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似云似雾的灰色笼罩着教堂尖塔，这里是汉堡，德国北部的港口城市。 尖塔建在阿尔特斯湖沿岸的高地上，给人一种刺破天空的错觉。离湖不远的市政厅虽然是19世纪末所建，却是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雄伟建筑，它耸立在那里，仿佛昭示着昔日汉萨同盟(德意志北部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的辉煌。 不远处有“一战”纪念碑，碑上的浮雕刻着一个裸体青年挺身迎向箭雨，下面写着：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曾飞向我们。 “汉堡拥有一切”／ 建筑可以提升国民信心，希特勒很清楚这一点(实际上，德国的所有君王都熟知这一点)。他说：“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须建造一些能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那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这并不是在炫耀，而是给一个国家以自信。我们的敌人和朋友一定要意识到这些建筑巩固了我们的政权……我已下定决心，要使哪怕是最简陋的市镇都要多少有点文化和美感，然后一步一步地提高各市镇的舒适水平。” 好在汉堡人从来不缺自信，这座骄矜孤高的北方城市，当时对希特勒这个矮个子南方佬颇不以为然。 汉堡市以阿尔特斯湖为中心分为市区和港口两个地区。市中心的湖被大堤分为内、外阿尔特斯湖，两湖中间开出一条水道，水道上架着一座大桥。这里是汉堡的黄金地带，居住着最有钱的汉堡人。 港口地区以圣保利著称，这里原本是只有外国水手才去的地方，后来成了一代传奇。欧洲第二大的红灯区便坐落于此，林林总总的夜店亮起了长达半英里的霓虹灯。不少东欧女人想到欧洲发达地区去，有的嫁了人，但更多的前往红灯区招揽生意，汉堡交通便利，海员又多，便成了她们落脚的最佳地点。战后德国的困难时期，夜总会经理会骄傲地跟客人们说：“我的所有姑娘都来自上层阶级，你肯定会奇怪的，她们竟然用这种方式找丈夫，我的生意好极了。”当时的旅游宣传册上写着：汉堡拥有一切。 是的，在战后的废墟之上――它不仅拥有身体和钱，还能给你一个灵魂。在这个“臭名昭著”的地方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对话： “坐夜间游览车有意思吗?” “我劝您还是不坐为好，特别是同尊夫人一起。” 老汉堡的街角风情便是如此了：狭窄的小巷里架着一排排木架，古老的路灯默默地俯视着石板路，孩子们在路上疯跑着玩耍。不远处是贫民区，他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总是在码头乖巧地找海员要两包外国烟。 这里也是约翰尼・勃拉姆斯出生的地方。1833年，当一个汉堡穷乐师和他44岁的妻子生出一个笨拙的男孩时，世界迎来了它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勃拉姆斯，后来这男孩长了一把配得上他名字的大胡子。 熟知勃拉姆斯的弗洛恩斯・迈如此描述此地：“这间房子坐落在狭小阴暗的庭院中，木造的陡峭楼梯通过这栋建筑众多不同的楼层，一进去就难掩一阵令人凛然打颤和沮丧的情绪。楼梯口面对一处狭窄的空间，半是厨房，半是客厅，锅灶和孩子的床铺挤在一起；进去第二道门则通往起居室，是有窗户的卧房，但是小得不像个房间，角落或橱柜里都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这座房子毁于1943年的空袭。 老勃拉姆斯希望儿子能靠音乐混口饱饭吃，于是在儿子能走路时就教他弹钢琴，勃拉姆斯不到十岁就能吹喇叭、演奏小提琴和大提琴。当他手艺过得去时，就开始在附近的红灯区演奏舞曲，只为挣一两个银币和一顿晚饭。这种夜间高强度工作的生活方式严重影响了勃拉姆斯的健康，他回忆那时的自己只能沿路抓着树枝才能不昏倒在街上。 如今的圣保利成了摇滚乐的天堂，妓院老鸨们开始抱怨被歌手和黄色网站抢了生意，呼吁政府给予保护。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摇滚乐手们延续着那股不要命的底层乐手劲儿，每天夜里疯狂演出八小时以上，只收取非常低廉的报酬。