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寒假我来到重庆市酉阳县做社会调查，酉阳县坐落在重庆东南隅。是一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市级贫困县。全县有39个乡镇。其中，水坝村由8个组组成，全村共265户人家916人。我选取了其中的一，二组作为调查对象。两个组共72户人家263人。寨子依山而建，四面环山。这里的居民全部为土家族，但除了还保留少数的传统习俗外，看不出其它的少数民族特征。显然是已经全部汉化了。这里的居民沿袭祖祖辈辈的种植业，并以此为生。 为使调查实事求是，避免主观臆断我首先对两个组的人口年龄组成，劳动力结构以及教育程度进行了统计。统计数据如下表：年龄教育程度 0岁~20岁 21岁~40岁 41岁~60岁 60岁以上
小学 71 89 27 36
初中 18 11 5 0
高中 2 0 0 0
大学 1 0 0 0
共计 92 100 35 36从上面的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里居民的教育程度普通偏低，而且低得叫人痛心。就连九年义务教育也成问题。而表中20岁以下的92人中有近20人现在出门打工在外，16岁以上的几乎有90%都在其中。而这些童工们的工资最高者每月拿不到1000元去生活费及其它费用，有的连回家的路费也赚不到；而21至40岁的100人中有超过60%的人出门打工在外，没有文化，没有技术的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靠出卖苦力赚钱，而且是加班加点地干，省吃俭用地过。而真正能赚到的钱又少得可怜；甚至，有不少40岁以上的农民也赶着外出打工。在农村，外出打工似乎成为一种潮流。而对于这样一群常常被城市所歧视的人来说，外面的世界又是那样的陌生和充满荆棘。但他们为了生活又不得不为之……。农村太穷了，做农民太苦了，所以他们都赶着出去。由此，我不禁想起了xx年3月，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上总理书》。他在上书的开头写道：“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你写信。我要对你说的是，现在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书中写道：在农村，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流言”，谎话如“真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我能真切的触摸到农村有多穷，农民有多苦。但看到《上总理书》我又不禁浑身一触。在这次调查中我开始重新省视：农村到底有多穷，农民到底有多苦。 在调查中，当问到“你们每年人均收入有多少”时，一位村民让我给他算了一笔帐。现将其列于下表：项目 谷物 玉米 两头猪 农副产品 一人外出打工
收入 1500斤 1100斤 一吃，一卖（600元） 200元 2500元
项目 化肥 种子农药 学生 各种集资 日杂 农税
支出 250元 100元 250元 20元 200元 50元 而表中的1500斤谷物和1100斤玉米是不能算成人民币的。除去喂猪所需的饲料，剩下的粮食刚刚好够吃。现在来为他们算这笔帐：600+200+2500=3300元，3300-250-100-250-20-200-50=2430元，按平均每户3.5人算，则人均达不到700元。这与国家统计的“我国农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13.6元提高到了xx年的2366元”大相径庭。这2366元是怎么来的呢？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指出：xx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为6860元，农民为2366元，那末这个比例本来应该是3：1，当这个2366元中很大一部分是空头支票，农民的实际收入才1800元，也就是说这个比例可能是5：1甚至6：1。而拿我所调查的农户与这个6860元相比，那末这个比例就是将近10：1了。 农民穷，让我们再来看几组数据： 1．家扶贫基金协会会长王郁昭xx年3月指出：当前中国农村人均收入500元（1.37元/天）以下的人口有1459万人；
人均收入在1000元（2.74元/天）以下的人口为3亿1075万人；
人均收入在1000元~xx元（2.74~5.48元/天）的人口为3亿1079
万人。在此次调查的72户263人中，这样的数字更是触目惊心：有近一半的人家人均收入在500元以下。 2．我国农民纯收入年增长速度从1996年的9%下降到xx年的2.1%。城乡差距扩大到2.8：1，接近1949年的2.84：1的历史最高记录。而这个2.8：1又是那样的叫人不可信赖。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如此之慢，城乡差距如此之大，实在是叫人痛心啊！ 3．在我所调查的水坝村，村里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所医疗所，没有一个邮政所，没有一个商店，没有一个企业，没有一个十万“富翁”……。以种植大米，玉米为生居民们，一年难得换上一套新衣服。他们自己养了鸡，一年却难得吃上几回鸡肉；他们自己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但为了赚几个肥料钱，他们多数时候吃的是萝卜白菜。农民穷，但农民的负担却很重，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可以说是不公平，是政府对农民的一种偏见。