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戊戌变法的性质、历史意义及失败原因
1、运动性质
1980年，陈凤鸣在《故宫博物院之刊》上发表故宫收藏的康有为戊戌条陈《杰士上书汇录》。次年，孔祥吉在《晋阳学刊》上发表了《康有为对〈戊戌奏稿〉的改纂及其原因》一文。陈文、孔文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由此展开了对戊戌变法性质的争论。目前学术界主要形成三种不同的观点。
1．改良主义运动说。这是一种传统说法，长期以来，戊戌维新一直被认作是一次改良主义性质的运动，认为戊戌变法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以自己的失败证明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偏低。范文澜、徐培华、汤志钧等持此说。
范文澜指出：“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虽然是含有进步性，但不属于革命的范畴。”
徐培华指出：“列宁对改良主义下了定义，他说‘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又说‘改良主义的变革，就是不破坏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只要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作一些让步’。这意义也适用于戊戌变法运动。那些参加戊戌变法的人物，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主张学习西方，提出了许多改革的建议和方案，几乎遍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但他们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皇帝身上，提出的各种变法措施都依靠清政府来推行，根本不想推翻封建统治，也不想彻底改变封建统治基础。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称戊戌变法是一次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
汤志钧认为：“戊戌变法运动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是从上而下进行改革的政治运动，他们的活动仅限于少数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得到了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的支持，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它只能是一个软弱的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在历史上起过作用，但它的性质即是改良主义的。他们的领导者很软弱，既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又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表现出他们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阶级本质。”“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怎能说具有进步意义呢？这要从当时历史条件来寻找答案。十九世纪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充当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言人只是从地主阶级转化出来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官僚。维新派之所以采取改良的形式，是由当时的历史情况和阶级力量决定的。这时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兴起，当革命形势尚未形成，革命要求尚未提出之前，进行这种改良的尝试，不能说它不代表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也不能因为它是改良运动而削弱了它的进步性质。”
2．政治改良运动说。经过80年代的大讨论，多数学者对把戊戌变法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传统观点表示异议，认为戊戌维新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应视作改良主义。不能把改革、改良和改良主义等同起来，不能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概念去硬套。戊戌变法不应称作改良主义，而应称作改革或改良。此说主要以金德群、叶林生、钟卓安为代表。
金德群认为：“戊戌变法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十九世纪末发动的一次爱国救亡的维新运动。说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尚可，说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则是不妥的。”“改良和改良主义不应等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决不能混淆，如同修正和修正主义一样，在使用上有严格的区别”。“改良和维新是同一政治含义，即改革旧法而行新政。改良主义是外来语，十九世纪末叶出现在欧洲，是指工人运动中一种敌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潮流，它以毫不触犯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基础的少许改良来代替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列宁对改良和改良主义的说法是有明显的政治界限的”。“可见，在一般的历史条件下，改良是经常的，进步的措施；如果在革命时机成熟时，还局限于改良范围，必然陷于改良主义，起了腐蚀和麻痹群众的反动作用。”“戊戌变法发生于十九世纪末，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还很不成熟，但它毕竟是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是革命者，是先进者，反映新的生产力的需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其意义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决不能将“在十九世纪末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社会变革——戊戌变法，也一概视作改良主义运动”。
叶林生指出：“资产阶级维新派所主张的变法是要改变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制度。康有为认为：中国‘积习既深，时势大异，非尽弃旧习，再立堂构，无以涤除旧弊，维新气象。若仅补苴罅漏，弥缝缺失，则千疮百孔，顾此失彼，连类并败，必至无功’。梁启超也认为：‘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洁之，愈洁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其着眼点正是整个制度的改革，断不能以‘改良主义’目之。”“戊戌变法运动也并不是为了维护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从变法的内容看，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奖励制造发明；裁减冗员、裁撤旧衙门，增设十二局，罢斥守旧的某些大臣、废除科举制；最后策划杀荣禄、兵围颐和园等等，都表现为尖锐的阶级斗争，正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同腐朽的封建势力的搏斗。同主张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也是有本质不同的”。“也许有人会说：维新运动并没有准备推翻清王朝，也没有想打倒清帝，所以，它还是要维护旧制度，难免有改良主义之嫌。其实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戊戌变法运动中，维新派所要维护的名义上虽然还叫清王朝，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性质发生了变化的资产阶级政权。因此，并不能凭表面现象来给维新运动‘定性’”。“说戊戌变法不是一场‘革命’，仅仅是指它不曾用暴力革命的‘手段’。从这里看，称它是政治改良、改革或维新运动都是可以的”。