尤其在著名的绳索街(原意是海员制造缆绳的地方)，如果没有两把刷子，连上台卖命的机会都没有。谁让已有成功者在前呢――50年前的秋天，四个来自利物浦的年轻人穿梭于这条大街的各个俱乐部，并在两年后红得不可开交。虽说是另一个港口城市利物浦孕育了披头士乐队，但真正将他们推向世界的还是汉堡。 圣保利的嘈杂沉重本身就是一种动力，它强迫你“用力呼吸才能喘过气来”。在这一点上，古典音乐家和摇滚乐队并没有多大区别。 勃拉姆斯把自己创作的最温柔的浪漫旋律都送给了挚友罗伯特・舒曼的妻子克拉拉 一一个比他大14岁的女人。这是典型的德国式爱情，深沉内敛，从未越雷池半步。勃拉姆斯终身未婚。也有人说他是年少时看多了骑士小说，才会以如此压抑的方式表达爱意。除了在夜总会演奏，勃拉姆斯的多数时间都花在汉堡运河桥附近的旧书摊上，“我脑中最美好的歌曲，都源于在黎明前散步的路上。”但他并不留恋这个地方，离开汉堡时，勃拉姆斯的母亲兴奋地写信给他说：“你应该感谢上帝派遣天使引你走出黑暗。” 勃拉姆斯的最后35年住在维也纳，以粗鲁暴躁和衣着古怪著称(他不穿袜子，从来不戴领子，胡子耷拉到衣襟)，近平病态地保护自己的隐私，这也让他树敌不少。63岁时，他死了，是因为拜谒克拉拉・舒曼的坟墓时染上流感。维也纳给了他一个体面的安息之地 他被埋在贝多芬和舒伯特附近。 瓦格纳，歌剧大师，死在自己的书桌旁；贝多芬，音乐巨人，死前在暴风雨里挥舞拳头。勃拉姆斯的结局相对平淡了一些，他的管家――惟一目击这件事的人，说：临死前，他只是躺在床上，也没有什么严肃的遗言，因为他的・颗牙=刚掉了。他留下的最后・句话是：Ja。das ist schon(没错，就是这些)，指的是一个朋友刚刚送来的酒。 无数评论家想把他归类，但都失败了。那个时代，世界追随着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革命掀起的潮流，但勃拉姆斯从未写过歌剧，因为他不喜欢剧场。这个热情的浪漫主义者，这个在酒馆里被挖掘出来的音乐大师，只是一丝不苟地写下了一些朴实无华的作品，其中固然充满了北德意志厚重的风情，但也不乏庶民的温情，这无疑是源自老汉堡的贫民区。 汉堡不是那种你一看就会激动不已，并迫不及待地用笔记录下感受的地方～一船只来去匆匆，但城市永远伫立在那里，如此稳固可靠，可靠到了有点乏味的地步。但海涅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毫不犹豫地把旅行的最后一站留给了汉堡。 “那些过去的、失落的、被禁的，遭到遗忘的”／ “空荡的脑袋和被毁的城市一样严重，在这个幸存的城市中，那些过去的、失落的、被禁的、遭到遗忘的东西，只有亲身经历历史，才能记起之前的岁月，寻得入口。”德国作家尼古劳斯・桑巴特说。
1943年，《时代》周刊一篇报道的开头是：汉堡上周死了。 这座德国第二大城市被英国皇家空军投下了1万吨炸弹，轰炸了七个夜晚，美国炮弹也在这里袭击了两个白天。但丁的地狱，也没法与此时的汉堡相比。整座城市都未能幸免：圣保利，垒世界水手的狂欢之所，成了纳粹和共产党人血肉横飞的战场；市区街道只剩下扭曲混乱的残骸，几辆巴士匍匐前进。没有汽油，没有电，没有水，只有很少的食物。在布满树枝的街道上，枝叶的缝隙中躺着尸体――他们的眼睛大睁着，好像在瞪着什么。 德国宣传员曾经沾沾自喜地说，他们的空军访问了英国领空，如今，却不知该如何安抚被盟军轰炸过的他们的平民。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曾说；如果一个炸弹掉在德国领土上，我就不叫赫尔曼。如今的汉堡，没人再提到他。 每一晚的轰炸，英国都启用了约800架飞机，近1万名地面人员和40至60个飞机场。88名投弹手丧生，600多名士兵牺牲，人员和飞机的损失估计达到7400万美元。死者是成千上万个不知名的德国市民。汉堡市区被损坏的面积达到了90％。 悲惨，但并不惊慌。当俄国人和美国人在易北河会师时，当希特勒在自己的密室里自杀时，当柏林沦陷时……汉堡就已经开始在废墟中重生了。 君特・格拉斯在《我的世纪》中描述了战后汉堡的景象： “有一次，这我还记得，我们刚来到一堆废墟跟前，正要把一个铁支架抽出来的时候，我握住了一只鞋子。真的，那上面挂着一个男人。但是，脸已经认不出来了，只能从他的大衣上面的一个臂章知道他是国民突击队的。这件大衣看上去完全还可以穿。纯毛的，是战前的东西。我大叫了一声，在这个男人被运走之前，就顺手牵羊地拿走了这件好东西。甚至连上面的纽扣也一个不少。在大衣口袋里装着一只霍纳尔生产的口琴。我把它送给了我的女婿，为了让他高兴一些。