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146 篇推送
殖民地拉丁美洲与宗主国西班牙
（图片来源于网络）
殖民统治究竟给殖民地带来了怎样的政治制度？是汲取性的？还是包容性的？最终会产生怎样的经济后果？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1）认为殖民统治产生的制度质量好坏与殖民地经济增长具有正向联系；其后，Engerman & Sokoloff （1997）、Dell（2010）等进一步探讨了十六世纪建立的殖民制度是拉丁美洲长期经济表现较差的原因。按照这批学者的主要观点，在西班牙殖民者登陆中美洲后，首先进行了大量的劫掠以及金银贸易，此后创建了一个旨在剥削土著人的组织架构。这些机构虽为西班牙创造了大量财富，但也使拉丁美洲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大陆，损害了其经济潜力。
LA Abad, JL van Zanden于2016年发表在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的文章“ Growth under extractive institutions? Latin American per capita GDP in colonial times ”则旗帜鲜明的反对上述学者的观点。作者使用间接法第一次系统重建了中美洲地区在殖民时期（1550年代至1810年代）增长轨迹的各个指标。结果令人惊讶：1550年至1780年之间，中美洲殖民地的实际经济增长比传统理论认为得要好得多。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如城镇化率、无技能劳动者的实际工资、识字率和计算能力均有了一定的提升，证实了这一点。
研究方法上，作者改进了殖民时期墨西哥和秘鲁现有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估计，发现两国在十八世纪人均GDP有巨大增长，在1770年代达到高点，其后在1780年到1810年快速下降（如图一）。时间范围上，作者将殖民地时代限定在1810年之前，系统研究了该时期殖民地（拉丁美洲）和宗主国（西班牙）之间经济差异的程度。
图一：1550-1800年墨西哥和秘鲁的实际人均GDP增长趋势
作者指出，城市化率、实际工资、银矿产量三个方面的发展都显示了1550年至1750年之间墨西哥和秘鲁经济的“突然增长”。第一，城市化率显著增加，墨西哥的从2％提高至12％，秘鲁的从3％提高至16％。第二，实际工资上涨，墨西哥1750年代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1550年代的2.5至3倍，秘鲁的实际工资从16世纪至1770年代翻了一番。两国的城市化率和实际工资在1550年至1750年间几乎持续增长。第三，自十六世纪起两国银矿产量开始增长，虽然在1620年代和1690年代之间有下降，但十八世纪复苏明显，两国银矿产出水平高于以往的几个世纪。
为什么会会出现殖民地下经济的增长？作者认为，殖民地私人开采银和黄金是重要原因。殖民地白银生产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周期，矿业对殖民地和世界经济产生了深入影响。采矿则指导着拉丁美洲经济上的探索，也创造了一个城市体系（如图二）。自愿和非自愿移民使得采矿中心成为拉丁美洲殖民地人口最多的城市住区。例如，波托西在十七世纪初成为西半球最大的城市。这些定居点成为商业活动的磁铁，并且在殖民地内形成复杂的贸易流通的关键点。这些中心促进了附近地区的农业和商业发展。科恰班巴成为波托西的粮仓，而萨卡特卡斯和瓜纳华托则刺激了新北部的领土。这个贸易循环扩大到更远的地区，从阿根廷的骡子到秘鲁和智利的葡萄酒，西班牙帝国的核心和边缘越来越相互关联（Assadourian 1989; Johnson and Tandeter 1990; Assadourian 1992）。
图二：墨西哥和秘鲁主要城市分布
因此，作者认为，西班牙的殖民并没有放缓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速，相反，墨西哥还曾经接近并且短暂领先西班牙的经济发展水平。殖民地墨西哥人均GDP与西班牙人均GDP的平均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而秘鲁人均GDP的最高水平曾达到了西班牙的90％（如图三）。
图三：墨西哥、秘鲁与西班牙和英国的人均GDP对比
尽管殖民地经济以较低的城市化速度开始，但城市化程度却一度超过西班牙。大约在十八世纪，西班牙城市化率为11.1％，墨西哥和秘鲁的城市化率分别达到12%和20%。西班牙城市化率水平在1800年反转；尽管墨西哥的城市持续发展，城市化率在1800年却只有14.6％；就秘鲁来说，随着波托西人口从18世纪的12万人下降到19世纪的22000人，城市化率下降到了12.6％。
发展水平的另一个显著方面是实际工资。拉丁美洲的某些城市在十七世纪中叶的实际工资相对较高，自早殖民时期（约1550年代）开始或低于维持生计水平，然而墨西哥城和波托西的实际工资长期高于马德里的水平。