钟卓安认为：维新派“要求变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为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进一步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事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用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求取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富强，因此尽管维新派的表现何等幼稚和带有明显的缺点、错误，但它仍然不是像洋务派那样的地主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也不是什么半斤八两的‘半地主、半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基本上或在主要方面上是资产阶级的一翼，是资产阶级改革派。由他们领导和推动的戊戌维新运动，当然也不是洋务运动在新形势下的翻版，而是具有鲜明爱国救亡性质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
3．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说。此说认为戊戌维新是一次失败了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夺权的尝试。此说，以陈庆华、钟珍维、张磊等为代表。
陈庆华认为：“戊戌变法是一次失败了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变法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也要求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用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民主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主要用和平手段，但也不排除使用暴力，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百日维新’是资产阶级暂时、部分地获得政权，不失为一次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尝试。说变法是改良主义的并不正确。”
钟珍维认为：“戊戌维新的目的是救亡图存，改革现状，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维新派根据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像西方那样，全面改革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所以他们的维新的指导思想是‘全变’。应该看到，君主立宪制与民主共和制，政体的形式有所不同，但国体的实质却是一样，都是资产阶级专政。戊戌维新的中心内容，是要向封建顽固派夺权，用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去代替封建的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扫清道路。因此，应该肯定，它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是一次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运动。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
张磊认为：“康梁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归根结蒂，维新运动所要解决的课题——独立、民主和富强——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不仅如此，康梁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是近代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的首次登台表演，具有堪称划时代的意义：比较系统地引进了西学，要求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提出了近代化的纲领，为后来的民主革命做了准备。对于中国社会摆脱中世纪的状态，无疑有着深远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维新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结束了它的准备阶段，揭开了它的正规阶段。”
总起来看，第一种观点现在学术界认同的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现对此问题归纳总结如下：
1、改良与改革二者完全是同义词。在英、法、德、俄及汉语等语言中，一般说来，社会的改良与改革是同义词，甚至是同一个词，而自然的改良则与改善是同义词。因此，从语言学来说，社会的改良与改革是同一个概念，它们的涵义是一样的。社会科学中所讲的“改良”与“改革”完全是同义语，二者没有什么区别。如果硬要人为地在它们之间划一道鸿沟，硬要说不能把戊戌变法一类历史事件称为“改良”，而只能称作“改革”，那样只能制造不必要的混乱。
“改革”和“改良”是同义词，而“改良”与“改良主义”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改良是相对于革命而言的。列宁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革命是一种最基本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的改造，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来改造旧事物，尽可能少加以破坏”也就是说，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暴烈的行动。而改良则是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对被统治者所做出的局部的、点滴的让步。“改良行动通常是缓慢地、审慎地、逐渐地前进”。斯大林也说：“由于从下面来的压力、群众的压力，资产阶级有时候可以实行某些局部的改良，而依然保存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他们在这样行动时，认为这些让步是为保存自己的阶级统治所必需的。改良的实质就在这里。革命则表示政权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因此，任何改良都不能叫做革命。”