但是他不愿意吹。即使吹，也净是些悲伤的曲子。洛特和我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不管怎么样总要朝前走，即使是逐步逐步的……” 码头和造船厂都被夷为平地，波茨坦协议则将很多旧船抵押做了战后赔款。老水手和造船工人成了出租车司机、侍者、电梯员、看门人、电车售票员和油漆工。圣诞节时。一位老船长在商场里客串圣诞老公公。为了维持航运，人们寻求各种挣钱的方法：把一个被炸坏的客轮绑在码头当餐厅，代理邮寄业务，甚至拖运船只。 英国极力地限制汉堡船只的吨位和速度，对一切可能扩充德国海上力量的计划提出反对，但当美国人1952年告诉汉堡市民“对德国造船的限制很快就会解除”时，那些饱受创伤的伟大码头立刻获得了新生。6.5万名码头工人找到了工作，船主摆脱了消极情绪，开始购买旧船并规划新的蓝图，黑红金三色的西德国旗像战前一样飘扬在四大洋上。 柏拉图的名言“所有伟大的事物都矗立在暴风雨中”似乎是为汉堡量身定做。 地下室里的烤面包师，那个男人，他抽烟，进影院，他的儿子在俄国阵亡了，埋在3000公里外一处村庄的野地上。坟墓已经被铲平，因为墓上没有十字架。这个面孔苍白、沉默寡言的男人，这一伤痛是属于他的。 小工厂布满尘埃的玻璃窗后面，一名女工站在机器前冲压纽扣。她下班后涂红了嘴唇，她去影院，她也抽烟。她同一个年轻男人一起散步，他可能是汽车修理工人或开电车的司机。这个女工的母亲被埋葬在废墟堆下的某个地方，她的墓碑也没有十字架，女工每年来到这里一次，在埋葬着她母亲的肮脏的废墟堆上，放下几朵鲜花。 德国战后“废墟文学”的代表作家，出生在汉堡西格弗里茨・伦茨，用他的小说讲述着创伤中汉堡人的精神和生活。如《灯塔船》中写道： “他们长年累月驻守在游移不定的沙洲旁，战后九年来，他们这艘系着长长锚链的船，一直停泊在灰蒙蒙的海面上，像座火红的小山伫立在那儿，船体上布满了贝壳，长满了海藻。无论是在波罗的海风平浪静、波光粼粼、潮位很低的盛夏，还是在波涛汹涌、冰块冲击船舷撞成碎块的寒冬，他们的船除了送船坞短期维修，总是停泊在那儿，这是一艘旧的备用的灯塔船，战后经过重新装备，被派到这儿来，为过往船只指明航路，免得它们撞上游移不定的沙洲，闯进布有水雷的海域。 九年来，灯塔船的桅杆上高悬着黑色的圆球，这表明他们一直在坚守岗位。九年来，信号灯的灯光来回扫射，掠过漫长的海岸和夜色笼罩的海面，一直照射到那些小岛上。” 而《灯塔船》的船长则是典型的汉堡水手的模样：“他是个老水手，脖子细长，面孔瘦削，一双明亮如水的眼睛总是泪汪汪的，好像因忆起了一件令人绝望的事情而流泪。总爱叼着半支熄灭了的纸烟在嘴里转来转去。吃饭的时候，他才把这半支烟小心翼翼地搁在盘子的旁边。” “远处传来音乐，屋内是静静的夜”／ 除了坚毅与创伤，想要了解汉堡，还应去一趟萨克森・巴尔特。 巴尔特意为“森林”，汉堡周围竟然有这么一片广袤的森林，实在极为罕见。灰暗的色调将它从这个城市的其他角落分离出来。褐色的树叶中，已泛黄的多半是山毛榉，共间也夹杂着枫树，冷杉林在后方，宛若背景。林中散铺着落叶，没有阳光，也没有树影，眼前的情景只是一片深色。 森林里有一座圆木房，那是俾斯麦博物馆。这片森林是威廉一世 一个年轻女子略有些无助地靠在一棵树上树干在灰暗的草地上投下浓重的影子。 这里是汉堡这里船来船往，有着欧洲最精彩的夜生活和眉目间随时会发出的爱情的邀请，但是在这座城市，一切的喧闹愉悦的轻又都会沉淀为一种冥想似的重 其中缠绕着历史 乡愁和德国人特有的孤僻忧郁的气质当地民歌唱道 今日也穿过了 漆黑的夜晚伫立黑暗中，屏息闭目，树叶沙沙，仿佛悄悄絮语……赐给俾斯麦的，俾斯麦的墓地也在这里，他曾经住过的宅邸在空袭中被炸毁了。 无数阐明德国历史及其如何走向国家社会主义的论述中，有一种说法是不变的：俾斯麦扮演了灾难性的角色，他呈现出了德国人在政治及文化潜能方面的矛盾。威廉・勒普克在《德国问题》中证明“俾斯麦帝国走向了一条灾难性的歧路，一粒可怕的种子从‘铁与血’中发芽”。他血腥“统一”了德国，但在工业革命造成社会变迁的时代，却还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和历史，导致了“民主”和“民族”的滥用，俾斯麦或许只想找一个解决方式，但从方法和结果来看，这却是最不幸的。勒普克说：“看来德国人在俾斯麦之后就丧失了他们真正的灵魂。” 100多年前，另一位饱受争议的宰相李鸿章，曾走下巴尔特小火车站的站台，专门去拜谒俾斯麦墓地。 与巴尔特相应和的，是易北河
