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湘西文化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沈从文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从广阔的文化——历史演变的角度，注视都市文明的推进和反动政治压迫在淳朴古老的湘西乡村社会所引起的历史变动。一边用他那支细腻、优美、抒情的生花妙笔塑造那座带有几分幻想性的美丽“边城”，并且不停地赞叹。同时，他又深刻感受到“边城“的非现实性和标志优秀传统的城堡不可避免的毁弃、荒芜。而且，随着历史的进步和作家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于是，这些瑰丽的亮色，就逐渐被历史的“长河”冲刷尽去，裸露出他对乡村文明逐渐被腐蚀的历史哀痛：“美丽总令人忧愁。”这是作家对社会过分热情、对人民过分热爱、对有生一切过分依恋的情感反应。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即体现了“常”和“变”的对立。
随着社会朝现代转型，湘西的封建化、都市化，是在炮火的掩护下，以不容置辩、不可抗拒的方式，不断地向前推进的。一切凡属于昨天的旧人旧事旧物都被同化、被取代、被吞噬，新的生活、观念、文化和习俗逐步建立和巩固。
在社会朝现代转型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利于社会发展之“变”，也必然会产生阻碍社会发展之“变”。沈从文以一个“乡下人”的身份，把目光聚焦到了后者，他发现现代物质文明所挟带的“疾病”已经包裹着一些污浊泥水，冲进了乡村，促成了湘西世界中的“变”。在这儿，“变”即人性之“变”，是指由社会历史之“变”造成的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
因为新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确立，湘民们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典范。如果说封建化后的湘西，尚保有某些小农经济互相协作和血缘认同基础上形成的超功利性的人际关系，那么，在都市文明数十年的侵蚀后，随着小农经济的普遍衰败，“农村社会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了”。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金钱和赤裸裸的利益
沈从文在1937年还乡时，看着湘西世界的“常”逐步被“变”侵蚀，便写下了《长河》。这是作家第一次写重大题材。虽然没有完成，但从第一卷里仍感受到作家对湘西世界的“常”逐步被“变”侵蚀的沉痛感慨。《边城》中的翠翠对心上人的纯情，依然出现在《长河》的夭夭身上。但军官和乡绅似乎都失去了往日的正直豪爽。他们在政治上横行霸道，经济上敲诈勒索，精神上空虚无聊，是一群被现代文明腐蚀的乡村灵魂。饱经风霜、见多识广的老水手，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新生活”面前，也失去了往日的稳重和自信，四处打听它的情状，并且断言：“好看的总不会长久。”历史的“长河”在不停地奔涌向前，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疾病”。虽然带来的都是“变”，但沈从文关注的是腐蚀乡村灵魂的“疾病”，是由社会历史之“变”而形成的人性之“变”。
湘西世界中的“常”与“变”，集中反映了沈从文对湘西世界传统文化因素的热爱与对湘西世界被腐蚀的无奈。之所以有这样的热爱与无奈，是和沈从文个人的成长轨迹与心灵路程分不开的。
在理智上，每个人都知道“现在”是多么重要，但是，在感情上，有些人却又是那样地眷恋过去，总是克制不住地要一遍一遍地重温往事。让人感觉最亲切且难忘的，常常并不是孩提时那母亲的温暖的怀抱，也不是开蒙时那师长的鼓励的目光——这些单纯的印象固然使人感到愉悦，但令人真正难忘的却是另一些复杂而又强烈的印象。一闭上眼睛，总是首先记起自己十几岁时的经历。如果恰巧在这个年龄上遭遇到环境的变迁，譬如由城市来到农村，那初次呈现在眼前的山坡、河道，田畦尽头的落日，村寨上空的炊烟，以及它们带给你的那种种新奇微妙的感觉，就永远刻在了你的心头。沈从文却是从农村来到城市，这一迁移给了他复杂而又强烈的印象。