2、改良主义则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的，具有特定的阶级实质和时代特征。改良主义是十九世纪后期，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和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思潮，是指工人运动中以不触犯资本主义制度基础少许改良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潮流，它的著名代表人物伯恩斯坦、考茨基等。正如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一文中所说：“社会主义成长了，在整个文明世界已经保住了生存的权利，它现在是为争取政权而斗争了；而资产阶级日益腐朽，看到自己必然要灭亡，于是就竭力用不彻底的虚伪的让步来延缓这种灭亡，以求在新的条件下能保持住自己的政权”。这时的资产阶级“不是用自由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是用改良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口号就是：“用改良来反对革命，用局部修缮行将灭亡的制度来反对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保持资产阶级的政权。”这个口号清楚地表明了改良主义的阶级实质。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工人运动中也不断出现改良主义这一修正主义的流派。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一文中说：在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实际上就是拒绝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来代替它”。改良主义者竭力用小恩小惠来分化和欺骗工人，使他们不去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他们象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施坦鼓吹“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一样，认为改良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二十世纪初期，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内的取消派，就是这样的改良主义派别。可见，我们决不能把任何条件下的任何的改良统统称之为改良主义。
正因为改良与改良主义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态度也就迥然不同。马克思主义主张革命，但并不笼统地反对改良。对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历来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维新运动并不是为了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而是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形式，即改良的手段，最终目的是实行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这显然不是改良主义的范畴，而是资产阶级的改革（改良）。
第三种观点认为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失败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其理由是，虽然维新派在手段、方式和途径上，采取了和平的、非暴力的主张，但他们在政治上要求兴民权、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在经济上提出“以商建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其终极目标无疑是用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代替落后的封建主义罐，所以从这种“本质”意义上讲，“变法”具有革命的性质。
戊戌维新运动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运动，而是一个具有多层次意义的历史事件。从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扫清障碍的角度而言，戊戌变法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改革）运动；从挽救民族危亡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说戊戌变法的性质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从思想启蒙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戊戌变法的性质是一次并且是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维新运动首先是作为爱国运动而彪炳于史册的。1895年，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联合全国各省进京会试的一千多名举人，向皇帝上书，请求“拒和、迁都、变法”，标志着维新运动高涨的起点。“公车上书”虽然没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大大地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广泛地传播了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的思想。维新派奔走呼号，救亡必须维新，维新为了救亡。他们反复申述亡国灭种的危机，痛斥地主阶级当权派的因循守旧、媚外卖国。他们把救亡图存作为i变法维新的前提和目的，从而动人心弦地论证了变法维新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如再徘徊迟疑，四万万中国人即将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连皇帝和群臣也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正是这个救亡的号召，使维新运动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高涨起来，并得到全国上下广泛的支持和同情。维新运动的每一步进展也都是和当时的民族危机紧密相联系的。在由德国强占胶州湾而掀起的瓜分狂潮刺激下，维新运动随即进入了最高潮——“百日维新”。
维新运动又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救亡是维新的前提和目的，维新则是救亡的内容和办法。为了团结维新志士，造就维新人才，推动维新事业，维新派开展了广泛的宣传、组织活动。建学会、设学堂、办报刊，鼓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搞得热火朝天。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不完全统计，1895年后的二三年间，各省设立的学会、学堂、报社就有51所，其中学会24所、学堂19所、报社8所。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则说，从1895年到1897年，仅报纸一项即从19种增加到70种。这些学会、学堂、报刊，一般都以向西方学习为宗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欧榘甲描述当时情况说，举国士民“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所谓“时务”，就是变法维新；所谓“西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从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物竞天择”、变化发展、独立自由、平等民权等观念被介绍进来，“恪守祖制”、专制皇权等观念遭到抨击，人们开始从封建文化思想的桎梏中得到解放，从而出现了一种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气氛。
维新运动还是一场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维新派的进步作用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也没有立即消失。谭嗣同的《仁学》后半部，被改名为《君祸》，由革命派刊行。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鼓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严复精心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所有这些，都具有反封建的启蒙意义，都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不在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客观进步作用”，更不在于以它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而在于它点燃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召唤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2、历史意义