忧郁的北方风情。大海拨起巨浪，炼油厂上空小小的、被撕裂了的火苗在风中摇摆，汉堡方向的天空斑斑点点，仿佛满是伤痕。托马斯・曼和奥多尔・施托姆的作品都流露出这种忧愁的基调。施托姆在诗句中写道：“远处传来音乐，屋内是静静的夜。”托马斯・曼在《托尼阿，克略格尔》中说：“我欲入眠，但你却要跳舞。” 要想理解汉堡，必须要理解汉堡的文化地位，理解汉堡的文化地位，又必须要理解文化在德国的地位――俾斯麦的政治和瓦格纳的音乐都征服过欧洲。 是文化而非政治让德国第一次走向统一。1767年，哥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辛写了一本《汉堡剧评》，在汉堡建起了民族剧院，用道德喜剧《明娜・冯・巴恩海姆》达成了统一的梦想。这是“一部奇特的北德人的作品……为了取悦整个德意志，莱辛有意使所有德国人在情感领域内实现统一”。 当时的德国人没有其他选择：他们还没有能力建立统一的国家，所以他们不得不首先建立起一座国家剧院。只要资产阶级无法参与政治运动，也不能变成国家公民，他们就只能通过剧院上演直观的政治，而汉堡绝对是德国北部文化的精英荟萃之地。 文化卓越感和狭隘的精英控制论让人们有意退出政治，人们坚信文化会成为权力的替代物，成为政治的替代物，其结果就是政治理念和公共权力被大大削弱。魏玛共和国依然遭受重重指责。魏玛文化却被人们向往怀念。文化明晰温暖，充满希望，政治却含义模糊，冷酷晦暗。歌德、贝多芬和康德的遗赠如德国领土一样神圣，在政治方面，汉堡人都倾向于漠然。 这也是民主精神与德国人格格不入的原因，他们只对玄学诗歌和音乐感兴趣，对选举权、国会体系的正确程序却反应漠然，对他们来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比人权宣言更令人激动，德国的军国主义与德国的道德观念无法分离。 托马斯・曼最终无法忍受德国民主和民族的差异，出走异乡，另一个跟汉堡颇有渊源的诗人海涅，也离开了德国，这是著名的“德意志困境”：“善良的”德国人必然会离开德国，走向政治流亡之路。 德国人的精神世界就像德国的宗教画，除了占有压倒性数量的惨烈残酷的殉教图，也有恬静安详的圣母图，追究自身深重的罪孽的同时，也拯救着灵魂。 正如那首《莉莉・玛莲》所唱，“无论在地球上哪个寂静的角落，我都希望梦中拥有你爱的唇。当雾色早已将一切淡淡笼罩，我依旧还静静站立在天窗边……只和你，莉莉，玛莲，只和你，莉莉-玛莲!”这首歌创作于1915年，词曲作者是汉堡诗人汉斯-雷普。他被征召入伍，在柏林的军营结识了两个姑娘，莉莉和玛莲，并为她俩写了这首歌。贝尔格莱德电台在整个“二战”期间，每天晚上准时播放这首浪漫忧愁的离别歌曲，在敌对的各方战壕中都大受欢迎。法斯宾德在1980年将它拍成电影，在影片的高潮处，卡死的唱机反复播放着半句歌词，浪漫的风度在战争的损毁下成为刺耳得令人发狂的梦魇。 汉堡的困窘、压抑、复杂与忧郁滋养出最丰裕的艺术作品，汉堡的自由再将它们推向世界。汉堡或许并不是一座城市，只是一大群人聚会、留下痕迹，又渴望离开的地方。 如今汉堡市区的街头，有点像纽约第五大道：橱窗里摆满着法国香水、丹麦银器和巴黎时装，高级餐厅供应新鲜鱼子酱和布拉格火腿，一顿饭花费不菲。 这里的剧院一流。它的音乐会舞台吸引来自整个欧洲的音乐家，夜生活比巴黎北部的任何地方都俗丽。 当某处需要盖楼或修建管道时，外国工人们就会在街头露出他们诚恳亲切的表情。在土耳其裔德国导演费斯・阿金的电影里，你能察觉到他们的困境。那些影片几乎从不讲述什么高尚的东西，无非就是在破败的贫民区里，墙壁的涂鸦之间，主人公在咆哮的摇滚乐里垂下头，努力让自己继续生存下去，偶尔艰难地伸出手碰一下爱情奢侈的尾巴――看这些电影时我总会想：遭受多大排挤和压抑的人，才能给出如此强度的悲伤呢? 土耳其移民大多是蓝领工人，汉堡在战后引入了大量外籍工人，其中土耳其人占了大多数。他们在汉堡繁衍到第三代，却始终无法完全融入这座城市。“这是一个有着自己的传统、自己的英雄、自己的神话及自己的仪式的知识空间。”尼古劳斯・桑巴特如此盛赞道。但西格弗里茨-伦茨说：“公证人，医生，经理，更多经理，他们好像天生就应该住在汉堡，但是裁缝、鞋匠也住在这里，那些悲惨的小盒子让所谓社会居住标准听起来像个笑话。” 海涅曾对这座城市又爱又恨，他讽刺长排房屋整齐划一地挺立，同时由于顽固地相互憎恨而尽力彼此疏远，又说：“在一个月夜，当我稍晚些回家时，我看到那种严厉的情调消融在温柔的悲伤中。” 这里有传统、英雄和神话的光芒，这里有闪闪发光的商店招牌，这里的人们关心如何穿衣、裙摆需要多高、领口需要多低，关心新鲜的草莓、鳄梨、石榴和芒果，也有像卡尔・雅斯贝尔斯那样，爱上它“破败中坚不可摧的东西中显现出的少见的美”。