在“交织野蛮与优美”的湘西土地上长大的沈从文，童年时代就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江白物的动静”，接受大自
然的感悟和启发。这种独特的人生教育，形成他对自然万物的特别倾心，以至成年以后，仍然“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沈从文总是用儿童的目光看世界，不计功利得失，只着眼于光和色的美丽，人之感官的愉悦，因此，他看见一个永远充满欢乐和生气的世界。他名之曰：“常。”虽然他也看到都市文明腐蚀下的疮痍人生，可他相信人们本性的善良，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美好。
童年的沈从文一方面看到了美好的湘西世界，另一方面，在漫长的民族发展过程中，也看到了苗族人民经受了残酷的压迫。明清以后，中央统治者的血腥屠戮更是接连不断。苗族人民是善良而热情的，但在这样长期的苦难折磨之下，他们也不免会形成一些特别的心理习惯。据一位对苗族心理有研究的专家介绍，（如知道该专家，最好注明一下该专家的名字和著作）在沈从文那个时代，苗族人对现代意义上的政权，乃至由此产生的整个政治活动，都抱有一种固执的不信任情绪；他们虽是世居楚地，身体中奔涌着幻想的血液，但因为见多了流血成河的场面，也就不免会被逼出一种麻木和淡漠，仿佛已经不习惯于悲恸；他们避居在穷山僻壤之间，受大自然的保护，就在沉浸物我交融的恍惚状态的同时，那种理智的分析能力难免就显得薄弱多了；许多年来，他们一直被人称作是“蛮子”，也就渐渐习惯于自己的特殊身份。这固然在许多苗人心中植下了某种不自觉的忍让和自卑情感，但同时，也常常会从另一面激起倔强执拗的反抗之心……
无可奈何的作家，面对无可逆转的蜕变，再无法不流露他的惋惜、他的忧郁、他的依恋，于是慨叹道：“如一颗星，如一道虹，一瞬间即消逝了。留在后人心灵上的是一光明的符号。”
过去对于沈从文描写湘西世界的文章，存在着两种批评：其中一个是说他的小说缺乏内容，认为他是“空虚的作家”；另一个则判定他对湘西社会的描写不真实，是歪曲了当时湘西农村的生活真相。其实，这两种批评都是犯了同一个毛病，那就是没有看清楚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忽视了他那个独特的创作出发点。如果他原就无意于描绘具体的社会运动，那就不能因为从他笔下看不到这方面的描绘便判定他是“空虚”；只要还没有对作家的题材范围作出非常苛刻的限制，就应该承认，在作家笔下，再缥缈的情绪也具有
一种无可否认的价值。同样，如果沈从文原就不是在描绘三十年代实际存在的那个湘西社会，而是在企图重现他自己头脑中对于昔日湘西世界中的“常”，又怎么能援引湘西的现实状况来责备他失真呢？那个真实的标准本来就和他的小说不相配。在这里举出这两种批评意见，只是要想说明，即便是持一种挑剔的态度去评价作家——认为这无可厚非，也应该保持对那个作家的尊重，至少先应该去认明白，他大致是个什么样的作家。
沈从文真是一个复杂的作家。他的大部分笔墨还是用在渲染湘西人民的朴素美好的人性之“常”上面的，可他也有不少的篇章，都或明或暗地在那里挑剔湘西社会的隐患和烂疮，它们和那些优美的牧歌图画常常形成那样尖锐的对比，简直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才算是代表了沈从文的真心。他是陷入一种行为和情感的深刻矛盾了。不管他在笔下如何挑剔湘西世界中的“变”，赞美湘西世界中的“常”，甚至引申出一种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怀疑和否定判断，他实际上却是湘西社会的逆子，他千里迢迢从湘西来到北平，此后虽也辗转迁流，却一直安心于城市的生活。作为作家的沈从文，他始终是一个嘈杂都市里的居民，而并非沅水岸边的隐士。
人总是矛盾的。沈从文的矛盾更是有几分必然。在某种意义上，他对昔日湘西世界中“常”的向往之情，都是被他与北平文化生活的接触所激引起来的。当他决意用现代小说的形式来抒发这种感情的时候，他就已经注定要陷入那行为和情感之间的矛盾了。
总而言之，他的湘西世界中的人物是中国的国民性的一个方面。