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钟伟教授指出：日前，我国农税累计为2100亿元，而政府在农业上的支出仅仅为800亿元。两者相减，可以看出农民白白地为政府贡献了1300亿元。这种剪刀叉在网上有人戏称之为“劫贫济富”。 国家规定的农民合理负担应该为其纯输收入的5%。而实际上，各种农税（包括地方附加税，特产税，屠宰税，耕地占有税，契税），提留统筹费等以及义务工和积累工，教育集资等加之五乱（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加码，乱罚款）等其它负担的影响。其比例远远超过了5%。在此，我们姑且不看三乱五乱等杂派对农民负担的影响，且看一下这个5%的合理性。就拿三提五统（三提指：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统指：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卫生事业教育费，村干部组织费，集资办学费）为例。与城镇居民相比较。我心里就有些为农民喊冤。为什么城镇居民不需要交的东西在农村就是合理的了呢？虽然现在政府实行改费并税政策，但是在很多地方这一政策只是形式而已。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农民负担如此之重呢？
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我国农民纯收入年增长速度从1996年的9%呈下降趋势，至xx年仅仅为2.1%，“增加农民收入”这一政策似乎仅仅成了一个口号。在我的调查中，增加农民收入就成了政府利用老百姓的一着高招。几年前，政府为了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在农村大力宣传大办烤烟，让种玉米辛苦了一辈子的农民着实高兴了一把。烤烟是出来了，但是，烟厂却倒闭了。这样好好的上等烤烟硬被打成了下品烟给收了上去。如今到处矗立着的烤烟棚成了牛圈。 二．农村基层组织太盘大，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平均人员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290余人。下面再让我们来看一个表。中国历代官民比例表
时期 西汉 唐高宗时 元成宗时 康熙时 建国初 现时
比例 1：7945 1：3927 1：2613 1：91 1：600 1：28 在陕西的黄龙镇，该比例竟然达到1：9，官多民少农民的负担自然不会轻。就拿公车开销一项来做个计算，一般一个县四大部门拥有工车达40辆，仅此一项每年的费用就高达4000多亿。加之官多嘴巴多，每年要吃掉多少农民的税？况且，领导多了政绩就一定要“好”，所以很多乡镇出现数字出政绩的现象。谎报民情，以至上层对农民收入统计过左，偏离实际地指导农村工作，盲目地制定农村发展计划。自然而然地是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三．乡镇企业倒闭破产增多，我所调查的铜古乡仅有的一个乡镇企业便是一个水泥厂，然而它为农民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漫天的烟雾和恼人的噪音，是满身的尘土和微薄的薪水，是挟巨款逃跑的厂长和经理。企业濒临破厂，于是厂里扣发工资，集资扩厂，扩厂亏损，于是厂里又扣发工资。 四．政府不办义务教育，农民只能自己集资办学。我所调查的水坝村，没有自己的村小，孩子们只能跑到四五里远的清和村，官塘村就读。国家一直宣传普九，然则在我的调查中发现，高昂的学费使得普六也成为问题。正好，反正没有钱读书，儿童成了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的一支生力军——在家务农，出门打工。然后长大结婚生子，又让他们的子女重复自己的路。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实在叫人痛心啊！
在我的调查中发现每个村小小学生每学期的平均高达200元，即每年高达400元之多，比城镇的收费标准还高。在此我不禁想问：义务教育到底何时才能在农村普及。在我的调查中，发现有一家7口之家，母亲是个瞎子，两个大女儿未满18岁便相继出嫁了。留下一个本来该读初中二年级的儿子和一对未满10岁的双胞胎妹妹。一家人的生活来源全靠父亲一个人种地，农闲时进城打点杂工。由于家庭困难，快满十四岁的儿子仍然是读一学期书又回家放一学期的牛。等到父亲找到了书学费或者两个姐姐寄钱来了又重新拣起课本。今年小学毕业，小杨杰很是失落。因为高昂的学费迫使他有可能从此永离课堂。哥哥且是如此，两个妹妹就更是难堪了。 五．农产品的贬价，首先算一笔帐，在过去的五年中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以谷物为例。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谷物产量达4亿吨，平均每斤降价2毛钱，那末：4亿*xx*0.2=1600亿元，也就是说仅此一项农民平均每年就损失300多亿元。在我的调查中，责任制似乎真的如《上总理书》所说成为一种枷锁。由于农产品价格太低，农村劳动力纷纷外流，以至于大量肥土良田荒芜。然而，上百元的农税又不得不交。在西方许多国家，政府不是去赚农民的钱，而是要向农业做补贴。所以免除农税成为中国之必要。 那末，如何减轻农民负担呢？ 第一．贯彻落实农村税费改革。一直以来，农村税费改革都难以逃出黄宗曦定律的怪圈子。经济学家用公式来表示这一定律为：b=a+nx，其中b为经改革后的税收，a为改革前的税收，n为改革次数，x为每次嘎嘎感中杂派。很显然要使a小于b，关键就在于要使x小于0。所以推进农村农村税费改革必须