一片似云似雾的灰色笼罩着教堂尖塔，这里是汉堡，德国北部的港口城市。 尖塔建在阿尔特斯湖沿岸的高地上，给人一种刺破天空的错觉。离湖不远的市政厅虽然是19世纪末所建，却是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雄伟建筑，它耸立在那里，仿佛昭示着昔日汉萨同盟(德意志北部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的辉煌。 不远处有“一战”纪念碑，碑上的浮雕刻着一个裸体青年挺身迎向箭雨，下面写着：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曾飞向我们。 “汉堡拥有一切”／ 建筑可以提升国民信心，希特勒很清楚这一点(实际上，德国的所有君王都熟知这一点)。他说：“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须建造一些能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那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这并不是在炫耀，而是给一个国家以自信。我们的敌人和朋友一定要意识到这些建筑巩固了我们的政权……我已下定决心，要使哪怕是最简陋的市镇都要多少有点文化和美感，然后一步一步地提高各市镇的舒适水平。” 好在汉堡人从来不缺自信，这座骄矜孤高的北方城市，当时对希特勒这个矮个子南方佬颇不以为然。 汉堡市以阿尔特斯湖为中心分为市区和港口两个地区。市中心的湖被大堤分为内、外阿尔特斯湖，两湖中间开出一条水道，水道上架着一座大桥。这里是汉堡的黄金地带，居住着最有钱的汉堡人。 港口地区以圣保利著称，这里原本是只有外国水手才去的地方，后来成了一代传奇。欧洲第二大的红灯区便坐落于此，林林总总的夜店亮起了长达半英里的霓虹灯。不少东欧女人想到欧洲发达地区去，有的嫁了人，但更多的前往红灯区招揽生意，汉堡交通便利，海员又多，便成了她们落脚的最佳地点。战后德国的困难时期，夜总会经理会骄傲地跟客人们说：“我的所有姑娘都来自上层阶级，你肯定会奇怪的，她们竟然用这种方式找丈夫，我的生意好极了。”当时的旅游宣传册上写着：汉堡拥有一切。 是的，在战后的废墟之上――它不仅拥有身体和钱，还能给你一个灵魂。在这个“臭名昭著”的地方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对话： “坐夜间游览车有意思吗?” “我劝您还是不坐为好，特别是同尊夫人一起。” 老汉堡的街角风情便是如此了：狭窄的小巷里架着一排排木架，古老的路灯默默地俯视着石板路，孩子们在路上疯跑着玩耍。不远处是贫民区，他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总是在码头乖巧地找海员要两包外国烟。 这里也是约翰尼・勃拉姆斯出生的地方。1833年，当一个汉堡穷乐师和他44岁的妻子生出一个笨拙的男孩时，世界迎来了它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勃拉姆斯，后来这男孩长了一把配得上他名字的大胡子。 熟知勃拉姆斯的弗洛恩斯・迈如此描述此地：“这间房子坐落在狭小阴暗的庭院中，木造的陡峭楼梯通过这栋建筑众多不同的楼层，一进去就难掩一阵令人凛然打颤和沮丧的情绪。楼梯口面对一处狭窄的空间，半是厨房，半是客厅，锅灶和孩子的床铺挤在一起；进去第二道门则通往起居室，是有窗户的卧房，但是小得不像个房间，角落或橱柜里都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这座房子毁于1943年的空袭。 老勃拉姆斯希望儿子能靠音乐混口饱饭吃，于是在儿子能走路时就教他弹钢琴，勃拉姆斯不到十岁就能吹喇叭、演奏小提琴和大提琴。当他手艺过得去时，就开始在附近的红灯区演奏舞曲，只为挣一两个银币和一顿晚饭。这种夜间高强度工作的生活方式严重影响了勃拉姆斯的健康，他回忆那时的自己只能沿路抓着树枝才能不昏倒在街上。 如今的圣保利成了摇滚乐的天堂，妓院老鸨们开始抱怨被歌手和黄色网站抢了生意，呼吁政府给予保护。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摇滚乐手们延续着那股不要命的底层乐手劲儿，每天夜里疯狂演出八小时以上，只收取非常低廉的报酬。尤其在著名的绳索街(原意是海员制造缆绳的地方)，如果没有两把刷子，连上台卖命的机会都没有。