上述无论是墨西哥和秘鲁两个经济体自身的纵向对比，还是与西班牙的横向对比，都说明这两个经济体在殖民时期均取得了较高的人均GDP增长率。新的估计使这些殖民地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以往认定的水平，已有的指标也表明，这些经济体在殖民时期经历了繁荣。这表明以往关于中美洲经济发展水平的看法可能需要修改。
虽然新的证据显示这些经济体比以前的假设更具活力，但持续经济增长却面临障碍。新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是内生增长过程的主要推动力。由于图书生产和消费可以提供人力资本的替代指数（Buringh和van Zanden，2009），因此本文也考察了这些经济体的图书生产和消费能力。受制于殖民地条例，印刷被限制在四个城市：墨西哥城、利马、普埃布拉和危地马拉城。尽管市场规模很小，但在十八世纪，类别从3400个增至5500个。按人均计算，十八世纪的书籍生产点在秘鲁的百万居民中有6个，墨西哥则为8.5个，西班牙为29个，美国为142个，英国为近200个，荷兰为538个。 Joerg Baten和Jan Luiten van Zanden（2008）发现十九世纪“大分流”期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书籍生产之间存在非常强烈的正相关关系。根据前者的工作，作者将墨西哥和秘鲁的观测点加入了分析中（如图四），结果显示，这两个殖民地位于中等范围，与俄罗斯和日本相似。
图四：每百万人口图书数与GDP增长率的关系
综上，当重新审视1550年至1800年间拉丁美洲经济增长的事实，总体而言，该地区比人们以往认为所取得的经济增长成就似乎更加出色一些，这种经济增长与采矿业的繁荣和萧条密切相关，但是与人力资本投资增加的关系有限。本文的研究不仅填补了西班牙殖民者在中美洲殖民地宏观经济指标的空白，也为殖民者在中美洲殖民地的角色提供了新的证据。作者认为，“殖民机构”下的经济增长是有可能的，文中新的证据挑战了西班牙征服者和定居者引入殖民机制导致当地持续的经济停滞的观点。
当然，殖民地机构也面临着严重局限。因此，在现阶段我们很难对殖民地经济发展作出最后判决。未来的研究将需要关注殖民地机构的持久性问题，以更准确地评估西班牙与拉丁美洲、
文章来源：Leticia Arroyo Abad,Jan Luiten van Zanden, 2016, Growth under Extractive Institutions? Latin American Per Capita GDP in Colonial Tim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146 篇推送
殖民地拉丁美洲与宗主国西班牙
（图片来源于网络）
殖民统治究竟给殖民地带来了怎样的政治制度？是汲取性的？还是包容性的？最终会产生怎样的经济后果？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1）认为殖民统治产生的制度质量好坏与殖民地经济增长具有正向联系；其后，Engerman & Sokoloff （1997）、Dell（2010）等进一步探讨了十六世纪建立的殖民制度是拉丁美洲长期经济表现较差的原因。按照这批学者的主要观点，在西班牙殖民者登陆中美洲后，首先进行了大量的劫掠以及金银贸易，此后创建了一个旨在剥削土著人的组织架构。这些机构虽为西班牙创造了大量财富，但也使拉丁美洲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大陆，损害了其经济潜力。
LA Abad, JL van Zanden于2016年发表在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的文章“ Growth under extractive institutions? Latin American per capita GDP in colonial times ”则旗帜鲜明的反对上述学者的观点。作者使用间接法第一次系统重建了中美洲地区在殖民时期（1550年代至1810年代）增长轨迹的各个指标。结果令人惊讶：1550年至1780年之间，中美洲殖民地的实际经济增长比传统理论认为得要好得多。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如城镇化率、无技能劳动者的实际工资、识字率和计算能力均有了一定的提升，证实了这一点。
研究方法上，作者改进了殖民时期墨西哥和秘鲁现有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估计，发现两国在十八世纪人均GDP有巨大增长，在1770年代达到高点，其后在1780年到1810年快速下降（如图一）。时间范围上，作者将殖民地时代限定在1810年之前，系统研究了该时期殖民地（拉丁美洲）和宗主国（西班牙）之间经济差异的程度。
图一：1550-1800年墨西哥和秘鲁的实际人均GDP增长趋势