沈从文与湘西文化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沈从文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从广阔的文化——历史演变的角度，注视都市文明的推进和反动政治压迫在淳朴古老的湘西乡村社会所引起的历史变动。一边用他那支细腻、优美、抒情的生花妙笔塑造那座带有几分幻想性的美丽“边城”，并且不停地赞叹。同时，他又深刻感受到“边城“的非现实性和标志优秀传统的城堡不可避免的毁弃、荒芜。而且，随着历史的进步和作家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于是，这些瑰丽的亮色，就逐渐被历史的“长河”冲刷尽去，裸露出他对乡村文明逐渐被腐蚀的历史哀痛：“美丽总令人忧愁。”这是作家对社会过分热情、对人民过分热爱、对有生一切过分依恋的情感反应。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即体现了“常”和“变”的对立。
随着社会朝现代转型，湘西的封建化、都市化，是在炮火的掩护下，以不容置辩、不可抗拒的方式，不断地向前推进的。一切凡属于昨天的旧人旧事旧物都被同化、被取代、被吞噬，新的生活、观念、文化和习俗逐步建立和巩固。
在社会朝现代转型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利于社会发展之“变”，也必然会产生阻碍社会发展之“变”。沈从文以一个“乡下人”的身份，把目光聚焦到了后者，他发现现代物质文明所挟带的“疾病”已经包裹着一些污浊泥水，冲进了乡村，促成了湘西世界中的“变”。在这儿，“变”即人性之“变”，是指由社会历史之“变”造成的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
因为新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确立，湘民们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典范。如果说封建化后的湘西，尚保有某些小农经济互相协作和血缘认同基础上形成的超功利性的人际关系，那么，在都市文明数十年的侵蚀后，随着小农经济的普遍衰败，“农村社会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了”。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金钱和赤裸裸的利益
沈从文在1937年还乡时，看着湘西世界的“常”逐步被“变”侵蚀，便写下了《长河》。这是作家第一次写重大题材。虽然没有完成，但从第一卷里仍感受到作家对湘西世界的“常”逐步被“变”侵蚀的沉痛感慨。《边城》中的翠翠对心上人的纯情，依然出现在《长河》的夭夭身上。但军官和乡绅似乎都失去了往日的正直豪爽。他们在政治上横行霸道，经济上敲诈勒索，精神上空虚无聊，是一群被现代文明腐蚀的乡村灵魂。饱经风霜、见多识广的老水手，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新生活”面前，也失去了往日的稳重和自信，四处打听它的情状，并且断言：“好看的总不会长久。”历史的“长河”在不停地奔涌向前，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疾病”。虽然带来的都是“变”，但沈从文关注的是腐蚀乡村灵魂的“疾病”，是由社会历史之“变”而形成的人性之“变”。
湘西世界中的“常”与“变”，集中反映了沈从文对湘西世界传统文化因素的热爱与对湘西世界被腐蚀的无奈。之所以有这样的热爱与无奈，是和沈从文个人的成长轨迹与心灵路程分不开的。
在理智上，每个人都知道“现在”是多么重要，但是，在感情上，有些人却又是那样地眷恋过去，总是克制不住地要一遍一遍地重温往事。让人感觉最亲切且难忘的，常常并不是孩提时那母亲的温暖的怀抱，也不是开蒙时那师长的鼓励的目光——这些单纯的印象固然使人感到愉悦，但令人真正难忘的却是另一些复杂而又强烈的印象。一闭上眼睛，总是首先记起自己十几岁时的经历。如果恰巧在这个年龄上遭遇到环境的变迁，譬如由城市来到农村，那初次呈现在眼前的山坡、河道，田畦尽头的落日，村寨上空的炊烟，以及它们带给你的那种种新奇微妙的感觉，就永远刻在了你的心头。沈从文却是从农村来到城市，这一迁移给了他复杂而又强烈的印象。