谁让已有成功者在前呢――50年前的秋天，四个来自利物浦的年轻人穿梭于这条大街的各个俱乐部，并在两年后红得不可开交。虽说是另一个港口城市利物浦孕育了披头士乐队，但真正将他们推向世界的还是汉堡。 圣保利的嘈杂沉重本身就是一种动力，它强迫你“用力呼吸才能喘过气来”。在这一点上，古典音乐家和摇滚乐队并没有多大区别。 勃拉姆斯把自己创作的最温柔的浪漫旋律都送给了挚友罗伯特・舒曼的妻子克拉拉 一一个比他大14岁的女人。这是典型的德国式爱情，深沉内敛，从未越雷池半步。勃拉姆斯终身未婚。也有人说他是年少时看多了骑士小说，才会以如此压抑的方式表达爱意。除了在夜总会演奏，勃拉姆斯的多数时间都花在汉堡运河桥附近的旧书摊上，“我脑中最美好的歌曲，都源于在黎明前散步的路上。”但他并不留恋这个地方，离开汉堡时，勃拉姆斯的母亲兴奋地写信给他说：“你应该感谢上帝派遣天使引你走出黑暗。” 勃拉姆斯的最后35年住在维也纳，以粗鲁暴躁和衣着古怪著称(他不穿袜子，从来不戴领子，胡子耷拉到衣襟)，近平病态地保护自己的隐私，这也让他树敌不少。63岁时，他死了，是因为拜谒克拉拉・舒曼的坟墓时染上流感。维也纳给了他一个体面的安息之地 他被埋在贝多芬和舒伯特附近。 瓦格纳，歌剧大师，死在自己的书桌旁；贝多芬，音乐巨人，死前在暴风雨里挥舞拳头。勃拉姆斯的结局相对平淡了一些，他的管家――惟一目击这件事的人，说：临死前，他只是躺在床上，也没有什么严肃的遗言，因为他的・颗牙=刚掉了。他留下的最后・句话是：Ja。das ist schon(没错，就是这些)，指的是一个朋友刚刚送来的酒。 无数评论家想把他归类，但都失败了。那个时代，世界追随着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革命掀起的潮流，但勃拉姆斯从未写过歌剧，因为他不喜欢剧场。这个热情的浪漫主义者，这个在酒馆里被挖掘出来的音乐大师，只是一丝不苟地写下了一些朴实无华的作品，其中固然充满了北德意志厚重的风情，但也不乏庶民的温情，这无疑是源自老汉堡的贫民区。 汉堡不是那种你一看就会激动不已，并迫不及待地用笔记录下感受的地方～一船只来去匆匆，但城市永远伫立在那里，如此稳固可靠，可靠到了有点乏味的地步。但海涅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毫不犹豫地把旅行的最后一站留给了汉堡。 “那些过去的、失落的、被禁的，遭到遗忘的”／ “空荡的脑袋和被毁的城市一样严重，在这个幸存的城市中，那些过去的、失落的、被禁的、遭到遗忘的东西，只有亲身经历历史，才能记起之前的岁月，寻得入口。”德国作家尼古劳斯・桑巴特说。
1943年，《时代》周刊一篇报道的开头是：汉堡上周死了。 这座德国第二大城市被英国皇家空军投下了1万吨炸弹，轰炸了七个夜晚，美国炮弹也在这里袭击了两个白天。但丁的地狱，也没法与此时的汉堡相比。整座城市都未能幸免：圣保利，垒世界水手的狂欢之所，成了纳粹和共产党人血肉横飞的战场；市区街道只剩下扭曲混乱的残骸，几辆巴士匍匐前进。没有汽油，没有电，没有水，只有很少的食物。在布满树枝的街道上，枝叶的缝隙中躺着尸体――他们的眼睛大睁着，好像在瞪着什么。 德国宣传员曾经沾沾自喜地说，他们的空军访问了英国领空，如今，却不知该如何安抚被盟军轰炸过的他们的平民。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曾说；如果一个炸弹掉在德国领土上，我就不叫赫尔曼。如今的汉堡，没人再提到他。 每一晚的轰炸，英国都启用了约800架飞机，近1万名地面人员和40至60个飞机场。88名投弹手丧生，600多名士兵牺牲，人员和飞机的损失估计达到7400万美元。死者是成千上万个不知名的德国市民。汉堡市区被损坏的面积达到了90％。 悲惨，但并不惊慌。当俄国人和美国人在易北河会师时，当希特勒在自己的密室里自杀时，当柏林沦陷时……汉堡就已经开始在废墟中重生了。 君特・格拉斯在《我的世纪》中描述了战后汉堡的景象： “有一次，这我还记得，我们刚来到一堆废墟跟前，正要把一个铁支架抽出来的时候，我握住了一只鞋子。真的，那上面挂着一个男人。但是，脸已经认不出来了，只能从他的大衣上面的一个臂章知道他是国民突击队的。这件大衣看上去完全还可以穿。纯毛的，是战前的东西。我大叫了一声，在这个男人被运走之前，就顺手牵羊地拿走了这件好东西。甚至连上面的纽扣也一个不少。在大衣口袋里装着一只霍纳尔生产的口琴。我把它送给了我的女婿，为了让他高兴一些。但是他不愿意吹。即使吹，也净是些悲伤的曲子。