作者指出，城市化率、实际工资、银矿产量三个方面的发展都显示了1550年至1750年之间墨西哥和秘鲁经济的“突然增长”。第一，城市化率显著增加，墨西哥的从2％提高至12％，秘鲁的从3％提高至16％。第二，实际工资上涨，墨西哥1750年代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1550年代的2.5至3倍，秘鲁的实际工资从16世纪至1770年代翻了一番。两国的城市化率和实际工资在1550年至1750年间几乎持续增长。第三，自十六世纪起两国银矿产量开始增长，虽然在1620年代和1690年代之间有下降，但十八世纪复苏明显，两国银矿产出水平高于以往的几个世纪。
为什么会会出现殖民地下经济的增长？作者认为，殖民地私人开采银和黄金是重要原因。殖民地白银生产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周期，矿业对殖民地和世界经济产生了深入影响。采矿则指导着拉丁美洲经济上的探索，也创造了一个城市体系（如图二）。自愿和非自愿移民使得采矿中心成为拉丁美洲殖民地人口最多的城市住区。例如，波托西在十七世纪初成为西半球最大的城市。这些定居点成为商业活动的磁铁，并且在殖民地内形成复杂的贸易流通的关键点。这些中心促进了附近地区的农业和商业发展。科恰班巴成为波托西的粮仓，而萨卡特卡斯和瓜纳华托则刺激了新北部的领土。这个贸易循环扩大到更远的地区，从阿根廷的骡子到秘鲁和智利的葡萄酒，西班牙帝国的核心和边缘越来越相互关联（Assadourian 1989; Johnson and Tandeter 1990; Assadourian 1992）。
图二：墨西哥和秘鲁主要城市分布
因此，作者认为，西班牙的殖民并没有放缓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速，相反，墨西哥还曾经接近并且短暂领先西班牙的经济发展水平。殖民地墨西哥人均GDP与西班牙人均GDP的平均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而秘鲁人均GDP的最高水平曾达到了西班牙的90％（如图三）。
图三：墨西哥、秘鲁与西班牙和英国的人均GDP对比
尽管殖民地经济以较低的城市化速度开始，但城市化程度却一度超过西班牙。大约在十八世纪，西班牙城市化率为11.1％，墨西哥和秘鲁的城市化率分别达到12%和20%。西班牙城市化率水平在1800年反转；尽管墨西哥的城市持续发展，城市化率在1800年却只有14.6％；就秘鲁来说，随着波托西人口从18世纪的12万人下降到19世纪的22000人，城市化率下降到了12.6％。
发展水平的另一个显著方面是实际工资。拉丁美洲的某些城市在十七世纪中叶的实际工资相对较高，自早殖民时期（约1550年代）开始或低于维持生计水平，然而墨西哥城和波托西的实际工资长期高于马德里的水平。
上述无论是墨西哥和秘鲁两个经济体自身的纵向对比，还是与西班牙的横向对比，都说明这两个经济体在殖民时期均取得了较高的人均GDP增长率。新的估计使这些殖民地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以往认定的水平，已有的指标也表明，这些经济体在殖民时期经历了繁荣。这表明以往关于中美洲经济发展水平的看法可能需要修改。
虽然新的证据显示这些经济体比以前的假设更具活力，但持续经济增长却面临障碍。新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是内生增长过程的主要推动力。由于图书生产和消费可以提供人力资本的替代指数（Buringh和van Zanden，2009），因此本文也考察了这些经济体的图书生产和消费能力。受制于殖民地条例，印刷被限制在四个城市：墨西哥城、利马、普埃布拉和危地马拉城。尽管市场规模很小，但在十八世纪，类别从3400个增至5500个。按人均计算，十八世纪的书籍生产点在秘鲁的百万居民中有6个，墨西哥则为8.5个，西班牙为29个，美国为142个，英国为近200个，荷兰为538个。 Joerg Baten和Jan Luiten van Zanden（2008）发现十九世纪“大分流”期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书籍生产之间存在非常强烈的正相关关系。根据前者的工作，作者将墨西哥和秘鲁的观测点加入了分析中（如图四），结果显示，这两个殖民地位于中等范围，与俄罗斯和日本相似。
图四：每百万人口图书数与GDP增长率的关系
综上，当重新审视1550年至1800年间拉丁美洲经济增长的事实，总体而言，该地区比人们以往认为所取得的经济增长成就似乎更加出色一些，这种经济增长与采矿业的繁荣和萧条密切相关，但是与人力资本投资增加的关系有限。本文的研究不仅填补了西班牙殖民者在中美洲殖民地宏观经济指标的空白，也为殖民者在中美洲殖民地的角色提供了新的证据。作者认为，“殖民机构”下的经济增长是有可能的，文中新的证据挑战了西班牙征服者和定居者引入殖民机制导致当地持续的经济停滞的观点。
当然，殖民地机构也面临着严重局限。因此，在现阶段我们很难对殖民地经济发展作出最后判决。未来的研究将需要关注殖民地机构的持久性问题，以更准确地评估西班牙与拉丁美洲、
文章来源：Leticia Arroyo Abad,Jan Luiten van Zanden, 2016, Growth under Extractive Institutions? Latin American Per Capita GDP in Colonial Tim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