今年寒假我来到重庆市酉阳县做社会调查，酉阳县坐落在重庆东南隅。是一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市级贫困县。全县有39个乡镇。其中，水坝村由8个组组成，全村共265户人家916人。我选取了其中的一，二组作为调查对象。两个组共72户人家263人。寨子依山而建，四面环山。这里的居民全部为土家族，但除了还保留少数的传统习俗外，看不出其它的少数民族特征。显然是已经全部汉化了。这里的居民沿袭祖祖辈辈的种植业，并以此为生。 为使调查实事求是，避免主观臆断我首先对两个组的人口年龄组成，劳动力结构以及教育程度进行了统计。统计数据如下表：年龄教育程度 0岁~20岁 21岁~40岁 41岁~60岁 60岁以上
小学 71 89 27 36
初中 18 11 5 0
高中 2 0 0 0
大学 1 0 0 0
共计 92 100 35 36从上面的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里居民的教育程度普通偏低，而且低得叫人痛心。就连九年义务教育也成问题。而表中20岁以下的92人中有近20人现在出门打工在外，16岁以上的几乎有90%都在其中。而这些童工们的工资最高者每月拿不到1000元去生活费及其它费用，有的连回家的路费也赚不到；而21至40岁的100人中有超过60%的人出门打工在外，没有文化，没有技术的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靠出卖苦力赚钱，而且是加班加点地干，省吃俭用地过。而真正能赚到的钱又少得可怜；甚至，有不少40岁以上的农民也赶着外出打工。在农村，外出打工似乎成为一种潮流。而对于这样一群常常被城市所歧视的人来说，外面的世界又是那样的陌生和充满荆棘。但他们为了生活又不得不为之……。农村太穷了，做农民太苦了，所以他们都赶着出去。由此，我不禁想起了xx年3月，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上总理书》。他在上书的开头写道：“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你写信。我要对你说的是，现在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书中写道：在农村，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流言”，谎话如“真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我能真切的触摸到农村有多穷，农民有多苦。但看到《上总理书》我又不禁浑身一触。在这次调查中我开始重新省视：农村到底有多穷，农民到底有多苦。 在调查中，当问到“你们每年人均收入有多少”时，一位村民让我给他算了一笔帐。现将其列于下表：项目 谷物 玉米 两头猪 农副产品 一人外出打工
收入 1500斤 1100斤 一吃，一卖（600元） 200元 2500元
项目 化肥 种子农药 学生 各种集资 日杂 农税
支出 250元 100元 250元 20元 200元 50元 而表中的1500斤谷物和1100斤玉米是不能算成人民币的。除去喂猪所需的饲料，剩下的粮食刚刚好够吃。现在来为他们算这笔帐：600+200+2500=3300元，3300-250-100-250-20-200-50=2430元，按平均每户3.5人算，则人均达不到700元。这与国家统计的“我国农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13.6元提高到了xx年的2366元”大相径庭。这2366元是怎么来的呢？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指出：xx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为6860元，农民为2366元，那末这个比例本来应该是3：1，当这个2366元中很大一部分是空头支票，农民的实际收入才1800元，也就是说这个比例可能是5：1甚至6：1。而拿我所调查的农户与这个6860元相比，那末这个比例就是将近10：1了。 农民穷，让我们再来看几组数据： 1．家扶贫基金协会会长王郁昭xx年3月指出：当前中国农村人均收入500元（1.37元/天）以下的人口有1459万人；
人均收入在1000元（2.74元/天）以下的人口为3亿1075万人；
人均收入在1000元~xx元（2.74~5.48元/天）的人口为3亿1079
万人。在此次调查的72户263人中，这样的数字更是触目惊心：有近一半的人家人均收入在500元以下。 2．我国农民纯收入年增长速度从1996年的9%下降到xx年的2.1%。城乡差距扩大到2.8：1，接近1949年的2.84：1的历史最高记录。而这个2.8：1又是那样的叫人不可信赖。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如此之慢，城乡差距如此之大，实在是叫人痛心啊！ 3．在我所调查的水坝村，村里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所医疗所，没有一个邮政所，没有一个商店，没有一个企业，没有一个十万“富翁”……。以种植大米，玉米为生居民们，一年难得换上一套新衣服。他们自己养了鸡，一年却难得吃上几回鸡肉；他们自己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但为了赚几个肥料钱，他们多数时候吃的是萝卜白菜。农民穷，但农民的负担却很重，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可以说是不公平，是政府对农民的一种偏见。