洛特和我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不管怎么样总要朝前走，即使是逐步逐步的……” 码头和造船厂都被夷为平地，波茨坦协议则将很多旧船抵押做了战后赔款。老水手和造船工人成了出租车司机、侍者、电梯员、看门人、电车售票员和油漆工。圣诞节时。一位老船长在商场里客串圣诞老公公。为了维持航运，人们寻求各种挣钱的方法：把一个被炸坏的客轮绑在码头当餐厅，代理邮寄业务，甚至拖运船只。 英国极力地限制汉堡船只的吨位和速度，对一切可能扩充德国海上力量的计划提出反对，但当美国人1952年告诉汉堡市民“对德国造船的限制很快就会解除”时，那些饱受创伤的伟大码头立刻获得了新生。6.5万名码头工人找到了工作，船主摆脱了消极情绪，开始购买旧船并规划新的蓝图，黑红金三色的西德国旗像战前一样飘扬在四大洋上。 柏拉图的名言“所有伟大的事物都矗立在暴风雨中”似乎是为汉堡量身定做。 地下室里的烤面包师，那个男人，他抽烟，进影院，他的儿子在俄国阵亡了，埋在3000公里外一处村庄的野地上。坟墓已经被铲平，因为墓上没有十字架。这个面孔苍白、沉默寡言的男人，这一伤痛是属于他的。 小工厂布满尘埃的玻璃窗后面，一名女工站在机器前冲压纽扣。她下班后涂红了嘴唇，她去影院，她也抽烟。她同一个年轻男人一起散步，他可能是汽车修理工人或开电车的司机。这个女工的母亲被埋葬在废墟堆下的某个地方，她的墓碑也没有十字架，女工每年来到这里一次，在埋葬着她母亲的肮脏的废墟堆上，放下几朵鲜花。 德国战后“废墟文学”的代表作家，出生在汉堡西格弗里茨・伦茨，用他的小说讲述着创伤中汉堡人的精神和生活。如《灯塔船》中写道： “他们长年累月驻守在游移不定的沙洲旁，战后九年来，他们这艘系着长长锚链的船，一直停泊在灰蒙蒙的海面上，像座火红的小山伫立在那儿，船体上布满了贝壳，长满了海藻。无论是在波罗的海风平浪静、波光粼粼、潮位很低的盛夏，还是在波涛汹涌、冰块冲击船舷撞成碎块的寒冬，他们的船除了送船坞短期维修，总是停泊在那儿，这是一艘旧的备用的灯塔船，战后经过重新装备，被派到这儿来，为过往船只指明航路，免得它们撞上游移不定的沙洲，闯进布有水雷的海域。 九年来，灯塔船的桅杆上高悬着黑色的圆球，这表明他们一直在坚守岗位。九年来，信号灯的灯光来回扫射，掠过漫长的海岸和夜色笼罩的海面，一直照射到那些小岛上。” 而《灯塔船》的船长则是典型的汉堡水手的模样：“他是个老水手，脖子细长，面孔瘦削，一双明亮如水的眼睛总是泪汪汪的，好像因忆起了一件令人绝望的事情而流泪。总爱叼着半支熄灭了的纸烟在嘴里转来转去。吃饭的时候，他才把这半支烟小心翼翼地搁在盘子的旁边。” “远处传来音乐，屋内是静静的夜”／ 除了坚毅与创伤，想要了解汉堡，还应去一趟萨克森・巴尔特。 巴尔特意为“森林”，汉堡周围竟然有这么一片广袤的森林，实在极为罕见。灰暗的色调将它从这个城市的其他角落分离出来。褐色的树叶中，已泛黄的多半是山毛榉，共间也夹杂着枫树，冷杉林在后方，宛若背景。林中散铺着落叶，没有阳光，也没有树影，眼前的情景只是一片深色。 森林里有一座圆木房，那是俾斯麦博物馆。这片森林是威廉一世 一个年轻女子略有些无助地靠在一棵树上树干在灰暗的草地上投下浓重的影子。 这里是汉堡这里船来船往，有着欧洲最精彩的夜生活和眉目间随时会发出的爱情的邀请，但是在这座城市，一切的喧闹愉悦的轻又都会沉淀为一种冥想似的重 其中缠绕着历史 乡愁和德国人特有的孤僻忧郁的气质当地民歌唱道 今日也穿过了 漆黑的夜晚伫立黑暗中，屏息闭目，树叶沙沙，仿佛悄悄絮语……赐给俾斯麦的，俾斯麦的墓地也在这里，他曾经住过的宅邸在空袭中被炸毁了。 无数阐明德国历史及其如何走向国家社会主义的论述中，有一种说法是不变的：俾斯麦扮演了灾难性的角色，他呈现出了德国人在政治及文化潜能方面的矛盾。威廉・勒普克在《德国问题》中证明“俾斯麦帝国走向了一条灾难性的歧路，一粒可怕的种子从‘铁与血’中发芽”。他血腥“统一”了德国，但在工业革命造成社会变迁的时代，却还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和历史，导致了“民主”和“民族”的滥用，俾斯麦或许只想找一个解决方式，但从方法和结果来看，这却是最不幸的。勒普克说：“看来德国人在俾斯麦之后就丧失了他们真正的灵魂。” 100多年前，另一位饱受争议的宰相李鸿章，曾走下巴尔特小火车站的站台，专门去拜谒俾斯麦墓地。 与巴尔特相应和的，是易北河