戊戌变法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和领导的近代首次思想解放运动、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运动。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学，批判封建主义旧学，引导人们重新认识世界。他们痛感民族危机的严重，号召人们奋起救国，谋求祖国的独立富强。他们学习和借鉴了各国资本主义改革的历史经验，推动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政策和诏令，旨在建立由资产阶级参政的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戊戌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在维新变法期间，维新派通过办报刊、学会和学堂，大量地传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介绍西方的自由、平等学说，抨击封建专制制度，鼓吹“兴民权”、“开议院”、“君民共主”，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出现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智慧骤开，如万流橘沸，不可遏抑”的局面。这就为后来人们在新的条件下接受新的思想扫除一些困难和障碍，给予一定的启迪。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地位。李侃以为，就戊戌变法的直接结果来说，资产阶级维新派是失败者，但是，就新旧思想文化的较量而言，他们却是胜利者。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影响。
其次，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这场运动是19世纪末民族危机严重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表现。当时维新派揭露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阴谋，在朝野上下到处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他们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动员人们“与天争胜”，“自强保种”。他们提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概念，强调国家为国民所有，而非一人一姓的私产，从而使中华民族的觉醒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因此，有人认为戊戌维新就是中国从传统中华秩序向近代国民国家体制转变的最初尝试。
再次，为民族资本近代企业和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维新期间，清政府颁布了一些保护和鼓励民族企业发展的政策，激发了人们“实业救国”的热情，形成了民族企业发展的第一次投资高潮。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以后的民主革命运动增强了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此外，这场运动对于近代文化、教育和学术事业的发展，近代知识分子队伍的集结，以及社会习俗的变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对民主革命运动的展开提供了深刻教训。这场政治运动暴露了顽固派的反动本质，他们拒绝任何进步和改革。在他们的统治下，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根本行不通。要使国家复兴，必须推翻他们的罪恶统治。这促使更多的人抛弃对他们的幻想，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一些维新派后来变为革命派，不少康梁信徒以后成了革命党人，便是明证。
三、戊戌变法的性质、历史意义及失败原因
1、运动性质
1980年，陈凤鸣在《故宫博物院之刊》上发表故宫收藏的康有为戊戌条陈《杰士上书汇录》。次年，孔祥吉在《晋阳学刊》上发表了《康有为对〈戊戌奏稿〉的改纂及其原因》一文。陈文、孔文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由此展开了对戊戌变法性质的争论。目前学术界主要形成三种不同的观点。
1．改良主义运动说。这是一种传统说法，长期以来，戊戌维新一直被认作是一次改良主义性质的运动，认为戊戌变法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以自己的失败证明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偏低。范文澜、徐培华、汤志钧等持此说。
范文澜指出：“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虽然是含有进步性，但不属于革命的范畴。”
徐培华指出：“列宁对改良主义下了定义，他说‘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又说‘改良主义的变革，就是不破坏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只要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作一些让步’。这意义也适用于戊戌变法运动。那些参加戊戌变法的人物，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主张学习西方，提出了许多改革的建议和方案，几乎遍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但他们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皇帝身上，提出的各种变法措施都依靠清政府来推行，根本不想推翻封建统治，也不想彻底改变封建统治基础。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称戊戌变法是一次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
汤志钧认为：“戊戌变法运动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是从上而下进行改革的政治运动，他们的活动仅限于少数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得到了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的支持，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它只能是一个软弱的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在历史上起过作用，但它的性质即是改良主义的。他们的领导者很软弱，既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又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表现出他们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阶级本质。”“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怎能说具有进步意义呢？这要从当时历史条件来寻找答案。十九世纪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充当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言人只是从地主阶级转化出来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官僚。维新派之所以采取改良的形式，是由当时的历史情况和阶级力量决定的。这时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兴起，当革命形势尚未形成，革命要求尚未提出之前，进行这种改良的尝试，不能说它不代表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也不能因为它是改良运动而削弱了它的进步性质。”