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钟伟教授指出：日前，我国农税累计为2100亿元，而政府在农业上的支出仅仅为800亿元。两者相减，可以看出农民白白地为政府贡献了1300亿元。这种剪刀叉在网上有人戏称之为“劫贫济富”。 国家规定的农民合理负担应该为其纯输收入的5%。而实际上，各种农税（包括地方附加税，特产税，屠宰税，耕地占有税，契税），提留统筹费等以及义务工和积累工，教育集资等加之五乱（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加码，乱罚款）等其它负担的影响。其比例远远超过了5%。在此，我们姑且不看三乱五乱等杂派对农民负担的影响，且看一下这个5%的合理性。就拿三提五统（三提指：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统指：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卫生事业教育费，村干部组织费，集资办学费）为例。与城镇居民相比较。我心里就有些为农民喊冤。为什么城镇居民不需要交的东西在农村就是合理的了呢？虽然现在政府实行改费并税政策，但是在很多地方这一政策只是形式而已。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农民负担如此之重呢？
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我国农民纯收入年增长速度从1996年的9%呈下降趋势，至xx年仅仅为2.1%，“增加农民收入”这一政策似乎仅仅成了一个口号。在我的调查中，增加农民收入就成了政府利用老百姓的一着高招。几年前，政府为了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在农村大力宣传大办烤烟，让种玉米辛苦了一辈子的农民着实高兴了一把。烤烟是出来了，但是，烟厂却倒闭了。这样好好的上等烤烟硬被打成了下品烟给收了上去。如今到处矗立着的烤烟棚成了牛圈。 二．农村基层组织太盘大，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平均人员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290余人。下面再让我们来看一个表。中国历代官民比例表
时期 西汉 唐高宗时 元成宗时 康熙时 建国初 现时
比例 1：7945 1：3927 1：2613 1：91 1：600 1：28 在陕西的黄龙镇，该比例竟然达到1：9，官多民少农民的负担自然不会轻。就拿公车开销一项来做个计算，一般一个县四大部门拥有工车达40辆，仅此一项每年的费用就高达4000多亿。加之官多嘴巴多，每年要吃掉多少农民的税？况且，领导多了政绩就一定要“好”，所以很多乡镇出现数字出政绩的现象。谎报民情，以至上层对农民收入统计过左，偏离实际地指导农村工作，盲目地制定农村发展计划。自然而然地是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三．乡镇企业倒闭破产增多，我所调查的铜古乡仅有的一个乡镇企业便是一个水泥厂，然而它为农民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漫天的烟雾和恼人的噪音，是满身的尘土和微薄的薪水，是挟巨款逃跑的厂长和经理。企业濒临破厂，于是厂里扣发工资，集资扩厂，扩厂亏损，于是厂里又扣发工资。 四．政府不办义务教育，农民只能自己集资办学。我所调查的水坝村，没有自己的村小，孩子们只能跑到四五里远的清和村，官塘村就读。国家一直宣传普九，然则在我的调查中发现，高昂的学费使得普六也成为问题。正好，反正没有钱读书，儿童成了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的一支生力军——在家务农，出门打工。然后长大结婚生子，又让他们的子女重复自己的路。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实在叫人痛心啊！
在我的调查中发现每个村小小学生每学期的平均高达200元，即每年高达400元之多，比城镇的收费标准还高。在此我不禁想问：义务教育到底何时才能在农村普及。在我的调查中，发现有一家7口之家，母亲是个瞎子，两个大女儿未满18岁便相继出嫁了。留下一个本来该读初中二年级的儿子和一对未满10岁的双胞胎妹妹。一家人的生活来源全靠父亲一个人种地，农闲时进城打点杂工。由于家庭困难，快满十四岁的儿子仍然是读一学期书又回家放一学期的牛。等到父亲找到了书学费或者两个姐姐寄钱来了又重新拣起课本。今年小学毕业，小杨杰很是失落。因为高昂的学费迫使他有可能从此永离课堂。哥哥且是如此，两个妹妹就更是难堪了。 五．农产品的贬价，首先算一笔帐，在过去的五年中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以谷物为例。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谷物产量达4亿吨，平均每斤降价2毛钱，那末：4亿*xx*0.2=1600亿元，也就是说仅此一项农民平均每年就损失300多亿元。在我的调查中，责任制似乎真的如《上总理书》所说成为一种枷锁。由于农产品价格太低，农村劳动力纷纷外流，以至于大量肥土良田荒芜。然而，上百元的农税又不得不交。在西方许多国家，政府不是去赚农民的钱，而是要向农业做补贴。所以免除农税成为中国之必要。 那末，如何减轻农民负担呢？ 第一．贯彻落实农村税费改革。一直以来，农村税费改革都难以逃出黄宗曦定律的怪圈子。经济学家用公式来表示这一定律为：b=a+nx，其中b为经改革后的税收，a为改革前的税收，n为改革次数，x为每次嘎嘎感中杂派。很显然要使a小于b，关键就在于要使x小于0。所以推进农村农村税费改革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