忧郁的北方风情。大海拨起巨浪，炼油厂上空小小的、被撕裂了的火苗在风中摇摆，汉堡方向的天空斑斑点点，仿佛满是伤痕。托马斯・曼和奥多尔・施托姆的作品都流露出这种忧愁的基调。施托姆在诗句中写道：“远处传来音乐，屋内是静静的夜。”托马斯・曼在《托尼阿，克略格尔》中说：“我欲入眠，但你却要跳舞。” 要想理解汉堡，必须要理解汉堡的文化地位，理解汉堡的文化地位，又必须要理解文化在德国的地位――俾斯麦的政治和瓦格纳的音乐都征服过欧洲。 是文化而非政治让德国第一次走向统一。1767年，哥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辛写了一本《汉堡剧评》，在汉堡建起了民族剧院，用道德喜剧《明娜・冯・巴恩海姆》达成了统一的梦想。这是“一部奇特的北德人的作品……为了取悦整个德意志，莱辛有意使所有德国人在情感领域内实现统一”。 当时的德国人没有其他选择：他们还没有能力建立统一的国家，所以他们不得不首先建立起一座国家剧院。只要资产阶级无法参与政治运动，也不能变成国家公民，他们就只能通过剧院上演直观的政治，而汉堡绝对是德国北部文化的精英荟萃之地。 文化卓越感和狭隘的精英控制论让人们有意退出政治，人们坚信文化会成为权力的替代物，成为政治的替代物，其结果就是政治理念和公共权力被大大削弱。魏玛共和国依然遭受重重指责。魏玛文化却被人们向往怀念。文化明晰温暖，充满希望，政治却含义模糊，冷酷晦暗。歌德、贝多芬和康德的遗赠如德国领土一样神圣，在政治方面，汉堡人都倾向于漠然。 这也是民主精神与德国人格格不入的原因，他们只对玄学诗歌和音乐感兴趣，对选举权、国会体系的正确程序却反应漠然，对他们来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比人权宣言更令人激动，德国的军国主义与德国的道德观念无法分离。 托马斯・曼最终无法忍受德国民主和民族的差异，出走异乡，另一个跟汉堡颇有渊源的诗人海涅，也离开了德国，这是著名的“德意志困境”：“善良的”德国人必然会离开德国，走向政治流亡之路。 德国人的精神世界就像德国的宗教画，除了占有压倒性数量的惨烈残酷的殉教图，也有恬静安详的圣母图，追究自身深重的罪孽的同时，也拯救着灵魂。 正如那首《莉莉・玛莲》所唱，“无论在地球上哪个寂静的角落，我都希望梦中拥有你爱的唇。当雾色早已将一切淡淡笼罩，我依旧还静静站立在天窗边……只和你，莉莉，玛莲，只和你，莉莉-玛莲!”这首歌创作于1915年，词曲作者是汉堡诗人汉斯-雷普。他被征召入伍，在柏林的军营结识了两个姑娘，莉莉和玛莲，并为她俩写了这首歌。贝尔格莱德电台在整个“二战”期间，每天晚上准时播放这首浪漫忧愁的离别歌曲，在敌对的各方战壕中都大受欢迎。法斯宾德在1980年将它拍成电影，在影片的高潮处，卡死的唱机反复播放着半句歌词，浪漫的风度在战争的损毁下成为刺耳得令人发狂的梦魇。 汉堡的困窘、压抑、复杂与忧郁滋养出最丰裕的艺术作品，汉堡的自由再将它们推向世界。汉堡或许并不是一座城市，只是一大群人聚会、留下痕迹，又渴望离开的地方。 如今汉堡市区的街头，有点像纽约第五大道：橱窗里摆满着法国香水、丹麦银器和巴黎时装，高级餐厅供应新鲜鱼子酱和布拉格火腿，一顿饭花费不菲。 这里的剧院一流。它的音乐会舞台吸引来自整个欧洲的音乐家，夜生活比巴黎北部的任何地方都俗丽。 当某处需要盖楼或修建管道时，外国工人们就会在街头露出他们诚恳亲切的表情。在土耳其裔德国导演费斯・阿金的电影里，你能察觉到他们的困境。那些影片几乎从不讲述什么高尚的东西，无非就是在破败的贫民区里，墙壁的涂鸦之间，主人公在咆哮的摇滚乐里垂下头，努力让自己继续生存下去，偶尔艰难地伸出手碰一下爱情奢侈的尾巴――看这些电影时我总会想：遭受多大排挤和压抑的人，才能给出如此强度的悲伤呢? 土耳其移民大多是蓝领工人，汉堡在战后引入了大量外籍工人，其中土耳其人占了大多数。他们在汉堡繁衍到第三代，却始终无法完全融入这座城市。“这是一个有着自己的传统、自己的英雄、自己的神话及自己的仪式的知识空间。”尼古劳斯・桑巴特如此盛赞道。但西格弗里茨-伦茨说：“公证人，医生，经理，更多经理，他们好像天生就应该住在汉堡，但是裁缝、鞋匠也住在这里，那些悲惨的小盒子让所谓社会居住标准听起来像个笑话。” 海涅曾对这座城市又爱又恨，他讽刺长排房屋整齐划一地挺立，同时由于顽固地相互憎恨而尽力彼此疏远，又说：“在一个月夜，当我稍晚些回家时，我看到那种严厉的情调消融在温柔的悲伤中。” 这里有传统、英雄和神话的光芒，这里有闪闪发光的商店招牌，这里的人们关心如何穿衣、裙摆需要多高、领口需要多低，关心新鲜的草莓、鳄梨、石榴和芒果，也有像卡尔・雅斯贝尔斯那样，爱上它“破败中坚不可摧的东西中显现出的少见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