在“交织野蛮与优美”的湘西土地上长大的沈从文，童年时代就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江白物的动静”，接受大自
然的感悟和启发。这种独特的人生教育，形成他对自然万物的特别倾心，以至成年以后，仍然“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沈从文总是用儿童的目光看世界，不计功利得失，只着眼于光和色的美丽，人之感官的愉悦，因此，他看见一个永远充满欢乐和生气的世界。他名之曰：“常。”虽然他也看到都市文明腐蚀下的疮痍人生，可他相信人们本性的善良，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美好。
童年的沈从文一方面看到了美好的湘西世界，另一方面，在漫长的民族发展过程中，也看到了苗族人民经受了残酷的压迫。明清以后，中央统治者的血腥屠戮更是接连不断。苗族人民是善良而热情的，但在这样长期的苦难折磨之下，他们也不免会形成一些特别的心理习惯。据一位对苗族心理有研究的专家介绍，（如知道该专家，最好注明一下该专家的名字和著作）在沈从文那个时代，苗族人对现代意义上的政权，乃至由此产生的整个政治活动，都抱有一种固执的不信任情绪；他们虽是世居楚地，身体中奔涌着幻想的血液，但因为见多了流血成河的场面，也就不免会被逼出一种麻木和淡漠，仿佛已经不习惯于悲恸；他们避居在穷山僻壤之间，受大自然的保护，就在沉浸物我交融的恍惚状态的同时，那种理智的分析能力难免就显得薄弱多了；许多年来，他们一直被人称作是“蛮子”，也就渐渐习惯于自己的特殊身份。这固然在许多苗人心中植下了某种不自觉的忍让和自卑情感，但同时，也常常会从另一面激起倔强执拗的反抗之心……
无可奈何的作家，面对无可逆转的蜕变，再无法不流露他的惋惜、他的忧郁、他的依恋，于是慨叹道：“如一颗星，如一道虹，一瞬间即消逝了。留在后人心灵上的是一光明的符号。”
过去对于沈从文描写湘西世界的文章，存在着两种批评：其中一个是说他的小说缺乏内容，认为他是“空虚的作家”；另一个则判定他对湘西社会的描写不真实，是歪曲了当时湘西农村的生活真相。其实，这两种批评都是犯了同一个毛病，那就是没有看清楚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忽视了他那个独特的创作出发点。如果他原就无意于描绘具体的社会运动，那就不能因为从他笔下看不到这方面的描绘便判定他是“空虚”；只要还没有对作家的题材范围作出非常苛刻的限制，就应该承认，在作家笔下，再缥缈的情绪也具有
一种无可否认的价值。同样，如果沈从文原就不是在描绘三十年代实际存在的那个湘西社会，而是在企图重现他自己头脑中对于昔日湘西世界中的“常”，又怎么能援引湘西的现实状况来责备他失真呢？那个真实的标准本来就和他的小说不相配。在这里举出这两种批评意见，只是要想说明，即便是持一种挑剔的态度去评价作家——认为这无可厚非，也应该保持对那个作家的尊重，至少先应该去认明白，他大致是个什么样的作家。
沈从文真是一个复杂的作家。他的大部分笔墨还是用在渲染湘西人民的朴素美好的人性之“常”上面的，可他也有不少的篇章，都或明或暗地在那里挑剔湘西社会的隐患和烂疮，它们和那些优美的牧歌图画常常形成那样尖锐的对比，简直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才算是代表了沈从文的真心。他是陷入一种行为和情感的深刻矛盾了。不管他在笔下如何挑剔湘西世界中的“变”，赞美湘西世界中的“常”，甚至引申出一种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怀疑和否定判断，他实际上却是湘西社会的逆子，他千里迢迢从湘西来到北平，此后虽也辗转迁流，却一直安心于城市的生活。作为作家的沈从文，他始终是一个嘈杂都市里的居民，而并非沅水岸边的隐士。
人总是矛盾的。沈从文的矛盾更是有几分必然。在某种意义上，他对昔日湘西世界中“常”的向往之情，都是被他与北平文化生活的接触所激引起来的。当他决意用现代小说的形式来抒发这种感情的时候，他就已经注定要陷入那行为和情感之间的矛盾了。
总而言之，他的湘西世界中的人物是中国的国民性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