚价值资源的基础之上；二是使批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过程成为自觉地克服和剔除封建糟柏，积极地汲取人类文明、世界文化尤其是各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有益成果的过程。
前者是使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必要条件；后者则是保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代表世界先进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前提。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它与封建的核心价值观在性质上是根本对立的，但这并不排斥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它与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发展的历史趋势，是根本一致的，需要我们积极地汲取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发展所获得的一切有益成果。
也就是说，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对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批判、继承、创新、弘扬和发展，既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搬照抄，也不是不加分析的全盘否定，而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适应历史时代的变迁、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做到“古为今用”。具体地说，对待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有三个方面的工作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一）正确分析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农为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的产物，
是一种与自然经济社会相适应、与专制政治相协调、以天道神意为核心的一元化价值观念体系，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现代价值观念体系，有本质区别。现代价值观念，是一种以工为本、商品交换的市场经济基础的产物，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社会相适应、与民主政治相协调、以崇尚理性与尊重个性为核心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价值观念体系。“仁义礼智信”作为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是同“三纲”紧密相联的，是受“三纲”制约，并从属于“三纲”的。因此，在本质上，是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等级社会秩序服务的，其精神实质包含了大量过时的、落后的、腐朽的封建糟粕。例如，传统核心价值观讲的“仁”，是受封建宗法等级所限制的亲爱之情；“义”，是以封建国家利益为核心的价值准则；“礼”，是直接反映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等级秩序的行为规范；“智”，是封建道德观念的确立；“信”，是对等级社会的社会职责和道德义务的忠诚、践行。所有这些，我们在分析“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核心价值观时，必须具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其中又确实包含着人类文明价值观念中许多一般性、共同性、普适性的有益成分，反映了人类价值认识中的许多价值共识。这些内容，构成“仁义礼智信”的精华，其中的合理因素，可供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以时代精神予以改造，从而使之成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价值资源。
（二）科学对待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发展中共通的有益成果。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进步的动力。多样的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长期共存，在相互激荡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交锋中相互融合，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例如，在价值观念和道德精神的发展史上，西方文化和我国文化就有很大的不同。以对人的德性价值认识为例。西方文化认为，培养人的德性，就是使人成为一个肉体与心灵和谐统一的道德上完善的人，古希腊柏拉图提出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四大德”。在《欧洲伦理生活史》一书中，英国学者莱基将人的德性分为严肃的德性，如庄敬、虔诚、贞操、刚正等；壮烈的德性，如勇敢、牺牲、忠烈、义侠、坚毅等；温和的德性，如仁慈、谦虚、礼貌、宽和等；实用的德性，如勤劳、节俭、信用、坚韧、谦和等等，其德性认识的价值前提，是人与人的平等，是一种公民品德的传统，以个体为本，强调个体的内在品质，与民主和法治社会相适应。我国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强调“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提出“仁义礼智信”、“智仁勇”（天下通行的美德）、“忠孝廉耻”、“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德性规范，其德性认识的价值前提，是人与人的等级，是一种臣民品德的传统，以社会为本，强调个体的外在规范，与专制和人治社会相适应。此外，西方价值观念中的一些概念，含义比较明确，人们也容易理解和接受，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博爱”等等，我国传统价值观念中的一些概念，含义则比较模糊和多义，人们一时难以理解其内涵。这种差别，与现代社会的适应性及其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
进步的作用，具有很大不同，需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三）科学区别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原义、他义和今义。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已经绵延二千多年，其内容、结构和功能屡有变化，可以说，在不同时代都有所不同。尽管对“仁义礼智信”的理解都遵循大体一致的理论框架，有着相似的思维方法和相同的问题意识，在根本的理论根源上彼此认同，但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难免发生变异。
因此，我们今天要研究、评估、改造、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要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就要进行谨慎而细致的辨别真伪的工作，要明确原来意义上的“仁义礼智信”的涵义是什么？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又发生了什么变异？如何用当代的视野去观照“仁义礼智信”的时代涵义？也就是要辨析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原义、他义和今义。
所谓原义，是指由孔孟确立、由董仲舒完善的、体现在原始儒家经典著作中的“仁义礼智信”的基本理论形态和思想内涵；
所谓他义，是指“仁义礼智信”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对原义的修正和趋附，在思想、政治和社会诸层面发生的不同于原义，产生了变异的理论形态和思想内涵；
所谓今义，是指以今天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视角，观照“仁义礼智信”的“原义”和“他义”，并从时代的需要和实践出发，把历史与时代、民族与世界连接起来，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
从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规律看，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多方面汲取养料，其基本途经主要包括：
一、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变“古为今用”；
二、大胆地吸收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发展进程中所取得的一切有益成果，变“洋为中用”；
三是积极探索体现社会主义价值本质和价值理想、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核心价值观，积极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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