2．政治改良运动说。经过80年代的大讨论，多数学者对把戊戌变法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传统观点表示异议，认为戊戌维新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应视作改良主义。不能把改革、改良和改良主义等同起来，不能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概念去硬套。戊戌变法不应称作改良主义，而应称作改革或改良。此说主要以金德群、叶林生、钟卓安为代表。
金德群认为：“戊戌变法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十九世纪末发动的一次爱国救亡的维新运动。说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尚可，说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则是不妥的。”“改良和改良主义不应等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决不能混淆，如同修正和修正主义一样，在使用上有严格的区别”。“改良和维新是同一政治含义，即改革旧法而行新政。改良主义是外来语，十九世纪末叶出现在欧洲，是指工人运动中一种敌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潮流，它以毫不触犯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基础的少许改良来代替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列宁对改良和改良主义的说法是有明显的政治界限的”。“可见，在一般的历史条件下，改良是经常的，进步的措施；如果在革命时机成熟时，还局限于改良范围，必然陷于改良主义，起了腐蚀和麻痹群众的反动作用。”“戊戌变法发生于十九世纪末，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还很不成熟，但它毕竟是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是革命者，是先进者，反映新的生产力的需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其意义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决不能将“在十九世纪末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社会变革——戊戌变法，也一概视作改良主义运动”。
叶林生指出：“资产阶级维新派所主张的变法是要改变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制度。康有为认为：中国‘积习既深，时势大异，非尽弃旧习，再立堂构，无以涤除旧弊，维新气象。若仅补苴罅漏，弥缝缺失，则千疮百孔，顾此失彼，连类并败，必至无功’。梁启超也认为：‘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洁之，愈洁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其着眼点正是整个制度的改革，断不能以‘改良主义’目之。”“戊戌变法运动也并不是为了维护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从变法的内容看，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奖励制造发明；裁减冗员、裁撤旧衙门，增设十二局，罢斥守旧的某些大臣、废除科举制；最后策划杀荣禄、兵围颐和园等等，都表现为尖锐的阶级斗争，正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同腐朽的封建势力的搏斗。同主张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也是有本质不同的”。“也许有人会说：维新运动并没有准备推翻清王朝，也没有想打倒清帝，所以，它还是要维护旧制度，难免有改良主义之嫌。其实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戊戌变法运动中，维新派所要维护的名义上虽然还叫清王朝，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性质发生了变化的资产阶级政权。因此，并不能凭表面现象来给维新运动‘定性’”。“说戊戌变法不是一场‘革命’，仅仅是指它不曾用暴力革命的‘手段’。从这里看，称它是政治改良、改革或维新运动都是可以的”。
钟卓安认为：维新派“要求变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为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进一步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事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用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求取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富强，因此尽管维新派的表现何等幼稚和带有明显的缺点、错误，但它仍然不是像洋务派那样的地主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也不是什么半斤八两的‘半地主、半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基本上或在主要方面上是资产阶级的一翼，是资产阶级改革派。由他们领导和推动的戊戌维新运动，当然也不是洋务运动在新形势下的翻版，而是具有鲜明爱国救亡性质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
3．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说。此说认为戊戌维新是一次失败了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夺权的尝试。此说，以陈庆华、钟珍维、张磊等为代表。
陈庆华认为：“戊戌变法是一次失败了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变法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也要求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用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民主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主要用和平手段，但也不排除使用暴力，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百日维新’是资产阶级暂时、部分地获得政权，不失为一次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尝试。说变法是改良主义的并不正确。”
钟珍维认为：“戊戌维新的目的是救亡图存，改革现状，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维新派根据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像西方那样，全面改革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所以他们的维新的指导思想是‘全变’。应该看到，君主立宪制与民主共和制，政体的形式有所不同，但国体的实质却是一样，都是资产阶级专政。戊戌维新的中心内容，是要向封建顽固派夺权，用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去代替封建的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扫清道路。因此，应该肯定，它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是一次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运动。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
张磊认为：“康梁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归根结蒂，维新运动所要解决的课题——独立、民主和富强——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不仅如此，康梁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是近代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的首次登台表演，具有堪称划时代的意义：比较系统地引进了西学，要求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提出了近代化的纲领，为后来的民主革命做了准备。对于中国社会摆脱中世纪的状态，无疑有着深远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维新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结束了它的准备阶段，揭开了它的正规阶段。”
总起来看，第一种观点现在学术界认同的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现对此问题归纳总结如下：
1、改良与改革二者完全是同义词。在英、法、德、俄及汉语等语言中，一般说来，社会的改良与改革是同义词，甚至是同一个词，而自然的改良则与改善是同义词。因此，从语言学来说，社会的改良与改革是同一个概念，它们的涵义是一样的。社会科学中所讲的“改良”与“改革”完全是同义语，二者没有什么区别。如果硬要人为地在它们之间划一道鸿沟，硬要说不能把戊戌变法一类历史事件称为“改良”，而只能称作“改革”，那样只能制造不必要的混乱。
“改革”和“改良”是同义词，而“改良”与“改良主义”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改良是相对于革命而言的。列宁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革命是一种最基本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的改造，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来改造旧事物，尽可能少加以破坏”也就是说，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暴烈的行动。而改良则是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对被统治者所做出的局部的、点滴的让步。“改良行动通常是缓慢地、审慎地、逐渐地前进”。斯大林也说：“由于从下面来的压力、群众的压力，资产阶级有时候可以实行某些局部的改良，而依然保存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他们在这样行动时，认为这些让步是为保存自己的阶级统治所必需的。改良的实质就在这里。革命则表示政权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因此，任何改良都不能叫做革命。”
2、改良主义则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的，具有特定的阶级实质和时代特征。改良主义是十九世纪后期，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和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思潮，是指工人运动中以不触犯资本主义制度基础少许改良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潮流，它的著名代表人物伯恩斯坦、考茨基等。正如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一文中所说：“社会主义成长了，在整个文明世界已经保住了生存的权利，它现在是为争取政权而斗争了；而资产阶级日益腐朽，看到自己必然要灭亡，于是就竭力用不彻底的虚伪的让步来延缓这种灭亡，以求在新的条件下能保持住自己的政权”。这时的资产阶级“不是用自由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是用改良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口号就是：“用改良来反对革命，用局部修缮行将灭亡的制度来反对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保持资产阶级的政权。”这个口号清楚地表明了改良主义的阶级实质。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工人运动中也不断出现改良主义这一修正主义的流派。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一文中说：在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实际上就是拒绝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来代替它”。改良主义者竭力用小恩小惠来分化和欺骗工人，使他们不去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他们象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施坦鼓吹“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一样，认为改良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二十世纪初期，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内的取消派，就是这样的改良主义派别。可见，我们决不能把任何条件下的任何的改良统统称之为改良主义。
正因为改良与改良主义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态度也就迥然不同。马克思主义主张革命，但并不笼统地反对改良。对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历来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维新运动并不是为了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而是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形式，即改良的手段，最终目的是实行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这显然不是改良主义的范畴，而是资产阶级的改革（改良）。
第三种观点认为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失败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其理由是，虽然维新派在手段、方式和途径上，采取了和平的、非暴力的主张，但他们在政治上要求兴民权、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在经济上提出“以商建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其终极目标无疑是用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代替落后的封建主义罐，所以从这种“本质”意义上讲，“变法”具有革命的性质。
戊戌维新运动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运动，而是一个具有多层次意义的历史事件。从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扫清障碍的角度而言，戊戌变法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改革）运动；从挽救民族危亡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说戊戌变法的性质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从思想启蒙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戊戌变法的性质是一次并且是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维新运动首先是作为爱国运动而彪炳于史册的。1895年，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联合全国各省进京会试的一千多名举人，向皇帝上书，请求“拒和、迁都、变法”，标志着维新运动高涨的起点。“公车上书”虽然没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大大地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广泛地传播了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的思想。维新派奔走呼号，救亡必须维新，维新为了救亡。他们反复申述亡国灭种的危机，痛斥地主阶级当权派的因循守旧、媚外卖国。他们把救亡图存作为i变法维新的前提和目的，从而动人心弦地论证了变法维新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如再徘徊迟疑，四万万中国人即将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连皇帝和群臣也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正是这个救亡的号召，使维新运动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高涨起来，并得到全国上下广泛的支持和同情。维新运动的每一步进展也都是和当时的民族危机紧密相联系的。在由德国强占胶州湾而掀起的瓜分狂潮刺激下，维新运动随即进入了最高潮——“百日维新”。
维新运动又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救亡是维新的前提和目的，维新则是救亡的内容和办法。为了团结维新志士，造就维新人才，推动维新事业，维新派开展了广泛的宣传、组织活动。建学会、设学堂、办报刊，鼓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搞得热火朝天。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不完全统计，1895年后的二三年间，各省设立的学会、学堂、报社就有51所，其中学会24所、学堂19所、报社8所。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则说，从1895年到1897年，仅报纸一项即从19种增加到70种。这些学会、学堂、报刊，一般都以向西方学习为宗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欧榘甲描述当时情况说，举国士民“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所谓“时务”，就是变法维新；所谓“西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从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物竞天择”、变化发展、独立自由、平等民权等观念被介绍进来，“恪守祖制”、专制皇权等观念遭到抨击，人们开始从封建文化思想的桎梏中得到解放，从而出现了一种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气氛。
维新运动还是一场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维新派的进步作用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也没有立即消失。谭嗣同的《仁学》后半部，被改名为《君祸》，由革命派刊行。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鼓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严复精心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所有这些，都具有反封建的启蒙意义，都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不在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客观进步作用”，更不在于以它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而在于它点燃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召唤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2、历史意义
戊戌变法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和领导的近代首次思想解放运动、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运动。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学，批判封建主义旧学，引导人们重新认识世界。他们痛感民族危机的严重，号召人们奋起救国，谋求祖国的独立富强。他们学习和借鉴了各国资本主义改革的历史经验，推动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政策和诏令，旨在建立由资产阶级参政的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戊戌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在维新变法期间，维新派通过办报刊、学会和学堂，大量地传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介绍西方的自由、平等学说，抨击封建专制制度，鼓吹“兴民权”、“开议院”、“君民共主”，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出现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智慧骤开，如万流橘沸，不可遏抑”的局面。这就为后来人们在新的条件下接受新的思想扫除一些困难和障碍，给予一定的启迪。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地位。李侃以为，就戊戌变法的直接结果来说，资产阶级维新派是失败者，但是，就新旧思想文化的较量而言，他们却是胜利者。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影响。
其次，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这场运动是19世纪末民族危机严重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表现。当时维新派揭露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阴谋，在朝野上下到处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他们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动员人们“与天争胜”，“自强保种”。他们提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概念，强调国家为国民所有，而非一人一姓的私产，从而使中华民族的觉醒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因此，有人认为戊戌维新就是中国从传统中华秩序向近代国民国家体制转变的最初尝试。
再次，为民族资本近代企业和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维新期间，清政府颁布了一些保护和鼓励民族企业发展的政策，激发了人们“实业救国”的热情，形成了民族企业发展的第一次投资高潮。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以后的民主革命运动增强了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此外，这场运动对于近代文化、教育和学术事业的发展，近代知识分子队伍的集结，以及社会习俗的变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对民主革命运动的展开提供了深刻教训。这场政治运动暴露了顽固派的反动本质，他们拒绝任何进步和改革。在他们的统治下，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根本行不通。要使国家复兴，必须推翻他们的罪恶统治。这促使更多的人抛弃对他们的幻想，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一些维新派后来变为革命派，不少康梁信徒以后成了革命党人，便是明证。